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胡青天一入中南海！如山冤案尽皆昭雪(1)
第一节 大义凛然翻政治铁案敢作敢为留青天美名
胡耀邦见到他后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胡耀邦与大家研究，把第二篇的文章题目叫作《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他说的一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1978年6月，当中央专案组火气很旺的到中组部大发脾气时，胡耀邦已组织人员着手解决“六十一人案”。
中南海的夜晚很美
在凉风习习的秋夜，那清澈如镜的湖面和雄伟壮丽的建筑，在月光下显得分外静谧和迷离。
穿过“菊香书屋”，在一个临湖的大院门。门上雕着“静谷”两个大字。院内松柏苍翠，菊花吐艳。这里便是毛泽东住的丰泽园。通常，他都要在月光下伫立一会儿，反剪着双手，仿佛在仔细端详一件艺术品似的欣赏院中的景色，然后，悠然地走进书屋，一直看书看到清晨方才入睡。
在这个院落里，毛泽东支持过江青、张春桥，接见过姚文元，鼓励过王洪文；在这里筹划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过刘少奇、陶铸、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是中国一切行动指令的中心。而今天，1976年10月6日，就在这个院子的旁边，毛泽东临终前亲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却亲自指挥逮捕了他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人们在欢乐中发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各种问题成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业停种，经济濒临破产，冤狱遍布全国。全国人民都希望尽快收拾好这个烂摊子，目光一起投向邓小平。可是，当时华国锋却不太乐意让邓小平复出。他把自己的发式改成向后倒，与毛泽东的大背头一样。穿着毛泽东式的衣服，模仿毛泽东的动作，到处挥手致意，俨然把自己看成像毛泽东一样是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
小平不出来，叶剑英心里可急呀！叶帅又想到闲着在家的胡耀邦。
1976年10月12日，叶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从大连刚回到北京，正在家养病。
叶选宁的到来令他非常兴奋。他招呼叶选宁坐下，马上说道：“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叶选宁高兴地认为，打倒“四人帮”，社会建设事业就不会有什么障碍了。
胡耀邦微微皱起了眉头，说：“没那么简单！复杂着呐！”
接着，胡耀邦对叶选宁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人心里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叶选宁临走前，胡耀邦问：“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回答道：“我让父亲去见他。”
“那么，请你让叶帅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他。”
胡耀邦的这句话叶剑英带给了华国锋，但华国锋听后只是用手拢了拢向后的大背头不置可否。叶剑英只好直截了当地跟他讲：“华主席，得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呀。小平复出，人心大顺呀！”
华国锋不乐意听这话，但又不好讲，就把毛主席搬出来压邓小平，他说：“叶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定下的。现在刚粉碎‘四人帮’，我们就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别人会怎么看？现在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过一段时间，看看形势再说吧。”
叶剑英只好说：“那可是要抓紧噢！”
华国锋嘴上答应：“我会注意这个问题的。”可他的心里却在筹划防止地位和权力陷落的防线，经过与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商量，出台了“两个凡是”的观点。
这么一来，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天安门事件”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千百万人的冤假错案，统统石沉大海……华国锋不仅不折不扣地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这与胡耀邦提出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背道而驰。胡耀邦不解地说：“‘两个凡是’哪是人心为上，简直是乱箭穿心嘛！”
经过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的斗争，华国锋终于同意让邓小平复出工作，邓小平时代从此开始了。
邓小平一上台，就启用经验丰富、富有宣传鼓动才能的胡耀邦，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1977年3月，胡耀邦带着对“两个凡是”的苦苦思索踏进颐和园旁的中央党校校门。
胡耀邦思索后的答案与老同志们的观点不谋而合。邓小平明确批评华国锋：“‘两个凡是’不行”。陈云严厉指出，粉碎“四人帮”快半年了，仍然“大有杀气”。胡耀邦找到了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6月的一天下午，胡耀邦把党校文史教研室的杨逢春找到自己的办公室，杨逢春是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文字功底好，理论水平也较高。胡耀邦见到他后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杨逢春说：“怕倒不怕，不知究竟写什么？”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胡耀邦告诉他。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杨逢春歉然道。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胡耀邦解释说。
杨逢春爽然答道：“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外，胡耀邦还找来了党校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还有《人民日报》社的几位编辑、记者。胡耀邦为他们理了思路。
他说：“这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陷害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一次长期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好这个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胡耀邦是著名的“红小鬼”，对革命战争中的优良传统总是念念不忘，所以，讲着讲着，他的话题就讲到延安时期。他非常激动地给大家讲延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如何如何好，政治生活非常正常，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家常便饭，党员见到党组织就是到“家”了……
