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12)
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以后，散步习惯虽是坚持下来了，但由于工作繁忙，散步时间相对减少了。而且散步的时候，还在思考各种问题。他曾说过：“惟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的确，他干什么事情都一样专心致志，精神集中。他的桥牌活动是50年代在四川学的，后来就一直成为他的一个业余爱好。同时，他喜欢打台球，而且打得很出色，一次可以拿100多分的高分。有时，他操着富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近两年来，尽管工作繁多，但邓小平却还是精力旺盛。有时，他可以同四五岁的孙子同室相处，孩子的干扰，分散不了他的精神，仍然入神工作。
为保持健康，在工作人员和家人的催促下，邓小平于1979年7月中旬来到黄山休养。7月12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息，邓小平恢复了精力。他和大家一起踏上百步云梯，登上光明顶。
盛夏之际，黄山游客众多。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得知邓小平登黄山的消息后，都盼望能在此胜地见一见他。在登山过程中，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邓小平就连忙停到路边，招呼随行的同志说：“让一让，请他们先走。”但是，很多游客往往赶到他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交谈起来。
峰回路转，拾阶而上，邓小平一行，兴动勃勃地登上了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
闻名于古今中外的黄山，矗立在东海之滨。那奇特的山石，苍劲的青松，浩渺的云烟，浑然一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难怪古代旅行家徐霞客留下“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赞美诗；历经戎马生涯的陈毅元帅则书下“天下第一山”的匾额。
早晨7时半，邓小平自山脚下的观瀑楼出发，迎着朝阳，开始步行登山，行程山路60里。邓小平虽已75岁高龄，却走在前面开路。他的腿力很好，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后面……到慈光阁时，身着短袖衬衣的邓小平，红光满面，汗珠涔涔，但兴头更足。他稍息片刻，弯腰挽起裤管，接过手杖，精神抖擞地说：“走！”宏亮的声音，顿时增添了大家的力量。每登到比较险峻的地方，他就回头嘱咐大家要当心些。
中午时分，来到古香古色的半山寺。午饭小憩之后，邓小平复又踏上行程，沿路极目四望，兴味盎然……他老人家兴头越来越足，步履稳健，气息平稳。他们穿“一线天”，过“蓬莱三岛”，向玉屏峰进发。玉屏峰称作“黄山第一处”，用音乐家的语言来说，它是“黄山的主旋律”。忽见一棵寿逾千年的古松，破石而出，恰似在向客人们招手致意。这就是闻名的“迎客松”，哗哗的松涛声，似乎在用它热情的话语，欢迎客人。
当天晚上，邓小平宿住在玉屏楼。这里的建筑壮观，不少革命前辈游黄山后的诗作笔迹都留在此处。
这次黄山行，使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高兴：邓小平身体真是健康。而邓小平却想的是，他和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已经老了，必须尽快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一个令世界震惊的举动开始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7月底，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组织路线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他大声疾呼：“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他语重心长地说：“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同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要在老干部的帮助和带领下，在群众的监督下，让越来越多的年轻或者比较年轻的干部把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也是在同一个时期，陈云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邓小平完全赞成这个由陈云概括出来的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这个方针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都被明确地肯定下来。
党中央确定，新老交替采取集体交接班的方式。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经过深思熟虑，建议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于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机构，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要逐步年轻一些，增选比较年轻一点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主持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同志还提出，他们在五届三次人代会后不再兼任副总理。十一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并选举了书记处的其他成员。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几位年纪较轻的同志为副总理。这是党中央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替而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辞职。在酝酿新的人选时，尽管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全党公认的，但是他推荐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得到全会的批准。他的这种革命胸怀，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新老合作、新老交替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部委的机构改革，是中央为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又一个重大决策。这次改革，不仅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为缩减，而且使部、司（局）两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4至6岁，其中新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已分别占到部、司（局）两级新班子成员总数的16%和32%。
