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胡青天一入中南海！如山冤案尽皆昭雪(2)
1975年，报刊上猛批“经验主义”“事务主义者”，全国上下不抓生产。胡耀邦气愤地说：“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制度，并不是因为他符合什么道义而是因为它解放了生产力；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也需要通过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来证明，如果生产总是上不去，经济发展速度反而不如资本主义，那怎么行呢？”
耀邦说：“能否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取得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早就讲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针对那些帮八股的文章，胡耀邦说：“任何骗子都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文章，凡是装腔作势，高深莫测，让人看不懂，动不动就训人的，肯定有问题。马列主义的本质是朴素的实事求是的。”
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探索真理，敢于同敌人作坚决斗争，正是胡耀邦的高贵品德。
出山
1973年8月，胡耀邦“出山”，任中国科学院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主管科学院。
1972年初，胡耀邦在河南黄湖干校，利用劳动之余的时间，研读“三部四卷”深深地思索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化大革命”时，他没有想到，在北京一间小小的休息室里，历时6载的“文化大革命”，这时正悄悄地、酝酿着一个重大的转机。这一转机，直接导致了三年之后他的重新“出山”。
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休息室接见陈毅夫人张茜时，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这句话的重要性，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句话传出去。
毛泽东的一句话，周恩来的敏感，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出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20日，毛泽东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75年1月，邓小平开始全面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根据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设想，邓小平对全国各项工作，进行全面的整顿。7月20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找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
于是，1975年8月，胡耀邦受命主管中国科学院。对这次出山，胡耀邦并不感到意外。王任重在回忆文章中说，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在1975年5月被释放了，但“罪名”一个也没有取消，当时下放陕西武功农学院，连党员资格也不被承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托人带信，要王任重的两个孩子去看他。他让孩子们转告王任重三条：
第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第二，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
第三，锻炼身体，准备将来出来工作。
可见对于重新出来工作，胡耀邦早已有思想准备。如果说胡耀邦转告王任重的三条，也正是他自己重新出山的精神准备和身体准备的话，那么对于主管中国科学院这样一个重要的科学部门，胡耀邦也是有着知识上的准备的。
远在50年代，胡耀邦就意识到了自然科学的重要性。1957年3月，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说，有人说现在许多青年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我说这句话要加以分析，不要一般批判。现在国内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更长期的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自然科学，需要业务。怎么办呢？归结为二句话：埋头钻研业务，抬头+望政治。
1972年，胡耀邦的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去看他，问他干什么。胡耀邦说：“老样子，拼命啃书本！”读什么书？数、理、化，尤其是国外科普读物。青年人感到意外。“文革”中，很多人深感毛泽东史书读得多，深感自己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因而犬啃社会科学，而胡耀邦竟而啃起自然科学来了。对于为什么读自然科学书籍，胡耀邦当时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以后用得到的，我们这一辈人缺的就是这个。”
三年之后，学而致用，似乎是个巧合。胡耀邦在科学院进行一系列调查研究的时候，院内一些科技人员感到十分惊异：“简直想不到他提的一些问题竟是那样内行！”然而，对于胡耀邦来说，偶然中隐藏着必然。在胡耀邦眼中，具备自然科学知识既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也是一个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的需要。胡耀邦对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和学习，不是出于急功近利的考虑，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现实感、纵深感、大局感。正是由于他具备种种优良素质，才使他有可能在社会需要他时，把握住历史赋予他的机会，干出一番事业，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重要贡献。
《汇报提纲》
如何对科学院进行整顿？
这需要胆识，更需要公心。
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政治气候乍暖还寒，阴晴不定。
5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数次严肃的批评。
7月20日，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老九不能走，还是要”的指示。
