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17)
邓小平接着阐明了中国方面对于霸权主义的看法。他说：我们把想搞全球霸权的看作大霸权主义，把只谋求地区霸权的看作小霸权主义。至于全球霸权，今天只有美苏两家可以搞，但是他们一直认为，相当一个时期以来，苏联是进攻的，而美国处于防御地位，全球霸权就是控制全世界，会毫无顾忌地用战争作为达到霸权的一个步骤。但是，它首先是设法用干涉、分化达到目的，或者正如他们在欧洲所讲的，通过逐步实现芬兰化来达到目的。因此，邓小平说：我们认为，目前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是苏联。
邓小平还指出了中国对美政策的连续性以及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他说，1972年尼克松来访问，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过问的。这是根据我们把世界分为三个世界的全球战略提出的。根据我们关于三个世界的观点，第一世界包括美国和苏联，但是我们从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出发，建立了一条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统一战线，而这条统一战线包括美国在内。邓小平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希望尽可能地延长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时间。而这恰恰是中美之间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
邓小平正是本着这样的一个信念踏上美国国土的。
在邓小平抵达的当天，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举行仪式欢迎邓小平。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的仪式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都没有对卡特的这一姿态感到惊奇。因为邓小平不仅是一个在中国实际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杰出领导人，而且在世界上也具有很高的威望和较大的影响，而在发展中美关系方面，邓小平曾在周恩来病重之后，主持过同基辛格谈判，他还是1975年福特总统访华时的主要对话者，而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谈判中邓小平的决断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由他而不是由其他中国领导人前往美国同卡特总统会谈是公正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美国方面对于邓小平的隆重接待也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于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邓小平这次访问所寄予的深切期望。
当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以及他们的夫人出现在欢迎队伍面前时，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这是对政府首脑的礼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在美国的上空回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在欢迎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着重阐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意义及其影响。卡特总统说：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分享着从和解和对一个共同目标的期待而产生的希望。卡特总统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着重大的利益。我们期望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将有助于在亚太地区制造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各国人民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将会得到增强。卡特总统表示：我们期望，正常化将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的世界，我们两国人民间相互隔绝的时间已经太长了。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的贸易、思想和人员的新的交往。
邓小平在致答辞中从更开阔的视野出发，强调了中美关系的积极方面。他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不仅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而且战争因素在显著增长。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人忆鞠躬尽瘁耀中华（6）
非同寻常的会谈
欢迎仪式结束之后，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问题交换了意见。陪同邓小平副总理参加会谈的有方毅副总理和黄华外长等。陪同卡特总统参加会谈的有蒙代尔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双方的会谈是友好诚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卡特在会谈中指出，有两件事是美国特别关心的：其一是东南亚地区连同印度洋北部一带直至非洲大陆的不稳定局势，以及某些外来势力乘机加以利用的倾向；其二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卡特总统的这两点忧虑，反映出美国对苏联肆无忌惮地扩张行为已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看法。邓小平副总理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很早以前曾指出战争的危险，并说这场战争可能由苏联或美国发动。中国领导人还一直认为，美苏这两个占据世界支配地位的大国，是还会扩大它的影响的；但经过了这些年的观察，中国人已开始认识到来自美国的威胁越来越小，而苏联已成为更大的忧虑。其他国家都必须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还认为，美国在遏制苏联方面做得还不够，而在苏联以外的世界，形势也没有真正好起来。邓小平把苏联的盟友越南称作是“东方的古巴”，他认为，越南和苏联现在提出要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对世界这一地区是非常危险的。邓小平这番话的用意显然是主张中美之间应该密切合作，以便更有效地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霸权主义。