1982年9月13日下午，十二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举行它的第一次全会的第二次会议。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庄严朴素，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席台。2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就在讲台下铺着雪白桌布的长条桌前主持会议，同出席全会的347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280多位列席全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面对面地坐着。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说，这次全会同以往的中央全会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年龄比较轻的明显地增加了。人们看到那些三十八九岁、40多岁、50多岁，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同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驰聘疆场、为全民族的解放建立功勋、如今已满头银丝的老红军、老革命家肩并肩坐在一起，手挽手亲切交谈的情景时，一下子就意识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确实如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期望的那样，已经成为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一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领导同志同出席、列席全会的同志们就来到楼下洋溢着欢愉气氛的大厅里。全体十二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共1700多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多楼级的钢架上，等待着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合影留念，这是又一幅别开生面、激动人心的图景。在围成一个半圆形的钢架前，摆着约莫200来张靠背椅。十二大秘书处规定，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座位外，年龄在70岁以上的代表和候补代表都有座位，而70岁以下的，不论他担任什么领导职务，都是或者站立在钢架上，或者蹲在座椅前的地毯上。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候补书记乔石、郝建秀，国务委员黄华等，这些不到70岁的领导同志，都同其他代表一起，站在座椅的后面。而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则同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一起，盘腿席地而坐。
1982年金秋的下午，老一代领导人与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见面。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时刻。
那是下午4时半。39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怀着兴奋的心情依次步入大厅。中央领导人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和政治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书记处的全体领导同志，这一天全都到场了。这种隆重而亲切的“满堂红”的欢迎方式，使那些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们围了一圈，坐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后面。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一唱名，向中央领导同志简要地介绍这些新一辈接班人的情况。第一个被介绍的，是52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女副部长李淑铮，她是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当介绍她的情况时，她腼腆地原地站起身来。介绍到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胡耀邦插话说，他是邓小平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王兆国也同前面几位同志一样，原地站起来。陈云问他：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答：41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着王兆国亲切地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起红光。中央领导人仔细地端详着这位1966年从大学毕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顶着“造反派”的干扰捣乱，团结广大职工搞好生产，精通本行业务的年轻人，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名的同志都照办了。
中央领导人对后辈们的亲切感情，他们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解除了拘谨。他们在回到自己座位之前，走到每一位中央领导人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这39位同志中，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53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2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47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宁健，52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52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51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只有39岁。另一位年轻的同志是42岁的李慧芬，她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现为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所有这些领导人，都是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专业的实干家。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多少年来指引着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破浪前进的中国革命的舵手门，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年轻人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递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它表明，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决心亲手扶持和培养年轻一代共产党人，逐步担当起无数革命先烈几十年来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所开创的伟业的重担；年轻的同志决心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传帮带”下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宏伟纲领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将近一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