全国各行各业的整顿工作，迅速展开，一时正气上升，人心振奋。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力主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之后，病情越来越严重。1975年6月9日，在参加贺龙的追悼会时，周恩来说他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在四届人大企图组阁失败的江青集团，在一旁虎视眈眈的窥测着时局。江青集团先是以反对经济主义为名。声称“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攻击周恩来。继而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大批投降派。宣称毛泽东“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攻击矛头直指重病在身的周恩来。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要求同周恩来合影。周恩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划××哟。”一句话令大家的心情无比沉重。以往，不论在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个人的安危得失的周恩来，在1975年的党的生日的这一天，竟流露出了如此忧郁的心境。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敢于办事需要胆，能够办事需要识。要把事情办好，真正符合人民利益，需要公心。胡耀邦有胆，有识，有公心。“自少事长征，到老气犹旺”，他更有着从事工作必不可少的巨大的热情。1975年8月初胡耀邦走马上任，立即着手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举行一系列的座谈。8月11日，按胡耀邦口述的精神整理而成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初稿即已形成。《汇报提纲》实际上是一个清算“文化大革命”对科学事业造成破坏的文件，包括六方面的内容：（1）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2）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问题；（3）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4）关于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5）关于科技10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6）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如关于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关系，提纲明确地提出要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毛主席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学习是为了创造。善于学习，才能不断前进，后来居上。搞社会科学是这样，搞自然科学也是这样。要学习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把外国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统统拿来，为我所用。
必须经常地密切注意和调查研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要千方百计地收集、研究、分析外国的科技文献资料，做到知己知彼，吸取长处，避免爬行和走弯路，迎头赶上。
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引进是为了借鉴，为了促进我们自己的创造，而不是替代我们自己的创造。
必须积极开展国际科学界的友好活动，还要争取利用一切机会，在科学技术上多吸收一些东西。
要提倡青年科技人员下功夫搞通一两门外文。
这样做，决不是“爬行”，而正是加快步伐；决不是“崇洋”。而正是满怀信心地要同一切洋人试比高。
关于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提纲强调了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要正确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都有理论。应用科学的发展，向基础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础科学的进一步深化，又返回来促进应用科学的进步。
要以大部分科技力量积极地认真地去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出的课题。要引导科技人员十分关心自然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但是，又不能忽视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基础性工作。生产实践经济要总结提高，就要有理论研究。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也必须有理论研究。还有一类理论研究，虽然暂时还看不到应用的途径，但是从远处大处看来，对于认识自然、发展科学却可能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并在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和国际现实政治斗争中有着重要作用。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还是不够的，要有计划地加强。许多理论研究往往不是短期内可以见效的，容易受到冲击，更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做好切实安排，而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那是与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一贯重视理论科学的重要意义的教导不相符的，也是与毛主席对杨振宁、李政道等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建议所表示的亲切支持态度不相符的。
各部门情况不同，也就需要有所侧重。生产部门要着重解决生产中提出的科学技术课题，也要注意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理论性问题的研究。科学院的研究所和部分高等院校，有条件，也有责任更多地搞一些理论研究。这方面需要有个统筹安排。
9月26日，邓小平听取了胡耀邦关于《汇报提纲》的说明，肯定了《汇报提纲》所提出的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研究所、室领导班子的意见，强调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对有水平的人要加以爱护和赞扬；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给科技人员搞后勤；对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用。在胡耀邦这次汇报以后，《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形成文件，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文件。
这一文件，给科学界带来了生气。参加汇报提纲起草工作的龚育之在《悼念耀邦同志，发扬“五四”精神》的回忆文章中说：“看到了这个提纲草稿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干部都非常振奋。我就是在参加提纲修改的具体文字工作的过程中开始同耀邦同志接触的。那时大家多么希望提纲给我国科学事业带来一个转机。”胡耀邦自己对这一文件，也感到非常满意。张凯的文章也谈到胡耀邦当时的心情：“见到我，耀邦叔叔劈头就问：‘见到了吧，我们的汇报提纲？讲讲什么意见？’他兴奋地走来走去、地板踩得咯吱咯吱响，真像个大孩子！”但是，这一文件直接触犯了江青集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汇报提纲》和它的主持制定者，无可避免地迎来了自己的厄运。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
“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些。”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
