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13)
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包括军官军衔制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同年9月27日，也是在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到1965年，共授予将官以上军衔1613名。
新中国没有大元帅，却有一副大元帅肩章――它陈列在天津南开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522厂的样品陈列室。30多年来，或许一直是一个“秘密”。
这副肩章是给毛泽东制作的。金黄色的版面。正红色边。版面上端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端绣银白色五角星徽，星徽外围绣银白色松枝。
这副肩章长14厘米，宽5.8厘米，边线宽0.25厘米，版面花纹宽为5厘米，国徽长4厘米，宽3.5厘米，是人工绣制的，星徽用金线，松枝用银丝。据说，当时全国人大决定授予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可是他拒不同意，于是这副肩章就摆在这里陈列了。
1965年，实行不到十年的军衔制度被取消。因为有人说，戴上肩章，劳动的时候很不方便；而实际上是将军衔与“资产阶级建军原则”等同了起来。当时没有人解释何以一支国家武装力量要以“劳动需要”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兴废，更没有人说明现代战争规律是否因阶级而异。
1965年5月22日，那场大动乱爆发的前一年，《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获“全票通过”。
一个“纪元”被一只有力的手掌切断，然而，历史自有它自己的惩罚方式。
九年前，当中越边境发生那场“有限局部战争”时，在急行军的路上，成百上千台坦克车、运输车、炮车挤成一团，即使是军区军务部长亲自指挥疏导也无济于事。因为人人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谁也不认识你的军阶，不承认你的权威。
据说北京的老帅们也通过录像看到了这一情景。在中国，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战争，更懂得军队制度建设对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了。
1980年3月12日，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要搞军衔制。
为此，我军统率机关在八年内召开了有4万人次参加的上千次座谈会；《军官军衔条例》先后修改20余稿。
1988年7月1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以122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制度也在与国际性的军事制度认同。
“严打”就是专政
1983年7月19日，盛夏时节，小平同志在北戴河找刘复之谈了一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问题。他分析了什么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以下简称“严打”），为什么要“严打”这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他精辟指出：“‘严打’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同过去一样，给刘复之留下难忘的印象：他思维敏捷，洞察及微，言语明晰，记忆力强。
小平同志对这次“严打”的战略决策，结束了几年来打击刑事犯罪徘徊不前的局面。从1983年8月起，全国开展了持续三年、分三个战役的统一行动，集中打击。这一场“严打”斗争，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步调一致，行动迅速，当年八九两个月，全国各大中城市就依法收容审查、拘留、劳动教养和逮捕了一大批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并给予了各种应得的法律制裁。“严打”的效果非常显著，治安形势迅速改观。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同他1982年提出依法从重从严打击经济犯罪一样，贯串着“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两手抓”的指导思想，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大的一部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大好形势下，社会治安不好，成为公安司法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1980年至1982年，在党中央领导下，依照《刑法》《刑法诉讼法》，连续开展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但由于对刑事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完全一致，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思想不够统一，对刑事犯罪分子心慈手软，打打停停，摇摇摆摆，零打碎敲，软弱无力，从而出现了“坏人不怕法，好人怕坏人”的不正常状况，导致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狂。
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及时作出开展“严打”战役的决策，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直截了当地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1983年4月，刘复之从司法部调回公安部。在这前后几个月间，连续发生了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公安部党组研究了治安形势，7月16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提出了我们认为急待解决的一些紧迫问题。17日我到了北戴河，第二天向王瑞林同志询问小平同志看到报告没有，有什么指示？出乎意料，他告诉刘复之：“小平同志正要找你，有意见同你谈哩。”