中美双方在会谈中还讨论了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邓小平副总理说，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因为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还指出：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做出贡献，而不要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邓小平所阐述的中国方面的这一立场，既坚持了中国决心使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的原则立场，又表达了中国方面希望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灵活姿态、显得合情合理，容易为人接受。
发表《联合新闻公报》
中美两国领导人经过两天的会谈，于1979年2月1日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指出“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双方认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双方决心为此努力，并且深信，这种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这份公报由于出现了反对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这样的字句，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其中“霸权”一词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写上的。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外交语汇中，这个词成了中国指责苏联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代名词。美国同意在公报中使用这个高度敏感的词，说明了美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与中国是有共同点的。而“支配”一词是应美国方面的要求，插到这句话里面的，这个词与“霸权”平行。就把这句话的范围扩大到了指任何有侵略扩张意图的国家。公报发表后，有人问，把“霸权――支配”合在一起使用是否远不止是指苏联，而是还适用于某军队侵入柬埔寨和越南时，美国白宫官员妙巧地答道：“我要说，这只鞋子谁穿着合适，指的就是谁。”又有人问起莫斯科是否可能对邓小平的访问作出不利的反应时，白宫官员斩钉截铁地说：“不能让对俄国反应的担心来支配对外政策。如果情况是那种样子，那么其结果保险是灾难性的。”
政治魅力
在访美期间，邓小平还会见了美国各界人士，并与他们进行广泛的交谈，参加了群众性的欢迎活动和大型文艺晚会，并参观了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等著名城市。邓小平以其充沛的精力所开展的这些旋风般的外交活动，增进了两国政界人士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当他到了国会山的时候，一贯矜持的国会议员们排着队请他签名，甚至一些原来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抱有疑虑的议员也开始为邓小平得体的讲话和政治魅力所吸引。有影响的保守党派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说：“总的来说，他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也说：“他沉着镇静而有自制力。”而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则据此预言，参议院将会批准“可以使我们同中国建立关系”的法律。是令人感动的一幕还是发生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一次盛大的演出结束之后那一刻，当时邓小平和卡特以及他们的夫人走上舞台跟演员们见面。邓小平动情地抱住并亲吻了唱了一支中国歌的孩子们。这时，场上所体现出的中美友好的热烈气氛使很多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中美两国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的人民，他们希望中美两国能够世世代代地友好相处下去，而永远不要重蹈过去近30年来敌对和隔绝的覆辙。随后，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在全场2000多名观众的欢呼声中站到舞台中央紧紧握手，耀眼的弧光灯照着这一动人的场面，他们久久地、久久地互不松手。这时，通过飞越大洲的电视转播，整个中国和整个美国都看到和感受到了以两国领导人紧紧握手为象征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第一批成就”
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使命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理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合作的谅解和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中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双方将就此进行商谈，这些协定的签订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它们是中美之间30年来签订的第一批政府对政府的协定，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合作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邓小平和卡特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签字仪式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中美之间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邓小平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邓小平接着指出：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地开展。