邓小平完成了一件毛泽东想完成却没有完成的任务。
没有军衔的“元帅”
天安门广场。中国国庆节。1984年。
这里，正在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式。这是中国人民自1959年国庆节以来25年间，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全世界都瞪起好奇的、兴奋的、疑惑的、渴望刺激的眼睛。
至少在中国，能够坐在电视机前的人都坐在电视机前了。如果统计一下，其人数肯定是空前的。因为眼下的中国，虽然每个家庭都在抱怨物价上涨，但是仿佛变戏法似的，电视机这种从前的高档奢侈品几乎一夜之间就走进了亿万人家。此前8个月，1984年春节前夕，并不富裕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曾发生所有规格、型号的彩色、黑白电视机销售一空的惊人新闻。
上午10点钟，实地坐在天安门前和通过屏幕仿佛坐在天安门前的人们一起骚动起来。阅兵式开始了。
一辆黑色敞逢“大红旗”轿车驶到金水桥头。北京军区司令员挺立在车上，敬了一个漂亮的军礼，响亮地报告――
军委主席：
庆祝建国35周年阅兵式，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军委主席邓小平以庄严的注目礼接受了他的报告。这位当之无愧的三军统帅没穿军装。他是一位没有军衔的元帅。
黑色“大红旗”敞篷检阅车平稳、庄严地驶上东长安街。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严整的受阅部队致意。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他的四川口音清晰、浑厚而洪亮。他在这最令人激动的场面中显示了恰如其分的平静。统帅的威严与长者的慈祥，阅兵首长应有的标准化动作与老资格政治家的固有风度，完美地统一在他的举止神态中。他使所有的天才演员都难以模仿。
情绪昂扬的受阅官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统帅，视线随着他缓缓移动……在同龄的中国革命家中间，他是最健壮的一位；在同等资历的领导者中间，他是最年轻的一位；在同辈的领袖人物中间，他是经历的历史阶段最丰富的一位――1976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新时期，给了他做出独特贡献的机会。现在，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他从草绿色队伍面前走过，像一座移动的青山，一座活的纪念碑。
他是一部活动的历史。
他正是以历史的冷静目光，检阅着这支庞大的军队。
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汇进了震撼人心的脚步声。分列式开始了！军事院校、步兵、海军、空降兵……受阅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
天安门检阅台上，邓小平的高级助手们也在凝神观望。同当日中国的大多数军人一样，将军们穿的还是旧式“涤凉”军装。这大概是世界阅兵史上少有的有趣现象。它毫不掩饰地表明，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正处在变革的新旧交替之中。
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也在观望。他的微笑是坦然而矜持的。作为这支军队一切重大行动的实际组织者，今天，即使在别人最激动的时刻，他的笑容中也蕴含着沉思。
昨天晚上，当天安门广场进行最后的装饰和清扫的时候，总参军务部接到军委办公厅电话：“杨副主席要看‘方案’，请立即送来。”
是阅兵的方案吗？不，是这支军队即将实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的方案。他一连看了几遍。虽然在此之前他已主持军委常务会研究过多次了。
今天的检阅，似乎包含着某种向历史告别的意味……
国庆阅兵一个月之后――11月1日，中央军委委员们，包括海、空军，第二炮兵和11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内，聚集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举行军委座谈会。邓小平主席同大家打过招呼，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然后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这份讲话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性文献，仅从风格和演讲艺术上来说，也是一篇精彩的感情丰富的散文。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80多岁的军委主席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
据此，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100万！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将军。他说：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形成了。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当然，这一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白什么。我国党和政府公开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军费，减轻人民负担，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为了保持一支更有效的抑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武装力量。这同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减军队100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这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将军们戴上了金星肩章
1988年9月14日上午，怀仁堂里灯火辉煌。主席台的中央悬挂着大型“八一”军徽。大厅里坐满着人民解放军师以上军官。中央军委在这里隆重举行授予解放军上将军官军衔仪式。
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位高级军官在主席台下第一排就座。他们是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长赵南起，副总参谋长徐信，军委纪委书记兼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林祥，军委纪委第二书记尤太忠，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政治委员李德生，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空军司令员王海。授衔仪式由杨尚昆主持。
10时，授衔仪式开始，军乐队高奏国歌。接着，杨尚昆宣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官军衔的命令。场内全体陆海空三军军官起立。
第一个从赵紫阳手中接受上将命令状的洪学智，身材魁梧，军容整齐。这位1929年参加革命、曾3次负伤、1955年就授过上将军衔的老将军，深感这次授衔意义重大，他激动地对记者说：“实行新的军衔制，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对军队建设的关怀。标志着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又迈出新的一步，为全军指战员展示了新的希望。”
