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档案柜破例打开！“四人帮”法庭受审(2)
黄永胜不仅有一定的军事决断才能，而且是政治上的老手。面对“两案”预审组，他多次试图把他在“文革”中所犯下的一切罪行划为路线问题。他十分清楚，若仅仅是“路线”问题上的错误，说不定有朝一日还可以东山再起！
李作鹏虽不像黄永胜那样顽固，但也是挣扎了一番才甘心认罪的。
吴法宪在监狱里非常乖巧，进门先喊“报告”，见人就呼“首长”，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所有成员中，态度是最好的一个。
邱会作与黄永胜玩同样的把戏，与预审人反复兜圈子，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罪行划为犯错误。不过，很快他就老实交待罪行了，并把自己干过的哪些坏事，连最残忍的恶行都写得一清二楚。
在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中，江腾蛟、李伟信坦白承认自己有罪，王维国、陈励耘等12名被告也承认自己有罪，但强调自己上了林彪的当，并且流下了悔恨的泪。王飞在逮捕证上签名的时候精神已经失常，呆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至此，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罪行全部查清，共计630余份证据。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罪行也基本查清。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
1980年9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制定出了新的审判方案。
9月8日下午3时，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正在听取彭真关于“两案”的汇报。
彭真近两年来一直负责“两案”，对案情相当熟悉，他手中拿着的材料都没有展开，就开始汇报说：“10个主犯情况基本查清楚，起诉书主要解决10个人的问题。”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今天，他的神情很严肃，态度也很果断。他说：“今天听取‘两案’汇报。关于‘两案’问题，书记处讨论了两次，9月4日及5日上午。现在主要情况弄清了。10个主犯的罪行基本弄清了。一边是黄、吴、李、邱加江腾蛟，谋害毛主席有江腾蛟，他是‘三国四方会议’确定谋害毛主席的总联络人；一边是‘四人帮’加陈伯达，陈伯达同林彪、江青的罪行都分不开。五加五，共10个人。送常委的起诉书，提出只判10个人。除江腾蛟外，9个人都是举世瞩目的。其他人另外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分批陆续审判。10人判了，基本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的主要罪行基本弄清楚了。林、江是头子，康、张是军师，两派是狼狈为奸的一伙，判刑罪有应得。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涉毛、周、中央领导同志的过错。这个原则是已报中央批准的起诉书，已把周总理列入了被诬陷的领导人中。现在的起诉书中，有的问题用不用，还要考虑。例如张春桥诬陷小平同志是‘纳吉’的问题，现在查到毛远新向主席汇报时，毛主席同意了。”
“纳吉”一词勾起了邓小平的愤恨。他用手弹了弹烟灰，不悦地说：“‘纳吉’的话，张春桥当面对我说了，可以不去掉。毛远新的记录，谁知道他是怎么去说的！”邓小平此刻既作为一个证人，更作为一位主要决策者在讲话。
彭真待小平讲完看着华国锋说：“我现在汇报几个问题。”
这是今天会议的真正核心，常委们都从低矮柔软的沙发里坐直了身体，准备凝神听取彭真的汇报。
彭真把一份起诉意见书草稿拿起来晃了晃，用洪亮的声音解释说：“起诉意见书上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过错问题，包括党纪、军纪、政纪问题。这次审判只审罪行，路线错误不审。”
他又作了进一步解释：“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工作上缺点错误，都不提。比如说，整刘少奇时，抓了许多人。江青亲自批准抓了11人，已死两人，另外，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有个讲话，当时讲‘政变经’，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不能上。另外，江青、叶群、陈伯达，过去下发的材料上，讲他们是叛徒、托派，他们掌权后销毁材料，我们无法调查，查不清。”
彭真放下起诉书草稿前又说了一句：“历史问题不涉及。”
这个草稿共列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四项罪行，60条罪状，在会前，草稿已送到常委们手中。或增或减都可能，今天主要请常委们定个原则性的调子。
“什么时候审？”彭真直接提出最具体的问题。
彭真紧跟着又追问一句：“是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出台前审？还是后审？怎样做逻辑上比较顺当？”
