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胡青天一入中南海！如山冤案尽皆昭雪(4)
北京市有关部门接到胡耀邦的批示后，十分重视，马上解决好孙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老人在元旦这天，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居。老人感慨万分地对人说：“旧社会，我是个穷教书匠，无地位、无欢乐。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我在生活上的一点困难，令我敬佩。我相信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成功，因为她真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1984年初，《中国日报》社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他长期申请入党，但因社会上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而无人过问。胡耀邦同志读到这封信后，马上提笔批示：“请中组部组织局向有关单位询问。入党问题你局要考查点典型，加以指导。”
中组部组织局的同志带着胡耀邦的批示多次到《中国日报》社了解情况，帮助这里做好了组织工作。同时，根据这个事例，中组部总结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经验，帮助一批又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跨进了党组织大门。
胡耀邦始终恪守一个坚定不变的信条；“为人民办实事、谋福利，是共产党人的起码准则。”
1984年，由于少数单位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上海几名落实政策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们有人到北京上访20天，找了8个单位，无一处受理，令几人失望而归。
在近乎绝望中，他们致书胡耀邦。胡耀邦同情几位同志的境遇，更愤恨官僚主义害人。他在信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评：“6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1984年10月，20多封农民兄弟的来信放到了胡耀邦案头。这些河北地地道道的农民对胡耀邦说道：“我们通过勤劳致富，但是有喜悦，也有苦恼。农村交通跟不上，路不好，车不行，我们想自己修路、买汽车……”
他又在来信上批示：“安全可以！”于是，从此民办交通开始发展起来。
只要是下情，胡耀邦都要过问，海外华侨给他写信，他做了批示。
1984年10月，旅居日本的韩洪烈给胡耀邦写信，反映家庭的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父亲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遣送农村管制劳动，年幼的弟弟韩仲元因此失去上学的机会，走上了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三口人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希望胡耀邦能给予关心，让有关部门给弟弟安排一份适当的工作。
这只是一封极为普通的海外来信，而胡耀邦却认真对待，他写了批示让中办信访局的同志到韩仲元所在的锦州市了解一下，妥善处理这件事。
11月初，中办信访局的同志来到锦州，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与锦州市的领导同志决定为韩仲元安排工作。韩仲元得到了工作，并且听说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过问，感激得痛哭流涕，拉住中办信访局同志的手说：“请转告胡总书记，我一定重新做人，老老实实工作，不辜负党的关怀！”
胡耀邦的一个批示又落实了，他很高兴，赞扬中办信访局同志工作做得好。在中办信访局送呈的落实报告上写道：“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50多件事，100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6000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胡耀邦从他到中组部上班没几天，就问中组部过去管“右派摘帽子”工作的同志：“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
“除了先后五批摘掉帽子的，现在还有10万多人。”
“一定要狠抓平反工作。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胡耀邦神情严肃地说。
1978年春天，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的专为解决“右派”问题的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胡耀邦没有亲自参加会议，而是让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同志带去了他的意见。
会上，杨士杰的发言振聋发聩。他说：“‘右派分子’大多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耀邦同志多次强调，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当时绝大多数人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加上“两个凡是”的思想还在盛行。所以，与会的听了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有人当时就对杨士杰及中组部展开批评。
胡耀邦听取杨士杰和陈文炜的汇报和书面材料后，吩咐他俩直接给中央写报告，陈述为“右派”平反的必要性、迫切性。3个月后，中央同意了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第二次专门会议，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论战仍然存在。有人主张：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现在给他们统统摘帽子，当做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也有人不无担心地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就乱了套了吗？”
“一点不错！”有人接过话头说：“不管怎样，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而代表中组部、代表胡耀邦意见的杨士杰则坚持平反，他手里抖动一叠厚厚的文字材料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还未听说过‘乱了套’！”
最后，五部门的五人小组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向中央报拟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大振。在胡耀邦的策划指挥下，《人民日报》、新华社大造舆论，大规模的为“右派”改正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据统计，全国公职人员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人数的5.8%。
第二节 自由化思潮乘虚而入耀邦政治生涯画句号
就在胡耀邦费尽心思欲找出一个最佳方法时，事态扩大了。胡耀邦的心脏于7点53分不再跳动了。
自由化思潮乘机而入
1986年的秋冬，是个多事之际。
9月的中国，秋爽如期降临，而人们盛夏里的那种炽热情感似乎没像往年那样随夏而去。