毛泽东对毛远新的看法持肯定态度，认为邓小平等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二封信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批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刘冰等人于8月13日和10月13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意见，信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他们期待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支持，做梦也没想到，竟会遭到如此沉重的当头棒喝。更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信竟会成为“文化大革命”又一个重大转折的契机，在一旁窥测已久的江青集团抓住了这个契机，从对刘冰等人的批判开始，吹响了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螺号。
1976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及《人民日报》记者文章《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北大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文章公开引出邓小平言论，直接提出“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发过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邓小平“还在搞修正主义”，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范围愈演愈烈。
胡耀邦主持制定的《汇报提纲》，被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其余二个文件是1975年8月，10月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在全国范围对《汇报提纲》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
《汇报提纲》提出的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被批判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崇洋媚外，与毛泽东的“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唱反调，目的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使我国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汇报提纲》提出的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被批判为在杂志缝里找题目，跟着洋人的P股转，不考虑工农业生产的需要。
胡耀邦在科学院的言行，也遭到了直接的批判：
就在几个月前，科技界刮起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其鼓吹者之一到我们单位来，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只字不谈阶级斗争，不提党的基本路线，打着“把科研工作搞上去”的旗号，大肆贩卖修正主义货色，他胡说什么“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存在危机”，“这几年有点盲目地讲自力更生。”……他以救世主的架势，开出一服包治“危机”的“药方”。他认为只有靠外国专家，才能解决他的所谓危机；只有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才算不“盲目”。他们全然不顾科技战线广大工人、科研人员和干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迸发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把眼睛死死盯在“外国”上面，竟说什么你们“要紧跟上”，不然的话，不管你“什么党委书记、老红军、老干部、大学毕业生，都要被历史所淘汰”。请看，多么惟妙惟肖的一副崇洋媚外奴才相。这全不难看出，他们就是要推行一条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路线。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惯例，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来摧毁。精神的胡耀邦已经痛加批判，物质的胡耀邦也不能放过。1975年12月，胡耀邦在科学院工作四个月之后，因病住进了医院，但是仍没有躲过“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风暴的直接打击。
1976年1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点名批判科学院的《汇报提纲》，其后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批判会。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头版留好了版面，准备报道这次大会。胡耀邦因病未往。会上群众递条子：我们不认识胡耀邦、李昌，想要认识谁是李昌（李昌和胡耀邦同时被派往科学院，负责科学院的整顿工作）。李昌在会上站起来，全场竟热烈鼓掌。对胡耀邦、李昌批判会，竟变成了对他们的声援会。摄影记者对一些场面试图拍照，记者拍在哪里，群众就起哄，或者离开会场。结果《人民日报》对这次会议无法报道。
但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冲锋陷阵的“勇士”，毕竟不乏其人。
1976年夏天，科学院几个造反派头头，硬是把胡耀邦从医院中“揪”了出来。当时胡耀邦病势不轻，医生估计有胃癌的可能，但还未确诊。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被拉到大连去批斗。在大连，胡耀邦病势加重，又住进了医院。造反派头头还是要把他拉出来批斗。医生说：你们如果要拉出去，我们就不能接受他回来了，他的生命很难保证。这才使胡耀邦免遭了这场批斗。当天晚上，用火车把他送回北京。车到沈阳，唐山大地震爆发，火车差一点被颠翻。
胡耀邦的个人命运历尽坎坷的这一年，党和国家的命运，也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1976年4月初，人民自发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数十万群众不顾重重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声讨“四人帮”。4月5日，悼念活动遭到镇压，4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一座破旧的四合院的家中，迎来了历史的这一巨大转折。胡耀邦从大连回到北京以后，就在家中养病。社会上曾一度流传他去世的消息。“文化大革命”初，他的家曾被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到“文化大革命”最后几年，《汇报提纲》的“炮制者”的家仍是“门庭若市”。一些人遇到困难，感到思想苦恼，都愿意去找他聊聊。有人请他帮助解决问题，尽管当时他自己还没有恢复工作、无法援手，他还是热情接待，帮助对方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这种情况，自然遭到江青集团的种种的责难和污蔑，但他们终于无法切断耀邦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四人帮”刚被抓，胡耀邦就得悉了这一重要的消息。“门庭若市”的胡耀邦家，也是消息最灵通的所在地。当大家还沉浸在狂喜之中时，高兴之余，胡耀邦的眉头又微微凝结起来，“没那么简单！复杂着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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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胡耀邦的鞭炮炸了二十分钟