7月19日上午9时，刘复之遵约到了小平同志住处，彭真同志和张洁清同志也来了。小平同志手里拿着他们写的报告，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报告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小平同志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小平同志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搞得不痛不痒的不行，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他提出：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二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他进一步指出：“严就能治住”，我们不叫搞运动，是不搞整人的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还必须发动群众，只是不叫运动的运动。他要求对刑事犯罪分子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对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人贩子、老鸨儿等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小平同志强调：“不能让犯罪的人无所畏惧”，“这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彭真同志对小平同志提出开展“严打”战役的决策，非常赞成。他认为这个决策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从这以后，公安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从1983年8月至1987年初，持续进行了三个战役的“严打”。这次“严打”战役，意义极为深远，就其指导思想、气势、规模和效果来说，是继1950年到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1983年7月20日，公安部立即在北戴河召集部分省市的公安和政法领导干部开会。刘复之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和彭真同志的指示，组织学习和研究作战方案。经党中央批准，8月2日，陈丕显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经过大会充分讨论，大家一致拥护小平的指示，决心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接着，8月25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从8月到年底实施了第一战役的第一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中城市，或先或后地陆续统一行动、集中打击。这一次打击是很有力量的，犹如撒下了天罗地网，犯罪分子纷纷就擒。在此期间，群众检举近150万件，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万多名，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
在小平同志的正确思想指导下开展的“严打”战役，意志统一，目标明确，进展顺利，发展健康，成效极为显著。经过这一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震下去了，各种公共场所秩序好转了，妇女上夜班不要家人护送了，保障了生产安全，维护了社会安定。“严打”行动，大得人心，大快人心。
小平同志对“严打”战役的决策，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典范。正确的思想产生正确的决策，在正确决策指导下的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严打”战役给广大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严打”的巨大效应，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84年继续开展第一战役第二仗，并转入第二战役，案件继续下降，人民群众获得广泛的安全感。但1985年转入第三战役以后，对于是否坚持“严打”战役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有的说打击面宽了，个别地方一度出现过“复查风”，少数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翻案，以至刚刚纠正过来的软弱涣散倾向又有重新抬头的苗头，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安。1985年春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陈丕显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虽然出现这样的小反复，或轻或重地影响了点工作，但由于继续坚持了“严打”战役，1985年刑事案件数仍然保持了较低的水平，社会治安明显的好转，流氓团伙的骚扰破坏继续大幅度减少，反革命案件逐步减少，治安案件也相应有所减少。1986年，因为“严打”声势逐渐减弱，特别是各种配套的综合治理工作结合得不够有力，盗窃大案成倍增加，在总案件中占80%左右。对此，群众意见很多。但大多数地方治安秩序较好，群众仍然有安全感。
“严打”斗争和刑事犯罪活动出现波动，并不奇怪。犯罪现象是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之一，也是社会各种消极现象的综合反映。从主观上来看，一个好的方针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不能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是犯罪反复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8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了话。他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就是要从具体案件抓起。”“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很熟练，更会对付公安司法机关了。对这样的罪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迷信职业活动和反动会道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加重判处？”他说：“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总要依法杀一些人。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小平同志再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党纪国法都是法。只有一手不行。四个坚持为什么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