中国女排在第十届世界女子锦标赛上，又一次夺得冠军，创造了五连冠的世界奇迹。消息传来，人们以一种超常的兴奋来欢呼胜利。除了燃放鞭炮，在许多大学校园里，脸盆、饭缸、桌面被用作宣泄情感的工具；在马路、街道上，年轻人用手拍打停在一边的汽车还发出阵阵吼叫。
许多老年人惊愕地望着这一切，他们不禁有些担心，膨胀的情感终究是不正常的，那怕是为了一件伟大的事而发。
国庆节临近，喜庆气氛尤为浓厚，其缘由还得归之于女排的辉煌战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之际收到一份非同凡响的礼物，人们把“女排”与“国庆”联在一起是有道理的。
国庆之后，刘伯承、叶剑英两大元帅相继离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损失。中南海内，元帅的战友们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丧礼极其隆重。遗憾的是，天安门前的半旗并没给一些人的心灵带来多大震颤，一件与哀悼毫无关系而且对中国的命运险些造成影响的事件正在酝酿而起。
邓小平办公室里寂静无声，屋子的主人没如往常那样坐在办公桌前，而是半靠在墙角的沙发上，他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一口接一口地猛抽着烟。
他在想刚故去的两位战友，想到他们过去对自己的帮助和保护，想到现在少了两位可说心里话的老伙伴，他又想到了最近看的几份报告，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有不正常的反应，而且越来越明显，似乎要出事。他烦躁地动了动身子，抬起手正要抽烟，却发现烟已灭了，便侧身又点了一支，吸了一大口。
秘书进来了，是送报纸的。他放下报纸后，递给邓小平一份材料，说：“这是方励之昨天的一个谈话，我抄了一份给您送来。”邓小平接过材料，正要看，秘书又提醒到：“这些报纸上还登有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的文章，还有中宣部的讲话。”邓小平顿了一下，点点头说：“放在这儿吧，我就看。”
秘书出去了，邓小平没看报纸，索性连手上的那份手抄材料也搁下来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隔着玻璃朝外看，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进去，他在思索：
方励之到底想干什么？他身为共产党员，却要和党的领导对着干，有意见可以向组织提，为什么要煽动不谙世事的学生？
方励之是个天文学家，有才干，我们也重用他了，让他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学校虽在安徽，在我们看来，总是与北大、清华同等重要。为什么他这个副校长不观天文却偏好政治，而且一肚子不满呢？
方励之的不满主要是5点，一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二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三是说共产党已经变质；四是说大学要独立办；五是说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好。他的思想与经常出国接受国外思想影响有关，可30年代，我们国家有大批留学生归国，那时的留学生为什么那么爱国呢？
邓小平回到沙发上坐下，他拿起了那份材料，上面写着，最近方励之在科大发表演讲，他问科大学生为什么不动？为什么看不到一点动作的迹象，他鼓动学生小小地动作动作，全国就会被带动起来。
“啪！”邓小平没看完就把材料放在木茶几上，他生气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组织到这种地步为什么没有人管，这分明是要闹事，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他按铃叫来了秘书，吩咐他说：“我这里有一个批示，你让中办送给耀邦同志，请他抓一抓。我们思想战线上的涣散软弱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胡耀邦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要他抓政治思想和局势是情理中的事。
胡耀邦接到邓小平的批示，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赞成国家出现动乱局势，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讲话中的很多观点他是反对的，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对方是一批有学识、有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认识上的分歧只有让事实来证明对错，而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它是个正确的党。
就在胡耀邦费尽心思欲找出一个最佳方法时，事态扩大了。
1986年12月4日晚，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终于被鼓动起来。
晚自习时间，教学大楼依然灯火辉煌，可走遍楼道和教室，几乎见不到学生。校园里，只见一些学生骑着自行车来来去去，匆匆忙忙，脸上表情兴奋而又紧张；再看学生宿舍，男女同学聚在一起正做着横幅、标语，人多却不吵闹。
8点整，所有的学生拥向礼堂，宿舍区瞬间也安静下来。他们要去听方励之的报告，其情绪激昂得像一堆一点就着的干柴。果然，在方励之对他们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之后，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1000多名科大学生出现在合肥市街头，他们排着队，喊着口号，四处游行。长江路上，几百名警察排成队，封锁了道路，可学生们勇气惊人，他们照直走过去，把警察推开，而警察怕伤着学生并没有与学生发生争执。游行在继续。
消息传到上海，大学校园里也开始骚动不安。标语、口号出现在校园里，学生虽坐在教室，心却不在书上，他们想思索出一个对策来，可方励之不在上海，他们得不到答案。于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们把老校友、上海市市长江泽民请到学校辩论。
学生们不失礼貌地对江泽民的到来表示欢迎。之后，便用激烈的词锋与江泽民对起话来，江泽民自始至终面带微笑。回答了许多问题之后，他以长者的身份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们不要游行，不要闹事。
学生在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以后，有的冷静了下来，有的第二天还是上街游行了。各高校都派出负责人上街劝说游行的学生回校，市政府也派出一些领导同志与学生谈心。回校的学生越来越多，上海的风潮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得到很好贯彻
合肥、南京、上海闹学潮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邓小平非常吃惊，他暗暗叹息：果然出事了。他说的“出事”即指学潮也指社会上的坏人趁混乱之际调戏妇女、砸烧汽车。他早料到，改革开放的窗子一打开，西方精华和糟粕的东西会一起拥进来，污染人们的思想。所以，他在1978年的时候就向全党发出过警告。现在，事情还是出来了。
司法部门曾对狂热鼓吹自由化、明目张胆地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有意给外国人提供绝密情报、严重触犯刑律的几个人判了刑，看来并没在党内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就在这次学潮到来之前的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还明确提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搞自由化就是要把人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思潮顶不住，加上开放带来的乌七八糟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要这次讲，还要讲10年20年。全会还根据这个讲话精神，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为什么这个《决议》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为什么对于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