12月15日早晨8时，一向安静得有些森严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喧闹起来了。门庭前，一大群人个个手提鞭炮来到这里，他们有一般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也有老干部、老同志，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也赶来了。她买的鞭炮最多，10元多钱买了两大串。他们就像天真的孩子似的，在门前地上争着燃放起来。
他们是来欢迎胡耀邦的。胡耀邦与他的秘书梁金泉在欢迎的鞭炮声中穿过人群，不停地与人们一一点头招呼，矫健地登上了办公大楼二楼。
胡耀邦把公文包放在自己办公室桌上，然后召开与全体干部见面会。胡耀邦说：“今天，我只是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有些工作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他对组织工作讲了很多。但是，留给人们影响最深，也是后来的工作方向的一句话和两个要求。
他说的一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个山有多高，步履如何维艰，他是这样说的：“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案’、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等等，这叫‘积案如山’！”
他的大胆令中组部的部分人一下接受不了，瞪着大眼睛观察胡耀邦的表情。胡耀邦为了表明他坚定的信心，把手一摆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的话锋一转，说：“但是，阻力也很大，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党内还有，各地都还有，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度都好比攀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但是，我们大家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扫除多年来组织部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门的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四人帮’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接着，他说：“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的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在这一次的会议上，胡耀邦明确而紧迫地提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苹、贾素萍、倪书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等几位老同志参加工作，成立一个老干部接待组，认真接待好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他指示说：“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在床来不了的，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他在会上高声呼吁：“要拨乱反正哪！只有拨乱反正，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胡耀邦说着激动地站起来，用手直敲桌子。他的心和千百万受迫害人的心和全国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参加会议的许多干部，尤其是长期来一直“靠边站”的老同志，激动地淌出了眼泪。多年来，他们想说而不敢说话，今天胡耀邦说出来了，他们的心里感觉那可真痛快哪！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给冤狱的受害者带来了希望。在他到任的第一个月里，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一个月下来信件达六麻袋。
在这些信件中，有的是受害者本人写的，有的是他们的家属子女写的，每一封写得都那么殷切。
有一封来信引起了胡耀邦的特别注意。这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写的联名信。来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1000多名干部已有800多人被分插在有关各部，只有他们这205位一直“没人要”。所以，他们要求中组部能尽快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5人，司局级干部14人，处科级干部86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上干部100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等一批名人也在其中。
胡耀邦看完来信，拍案而起，忿忿地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么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
他马上指派副部长陈野苹和贾素萍、倪书林、曾志等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成立联合工作组，对205人的情况进行调查。
工作组的同志分头行动，深入到这些老同志家中，与他们座谈，听他们诉说“文革”以来遭受“四人帮”的压制、迫害。他们那充满感激的话语，他们那夺眶而出的热泪，他们那强烈的渴望平反的心声，无不让工作组的同志一一铭记在心，工作组前前后后奔波了十几天，最后写出了一份《情况简报》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看完简报后马上作了批示：一、这个材料值得一看；二、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三、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方法。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中组部的干部工作组充实人员，改为干部分配办公室，很快解决了对外文委205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同时，还本着对外文委同志的处理精神，解决了中央各部委6000名“靠边站”干部的工作问题。
然而，尽管“四人帮”粉碎一年多了，但是“左”的坚冰仍旧没有打破。一些人思想麻木，还有少部分人仍坚持“左”的那一套。尤其是思想较“左”的“中央专案组”还把持各种申诉案和干部问题，使得许多案件不能实事求是地拨乱反正、平反昭雪。
1978年春天，曾因在1975年给邓小平写信申诉，要求给徐子荣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的孟松涛，主张正义被打成反革命，惨遭迫害，但这时他带病奋笔疾书，要求为已被迫害死的亲人徐子荣平反昭雪。
邓小平看完来信后，在信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然后，让他办公室的同志把这个申诉和批示都转到了中组部。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内正常工作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中组部无权审查处理应该处理的干部问题，而被脱离党和群众监督的“中央专案组”取而代之了。与解决案件有关的档案材料，也都被“中央专案组”垄断，而对所有的案件，他们又要“维持原结论。”
胡耀邦遇到的阻力远远不止于此。“中央专案组”的个别人还对胡耀邦大胆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异常震怒，大发脾气，道：“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啦！”
面对着僵化而狂怒的面孔，胡耀邦毫不动摇。他决定越过“中央专案组”，直接向党中央汇报，争取邓小平、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很快，中央就作出决定，支持中组部的平反工作。