三年“严打”战役的实践充分证明，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一环。没有大局的稳定，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严打”战役的巨大效果，从一个方面说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非常重要，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要环节。人民民主专政同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其他三项同样重要。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大陆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产生犯罪的根源。因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提高警惕。必须毫不动摇地理直气壮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毫不懈怠地长期坚持做好各项工作，维护社会安定，保卫国家长治久安。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打击敌对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经济犯罪分子和处置突发事件等各项工作，很重视反腐败斗争，领导坚强有力，公安司法工作的形势很好。
在工作中，如何贯彻运用小平同志关于“严打”的指导思想？我有如下一些体会：
首先，要毫不含糊地坚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只要还有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存在，还有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分子存在，就不能放松打击犯罪的斗争，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打击。
其次，持久地深入地开展和加强法制教育，加强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强化管理和制度建设等多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使这些工作同“严打”密切结合起来。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综合治理，一个街道，一个厂矿，一个学校，一个村庄，认真逐个抓落实，使群众性的工作同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密切配合。
再次，建设强有力的公安司法队伍，必须有一支具有快速反应能力，能迅速侦破大案和恶性案件，有效地处理、解决各种治安问题的队伍。公安司法队伍要具有很高的政治、业务和法律素质。这方面，小平同志有过许多重要指示。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设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很高、装备完善、有战斗力的公安司法队伍，是十分必要的。
全国解放以后，小平同志在党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间，多次主持讨论公安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公安保卫和整个政法工作有过大量的指示。对我个人来说，1983年7月这次谈话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我把这次谈话和随后的实践，看作自己一生受到的最生动最深刻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
《双猫图》的来历
邓小平家中挂有一幅《双猫图》。图中，一只猫毛色雪白，茸毛轻柔；另一只猫毛色乌黑，黑里透亮。两只猫一前一后，缓缓前进。那毛茸茸的身体，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惹人喜爱。《双猫图》的上方，是几行遒劲苍老的题辞：“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落款处，端端正正地写道：
“小平同志雅正海石老人”。
陈莲涛时年83，这位自号“海石”的老画家，就是被人誉为“江南猫王”的陈莲涛。为了仔细观察猫的形态活动，陈莲涛四处搜寻，养了十几只品种各异的猫：有金丝猫、梅花踏雪猫，有雪地拖枪、金顶挂印、金床银被猫，有波斯般鸳鸯眼白猫、英国的狮子猫……家里简直成了猫的世界。
陈莲涛几乎终日与猫为伴，时时捕捉猫的跳跃、嬉戏的动作，就是连细节也不放过：如猫的前脚有六掌五爪，后脚有四掌四爪；猫的眼睛有圆形，有三角形，也有凤眼形的。这样，他胸中有猫，在创作时便可随心所欲，淋漓尽致地刻画出猫的各种神态。难怪别人说，陈莲涛笔下的猫形神兼备，大有呼之欲出之势。
解放以后，陈莲涛的作品在全国美展中多次展出，特别是他的猫，那眼睛似嗔、似媚、似怨、似诉，神态各异，惹人喜爱。陈毅、荣毅仁、梅兰芳、姜妙香都很欣赏他的猫画，并收藏了他的作品。
1984年，邓小平得知“江南猫王”仍健在，便托人捎信给陈莲涛向他致意。陈莲涛得知邓小平在百忙中还记着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画师，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精心构思，一丝不苟，画了一幅《双猫图》，托人敬献给邓小平。邓小平的女儿也是画家，看到《双猫图》后爱不释手，向父亲要这幅画，父亲当然不给。于是她托人请陈老再画一幅。陈莲涛欣然命笔，画了一只活灵活现，可意媚人的小花猫赠给她。
会见爱泼斯坦一家
