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档案柜破例打开！“四人帮”法庭受审(1)
第一节 江青胡搅蛮缠小平有理有据
一场历史的超级审判序幕拉开了！邓小平断然地说：“江青胡搅，可以把她怎样损害毛主席的具体事写出来。”人民等待着起诉，起诉代表着国家和人民。
邓小平说：“这个起诉书很难写”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天后，全会公报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宣告：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经过十几年的混乱，现在人们最关注的是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对“两案”审判的成败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法制在今后政治生活中的权威。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决定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坚持废弃“文革”浩劫中所采用的脱离党和人民的监督，抛开法律程序的“专案组”的办案方式。
多年以后，一些老同志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幕一幕。中共中央组织部大楼的五层，人们在忙忙碌碌地整理办公室。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这些人在为一个特别的节目庆贺。可知情人都清楚，这是在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腾出一个楼层。这个中纪委二办的具体职责就是，清理和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案。
“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由当时任中组部长胡耀邦负责，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由黄克诚将军负责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由王鹤寿同志负责审查。
就这样，一场历史的超级审判序幕拉开了！
1979年7月28日，人们焦急等待的中央“两案”审理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组长胡耀邦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认真而严肃地说：“‘两案’审理工作是非常严肃的。要向子孙后代负责，向全党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两个星期后，中央“两案”审理小组再次召开会议，胡耀邦把已复出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的意见带到了审理小组。他在会上说：“要召开全国‘两案’工作会议，这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讲，林彪同‘四人帮’这两个案子，要合起来通盘考虑，避免发生畸轻畸重，林彪、‘四人帮’这两个案子在国内国外影响都很大，不公开审理交不了账。如果公审呢？这个起诉书很难写。”
的确，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超级审判。被推上审判台的罪犯犯罪时是位高权重的人物。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林彪是写进“九大”党章的接班人，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江青则是毛泽东的夫人，有着特殊的身份，16名主犯中三名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五名是政治局常委，十三名是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军界的主要首脑人物。包括：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总政治部主任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四名正副总参谋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三名空军高级军官。此外，他们还把持总后勤部长、空军司令员、海军第一政委等要职。
是的，尽管这只是在中国国内进行审判，但它必定会如同“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一样震撼中外。
三天后，胡耀邦又一次对“两案”小组作指示。他说：“这次对‘两案’的处理，我们要高标准。凡是要判刑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子孙后代查我们的档案，也会认为是公道的，没有冤案，没有假案……”
三次会议，三次强调认真处理好“两案”的重要性，工作紧锣密鼓，很快，胡耀邦把工作进展情况向政治局常委汇报。
9月3日这天，邓小平照例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紧张地处理送来的文件。秘书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提醒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耀邦同志已在常委会议室等候了。”
“哦！”邓小平看了看表，便走出办公室，来与常委们一起听取胡耀邦关于“两案”审理的报告。
胡耀邦把近9个月来“两案”小组的审理情况作了汇报。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但是汇报完毕后，会议室里一片宁静，常委们都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邓小平，请他拿主意。
邓小平吸着特制的“熊猫”香烟，他猛吸了两口，在缕缕青烟中讲了自己的看法：“应该判刑的人中，罪恶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判刑的多少，判几个人，看罪行。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作为一案。把它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判，按集团，起诉书把他们的罪行写出来。审判的时候把他们的主要罪行，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其他的罪行不一定那么细，不在于小的罪行。在于他的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