邓小平把香烟按在烟缸里，他把秘书叫进来，指示他立即打电话请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和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胡启立到他这里来。
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来了之后，一个重要会议便开始了。
会上，大家共同提出一个办法，就是抢在元旦前做通学生的思想工作，召开首都各高校书记会议，一定不能让学生上天安门。同时，也要做好防备工作，在天安门广场增加警察，劝导学生尽快返校。胡启立还表示，明天的报纸加大宣传力度，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会议精神以最快速度被传达到各高校。第二天，首都各高校党委紧急行动，召开学生会议，进行形势教育。校领导随时愿意与学生对话，随时解决学生提出的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负责思想工作的系党支部书记及辅导员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谈心，做他们的工作。
这一天的报纸、广播、电视口径一致，大力宣传反自由化思潮，各行业的代表人物都作了讲话，老者谆谆教导，少者殷殷期盼。
终于，在新年钟声敲响的前夕，大多数高校的党委都得到了学生们不去串连、不冲天安门广场的保证。这一夜，中央和各高校的领导们没有人能睡得踏实。
1987年元旦终于到了，北京没有一丝的喜庆气氛，到处给人紧张的感觉。
清晨，天安门广场人迹寥寥，升旗的国歌声打破了寂静。8点钟之后，人渐渐多起来。一阵口号声传来，到底还是有一批学生来天安门广场游行了。他们几乎都是北京大学的。当得知许多高校拒绝与他们串连之后，一种逆反心理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走进广场。
游行的学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的好奇心，人们开始拥向广场。布置在周边值勤的警察也集中过来。
警察要阻止学生的游行队伍进入广场，为首者与警察发生了撕扯。游行队伍还是进了广场。
警察当场拘留了几名闹事极凶的学生。围观的群众被劝散了不少。很快，北大党委的领导带着大轿车赶到广场，劝说了一番之后，停留在广场的学生被车接回了本校。
第二天，几名被拘留学生经教育后由校方领回。学潮终于没有在北京大学起来。
学潮平息之后，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处理工作开始进行。
学潮闹起来之后，耀邦同志只强调疏导，而未能旗帜鲜明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这场学潮，至使事态愈演愈烈，形势日益严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创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已受到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危及业已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四化建设，势必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这时，在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对耀邦总书记表示不满。
胡耀邦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中共中央认为，直接引发这一学潮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但总的说来，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从中央到许多地方，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不少阵地包括某些高等学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坏的影响。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许多领导同志都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次会议的公报这样写道：“胡耀邦同志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同志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是：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就这样，在胡耀邦政治生命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此，他离开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为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振兴，为着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和富强奋斗了7个年头。赵紫阳在1980年以前做地方工作有成绩，1980年9月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在经济工作方面也有成绩，所以被推选为党中央代理总书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后经同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
鉴于这次学潮的教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中共中央于1987年1月28日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对广大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并规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政策界限。
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闭门谢客，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1987年底，在中共十三大上，他再次被代表们选举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惟一的一个不负责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十三大以后，胡耀邦动身去外地休养。先去山东，在烟台小住几个月。然后又去湖南故乡和广西。所到之处，都是深居简出，除了经常约请一些老战友、老同志谈心，回忆往事，闲暇时打打桥牌，游览名胜，却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所以，了解他的行踪的人不太多。他在湖南期间，正赶上湖南在宁乡纪念刘少奇诞生90周年活动，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赶赴长沙参加这次纪念活动。胡耀邦却一个人单独去了花明楼。寄托对刘少奇的怀念和哀思。在去国家森林公园――湖南张家界游览时，他婉言谢绝了当地领导人的迎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和少数几个人游玩，静静地享受大自然天凿神功的美景乐趣，陶冶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的情操。1989年初，社会上曾一度谣传胡耀邦投奔了苏联。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为此，胡耀邦在一些公开场合露面，以澄事实，在3月份召开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胡耀邦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谈笑风声，显得十分活跃。
