第68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11)
每天晨起，小平同志照例要散步片刻。他穿着拖鞋，在林阴大道漫步。他不用人搀扶，相反地，却常常手牵着外孙女，信步而走。清晨树林中吐出的清新空气，驱除着污浊，增添着芬芳。
9时许，小平同志和他的夫人卓琳，以及两个女儿和外孙、外孙女一起，登上面包车，向海滨驶去。
一下海，小平同志便从容地向海中游去。他头部露出水面，侧游着。墨绿的海洋，那样浩瀚，那样深沉，护卫着小平同志，簇拥着小平同志。有时，一个浪花接着一个浪花，借助风势，向他扑来。在他身旁看护的游泳好手们劝小平同志上岸。小平同志没顺从这好意的劝告，继续搏浪前进。“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同志《水调歌头》中的名句，概括了一切先行者、开拓者、革命者的生涯和情怀。要开创前无古人的伟业，要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怎么能没有风浪和雷电！政治生活和自然生活中的风浪，检验了和检验着每一个人。
已经入海游泳90多分钟了。大海拂弄着他的身躯，海浪吹打着他的肌肤。他没有疲倦。人们很难相信，他已近80岁了。
小平同志终于上岸了，他换好衣服，穿着他常穿的白色短袖衫，稳坐在藤椅上晒太阳，休息。有时，他和外孙、外孙女嬉戏。有时，他招呼着坐着轮椅的儿子朴方。有时他和女儿聊上几句。
小平同志话不多，从来不喜欢多话、口罗嗦。他的女儿描述她的父亲说：“我的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
在棒槌岛的休假生活，小平同志总是那样安详、平稳，话语不多。他总在思索。但当他酝酿成熟，深思熟虑而作出决策或决断之时，他发出的声音则是震撼大地的，他说出的话语是言简意赅的，他认准的方向是决不会改变的。
小平同志不喜好形式之类的东西。在棒槌岛，有关领导机关都来请他接见、讲话。小平同志都婉言谢绝，他的理由是：“我来休假，就是休假嘛！”
但他又是朴素、容易接近的。在离开棒槌岛之前，他欣然同意和这些天同他一起的工作人员分别照相留念。一位摄影记者在同他合影时身上挂着多架照相机，不愿取下来，小平同志幽默地说：“噢，这是为了向大家标明你的身份吗！”
棒槌岛的黄海击浪结束了。小平同志回到北京，继续思考着中国的大政方针。他的体力、精力、脑力，在出外休假、邀游大海之后，更加充沛了。
陪同金日成“看到了很好的宝贝”
1983年9月21日上午，金日成主席由邓小平、谭启龙同志陪同，冒着毛毛细雨来到成都市郊的双流县白家公社顾风大队第二生产队。邓小平同志对金日成同志说：“今天请你看看农村的沼气。”
这个生产队掩映在一片竹林丛中，迎候在村口的数百名男女老少，挥动着中朝两国国旗和花束，高呼：“欢迎！欢迎！欢迎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和邓小平同志等，首先来到队长曹德昌的家，这是一栋用红砖、水泥所砌造的2层小楼，共8间房，住房面积有200多平方米。全家7口人高高兴兴地把贵宾引进宽敞的厨房。金主席站在镶着瓷砖的锅台前，观看了使用沼气的炉灶、炉具，还弯下腰仔细查看沼气管子是如何通进来的。在沼气灯点亮以后，金主席说：“这个东西很好！”邓小平同志接着说：“这东西很简单，可解决了农村的大问题。光这个省，每年就可以节省煤炭600多万吨。”
听到这里，金日成同志转身把随行的平壤市党委责任书记徐允锡叫到面前，要他仔细看看，并说：“这个东西的确很简单。”
顾风大队第二生产队有27户社员，以往每年每户平均要烧煤1吨；现在全队建有沼气池52口，家家户户做饭都用上了沼气。
从曹德昌家出来，邓小平同志说：“再看看沼气池。”
他们来到社员周道根家楼后边的一口沼气池旁。当打开池盖时，谭启龙同志告诉金主席说：“这里边是人粪、猪粪和草，发酵以后就可以产生沼气。”
邓小平同志介绍说：“沼气能煮饭，还能发电。一家搞一个池子能煮饭照明，几家联起来就能发电。搞沼气还能改善环境卫生，提高肥效。”
金日成同志说：“这个很好。我们朝鲜有条件，有人粪、牛粪、还有草；我们也可以搞。”他还询问了沼气池的造价。
在拖拉机手贾崇林家楼下的仓室里，中朝两国领导同志看着新收的大堆稻谷，脸上都流露出喜悦的神情。这个生产队去年平均亩产粮食1274斤，今年的收成又胜过去年。
在离开这个位于成都市南郊的生产队时，金主席握着双流县委书记王知深的手，兴致很高地说：“看到了你们很好的宝贝。谢谢你们的经验。我们农村要好好推广。”王知深感谢金主席对社员们的鼓励。他说，我们也要学习朝鲜人民的好经验。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人忆鞠躬尽瘁耀中华（4）
王洪文的叫嚷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呈上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年，邓小平71岁。
这一举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心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的叫嚷：“十年后再看。”是年，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了中南海。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邓小平显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十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几个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继续一次灾难。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1975年，邓小平顶着“四人帮”的淫威，利用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之机，大力整顿领导班子，有意识地让一些政治上敢于坚持斗争、“不怕被打倒”“不信邪”，年龄比较年轻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军队干部队伍调整问题第一次谈到在军队中“设顾问”的问题。他说：“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在现在状况下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当然，此时讲的“顾问”与后来的顾问委员会不能等同，但从思路上不难发现二者的相承关系。8月3日，小平同志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又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领导班子问题要抓紧解决，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找一些能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的干部进领导班子，50岁的、40岁的，能有更年轻的就更好。显然，鉴于当时正得势的“四人帮”，邓小平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他在开始考虑一些政治上靠得住、年龄上又能拖得住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以与“四人帮”进行抗争。然而，这项工作刚刚开始不久，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而被迫保持沉默。