此时，中组部的“党员之家”名声传开了。写信诉说冤狱的更多。
一天，中组部接到一个电话，指名要找胡耀邦，接话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
“行！”对方很干脆。
打电话的人叫郑仲兵，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讲师。
耀邦说：“能否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取得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早就讲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针对那些帮八股的文章，胡耀邦说：“任何骗子都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文章，凡是装腔作势，高深莫测，让人看不懂，动不动就训人的，肯定有问题。马列主义的本质是朴素的实事求是的。”
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探索真理，敢于同敌人作坚决斗争，正是胡耀邦的高贵品德。
出山
1973年8月，胡耀邦“出山”，任中国科学院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主管科学院。
1972年初，胡耀邦在河南黄湖干校，利用劳动之余的时间，研读“三部四卷”深深地思索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化大革命”时，他没有想到，在北京一间小小的休息室里，历时6载的“文化大革命”，这时正悄悄地、酝酿着一个重大的转机。这一转机，直接导致了三年之后他的重新“出山”。
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休息室接见陈毅夫人张茜时，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这句话的重要性，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句话传出去。
毛泽东的一句话，周恩来的敏感，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出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20日，毛泽东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75年1月，邓小平开始全面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根据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设想，邓小平对全国各项工作，进行全面的整顿。7月20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找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
于是，1975年8月，胡耀邦受命主管中国科学院。对这次出山，胡耀邦并不感到意外。王任重在回忆文章中说，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在1975年5月被释放了，但“罪名”一个也没有取消，当时下放陕西武功农学院，连党员资格也不被承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托人带信，要王任重的两个孩子去看他。他让孩子们转告王任重三条：
第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第二，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
第三，锻炼身体，准备将来出来工作。
可见对于重新出来工作，胡耀邦早已有思想准备。如果说胡耀邦转告王任重的三条，也正是他自己重新出山的精神准备和身体准备的话，那么对于主管中国科学院这样一个重要的科学部门，胡耀邦也是有着知识上的准备的。
远在50年代，胡耀邦就意识到了自然科学的重要性。1957年3月，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说，有人说现在许多青年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我说这句话要加以分析，不要一般批判。现在国内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更长期的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自然科学，需要业务。怎么办呢？归结为二句话：埋头钻研业务，抬头+望政治。
1972年，胡耀邦的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去看他，问他干什么。胡耀邦说：“老样子，拼命啃书本！”读什么书？数、理、化，尤其是国外科普读物。青年人感到意外。“文革”中，很多人深感毛泽东史书读得多，深感自己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因而犬啃社会科学，而胡耀邦竟而啃起自然科学来了。对于为什么读自然科学书籍，胡耀邦当时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以后用得到的，我们这一辈人缺的就是这个。”
三年之后，学而致用，似乎是个巧合。胡耀邦在科学院进行一系列调查研究的时候，院内一些科技人员感到十分惊异：“简直想不到他提的一些问题竟是那样内行！”然而，对于胡耀邦来说，偶然中隐藏着必然。在胡耀邦眼中，具备自然科学知识既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也是一个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的需要。胡耀邦对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和学习，不是出于急功近利的考虑，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现实感、纵深感、大局感。正是由于他具备种种优良素质，才使他有可能在社会需要他时，把握住历史赋予他的机会，干出一番事业，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重要贡献。
《汇报提纲》
如何对科学院进行整顿？
这需要胆识，更需要公心。
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政治气候乍暖还寒，阴晴不定。
5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数次严肃的批评。
7月20日，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老九不能走，还是要”的指示。
全国各行各业的整顿工作，迅速展开，一时正气上升，人心振奋。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力主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之后，病情越来越严重。1975年6月9日，在参加贺龙的追悼会时，周恩来说他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在四届人大企图组阁失败的江青集团，在一旁虎视眈眈的窥测着时局。江青集团先是以反对经济主义为名。声称“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攻击周恩来。继而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大批投降派。宣称毛泽东“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攻击矛头直指重病在身的周恩来。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要求同周恩来合影。周恩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划××哟。”一句话令大家的心情无比沉重。以往，不论在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个人的安危得失的周恩来，在1975年的党的生日的这一天，竟流露出了如此忧郁的心境。