他又把话题收到当前。他说：“从1957年开始20多年，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所以，必须要及时拨乱反正。现在真正要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批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胡耀邦基本构建出了文章的框架。接着，他对杨逢春说：“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文章可以写多长？”杨逢春问。
胡耀邦不假思索地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叶杨和陈中问：“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胡耀邦回答。
几个同志与胡耀邦谈了几次后，发现他对纠正混乱的干部路线的心情如此迫切，他们紧迫感也增强了，不到一星期，初稿就拿出来了。然后，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一共修改了17稿才满意。
胡耀邦尽管心情十分迫切，可是当时思想宣传界还被“左”的思想统治，发稿的时间尚不成熟。所以，他决定先放一放，相机而动。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邓小平历来坚决反“左”，他一针见血地在公开场合批评“两个凡是”。胡耀邦觉得这是批判“左”的东西的最好时机，认为应该让华国锋、汪东兴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点，抛弃原来的“左”的僵化的态度，化解与全国人民、与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隔膜。
在一系列党内会议上，华国锋从不提解放思想，从不提为被迫害、受冤枉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许多还在“冰雪严寒”的同志有的开始失望了。
这时，胡耀邦感到有必要打破这种僵死的局面，唤醒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1977年10月7日，正好是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胡耀邦让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用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登。
文章有血有肉，材料翔实，论理深刻，文词动人。文章的核心是论述必须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主要是必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文章指出：之所以有这种必要，是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摧残破坏殆尽。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搞一套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法西斯主义，制造谬论，传播流毒，对革命干部造谣、诬蔑、打击、陷害，给党的干部队伍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是，尽管现状如此，今天有些同志，特别是党内的少数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一部分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工作力度不够，致使一部分有工作能力、有路线觉悟的干部没有解决工作问题，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反而使少数混入干部队伍的坏人安然无恙。这一切都表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是一项严峻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应该积极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下定决定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这无异于晴空霹雳，文章一见报，全国震动了。全国人民从四面八方投书、拍电报、打电话到《人民日报》社。
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社就收到1万多封信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了两麻袋信件和电报。所有的来信、来电都对文章表示赞赏、支持、拥护。
有的人说：“文章说到咱心坎上了”；有人说：“等了多少年，今天终于听到令人看到希望的声音”；有的人说：“希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继续大造，推动干部政策的彻底落实”；有一个被迫害的家庭写信说：“从广播里听到这篇文章，边听边流泪，全家都看到了被洗冤的曙光。”
文章尽管顺乎民心，但是思想界的坚冰还没有打破。要想很快落实干部政策问题谈何容易。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还在对着干。思想僵化的人打电话、写信到《人民日报》社厉声责问；一些地方打电话询问：“你们刊登这篇文章，中央有文件吗？”；态度最温和的也只是说：“问题难办，不可操之过急。”……
左的干扰使文章作者们对写下篇文章的思想有些动摇。他们一起请示胡耀邦。然而，胡耀邦的态度十分坚定，他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十二级台风。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于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胡耀邦所指的“十二级台风”的起源就在被“左”的思想长期笼罩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当时的组织部长郭玉峰，是深受康生欣赏的军政干部。“文革”中，康生吹捧郭玉峰是全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干部，于是，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他派到中组部和中监委“支左”，把原部长安子文“揪”了出来，从此，掌管中组部的大权。
打倒“四人帮”以后，在他的把持下，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持消极的、抵触的态度。并且发下话说：“没有中央的正式文件，一切都维持原样。”
郭玉峰把持的中组部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成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真正的“阎王殿”。对老干部的呼吁请求置之不理，对来访者拒之门外。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要求组织上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可郭玉峰不仅把舒同挡在大门外，还派人到中组部招待所把舒同赶走，让舒同“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在北京的6000多名中央机关干部被闲置在家；一大批如夏衍、楚图南等文化名人仍被视为“社会糟粕”弃之不用；被关押在外地的原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写信呼吁，甚至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对这些，郭玉峰都无动于衷。不仅如此，他对原中组部和中监委一大批受迫害的同志也不给落实政策，仍然让陈野苹、张志杰、杨士杰等人天天扫院子，倒垃圾，当成阶级敌人对待，不准他们跨进办公大楼半步。