今天所签订的协定就是我们的第一批成果。但是，在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卡特总统说：过去三天内我们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互相交流不再是例外而是常规，不再是头条新闻或者历史学家的事，而是中美两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事务。我们签署这些协定正是开始做了一点。
通过邓小平的这次历史性的美国之行，中美关系显然已经迅速超过了仅仅是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目标，从而形成了一种在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这两大方面展开友好合作的新的格局。两国领导人在利害攸关的反对霸权主义的世界战略问题上疏通了彼此的意见，在发展两国间科技、文化、贸易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些可喜的成果必将进一步巩固中美关系的基础，加深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头。
1979年3月1日，依据中美建交公报中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柴泽民，在白宫向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递交了国书。
1979年3月7日，美利坚合众国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伍德科克向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至此，中美两国实现了互换大使并在双方首都建立大使馆的宿愿。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第二节 百万裁军惊世之举将帅点兵威震世界
“中国对战争的看法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三条。”“这是我军历史上实兵演习规模最大的一次。”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100万！大学生队伍中忽然展现出一条醒目的横幅：“小平您好！”世界3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青年1985年共同选举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1985年度“十位最富鼓舞性人士”的第一位。
新任军委主席的第一个重大军事决策
院门准时敞开，挂着“辰5”字号车牌的两辆黑色高级轿车正好驶到，一先一后滑入院子。
这是1981年3月10日上午。
车上下来的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礼貌有素的工作人员迎住两位将军，说：“首长在等。”便前行引路。杨得志迅速瞥一眼院落，迎春花和桃花欲开未开，枝上交凝着冬的冷峻和春的含蓄。要是换个处所，这位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老将军会当院喊主人：“我老杨来了。”但在邓小平处不行，毛、刘、周、朱、陈、林、邓，当年邓小平在新中国领导人中位列第七，别说大将上将，即使十大元帅，能排在他前面的，也仅止两三人。
谈话预定内容：总长向中央军委主席汇报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的方案与军委办公会议意见。在这以前，张震副总参谋长已于3月6日呈上请示信。邓小平这么快召见，看来拍板的时间已经到了。
想到拍板，杨得志不由忆起两年前在武汉时，他收到急电，立即赴京。那时，他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决定，杨得志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即刻飞赴前线，接手对越反击作战部署与指挥。
杨得志戎马生涯的前半生不去说了。这后半生，他职务一步步南迁，继彭德怀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回国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74年初，被毛泽东主席召到北京，唱过《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毛主席宣布八大司令员对调，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20多年，从冰天雪地的朝鲜经黄河，经长江，一直迁任到亚热带山岳丛林的南国边陲，横贯了整个中国。这一次是由他执掌从几个大军区调集的数十万大军，在全世界瞩目下去同当地作战经验丰富的地区小霸较量。在昆明军区完成作战任务之后，杨得志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两年，军队也经历着艰难的工作重心转移。新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激扬军威，全面检验和提高军政素质，组织此次国外罕见国内空前的、方面军规模的战役实兵大演习。
杨得志敬礼。邓小平伸出手，杨得志握过，侧开身让给张震。接着各自落座。开门见山，话题直接进入演习事项，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同你拉家常，约什么事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谈完就完，他征求你意见，你抓紧扼要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口罗嗦一句，否则必碰钉子无疑。作为兵员人数居世界军队之首的中国军事统帅，他说一不二，而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前，他也威重令行。
杨得志说：“我们简要地把演习的方案向您汇报一下。”
张震送上演习的立案企图。
邓小平说：“这个图我看过了。”
这显然是说，整个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既如此，杨得志当即大幅度压缩汇报内容，只用几分钟时间，就预想的三个方案作简要说明，然后干脆利落地结束汇报。