爱泼斯坦――这位人们熟悉的、几乎与斯诺同时代的老新闻工作者，1985年4月20日在北京欢度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七十寿辰。
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但两岁就随父母迁居中国天津，15岁开始新闻工作的生涯。他在中国整整工作了半个世纪。为祝贺他七十寿辰和在华工作半个世纪，宋庆龄基金会、外国专家局、文化部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招待会。
尤其使爱泼斯坦激动的是，招待会之前，邓小平、邓颖超、习仲勋、胡乔木、邓力群、乔石、姬鹏飞、许德珩、朱学范、黄华、康克清、周培源等领导同志在福建厅亲切会见了他一家三代人。爱泼斯坦的一生把国际主义与热爱中国密切结合起来，他常说：“中国就是我的家！”他加入了中国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下午五点，福建厅喜气洋洋。第一位到的是康克清大姐，她带了一束鲜花，对爱泼斯坦同志说：“热烈祝贺您70大寿！这是我家里自己种的紫丁香，特意采来送您的，愿您像百花盛开，祝您健康长寿！”
不一会，邓小平、邓颖超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陆续步入福建厅，他们都热烈地向爱泼斯坦表示祝贺。
爱泼斯坦坐在邓小平同志旁边，一边还有邓大姐及其他领导同志。他们在一起亲切交谈着。
邓小平对爱泼斯坦说：“你都70啦！”
爱泼斯坦风趣地说：“我还小呢！”接着他问候小平同志：“你近来身体都好吗？”
邓小平说：“还好！没什么大毛病。”
爱泼斯坦最近随同一批40年代来过中国的美国老朋友、老记者重游了延安、重庆等地，刚刚返回北京，所以他对小平同志提及了此事：“这次我和美国老朋友跑了许多地方参观访问。我们看到不少变化，感到欣慰。”
邓小平说：“您在中国工作都有52年了？”
爱泼斯坦答：“是啊！我两岁就随父母来到中国，15岁开始到报社工作。”
邓小平说：“您在中国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呀！”他停了一下又问：“您出生在波兰？”
爱泼斯坦说：“我是出生在波兰，但很小就离开了。1916年去日本，1917年才到中国。”邓小平说：“我也去过华沙，那是1925年从法国回来时经过华沙的。”
爱泼斯坦深情地环视一下高朋满座的大厅，不禁动情地对小平同志说：“今天大家都来祝贺我，我非常感谢中国同志们！”
邓小平接过话说：“祝贺是应该的，您52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工作，确实不容易。”
爱泼斯坦说：“我工作得很不够。”
邓小平说：“说不够，就难讲了。”
这时，邓颖超大姐回想起一段往昔的珍贵友情，她对大家说：“我和爱泼斯坦同志是老朋友了。我们最早是在1937年在天津认识的，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我逃到天津要买船票，经过斯诺的介绍认识了他。在他们帮助下，我才逃出天津去西安办事处。”邓大姐转过脸对爱泼斯坦说：“都50年了，可您还没怎么变，只是头发白了。”
邓大姐关切地询问爱泼斯坦的家庭情况。她很怀念爱泼斯坦的夫人邱莱莉。这位英国妇女与爱泼斯坦患难与共，密切合作，一起为中国革命和世界进步事业而奋斗，可惜邱莱莉同志已在半年前不幸病逝。
邓小姐问爱泼斯坦：“你们有孩子吗？”
爱泼斯坦指着后排说：“有，今天他们也来了。”
邓大姐说：“快叫他们过来见见面！”
这时爱泼斯坦的女儿、儿子走了过来。这是爱泼斯坦夫妇多年抚育的两个中国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建立了小家庭，所以今天来的有女儿、女婿、儿子、儿媳，还有爱泼斯坦最疼爱的外孙小宁宁。
爱泼斯坦向小宁宁招手说：“宁宁，快过来向邓爷爷、邓奶奶问好！”
这时，天真活泼的小宁宁跑到邓小平跟前，甜甜地喊了声：“邓爷爷好！”他搂着邓爷爷的脖子，让邓爷爷亲了亲他的小脸蛋。然后，小宁宁又跑到邓颖超跟前说：“邓奶奶好！”他也和邓奶奶亲了亲。这聪明的孩子纯洁的举止，感染了在坐的老爷爷、老奶奶们，大家都发出开怀的欢笑。
此时，孩子成了中心话题。孩子们代表着未来，今天的话题也许使爱泼斯坦想起他多年来在宋庆龄直接领导下从事的正义事业，其中重要的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爱泼斯坦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孩子们！”
邓小平听说小宁宁六岁了，便扳着手指说：“六岁了，啊，到本世纪末才20多岁，正是时候。到那时，情况会比现在好多了。”
爱泼斯坦说：“孩子们可以进入21世纪，他们可以生活70多年。”
邓小平说：“孩子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第二个奋斗目标。”
爱泼斯坦说：“他们还可以为第三个目标服务！”
邓小平同志听了点点头，爽朗地大笑起来。显然这里老一辈的交谈，不仅充满信心地展望了未来，也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无限希望。
爱泼斯坦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对邓小平同志说：“我非常敬佩您这样高龄了，还从事大量的工作。”
邓小平说：“我现在工作很少了。”
爱泼斯坦笑着说：“但是，您做的是卓有成效的工作！”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与爱泼斯坦一家合影留念，然后一起去参加招待会。
同退出中顾委的老同志谈心
1985年9月23日，时令虽然已近寒露，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却和煦如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同志邀请部分退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在这儿共进午餐。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等老同志也参加作陪。
当小平同志亲切地跟大家打着招呼就坐以后，中顾委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便围着一张大餐桌坐下了。他们当中有李井泉、何长工、傅钟、万毅、方志纯、帅孟奇、李贞、李楚离、杨献珍、张苏、张令彬、张启龙、范式人、周里、钟期光、袁任远、夏衍、钱之光、郭化若、黄欧东等。这些老同志的平均年龄是82岁，平均党龄是59年。
餐桌中央陈放的五彩缤纷的鲜花和翠绿的长青草吐露着芬芳和春意。花草中间摆有一座二龙戏珠的彩雕，那红火而呈跃动状的双龙显得很有生气。这天上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胜利闭幕，看到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在坐的老同志都感到十分激动和欣慰。