彭真是主张先审的。从国内看，先审有利于解决好敌我矛盾；从国际影响看，可以以正视听，揭穿外国报纸胡扯我们审不下去的诺言。既然是定调会，他就来个先入为主。交出自己的底。
他说：“我们还是现在审好。中央领导同志对外讲过多次要审。为什么总不审？人家无非认为是罪行不够，或内部意见不一致。何时审，请中央决定，我赞成尽快审判！”
接着，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怎么个审法？是一案起诉，还是两案起诉呢？是一案判决，还是两案判决呢？我看是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
过了一会儿，见没有人马上表态，他又继续讲下去：“这两个案子没法分开，你把这两个分开，康生、谢富治死了。这两个算哪一伙的？一案好处理！这两个集团有矛盾。矛盾在哪？他们作贼上一致，分赃上有矛盾。”
至于为何要分庭审理，彭真理由是：“黄、吴、李、邱、江，军队审。这几个人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一点。他们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做过一点好事，打过仗。”说到这里，他补充说道：“时间上一定要抓紧，9、10月份开始！”
他端起温热的茶杯，刚举到嘴边又停了下来，他突然又补上一句：“公开审判好！都公布！这一段时间工作，证据是站得住脚的！”
会议室出现短暂的寂静。有人已习惯地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邓小平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左手中的香烟已烧到了烟蒂，他已经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之中。
忽然，邓小平伸手扬起起诉书草稿，果断地说：“这个起诉书可以用了。但是，不能有一丝虚假，不能侥幸。”
他像是提醒，又似乎是指示，他明白这几个案犯是不好对付的。
胡耀邦说：“外国人不能参加，这涉及到国家机密。”
“会议结束后，扩大范围，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只最后说：“还是一案起诉。10月初就审吧，不要再拖啦！”
邓小平呷了一口水，目光转向彭真说：“起诉书内容不要涉及毛主席、周总理，一定要特别慎重，否则，造成的后果难以估计。”
最后，邓小平又回答了彭真的问题：“先审！”“搞特别法庭，一审终审？”
李先念：“同意上面的意见。”
几天前，赵紫阳刚担任国务院总理，资格最嫩，他说：“我没啥意见。”
主持人华国锋最后说：“那就这样定了。”
彭真代表“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人员表了态，说：“基本上就这样，经过我们的工作，根据指示，再推敲。”
会议开始散的时候，邓小平已经起身了，又补充了一句：“请彭真同志一抓到底，幕后指挥员嘛！”
1980年9月28日，在公安预审和检察侦讯结束后，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作出决定，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会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建议，作出《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决定特别法庭设两个审判庭，任命曾汉周为第一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为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决定特别法庭的判决为终审判决。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判拉开了序幕。
1980年11月8日下午，过早入境的西伯利亚的寒流悄悄从东北方向侵入北京城，天空中一片灰白，风不大，但很阴冷。街上行人都穿上厚厚的棉衣，马路两旁的警察比平时多出好几倍，威武地立定在原地。见多识广的北京人并不在意，只把这当成一个普通的行动。
由16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向北京的西北方向驶去。黑色小轿车窗帘低垂，沿途经过十字路口，一律绿灯闪烁。每隔几米远就立着的武装军人目送车子通过。
晚上8点钟，车队在严密的警护下驶到秦城监狱。监狱负责人已在事前接到押解犯人的通知，但是按章办事，仔仔细细，翻来覆去验证来人的各种证件，在值班室办理了有关手续，车队才通过灰砖砌成的拱形门进入监狱。
监狱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已经吃过晚饭。押解人员告诉他：“马上收拾一下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准备出庭受审！”四人照吩咐的做了，随后，被押上汽车。
这次押解行动是由当时的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两案”审判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图们指挥的。