邓小平用人们在电视屏幕中很熟悉的坐姿倾听汇报。他77岁高龄，耳聪目明，没戴助听器和眼镜，也不须对方说话加大音量，张震的请示信置于案头。邓小平赞同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世界大战的爆发可能性他有新的看法。对国际形势的这种估计，使得我们党和国家得以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中国对战争的看法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三条：一、战争的危险始终严重存在；二、经过努力，主要是建立国际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战争是可以延缓的，可以争取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三、尽管我们判断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对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
两年前开始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由原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签署命令，但真正的拍板人是邓小平。那一次拍板真可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愈演愈烈的中越边境冲突和越侵柬战争，使中越关系急转直下，而中苏关系尚未解冻，像是对中国的严正警告，苏联同越南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尽管如此，邓小平在亲自访美之后，义无反顾地决策了一场短促突击式的反击战。但是，这次演习的拍板并不比上一次轻松。军队领导层有着方案之争。而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和推动全党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也无异于一场艰苦的战争，邓小平在经济战线和军事战线两面作战，承受的压力非常人所能体验，焦点在于演习要花钱，经济建设更要花钱，军费减了又减，“军队要忍耐”竟成为建军口号。邓小平明白，这是权宜之计，是闯难关之必须。但准备打仗不能靠忍耐，忍耐出不了战斗力。使和平时期军队保持战争活力，在无仗可打的情况下，只能靠演习。
邓小平拍板了。
“渤2”事故的结论激怒了将军们
3月12日。三座门第一会议室。门前，轿车如林，冠盖如云。总长杨得志、国防部长耿飚、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各军兵种负责同志到会。张震传达邓小平的批示和关于演习问题的指示，杨得志讲话，表明对邓小平批示的态度，并宣布演习代号。
对这一刻，秦基伟等了大半年。
1980年初秋，秦基伟赴中原参观兄弟军区演习。演习在野战条件下进行，参观者住农村民房是题中之意。接待工作不很严密，秦基伟的原话是：“蚊子满把抓。”尽管情绪上打了些折扣，成功的演习仍鼓舞了秦基伟。归途路过保定，他问军区作战部副部长侯希铎：“我们就不能搞个大些的演习？”秦基伟的设问已有背景。
1980年底，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达指示，正式委托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
1981年1月14日，副总长张震、总长助理韩怀智及总参军训部有关人员到北京军区，了解大体设想，共同研究有关问题。
2月5日，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秦基伟登门拜年，向邓小平交上一份厚礼：演习方案设想。
2月25日上午，三座门第一会议室，军委及总参领导同志听取北京军区正式汇报。3月10日上午，见邓小平前，杨得志再一次打电话给秦基伟，就演习方案作最后推敲。因此，秦基伟对邓小平的决策和演习任务深感责任沉重。这体现在6天后。3月18日，北京军区召开准备工作会议，杨得志总长和杨勇副总长到会并讲话。杨得志在讲话中提到“渤海2号”事故，要求总结教训改变对军队指挥打仗的简单化看法，鼓励大家认真贯彻邓主席指示，创造一流成绩，用实际行动改善“观瞻”。秦基伟司令员紧挨杨得志坐着，由衷地感激总部领导对北京军区工作的指导和关心。
然而在3月12日的三座门第一会议室，慷慨激昂的发言主角却不是秦基伟。
邓小平的批示和关于演习问题的重要指示由张震副总长传达后，杨得志表态，要认真贯彻邓主席指示，以最大决心组织好演习。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领导同志热烈发言，说邓主席给了军队最大信任，最大支持，军队要创造出最好成绩，还没演习，气先打足了。
财政部拨款的数字让杨得志如释重负，虽明显不够，但已来之不易，这是国防费之外的特批专款，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决心大，他这个总长是弄不来这笔钱的。
有位老将军说：“搞演习花钱多，我们可要准备挨骂哟。”花钱挨骂倒也罢了，不花钱也照样挨数落，这口气老将军们怎么也难咽下去。军队可以忍耐，国家安全能忍耐吗？高级将领们七嘴八舌。武装力量的地位、形象，被和平岁月侵蚀得不堪回首。林彪、四人帮的老账倒也罢了，公众舆论还在往伤口上撒盐！
将军们指的是“渤2”事故。
就在头一年，石油战线发生了一起惨祸。“渤海2号”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在大风流中倾覆，72人死亡，直接损失数千万元。一时全国震惊，舆论大哗。这起重大行政责任事故，导致直接责任者入狱，负有领导责任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石油部长宋振明，受到严肃的纪律处分。
这件事与军队毫无组织与责任的关系。但总结的一条重要教训却攀上了军队，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见诸报端，报称，教训之一，就是某些领导者仍用战争年代军队指挥打仗的那一套指导经济建设，一句话，蛮干。
说者无恶意，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没很在意这句话。但是，确确实实严重伤害了中国军人的职业自尊，伤害了武装力量的形象。军界涌起轩然大波。
怎么可以拿军队形象为这件事垫背？！军队指挥打仗的那一套就那么简单随意、一文不值吗？！共和国的一切，就是靠这一套打出来的，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毛泽东本人就是指挥艺术高超的战略家，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和他以三大战役为巅峰的战争指导实践，在军事科学和战争史上都是醒目的得意之笔。在军人看来，“渤2”事故恰恰违背了军队指挥打仗的科学统筹与严格组织，以及对天时、地利的详尽掌握和相应对策，严格地说，战争指导与经济建设指导的科学的两条战线，两者的高层次相通是艺术。
