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胡青天一入中南海！如山冤案尽皆昭雪(3)
电话中，郑仲兵对陈野苹诉说起来：“‘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私下我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结果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四人帮’，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陈野苹安慰他道：“好的，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胡耀邦知道后就亲自过问这件事，并让中组部的同志找到郑仲兵，对他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很快，公安部就为郑仲兵做出了平反结论，恢复名誉。
1978年夏天，73岁的著名老报人恽逸群，拖着病弱的身体，蹒跚地来到了中组部上访，胡耀邦热情地接待了他。
老人见到胡耀邦就说：“听说中组部的‘党员之家’真正成了党员之家，我就来了。”“你可以把你的情况写出来，我们一定会为你彻底平反昭雪。”胡耀邦安慰老人。恽逸群激动地说：“听到这话真让人高兴。1976年10月，党中央逮捕‘四人帮’后，我以为我天亮的时刻到了，我从江苏阜宁县的牛棚中跑出来，身无分文，一路乞讨到了北京要求申冤，那时我被赶出了中组部！”老人的泪光在眼中直闪。
胡耀邦听后心情也很沉重，他细心听着恽逸群对自己遭受的长达26年的沉冤。
恽逸群是一位北伐战争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是当代中国新闻界的元老。从1932年起，受党的委派，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译报》《导报》总编辑、《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新中国解放后，任过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社长，兼任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还是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恽逸群被开除出党。罪状很简单：一条是他同情其地主成份的姐姐，一条是把《解放日报》的一笔公款借给一位朋友开办小煤窑。不仅如此，1955年5月10日，又因受“潘杨案件”牵连被逮捕入狱。尽管后来公安机关查实他与潘、杨无关，还是把他当成反革命在押犯，同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叛处11年有期徒刑，剥压政治权力3年。
刑满释放后，明确规定，不得留北京，不得向任何人讲他被逮捕和判刑的经过及真相。1965年12月底，被秘密安置到江苏阜宁中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每月发放37元生活费。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又被揪出来，接受群众批斗、打倒、管制，几乎被折磨死掉……
胡耀邦握着恽逸群的手，对他说：“你的冤情我都知道了，马上就会解决的。”随即，胡耀邦拿起电话机，要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请江华认真解决此案。
不久，胡耀邦又接到恽逸群的电话，说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撤销了原来对他的错判，并为他恢复了名誉。同时，恽逸群迫切要求发挥余热，安排工作。当年8月，中组部把他安排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先工作。
这天上午，中组部又来了一对老人。一位头发花白的60多岁的女同志扶着一个手拄拐杖、双目几乎失明的老同志。他们来到传达室问：“请问胡耀邦同志在不在？”
“今天上午耀邦同志有个会。”门卫回答。
“那就不打扰了，我们有封信请你转交给他。”
“好的。”门卫收入。
门卫按照胡耀邦的交代，赶快把信送到楼上胡耀邦的手中。
胡耀邦看罢信，忙问：“人呢？”
“走了，留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胡耀邦长叹了一口气，说：“曾三、沈义都是多年革命的老同志啦！”
然后，他说：“会议暂停一下，我把这封信读给大家听听。”他情绪激动地读了起来。
他用手不停地敲击桌子说：曾三同志1931年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信学校政委，贡献是重大的。这些当年我这个‘红小鬼’都清清楚楚。解放后，曾三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局长、办公厅副主任，成为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就这么一个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同志，怎么会‘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呢？简直是莫须有！
从批判“四人帮”联系当前，胡耀邦气愤地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马上在信上写上处理意见，让人送给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请求赶快落实平反。很快，曾三老俩口的问题解决了。
有人在中组部找不到胡耀邦，就到他的家里来，渐渐地，胡耀邦的家也成了接待室。秦川，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处长，就因为对“大跃进”的浮夸风说了几句带疑问的话，被康生一伙诬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被定罪为“右倾分子”，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安徽农村劳动，一天，他来到胡耀邦家，要求解决工作，胡耀邦答应了他，并留他共进晚餐。不久，经中央批准，秦川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担任副总编辑。
一天清早7点钟左右，胡耀邦因头天晚上修改文章到凌晨两点钟才睡觉还没起床，武汉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鸿翔就踏进了他的家门。朱鸿翔是为他的妻子周更鸣冤的。听了周更被“四人帮”爪牙活活打死的冤案后，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更同志彻底平反！”
当胡耀邦带着朱鸿翔到小餐室吃早饭时，餐室里已来了好几位上访者。胡耀邦热情地请他们坐下吃饭，他坐在餐桌一头，其他人分坐两行。胡耀邦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胡耀邦先对朱鸿翔说：“我们一定会为周更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3个月，周更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样？”
“好好好，非常感谢！”朱鸿翔连声应道。
其他6位上访者的意见，胡耀邦也都一一听了。
胡耀邦开始思索了，到中组部短短几个月，已有很多老同志登门上访，封件和电话不下千余，由此看来，有冤的老同志和干部肯定还有很多，只不过他们还没有直接敞开心扉鸣冤叫屈，工作还得主动、深入。
他马上指派人员到中组部招待所找周扬、丁玲、林铁等尚未“解放”的老同志谈心，又请来《人民日报》社的同志采访他们。