邓小平讲完，又是一片沉静。
主持会议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望了望周围，他似乎在等着大家提出不同意见，但是，铺着猩红色地毯的会议室只有空调的清晰声，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做总结发言了。
他说：“我，同意小平的意见。对于两个案子，不管判刑也好，党内纪律处理也好，总的精神要把我们党的好传统发扬起来，就是要我们对这些人的处理站得住脚。”
说到这里，华国锋顿了一顿，悄悄留心看一眼常委们的神色。很显然，大家都用略带惊讶的目光盯着自己，他也意识到会议室里的人们都在脑海中仔细比较刚才提出的“站得住脚”与中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本质区别。
他的话锋一转，用较为担心的语气说道：“审判的时候，这些人可能胡搅蛮缠。比如江青，她给你说这是毛主席讲的，那是谁讲的，甚至可能攻击中央的一些同志！”最后一句话，他的语气故意加重了。
见没有人插话，他又继续说道：“当然，我们不怕这个……但为了审判效果好，要仔细想一想”。
这时，邓小平断然地说：“江青胡搅，可以把她怎样损害毛主席的具体事写出来。”但是，华国锋并没有消除疑虑，仍然坚持说：“要估计到各种情况。就是在审判之前，估计到张春桥会怎么样？姚文元会怎么样？以便好好对付。”
胡耀邦马上说：“我们就要起诉他们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这就是由头。”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对“两案”的清理和审理工作大大加快了。1979年9月11日，“两案”审理领导办公室正式通知，由总参、总后、海军、空军组织专人审查，起草黄、吴、李、邱的单人起诉书。
中南海档案柜破例打开
1980年3月底，在和煦温暖的春天到来之际，一项被定为“绝密”等级的决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它的主要内容是：一、“两案”小组对案子一抓到底；二、中央政法委员会抓好“两案”的程序，要严格按司法程序办事；三、对“四人帮”要专门组织一个预审班子，由中央公安部负责，抽6个省的公安厅长，每个厅长带3个人；四、彭真请求不担任审判委员会主任，但可以全面负责。
彭真对有关同志说：我看了对“四人帮”的起诉书和材料，没什么意见。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预审中不能轻敌。轻敌就要打败仗。按司法程序办事，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要通过预审先核对事实，弄清每个案犯承认多少罪行，不承认多少。在会上决定的事，要弄清谁提的方案，第一个是谁提出来的，谁办的，谁拍板的，要搞得清清楚楚，调来预审的人，一个组对付一个，人员不够还可以借调，总之，一定要经过预审来核实，还有口供问题，法律上有证言，但我们办案一定要重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判。
胡耀邦、黄火青、王鹤寿、江华等人一致同意彭真的讲话：要重视证据。
人民等待着起诉，起诉代表着国家和人民。
很快，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的“两案”审判办公室成立，负责审判林彪集团案。与此同时，负青江青集团案的工作班子也在公安部大院内开始行动。
4月7日，浙江省副书记王芳、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局长洪沛霖、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局长卫之民、辽宁省公安局长左琨、河北省公安局长白均、副局长王文同等人，各带人员赶赴北京，参加对江青集团预审。这次借调的地方干部中，省委书记、省委、副省长3人，省公安局正、副局长5人，省局正、副处长、地市公安局正、副局长17人。规模、级别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拟定的“两案”主犯中，不断地变换着审判者的名单。经过五次大修改，原名单上的108名罪犯递减为80人，60人，40人，20人。最后，经“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副组长王鹤寿提议，特别法庭只审10名主犯，其他交各地方和军事法庭审判。
起诉书也从起草到第十四稿，材料，讨论，起诉意见书，起诉书。罪行由八条到十条，又从十条到五条，到六条。一个繁忙而漫长的春季。
半年多来，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工作马不停蹄，为了弄清真相，审查人员深入河南访问林彪事件的见证人林立衡，询问曾是林彪贴身秘书的李文普……林彪集团案的罪证已在手400余件，证人证词111件，书证182件，同案犯交待162件，物证15件。
3月17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召开会议，讨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事宜。书记处成员胡耀邦、杨得志、余秋里、胡乔木等到会，彭真也被请来参加。
会上，气氛活跃，彭真、胡耀邦、杨得志等人各抒己见。最后，形成了六条意见：
第一，正式确定按“集团”进行审判；
第二，起诉书，证据等都要确凿，站得住脚，后代也推翻不了。这样做，不仅对加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积极作用，在国际上也有好的影响；
第三，从现在起搞好预审，让被告讲话，让他们申辩，从中摸清他们的思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
第四，在起诉前，把起诉书发给被告，争取被告不仅自己服法，而且出来作证；
第五，根据中央的提议，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担任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及王鹤寿、杨得志等同志参加；
第六，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针对这些案犯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不公开审理。4、5两个月做准备，6月初审判，7月底五届三次会议前结束。开庭审判时发一条简讯，审判后公布结果，由各界人士担任审判员。林彪等由军事检察院起诉，江青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怎么审判，交政治局讨论。