“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却始终没有忘记……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大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然而，王洪文“十年后再看”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举国上下的一片欢呼声中，邓小平看到：一方面，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大都年高体弱，精力不济，干部队伍呈老化趋势；另一方面，“四人帮”虽被粉碎，但林彪、“四人帮”派系的人也还存在相当势力，他们在窥视着，等待着有朝一日重新翻过来；反对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同时，随着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强、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鉴此种种，邓小平开始提出：老同志要退让，要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来接班；一些老同志老干部还心有余悸，担心这样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拔上来；等等。总之，接班人和让路的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落实起来，十分艰难。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讲话，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开指出了我国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和改革的问题，并强调这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历史已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天。刚从“文革”中挣脱出来的中华民族再也经不起折腾和徘徊了。在国内，迫切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便全党全国人民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四化”。在国际上，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国际友人对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继承性和稳定性议论纷纷，持一种怀疑态度。这对于我国争取国际合作搞“四化”是很不利的。历史要求作出正确的抉择。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意见：（1）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方针和路线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2）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势力还存在，有些受毒害的青年人至今不悔悟。1975年我出来主持工作，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十年后，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在座的老同志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林彪、“四人帮”派系的人上来接班，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灾难。（3）因此，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让路，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我们就些老同志就向党和人民交不了账。
老同志如何交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初步思路：有人说，青年人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我们还没有正式讨论，今天我先发个议论吧！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继三中全会以后，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五中全会主要解决组织路线。会上，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不进一步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现在确实还有一批帮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打砸抢的，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又一次提及王洪文那句“十年后再看”的话，向全党呼吁：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五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就交不了账了。叶剑英也指出：造就培养接班人，尤其是中央的接班人，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重要的紧迫的战争任务。
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阶层腾出台阶。应当说，这些举动在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总的来说，步子、动作还不够迅速和大胆，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和阻力。1980年8月18日，即将决定中央人事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作重要讲话。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再次针对一些老同志的担心和顾虑进行说服：“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1975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到二三十岁？”邓小平的讲话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
11月10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政治局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会议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是不适当的。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认为，从年轻化角度考虑，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不适宜，他推举了年轻的胡耀邦。鉴于军委主席暂无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年轻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1981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实现了平稳的交接。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存在一定阻力。邓小平为此继续奔走呼号。六中全会刚落下帷幕，邓小平想到让路接班的问题太迫切、太重要了，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会。他说，对我们这次六中全会，外国人反映说，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解决中央人事的大问题，称赞我们很顺利、很稳定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要来一次灾难。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他还不客气地批评：有相当部分老同志还没有解决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个问题。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的问题时把它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在此期间，对于提拔中青年干部，叶剑英、陈云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也积极呼吁。
