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19)
1984年国庆阅兵1个月之后――11月1日，包括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11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内，聚集在首都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举行军委座谈会。邓小平主席同大家打过招呼，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然后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这份讲话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性文献，仅从风格和演讲艺术上来说，也是一篇精彩的感情丰富的散文。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80岁的军委主席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
据此，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100万！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将军。他说：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他是直接针对高层领导老化问题讲的。但就他面临的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来说，这话也完全恰如其分。
裁军，在国际上和在中国国内，都不是新题目。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一开始就把裁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裁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945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五花八门的裁军方案和机构，令人眼花缭乱。人人都在喊裁军，喊了40年，结果是越“裁”越多，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那里，“裁军”成为一种政治把戏和掩盖军备竞赛的烟幕，整个世界都被拖着不由自主地滑向危险的深潭。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裁减军队，反对军备竞赛，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国情，决定它对此必定怀着诚意。实际上，到1985年以前，我国政府通过裁减军队员额，紧缩军费，将军事设施转交民用或军民合用，军工企业转产民用产品和支援地方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不但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推动世界裁军进程做出了贡献。即便如此，我们对自己的现状仍然不满意。
我国的军费数额是很低的，而且在政府财政开支中的比例逐年下降。1985年，我国的军费只有191亿人民币，折合60亿美元，约占同年美国军费的20%；还不及苏联的一个零头。但是我军员额却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据统计，我国1953年至1983年30年间的武器装备发展费，比美国1982年1年的同类经费还少200亿人民币。
兵员多，结构又不合理。据有关资料，世界几个国家军队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1：4.56；美国为1：6.15；联邦德国是1：10；法国是1：17.而中国是1：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军官多，首先是由于机关庞大。每个军区有十几名或几十名大部以上领导，邓小平说，打麻将都能凑好几桌。他有一句尖刻的话，从1975年讲到1985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都跑不赢！”
早在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为首要任务。近10年来我军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弦绷得太紧；由于“人多好办事”的旧观念还在起作用；由于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革，部队的编制和员额缩了又胀，再缩再胀。1981年，邓主席曾经说过：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经过1975年至1982年的历次精简整编，我军员额已经有很大缩减。邓小平仍不满意，他在1982年的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从1983年起，杨尚昆副主席为进一步实现“消肿”的目标花费了大量心血。
现在，该下决心了。
邓小平在阐述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之后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
他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他表达的，正是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深思熟虑之后，集体下定的决心。既然现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可能两头兼顾，不如抖起胆子，集中财力物力先顾经济建设这一头。