胡耀邦听派出去的人回来汇报说还有不少老同志心有余悸，吞吞吐吐，说：“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于是，让这些调查的同志再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老同志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做好对中青年的传、帮、带。这篇万言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康生定的“铁案”被翻了过来
一封于1977年11月1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反映信转到了胡耀邦的案头，信是原轻工部第一副部长孔祥祯写的，事关被康生“四人帮”一伙诬陷为“叛徒集团”的“六十一人案”，并关系到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信中写道：“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8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殁，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这件事件的经过呢……”
信的最后写道：“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胡耀邦知道这个冤案的分量。康生、“四人帮”曾咬定，这个“隐瞒”了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
历史倒回到11年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康生、“四人帮”是如何精心炮制“六十一人”集团冤案的了。
1967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康生、“四人帮”为了达到陷害党内老干部的罪恶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抓叛徒”的妖风。他们到处煽风说：“南开大学有个叛徒战斗队，发现了61人的‘叛徒集团’。”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上得意洋洋地说：“红卫兵小将的功劳可大啦”，并说：“要是没有他们，怎么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
所谓“六十一人”集团案主要是指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1936年根据党的指示，从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来的一批革命同志。在狱中，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四人帮”背着党中央，把他们统统当做“叛徒”抓了起来。
1967年元旦清晨，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北京地质学院的几十名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从北京直奔广州，把正在疗养的薄一波“揪回北京去”。年近六旬的老人被红卫兵扭胳膊、揪衣领，推推搡搡押回北京。
2月9日，在康生、“四人帮”的操纵下，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薄一波的大会。不久，就被押往德胜门外的监狱里，“罪名”一大串：“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等，等等。
在狱中，薄一波遭到审讯者的无数次毒打，但他坚持真理，勇敢抗争。
不仅如此，薄一波的一家都遭到迫害。妻子胡明被造反派从广州揪回北京，在火车上“畏罪自杀”，至今谁能回答她畏的何罪，如何自杀的？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也都被残酷地投进监狱。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他的努力，一大批老同志得到“解放”。2月9日，中央专案组对薄一波宣布：“现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
可到了5月9日，中央专案组又向薄一波宣布：“你不能在北京久住，立刻到河南安阳去。”
薄一波不愿再受人任意摆布和虐待，顶住不走。他要申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请他转呈毛泽东。
尽管邓小平坚决不同意把“六十一人”定为叛徒，但是中央专案组背着邓小平，仍然宣布审查结论，说：“薄一波是个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然后，还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每月发给薄一波200元生活费。
薄一波对“叛徒”罪名不服，他再一次申诉。
8月1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写道：“不久前，专案小组正式向我宣布了中央审查小组给我们的结论。这个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不能同意。在取得专案小组同意的情况下，我写了对这个结论的意见。我迫切希望主席能看到，给予审查批示。所以，除送专案组外，直接从中南海西门呈送给您。”
他和全国各地来京喊冤的上访者一样，亲自跑到中南海大门外，投了这封信。同时，他把信抄写了好多份，送给其他中央领导，希望通过多种渠道传到毛泽东手上，使毛泽东了解他的冤情。
刘澜涛也是被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揪出来的。
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刘澜涛，在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家的途中，被“战斗队”拦住汽车，野蛮地揪走。
细心的人曾经作过统计，在“文革”中，刘澜涛挨批斗的次数创下了全国记录。从1966年11月中旬被“抓”，到1968年1月，仅仅14个月里，遭受各种批斗会竟达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挨批3次以上，他被捆绑在大卡车上进行游斗的次数，也是创记录的。红卫兵把他用麻绳五花大绑，反剪双手捆在卡车上，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从一个城市斗到另一个城市，从酷暑斗到严冬。每次批斗会，人多之时达24万之众，人少时几个人也照批。
康生有一条混蛋的逻辑：丈夫是“叛徒”，老婆肯定是“特务”。因此，在把刘澜涛当成“叛徒”抓出来时，便无中生有，捏造诬陷说：“刘素菲是刘澜涛的老婆，是特务，为什么不批斗！”
造反派们闻风而上，不仅揪斗刘素菲，还对她拳打脚踢，残酷折磨。1968年元旦，刘素菲不堪忍受折磨，被迫跳楼自杀。5天后，专案组才通知她的孩子们，不但不说明死因，不让刘澜涛向遗体告别，而且还丧失人性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母亲自杀了，自杀就是叛徒。火葬及一切费用自理，骨灰不能存留安放”几个孩子只好带着妈妈的骨灰转辗躲藏，悄悄地安放在陕北米脂老家。
刘澜涛的大儿子刘冀阜被打成“反革命”，才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也被揪斗，被逼得只有四处流浪。