在1988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曾和胡耀邦在一起工作多年的一个同志前去看望他。他们在胡耀邦的会客室里亲切交谈，互致问候。胡耀邦关切地询问这位同志的生活情况，“近来物价上涨很多，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这位同志则十分关心胡耀邦的健康。他说还可以，只是有胃病，每天散步1个多小时，锻炼身体，其他时间看书会客。当谈到1987年初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情况时，胡耀邦深情地说，他本来不想再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体工作。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两句话，12个字：即“服从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可以看出：这两句话是胡耀邦晚年政治生活所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体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走向最后的沉默
1989年4月15日清晨，首都街道上车水马龙。职工们正匆匆赶往单位，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时，在北京医院里，发生了一件人们万万料不到的事情――为党为人民操劳了一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患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溘然逝世。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吃过早饭，准备去怀仁堂参加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8时55分，胡耀邦来到怀仁堂，高兴地同政治局其他委员握手，打招呼。
会议于九点钟开始。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告诉委员们，这个文件草案已经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讨论后，拟将这个决定草案在党内外更大范围进一步征求意见，适当时候，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予以审议。
赵紫阳讲话后，工作人员开始宣读决定草案，共念了40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和修改经过。
这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面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时值9时48分。
赵紫阳问：“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在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就扶他在原位上坐下。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在医生到来之前的十几分钟内，就可能出危险。为了救急，就问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好作用。
不到十分钟，中南海保健处的医护人员到场。又过了五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来，临时抬来一张床，就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抢救工作。
根据医生的意见，胡耀邦的病情不允许移动。因此，政治局会议挪到其他会议室开，赵紫阳嘱咐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怀仁堂成了抢救胡耀邦的临时病房。
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突出性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他们全力抢救，于是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稳定。
政治局会议一散，赵紫阳就赶来看望胡耀邦，并同专家、医护人员一起研究了治疗方案。乔石、胡启立等也赶来，他们关切地询问了胡耀邦的病情，叮嘱医护人员一定要全力抢救。
下午4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
到北京医院病房后，专家们又进行会诊，进一步讨论确定治疗方案。北京医院抽出最好的大夫和护士，成立了特医、特护小组，为胡耀邦精心治疗。
经检查，胡耀邦心脏的下壁、后壁及右心室有大面积梗塞。肌酸激酶（CK）正常人仅132单位，他却达3340单位，估计心肌坏死严重。医护人员深知，（CK）超过3000单位的心肌梗塞，一般都是预后不良的。
胡耀邦病重住院，邓小平专门派秘书来医院探视，赵紫阳两次到医院探望，杨尚昆、彭真、宋任穷分别两次到医院探望，李鹏在出访日本之前专门到医院探望，陈云、李先念分别两次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邓颖超专门写信给胡耀邦，要他安心养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分别打电话询问胡耀邦的病情，薄一波委托秘书到医院看望了他。
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其他一些人，中顾委、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的领导人，也都不断到医院探望或打电话询问胡耀邦的病情。根据医生的意见，一些来看望的人未进病房，只向家属表示问候，向医生询问病情。
经全力以赴的治疗，胡耀邦的病情仍然时好时坏。赵紫阳初次到医院看望时，胡耀邦叮嘱赵紫阳说：“你肩上担子很重，工作繁忙，就不要到医院来看我啦。”李鹏到医院探望时，胡耀邦叮嘱李鹏说：“你工作很忙，就不要来了。”他还对李鹏说：“你干得很努力。”
1989年4月15日清晨，胡耀邦醒来颇早。
“哈，我生病是第七天了，七天没有事，危险期就过去啦。”胡耀邦高兴地说。
大夫告诉他，这七天可不是没有事。前几天，还用升压药维护血压，反复发生心房扑动，有时心律很慢，这两天，刚停用升压药，病情略有好转，不能算过了危险期，仍然必须卧床静养。今天上午还要安排会诊。
“我住院七八天了，今天要打扫卫生。”胡耀邦请身边工作人员给他将电动刮胡刀准备好，他要刮一刮胡子。
“你听了今天的新闻联播了吗？”
“没有。”身边工作人员告诉他，由于忙于看护，没有时间听广播。
“你这个同志呀，就是不把国家发生的一些情况向我说一说。一个人不了解每天的情况怎么行呢？”
“大夫不是多次强调吗？要你绝对卧床休息，少讲话，最好不要考虑问题。”工作人员说。
按照医生意见，胡耀邦需要静躺大小解。
7时25分，护士拿来大解器皿。
“胡耀邦同志是遵守时间的，应该7点半大解，您怎么早来了5分钟呀？”一位工作人员笑着对护士说。
过了一会儿，即7点30分，胡耀邦静躺大解。
胡耀邦深情地拉住工作人员的手说：“不要紧，我很快会好的……”
工作人员扶着他的手，只觉胡耀邦的手一松，头一歪，背了过去。这时，时值7点40分。
在场的特医、特护、胡耀邦的儿子及工作人员大吃一惊。
病房里开始了最紧急的抢救，专家们、大夫护士们，用尽了所有办法。时间一分一秒推进，但是，胡耀邦的心脏于7点53分不再跳动了。
医护人们抑制着极度悲痛，又给胡耀邦心脏做了1个多小时的按摩，可是，这颗心脏太累了，他再也没有苏醒。