小平同志笑着说：“耀邦，还是你‘开头’啊”。
耀邦举起酒杯，热情地说：“祝老同志们健康长寿、长寿、长寿、再长寿！”小平同志带头将杯中的茅台酒一饮而尽。
新中国没有大元帅，却有一副大元帅肩章――它陈列在天津南开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522厂的样品陈列室。30多年来，或许一直是一个“秘密”。
这副肩章是给毛泽东制作的。金黄色的版面。正红色边。版面上端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端绣银白色五角星徽，星徽外围绣银白色松枝。
这副肩章长14厘米，宽5.8厘米，边线宽0.25厘米，版面花纹宽为5厘米，国徽长4厘米，宽3.5厘米，是人工绣制的，星徽用金线，松枝用银丝。据说，当时全国人大决定授予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可是他拒不同意，于是这副肩章就摆在这里陈列了。
1965年，实行不到十年的军衔制度被取消。因为有人说，戴上肩章，劳动的时候很不方便；而实际上是将军衔与“资产阶级建军原则”等同了起来。当时没有人解释何以一支国家武装力量要以“劳动需要”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兴废，更没有人说明现代战争规律是否因阶级而异。
1965年5月22日，那场大动乱爆发的前一年，《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获“全票通过”。
一个“纪元”被一只有力的手掌切断，然而，历史自有它自己的惩罚方式。
九年前，当中越边境发生那场“有限局部战争”时，在急行军的路上，成百上千台坦克车、运输车、炮车挤成一团，即使是军区军务部长亲自指挥疏导也无济于事。因为人人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谁也不认识你的军阶，不承认你的权威。
据说北京的老帅们也通过录像看到了这一情景。在中国，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战争，更懂得军队制度建设对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了。
1980年3月12日，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要搞军衔制。
为此，我军统率机关在八年内召开了有4万人次参加的上千次座谈会；《军官军衔条例》先后修改20余稿。
1988年7月1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以122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制度也在与国际性的军事制度认同。
“严打”就是专政
1983年7月19日，盛夏时节，小平同志在北戴河找刘复之谈了一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问题。他分析了什么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以下简称“严打”），为什么要“严打”这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他精辟指出：“‘严打’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同过去一样，给刘复之留下难忘的印象：他思维敏捷，洞察及微，言语明晰，记忆力强。
小平同志对这次“严打”的战略决策，结束了几年来打击刑事犯罪徘徊不前的局面。从1983年8月起，全国开展了持续三年、分三个战役的统一行动，集中打击。这一场“严打”斗争，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步调一致，行动迅速，当年八九两个月，全国各大中城市就依法收容审查、拘留、劳动教养和逮捕了一大批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并给予了各种应得的法律制裁。“严打”的效果非常显著，治安形势迅速改观。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同他1982年提出依法从重从严打击经济犯罪一样，贯串着“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两手抓”的指导思想，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大的一部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大好形势下，社会治安不好，成为公安司法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1980年至1982年，在党中央领导下，依照《刑法》《刑法诉讼法》，连续开展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但由于对刑事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完全一致，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思想不够统一，对刑事犯罪分子心慈手软，打打停停，摇摇摆摆，零打碎敲，软弱无力，从而出现了“坏人不怕法，好人怕坏人”的不正常状况，导致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狂。
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及时作出开展“严打”战役的决策，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直截了当地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1983年4月，刘复之从司法部调回公安部。在这前后几个月间，连续发生了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公安部党组研究了治安形势，7月16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提出了我们认为急待解决的一些紧迫问题。17日我到了北戴河，第二天向王瑞林同志询问小平同志看到报告没有，有什么指示？出乎意料，他告诉刘复之：“小平同志正要找你，有意见同你谈哩。”