军队若是就此事麻木不仁和毫无反应，那将比受到伤害本身更可怕千百倍。因此，华北大演习任务下达后，军人的强烈决心和高昂士气中，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有雪耻、争气的哀兵色彩。
邓小平还指出了中国对美政策的连续性以及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他说，1972年尼克松来访问，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过问的。这是根据我们把世界分为三个世界的全球战略提出的。根据我们关于三个世界的观点，第一世界包括美国和苏联，但是我们从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出发，建立了一条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统一战线，而这条统一战线包括美国在内。邓小平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希望尽可能地延长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时间。而这恰恰是中美之间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
邓小平正是本着这样的一个信念踏上美国国土的。
在邓小平抵达的当天，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举行仪式欢迎邓小平。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的仪式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都没有对卡特的这一姿态感到惊奇。因为邓小平不仅是一个在中国实际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杰出领导人，而且在世界上也具有很高的威望和较大的影响，而在发展中美关系方面，邓小平曾在周恩来病重之后，主持过同基辛格谈判，他还是1975年福特总统访华时的主要对话者，而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谈判中邓小平的决断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由他而不是由其他中国领导人前往美国同卡特总统会谈是公正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美国方面对于邓小平的隆重接待也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于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邓小平这次访问所寄予的深切期望。
当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以及他们的夫人出现在欢迎队伍面前时，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这是对政府首脑的礼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在美国的上空回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在欢迎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着重阐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意义及其影响。卡特总统说：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分享着从和解和对一个共同目标的期待而产生的希望。卡特总统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着重大的利益。我们期望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将有助于在亚太地区制造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各国人民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将会得到增强。卡特总统表示：我们期望，正常化将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的世界，我们两国人民间相互隔绝的时间已经太长了。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的贸易、思想和人员的新的交往。
邓小平在致答辞中从更开阔的视野出发，强调了中美关系的积极方面。他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不仅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而且战争因素在显著增长。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人忆鞠躬尽瘁耀中华（6）
非同寻常的会谈
欢迎仪式结束之后，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问题交换了意见。陪同邓小平副总理参加会谈的有方毅副总理和黄华外长等。陪同卡特总统参加会谈的有蒙代尔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双方的会谈是友好诚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卡特在会谈中指出，有两件事是美国特别关心的：其一是东南亚地区连同印度洋北部一带直至非洲大陆的不稳定局势，以及某些外来势力乘机加以利用的倾向；其二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卡特总统的这两点忧虑，反映出美国对苏联肆无忌惮地扩张行为已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看法。邓小平副总理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很早以前曾指出战争的危险，并说这场战争可能由苏联或美国发动。中国领导人还一直认为，美苏这两个占据世界支配地位的大国，是还会扩大它的影响的；但经过了这些年的观察，中国人已开始认识到来自美国的威胁越来越小，而苏联已成为更大的忧虑。其他国家都必须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还认为，美国在遏制苏联方面做得还不够，而在苏联以外的世界，形势也没有真正好起来。邓小平把苏联的盟友越南称作是“东方的古巴”，他认为，越南和苏联现在提出要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对世界这一地区是非常危险的。邓小平这番话的用意显然是主张中美之间应该密切合作，以便更有效地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霸权主义。