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敢于办事需要胆，能够办事需要识。要把事情办好，真正符合人民利益，需要公心。胡耀邦有胆，有识，有公心。“自少事长征，到老气犹旺”，他更有着从事工作必不可少的巨大的热情。1975年8月初胡耀邦走马上任，立即着手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举行一系列的座谈。8月11日，按胡耀邦口述的精神整理而成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初稿即已形成。《汇报提纲》实际上是一个清算“文化大革命”对科学事业造成破坏的文件，包括六方面的内容：（1）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2）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问题；（3）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4）关于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5）关于科技10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6）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如关于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关系，提纲明确地提出要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毛主席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学习是为了创造。善于学习，才能不断前进，后来居上。搞社会科学是这样，搞自然科学也是这样。要学习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把外国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统统拿来，为我所用。
必须经常地密切注意和调查研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要千方百计地收集、研究、分析外国的科技文献资料，做到知己知彼，吸取长处，避免爬行和走弯路，迎头赶上。
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引进是为了借鉴，为了促进我们自己的创造，而不是替代我们自己的创造。
必须积极开展国际科学界的友好活动，还要争取利用一切机会，在科学技术上多吸收一些东西。
要提倡青年科技人员下功夫搞通一两门外文。
这样做，决不是“爬行”，而正是加快步伐；决不是“崇洋”。而正是满怀信心地要同一切洋人试比高。
关于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提纲强调了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要正确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都有理论。应用科学的发展，向基础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础科学的进一步深化，又返回来促进应用科学的进步。
要以大部分科技力量积极地认真地去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出的课题。要引导科技人员十分关心自然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但是，又不能忽视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基础性工作。生产实践经济要总结提高，就要有理论研究。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也必须有理论研究。还有一类理论研究，虽然暂时还看不到应用的途径，但是从远处大处看来，对于认识自然、发展科学却可能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并在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和国际现实政治斗争中有着重要作用。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还是不够的，要有计划地加强。许多理论研究往往不是短期内可以见效的，容易受到冲击，更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做好切实安排，而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那是与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一贯重视理论科学的重要意义的教导不相符的，也是与毛主席对杨振宁、李政道等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建议所表示的亲切支持态度不相符的。
各部门情况不同，也就需要有所侧重。生产部门要着重解决生产中提出的科学技术课题，也要注意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理论性问题的研究。科学院的研究所和部分高等院校，有条件，也有责任更多地搞一些理论研究。这方面需要有个统筹安排。
9月26日，邓小平听取了胡耀邦关于《汇报提纲》的说明，肯定了《汇报提纲》所提出的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研究所、室领导班子的意见，强调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对有水平的人要加以爱护和赞扬；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给科技人员搞后勤；对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用。在胡耀邦这次汇报以后，《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形成文件，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文件。
这一文件，给科学界带来了生气。参加汇报提纲起草工作的龚育之在《悼念耀邦同志，发扬“五四”精神》的回忆文章中说：“看到了这个提纲草稿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干部都非常振奋。我就是在参加提纲修改的具体文字工作的过程中开始同耀邦同志接触的。那时大家多么希望提纲给我国科学事业带来一个转机。”胡耀邦自己对这一文件，也感到非常满意。张凯的文章也谈到胡耀邦当时的心情：“见到我，耀邦叔叔劈头就问：‘见到了吧，我们的汇报提纲？讲讲什么意见？’他兴奋地走来走去、地板踩得咯吱咯吱响，真像个大孩子！”但是，这一文件直接触犯了江青集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汇报提纲》和它的主持制定者，无可避免地迎来了自己的厄运。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
“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些。”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
毛泽东对毛远新的看法持肯定态度，认为邓小平等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二封信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批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刘冰等人于8月13日和10月13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意见，信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他们期待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支持，做梦也没想到，竟会遭到如此沉重的当头棒喝。更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信竟会成为“文化大革命”又一个重大转折的契机，在一旁窥测已久的江青集团抓住了这个契机，从对刘冰等人的批判开始，吹响了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螺号。