7月19日上午9时，刘复之遵约到了小平同志住处，彭真同志和张洁清同志也来了。小平同志手里拿着他们写的报告，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报告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小平同志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小平同志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搞得不痛不痒的不行，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他提出：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二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他进一步指出：“严就能治住”，我们不叫搞运动，是不搞整人的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还必须发动群众，只是不叫运动的运动。他要求对刑事犯罪分子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对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人贩子、老鸨儿等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小平同志强调：“不能让犯罪的人无所畏惧”，“这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彭真同志对小平同志提出开展“严打”战役的决策，非常赞成。他认为这个决策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从这以后，公安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从1983年8月至1987年初，持续进行了三个战役的“严打”。这次“严打”战役，意义极为深远，就其指导思想、气势、规模和效果来说，是继1950年到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1983年7月20日，公安部立即在北戴河召集部分省市的公安和政法领导干部开会。刘复之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和彭真同志的指示，组织学习和研究作战方案。经党中央批准，8月2日，陈丕显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经过大会充分讨论，大家一致拥护小平的指示，决心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接着，8月25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从8月到年底实施了第一战役的第一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中城市，或先或后地陆续统一行动、集中打击。这一次打击是很有力量的，犹如撒下了天罗地网，犯罪分子纷纷就擒。在此期间，群众检举近150万件，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万多名，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
在小平同志的正确思想指导下开展的“严打”战役，意志统一，目标明确，进展顺利，发展健康，成效极为显著。经过这一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震下去了，各种公共场所秩序好转了，妇女上夜班不要家人护送了，保障了生产安全，维护了社会安定。“严打”行动，大得人心，大快人心。
小平同志对“严打”战役的决策，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典范。正确的思想产生正确的决策，在正确决策指导下的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严打”战役给广大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严打”的巨大效应，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84年继续开展第一战役第二仗，并转入第二战役，案件继续下降，人民群众获得广泛的安全感。但1985年转入第三战役以后，对于是否坚持“严打”战役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有的说打击面宽了，个别地方一度出现过“复查风”，少数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翻案，以至刚刚纠正过来的软弱涣散倾向又有重新抬头的苗头，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安。1985年春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陈丕显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虽然出现这样的小反复，或轻或重地影响了点工作，但由于继续坚持了“严打”战役，1985年刑事案件数仍然保持了较低的水平，社会治安明显的好转，流氓团伙的骚扰破坏继续大幅度减少，反革命案件逐步减少，治安案件也相应有所减少。1986年，因为“严打”声势逐渐减弱，特别是各种配套的综合治理工作结合得不够有力，盗窃大案成倍增加，在总案件中占80%左右。对此，群众意见很多。但大多数地方治安秩序较好，群众仍然有安全感。
“严打”斗争和刑事犯罪活动出现波动，并不奇怪。犯罪现象是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之一，也是社会各种消极现象的综合反映。从主观上来看，一个好的方针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不能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是犯罪反复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8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了话。他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就是要从具体案件抓起。”“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很熟练，更会对付公安司法机关了。对这样的罪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迷信职业活动和反动会道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加重判处？”他说：“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总要依法杀一些人。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小平同志再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党纪国法都是法。只有一手不行。四个坚持为什么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