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在草岚子监狱，是同敌人英勇斗争的英雄。1996年9月28日，也被当做“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犯给揪了出来。加给他的罪状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将”“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副帅”，“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从1968年2月12日进狱，到当年11月8日，据专案组审讯记录记载，共被刑讯逼供，揪斗殴打194次。一次，在审讯中，专案组一个凶残的家伙对李楚离又是拳脚交加，罪恶的手指戳落于李楚离的眼镜，戳进了他的右眼，李楚离疼得钻心，当场晕了过去，从此右眼失明。
同是草岚子监狱英雄的孔祥祯、冯基平也没有躲过劫难，都是先被关进监狱，后又押解流放。
1966年12月26日，这天应该是好日子，迷信点说全是双数，吉利，另外，还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生日。但对南开大学前党委书记高仰云来说，是最最不幸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他的全家被首创的“抓叛徒战斗队”扫地出门，有人鄙夷地指着一间茅房对他说：“这儿是圈狗的，你们以后就住在这里。高仰云是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现在竟去卧我们的狗洞。”
高仰云和妻子李琛遭到无数次毒打。高仰云的身上被造反派用硫酸烧得一个泡一个泡，两颗门牙被打落，不能吃东西，不能讲话，他死后，造反派给他下个结论：“畏罪跳湖自杀！”李琛左腿骨被打断，双眼的玻璃体被打坏，差点儿被造反派用绳子吊死，挖坑活埋。
公安部长徐子荣，也被康生定为“叛徒、特务”。徐子荣被折磨死后，专案组向他的妻子孟松涛无情地宣布：“叛徒、敌特分子徐子荣的骨灰，一不能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二是不能埋在院子里，三不能放在家里。”
孟松涛听后在心里哭诉：“子荣，你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没有你的一寸安魂之所！”
往事不堪回首，“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用血泪和死亡写就的。
1978年6月，当中央专案组火气很旺的到中组部大发脾气时，胡耀邦已组织人员着手解决“六十一人案”。他深知中央专案组不仅不会赞成，不会提供给他们掌握的任何材料，而且，还不许他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任何资料。但是，胡耀邦决心已下，一定要把康生制造的冤案彻底平反过来。
得到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和同意后，胡耀邦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天4人对“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
为了减少阻力，胡耀邦叮嘱他们，道：“此案关系重大，先不宜声张，要审慎、深入、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报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贾素萍三人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奔波。他们决定先向申诉的当事人调查访问，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来到了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第一个访问了住在那里的薄一波。
在传达室，贾素萍等人一见面，便亲切地问候：“薄一波同志！你好。”十多年来，造反派，专案组，不知多少次调查审问他1936年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情况，不是拳脚相加，就是恶声恶气，来者从不通姓名，更不会称他“同志”。这次中组部贾素萍等四人不仅亲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了胡耀邦派他们来进行调查研究的决定，这是这么多年来，所听到的最亲切的话，薄一波激动不已。
贾素萍对他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
薄一波喜出望外，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贾素萍几个人看到老人的心情如此迫切，不忍心扫他的兴，就跟着薄一波来到他的房间，薄一波一打开话闸子就收不住了，他要把自己1936年的出狱经过，以及受到康生、“四人帮”的迫害、诬陷全诉说出来，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劳，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
北京的夏日，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五六度，稍为动一动就满身是汗。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四人在北京城到处奔忙，找“六十一人案”幸存的受害者，找一切可以帮助他们平反的证据。
他们找到了周仲英，找到了马辉之，找到了刘有光、朱则民，然后，就一一与他们座谈，了解真相，倾听意见。
他们又找到了给党中央写信的孔祥祯，他是薄一波等人在草岚子监狱那段时间的见证人。
听说是中组部的，是胡耀邦派来的调查组，早已残疾的孔祥祯马上请贾素萍等人进屋，并挣扎着与贾素萍等一一握手。孔祥祯激动地指着自己的残废的腿道：“过去红卫兵、专案组来调查的人可多啦，说是调查，比审讯还凶。”
他不知是身体虚弱，还是心情激动，说话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他喘了两口气，稍做停顿，继续说道：“我说的真实情况，他们又不相信，还要逼我，在他们事先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腿也整残废了。所以，后来他们再来调查时，我就不同他们谈，请他们吃闭门羹。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贾素萍四人在北京访问、调查整整忙了两个月。8月初，他们又奔赴到外地调查。
他们首先来到合肥。一下飞机，顿时感到好像掉进了火炉，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人皮肤火烧火燎，他们顾不上停顿休息，马上乘汽车赶赴安庆。
在闷热的安庆，刘澜涛还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当贾素萍等人说明来意后，刘澜涛也是异常惊喜，与他们进行了一番长谈。
刘澜涛开口就吟诵了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老人的神色苍然，眼里噙着泪花。
他说：“康生、‘四人帮’诬陷我是‘叛徒’，关押审讯了我八年，1975年5月28日才释放，但是‘叛徒’的帽子仍然扣在我的头上，不给我自由，不许我与孩子、亲戚、朋友、任何人见面。但是，我刘澜涛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儿子，我的一颗赤子心永远是坚贞的。今天，见到你们，十多年来，才第一次见到亲人……”
老人呜咽了起来，激动的热泪滚滚，谈话不时中断。说完，他热诚地挽留贾素萍等人吃饭，说：“让你们尝一尝我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豆角，我烧的菜味道不坏！”贾素萍等人婉言谢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淮南，找到被幽禁在这里的安子文。
安子文一听说中组部来人，猜想八九不离十是新任中组部长胡耀邦派来的。他回想起十年浩劫中受过的种种折磨、摧残，头上一直被党内大奸康生和“四人帮”扣顶“叛徒”的帽子，以便人民早把他忘了，自己这一生就这么含冤衔恨过下去了。