中组部有正义感，靠边站的人们愤怒了，纷纷起而抗争。人们采用了当时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贴大字报，一时间，中组部大院里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严厉批评中组部的官衙门作风，斥责郭玉峰的破坏党的干部政策的行为，要求改变继续对人民、对干部犯罪的态度，强烈要求立即给“靠边站”的老同志妥善工作。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大字报，有点着慌了，马上派人撕。就这么，前面撕，后面贴，中组部的院中每天都堆积了好多纸。中组部的老干部把被撕下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的人又把大字报转给胡耀邦。
胡耀邦看着这些大字报，再听听同志们每天的汇报，他心急如焚，急得在室内踱来踱去，口中不停地说：“这种局面一定要打破，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马上请来上次的几个作者和《人民日报》社的编辑记者，与他们商量下一步的对策。胡耀邦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阻力重重。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
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大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中国的说法是：‘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等人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有关落实政策的典型消息，逐步打开为干部平反昭雪的工作局面。”
于是，胡耀邦与大家研究，把第二篇的文章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的言词比上篇激烈，主旨也挑得更明确。文章指出：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篇名“本报评论员”的评论文章。第二版也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总标题叫《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开始了。
此时，中组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反对郭玉峰的大字报撕了就贴，贴了又被撕下。有人觉得必须把中组部发生的斗争报告党中央。后来，有人把一批批大字报整理成情况汇编，通过《人民日报》社，拟出一篇题目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汇报，上报给叶剑英和中央分管宣传的耿飚。
叶剑英马上把这个情况转告了陈云和已复出的邓小平等中央老同志。几位党中央核心的老人意识到中组部被郭玉峰搞乱了，工作搞坏了，12月初，经过党中央决定，把极左的郭玉峰调离中组部。
调走郭玉峰只是为工作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叶剑英不无担忧地说：“喊冤的人这么多，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
邓小平最了解胡耀邦，马上接上话，“我举荐一个人，胡耀邦，最合适。”
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人一致同意。
当中央找胡耀邦谈话，决定让他出任中组部长，胡耀邦一听，马上表态：“我愿意当这个包公！”
胡耀邦接受批斗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胡耀邦受到的冲击和摧残，在中央一级领导同志中，算是比较厉害的。然而他沉着、坚定、豁达，在狂风恶浪中，他作为一个革命老战士，确实是如竹之坚，如松之劲！
1966年夏“文革”一开始，中央直属机关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是共青团中央。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把耀邦一次又一次地揪出来，由一群身强力壮的红卫兵押着，硬拽到批斗台上去，让他坐“喷气式”，接受喋喋不休的所谓“大批判”，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炽热的太阳当头烤晒着，耀邦弯着腰，低着头，两手反叉到背后举着。他的脸色发晦，汗水濡湿了衣衫，忍受着难言的极度苦楚。他随传随到，听任批判，对小将们的责问，总是耐心地回答：“我在‘文革’中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判！”再问他，他还是说：“我有错误，请大家批判！”再多就不说了。红卫兵问他：“你和刘、邓是怎么来往的？”他就说：“同志们，这个……记不得，说不得哟！”不论别人怎样虐待他，不该说的，他一句也不说。
这样的苦日子一连十几天，他像个囚犯似的，被软禁在一间小平房里，不得回家去，随时接受群众的批斗。团中央机关造反兵团的小将们，还是了解胡耀邦为人的，他们把进驻机关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撵走，又在大门口贴出了布告：“走资派胡耀邦由本军团负责批斗，外单位任何群众组织不得入内”，门口又派了“重兵”把守。这一手真厉害，成批成批的红卫兵被拒之门外，不啻给胡耀邦解了围，至少暂时能够避开这种没完没了的批斗，免受突然袭击与皮肉之苦。
“文革”还刚刚开始，随着林彪、江青等人的肆虐和挑唆，“大批判”愈来愈“深入”，在两年多的漫长日子里，胡耀邦忍受了机关内外无数次批斗，精神上受到种种折磨，他显著地消瘦下来，变得沉默寡言了，但他照旧生活着，思考着，读着书，观察着全国形势的发展。
在“五七”干校
1969年5月，奉“五七”指示，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2000多人，一锅端地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这儿有已耕地1200多亩，还准备再开垦8000亩，筹建发电厂、木工场、作坊、拖拉机站等十多处。不久又把干部职工家属搬来，作了长期“安营扎寨”的计划。一年前就派来的军代表们，独揽团中央党、政、财务、人事等一切大权。
胡耀邦在军代表的指令下，不久也来到黄湖干校，分配在一连一排一班，先住在几十人合住的仓库里，后来搬进方砦村一间草房里。这里住了机关行政处的十几个同志。这时候，他每月只有30元钱生活费，和大家一样，买菜票到食堂去排队打饭，吸的是一角六分一包的工字牌香烟，每天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的精神没有垮，饭量还逐渐有所增加，身体也日益壮实起来。人们出工、上校部开会、买东西，经常能看见他。他总是笑嘻嘻的，说几句寒暄的话。一连的同志照顾耀邦，开始，分配他在场院劳动。他不时推谷晒场，或用风车扬谷，每到天气乍变，即将下雨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抢收，以两肩扛起100多斤重的麻袋，一袋一袋地往仓库送。他不愿受“照顾”，要求干些重活，连里派他去搞基建，他和泥，上房顶，当小工。后来他又去插秧、割草，用小车拉石头，什么苦累的活儿都干过。
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胡耀邦曾轮流到各连队住宿，听取“革命群众”对他的“检查”的批评意见。
此时此刻，胡耀邦还是个下台的“五七”干部么？也是也不是。他虽身为“五七佬”，但在团中央系统2000多名干部的心目中，仍然是大家的第一书记。他在干校的后期，军代表曾因他不肯在结论上签字，“态度不好”，决定让他到各连队去劳动（每连呆一个月），接受“群众的批判”，由于一连和其他连同志的抵制未能实现。在党内需要选举一名十大代表，全校推举一名四届人大代表时，同志们不顾重重阻力，照样选举他当代表。虽然他的名字遭到了“上头”的否决，另选了两名青年同志当代表，但党心、人心却是不可悔的。