第一个从杨尚昆手中接受上将命令状的刘华清，1958年毕业于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他虽然在人民军队度过了57个春秋，建国后担任过国防科委副主任、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要职，但他仍把这次授衔看作是革命生涯的新起点。他掂量着金色的肩章，恳切地说：“这是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也是党和人民的重托，我们要把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完成好。”
1955年获得中将军衔的张震把这次获得的崇高荣誉归功于无数牺牲的战友。他激动地告诉记者：“我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出发时共有8.5万人，到达陕北时仅剩下3000人，今天只有郭林祥同志和我，代表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接受这崇高的荣誉。这是我党、我军先驱们集体奋斗的结果。”他说：“这不足一两重的肩章重如千钧。全军在第一线工作的老红军只有十多位了。我决心在国防大学为培养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高级指挥人才作出自己的努力，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年富力强的总参谋长迟浩田，在和记者谈起接受上将军衔的感想时，引用了三国时著名军事家诸葛亮的一句话：“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入伍，参加过上百次战斗，先后5次负伤，9次立功受奖，曾荣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的新将领，激动地说，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军好传统、好作风，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他把自己当作上将行列中的一个新兵。他说，我今天被授予上将军衔出现在老同志和全国人民面前，要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为政清廉，严以律己，做人民的公仆，把力量用在提高部队战斗力上，保卫祖国、建设祖国。
从普通飞行员成长为空军司令员的王海上将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驾机打过仗的空军司令。他1946年入伍，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击落击伤9架敌机的战绩，获得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以后当过师长、副军长、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总司令员。他对记者说：自己成为空军惟一一位上将，这是党和人民对空军指战员的巨大信任和更高的要求。自己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搞好空军现代化建设。他说，目前空军装备还比较落后，官兵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他决心和空军全体官兵共同努力，把人民空军建设得更加强大。
在镁光灯的闪烁中，这些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的最高将领们身着崭新的87式军服，佩带金色的肩章、符号，在主席台前一字排开，向党和国家领导，向在场的部属们，致以庄严的军礼。
授衔仪式结束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身穿中山服，精神饱满地来到列队等候的上将们面前，热情和大家一一握手，并说：“我祝贺你们！”上将们向邓小平敬礼、致意。接着，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先念、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与上将们合影留念。
在此之前，全世界拥有正规军队的100多个主权国家中，只有两国军队没有军衔：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而到这天上午只剩下了一家。
几个月前，西方记者曾评论说，中国的将军戴上肩章“标志着中国军队正规化的新纪元”。实际上，这“纪元”在33年前就开始了。
为保持健康，在工作人员和家人的催促下，邓小平于1979年7月中旬来到黄山休养。7月12日上午经过一夜的休息，邓小平恢复了精力。他和大家一起踏上百步云梯，登上光明顶。
盛夏之际，黄山游客众多。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得知邓小平登黄山的消息后，都盼望能在此胜地见一见他。在登山过程中，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邓小平就连忙停到路边，招呼随行的同志说：“让一让，请他们先走。”但是，很多游客往往赶到他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交谈起来。
峰回路转，拾阶而上，邓小平一行，兴动勃勃地登上了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
闻名于古今中外的黄山，矗立在东海之滨。那奇特的山石，苍劲的青松，浩渺的云烟，浑然一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难怪古代旅行家徐霞客留下“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赞美诗；历经戎马生涯的陈毅元帅则书下“天下第一山”的匾额。
早晨7时半，邓小平自山脚下的观瀑楼出发，迎着朝阳，开始步行登山，行程山路60里。邓小平虽已75岁高龄，却走在前面开路。他的腿力很好，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后面……到慈光阁时，身着短袖衬衣的邓小平，红光满面，汗珠涔涔，但兴头更足。他稍息片刻，弯腰挽起裤管，接过手杖，精神抖擞地说：“走！”宏亮的声音，顿时增添了大家的力量。每登到比较险峻的地方，他就回头嘱咐大家要当心些。
中午时分，来到古香古色的半山寺。午饭小憩之后，邓小平复又踏上行程，沿路极目四望，兴味盎然……他老人家兴头越来越足，步履稳健，气息平稳。他们穿“一线天”，过“蓬莱三岛”，向玉屏峰进发。玉屏峰称作“黄山第一处”，用音乐家的语言来说，它是“黄山的主旋律”。忽见一棵寿逾千年的古松，破石而出，恰似在向客人们招手致意。这就是闻名的“迎客松”，哗哗的松涛声，似乎在用它热情的话语，欢迎客人。
当天晚上，邓小平宿住在玉屏楼。这里的建筑壮观，不少革命前辈游黄山后的诗作笔迹都留在此处。
这次黄山行，使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高兴：邓小平身体真是健康。而邓小平却想的是，他和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已经老了，必须尽快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一个令世界震惊的举动开始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7月底，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组织路线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他大声疾呼：“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他语重心长地说：“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同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要在老干部的帮助和带领下，在群众的监督下，让越来越多的年轻或者比较年轻的干部把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也是在同一个时期，陈云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邓小平完全赞成这个由陈云概括出来的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这个方针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都被明确地肯定下来。