特定的历史选择了史无前例的形式：顾问委员会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实践步履艰难。这除了一些老干部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外，也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如果老同志一下全丢手退下来，确有实际困难，年轻的干部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传帮带。这种特殊的历史现状就决定了：要在短时期内，彻底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面实行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制度，还难以达到，必须寻找一个过渡的办法。
实际上，自1980年新老干部交替的矛盾日显尖锐时，党中央和邓小平就开始思考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
1980年8月间，中央开始考虑设顾问委员会。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7月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提到设立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决定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诺罗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压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还说，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人交不了帐。如果再拖5年，怎么办？
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在会上说：“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为什么要这种过渡？邓小平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设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干部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过渡。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他还说：“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
8月6日，距党的十二大的召开还有24天，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修改后的新党章草案。胡耀邦在大会闭幕时透露，将有相当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体弱的老同志要退出来，转到中央顾问委员会，担负起支持帮助新中央委员会的重任。
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了25名常务委员。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在历史转折关头，为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以后，协助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之时就预计：全国范围内的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十年。从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十年。十年来，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顺利执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同时，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其使命已完成。鉴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央顾问委员会提出：“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十四大”高度评价了中顾委十年来所做出的功绩，并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
9时许，小平同志和他的夫人卓琳，以及两个女儿和外孙、外孙女一起，登上面包车，向海滨驶去。
一下海，小平同志便从容地向海中游去。他头部露出水面，侧游着。墨绿的海洋，那样浩瀚，那样深沉，护卫着小平同志，簇拥着小平同志。有时，一个浪花接着一个浪花，借助风势，向他扑来。在他身旁看护的游泳好手们劝小平同志上岸。小平同志没顺从这好意的劝告，继续搏浪前进。“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同志《水调歌头》中的名句，概括了一切先行者、开拓者、革命者的生涯和情怀。要开创前无古人的伟业，要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怎么能没有风浪和雷电！政治生活和自然生活中的风浪，检验了和检验着每一个人。
已经入海游泳90多分钟了。大海拂弄着他的身躯，海浪吹打着他的肌肤。他没有疲倦。人们很难相信，他已近80岁了。
小平同志终于上岸了，他换好衣服，穿着他常穿的白色短袖衫，稳坐在藤椅上晒太阳，休息。有时，他和外孙、外孙女嬉戏。有时，他招呼着坐着轮椅的儿子朴方。有时他和女儿聊上几句。
小平同志话不多，从来不喜欢多话、口罗嗦。他的女儿描述她的父亲说：“我的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
在棒槌岛的休假生活，小平同志总是那样安详、平稳，话语不多。他总在思索。但当他酝酿成熟，深思熟虑而作出决策或决断之时，他发出的声音则是震撼大地的，他说出的话语是言简意赅的，他认准的方向是决不会改变的。
小平同志不喜好形式之类的东西。在棒槌岛，有关领导机关都来请他接见、讲话。小平同志都婉言谢绝，他的理由是：“我来休假，就是休假嘛！”
但他又是朴素、容易接近的。在离开棒槌岛之前，他欣然同意和这些天同他一起的工作人员分别照相留念。一位摄影记者在同他合影时身上挂着多架照相机，不愿取下来，小平同志幽默地说：“噢，这是为了向大家标明你的身份吗！”
棒槌岛的黄海击浪结束了。小平同志回到北京，继续思考着中国的大政方针。他的体力、精力、脑力，在出外休假、邀游大海之后，更加充沛了。
陪同金日成“看到了很好的宝贝”
1983年9月21日上午，金日成主席由邓小平、谭启龙同志陪同，冒着毛毛细雨来到成都市郊的双流县白家公社顾风大队第二生产队。邓小平同志对金日成同志说：“今天请你看看农村的沼气。”
这个生产队掩映在一片竹林丛中，迎候在村口的数百名男女老少，挥动着中朝两国国旗和花束，高呼：“欢迎！欢迎！欢迎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和邓小平同志等，首先来到队长曹德昌的家，这是一栋用红砖、水泥所砌造的2层小楼，共8间房，住房面积有200多平方米。全家7口人高高兴兴地把贵宾引进宽敞的厨房。金主席站在镶着瓷砖的锅台前，观看了使用沼气的炉灶、炉具，还弯下腰仔细查看沼气管子是如何通进来的。在沼气灯点亮以后，金主席说：“这个东西很好！”邓小平同志接着说：“这东西很简单，可解决了农村的大问题。光这个省，每年就可以节省煤炭600多万吨。”
听到这里，金日成同志转身把随行的平壤市党委责任书记徐允锡叫到面前，要他仔细看看，并说：“这个东西的确很简单。”
顾风大队第二生产队有27户社员，以往每年每户平均要烧煤1吨；现在全队建有沼气池52口，家家户户做饭都用上了沼气。
从曹德昌家出来，邓小平同志说：“再看看沼气池。”
他们来到社员周道根家楼后边的一口沼气池旁。当打开池盖时，谭启龙同志告诉金主席说：“这里边是人粪、猪粪和草，发酵以后就可以产生沼气。”
邓小平同志介绍说：“沼气能煮饭，还能发电。一家搞一个池子能煮饭照明，几家联起来就能发电。搞沼气还能改善环境卫生，提高肥效。”
金日成同志说：“这个很好。我们朝鲜有条件，有人粪、牛粪、还有草；我们也可以搞。”他还询问了沼气池的造价。
在拖拉机手贾崇林家楼下的仓室里，中朝两国领导同志看着新收的大堆稻谷，脸上都流露出喜悦的神情。这个生产队去年平均亩产粮食1274斤，今年的收成又胜过去年。
在离开这个位于成都市南郊的生产队时，金主席握着双流县委书记王知深的手，兴致很高地说：“看到了你们很好的宝贝。谢谢你们的经验。我们农村要好好推广。”王知深感谢金主席对社员们的鼓励。他说，我们也要学习朝鲜人民的好经验。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人忆鞠躬尽瘁耀中华（4）