贾素萍一见就问道：“安子文同志，你好吗？我们是来看您的。再请您谈谈您的情况。”安子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好像受了委曲的孩子似的，突然得到母亲的安慰，他忍不住呜呜呜地痛哭起来。他把十几年被揪斗、被踢、打、拧、掐种种遭遇一古脑儿全诉说了出来。
贾素萍等人接着又跑到山东、天津、吉林、陕西。10月中旬，来到西安访问唐方雷。唐方雷和老伴赵辉被流放在西安郊县兴平县的一个村子里，当地的老百姓不知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上面送下来时说：“这是个‘大叛徒’，革命群众要提高警惕！”所以，村里人招呼唐方雷就喊大叛徒，招呼赵辉就喊“大叛徒婆”。
唐方雷的双耳早就被“抓叛徒战斗队”打聋了，跟他讲话，只有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并让他看着对方的口形，才能听懂。
贾素萍等人赶到村里时，老夫妻俩正好到城里拉煤去了。两位70多岁的古稀老人，不论吃的、烧的，都要往返50里路用一辆破架子车自己去拉。
赵辉听过贾素萍的介绍，抱着贾素萍，痛哭失声。他们的这个“家”――其实只是一间四处透风的破农舍，一无所有，只有地上小堆红苕，就是他们全部的口粮。两位老人的处境令人心酸，贾素萍等人也忍不住眼睛红润了。
贾素萍四人调查、访问、查阅档案，常常是一干一个通宵。他们每次回来都仔细的整理材料，撰写报告。胡耀邦每次都亲自听汇报，批阅送报的材料，掌握的材料越多，胡耀邦越感到康生、“四人帮”对61位同志的诬陷的荒谬和令人发指。
胡耀邦对贾素萍等人说：“这些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根据这些复查的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送给中央常委参阅了。”1978年11月20日，胡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戳穿了康生、“四人帮”栽脏诬陷制造大冤案的丑行。否定了康生说的“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的谬论。
调查报告分为七个部分，讲了七个问题。一、“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错案；二、六十一人在反省院的表现；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经过；四、六十一人出狱后的情况；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六十一人这段历史的情况；六、调查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
中组部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及早平反昭雪。他们写道：“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了手印，并发表在当时的平、津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的意见，参予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做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泽东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对那些根据党组织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正在北京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胡耀邦正好在这个时候把调查报告报给党中央。
陈云看后，在东北组上的讨论发言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我看应该解决！”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上，中央批准了中组部的调查报告，并于1978年12月16日，以中发[1978]75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这个长达12年之久，许多老同志及其家属、亲友遭受迫害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为被迫害致死的徐子荣、廖鲁言、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5位同志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1980年6月25日，为逝世的安子文举行追悼会。其他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相继为他们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会，善后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胡耀邦常常询问：“究竟下情如何”
1978年12月25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进入中央政治局，出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80年改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党内的最高领导。尽管他的事情更多了，但是，他关心下情的作风始终没变。
胡耀邦对人民来信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为自己定下规矩：每天批阅人民来信不得少于一份。
1983年5月，一封发自天津的人民来信放到了胡耀邦的案头，来信反映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严重的问题。信中说：“这个研究所是国家的重点所，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可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科研人员无事可做，设备损坏无人过问。最令人不可忍受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仍然把持领导权，连研究所的牌子还用‘革委会’……”
胡耀邦愤怒了，他抓起毛笔，唰唰唰，奋笔疾书，写道：“这个例子真是触目惊心，是否天津还有这样的单位？是否其他省、市、区还有这样的单位？我们拨乱反正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反官僚主义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整党已半年多，究竟下情如何？我们中央委员和一切高级干部是否都深思一下呢？中央常委会说过上百遍了：第一，要了解下情，做到心中有数；第二，要放手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强、有干劲、有闯劲的人上台。我看这两条是许多问题解决好不好和今后怎么办的关键两条。”
写完，胡耀邦抬头看看书案上的小闹钟，时针已指向凌晨1点了。然而，他毫无睡意，又重新拿起笔，给中办信访局写出专门派人去天津调查的指示。
几个月后，在胡耀邦的亲自督促下，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1983年12月，北京实验剧团一位女编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反映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故事爷爷”孙敬修老人的困境。这位女编剧来信说：“老人虽然退休，但仍然积极为青少年编讲节目。但是，工资很低，住房简陋，给老人生活和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希望中央能关怀照顾！”