1972年4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对胡耀邦在“文革”中的问题作了审查结论，给他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后很生气，逐条加以反驳。军代表问他：“那你在干校的检讨还算不算数？”胡耀邦说：“在干校的检查，一是受林彪路线的影响；二是好多书记的检查都上纲了，我第一书记应当承担责任。你军代表说要送中央，我说不能送。”到了10月28日，胡耀邦在《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字。”胡耀邦是个铮铮铁骨的战士，在“文革”的最后5年中，始终没有在审查报告中签过字！
就在拒不签字的后几天，即1972年11月10日，当“四人帮”在台上疯狂表演之时，他在干校给黑龙江兵团某战士――原北京青年志愿恳荒队的队员，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信的最后几段说：
“我很幸运，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变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时刻要忘却什么，追求什么。我记得杨华同志，也还记得其他一些同志，我没有同他们另外写信，如果你有功夫，我希望你把我上面的一些意思转告他们，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
胡耀邦在干校，看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溃灭，他预见到“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被人民群众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俗话说：“真理在手，心里不愁。”这就是他在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刻满怀信心坚定不移的缘故。
大义凛然
胡耀邦襟怀坦白，大义凛然坚持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早在延安时期担任总政组织部长时，他就不与康生交往。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免一大批团干部的官。尽管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可那天晚上，耀邦还是公开讲：“康生是老左。”并谈了对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总理请示毛主席，要找几个年青的“八大”中央委员担任“九大”中央委员，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人“红小鬼”。
“九大”时，康生主动伸出手来想和耀邦握手，耀邦扭头便走。结果，他没有能担任“九大”中央委员。
后来，团中央干部集体上书请愿，要求耀邦担任人大代表。汪东兴找他谈话并指出，只要你承认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你就可以担任人大常委。胡耀邦绝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两次拒绝。他说：“我没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我是八大中央委员，江青什么也不是，怎么说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呢！”他曾对人说：“我感到最苦闷的时候，不是在团中央住‘牛棚’的时候，而是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1969年4月‘九大’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对林彪的问题有所察觉。当然，那时候不可能想到林彪会反党叛国，但是已经感觉到了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来，同时对别的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别的方式，提了一条意见，说：‘洪湖苏共没有中央委员’。二是林彪关于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我总觉得有点荒唐……因此，开完‘九大’到黄湖（‘五七’干校）以后，我就不再提‘林副主席’了。”
胡耀邦早在林彪发迹之时，就对此人有所觉察。他曾对林彪鼓吹的许多唯心主义、实用主义谬论表示过轻蔑与反感。早在“文革”前夕，林彪神吹“突出政治”之说时，耀邦就敢于当众嘲笑：“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对过去盛行的对领袖人物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方式，耀邦也表示过异议与反感。他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礼仪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说过“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说法不科学嘛！”他提倡青年学会独立思考，即使是对领导人物说过的话，“也可以怀疑”，可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
胡耀邦在受审查期间，接受过无数次“外调”与“审问”，先后写过100多万字的材料。他自己认为，除对一位领导同志一度上纲过高外，一般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几次，逼他写材料证明一个老干部曾“叛党通敌”，他说：“叛党通敌不能随便说哟，我反复想，不是这么回事，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林彪垮台后，我立即写几千字的材料，揭发这件事，说林彪的罪恶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1974年春天，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林批孔批大儒”的文章，对所谓“法家”的评价越来越高，闹了不少笑话。有些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总理，使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感到担忧。一位同志对胡耀邦讲了上述疑问与忧虑，耀邦心照不宣地笑了，说：“咱们只谈观点，不谈人事。”他翻开正在阅读的一本列宁著作，指着一段划红杠的地方――“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严重危机之一。”
“文革”期间，胡耀邦不仅在政治上立场坚定，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思想理论上，他也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犯错多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诚实。诚实的品格最重要，他还鼓励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胡耀邦曾经嘲笑这样一种“笔杆子”，他们好像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你想用什么，他能写什么；还能写得振振有词，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亩产几万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最、最”，现在又把“法家”说成“爱护人”的革命家，陈胜、吴广与秦始皇几乎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耀邦对这种“笔杆子”极为轻蔑，说这种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骨头！”