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形成了。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这一年，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精简了近一半；空、海军和二炮都做了相应的精简和调整；原先的11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被裁掉的有昆明、武汉、福州、乌鲁木齐4个军区；减掉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了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3.3.从这一年起，3年内将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
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受到触动。
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全方位波动”。这是对一个庞大机体实行的脱胎换骨性的“大手术”。
这一切，都发生在南疆的自卫还击战场枪声不绝的时刻，发生在全党大力整顿力求党风根本好转的而尚未实现的关口，发生在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大刀阔斧改革图新、各种事物新旧更替的背景之下。这就使得这一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
它是惊心动魄的。它是引人深思的。
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当然，这一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白什么。我国党和政府公开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军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也便于改善武器装备，从质上提高部队战斗性能――即为了保持一支更有效的抑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武装力量。这同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减军队100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它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事实证明，中国军队的这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是做得利落、稳妥而成功的。当然也付出了代价。它留下了尚未愈合的创口和不适的反应。新的编制体制尚须不断完善，人们要有一个适应、熟悉的过程。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并在预料之中的。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副主席曾经坦率而中肯地指出：“军队员额减少一百万，粗看起来应该节省四分之一经费，事实不是这样。因为精简整编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腾出经费来改善装备，这一点还没实现。国家给的军费是包干的。增加工资、干部转业、营房整修、工事封闭都要钱，所以要想省出钱来搞装备，三五年内还办不到。”
有人估测，整编的花费加上不正之风乘机造成的挥霍浪费，损失的钱超过同期100万员额所占的国防费。这是可能的。但这是暂时的，一次性损失，换来的是永久性收获。这也像打扑克牌一样，新、旧编制体制各为一方，新方虽然打法高明，开始时也可能输，因为牌不好；但是双方获得好牌的概率是对等的。那么，时间越长，新方获胜的机会就越多，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强者。
留下来的，还有情感上心理上的创伤。如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痛苦地向旧的秩序、旧的习惯和自己身上的包袱告别那样，人类走向新的美好的时代，心情并非都是轻松愉快的。历史上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和进步，都充满悲壮的气氛。
悲壮是一种美，它给予人们的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的激励。若干年后，我们将为自己曾经有过那样悲壮的时刻而自豪！
历史，不论记载着多少荣誉，寄寓着多少感情，我们总要与它告别。
面对未来，不论有多少代价，多少牺牲，我们也必须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第三节 谁人不识小平名邓家老院笑犹存
美国《时代》周刊第二次评选邓小平为1985年新闻人物。邓小平是第一个被授予特别荣誉勋章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酷爱桥牌，并有高超的牌艺。“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邓小平主张，家庭内部生活要“大集中、小民主”。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1997年2月19日。
誉满中外成为封面人物
在庆祝建国35周年的群众游行队伍行进到天安门前的时候，大学生队伍中忽然展现出一条醒目的横幅：“小平您好！”激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光明日报》曾载文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
这条横幅，是由北京大学生物系细胞遗传专业的同学制作的。9月30日晚，他们为写这条横幅忙到深夜。写什么好呢？大家争先恐后地议论着，讲到中共在乌云满天的日子里力挽狂澜，大家想到邓小平；讲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大家又想到邓小平；讲到当前各项深得人心的政策，大家仍然想到邓小平。
有人提议：“就写邓小平万岁！”但大家觉得“万岁”这两个字不够亲切，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决定：“小平您好！”
10月1日凌晨，他们把横幅夹在鲜花中带进了游行队伍。当来到金水桥头时，同学们呼啦一下亮出横幅，高高地举向天安门城楼。大家高兴地说：“邓小平向我们微笑着招手呢！”