胡耀邦看到信后，马上给中央信访办写了一长段批示：“全国只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并说：“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
陈野苹安慰他道：“好的，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胡耀邦知道后就亲自过问这件事，并让中组部的同志找到郑仲兵，对他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很快，公安部就为郑仲兵做出了平反结论，恢复名誉。
1978年夏天，73岁的著名老报人恽逸群，拖着病弱的身体，蹒跚地来到了中组部上访，胡耀邦热情地接待了他。
老人见到胡耀邦就说：“听说中组部的‘党员之家’真正成了党员之家，我就来了。”“你可以把你的情况写出来，我们一定会为你彻底平反昭雪。”胡耀邦安慰老人。恽逸群激动地说：“听到这话真让人高兴。1976年10月，党中央逮捕‘四人帮’后，我以为我天亮的时刻到了，我从江苏阜宁县的牛棚中跑出来，身无分文，一路乞讨到了北京要求申冤，那时我被赶出了中组部！”老人的泪光在眼中直闪。
胡耀邦听后心情也很沉重，他细心听着恽逸群对自己遭受的长达26年的沉冤。
恽逸群是一位北伐战争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是当代中国新闻界的元老。从1932年起，受党的委派，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译报》《导报》总编辑、《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新中国解放后，任过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社长，兼任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还是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恽逸群被开除出党。罪状很简单：一条是他同情其地主成份的姐姐，一条是把《解放日报》的一笔公款借给一位朋友开办小煤窑。不仅如此，1955年5月10日，又因受“潘杨案件”牵连被逮捕入狱。尽管后来公安机关查实他与潘、杨无关，还是把他当成反革命在押犯，同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叛处11年有期徒刑，剥压政治权力3年。
刑满释放后，明确规定，不得留北京，不得向任何人讲他被逮捕和判刑的经过及真相。1965年12月底，被秘密安置到江苏阜宁中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每月发放37元生活费。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又被揪出来，接受群众批斗、打倒、管制，几乎被折磨死掉……
胡耀邦握着恽逸群的手，对他说：“你的冤情我都知道了，马上就会解决的。”随即，胡耀邦拿起电话机，要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请江华认真解决此案。
不久，胡耀邦又接到恽逸群的电话，说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撤销了原来对他的错判，并为他恢复了名誉。同时，恽逸群迫切要求发挥余热，安排工作。当年8月，中组部把他安排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先工作。
这天上午，中组部又来了一对老人。一位头发花白的60多岁的女同志扶着一个手拄拐杖、双目几乎失明的老同志。他们来到传达室问：“请问胡耀邦同志在不在？”
“今天上午耀邦同志有个会。”门卫回答。
“那就不打扰了，我们有封信请你转交给他。”
“好的。”门卫收入。
门卫按照胡耀邦的交代，赶快把信送到楼上胡耀邦的手中。
胡耀邦看罢信，忙问：“人呢？”
“走了，留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胡耀邦长叹了一口气，说：“曾三、沈义都是多年革命的老同志啦！”
然后，他说：“会议暂停一下，我把这封信读给大家听听。”他情绪激动地读了起来。
他用手不停地敲击桌子说：曾三同志1931年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信学校政委，贡献是重大的。这些当年我这个‘红小鬼’都清清楚楚。解放后，曾三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局长、办公厅副主任，成为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就这么一个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同志，怎么会‘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呢？简直是莫须有！
从批判“四人帮”联系当前，胡耀邦气愤地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马上在信上写上处理意见，让人送给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请求赶快落实平反。很快，曾三老俩口的问题解决了。
有人在中组部找不到胡耀邦，就到他的家里来，渐渐地，胡耀邦的家也成了接待室。秦川，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处长，就因为对“大跃进”的浮夸风说了几句带疑问的话，被康生一伙诬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被定罪为“右倾分子”，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安徽农村劳动，一天，他来到胡耀邦家，要求解决工作，胡耀邦答应了他，并留他共进晚餐。不久，经中央批准，秦川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担任副总编辑。
一天清早7点钟左右，胡耀邦因头天晚上修改文章到凌晨两点钟才睡觉还没起床，武汉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鸿翔就踏进了他的家门。朱鸿翔是为他的妻子周更鸣冤的。听了周更被“四人帮”爪牙活活打死的冤案后，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更同志彻底平反！”
当胡耀邦带着朱鸿翔到小餐室吃早饭时，餐室里已来了好几位上访者。胡耀邦热情地请他们坐下吃饭，他坐在餐桌一头，其他人分坐两行。胡耀邦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胡耀邦先对朱鸿翔说：“我们一定会为周更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3个月，周更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样？”
“好好好，非常感谢！”朱鸿翔连声应道。
其他6位上访者的意见，胡耀邦也都一一听了。
胡耀邦开始思索了，到中组部短短几个月，已有很多老同志登门上访，封件和电话不下千余，由此看来，有冤的老同志和干部肯定还有很多，只不过他们还没有直接敞开心扉鸣冤叫屈，工作还得主动、深入。
他马上指派人员到中组部招待所找周扬、丁玲、林铁等尚未“解放”的老同志谈心，又请来《人民日报》社的同志采访他们。
胡耀邦听派出去的人回来汇报说还有不少老同志心有余悸，吞吞吐吐，说：“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于是，让这些调查的同志再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老同志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做好对中青年的传、帮、带。这篇万言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康生定的“铁案”被翻了过来