车队有前导车开路，指挥车居中指挥，两辆机动车和救护车守在最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押在一辆车里，每部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戒车。车队正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匀速向城里开来。
沿途两旁，哨兵排成两列，不许任何车辆和行人与车队接触，每个重要地段都布满了警车和武装部队的卡车，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巡逻车拉着警笛、闪着警灯，在路上来回巡逻。
当晚8时35分，车队顺利地驶入空军学院，图们将军高度警惕的心此刻才稍微放松一些，他让电台发出“安全到达目标”的信号。
两天后，囚车上的这十名罪犯将要受到历史的审判。
第二节 四妖困兽犹斗两案公正审判
江华望了望摄像机的镜头，庄严地宣布：“现在开庭！”“传被告江青到庭！”她竟神经质似地反复喊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十个铁格里站着江青等罪犯
1980年11月20日下午。深秋的北京翠柳早已被秋风吹黄，秋菊仍在挺立怒放。在季节上说，这天只是北京的一个普通日子，但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却异常凸现，这一天，开始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历史审判。
午饭以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被押上几辆轿车。紧接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也被武装人员押上车。
车子出了空军学院，沿着正义路的街道，缓缓蜿蜒而进。
小轿车在交通警察的指挥下，穿过行人与自行车的缝隙，很快，拐进一座灰砖砌就的拱门，进入一个戒备森严的小院子，这个小院子就是正义路甲一号，审判“两案”的特别法庭就设在小院的礼堂内。
先是从轿车上押下5名男子，接着，又是随车赶到的四男一女。这正是“两案”的10名主犯。
他们大部分身穿卡基布军装，但是没有佩带现役军人鲜艳的红领章，他们被带进了小院子。
多日前“公审办公室”已着手考虑出席旁听人员了。凡是收到旁听证的同志都早早赶到小礼堂。
出席旁听的所有人都是怀着激动心情走进礼堂的。人们快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不时地与老战友、老熟人点头招呼，互致问候。
在正式开庭前的这段间隙，人们有时间开始打量布置得十分庄严的礼堂。
主席台的幕布上，挂着一个特别的大国徽，国徽下是台阶状地摆放着特制的，可供60人使用的桌子和椅子。在主席台靠近乐池的地方，围着一排低矮的灰白色铁栏杆，栏杆分成十格，三面有护栏，每个格子里摆着一把木椅子。旁边竖着一块木牌，写着“被告人”三个黑字，这就是10名主犯受审判的位子。再往下跨一个台阶，便是能容纳千名观众的旁听席。
礼堂里人们不停地在谈论、等待。随着一阵长长的警铃响过，人们顿时安静下来。过了少许几分钟，又是一阵长长的警铃声。铃声过后，身着统一服装的法官和检察官鱼贯而入，他们非常熟悉地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他们的两种颜色的服装把呈八字形的座席一分为二，左边的一半是法官，右边的一半是检察官。书记员和辩护律师也都分别在主席台下靠墙左右两侧的书记席和辩护律师席上坐了下来。
台下的观众开始屏住呼吸，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干部，还是年纪轻轻的公务人员，都瞪大着眼睛等待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耀眼的灯光把法庭上下照得通明。事先指定的摄像人员已打开机盖。此刻，偌大的礼堂只能听到人们手腕上手表的滴答声。
手表的分针指向2时55分，坐在主席台中央的法庭庭长江华和检察厅厅长黄火青仅一步之隔。两人同时扫视了台前台下，然后目光相遇，在刹那的接触间，交换了同意开庭的意见。
2时56分，书记员郭文志用十分纯熟的普通话向江华报告：“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现已到庭支持公诉。本案辩护人已到庭。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现已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
江华望了望摄像机的镜头，庄严地宣布：“现在开庭！”
这时，特别法庭是悄无声息，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肃穆的表情。
稍作停顿，江华大声命令：“传被告人王洪文到庭！”
语音落下，书记员将提押票交给严阵以待的值班法警；法警旋即来到候审室，押解着王洪文，穿过旁听席中长长的走廊，送进被告席中的一个铁栏格子里，面对主席台站好。
这个以造反起家攀上政治舞台的家伙，当年英俊的相貌荡然无存，头发剃成了平头，脸上时而充满杀气，时而双眼无神。
第二个被押上来的是油光满面的文痞姚文元。他始终一副脑满肠肥的红脸商人形象，只是一双金鱼眼皮比过去更鼓饱了。
花白头发的江腾蛟，矮小的个子，依然眨巴着小眼。