胡耀邦见到他后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胡耀邦与大家研究，把第二篇的文章题目叫作《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他说的一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1978年6月，当中央专案组火气很旺的到中组部大发脾气时，胡耀邦已组织人员着手解决“六十一人案”。
中南海的夜晚很美
在凉风习习的秋夜，那清澈如镜的湖面和雄伟壮丽的建筑，在月光下显得分外静谧和迷离。
穿过“菊香书屋”，在一个临湖的大院门。门上雕着“静谷”两个大字。院内松柏苍翠，菊花吐艳。这里便是毛泽东住的丰泽园。通常，他都要在月光下伫立一会儿，反剪着双手，仿佛在仔细端详一件艺术品似的欣赏院中的景色，然后，悠然地走进书屋，一直看书看到清晨方才入睡。
在这个院落里，毛泽东支持过江青、张春桥，接见过姚文元，鼓励过王洪文；在这里筹划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过刘少奇、陶铸、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是中国一切行动指令的中心。而今天，1976年10月6日，就在这个院子的旁边，毛泽东临终前亲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却亲自指挥逮捕了他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人们在欢乐中发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各种问题成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业停种，经济濒临破产，冤狱遍布全国。全国人民都希望尽快收拾好这个烂摊子，目光一起投向邓小平。可是，当时华国锋却不太乐意让邓小平复出。他把自己的发式改成向后倒，与毛泽东的大背头一样。穿着毛泽东式的衣服，模仿毛泽东的动作，到处挥手致意，俨然把自己看成像毛泽东一样是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
小平不出来，叶剑英心里可急呀！叶帅又想到闲着在家的胡耀邦。
1976年10月12日，叶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从大连刚回到北京，正在家养病。
叶选宁的到来令他非常兴奋。他招呼叶选宁坐下，马上说道：“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叶选宁高兴地认为，打倒“四人帮”，社会建设事业就不会有什么障碍了。
胡耀邦微微皱起了眉头，说：“没那么简单！复杂着呐！”
接着，胡耀邦对叶选宁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人心里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叶选宁临走前，胡耀邦问：“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回答道：“我让父亲去见他。”
“那么，请你让叶帅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他。”
胡耀邦的这句话叶剑英带给了华国锋，但华国锋听后只是用手拢了拢向后的大背头不置可否。叶剑英只好直截了当地跟他讲：“华主席，得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呀。小平复出，人心大顺呀！”
华国锋不乐意听这话，但又不好讲，就把毛主席搬出来压邓小平，他说：“叶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定下的。现在刚粉碎‘四人帮’，我们就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别人会怎么看？现在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过一段时间，看看形势再说吧。”
叶剑英只好说：“那可是要抓紧噢！”
华国锋嘴上答应：“我会注意这个问题的。”可他的心里却在筹划防止地位和权力陷落的防线，经过与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商量，出台了“两个凡是”的观点。
这么一来，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天安门事件”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千百万人的冤假错案，统统石沉大海……华国锋不仅不折不扣地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这与胡耀邦提出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背道而驰。胡耀邦不解地说：“‘两个凡是’哪是人心为上，简直是乱箭穿心嘛！”
经过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的斗争，华国锋终于同意让邓小平复出工作，邓小平时代从此开始了。
邓小平一上台，就启用经验丰富、富有宣传鼓动才能的胡耀邦，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1977年3月，胡耀邦带着对“两个凡是”的苦苦思索踏进颐和园旁的中央党校校门。
胡耀邦思索后的答案与老同志们的观点不谋而合。邓小平明确批评华国锋：“‘两个凡是’不行”。陈云严厉指出，粉碎“四人帮”快半年了，仍然“大有杀气”。胡耀邦找到了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6月的一天下午，胡耀邦把党校文史教研室的杨逢春找到自己的办公室，杨逢春是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文字功底好，理论水平也较高。胡耀邦见到他后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杨逢春说：“怕倒不怕，不知究竟写什么？”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胡耀邦告诉他。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杨逢春歉然道。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胡耀邦解释说。
杨逢春爽然答道：“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外，胡耀邦还找来了党校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还有《人民日报》社的几位编辑、记者。胡耀邦为他们理了思路。
他说：“这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陷害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一次长期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好这个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胡耀邦是著名的“红小鬼”，对革命战争中的优良传统总是念念不忘，所以，讲着讲着，他的话题就讲到延安时期。他非常激动地给大家讲延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如何如何好，政治生活非常正常，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家常便饭，党员见到党组织就是到“家”了……