参加会诊和抢救的医生们沉痛地宣布，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伟人同一切凡人一样，都难以违拗大自然的规律。
胡耀邦从大自然中走来，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民族和共产主义事业，最终又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
1984年初，《中国日报》社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他长期申请入党，但因社会上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而无人过问。胡耀邦同志读到这封信后，马上提笔批示：“请中组部组织局向有关单位询问。入党问题你局要考查点典型，加以指导。”
中组部组织局的同志带着胡耀邦的批示多次到《中国日报》社了解情况，帮助这里做好了组织工作。同时，根据这个事例，中组部总结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经验，帮助一批又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跨进了党组织大门。
胡耀邦始终恪守一个坚定不变的信条；“为人民办实事、谋福利，是共产党人的起码准则。”
1984年，由于少数单位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上海几名落实政策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们有人到北京上访20天，找了8个单位，无一处受理，令几人失望而归。
在近乎绝望中，他们致书胡耀邦。胡耀邦同情几位同志的境遇，更愤恨官僚主义害人。他在信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评：“6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1984年10月，20多封农民兄弟的来信放到了胡耀邦案头。这些河北地地道道的农民对胡耀邦说道：“我们通过勤劳致富，但是有喜悦，也有苦恼。农村交通跟不上，路不好，车不行，我们想自己修路、买汽车……”
他又在来信上批示：“安全可以！”于是，从此民办交通开始发展起来。
只要是下情，胡耀邦都要过问，海外华侨给他写信，他做了批示。
1984年10月，旅居日本的韩洪烈给胡耀邦写信，反映家庭的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父亲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遣送农村管制劳动，年幼的弟弟韩仲元因此失去上学的机会，走上了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三口人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希望胡耀邦能给予关心，让有关部门给弟弟安排一份适当的工作。
这只是一封极为普通的海外来信，而胡耀邦却认真对待，他写了批示让中办信访局的同志到韩仲元所在的锦州市了解一下，妥善处理这件事。
11月初，中办信访局的同志来到锦州，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与锦州市的领导同志决定为韩仲元安排工作。韩仲元得到了工作，并且听说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过问，感激得痛哭流涕，拉住中办信访局同志的手说：“请转告胡总书记，我一定重新做人，老老实实工作，不辜负党的关怀！”
胡耀邦的一个批示又落实了，他很高兴，赞扬中办信访局同志工作做得好。在中办信访局送呈的落实报告上写道：“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50多件事，100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6000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胡耀邦从他到中组部上班没几天，就问中组部过去管“右派摘帽子”工作的同志：“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
“除了先后五批摘掉帽子的，现在还有10万多人。”
“一定要狠抓平反工作。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胡耀邦神情严肃地说。
1978年春天，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的专为解决“右派”问题的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胡耀邦没有亲自参加会议，而是让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同志带去了他的意见。
会上，杨士杰的发言振聋发聩。他说：“‘右派分子’大多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耀邦同志多次强调，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当时绝大多数人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加上“两个凡是”的思想还在盛行。所以，与会的听了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有人当时就对杨士杰及中组部展开批评。
胡耀邦听取杨士杰和陈文炜的汇报和书面材料后，吩咐他俩直接给中央写报告，陈述为“右派”平反的必要性、迫切性。3个月后，中央同意了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第二次专门会议，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论战仍然存在。有人主张：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现在给他们统统摘帽子，当做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也有人不无担心地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就乱了套了吗？”
“一点不错！”有人接过话头说：“不管怎样，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而代表中组部、代表胡耀邦意见的杨士杰则坚持平反，他手里抖动一叠厚厚的文字材料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还未听说过‘乱了套’！”
最后，五部门的五人小组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向中央报拟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大振。在胡耀邦的策划指挥下，《人民日报》、新华社大造舆论，大规模的为“右派”改正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据统计，全国公职人员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人数的5.8%。
第二节 自由化思潮乘虚而入耀邦政治生涯画句号
就在胡耀邦费尽心思欲找出一个最佳方法时，事态扩大了。胡耀邦的心脏于7点53分不再跳动了。
自由化思潮乘机而入
1986年的秋冬，是个多事之际。
9月的中国，秋爽如期降临，而人们盛夏里的那种炽热情感似乎没像往年那样随夏而去。
中国女排在第十届世界女子锦标赛上，又一次夺得冠军，创造了五连冠的世界奇迹。消息传来，人们以一种超常的兴奋来欢呼胜利。除了燃放鞭炮，在许多大学校园里，脸盆、饭缸、桌面被用作宣泄情感的工具；在马路、街道上，年轻人用手拍打停在一边的汽车还发出阵阵吼叫。
许多老年人惊愕地望着这一切，他们不禁有些担心，膨胀的情感终究是不正常的，那怕是为了一件伟大的事而发。
国庆节临近，喜庆气氛尤为浓厚，其缘由还得归之于女排的辉煌战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之际收到一份非同凡响的礼物，人们把“女排”与“国庆”联在一起是有道理的。