1976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及《人民日报》记者文章《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北大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文章公开引出邓小平言论，直接提出“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发过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邓小平“还在搞修正主义”，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范围愈演愈烈。
胡耀邦主持制定的《汇报提纲》，被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其余二个文件是1975年8月，10月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在全国范围对《汇报提纲》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
《汇报提纲》提出的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被批判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崇洋媚外，与毛泽东的“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唱反调，目的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使我国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汇报提纲》提出的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被批判为在杂志缝里找题目，跟着洋人的P股转，不考虑工农业生产的需要。
胡耀邦在科学院的言行，也遭到了直接的批判：
就在几个月前，科技界刮起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其鼓吹者之一到我们单位来，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只字不谈阶级斗争，不提党的基本路线，打着“把科研工作搞上去”的旗号，大肆贩卖修正主义货色，他胡说什么“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存在危机”，“这几年有点盲目地讲自力更生。”……他以救世主的架势，开出一服包治“危机”的“药方”。他认为只有靠外国专家，才能解决他的所谓危机；只有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才算不“盲目”。他们全然不顾科技战线广大工人、科研人员和干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迸发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把眼睛死死盯在“外国”上面，竟说什么你们“要紧跟上”，不然的话，不管你“什么党委书记、老红军、老干部、大学毕业生，都要被历史所淘汰”。请看，多么惟妙惟肖的一副崇洋媚外奴才相。这全不难看出，他们就是要推行一条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路线。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惯例，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来摧毁。精神的胡耀邦已经痛加批判，物质的胡耀邦也不能放过。1975年12月，胡耀邦在科学院工作四个月之后，因病住进了医院，但是仍没有躲过“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风暴的直接打击。
1976年1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点名批判科学院的《汇报提纲》，其后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批判会。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头版留好了版面，准备报道这次大会。胡耀邦因病未往。会上群众递条子：我们不认识胡耀邦、李昌，想要认识谁是李昌（李昌和胡耀邦同时被派往科学院，负责科学院的整顿工作）。李昌在会上站起来，全场竟热烈鼓掌。对胡耀邦、李昌批判会，竟变成了对他们的声援会。摄影记者对一些场面试图拍照，记者拍在哪里，群众就起哄，或者离开会场。结果《人民日报》对这次会议无法报道。
但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冲锋陷阵的“勇士”，毕竟不乏其人。
1976年夏天，科学院几个造反派头头，硬是把胡耀邦从医院中“揪”了出来。当时胡耀邦病势不轻，医生估计有胃癌的可能，但还未确诊。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被拉到大连去批斗。在大连，胡耀邦病势加重，又住进了医院。造反派头头还是要把他拉出来批斗。医生说：你们如果要拉出去，我们就不能接受他回来了，他的生命很难保证。这才使胡耀邦免遭了这场批斗。当天晚上，用火车把他送回北京。车到沈阳，唐山大地震爆发，火车差一点被颠翻。
胡耀邦的个人命运历尽坎坷的这一年，党和国家的命运，也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1976年4月初，人民自发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数十万群众不顾重重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声讨“四人帮”。4月5日，悼念活动遭到镇压，4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一座破旧的四合院的家中，迎来了历史的这一巨大转折。胡耀邦从大连回到北京以后，就在家中养病。社会上曾一度流传他去世的消息。“文化大革命”初，他的家曾被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到“文化大革命”最后几年，《汇报提纲》的“炮制者”的家仍是“门庭若市”。一些人遇到困难，感到思想苦恼，都愿意去找他聊聊。有人请他帮助解决问题，尽管当时他自己还没有恢复工作、无法援手，他还是热情接待，帮助对方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这种情况，自然遭到江青集团的种种的责难和污蔑，但他们终于无法切断耀邦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四人帮”刚被抓，胡耀邦就得悉了这一重要的消息。“门庭若市”的胡耀邦家，也是消息最灵通的所在地。当大家还沉浸在狂喜之中时，高兴之余，胡耀邦的眉头又微微凝结起来，“没那么简单！复杂着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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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胡耀邦的鞭炮炸了二十分钟
12月15日早晨8时，一向安静得有些森严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喧闹起来了。门庭前，一大群人个个手提鞭炮来到这里，他们有一般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也有老干部、老同志，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也赶来了。她买的鞭炮最多，10元多钱买了两大串。他们就像天真的孩子似的，在门前地上争着燃放起来。