全国学联主席、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刘能源10月2日晚赶来祝贺他们：“你们的行动，道出了全国大学生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心声。”
美国《时代》周刊第2次评选邓小平为1985年新闻人物。该刊从1927年开始每年评选1位对当年世界事务最有影响的新闻人物，到1985年为止，只有9人两次被评为新闻人物，邓小平是其中之一。1978年，该刊曾评选邓小平为新闻人物。
《时代》1986年第1期（1月6日）发表“封面新闻”介绍邓小平，并刊登编辑部文章，说明评选的考虑。该刊说，参加评选的编辑们认为，邓小平在中国倡导的改革在改变历史进程方面要超过1985年世界其他各地发生的任何事情。该刊认为，邓小平倡导的全面的经济改革，解放了10亿人民的生产力。如果改革成功，将在全世界产生深刻的和不可估量的后果。邓小平实行的改革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时隔短短几年再次造访中国的外国人几乎都难以相信。在改变人民生活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比得上邓小平。
美国《时代》周刊每年年终的挑选封面人物，是50余年来每年一件很重大的事。由于参加挑选意见者是该杂志的编辑与记者，竞争很激烈。驻地的特派员往往认为自己当地的政治人物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这类“偏见”的发生是很自然的事。过分主观的意见就需要远在纽约的总部高级编辑来作审核。1978年，邓小平第1次中选为封面人物，1985年再次中选。董鼎山在1月16日香港《大公报》上撰文，记述这次中选的经过，摘录如下：
1985年度的选择早已于11月间开始。先是四五个高级编辑（副总编辑级以上者）随便闲谈，讨论《时代》各地记者与工作人员的非正式票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似乎得到票数最多。由于南非的骚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的黑人主教图，以及关在牢内的黑人革命领袖曼德拉的名字也有人提及。里根总统的提名当然不在话下。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并不引起《时代》各高级编辑的热心支持，原因不少。虽然戈尔巴乔夫是世界舞台上的新人物，但是他在日内瓦与里根的会谈，并没有在核子裁军方面有什么突破性的成就。此外，他不过是苏联的传统性领袖，并没有什么特色。
就在这个时候，在《时代》高级编辑会议的讨论中，邓小平的名字被提了出来。
《时代》的首席驻外记者李却？邓肯刚自北京回来，编辑会议请他发表意见。邓肯举出下列几个理由，表明他推荐邓小平为1985年度《时代》封面人物的立场：
一、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深受人民爱戴。世界1/4人员的生活将受影响。
二、世界1/4人口生活的改善，可以协助保持世界局势的平稳。
三、中共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个选择。
四、这个转变，无论在正面上与反面上都将会影响世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这样的逻辑推理，一下子就把尚在犹豫不决、疑惑不定的几个高级编辑说服了。他们投票一致选择邓小平为1985年度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最后一关是要通过《时代》的太上总编辑亨利？葛仑瓦德（此职位原属已故创刊人鲁斯）。葛仑瓦德问了几个问题：邓小平的政策会不会失败？（答：中国一般人民似支持他；高低潮会发生，但是回到“文革”时代却不可能。）人民的支持有什么征象？（答：农村新舍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证之一。）……
葛仑瓦德本人曾率《时代》代表团于10月访问北京，与邓小平会谈过。显然他自己也获得了深刻印象，用不着编辑们用大力来说服他。
“好吧，就用邓小平吧。”他作了决定。
世界3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青年1985年共同选举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1985年度“10位最富鼓舞性人士”的第一位。这是“国际千年盛世协会”理事长爱德华？麦南理12月30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
被列为本年度“10位最富鼓舞性人士”的还有南非黑人领袖尼尔逊？曼德拉的夫人温妮？曼德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印度的特来萨嬷嬷；以及为非洲灾民募集消除饥荒基金的爱尔兰歌星鲍勃？盖尔多夫等“一些激励人心的英雄们”。
“国际千年盛世协会”是一个由美国大学生发起的国际友好与和平青年组织。会员遍及美国和世界31个国家。1985年中，该协会要求其成员选举本年度曾给予青年人以未来的激励的人物。结果，邓小平“因平静地将领导火炬传递给更加年轻、知识水平更高的新一代年轻人而于1985年享有国际盛誉”，被青年们共同推选。该协会认为，邓小平“与中国其他高级领袖们对于青年领导人所共同表现出的坚定信任是对全球青年人的一个极大鼓舞。”“点燃了如此众多青年人的希望之火，使其对未来充满信心。”
他被评上以后就接到一张请柬，邀请他去参加该协会组织的1999年除夕在埃及基奥普斯大金字塔旁举行的2000年到来的盛会。届时邓小平已有95岁了。
千年盛世协会理事长麦克纳利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邓小平和1985年评选上的另外九个人每个人都收到一张镌版刻印的请柬，邀他们去参加1999年在各金字塔旁举行的世界千年纪念慈善舞会。
麦克纳利说，该社在31个国家里的3600名成员选中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年轻的领导”。
麦克纳利说，千年盛世协会是1979年由一批年轻的专业人员在六大洲创立的一个国际性慈善团体。它的宗旨是要把2000年作为“国际上团结的时刻”来庆祝，计划在1999年除夕在全世界每一个时区都举行庆祝活动。
麦克纳利说，在金字塔旁举行盛大舞会的计划已经在积极进行。他说，他们协会已经同丘纳德轮船公司、埃及政府和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签订租用“伊丽莎白二世”号轮船、预定各金字塔旁的场地并为1999年的舞会进行其他安排的合同。参加那次舞会的最终将包括3500位应邀出席的来宾。