他又把话题收到当前。他说：“从1957年开始20多年，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所以，必须要及时拨乱反正。现在真正要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批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胡耀邦基本构建出了文章的框架。接着，他对杨逢春说：“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文章可以写多长？”杨逢春问。
胡耀邦不假思索地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叶杨和陈中问：“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胡耀邦回答。
几个同志与胡耀邦谈了几次后，发现他对纠正混乱的干部路线的心情如此迫切，他们紧迫感也增强了，不到一星期，初稿就拿出来了。然后，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一共修改了17稿才满意。
胡耀邦尽管心情十分迫切，可是当时思想宣传界还被“左”的思想统治，发稿的时间尚不成熟。所以，他决定先放一放，相机而动。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邓小平历来坚决反“左”，他一针见血地在公开场合批评“两个凡是”。胡耀邦觉得这是批判“左”的东西的最好时机，认为应该让华国锋、汪东兴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点，抛弃原来的“左”的僵化的态度，化解与全国人民、与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隔膜。
在一系列党内会议上，华国锋从不提解放思想，从不提为被迫害、受冤枉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许多还在“冰雪严寒”的同志有的开始失望了。
这时，胡耀邦感到有必要打破这种僵死的局面，唤醒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1977年10月7日，正好是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胡耀邦让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用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登。
文章有血有肉，材料翔实，论理深刻，文词动人。文章的核心是论述必须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主要是必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文章指出：之所以有这种必要，是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摧残破坏殆尽。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搞一套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法西斯主义，制造谬论，传播流毒，对革命干部造谣、诬蔑、打击、陷害，给党的干部队伍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是，尽管现状如此，今天有些同志，特别是党内的少数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一部分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工作力度不够，致使一部分有工作能力、有路线觉悟的干部没有解决工作问题，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反而使少数混入干部队伍的坏人安然无恙。这一切都表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是一项严峻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应该积极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下定决定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这无异于晴空霹雳，文章一见报，全国震动了。全国人民从四面八方投书、拍电报、打电话到《人民日报》社。
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社就收到1万多封信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了两麻袋信件和电报。所有的来信、来电都对文章表示赞赏、支持、拥护。
有的人说：“文章说到咱心坎上了”；有人说：“等了多少年，今天终于听到令人看到希望的声音”；有的人说：“希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继续大造，推动干部政策的彻底落实”；有一个被迫害的家庭写信说：“从广播里听到这篇文章，边听边流泪，全家都看到了被洗冤的曙光。”
文章尽管顺乎民心，但是思想界的坚冰还没有打破。要想很快落实干部政策问题谈何容易。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还在对着干。思想僵化的人打电话、写信到《人民日报》社厉声责问；一些地方打电话询问：“你们刊登这篇文章，中央有文件吗？”；态度最温和的也只是说：“问题难办，不可操之过急。”……
左的干扰使文章作者们对写下篇文章的思想有些动摇。他们一起请示胡耀邦。然而，胡耀邦的态度十分坚定，他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十二级台风。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于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胡耀邦所指的“十二级台风”的起源就在被“左”的思想长期笼罩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当时的组织部长郭玉峰，是深受康生欣赏的军政干部。“文革”中，康生吹捧郭玉峰是全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干部，于是，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他派到中组部和中监委“支左”，把原部长安子文“揪”了出来，从此，掌管中组部的大权。
打倒“四人帮”以后，在他的把持下，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持消极的、抵触的态度。并且发下话说：“没有中央的正式文件，一切都维持原样。”
郭玉峰把持的中组部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成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真正的“阎王殿”。对老干部的呼吁请求置之不理，对来访者拒之门外。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要求组织上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可郭玉峰不仅把舒同挡在大门外，还派人到中组部招待所把舒同赶走，让舒同“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在北京的6000多名中央机关干部被闲置在家；一大批如夏衍、楚图南等文化名人仍被视为“社会糟粕”弃之不用；被关押在外地的原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写信呼吁，甚至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对这些，郭玉峰都无动于衷。不仅如此，他对原中组部和中监委一大批受迫害的同志也不给落实政策，仍然让陈野苹、张志杰、杨士杰等人天天扫院子，倒垃圾，当成阶级敌人对待，不准他们跨进办公大楼半步。