三年“严打”战役的实践充分证明，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一环。没有大局的稳定，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严打”战役的巨大效果，从一个方面说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非常重要，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要环节。人民民主专政同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其他三项同样重要。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大陆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产生犯罪的根源。因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提高警惕。必须毫不动摇地理直气壮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毫不懈怠地长期坚持做好各项工作，维护社会安定，保卫国家长治久安。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打击敌对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经济犯罪分子和处置突发事件等各项工作，很重视反腐败斗争，领导坚强有力，公安司法工作的形势很好。
在工作中，如何贯彻运用小平同志关于“严打”的指导思想？我有如下一些体会：
首先，要毫不含糊地坚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只要还有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存在，还有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分子存在，就不能放松打击犯罪的斗争，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打击。
其次，持久地深入地开展和加强法制教育，加强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强化管理和制度建设等多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使这些工作同“严打”密切结合起来。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综合治理，一个街道，一个厂矿，一个学校，一个村庄，认真逐个抓落实，使群众性的工作同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密切配合。
再次，建设强有力的公安司法队伍，必须有一支具有快速反应能力，能迅速侦破大案和恶性案件，有效地处理、解决各种治安问题的队伍。公安司法队伍要具有很高的政治、业务和法律素质。这方面，小平同志有过许多重要指示。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设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很高、装备完善、有战斗力的公安司法队伍，是十分必要的。
全国解放以后，小平同志在党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间，多次主持讨论公安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公安保卫和整个政法工作有过大量的指示。对我个人来说，1983年7月这次谈话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我把这次谈话和随后的实践，看作自己一生受到的最生动最深刻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
《双猫图》的来历
邓小平家中挂有一幅《双猫图》。图中，一只猫毛色雪白，茸毛轻柔；另一只猫毛色乌黑，黑里透亮。两只猫一前一后，缓缓前进。那毛茸茸的身体，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惹人喜爱。《双猫图》的上方，是几行遒劲苍老的题辞：“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落款处，端端正正地写道：
“小平同志雅正海石老人”。
陈莲涛时年83，这位自号“海石”的老画家，就是被人誉为“江南猫王”的陈莲涛。为了仔细观察猫的形态活动，陈莲涛四处搜寻，养了十几只品种各异的猫：有金丝猫、梅花踏雪猫，有雪地拖枪、金顶挂印、金床银被猫，有波斯般鸳鸯眼白猫、英国的狮子猫……家里简直成了猫的世界。
陈莲涛几乎终日与猫为伴，时时捕捉猫的跳跃、嬉戏的动作，就是连细节也不放过：如猫的前脚有六掌五爪，后脚有四掌四爪；猫的眼睛有圆形，有三角形，也有凤眼形的。这样，他胸中有猫，在创作时便可随心所欲，淋漓尽致地刻画出猫的各种神态。难怪别人说，陈莲涛笔下的猫形神兼备，大有呼之欲出之势。
解放以后，陈莲涛的作品在全国美展中多次展出，特别是他的猫，那眼睛似嗔、似媚、似怨、似诉，神态各异，惹人喜爱。陈毅、荣毅仁、梅兰芳、姜妙香都很欣赏他的猫画，并收藏了他的作品。
1984年，邓小平得知“江南猫王”仍健在，便托人捎信给陈莲涛向他致意。陈莲涛得知邓小平在百忙中还记着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画师，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精心构思，一丝不苟，画了一幅《双猫图》，托人敬献给邓小平。邓小平的女儿也是画家，看到《双猫图》后爱不释手，向父亲要这幅画，父亲当然不给。于是她托人请陈老再画一幅。陈莲涛欣然命笔，画了一只活灵活现，可意媚人的小花猫赠给她。
会见爱泼斯坦一家
爱泼斯坦――这位人们熟悉的、几乎与斯诺同时代的老新闻工作者，1985年4月20日在北京欢度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七十寿辰。