他说，每年评选出来的10个人每人都可应邀前去参加这一舞会，全部费用都由协会负担。
该协会在1999年以前每年都将举行除夕慈善舞会，以筹集经费作为奖学金。
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和千年盛世协会31日将在华盛顿主办第二次一年一度的舞会。
据北京社会调查所1986年对8000份问卷的统计，邓小平为中国青年“最喜欢的在世名人”。他的得票数在国内外政治家中占71.78%，在中国政治家中占87.52%。
这个调查是为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精神文明定量分析”课题而做的辅助调查。共计31个问题，其中第25题原题为“你最喜欢的在世名人？”在读者回信应答中，政治家、企业家、改革者、战斗英雄、文艺体育明星等各类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得票率，其中政治家得票百分比最高，为40.92%，企业家百分比最低，仅1%强。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1986年11月一个晴朗的上午在这里把一枚该交易所的徽章送给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
据说，世界上得到该交易所徽章的领导人除里根总统外，就只有邓小平。有了这个徽章，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便可畅通无阻。
范尔霖高兴地对邓小平说：这表示你将永远受到我们的欢迎，永远欢迎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来，永远欢迎你到美国金融市场来，也就是说，永远欢迎你到美国人民中间来。
邓小平说：“谢谢！”接着，两人隔着茶几愉快地握手。
这天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由范尔霖率领的美方代表团。该团来华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议。
在允许记者采访的五分钟时间内，范尔霖还告诉邓小平，“这次研讨会非常成功”。
邓小平问：研讨会的目的是什么？
范尔霖回答：出于相互学习和受教育，我们是来向中国学习的，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方面。我们中的这些人对美国金融市场情况很熟悉，大家可以相互交流。
邓小平笑着说：主要是剥削你们，向你们学点东西。
这句话一下子把客人和记者们都说得笑起来，会见厅里洋溢着友好、愉快的气氛。由于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科学发展作出的做出贡献，83岁的邓小平1987年被授予第三世界科学院特别荣誉勋章。
在这天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院长阿卜杜斯？萨拉姆教授颁授了这枚勋章。
邓小平委托国家主席李先念接受勋章并致谢辞。
总部设在意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学院，最近决定设立特别荣誉勋章，以表彰为第三世界科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邓小平是第一个被授予这种勋章的国家领导人。
1989年2月的一天，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丹尼斯？霍华德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了该联合会最高荣誉奖――金奖。中国桥牌协会主席荣高棠代表邓小平领了奖。
世界桥联执委会于1988年决定设立荣誉金奖，以表彰对于推动世界桥牌运动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
世界桥联主席霍华德在颁奖仪式上说：“香港桥协主席蔡国雄先生提议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第一位获奖者，他的建议获得了一致赞同。”荣高棠在颁奖仪式上转达了邓小平对霍华德先生和世界桥联的谢意。
颁奖仪式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会见了世界桥联主席霍华德一行。霍华德在谈话中表示，中国有着发展桥牌运动的巨大潜力，世界桥联将努力帮助中国发挥这一潜力。
说起桥牌，这里还有不少故事呢。
邓小平酷爱桥牌，并有高超的牌艺。对此，美国桥牌专栏作家艾伦？杜史高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世界上许多历史伟人都是桥牌迷。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动员英国军队参战时，仍念念不忘打桥牌；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待盟军北非登陆消息时，也没有忘记挤出时间玩一局桥牌；中国的邓小平亦是如此。
1981年，世界桥牌记者协会给邓小平颁发桥牌荣誉奖，称他是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之人。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代表邓小平参加在美国举行的授奖仪式，接受这一荣誉。
杨小燕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81年的3月4日晚上。当时一起参加会见的还有美籍华人翁心梓夫妇。翁心梓是国民党元老翁文灏的侄子，在纽约万源公司任董事长；翁的夫人李道基是清朝大臣李鸿章的曾孙女。邓小平会见这三位华人，并同他们一起打了三个多小时的桥牌。事情的起源还要从1981年上海第一次举办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谈起。