中组部有正义感，靠边站的人们愤怒了，纷纷起而抗争。人们采用了当时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贴大字报，一时间，中组部大院里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严厉批评中组部的官衙门作风，斥责郭玉峰的破坏党的干部政策的行为，要求改变继续对人民、对干部犯罪的态度，强烈要求立即给“靠边站”的老同志妥善工作。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大字报，有点着慌了，马上派人撕。就这么，前面撕，后面贴，中组部的院中每天都堆积了好多纸。中组部的老干部把被撕下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的人又把大字报转给胡耀邦。
胡耀邦看着这些大字报，再听听同志们每天的汇报，他心急如焚，急得在室内踱来踱去，口中不停地说：“这种局面一定要打破，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马上请来上次的几个作者和《人民日报》社的编辑记者，与他们商量下一步的对策。胡耀邦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阻力重重。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
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大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中国的说法是：‘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等人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有关落实政策的典型消息，逐步打开为干部平反昭雪的工作局面。”
于是，胡耀邦与大家研究，把第二篇的文章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的言词比上篇激烈，主旨也挑得更明确。文章指出：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篇名“本报评论员”的评论文章。第二版也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总标题叫《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开始了。
此时，中组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反对郭玉峰的大字报撕了就贴，贴了又被撕下。有人觉得必须把中组部发生的斗争报告党中央。后来，有人把一批批大字报整理成情况汇编，通过《人民日报》社，拟出一篇题目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汇报，上报给叶剑英和中央分管宣传的耿飚。
叶剑英马上把这个情况转告了陈云和已复出的邓小平等中央老同志。几位党中央核心的老人意识到中组部被郭玉峰搞乱了，工作搞坏了，12月初，经过党中央决定，把极左的郭玉峰调离中组部。
调走郭玉峰只是为工作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叶剑英不无担忧地说：“喊冤的人这么多，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
邓小平最了解胡耀邦，马上接上话，“我举荐一个人，胡耀邦，最合适。”
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人一致同意。
当中央找胡耀邦谈话，决定让他出任中组部长，胡耀邦一听，马上表态：“我愿意当这个包公！”
胡耀邦接受批斗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胡耀邦受到的冲击和摧残，在中央一级领导同志中，算是比较厉害的。然而他沉着、坚定、豁达，在狂风恶浪中，他作为一个革命老战士，确实是如竹之坚，如松之劲！
1966年夏“文革”一开始，中央直属机关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是共青团中央。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把耀邦一次又一次地揪出来，由一群身强力壮的红卫兵押着，硬拽到批斗台上去，让他坐“喷气式”，接受喋喋不休的所谓“大批判”，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炽热的太阳当头烤晒着，耀邦弯着腰，低着头，两手反叉到背后举着。他的脸色发晦，汗水濡湿了衣衫，忍受着难言的极度苦楚。他随传随到，听任批判，对小将们的责问，总是耐心地回答：“我在‘文革’中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判！”再问他，他还是说：“我有错误，请大家批判！”再多就不说了。红卫兵问他：“你和刘、邓是怎么来往的？”他就说：“同志们，这个……记不得，说不得哟！”不论别人怎样虐待他，不该说的，他一句也不说。
这样的苦日子一连十几天，他像个囚犯似的，被软禁在一间小平房里，不得回家去，随时接受群众的批斗。团中央机关造反兵团的小将们，还是了解胡耀邦为人的，他们把进驻机关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撵走，又在大门口贴出了布告：“走资派胡耀邦由本军团负责批斗，外单位任何群众组织不得入内”，门口又派了“重兵”把守。这一手真厉害，成批成批的红卫兵被拒之门外，不啻给胡耀邦解了围，至少暂时能够避开这种没完没了的批斗，免受突然袭击与皮肉之苦。
“文革”还刚刚开始，随着林彪、江青等人的肆虐和挑唆，“大批判”愈来愈“深入”，在两年多的漫长日子里，胡耀邦忍受了机关内外无数次批斗，精神上受到种种折磨，他显著地消瘦下来，变得沉默寡言了，但他照旧生活着，思考着，读着书，观察着全国形势的发展。
在“五七”干校
1969年5月，奉“五七”指示，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2000多人，一锅端地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这儿有已耕地1200多亩，还准备再开垦8000亩，筹建发电厂、木工场、作坊、拖拉机站等十多处。不久又把干部职工家属搬来，作了长期“安营扎寨”的计划。一年前就派来的军代表们，独揽团中央党、政、财务、人事等一切大权。
胡耀邦在军代表的指令下，不久也来到黄湖干校，分配在一连一排一班，先住在几十人合住的仓库里，后来搬进方砦村一间草房里。这里住了机关行政处的十几个同志。这时候，他每月只有30元钱生活费，和大家一样，买菜票到食堂去排队打饭，吸的是一角六分一包的工字牌香烟，每天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的精神没有垮，饭量还逐渐有所增加，身体也日益壮实起来。人们出工、上校部开会、买东西，经常能看见他。他总是笑嘻嘻的，说几句寒暄的话。一连的同志照顾耀邦，开始，分配他在场院劳动。他不时推谷晒场，或用风车扬谷，每到天气乍变，即将下雨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抢收，以两肩扛起100多斤重的麻袋，一袋一袋地往仓库送。他不愿受“照顾”，要求干些重活，连里派他去搞基建，他和泥，上房顶，当小工。后来他又去插秧、割草，用小车拉石头，什么苦累的活儿都干过。
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胡耀邦曾轮流到各连队住宿，听取“革命群众”对他的“检查”的批评意见。
此时此刻，胡耀邦还是个下台的“五七”干部么？也是也不是。他虽身为“五七佬”，但在团中央系统2000多名干部的心目中，仍然是大家的第一书记。他在干校的后期，军代表曾因他不肯在结论上签字，“态度不好”，决定让他到各连队去劳动（每连呆一个月），接受“群众的批判”，由于一连和其他连同志的抵制未能实现。在党内需要选举一名十大代表，全校推举一名四届人大代表时，同志们不顾重重阻力，照样选举他当代表。虽然他的名字遭到了“上头”的否决，另选了两名青年同志当代表，但党心、人心却是不可悔的。