13天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审判方案初稿形成。鉴于本案有“特别关键、特别重要、特别及时”的三个特别，而且林彪案的被告都是军人，需要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一审终审。法庭名称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初稿的内容还包括：建议审判人员从总参、总政、总后、海军、空军选定，并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名义起诉，不公开审理。最后公开审判时，再组织万余人参加大会。
这份初稿很快逐级上报到中南海。
一边是等待，一边是继续寻找线索。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审判。被送上审判台的将是前共产党内的核心领导人，包括前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军界首脑及毛泽东的夫人。这是一场十分严峻的战斗！中南海的决策者们也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注到“两案”审判中。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王震等高层决策者都认识到“两案”的审判将是国家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标志。
出于最稳妥的考虑，法制权威彭真被推到了最前线，被邓小平点将担任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
直至7月份，审判准备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尽管彭真曾多次在办公室和家中与审理人员讨论，但是起诉书对于许多罪与非罪还是难以确定，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原定的审判时间不得不再次往后推延。
“两案”审判虽不及“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具有世界意义，但是一向热衷于打探神秘东方的西方记者密切关注中国的这一历史行动。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会见美国著名记者。曾写过《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时只好提前透露：“今秋，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程序，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审判！”
时间不能再拖了！中央根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打破人为的“禁区”。
7月的一个会议之后，中央办公厅专门下达了一份文件。中共中央批准“两案”审判办公室为实事求是办案，可到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档案馆及中央政法机关等有关单位查阅有关文件和材料。
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机关的大门在法律的权威叩击下启开了，尘封了多年的存放党和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央档案馆破例打开了档案柜。
为取证抽调的14名军官大多是师一级干部，每个人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出来的。
在进中南海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密教育，晚饭早早地结束了。“两案”审判办公室的负责人黄玉昆、史进前将军对他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教育。要求取证人员牢记保密条例：不该说的秘密不说、不该知道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让他们把保密条例与党的誓词一起背熟。
当暮色刚刚降临，华灯初放时，14名军官分乘几辆轿车驶入中南海的档案馆。
每个门岗都要检查特别通行证件，几经验证，他们被带进一栋不高的楼房。长期笼罩着神秘气氛的地方，桌上摆满了厚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发言材料、决议纪要、文件批复等，中共最高层的每一次活动的历史印迹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
囚车驶进秦城监狱
在京郊的昌平县有一座很独特的古堡式建筑。建筑物那两扇沉重的大铁门平时总是紧紧关闭，一道灰砖拱形门更增加了它的威严。四周，警卫严密，防范设施齐备。
它就是中国著名的秦城监狱，以关押特重犯而闻名。现在，秦城监狱是关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地方。
可是，从1967年至1971年这段时间，这座享有模范监狱的著名监狱却成了上演历史惨剧的场所，林彪集团的主犯之一时任中央委员，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竟是监狱负责人之一。据统计，这座监狱曾关押过高级干部500余人，其中，34个被整死，30余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还有30余人被打伤致残。
历史有时确实令人难以看透。吴法宪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几年后会进入此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逮捕，他们先是被关押在北京顺义县的一座兵营里，1976年12月被移送到秦城监狱关押。其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也被移送到这里关押，不久，“两案”的几十名案犯都先后送到这里关押。
秦城监狱的制度异常严格，尽管监狱事先得到提审犯人的通知，但是严格的检查还是一丝不苟。“两案”预审组的军官们从车上走下来先得到值班室出示身份证件。验证结束后，才通知警卫带犯人。预审组不准进入狱中，只能在专设的审讯室等候。
预审人员第一个提审的是黄永胜。
黄永胜仍旧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傲慢架势，对提审他的军官不理不睬、阴阳怪气，而且还吼叫道：“共产党的监狱是关反革命的，不是关浴血奋战的军队高级干部的。你们回去给中央……”