中美双方在会谈中还讨论了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邓小平副总理说，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因为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还指出：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做出贡献，而不要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邓小平所阐述的中国方面的这一立场，既坚持了中国决心使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的原则立场，又表达了中国方面希望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灵活姿态、显得合情合理，容易为人接受。
发表《联合新闻公报》
中美两国领导人经过两天的会谈，于1979年2月1日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指出“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双方认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双方决心为此努力，并且深信，这种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这份公报由于出现了反对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这样的字句，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其中“霸权”一词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写上的。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外交语汇中，这个词成了中国指责苏联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代名词。美国同意在公报中使用这个高度敏感的词，说明了美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与中国是有共同点的。而“支配”一词是应美国方面的要求，插到这句话里面的，这个词与“霸权”平行。就把这句话的范围扩大到了指任何有侵略扩张意图的国家。公报发表后，有人问，把“霸权――支配”合在一起使用是否远不止是指苏联，而是还适用于某军队侵入柬埔寨和越南时，美国白宫官员妙巧地答道：“我要说，这只鞋子谁穿着合适，指的就是谁。”又有人问起莫斯科是否可能对邓小平的访问作出不利的反应时，白宫官员斩钉截铁地说：“不能让对俄国反应的担心来支配对外政策。如果情况是那种样子，那么其结果保险是灾难性的。”
政治魅力
在访美期间，邓小平还会见了美国各界人士，并与他们进行广泛的交谈，参加了群众性的欢迎活动和大型文艺晚会，并参观了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等著名城市。邓小平以其充沛的精力所开展的这些旋风般的外交活动，增进了两国政界人士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当他到了国会山的时候，一贯矜持的国会议员们排着队请他签名，甚至一些原来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抱有疑虑的议员也开始为邓小平得体的讲话和政治魅力所吸引。有影响的保守党派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说：“总的来说，他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也说：“他沉着镇静而有自制力。”而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则据此预言，参议院将会批准“可以使我们同中国建立关系”的法律。是令人感动的一幕还是发生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一次盛大的演出结束之后那一刻，当时邓小平和卡特以及他们的夫人走上舞台跟演员们见面。邓小平动情地抱住并亲吻了唱了一支中国歌的孩子们。这时，场上所体现出的中美友好的热烈气氛使很多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中美两国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的人民，他们希望中美两国能够世世代代地友好相处下去，而永远不要重蹈过去近30年来敌对和隔绝的覆辙。随后，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在全场2000多名观众的欢呼声中站到舞台中央紧紧握手，耀眼的弧光灯照着这一动人的场面，他们久久地、久久地互不松手。这时，通过飞越大洲的电视转播，整个中国和整个美国都看到和感受到了以两国领导人紧紧握手为象征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第一批成就”
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使命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理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合作的谅解和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中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双方将就此进行商谈，这些协定的签订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它们是中美之间30年来签订的第一批政府对政府的协定，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合作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邓小平和卡特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签字仪式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中美之间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邓小平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邓小平接着指出：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地开展。今天所签订的协定就是我们的第一批成果。但是，在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卡特总统说：过去三天内我们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互相交流不再是例外而是常规，不再是头条新闻或者历史学家的事，而是中美两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事务。我们签署这些协定正是开始做了一点。