一封于1977年11月1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反映信转到了胡耀邦的案头，信是原轻工部第一副部长孔祥祯写的，事关被康生“四人帮”一伙诬陷为“叛徒集团”的“六十一人案”，并关系到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信中写道：“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8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殁，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这件事件的经过呢……”
信的最后写道：“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胡耀邦知道这个冤案的分量。康生、“四人帮”曾咬定，这个“隐瞒”了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
历史倒回到11年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康生、“四人帮”是如何精心炮制“六十一人”集团冤案的了。
1967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康生、“四人帮”为了达到陷害党内老干部的罪恶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抓叛徒”的妖风。他们到处煽风说：“南开大学有个叛徒战斗队，发现了61人的‘叛徒集团’。”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上得意洋洋地说：“红卫兵小将的功劳可大啦”，并说：“要是没有他们，怎么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
所谓“六十一人”集团案主要是指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1936年根据党的指示，从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来的一批革命同志。在狱中，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四人帮”背着党中央，把他们统统当做“叛徒”抓了起来。
1967年元旦清晨，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北京地质学院的几十名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从北京直奔广州，把正在疗养的薄一波“揪回北京去”。年近六旬的老人被红卫兵扭胳膊、揪衣领，推推搡搡押回北京。
2月9日，在康生、“四人帮”的操纵下，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薄一波的大会。不久，就被押往德胜门外的监狱里，“罪名”一大串：“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等，等等。
在狱中，薄一波遭到审讯者的无数次毒打，但他坚持真理，勇敢抗争。
不仅如此，薄一波的一家都遭到迫害。妻子胡明被造反派从广州揪回北京，在火车上“畏罪自杀”，至今谁能回答她畏的何罪，如何自杀的？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也都被残酷地投进监狱。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他的努力，一大批老同志得到“解放”。2月9日，中央专案组对薄一波宣布：“现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
可到了5月9日，中央专案组又向薄一波宣布：“你不能在北京久住，立刻到河南安阳去。”
薄一波不愿再受人任意摆布和虐待，顶住不走。他要申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请他转呈毛泽东。
尽管邓小平坚决不同意把“六十一人”定为叛徒，但是中央专案组背着邓小平，仍然宣布审查结论，说：“薄一波是个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然后，还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每月发给薄一波200元生活费。
薄一波对“叛徒”罪名不服，他再一次申诉。
8月1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写道：“不久前，专案小组正式向我宣布了中央审查小组给我们的结论。这个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不能同意。在取得专案小组同意的情况下，我写了对这个结论的意见。我迫切希望主席能看到，给予审查批示。所以，除送专案组外，直接从中南海西门呈送给您。”
他和全国各地来京喊冤的上访者一样，亲自跑到中南海大门外，投了这封信。同时，他把信抄写了好多份，送给其他中央领导，希望通过多种渠道传到毛泽东手上，使毛泽东了解他的冤情。
刘澜涛也是被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揪出来的。
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刘澜涛，在工作十几个小时回家的途中，被“战斗队”拦住汽车，野蛮地揪走。
细心的人曾经作过统计，在“文革”中，刘澜涛挨批斗的次数创下了全国记录。从1966年11月中旬被“抓”，到1968年1月，仅仅14个月里，遭受各种批斗会竟达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挨批3次以上，他被捆绑在大卡车上进行游斗的次数，也是创记录的。红卫兵把他用麻绳五花大绑，反剪双手捆在卡车上，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从一个城市斗到另一个城市，从酷暑斗到严冬。每次批斗会，人多之时达24万之众，人少时几个人也照批。
康生有一条混蛋的逻辑：丈夫是“叛徒”，老婆肯定是“特务”。因此，在把刘澜涛当成“叛徒”抓出来时，便无中生有，捏造诬陷说：“刘素菲是刘澜涛的老婆，是特务，为什么不批斗！”
造反派们闻风而上，不仅揪斗刘素菲，还对她拳打脚踢，残酷折磨。1968年元旦，刘素菲不堪忍受折磨，被迫跳楼自杀。5天后，专案组才通知她的孩子们，不但不说明死因，不让刘澜涛向遗体告别，而且还丧失人性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母亲自杀了，自杀就是叛徒。火葬及一切费用自理，骨灰不能存留安放”几个孩子只好带着妈妈的骨灰转辗躲藏，悄悄地安放在陕北米脂老家。
刘澜涛的大儿子刘冀阜被打成“反革命”，才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也被揪斗，被逼得只有四处流浪。
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在草岚子监狱，是同敌人英勇斗争的英雄。1996年9月28日，也被当做“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犯给揪了出来。加给他的罪状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将”“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副帅”，“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从1968年2月12日进狱，到当年11月8日，据专案组审讯记录记载，共被刑讯逼供，揪斗殴打194次。一次，在审讯中，专案组一个凶残的家伙对李楚离又是拳脚交加，罪恶的手指戳落于李楚离的眼镜，戳进了他的右眼，李楚离疼得钻心，当场晕了过去，从此右眼失明。