邱会作一脸阴沉，拖着腿蹒蹒跚跚，垂头丧气。
绰号“吴胖子”的吴法宪架着肥胖臃肿的身躯，两片厚嘴唇始终半张着，走起路来活像企鹅左右摇晃。
然后依次是：黄永胜佝偻着腰，陈伯达缩着脖子，李作鹏垂着眼皮，张春桥阴阳怪气。最后一个，江青被押了上来。她身着黑色上衣，头发梳得精光，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故意挺直腰板，扬着煞白的脸。她试图以此来掩盖内心的慌张和恐惧。
10名被告依次带到席位上，这一过程似乎太迅速，以致观众席上许多受过迫害的同志因没能仔细瞅瞅这伙当年猖狂的家伙而深感遗撼。
大家看不见被告的脸，不过可以从背影上分别出每一个人。
也许是与几十年的军事生涯有关系吧，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显然比其他几名被告站得直。
江青仍喜欢招摇，站在被告席里还不时用手捋捋乌黑发亮的头发，似乎当众证明关于自己带的是假发纯属谣传。据说，江青生活上很会保养自己，每天炖8只鸡，只喝鸡汁，所以给她的头发带来光泽。洗澡也模仿杨贵妃，全部用的牛奶。
江华命令他们：“坐下！”10名被告才颓然坐下。
北京电报大楼的钟声敲过3点。
江华大声宣布：“根据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今天3时许，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起公诉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公开审判！”
依照法律程序，江华宣读了特别法庭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及书记员、辩护人名单。
10名主犯听得非常认真，他们仔细倾听每个人的名字，回忆这其中有哪些是他们认识的人。
江华、黄火青、史进前等人都是他们认识的，都受过他们的迫害。
这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法庭上主持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辩护人都是与主犯罪行有牵连的司法人员，打破了古今中外皆遵循的“回避”制度。
若干年后，一位外国记者向中国的一位领导人提问：“‘两案’审判不采取回避制度不影响司法公正吗？”
这位领导人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代表共和国起诉！”
是的，假若强调回避，中国真的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了。
李作鹏虽不像黄永胜那样顽固，但也是挣扎了一番才甘心认罪的。
吴法宪在监狱里非常乖巧，进门先喊“报告”，见人就呼“首长”，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所有成员中，态度是最好的一个。
邱会作与黄永胜玩同样的把戏，与预审人反复兜圈子，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罪行划为犯错误。不过，很快他就老实交待罪行了，并把自己干过的哪些坏事，连最残忍的恶行都写得一清二楚。
在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中，江腾蛟、李伟信坦白承认自己有罪，王维国、陈励耘等12名被告也承认自己有罪，但强调自己上了林彪的当，并且流下了悔恨的泪。王飞在逮捕证上签名的时候精神已经失常，呆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至此，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罪行全部查清，共计630余份证据。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罪行也基本查清。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
1980年9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制定出了新的审判方案。
9月8日下午3时，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正在听取彭真关于“两案”的汇报。
彭真近两年来一直负责“两案”，对案情相当熟悉，他手中拿着的材料都没有展开，就开始汇报说：“10个主犯情况基本查清楚，起诉书主要解决10个人的问题。”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今天，他的神情很严肃，态度也很果断。他说：“今天听取‘两案’汇报。关于‘两案’问题，书记处讨论了两次，9月4日及5日上午。现在主要情况弄清了。10个主犯的罪行基本弄清了。一边是黄、吴、李、邱加江腾蛟，谋害毛主席有江腾蛟，他是‘三国四方会议’确定谋害毛主席的总联络人；一边是‘四人帮’加陈伯达，陈伯达同林彪、江青的罪行都分不开。五加五，共10个人。送常委的起诉书，提出只判10个人。除江腾蛟外，9个人都是举世瞩目的。其他人另外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分批陆续审判。10人判了，基本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的主要罪行基本弄清楚了。林、江是头子，康、张是军师，两派是狼狈为奸的一伙，判刑罪有应得。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涉毛、周、中央领导同志的过错。这个原则是已报中央批准的起诉书，已把周总理列入了被诬陷的领导人中。现在的起诉书中，有的问题用不用，还要考虑。例如张春桥诬陷小平同志是‘纳吉’的问题，现在查到毛远新向主席汇报时，毛主席同意了。”