通过邓小平的这次历史性的美国之行，中美关系显然已经迅速超过了仅仅是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目标，从而形成了一种在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这两大方面展开友好合作的新的格局。两国领导人在利害攸关的反对霸权主义的世界战略问题上疏通了彼此的意见，在发展两国间科技、文化、贸易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些可喜的成果必将进一步巩固中美关系的基础，加深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头。
1979年3月1日，依据中美建交公报中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柴泽民，在白宫向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递交了国书。
1979年3月7日，美利坚合众国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伍德科克向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至此，中美两国实现了互换大使并在双方首都建立大使馆的宿愿。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第二节 百万裁军惊世之举将帅点兵威震世界
“中国对战争的看法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三条。”“这是我军历史上实兵演习规模最大的一次。”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100万！大学生队伍中忽然展现出一条醒目的横幅：“小平您好！”世界3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青年1985年共同选举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1985年度“十位最富鼓舞性人士”的第一位。
新任军委主席的第一个重大军事决策
院门准时敞开，挂着“辰5”字号车牌的两辆黑色高级轿车正好驶到，一先一后滑入院子。
这是1981年3月10日上午。
车上下来的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礼貌有素的工作人员迎住两位将军，说：“首长在等。”便前行引路。杨得志迅速瞥一眼院落，迎春花和桃花欲开未开，枝上交凝着冬的冷峻和春的含蓄。要是换个处所，这位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老将军会当院喊主人：“我老杨来了。”但在邓小平处不行，毛、刘、周、朱、陈、林、邓，当年邓小平在新中国领导人中位列第七，别说大将上将，即使十大元帅，能排在他前面的，也仅止两三人。
谈话预定内容：总长向中央军委主席汇报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的方案与军委办公会议意见。在这以前，张震副总参谋长已于3月6日呈上请示信。邓小平这么快召见，看来拍板的时间已经到了。
想到拍板，杨得志不由忆起两年前在武汉时，他收到急电，立即赴京。那时，他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决定，杨得志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即刻飞赴前线，接手对越反击作战部署与指挥。
杨得志戎马生涯的前半生不去说了。这后半生，他职务一步步南迁，继彭德怀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回国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74年初，被毛泽东主席召到北京，唱过《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毛主席宣布八大司令员对调，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20多年，从冰天雪地的朝鲜经黄河，经长江，一直迁任到亚热带山岳丛林的南国边陲，横贯了整个中国。这一次是由他执掌从几个大军区调集的数十万大军，在全世界瞩目下去同当地作战经验丰富的地区小霸较量。在昆明军区完成作战任务之后，杨得志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两年，军队也经历着艰难的工作重心转移。新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激扬军威，全面检验和提高军政素质，组织此次国外罕见国内空前的、方面军规模的战役实兵大演习。
杨得志敬礼。邓小平伸出手，杨得志握过，侧开身让给张震。接着各自落座。开门见山，话题直接进入演习事项，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同你拉家常，约什么事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谈完就完，他征求你意见，你抓紧扼要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口罗嗦一句，否则必碰钉子无疑。作为兵员人数居世界军队之首的中国军事统帅，他说一不二，而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前，他也威重令行。
杨得志说：“我们简要地把演习的方案向您汇报一下。”
张震送上演习的立案企图。
邓小平说：“这个图我看过了。”
这显然是说，整个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既如此，杨得志当即大幅度压缩汇报内容，只用几分钟时间，就预想的三个方案作简要说明，然后干脆利落地结束汇报。