同是草岚子监狱英雄的孔祥祯、冯基平也没有躲过劫难，都是先被关进监狱，后又押解流放。
1966年12月26日，这天应该是好日子，迷信点说全是双数，吉利，另外，还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生日。但对南开大学前党委书记高仰云来说，是最最不幸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他的全家被首创的“抓叛徒战斗队”扫地出门，有人鄙夷地指着一间茅房对他说：“这儿是圈狗的，你们以后就住在这里。高仰云是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现在竟去卧我们的狗洞。”
高仰云和妻子李琛遭到无数次毒打。高仰云的身上被造反派用硫酸烧得一个泡一个泡，两颗门牙被打落，不能吃东西，不能讲话，他死后，造反派给他下个结论：“畏罪跳湖自杀！”李琛左腿骨被打断，双眼的玻璃体被打坏，差点儿被造反派用绳子吊死，挖坑活埋。
公安部长徐子荣，也被康生定为“叛徒、特务”。徐子荣被折磨死后，专案组向他的妻子孟松涛无情地宣布：“叛徒、敌特分子徐子荣的骨灰，一不能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二是不能埋在院子里，三不能放在家里。”
孟松涛听后在心里哭诉：“子荣，你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没有你的一寸安魂之所！”
往事不堪回首，“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用血泪和死亡写就的。
1978年6月，当中央专案组火气很旺的到中组部大发脾气时，胡耀邦已组织人员着手解决“六十一人案”。他深知中央专案组不仅不会赞成，不会提供给他们掌握的任何材料，而且，还不许他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任何资料。但是，胡耀邦决心已下，一定要把康生制造的冤案彻底平反过来。
得到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和同意后，胡耀邦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天4人对“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
为了减少阻力，胡耀邦叮嘱他们，道：“此案关系重大，先不宜声张，要审慎、深入、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报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贾素萍三人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奔波。他们决定先向申诉的当事人调查访问，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来到了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第一个访问了住在那里的薄一波。
在传达室，贾素萍等人一见面，便亲切地问候：“薄一波同志！你好。”十多年来，造反派，专案组，不知多少次调查审问他1936年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情况，不是拳脚相加，就是恶声恶气，来者从不通姓名，更不会称他“同志”。这次中组部贾素萍等四人不仅亲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了胡耀邦派他们来进行调查研究的决定，这是这么多年来，所听到的最亲切的话，薄一波激动不已。
贾素萍对他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
薄一波喜出望外，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贾素萍几个人看到老人的心情如此迫切，不忍心扫他的兴，就跟着薄一波来到他的房间，薄一波一打开话闸子就收不住了，他要把自己1936年的出狱经过，以及受到康生、“四人帮”的迫害、诬陷全诉说出来，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劳，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
北京的夏日，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五六度，稍为动一动就满身是汗。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四人在北京城到处奔忙，找“六十一人案”幸存的受害者，找一切可以帮助他们平反的证据。
他们找到了周仲英，找到了马辉之，找到了刘有光、朱则民，然后，就一一与他们座谈，了解真相，倾听意见。
他们又找到了给党中央写信的孔祥祯，他是薄一波等人在草岚子监狱那段时间的见证人。
听说是中组部的，是胡耀邦派来的调查组，早已残疾的孔祥祯马上请贾素萍等人进屋，并挣扎着与贾素萍等一一握手。孔祥祯激动地指着自己的残废的腿道：“过去红卫兵、专案组来调查的人可多啦，说是调查，比审讯还凶。”
他不知是身体虚弱，还是心情激动，说话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他喘了两口气，稍做停顿，继续说道：“我说的真实情况，他们又不相信，还要逼我，在他们事先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腿也整残废了。所以，后来他们再来调查时，我就不同他们谈，请他们吃闭门羹。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贾素萍四人在北京访问、调查整整忙了两个月。8月初，他们又奔赴到外地调查。
他们首先来到合肥。一下飞机，顿时感到好像掉进了火炉，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人皮肤火烧火燎，他们顾不上停顿休息，马上乘汽车赶赴安庆。
在闷热的安庆，刘澜涛还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当贾素萍等人说明来意后，刘澜涛也是异常惊喜，与他们进行了一番长谈。
刘澜涛开口就吟诵了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老人的神色苍然，眼里噙着泪花。
他说：“康生、‘四人帮’诬陷我是‘叛徒’，关押审讯了我八年，1975年5月28日才释放，但是‘叛徒’的帽子仍然扣在我的头上，不给我自由，不许我与孩子、亲戚、朋友、任何人见面。但是，我刘澜涛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儿子，我的一颗赤子心永远是坚贞的。今天，见到你们，十多年来，才第一次见到亲人……”
老人呜咽了起来，激动的热泪滚滚，谈话不时中断。说完，他热诚地挽留贾素萍等人吃饭，说：“让你们尝一尝我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豆角，我烧的菜味道不坏！”贾素萍等人婉言谢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淮南，找到被幽禁在这里的安子文。
安子文一听说中组部来人，猜想八九不离十是新任中组部长胡耀邦派来的。他回想起十年浩劫中受过的种种折磨、摧残，头上一直被党内大奸康生和“四人帮”扣顶“叛徒”的帽子，以便人民早把他忘了，自己这一生就这么含冤衔恨过下去了。
贾素萍一见就问道：“安子文同志，你好吗？我们是来看您的。再请您谈谈您的情况。”安子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好像受了委曲的孩子似的，突然得到母亲的安慰，他忍不住呜呜呜地痛哭起来。他把十几年被揪斗、被踢、打、拧、掐种种遭遇一古脑儿全诉说了出来。