这届邀请赛共有10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城市20余个队报名参加。美国的旧金山、纽约、休斯敦三市，在翁心梓的努力下，组成四个队，由杨小燕任总领队。他们于3月3日乘飞机由美抵京，翁、杨提出希望在京期间与邓小平会一次面，或打一次桥牌。中国桥牌协会主席荣高棠把他们的要求立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欣然应求，定在4日晚上与他们一起打桥牌。消息传到宾馆，他们都异常兴奋。最激动的要算翁夫人了，她整整花了半天时间，跑遍了北京的书店，到处寻觅《邓小平选集》，可是，当时《邓小平选集》尚未出版，最后她便买了《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她为什么迫不急待地要得到《邓小平选集》而结果买了《周恩来选集》？大家觉得是个谜，因为她谁都不告诉。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80岁的军委主席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
据此，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100万！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将军。他说：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他是直接针对高层领导老化问题讲的。但就他面临的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来说，这话也完全恰如其分。
裁军，在国际上和在中国国内，都不是新题目。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一开始就把裁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裁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945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五花八门的裁军方案和机构，令人眼花缭乱。人人都在喊裁军，喊了40年，结果是越“裁”越多，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那里，“裁军”成为一种政治把戏和掩盖军备竞赛的烟幕，整个世界都被拖着不由自主地滑向危险的深潭。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裁减军队，反对军备竞赛，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国情，决定它对此必定怀着诚意。实际上，到1985年以前，我国政府通过裁减军队员额，紧缩军费，将军事设施转交民用或军民合用，军工企业转产民用产品和支援地方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不但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推动世界裁军进程做出了贡献。即便如此，我们对自己的现状仍然不满意。
我国的军费数额是很低的，而且在政府财政开支中的比例逐年下降。1985年，我国的军费只有191亿人民币，折合60亿美元，约占同年美国军费的20%；还不及苏联的一个零头。但是我军员额却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据统计，我国1953年至1983年30年间的武器装备发展费，比美国1982年1年的同类经费还少200亿人民币。
兵员多，结构又不合理。据有关资料，世界几个国家军队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1：4.56；美国为1：6.15；联邦德国是1：10；法国是1：17.而中国是1：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军官多，首先是由于机关庞大。每个军区有十几名或几十名大部以上领导，邓小平说，打麻将都能凑好几桌。他有一句尖刻的话，从1975年讲到1985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都跑不赢！”
早在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为首要任务。近10年来我军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弦绷得太紧；由于“人多好办事”的旧观念还在起作用；由于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革，部队的编制和员额缩了又胀，再缩再胀。1981年，邓主席曾经说过：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经过1975年至1982年的历次精简整编，我军员额已经有很大缩减。邓小平仍不满意，他在1982年的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从1983年起，杨尚昆副主席为进一步实现“消肿”的目标花费了大量心血。
现在，该下决心了。
邓小平在阐述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之后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
他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他表达的，正是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深思熟虑之后，集体下定的决心。既然现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可能两头兼顾，不如抖起胆子，集中财力物力先顾经济建设这一头。
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形成了。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这一年，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精简了近一半；空、海军和二炮都做了相应的精简和调整；原先的11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被裁掉的有昆明、武汉、福州、乌鲁木齐4个军区；减掉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了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3.3.从这一年起，3年内将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