邓小平用人们在电视屏幕中很熟悉的坐姿倾听汇报。他77岁高龄，耳聪目明，没戴助听器和眼镜，也不须对方说话加大音量，张震的请示信置于案头。邓小平赞同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世界大战的爆发可能性他有新的看法。对国际形势的这种估计，使得我们党和国家得以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中国对战争的看法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三条：一、战争的危险始终严重存在；二、经过努力，主要是建立国际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战争是可以延缓的，可以争取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三、尽管我们判断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对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
两年前开始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由原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签署命令，但真正的拍板人是邓小平。那一次拍板真可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愈演愈烈的中越边境冲突和越侵柬战争，使中越关系急转直下，而中苏关系尚未解冻，像是对中国的严正警告，苏联同越南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尽管如此，邓小平在亲自访美之后，义无反顾地决策了一场短促突击式的反击战。但是，这次演习的拍板并不比上一次轻松。军队领导层有着方案之争。而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和推动全党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也无异于一场艰苦的战争，邓小平在经济战线和军事战线两面作战，承受的压力非常人所能体验，焦点在于演习要花钱，经济建设更要花钱，军费减了又减，“军队要忍耐”竟成为建军口号。邓小平明白，这是权宜之计，是闯难关之必须。但准备打仗不能靠忍耐，忍耐出不了战斗力。使和平时期军队保持战争活力，在无仗可打的情况下，只能靠演习。
邓小平拍板了。
“渤2”事故的结论激怒了将军们
3月12日。三座门第一会议室。门前，轿车如林，冠盖如云。总长杨得志、国防部长耿飚、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各军兵种负责同志到会。张震传达邓小平的批示和关于演习问题的指示，杨得志讲话，表明对邓小平批示的态度，并宣布演习代号。
对这一刻，秦基伟等了大半年。
1980年初秋，秦基伟赴中原参观兄弟军区演习。演习在野战条件下进行，参观者住农村民房是题中之意。接待工作不很严密，秦基伟的原话是：“蚊子满把抓。”尽管情绪上打了些折扣，成功的演习仍鼓舞了秦基伟。归途路过保定，他问军区作战部副部长侯希铎：“我们就不能搞个大些的演习？”秦基伟的设问已有背景。
1980年底，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达指示，正式委托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
1981年1月14日，副总长张震、总长助理韩怀智及总参军训部有关人员到北京军区，了解大体设想，共同研究有关问题。
2月5日，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秦基伟登门拜年，向邓小平交上一份厚礼：演习方案设想。
2月25日上午，三座门第一会议室，军委及总参领导同志听取北京军区正式汇报。3月10日上午，见邓小平前，杨得志再一次打电话给秦基伟，就演习方案作最后推敲。因此，秦基伟对邓小平的决策和演习任务深感责任沉重。这体现在6天后。3月18日，北京军区召开准备工作会议，杨得志总长和杨勇副总长到会并讲话。杨得志在讲话中提到“渤海2号”事故，要求总结教训改变对军队指挥打仗的简单化看法，鼓励大家认真贯彻邓主席指示，创造一流成绩，用实际行动改善“观瞻”。秦基伟司令员紧挨杨得志坐着，由衷地感激总部领导对北京军区工作的指导和关心。
然而在3月12日的三座门第一会议室，慷慨激昂的发言主角却不是秦基伟。
邓小平的批示和关于演习问题的重要指示由张震副总长传达后，杨得志表态，要认真贯彻邓主席指示，以最大决心组织好演习。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领导同志热烈发言，说邓主席给了军队最大信任，最大支持，军队要创造出最好成绩，还没演习，气先打足了。
财政部拨款的数字让杨得志如释重负，虽明显不够，但已来之不易，这是国防费之外的特批专款，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决心大，他这个总长是弄不来这笔钱的。
有位老将军说：“搞演习花钱多，我们可要准备挨骂哟。”花钱挨骂倒也罢了，不花钱也照样挨数落，这口气老将军们怎么也难咽下去。军队可以忍耐，国家安全能忍耐吗？高级将领们七嘴八舌。武装力量的地位、形象，被和平岁月侵蚀得不堪回首。林彪、四人帮的老账倒也罢了，公众舆论还在往伤口上撒盐！
将军们指的是“渤2”事故。
就在头一年，石油战线发生了一起惨祸。“渤海2号”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在大风流中倾覆，72人死亡，直接损失数千万元。一时全国震惊，舆论大哗。这起重大行政责任事故，导致直接责任者入狱，负有领导责任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石油部长宋振明，受到严肃的纪律处分。
这件事与军队毫无组织与责任的关系。但总结的一条重要教训却攀上了军队，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见诸报端，报称，教训之一，就是某些领导者仍用战争年代军队指挥打仗的那一套指导经济建设，一句话，蛮干。
说者无恶意，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没很在意这句话。但是，确确实实严重伤害了中国军人的职业自尊，伤害了武装力量的形象。军界涌起轩然大波。
怎么可以拿军队形象为这件事垫背？！军队指挥打仗的那一套就那么简单随意、一文不值吗？！共和国的一切，就是靠这一套打出来的，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毛泽东本人就是指挥艺术高超的战略家，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和他以三大战役为巅峰的战争指导实践，在军事科学和战争史上都是醒目的得意之笔。在军人看来，“渤2”事故恰恰违背了军队指挥打仗的科学统筹与严格组织，以及对天时、地利的详尽掌握和相应对策，严格地说，战争指导与经济建设指导的科学的两条战线，两者的高层次相通是艺术。
军队若是就此事麻木不仁和毫无反应，那将比受到伤害本身更可怕千百倍。因此，华北大演习任务下达后，军人的强烈决心和高昂士气中，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有雪耻、争气的哀兵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