党中央确定，新老交替采取集体交接班的方式。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经过深思熟虑，建议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于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机构，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要逐步年轻一些，增选比较年轻一点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主持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同志还提出，他们在五届三次人代会后不再兼任副总理。十一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并选举了书记处的其他成员。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几位年纪较轻的同志为副总理。这是党中央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替而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辞职。在酝酿新的人选时，尽管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全党公认的，但是他推荐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得到全会的批准。他的这种革命胸怀，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新老合作、新老交替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部委的机构改革，是中央为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又一个重大决策。这次改革，不仅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为缩减，而且使部、司（局）两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4至6岁，其中新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已分别占到部、司（局）两级新班子成员总数的16%和32%。
1982年9月13日下午，十二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举行它的第一次全会的第二次会议。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庄严朴素，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席台。2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就在讲台下铺着雪白桌布的长条桌前主持会议，同出席全会的347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280多位列席全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面对面地坐着。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说，这次全会同以往的中央全会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年龄比较轻的明显地增加了。人们看到那些三十八九岁、40多岁、50多岁，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同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驰聘疆场、为全民族的解放建立功勋、如今已满头银丝的老红军、老革命家肩并肩坐在一起，手挽手亲切交谈的情景时，一下子就意识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确实如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期望的那样，已经成为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一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领导同志同出席、列席全会的同志们就来到楼下洋溢着欢愉气氛的大厅里。全体十二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共1700多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多楼级的钢架上，等待着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合影留念，这是又一幅别开生面、激动人心的图景。在围成一个半圆形的钢架前，摆着约莫200来张靠背椅。十二大秘书处规定，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座位外，年龄在70岁以上的代表和候补代表都有座位，而70岁以下的，不论他担任什么领导职务，都是或者站立在钢架上，或者蹲在座椅前的地毯上。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候补书记乔石、郝建秀，国务委员黄华等，这些不到70岁的领导同志，都同其他代表一起，站在座椅的后面。而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则同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一起，盘腿席地而坐。
1982年金秋的下午，老一代领导人与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见面。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时刻。
那是下午4时半。39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怀着兴奋的心情依次步入大厅。中央领导人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和政治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书记处的全体领导同志，这一天全都到场了。这种隆重而亲切的“满堂红”的欢迎方式，使那些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们围了一圈，坐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后面。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一唱名，向中央领导同志简要地介绍这些新一辈接班人的情况。第一个被介绍的，是52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女副部长李淑铮，她是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当介绍她的情况时，她腼腆地原地站起身来。介绍到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胡耀邦插话说，他是邓小平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王兆国也同前面几位同志一样，原地站起来。陈云问他：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答：41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着王兆国亲切地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起红光。中央领导人仔细地端详着这位1966年从大学毕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顶着“造反派”的干扰捣乱，团结广大职工搞好生产，精通本行业务的年轻人，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名的同志都照办了。