国庆之后，刘伯承、叶剑英两大元帅相继离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损失。中南海内，元帅的战友们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丧礼极其隆重。遗憾的是，天安门前的半旗并没给一些人的心灵带来多大震颤，一件与哀悼毫无关系而且对中国的命运险些造成影响的事件正在酝酿而起。
邓小平办公室里寂静无声，屋子的主人没如往常那样坐在办公桌前，而是半靠在墙角的沙发上，他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一口接一口地猛抽着烟。
他在想刚故去的两位战友，想到他们过去对自己的帮助和保护，想到现在少了两位可说心里话的老伙伴，他又想到了最近看的几份报告，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有不正常的反应，而且越来越明显，似乎要出事。他烦躁地动了动身子，抬起手正要抽烟，却发现烟已灭了，便侧身又点了一支，吸了一大口。
秘书进来了，是送报纸的。他放下报纸后，递给邓小平一份材料，说：“这是方励之昨天的一个谈话，我抄了一份给您送来。”邓小平接过材料，正要看，秘书又提醒到：“这些报纸上还登有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的文章，还有中宣部的讲话。”邓小平顿了一下，点点头说：“放在这儿吧，我就看。”
秘书出去了，邓小平没看报纸，索性连手上的那份手抄材料也搁下来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隔着玻璃朝外看，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进去，他在思索：
方励之到底想干什么？他身为共产党员，却要和党的领导对着干，有意见可以向组织提，为什么要煽动不谙世事的学生？
方励之是个天文学家，有才干，我们也重用他了，让他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学校虽在安徽，在我们看来，总是与北大、清华同等重要。为什么他这个副校长不观天文却偏好政治，而且一肚子不满呢？
方励之的不满主要是5点，一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二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三是说共产党已经变质；四是说大学要独立办；五是说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好。他的思想与经常出国接受国外思想影响有关，可30年代，我们国家有大批留学生归国，那时的留学生为什么那么爱国呢？
邓小平回到沙发上坐下，他拿起了那份材料，上面写着，最近方励之在科大发表演讲，他问科大学生为什么不动？为什么看不到一点动作的迹象，他鼓动学生小小地动作动作，全国就会被带动起来。
“啪！”邓小平没看完就把材料放在木茶几上，他生气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组织到这种地步为什么没有人管，这分明是要闹事，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他按铃叫来了秘书，吩咐他说：“我这里有一个批示，你让中办送给耀邦同志，请他抓一抓。我们思想战线上的涣散软弱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胡耀邦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要他抓政治思想和局势是情理中的事。
胡耀邦接到邓小平的批示，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赞成国家出现动乱局势，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讲话中的很多观点他是反对的，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对方是一批有学识、有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认识上的分歧只有让事实来证明对错，而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它是个正确的党。
就在胡耀邦费尽心思欲找出一个最佳方法时，事态扩大了。
1986年12月4日晚，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终于被鼓动起来。
晚自习时间，教学大楼依然灯火辉煌，可走遍楼道和教室，几乎见不到学生。校园里，只见一些学生骑着自行车来来去去，匆匆忙忙，脸上表情兴奋而又紧张；再看学生宿舍，男女同学聚在一起正做着横幅、标语，人多却不吵闹。
8点整，所有的学生拥向礼堂，宿舍区瞬间也安静下来。他们要去听方励之的报告，其情绪激昂得像一堆一点就着的干柴。果然，在方励之对他们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之后，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1000多名科大学生出现在合肥市街头，他们排着队，喊着口号，四处游行。长江路上，几百名警察排成队，封锁了道路，可学生们勇气惊人，他们照直走过去，把警察推开，而警察怕伤着学生并没有与学生发生争执。游行在继续。
消息传到上海，大学校园里也开始骚动不安。标语、口号出现在校园里，学生虽坐在教室，心却不在书上，他们想思索出一个对策来，可方励之不在上海，他们得不到答案。于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们把老校友、上海市市长江泽民请到学校辩论。
学生们不失礼貌地对江泽民的到来表示欢迎。之后，便用激烈的词锋与江泽民对起话来，江泽民自始至终面带微笑。回答了许多问题之后，他以长者的身份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们不要游行，不要闹事。
学生在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以后，有的冷静了下来，有的第二天还是上街游行了。各高校都派出负责人上街劝说游行的学生回校，市政府也派出一些领导同志与学生谈心。回校的学生越来越多，上海的风潮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得到很好贯彻
合肥、南京、上海闹学潮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邓小平非常吃惊，他暗暗叹息：果然出事了。他说的“出事”即指学潮也指社会上的坏人趁混乱之际调戏妇女、砸烧汽车。他早料到，改革开放的窗子一打开，西方精华和糟粕的东西会一起拥进来，污染人们的思想。所以，他在1978年的时候就向全党发出过警告。现在，事情还是出来了。
司法部门曾对狂热鼓吹自由化、明目张胆地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有意给外国人提供绝密情报、严重触犯刑律的几个人判了刑，看来并没在党内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就在这次学潮到来之前的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还明确提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搞自由化就是要把人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思潮顶不住，加上开放带来的乌七八糟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要这次讲，还要讲10年20年。全会还根据这个讲话精神，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为什么这个《决议》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为什么对于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