王洪文的叫嚷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呈上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年，邓小平71岁。
这一举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心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的叫嚷：“十年后再看。”是年，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了中南海。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邓小平显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十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几个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继续一次灾难。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1975年，邓小平顶着“四人帮”的淫威，利用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之机，大力整顿领导班子，有意识地让一些政治上敢于坚持斗争、“不怕被打倒”“不信邪”，年龄比较年轻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军队干部队伍调整问题第一次谈到在军队中“设顾问”的问题。他说：“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在现在状况下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当然，此时讲的“顾问”与后来的顾问委员会不能等同，但从思路上不难发现二者的相承关系。8月3日，小平同志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又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领导班子问题要抓紧解决，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找一些能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的干部进领导班子，50岁的、40岁的，能有更年轻的就更好。显然，鉴于当时正得势的“四人帮”，邓小平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他在开始考虑一些政治上靠得住、年龄上又能拖得住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以与“四人帮”进行抗争。然而，这项工作刚刚开始不久，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而被迫保持沉默。
“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却始终没有忘记……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大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然而，王洪文“十年后再看”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举国上下的一片欢呼声中，邓小平看到：一方面，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大都年高体弱，精力不济，干部队伍呈老化趋势；另一方面，“四人帮”虽被粉碎，但林彪、“四人帮”派系的人也还存在相当势力，他们在窥视着，等待着有朝一日重新翻过来；反对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同时，随着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强、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鉴此种种，邓小平开始提出：老同志要退让，要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来接班；一些老同志老干部还心有余悸，担心这样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拔上来；等等。总之，接班人和让路的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落实起来，十分艰难。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讲话，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开指出了我国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和改革的问题，并强调这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历史已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天。刚从“文革”中挣脱出来的中华民族再也经不起折腾和徘徊了。在国内，迫切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便全党全国人民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四化”。在国际上，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国际友人对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继承性和稳定性议论纷纷，持一种怀疑态度。这对于我国争取国际合作搞“四化”是很不利的。历史要求作出正确的抉择。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意见：（1）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方针和路线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2）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势力还存在，有些受毒害的青年人至今不悔悟。1975年我出来主持工作，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十年后，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在座的老同志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林彪、“四人帮”派系的人上来接班，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灾难。（3）因此，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让路，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我们就些老同志就向党和人民交不了账。
老同志如何交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初步思路：有人说，青年人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我们还没有正式讨论，今天我先发个议论吧！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继三中全会以后，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五中全会主要解决组织路线。会上，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不进一步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现在确实还有一批帮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打砸抢的，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又一次提及王洪文那句“十年后再看”的话，向全党呼吁：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五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就交不了账了。叶剑英也指出：造就培养接班人，尤其是中央的接班人，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重要的紧迫的战争任务。