一场历史的超级审判序幕拉开了！邓小平断然地说：“江青胡搅，可以把她怎样损害毛主席的具体事写出来。”人民等待着起诉，起诉代表着国家和人民。
邓小平说：“这个起诉书很难写”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天后，全会公报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宣告：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经过十几年的混乱，现在人们最关注的是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对“两案”审判的成败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法制在今后政治生活中的权威。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决定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坚持废弃“文革”浩劫中所采用的脱离党和人民的监督，抛开法律程序的“专案组”的办案方式。
多年以后，一些老同志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幕一幕。中共中央组织部大楼的五层，人们在忙忙碌碌地整理办公室。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这些人在为一个特别的节目庆贺。可知情人都清楚，这是在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腾出一个楼层。这个中纪委二办的具体职责就是，清理和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案。
“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由当时任中组部长胡耀邦负责，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由黄克诚将军负责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由王鹤寿同志负责审查。
就这样，一场历史的超级审判序幕拉开了！
1979年7月28日，人们焦急等待的中央“两案”审理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组长胡耀邦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认真而严肃地说：“‘两案’审理工作是非常严肃的。要向子孙后代负责，向全党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两个星期后，中央“两案”审理小组再次召开会议，胡耀邦把已复出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的意见带到了审理小组。他在会上说：“要召开全国‘两案’工作会议，这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讲，林彪同‘四人帮’这两个案子，要合起来通盘考虑，避免发生畸轻畸重，林彪、‘四人帮’这两个案子在国内国外影响都很大，不公开审理交不了账。如果公审呢？这个起诉书很难写。”
的确，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超级审判。被推上审判台的罪犯犯罪时是位高权重的人物。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林彪是写进“九大”党章的接班人，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江青则是毛泽东的夫人，有着特殊的身份，16名主犯中三名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五名是政治局常委，十三名是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军界的主要首脑人物。包括：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总政治部主任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四名正副总参谋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三名空军高级军官。此外，他们还把持总后勤部长、空军司令员、海军第一政委等要职。
是的，尽管这只是在中国国内进行审判，但它必定会如同“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一样震撼中外。
三天后，胡耀邦又一次对“两案”小组作指示。他说：“这次对‘两案’的处理，我们要高标准。凡是要判刑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子孙后代查我们的档案，也会认为是公道的，没有冤案，没有假案……”
三次会议，三次强调认真处理好“两案”的重要性，工作紧锣密鼓，很快，胡耀邦把工作进展情况向政治局常委汇报。
9月3日这天，邓小平照例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紧张地处理送来的文件。秘书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提醒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耀邦同志已在常委会议室等候了。”
“哦！”邓小平看了看表，便走出办公室，来与常委们一起听取胡耀邦关于“两案”审理的报告。
胡耀邦把近9个月来“两案”小组的审理情况作了汇报。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但是汇报完毕后，会议室里一片宁静，常委们都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邓小平，请他拿主意。
邓小平吸着特制的“熊猫”香烟，他猛吸了两口，在缕缕青烟中讲了自己的看法：“应该判刑的人中，罪恶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判刑的多少，判几个人，看罪行。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作为一案。把它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判，按集团，起诉书把他们的罪行写出来。审判的时候把他们的主要罪行，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其他的罪行不一定那么细，不在于小的罪行。在于他的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