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受到触动。
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全方位波动”。这是对一个庞大机体实行的脱胎换骨性的“大手术”。
这一切，都发生在南疆的自卫还击战场枪声不绝的时刻，发生在全党大力整顿力求党风根本好转的而尚未实现的关口，发生在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大刀阔斧改革图新、各种事物新旧更替的背景之下。这就使得这一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
它是惊心动魄的。它是引人深思的。
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当然，这一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白什么。我国党和政府公开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军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也便于改善武器装备，从质上提高部队战斗性能――即为了保持一支更有效的抑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武装力量。这同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减军队100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它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事实证明，中国军队的这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是做得利落、稳妥而成功的。当然也付出了代价。它留下了尚未愈合的创口和不适的反应。新的编制体制尚须不断完善，人们要有一个适应、熟悉的过程。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并在预料之中的。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副主席曾经坦率而中肯地指出：“军队员额减少一百万，粗看起来应该节省四分之一经费，事实不是这样。因为精简整编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腾出经费来改善装备，这一点还没实现。国家给的军费是包干的。增加工资、干部转业、营房整修、工事封闭都要钱，所以要想省出钱来搞装备，三五年内还办不到。”
有人估测，整编的花费加上不正之风乘机造成的挥霍浪费，损失的钱超过同期100万员额所占的国防费。这是可能的。但这是暂时的，一次性损失，换来的是永久性收获。这也像打扑克牌一样，新、旧编制体制各为一方，新方虽然打法高明，开始时也可能输，因为牌不好；但是双方获得好牌的概率是对等的。那么，时间越长，新方获胜的机会就越多，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强者。
留下来的，还有情感上心理上的创伤。如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痛苦地向旧的秩序、旧的习惯和自己身上的包袱告别那样，人类走向新的美好的时代，心情并非都是轻松愉快的。历史上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和进步，都充满悲壮的气氛。
悲壮是一种美，它给予人们的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的激励。若干年后，我们将为自己曾经有过那样悲壮的时刻而自豪！
历史，不论记载着多少荣誉，寄寓着多少感情，我们总要与它告别。
面对未来，不论有多少代价，多少牺牲，我们也必须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第三节 谁人不识小平名邓家老院笑犹存
美国《时代》周刊第二次评选邓小平为1985年新闻人物。邓小平是第一个被授予特别荣誉勋章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酷爱桥牌，并有高超的牌艺。“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邓小平主张，家庭内部生活要“大集中、小民主”。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1997年2月19日。
誉满中外成为封面人物
在庆祝建国35周年的群众游行队伍行进到天安门前的时候，大学生队伍中忽然展现出一条醒目的横幅：“小平您好！”激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光明日报》曾载文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
这条横幅，是由北京大学生物系细胞遗传专业的同学制作的。9月30日晚，他们为写这条横幅忙到深夜。写什么好呢？大家争先恐后地议论着，讲到中共在乌云满天的日子里力挽狂澜，大家想到邓小平；讲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大家又想到邓小平；讲到当前各项深得人心的政策，大家仍然想到邓小平。
有人提议：“就写邓小平万岁！”但大家觉得“万岁”这两个字不够亲切，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决定：“小平您好！”
10月1日凌晨，他们把横幅夹在鲜花中带进了游行队伍。当来到金水桥头时，同学们呼啦一下亮出横幅，高高地举向天安门城楼。大家高兴地说：“邓小平向我们微笑着招手呢！”
全国学联主席、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刘能源10月2日晚赶来祝贺他们：“你们的行动，道出了全国大学生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心声。”
美国《时代》周刊第2次评选邓小平为1985年新闻人物。该刊从1927年开始每年评选1位对当年世界事务最有影响的新闻人物，到1985年为止，只有9人两次被评为新闻人物，邓小平是其中之一。1978年，该刊曾评选邓小平为新闻人物。