他们是来欢迎胡耀邦的。胡耀邦与他的秘书梁金泉在欢迎的鞭炮声中穿过人群，不停地与人们一一点头招呼，矫健地登上了办公大楼二楼。
胡耀邦把公文包放在自己办公室桌上，然后召开与全体干部见面会。胡耀邦说：“今天，我只是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有些工作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他对组织工作讲了很多。但是，留给人们影响最深，也是后来的工作方向的一句话和两个要求。
他说的一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个山有多高，步履如何维艰，他是这样说的：“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案’、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等等，这叫‘积案如山’！”
他的大胆令中组部的部分人一下接受不了，瞪着大眼睛观察胡耀邦的表情。胡耀邦为了表明他坚定的信心，把手一摆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的话锋一转，说：“但是，阻力也很大，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党内还有，各地都还有，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度都好比攀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但是，我们大家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扫除多年来组织部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门的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四人帮’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接着，他说：“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的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在这一次的会议上，胡耀邦明确而紧迫地提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苹、贾素萍、倪书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等几位老同志参加工作，成立一个老干部接待组，认真接待好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他指示说：“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在床来不了的，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他在会上高声呼吁：“要拨乱反正哪！只有拨乱反正，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胡耀邦说着激动地站起来，用手直敲桌子。他的心和千百万受迫害人的心和全国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参加会议的许多干部，尤其是长期来一直“靠边站”的老同志，激动地淌出了眼泪。多年来，他们想说而不敢说话，今天胡耀邦说出来了，他们的心里感觉那可真痛快哪！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给冤狱的受害者带来了希望。在他到任的第一个月里，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一个月下来信件达六麻袋。
在这些信件中，有的是受害者本人写的，有的是他们的家属子女写的，每一封写得都那么殷切。
有一封来信引起了胡耀邦的特别注意。这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写的联名信。来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1000多名干部已有800多人被分插在有关各部，只有他们这205位一直“没人要”。所以，他们要求中组部能尽快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5人，司局级干部14人，处科级干部86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上干部100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等一批名人也在其中。
胡耀邦看完来信，拍案而起，忿忿地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么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
他马上指派副部长陈野苹和贾素萍、倪书林、曾志等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成立联合工作组，对205人的情况进行调查。
工作组的同志分头行动，深入到这些老同志家中，与他们座谈，听他们诉说“文革”以来遭受“四人帮”的压制、迫害。他们那充满感激的话语，他们那夺眶而出的热泪，他们那强烈的渴望平反的心声，无不让工作组的同志一一铭记在心，工作组前前后后奔波了十几天，最后写出了一份《情况简报》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看完简报后马上作了批示：一、这个材料值得一看；二、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三、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方法。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中组部的干部工作组充实人员，改为干部分配办公室，很快解决了对外文委205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同时，还本着对外文委同志的处理精神，解决了中央各部委6000名“靠边站”干部的工作问题。
然而，尽管“四人帮”粉碎一年多了，但是“左”的坚冰仍旧没有打破。一些人思想麻木，还有少部分人仍坚持“左”的那一套。尤其是思想较“左”的“中央专案组”还把持各种申诉案和干部问题，使得许多案件不能实事求是地拨乱反正、平反昭雪。
1978年春天，曾因在1975年给邓小平写信申诉，要求给徐子荣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的孟松涛，主张正义被打成反革命，惨遭迫害，但这时他带病奋笔疾书，要求为已被迫害死的亲人徐子荣平反昭雪。
邓小平看完来信后，在信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然后，让他办公室的同志把这个申诉和批示都转到了中组部。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内正常工作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中组部无权审查处理应该处理的干部问题，而被脱离党和群众监督的“中央专案组”取而代之了。与解决案件有关的档案材料，也都被“中央专案组”垄断，而对所有的案件，他们又要“维持原结论。”
胡耀邦遇到的阻力远远不止于此。“中央专案组”的个别人还对胡耀邦大胆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异常震怒，大发脾气，道：“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啦！”
面对着僵化而狂怒的面孔，胡耀邦毫不动摇。他决定越过“中央专案组”，直接向党中央汇报，争取邓小平、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很快，中央就作出决定，支持中组部的平反工作。
此时，中组部的“党员之家”名声传开了。写信诉说冤狱的更多。
一天，中组部接到一个电话，指名要找胡耀邦，接话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
“行！”对方很干脆。
打电话的人叫郑仲兵，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