中央领导人对后辈们的亲切感情，他们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解除了拘谨。他们在回到自己座位之前，走到每一位中央领导人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这39位同志中，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53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2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47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宁健，52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52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51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只有39岁。另一位年轻的同志是42岁的李慧芬，她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现为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所有这些领导人，都是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专业的实干家。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多少年来指引着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破浪前进的中国革命的舵手门，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年轻人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递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它表明，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决心亲手扶持和培养年轻一代共产党人，逐步担当起无数革命先烈几十年来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所开创的伟业的重担；年轻的同志决心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传帮带”下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宏伟纲领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将近一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
邓小平完成了一件毛泽东想完成却没有完成的任务。
没有军衔的“元帅”
天安门广场。中国国庆节。1984年。
这里，正在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式。这是中国人民自1959年国庆节以来25年间，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全世界都瞪起好奇的、兴奋的、疑惑的、渴望刺激的眼睛。
至少在中国，能够坐在电视机前的人都坐在电视机前了。如果统计一下，其人数肯定是空前的。因为眼下的中国，虽然每个家庭都在抱怨物价上涨，但是仿佛变戏法似的，电视机这种从前的高档奢侈品几乎一夜之间就走进了亿万人家。此前8个月，1984年春节前夕，并不富裕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曾发生所有规格、型号的彩色、黑白电视机销售一空的惊人新闻。
上午10点钟，实地坐在天安门前和通过屏幕仿佛坐在天安门前的人们一起骚动起来。阅兵式开始了。
一辆黑色敞逢“大红旗”轿车驶到金水桥头。北京军区司令员挺立在车上，敬了一个漂亮的军礼，响亮地报告――
军委主席：
庆祝建国35周年阅兵式，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军委主席邓小平以庄严的注目礼接受了他的报告。这位当之无愧的三军统帅没穿军装。他是一位没有军衔的元帅。
黑色“大红旗”敞篷检阅车平稳、庄严地驶上东长安街。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严整的受阅部队致意。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他的四川口音清晰、浑厚而洪亮。他在这最令人激动的场面中显示了恰如其分的平静。统帅的威严与长者的慈祥，阅兵首长应有的标准化动作与老资格政治家的固有风度，完美地统一在他的举止神态中。他使所有的天才演员都难以模仿。
情绪昂扬的受阅官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统帅，视线随着他缓缓移动……在同龄的中国革命家中间，他是最健壮的一位；在同等资历的领导者中间，他是最年轻的一位；在同辈的领袖人物中间，他是经历的历史阶段最丰富的一位――1976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新时期，给了他做出独特贡献的机会。现在，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他从草绿色队伍面前走过，像一座移动的青山，一座活的纪念碑。
他是一部活动的历史。
他正是以历史的冷静目光，检阅着这支庞大的军队。
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汇进了震撼人心的脚步声。分列式开始了！军事院校、步兵、海军、空降兵……受阅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
天安门检阅台上，邓小平的高级助手们也在凝神观望。同当日中国的大多数军人一样，将军们穿的还是旧式“涤凉”军装。这大概是世界阅兵史上少有的有趣现象。它毫不掩饰地表明，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正处在变革的新旧交替之中。
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也在观望。他的微笑是坦然而矜持的。作为这支军队一切重大行动的实际组织者，今天，即使在别人最激动的时刻，他的笑容中也蕴含着沉思。
昨天晚上，当天安门广场进行最后的装饰和清扫的时候，总参军务部接到军委办公厅电话：“杨副主席要看‘方案’，请立即送来。”
是阅兵的方案吗？不，是这支军队即将实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的方案。他一连看了几遍。虽然在此之前他已主持军委常务会研究过多次了。
今天的检阅，似乎包含着某种向历史告别的意味……
国庆阅兵一个月之后――11月1日，中央军委委员们，包括海、空军，第二炮兵和11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内，聚集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举行军委座谈会。邓小平主席同大家打过招呼，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然后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这份讲话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性文献，仅从风格和演讲艺术上来说，也是一篇精彩的感情丰富的散文。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80多岁的军委主席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