邓小平讲完，又是一片沉静。
主持会议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望了望周围，他似乎在等着大家提出不同意见，但是，铺着猩红色地毯的会议室只有空调的清晰声，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做总结发言了。
他说：“我，同意小平的意见。对于两个案子，不管判刑也好，党内纪律处理也好，总的精神要把我们党的好传统发扬起来，就是要我们对这些人的处理站得住脚。”
说到这里，华国锋顿了一顿，悄悄留心看一眼常委们的神色。很显然，大家都用略带惊讶的目光盯着自己，他也意识到会议室里的人们都在脑海中仔细比较刚才提出的“站得住脚”与中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本质区别。
他的话锋一转，用较为担心的语气说道：“审判的时候，这些人可能胡搅蛮缠。比如江青，她给你说这是毛主席讲的，那是谁讲的，甚至可能攻击中央的一些同志！”最后一句话，他的语气故意加重了。
见没有人插话，他又继续说道：“当然，我们不怕这个……但为了审判效果好，要仔细想一想”。
这时，邓小平断然地说：“江青胡搅，可以把她怎样损害毛主席的具体事写出来。”但是，华国锋并没有消除疑虑，仍然坚持说：“要估计到各种情况。就是在审判之前，估计到张春桥会怎么样？姚文元会怎么样？以便好好对付。”
胡耀邦马上说：“我们就要起诉他们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这就是由头。”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对“两案”的清理和审理工作大大加快了。1979年9月11日，“两案”审理领导办公室正式通知，由总参、总后、海军、空军组织专人审查，起草黄、吴、李、邱的单人起诉书。
中南海档案柜破例打开
1980年3月底，在和煦温暖的春天到来之际，一项被定为“绝密”等级的决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它的主要内容是：一、“两案”小组对案子一抓到底；二、中央政法委员会抓好“两案”的程序，要严格按司法程序办事；三、对“四人帮”要专门组织一个预审班子，由中央公安部负责，抽6个省的公安厅长，每个厅长带3个人；四、彭真请求不担任审判委员会主任，但可以全面负责。
彭真对有关同志说：我看了对“四人帮”的起诉书和材料，没什么意见。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预审中不能轻敌。轻敌就要打败仗。按司法程序办事，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要通过预审先核对事实，弄清每个案犯承认多少罪行，不承认多少。在会上决定的事，要弄清谁提的方案，第一个是谁提出来的，谁办的，谁拍板的，要搞得清清楚楚，调来预审的人，一个组对付一个，人员不够还可以借调，总之，一定要经过预审来核实，还有口供问题，法律上有证言，但我们办案一定要重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判。
胡耀邦、黄火青、王鹤寿、江华等人一致同意彭真的讲话：要重视证据。
人民等待着起诉，起诉代表着国家和人民。
很快，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的“两案”审判办公室成立，负责审判林彪集团案。与此同时，负青江青集团案的工作班子也在公安部大院内开始行动。
4月7日，浙江省副书记王芳、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局长洪沛霖、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局长卫之民、辽宁省公安局长左琨、河北省公安局长白均、副局长王文同等人，各带人员赶赴北京，参加对江青集团预审。这次借调的地方干部中，省委书记、省委、副省长3人，省公安局正、副局长5人，省局正、副处长、地市公安局正、副局长17人。规模、级别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拟定的“两案”主犯中，不断地变换着审判者的名单。经过五次大修改，原名单上的108名罪犯递减为80人，60人，40人，20人。最后，经“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副组长王鹤寿提议，特别法庭只审10名主犯，其他交各地方和军事法庭审判。
起诉书也从起草到第十四稿，材料，讨论，起诉意见书，起诉书。罪行由八条到十条，又从十条到五条，到六条。一个繁忙而漫长的春季。
半年多来，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工作马不停蹄，为了弄清真相，审查人员深入河南访问林彪事件的见证人林立衡，询问曾是林彪贴身秘书的李文普……林彪集团案的罪证已在手400余件，证人证词111件，书证182件，同案犯交待162件，物证15件。
3月17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召开会议，讨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事宜。书记处成员胡耀邦、杨得志、余秋里、胡乔木等到会，彭真也被请来参加。
会上，气氛活跃，彭真、胡耀邦、杨得志等人各抒己见。最后，形成了六条意见：
第一，正式确定按“集团”进行审判；
第二，起诉书，证据等都要确凿，站得住脚，后代也推翻不了。这样做，不仅对加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积极作用，在国际上也有好的影响；
第三，从现在起搞好预审，让被告讲话，让他们申辩，从中摸清他们的思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
第四，在起诉前，把起诉书发给被告，争取被告不仅自己服法，而且出来作证；
第五，根据中央的提议，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担任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及王鹤寿、杨得志等同志参加；
第六，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针对这些案犯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不公开审理。4、5两个月做准备，6月初审判，7月底五届三次会议前结束。开庭审判时发一条简讯，审判后公布结果，由各界人士担任审判员。林彪等由军事检察院起诉，江青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怎么审判，交政治局讨论。