《时代》1986年第1期（1月6日）发表“封面新闻”介绍邓小平，并刊登编辑部文章，说明评选的考虑。该刊说，参加评选的编辑们认为，邓小平在中国倡导的改革在改变历史进程方面要超过1985年世界其他各地发生的任何事情。该刊认为，邓小平倡导的全面的经济改革，解放了10亿人民的生产力。如果改革成功，将在全世界产生深刻的和不可估量的后果。邓小平实行的改革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时隔短短几年再次造访中国的外国人几乎都难以相信。在改变人民生活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比得上邓小平。
美国《时代》周刊每年年终的挑选封面人物，是50余年来每年一件很重大的事。由于参加挑选意见者是该杂志的编辑与记者，竞争很激烈。驻地的特派员往往认为自己当地的政治人物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这类“偏见”的发生是很自然的事。过分主观的意见就需要远在纽约的总部高级编辑来作审核。1978年，邓小平第1次中选为封面人物，1985年再次中选。董鼎山在1月16日香港《大公报》上撰文，记述这次中选的经过，摘录如下：
1985年度的选择早已于11月间开始。先是四五个高级编辑（副总编辑级以上者）随便闲谈，讨论《时代》各地记者与工作人员的非正式票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似乎得到票数最多。由于南非的骚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的黑人主教图，以及关在牢内的黑人革命领袖曼德拉的名字也有人提及。里根总统的提名当然不在话下。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并不引起《时代》各高级编辑的热心支持，原因不少。虽然戈尔巴乔夫是世界舞台上的新人物，但是他在日内瓦与里根的会谈，并没有在核子裁军方面有什么突破性的成就。此外，他不过是苏联的传统性领袖，并没有什么特色。
就在这个时候，在《时代》高级编辑会议的讨论中，邓小平的名字被提了出来。
《时代》的首席驻外记者李却？邓肯刚自北京回来，编辑会议请他发表意见。邓肯举出下列几个理由，表明他推荐邓小平为1985年度《时代》封面人物的立场：
一、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深受人民爱戴。世界1/4人员的生活将受影响。
二、世界1/4人口生活的改善，可以协助保持世界局势的平稳。
三、中共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个选择。
四、这个转变，无论在正面上与反面上都将会影响世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这样的逻辑推理，一下子就把尚在犹豫不决、疑惑不定的几个高级编辑说服了。他们投票一致选择邓小平为1985年度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最后一关是要通过《时代》的太上总编辑亨利？葛仑瓦德（此职位原属已故创刊人鲁斯）。葛仑瓦德问了几个问题：邓小平的政策会不会失败？（答：中国一般人民似支持他；高低潮会发生，但是回到“文革”时代却不可能。）人民的支持有什么征象？（答：农村新舍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证之一。）……
葛仑瓦德本人曾率《时代》代表团于10月访问北京，与邓小平会谈过。显然他自己也获得了深刻印象，用不着编辑们用大力来说服他。
“好吧，就用邓小平吧。”他作了决定。
世界3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青年1985年共同选举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1985年度“10位最富鼓舞性人士”的第一位。这是“国际千年盛世协会”理事长爱德华？麦南理12月30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
被列为本年度“10位最富鼓舞性人士”的还有南非黑人领袖尼尔逊？曼德拉的夫人温妮？曼德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印度的特来萨嬷嬷；以及为非洲灾民募集消除饥荒基金的爱尔兰歌星鲍勃？盖尔多夫等“一些激励人心的英雄们”。
“国际千年盛世协会”是一个由美国大学生发起的国际友好与和平青年组织。会员遍及美国和世界31个国家。1985年中，该协会要求其成员选举本年度曾给予青年人以未来的激励的人物。结果，邓小平“因平静地将领导火炬传递给更加年轻、知识水平更高的新一代年轻人而于1985年享有国际盛誉”，被青年们共同推选。该协会认为，邓小平“与中国其他高级领袖们对于青年领导人所共同表现出的坚定信任是对全球青年人的一个极大鼓舞。”“点燃了如此众多青年人的希望之火，使其对未来充满信心。”
他被评上以后就接到一张请柬，邀请他去参加该协会组织的1999年除夕在埃及基奥普斯大金字塔旁举行的2000年到来的盛会。届时邓小平已有95岁了。
千年盛世协会理事长麦克纳利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邓小平和1985年评选上的另外九个人每个人都收到一张镌版刻印的请柬，邀他们去参加1999年在各金字塔旁举行的世界千年纪念慈善舞会。
麦克纳利说，该社在31个国家里的3600名成员选中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年轻的领导”。
麦克纳利说，千年盛世协会是1979年由一批年轻的专业人员在六大洲创立的一个国际性慈善团体。它的宗旨是要把2000年作为“国际上团结的时刻”来庆祝，计划在1999年除夕在全世界每一个时区都举行庆祝活动。
麦克纳利说，在金字塔旁举行盛大舞会的计划已经在积极进行。他说，他们协会已经同丘纳德轮船公司、埃及政府和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签订租用“伊丽莎白二世”号轮船、预定各金字塔旁的场地并为1999年的舞会进行其他安排的合同。参加那次舞会的最终将包括3500位应邀出席的来宾。
他说，每年评选出来的10个人每人都可应邀前去参加这一舞会，全部费用都由协会负担。
该协会在1999年以前每年都将举行除夕慈善舞会，以筹集经费作为奖学金。
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和千年盛世协会31日将在华盛顿主办第二次一年一度的舞会。
据北京社会调查所1986年对8000份问卷的统计，邓小平为中国青年“最喜欢的在世名人”。他的得票数在国内外政治家中占71.78%，在中国政治家中占87.52%。