据此，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100万！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将军。他说：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形成了。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当然，这一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白什么。我国党和政府公开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军费，减轻人民负担，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为了保持一支更有效的抑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武装力量。这同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减军队100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这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将军们戴上了金星肩章
1988年9月14日上午，怀仁堂里灯火辉煌。主席台的中央悬挂着大型“八一”军徽。大厅里坐满着人民解放军师以上军官。中央军委在这里隆重举行授予解放军上将军官军衔仪式。
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位高级军官在主席台下第一排就座。他们是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长赵南起，副总参谋长徐信，军委纪委书记兼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林祥，军委纪委第二书记尤太忠，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政治委员李德生，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空军司令员王海。授衔仪式由杨尚昆主持。
10时，授衔仪式开始，军乐队高奏国歌。接着，杨尚昆宣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官军衔的命令。场内全体陆海空三军军官起立。
第一个从赵紫阳手中接受上将命令状的洪学智，身材魁梧，军容整齐。这位1929年参加革命、曾3次负伤、1955年就授过上将军衔的老将军，深感这次授衔意义重大，他激动地对记者说：“实行新的军衔制，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对军队建设的关怀。标志着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又迈出新的一步，为全军指战员展示了新的希望。”
第一个从杨尚昆手中接受上将命令状的刘华清，1958年毕业于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他虽然在人民军队度过了57个春秋，建国后担任过国防科委副主任、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要职，但他仍把这次授衔看作是革命生涯的新起点。他掂量着金色的肩章，恳切地说：“这是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也是党和人民的重托，我们要把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完成好。”
1955年获得中将军衔的张震把这次获得的崇高荣誉归功于无数牺牲的战友。他激动地告诉记者：“我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出发时共有8.5万人，到达陕北时仅剩下3000人，今天只有郭林祥同志和我，代表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接受这崇高的荣誉。这是我党、我军先驱们集体奋斗的结果。”他说：“这不足一两重的肩章重如千钧。全军在第一线工作的老红军只有十多位了。我决心在国防大学为培养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高级指挥人才作出自己的努力，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年富力强的总参谋长迟浩田，在和记者谈起接受上将军衔的感想时，引用了三国时著名军事家诸葛亮的一句话：“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入伍，参加过上百次战斗，先后5次负伤，9次立功受奖，曾荣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的新将领，激动地说，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军好传统、好作风，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他把自己当作上将行列中的一个新兵。他说，我今天被授予上将军衔出现在老同志和全国人民面前，要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为政清廉，严以律己，做人民的公仆，把力量用在提高部队战斗力上，保卫祖国、建设祖国。
从普通飞行员成长为空军司令员的王海上将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驾机打过仗的空军司令。他1946年入伍，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击落击伤9架敌机的战绩，获得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以后当过师长、副军长、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总司令员。他对记者说：自己成为空军惟一一位上将，这是党和人民对空军指战员的巨大信任和更高的要求。自己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搞好空军现代化建设。他说，目前空军装备还比较落后，官兵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他决心和空军全体官兵共同努力，把人民空军建设得更加强大。
在镁光灯的闪烁中，这些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的最高将领们身着崭新的87式军服，佩带金色的肩章、符号，在主席台前一字排开，向党和国家领导，向在场的部属们，致以庄严的军礼。
授衔仪式结束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身穿中山服，精神饱满地来到列队等候的上将们面前，热情和大家一一握手，并说：“我祝贺你们！”上将们向邓小平敬礼、致意。接着，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先念、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与上将们合影留念。
在此之前，全世界拥有正规军队的100多个主权国家中，只有两国军队没有军衔：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而到这天上午只剩下了一家。
几个月前，西方记者曾评论说，中国的将军戴上肩章“标志着中国军队正规化的新纪元”。实际上，这“纪元”在33年前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