13天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审判方案初稿形成。鉴于本案有“特别关键、特别重要、特别及时”的三个特别，而且林彪案的被告都是军人，需要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一审终审。法庭名称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初稿的内容还包括：建议审判人员从总参、总政、总后、海军、空军选定，并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名义起诉，不公开审理。最后公开审判时，再组织万余人参加大会。
这份初稿很快逐级上报到中南海。
一边是等待，一边是继续寻找线索。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审判。被送上审判台的将是前共产党内的核心领导人，包括前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军界首脑及毛泽东的夫人。这是一场十分严峻的战斗！中南海的决策者们也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注到“两案”审判中。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王震等高层决策者都认识到“两案”的审判将是国家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标志。
出于最稳妥的考虑，法制权威彭真被推到了最前线，被邓小平点将担任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
直至7月份，审判准备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尽管彭真曾多次在办公室和家中与审理人员讨论，但是起诉书对于许多罪与非罪还是难以确定，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原定的审判时间不得不再次往后推延。
“两案”审判虽不及“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具有世界意义，但是一向热衷于打探神秘东方的西方记者密切关注中国的这一历史行动。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会见美国著名记者。曾写过《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时只好提前透露：“今秋，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程序，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审判！”
时间不能再拖了！中央根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打破人为的“禁区”。
7月的一个会议之后，中央办公厅专门下达了一份文件。中共中央批准“两案”审判办公室为实事求是办案，可到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档案馆及中央政法机关等有关单位查阅有关文件和材料。
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机关的大门在法律的权威叩击下启开了，尘封了多年的存放党和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央档案馆破例打开了档案柜。
为取证抽调的14名军官大多是师一级干部，每个人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出来的。
在进中南海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密教育，晚饭早早地结束了。“两案”审判办公室的负责人黄玉昆、史进前将军对他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教育。要求取证人员牢记保密条例：不该说的秘密不说、不该知道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让他们把保密条例与党的誓词一起背熟。
当暮色刚刚降临，华灯初放时，14名军官分乘几辆轿车驶入中南海的档案馆。
每个门岗都要检查特别通行证件，几经验证，他们被带进一栋不高的楼房。长期笼罩着神秘气氛的地方，桌上摆满了厚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发言材料、决议纪要、文件批复等，中共最高层的每一次活动的历史印迹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
囚车驶进秦城监狱
在京郊的昌平县有一座很独特的古堡式建筑。建筑物那两扇沉重的大铁门平时总是紧紧关闭，一道灰砖拱形门更增加了它的威严。四周，警卫严密，防范设施齐备。
它就是中国著名的秦城监狱，以关押特重犯而闻名。现在，秦城监狱是关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地方。
可是，从1967年至1971年这段时间，这座享有模范监狱的著名监狱却成了上演历史惨剧的场所，林彪集团的主犯之一时任中央委员，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竟是监狱负责人之一。据统计，这座监狱曾关押过高级干部500余人，其中，34个被整死，30余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还有30余人被打伤致残。
历史有时确实令人难以看透。吴法宪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几年后会进入此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逮捕，他们先是被关押在北京顺义县的一座兵营里，1976年12月被移送到秦城监狱关押。其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也被移送到这里关押，不久，“两案”的几十名案犯都先后送到这里关押。
秦城监狱的制度异常严格，尽管监狱事先得到提审犯人的通知，但是严格的检查还是一丝不苟。“两案”预审组的军官们从车上走下来先得到值班室出示身份证件。验证结束后，才通知警卫带犯人。预审组不准进入狱中，只能在专设的审讯室等候。
预审人员第一个提审的是黄永胜。
黄永胜仍旧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傲慢架势，对提审他的军官不理不睬、阴阳怪气，而且还吼叫道：“共产党的监狱是关反革命的，不是关浴血奋战的军队高级干部的。你们回去给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