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阶层腾出台阶。应当说，这些举动在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总的来说，步子、动作还不够迅速和大胆，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和阻力。1980年8月18日，即将决定中央人事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作重要讲话。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再次针对一些老同志的担心和顾虑进行说服：“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1975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到二三十岁？”邓小平的讲话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
11月10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政治局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会议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是不适当的。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认为，从年轻化角度考虑，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不适宜，他推举了年轻的胡耀邦。鉴于军委主席暂无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年轻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1981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实现了平稳的交接。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存在一定阻力。邓小平为此继续奔走呼号。六中全会刚落下帷幕，邓小平想到让路接班的问题太迫切、太重要了，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会。他说，对我们这次六中全会，外国人反映说，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解决中央人事的大问题，称赞我们很顺利、很稳定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要来一次灾难。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他还不客气地批评：有相当部分老同志还没有解决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个问题。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的问题时把它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在此期间，对于提拔中青年干部，叶剑英、陈云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也积极呼吁。
特定的历史选择了史无前例的形式：顾问委员会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实践步履艰难。这除了一些老干部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外，也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如果老同志一下全丢手退下来，确有实际困难，年轻的干部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传帮带。这种特殊的历史现状就决定了：要在短时期内，彻底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面实行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制度，还难以达到，必须寻找一个过渡的办法。
实际上，自1980年新老干部交替的矛盾日显尖锐时，党中央和邓小平就开始思考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
1980年8月间，中央开始考虑设顾问委员会。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7月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提到设立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决定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诺罗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压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还说，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人交不了帐。如果再拖5年，怎么办？
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在会上说：“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为什么要这种过渡？邓小平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设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干部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过渡。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他还说：“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
8月6日，距党的十二大的召开还有24天，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修改后的新党章草案。胡耀邦在大会闭幕时透露，将有相当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体弱的老同志要退出来，转到中央顾问委员会，担负起支持帮助新中央委员会的重任。
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了25名常务委员。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在历史转折关头，为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以后，协助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之时就预计：全国范围内的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十年。从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十年。十年来，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顺利执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同时，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其使命已完成。鉴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央顾问委员会提出：“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十四大”高度评价了中顾委十年来所做出的功绩，并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