这个调查是为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精神文明定量分析”课题而做的辅助调查。共计31个问题，其中第25题原题为“你最喜欢的在世名人？”在读者回信应答中，政治家、企业家、改革者、战斗英雄、文艺体育明星等各类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得票率，其中政治家得票百分比最高，为40.92%，企业家百分比最低，仅1%强。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1986年11月一个晴朗的上午在这里把一枚该交易所的徽章送给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
据说，世界上得到该交易所徽章的领导人除里根总统外，就只有邓小平。有了这个徽章，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便可畅通无阻。
范尔霖高兴地对邓小平说：这表示你将永远受到我们的欢迎，永远欢迎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来，永远欢迎你到美国金融市场来，也就是说，永远欢迎你到美国人民中间来。
邓小平说：“谢谢！”接着，两人隔着茶几愉快地握手。
这天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由范尔霖率领的美方代表团。该团来华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议。
在允许记者采访的五分钟时间内，范尔霖还告诉邓小平，“这次研讨会非常成功”。
邓小平问：研讨会的目的是什么？
范尔霖回答：出于相互学习和受教育，我们是来向中国学习的，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方面。我们中的这些人对美国金融市场情况很熟悉，大家可以相互交流。
邓小平笑着说：主要是剥削你们，向你们学点东西。
这句话一下子把客人和记者们都说得笑起来，会见厅里洋溢着友好、愉快的气氛。由于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科学发展作出的做出贡献，83岁的邓小平1987年被授予第三世界科学院特别荣誉勋章。
在这天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院长阿卜杜斯？萨拉姆教授颁授了这枚勋章。
邓小平委托国家主席李先念接受勋章并致谢辞。
总部设在意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学院，最近决定设立特别荣誉勋章，以表彰为第三世界科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邓小平是第一个被授予这种勋章的国家领导人。
1989年2月的一天，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丹尼斯？霍华德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了该联合会最高荣誉奖――金奖。中国桥牌协会主席荣高棠代表邓小平领了奖。
世界桥联执委会于1988年决定设立荣誉金奖，以表彰对于推动世界桥牌运动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
世界桥联主席霍华德在颁奖仪式上说：“香港桥协主席蔡国雄先生提议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第一位获奖者，他的建议获得了一致赞同。”荣高棠在颁奖仪式上转达了邓小平对霍华德先生和世界桥联的谢意。
颁奖仪式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会见了世界桥联主席霍华德一行。霍华德在谈话中表示，中国有着发展桥牌运动的巨大潜力，世界桥联将努力帮助中国发挥这一潜力。
说起桥牌，这里还有不少故事呢。
邓小平酷爱桥牌，并有高超的牌艺。对此，美国桥牌专栏作家艾伦？杜史高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世界上许多历史伟人都是桥牌迷。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动员英国军队参战时，仍念念不忘打桥牌；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待盟军北非登陆消息时，也没有忘记挤出时间玩一局桥牌；中国的邓小平亦是如此。
1981年，世界桥牌记者协会给邓小平颁发桥牌荣誉奖，称他是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之人。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代表邓小平参加在美国举行的授奖仪式，接受这一荣誉。
杨小燕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81年的3月4日晚上。当时一起参加会见的还有美籍华人翁心梓夫妇。翁心梓是国民党元老翁文灏的侄子，在纽约万源公司任董事长；翁的夫人李道基是清朝大臣李鸿章的曾孙女。邓小平会见这三位华人，并同他们一起打了三个多小时的桥牌。事情的起源还要从1981年上海第一次举办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谈起。
这届邀请赛共有10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城市20余个队报名参加。美国的旧金山、纽约、休斯敦三市，在翁心梓的努力下，组成四个队，由杨小燕任总领队。他们于3月3日乘飞机由美抵京，翁、杨提出希望在京期间与邓小平会一次面，或打一次桥牌。中国桥牌协会主席荣高棠把他们的要求立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欣然应求，定在4日晚上与他们一起打桥牌。消息传到宾馆，他们都异常兴奋。最激动的要算翁夫人了，她整整花了半天时间，跑遍了北京的书店，到处寻觅《邓小平选集》，可是，当时《邓小平选集》尚未出版，最后她便买了《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她为什么迫不急待地要得到《邓小平选集》而结果买了《周恩来选集》？大家觉得是个谜，因为她谁都不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