1972年4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对胡耀邦在“文革”中的问题作了审查结论，给他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后很生气，逐条加以反驳。军代表问他：“那你在干校的检讨还算不算数？”胡耀邦说：“在干校的检查，一是受林彪路线的影响；二是好多书记的检查都上纲了，我第一书记应当承担责任。你军代表说要送中央，我说不能送。”到了10月28日，胡耀邦在《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字。”胡耀邦是个铮铮铁骨的战士，在“文革”的最后5年中，始终没有在审查报告中签过字！
就在拒不签字的后几天，即1972年11月10日，当“四人帮”在台上疯狂表演之时，他在干校给黑龙江兵团某战士――原北京青年志愿恳荒队的队员，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信的最后几段说：
“我很幸运，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变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时刻要忘却什么，追求什么。我记得杨华同志，也还记得其他一些同志，我没有同他们另外写信，如果你有功夫，我希望你把我上面的一些意思转告他们，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
胡耀邦在干校，看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溃灭，他预见到“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被人民群众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俗话说：“真理在手，心里不愁。”这就是他在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刻满怀信心坚定不移的缘故。
大义凛然
胡耀邦襟怀坦白，大义凛然坚持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早在延安时期担任总政组织部长时，他就不与康生交往。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免一大批团干部的官。尽管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可那天晚上，耀邦还是公开讲：“康生是老左。”并谈了对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总理请示毛主席，要找几个年青的“八大”中央委员担任“九大”中央委员，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人“红小鬼”。
“九大”时，康生主动伸出手来想和耀邦握手，耀邦扭头便走。结果，他没有能担任“九大”中央委员。
后来，团中央干部集体上书请愿，要求耀邦担任人大代表。汪东兴找他谈话并指出，只要你承认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你就可以担任人大常委。胡耀邦绝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两次拒绝。他说：“我没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我是八大中央委员，江青什么也不是，怎么说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呢！”他曾对人说：“我感到最苦闷的时候，不是在团中央住‘牛棚’的时候，而是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1969年4月‘九大’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对林彪的问题有所察觉。当然，那时候不可能想到林彪会反党叛国，但是已经感觉到了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来，同时对别的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别的方式，提了一条意见，说：‘洪湖苏共没有中央委员’。二是林彪关于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我总觉得有点荒唐……因此，开完‘九大’到黄湖（‘五七’干校）以后，我就不再提‘林副主席’了。”
胡耀邦早在林彪发迹之时，就对此人有所觉察。他曾对林彪鼓吹的许多唯心主义、实用主义谬论表示过轻蔑与反感。早在“文革”前夕，林彪神吹“突出政治”之说时，耀邦就敢于当众嘲笑：“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对过去盛行的对领袖人物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方式，耀邦也表示过异议与反感。他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礼仪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说过“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说法不科学嘛！”他提倡青年学会独立思考，即使是对领导人物说过的话，“也可以怀疑”，可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
胡耀邦在受审查期间，接受过无数次“外调”与“审问”，先后写过100多万字的材料。他自己认为，除对一位领导同志一度上纲过高外，一般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几次，逼他写材料证明一个老干部曾“叛党通敌”，他说：“叛党通敌不能随便说哟，我反复想，不是这么回事，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林彪垮台后，我立即写几千字的材料，揭发这件事，说林彪的罪恶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1974年春天，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林批孔批大儒”的文章，对所谓“法家”的评价越来越高，闹了不少笑话。有些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总理，使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感到担忧。一位同志对胡耀邦讲了上述疑问与忧虑，耀邦心照不宣地笑了，说：“咱们只谈观点，不谈人事。”他翻开正在阅读的一本列宁著作，指着一段划红杠的地方――“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严重危机之一。”
“文革”期间，胡耀邦不仅在政治上立场坚定，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思想理论上，他也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犯错多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诚实。诚实的品格最重要，他还鼓励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胡耀邦曾经嘲笑这样一种“笔杆子”，他们好像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你想用什么，他能写什么；还能写得振振有词，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亩产几万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最、最”，现在又把“法家”说成“爱护人”的革命家，陈胜、吴广与秦始皇几乎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耀邦对这种“笔杆子”极为轻蔑，说这种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