邓小平把香烟按在烟缸里，他把秘书叫进来，指示他立即打电话请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和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胡启立到他这里来。
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来了之后，一个重要会议便开始了。
会上，大家共同提出一个办法，就是抢在元旦前做通学生的思想工作，召开首都各高校书记会议，一定不能让学生上天安门。同时，也要做好防备工作，在天安门广场增加警察，劝导学生尽快返校。胡启立还表示，明天的报纸加大宣传力度，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会议精神以最快速度被传达到各高校。第二天，首都各高校党委紧急行动，召开学生会议，进行形势教育。校领导随时愿意与学生对话，随时解决学生提出的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负责思想工作的系党支部书记及辅导员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谈心，做他们的工作。
这一天的报纸、广播、电视口径一致，大力宣传反自由化思潮，各行业的代表人物都作了讲话，老者谆谆教导，少者殷殷期盼。
终于，在新年钟声敲响的前夕，大多数高校的党委都得到了学生们不去串连、不冲天安门广场的保证。这一夜，中央和各高校的领导们没有人能睡得踏实。
1987年元旦终于到了，北京没有一丝的喜庆气氛，到处给人紧张的感觉。
清晨，天安门广场人迹寥寥，升旗的国歌声打破了寂静。8点钟之后，人渐渐多起来。一阵口号声传来，到底还是有一批学生来天安门广场游行了。他们几乎都是北京大学的。当得知许多高校拒绝与他们串连之后，一种逆反心理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走进广场。
游行的学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的好奇心，人们开始拥向广场。布置在周边值勤的警察也集中过来。
警察要阻止学生的游行队伍进入广场，为首者与警察发生了撕扯。游行队伍还是进了广场。
警察当场拘留了几名闹事极凶的学生。围观的群众被劝散了不少。很快，北大党委的领导带着大轿车赶到广场，劝说了一番之后，停留在广场的学生被车接回了本校。
第二天，几名被拘留学生经教育后由校方领回。学潮终于没有在北京大学起来。
学潮平息之后，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处理工作开始进行。
学潮闹起来之后，耀邦同志只强调疏导，而未能旗帜鲜明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这场学潮，至使事态愈演愈烈，形势日益严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创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已受到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危及业已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四化建设，势必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这时，在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对耀邦总书记表示不满。
胡耀邦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中共中央认为，直接引发这一学潮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但总的说来，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从中央到许多地方，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不少阵地包括某些高等学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坏的影响。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许多领导同志都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次会议的公报这样写道：“胡耀邦同志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同志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是：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就这样，在胡耀邦政治生命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此，他离开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为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振兴，为着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和富强奋斗了7个年头。赵紫阳在1980年以前做地方工作有成绩，1980年9月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在经济工作方面也有成绩，所以被推选为党中央代理总书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后经同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
鉴于这次学潮的教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中共中央于1987年1月28日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对广大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并规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政策界限。
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闭门谢客，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1987年底，在中共十三大上，他再次被代表们选举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惟一的一个不负责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十三大以后，胡耀邦动身去外地休养。先去山东，在烟台小住几个月。然后又去湖南故乡和广西。所到之处，都是深居简出，除了经常约请一些老战友、老同志谈心，回忆往事，闲暇时打打桥牌，游览名胜，却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所以，了解他的行踪的人不太多。他在湖南期间，正赶上湖南在宁乡纪念刘少奇诞生90周年活动，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赶赴长沙参加这次纪念活动。胡耀邦却一个人单独去了花明楼。寄托对刘少奇的怀念和哀思。在去国家森林公园――湖南张家界游览时，他婉言谢绝了当地领导人的迎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和少数几个人游玩，静静地享受大自然天凿神功的美景乐趣，陶冶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的情操。1989年初，社会上曾一度谣传胡耀邦投奔了苏联。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为此，胡耀邦在一些公开场合露面，以澄事实，在3月份召开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胡耀邦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谈笑风声，显得十分活跃。