贾素萍等人接着又跑到山东、天津、吉林、陕西。10月中旬，来到西安访问唐方雷。唐方雷和老伴赵辉被流放在西安郊县兴平县的一个村子里，当地的老百姓不知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上面送下来时说：“这是个‘大叛徒’，革命群众要提高警惕！”所以，村里人招呼唐方雷就喊大叛徒，招呼赵辉就喊“大叛徒婆”。
唐方雷的双耳早就被“抓叛徒战斗队”打聋了，跟他讲话，只有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并让他看着对方的口形，才能听懂。
贾素萍等人赶到村里时，老夫妻俩正好到城里拉煤去了。两位70多岁的古稀老人，不论吃的、烧的，都要往返50里路用一辆破架子车自己去拉。
赵辉听过贾素萍的介绍，抱着贾素萍，痛哭失声。他们的这个“家”――其实只是一间四处透风的破农舍，一无所有，只有地上小堆红苕，就是他们全部的口粮。两位老人的处境令人心酸，贾素萍等人也忍不住眼睛红润了。
贾素萍四人调查、访问、查阅档案，常常是一干一个通宵。他们每次回来都仔细的整理材料，撰写报告。胡耀邦每次都亲自听汇报，批阅送报的材料，掌握的材料越多，胡耀邦越感到康生、“四人帮”对61位同志的诬陷的荒谬和令人发指。
胡耀邦对贾素萍等人说：“这些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根据这些复查的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送给中央常委参阅了。”1978年11月20日，胡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戳穿了康生、“四人帮”栽脏诬陷制造大冤案的丑行。否定了康生说的“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的谬论。
调查报告分为七个部分，讲了七个问题。一、“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错案；二、六十一人在反省院的表现；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经过；四、六十一人出狱后的情况；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六十一人这段历史的情况；六、调查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
中组部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及早平反昭雪。他们写道：“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了手印，并发表在当时的平、津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的意见，参予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做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泽东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对那些根据党组织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正在北京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胡耀邦正好在这个时候把调查报告报给党中央。
陈云看后，在东北组上的讨论发言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我看应该解决！”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上，中央批准了中组部的调查报告，并于1978年12月16日，以中发[1978]75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这个长达12年之久，许多老同志及其家属、亲友遭受迫害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为被迫害致死的徐子荣、廖鲁言、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5位同志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1980年6月25日，为逝世的安子文举行追悼会。其他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相继为他们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会，善后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胡耀邦常常询问：“究竟下情如何”
1978年12月25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进入中央政治局，出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80年改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党内的最高领导。尽管他的事情更多了，但是，他关心下情的作风始终没变。
胡耀邦对人民来信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为自己定下规矩：每天批阅人民来信不得少于一份。
1983年5月，一封发自天津的人民来信放到了胡耀邦的案头，来信反映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严重的问题。信中说：“这个研究所是国家的重点所，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可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科研人员无事可做，设备损坏无人过问。最令人不可忍受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仍然把持领导权，连研究所的牌子还用‘革委会’……”
胡耀邦愤怒了，他抓起毛笔，唰唰唰，奋笔疾书，写道：“这个例子真是触目惊心，是否天津还有这样的单位？是否其他省、市、区还有这样的单位？我们拨乱反正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反官僚主义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整党已半年多，究竟下情如何？我们中央委员和一切高级干部是否都深思一下呢？中央常委会说过上百遍了：第一，要了解下情，做到心中有数；第二，要放手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强、有干劲、有闯劲的人上台。我看这两条是许多问题解决好不好和今后怎么办的关键两条。”
写完，胡耀邦抬头看看书案上的小闹钟，时针已指向凌晨1点了。然而，他毫无睡意，又重新拿起笔，给中办信访局写出专门派人去天津调查的指示。
几个月后，在胡耀邦的亲自督促下，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1983年12月，北京实验剧团一位女编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反映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故事爷爷”孙敬修老人的困境。这位女编剧来信说：“老人虽然退休，但仍然积极为青少年编讲节目。但是，工资很低，住房简陋，给老人生活和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希望中央能关怀照顾！”
胡耀邦看到信后，马上给中央信访办写了一长段批示：“全国只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并说：“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