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但两岁就随父母迁居中国天津，15岁开始新闻工作的生涯。他在中国整整工作了半个世纪。为祝贺他七十寿辰和在华工作半个世纪，宋庆龄基金会、外国专家局、文化部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招待会。
尤其使爱泼斯坦激动的是，招待会之前，邓小平、邓颖超、习仲勋、胡乔木、邓力群、乔石、姬鹏飞、许德珩、朱学范、黄华、康克清、周培源等领导同志在福建厅亲切会见了他一家三代人。爱泼斯坦的一生把国际主义与热爱中国密切结合起来，他常说：“中国就是我的家！”他加入了中国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下午五点，福建厅喜气洋洋。第一位到的是康克清大姐，她带了一束鲜花，对爱泼斯坦同志说：“热烈祝贺您70大寿！这是我家里自己种的紫丁香，特意采来送您的，愿您像百花盛开，祝您健康长寿！”
不一会，邓小平、邓颖超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陆续步入福建厅，他们都热烈地向爱泼斯坦表示祝贺。
爱泼斯坦坐在邓小平同志旁边，一边还有邓大姐及其他领导同志。他们在一起亲切交谈着。
邓小平对爱泼斯坦说：“你都70啦！”
爱泼斯坦风趣地说：“我还小呢！”接着他问候小平同志：“你近来身体都好吗？”
邓小平说：“还好！没什么大毛病。”
爱泼斯坦最近随同一批40年代来过中国的美国老朋友、老记者重游了延安、重庆等地，刚刚返回北京，所以他对小平同志提及了此事：“这次我和美国老朋友跑了许多地方参观访问。我们看到不少变化，感到欣慰。”
邓小平说：“您在中国工作都有52年了？”
爱泼斯坦答：“是啊！我两岁就随父母来到中国，15岁开始到报社工作。”
邓小平说：“您在中国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呀！”他停了一下又问：“您出生在波兰？”
爱泼斯坦说：“我是出生在波兰，但很小就离开了。1916年去日本，1917年才到中国。”邓小平说：“我也去过华沙，那是1925年从法国回来时经过华沙的。”
爱泼斯坦深情地环视一下高朋满座的大厅，不禁动情地对小平同志说：“今天大家都来祝贺我，我非常感谢中国同志们！”
邓小平接过话说：“祝贺是应该的，您52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工作，确实不容易。”
爱泼斯坦说：“我工作得很不够。”
邓小平说：“说不够，就难讲了。”
这时，邓颖超大姐回想起一段往昔的珍贵友情，她对大家说：“我和爱泼斯坦同志是老朋友了。我们最早是在1937年在天津认识的，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我逃到天津要买船票，经过斯诺的介绍认识了他。在他们帮助下，我才逃出天津去西安办事处。”邓大姐转过脸对爱泼斯坦说：“都50年了，可您还没怎么变，只是头发白了。”
邓大姐关切地询问爱泼斯坦的家庭情况。她很怀念爱泼斯坦的夫人邱莱莉。这位英国妇女与爱泼斯坦患难与共，密切合作，一起为中国革命和世界进步事业而奋斗，可惜邱莱莉同志已在半年前不幸病逝。
邓小姐问爱泼斯坦：“你们有孩子吗？”
爱泼斯坦指着后排说：“有，今天他们也来了。”
邓大姐说：“快叫他们过来见见面！”
这时爱泼斯坦的女儿、儿子走了过来。这是爱泼斯坦夫妇多年抚育的两个中国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建立了小家庭，所以今天来的有女儿、女婿、儿子、儿媳，还有爱泼斯坦最疼爱的外孙小宁宁。
爱泼斯坦向小宁宁招手说：“宁宁，快过来向邓爷爷、邓奶奶问好！”
这时，天真活泼的小宁宁跑到邓小平跟前，甜甜地喊了声：“邓爷爷好！”他搂着邓爷爷的脖子，让邓爷爷亲了亲他的小脸蛋。然后，小宁宁又跑到邓颖超跟前说：“邓奶奶好！”他也和邓奶奶亲了亲。这聪明的孩子纯洁的举止，感染了在坐的老爷爷、老奶奶们，大家都发出开怀的欢笑。
此时，孩子成了中心话题。孩子们代表着未来，今天的话题也许使爱泼斯坦想起他多年来在宋庆龄直接领导下从事的正义事业，其中重要的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爱泼斯坦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孩子们！”
邓小平听说小宁宁六岁了，便扳着手指说：“六岁了，啊，到本世纪末才20多岁，正是时候。到那时，情况会比现在好多了。”
爱泼斯坦说：“孩子们可以进入21世纪，他们可以生活70多年。”
邓小平说：“孩子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第二个奋斗目标。”
爱泼斯坦说：“他们还可以为第三个目标服务！”
邓小平同志听了点点头，爽朗地大笑起来。显然这里老一辈的交谈，不仅充满信心地展望了未来，也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无限希望。
爱泼斯坦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对邓小平同志说：“我非常敬佩您这样高龄了，还从事大量的工作。”
邓小平说：“我现在工作很少了。”
爱泼斯坦笑着说：“但是，您做的是卓有成效的工作！”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与爱泼斯坦一家合影留念，然后一起去参加招待会。
同退出中顾委的老同志谈心
1985年9月23日，时令虽然已近寒露，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却和煦如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同志邀请部分退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在这儿共进午餐。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等老同志也参加作陪。
当小平同志亲切地跟大家打着招呼就坐以后，中顾委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便围着一张大餐桌坐下了。他们当中有李井泉、何长工、傅钟、万毅、方志纯、帅孟奇、李贞、李楚离、杨献珍、张苏、张令彬、张启龙、范式人、周里、钟期光、袁任远、夏衍、钱之光、郭化若、黄欧东等。这些老同志的平均年龄是82岁，平均党龄是59年。
餐桌中央陈放的五彩缤纷的鲜花和翠绿的长青草吐露着芬芳和春意。花草中间摆有一座二龙戏珠的彩雕，那红火而呈跃动状的双龙显得很有生气。这天上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胜利闭幕，看到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在坐的老同志都感到十分激动和欣慰。
小平同志笑着说：“耀邦，还是你‘开头’啊”。
耀邦举起酒杯，热情地说：“祝老同志们健康长寿、长寿、长寿、再长寿！”小平同志带头将杯中的茅台酒一饮而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