在1988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曾和胡耀邦在一起工作多年的一个同志前去看望他。他们在胡耀邦的会客室里亲切交谈，互致问候。胡耀邦关切地询问这位同志的生活情况，“近来物价上涨很多，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这位同志则十分关心胡耀邦的健康。他说还可以，只是有胃病，每天散步1个多小时，锻炼身体，其他时间看书会客。当谈到1987年初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情况时，胡耀邦深情地说，他本来不想再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体工作。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两句话，12个字：即“服从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可以看出：这两句话是胡耀邦晚年政治生活所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体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走向最后的沉默
1989年4月15日清晨，首都街道上车水马龙。职工们正匆匆赶往单位，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时，在北京医院里，发生了一件人们万万料不到的事情――为党为人民操劳了一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患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溘然逝世。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吃过早饭，准备去怀仁堂参加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8时55分，胡耀邦来到怀仁堂，高兴地同政治局其他委员握手，打招呼。
会议于九点钟开始。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告诉委员们，这个文件草案已经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讨论后，拟将这个决定草案在党内外更大范围进一步征求意见，适当时候，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予以审议。
赵紫阳讲话后，工作人员开始宣读决定草案，共念了40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和修改经过。
这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面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时值9时48分。
赵紫阳问：“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在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就扶他在原位上坐下。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在医生到来之前的十几分钟内，就可能出危险。为了救急，就问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好作用。
不到十分钟，中南海保健处的医护人员到场。又过了五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来，临时抬来一张床，就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抢救工作。
根据医生的意见，胡耀邦的病情不允许移动。因此，政治局会议挪到其他会议室开，赵紫阳嘱咐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怀仁堂成了抢救胡耀邦的临时病房。
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突出性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他们全力抢救，于是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稳定。
政治局会议一散，赵紫阳就赶来看望胡耀邦，并同专家、医护人员一起研究了治疗方案。乔石、胡启立等也赶来，他们关切地询问了胡耀邦的病情，叮嘱医护人员一定要全力抢救。
下午4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
到北京医院病房后，专家们又进行会诊，进一步讨论确定治疗方案。北京医院抽出最好的大夫和护士，成立了特医、特护小组，为胡耀邦精心治疗。
经检查，胡耀邦心脏的下壁、后壁及右心室有大面积梗塞。肌酸激酶（CK）正常人仅132单位，他却达3340单位，估计心肌坏死严重。医护人员深知，（CK）超过3000单位的心肌梗塞，一般都是预后不良的。
胡耀邦病重住院，邓小平专门派秘书来医院探视，赵紫阳两次到医院探望，杨尚昆、彭真、宋任穷分别两次到医院探望，李鹏在出访日本之前专门到医院探望，陈云、李先念分别两次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邓颖超专门写信给胡耀邦，要他安心养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分别打电话询问胡耀邦的病情，薄一波委托秘书到医院看望了他。
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其他一些人，中顾委、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的领导人，也都不断到医院探望或打电话询问胡耀邦的病情。根据医生的意见，一些来看望的人未进病房，只向家属表示问候，向医生询问病情。
经全力以赴的治疗，胡耀邦的病情仍然时好时坏。赵紫阳初次到医院看望时，胡耀邦叮嘱赵紫阳说：“你肩上担子很重，工作繁忙，就不要到医院来看我啦。”李鹏到医院探望时，胡耀邦叮嘱李鹏说：“你工作很忙，就不要来了。”他还对李鹏说：“你干得很努力。”
1989年4月15日清晨，胡耀邦醒来颇早。
“哈，我生病是第七天了，七天没有事，危险期就过去啦。”胡耀邦高兴地说。
大夫告诉他，这七天可不是没有事。前几天，还用升压药维护血压，反复发生心房扑动，有时心律很慢，这两天，刚停用升压药，病情略有好转，不能算过了危险期，仍然必须卧床静养。今天上午还要安排会诊。
“我住院七八天了，今天要打扫卫生。”胡耀邦请身边工作人员给他将电动刮胡刀准备好，他要刮一刮胡子。
“你听了今天的新闻联播了吗？”
“没有。”身边工作人员告诉他，由于忙于看护，没有时间听广播。
“你这个同志呀，就是不把国家发生的一些情况向我说一说。一个人不了解每天的情况怎么行呢？”
“大夫不是多次强调吗？要你绝对卧床休息，少讲话，最好不要考虑问题。”工作人员说。
按照医生意见，胡耀邦需要静躺大小解。
7时25分，护士拿来大解器皿。
“胡耀邦同志是遵守时间的，应该7点半大解，您怎么早来了5分钟呀？”一位工作人员笑着对护士说。
过了一会儿，即7点30分，胡耀邦静躺大解。
胡耀邦深情地拉住工作人员的手说：“不要紧，我很快会好的……”
工作人员扶着他的手，只觉胡耀邦的手一松，头一歪，背了过去。这时，时值7点40分。
在场的特医、特护、胡耀邦的儿子及工作人员大吃一惊。
病房里开始了最紧急的抢救，专家们、大夫护士们，用尽了所有办法。时间一分一秒推进，但是，胡耀邦的心脏于7点53分不再跳动了。
医护人们抑制着极度悲痛，又给胡耀邦心脏做了1个多小时的按摩，可是，这颗心脏太累了，他再也没有苏醒。
参加会诊和抢救的医生们沉痛地宣布，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伟人同一切凡人一样，都难以违拗大自然的规律。
胡耀邦从大自然中走来，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民族和共产主义事业，最终又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