“纳吉”一词勾起了邓小平的愤恨。他用手弹了弹烟灰，不悦地说：“‘纳吉’的话，张春桥当面对我说了，可以不去掉。毛远新的记录，谁知道他是怎么去说的！”邓小平此刻既作为一个证人，更作为一位主要决策者在讲话。
彭真待小平讲完看着华国锋说：“我现在汇报几个问题。”
这是今天会议的真正核心，常委们都从低矮柔软的沙发里坐直了身体，准备凝神听取彭真的汇报。
彭真把一份起诉意见书草稿拿起来晃了晃，用洪亮的声音解释说：“起诉意见书上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过错问题，包括党纪、军纪、政纪问题。这次审判只审罪行，路线错误不审。”
他又作了进一步解释：“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工作上缺点错误，都不提。比如说，整刘少奇时，抓了许多人。江青亲自批准抓了11人，已死两人，另外，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有个讲话，当时讲‘政变经’，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不能上。另外，江青、叶群、陈伯达，过去下发的材料上，讲他们是叛徒、托派，他们掌权后销毁材料，我们无法调查，查不清。”
彭真放下起诉书草稿前又说了一句：“历史问题不涉及。”
这个草稿共列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四项罪行，60条罪状，在会前，草稿已送到常委们手中。或增或减都可能，今天主要请常委们定个原则性的调子。
“什么时候审？”彭真直接提出最具体的问题。
彭真紧跟着又追问一句：“是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出台前审？还是后审？怎样做逻辑上比较顺当？”
彭真是主张先审的。从国内看，先审有利于解决好敌我矛盾；从国际影响看，可以以正视听，揭穿外国报纸胡扯我们审不下去的诺言。既然是定调会，他就来个先入为主。交出自己的底。
他说：“我们还是现在审好。中央领导同志对外讲过多次要审。为什么总不审？人家无非认为是罪行不够，或内部意见不一致。何时审，请中央决定，我赞成尽快审判！”
接着，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怎么个审法？是一案起诉，还是两案起诉呢？是一案判决，还是两案判决呢？我看是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
过了一会儿，见没有人马上表态，他又继续讲下去：“这两个案子没法分开，你把这两个分开，康生、谢富治死了。这两个算哪一伙的？一案好处理！这两个集团有矛盾。矛盾在哪？他们作贼上一致，分赃上有矛盾。”
至于为何要分庭审理，彭真理由是：“黄、吴、李、邱、江，军队审。这几个人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一点。他们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做过一点好事，打过仗。”说到这里，他补充说道：“时间上一定要抓紧，9、10月份开始！”
他端起温热的茶杯，刚举到嘴边又停了下来，他突然又补上一句：“公开审判好！都公布！这一段时间工作，证据是站得住脚的！”
会议室出现短暂的寂静。有人已习惯地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邓小平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左手中的香烟已烧到了烟蒂，他已经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之中。
忽然，邓小平伸手扬起起诉书草稿，果断地说：“这个起诉书可以用了。但是，不能有一丝虚假，不能侥幸。”
他像是提醒，又似乎是指示，他明白这几个案犯是不好对付的。
胡耀邦说：“外国人不能参加，这涉及到国家机密。”
“会议结束后，扩大范围，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只最后说：“还是一案起诉。10月初就审吧，不要再拖啦！”
邓小平呷了一口水，目光转向彭真说：“起诉书内容不要涉及毛主席、周总理，一定要特别慎重，否则，造成的后果难以估计。”
最后，邓小平又回答了彭真的问题：“先审！”“搞特别法庭，一审终审？”
李先念：“同意上面的意见。”
几天前，赵紫阳刚担任国务院总理，资格最嫩，他说：“我没啥意见。”
主持人华国锋最后说：“那就这样定了。”
彭真代表“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人员表了态，说：“基本上就这样，经过我们的工作，根据指示，再推敲。”
会议开始散的时候，邓小平已经起身了，又补充了一句：“请彭真同志一抓到底，幕后指挥员嘛！”
1980年9月28日，在公安预审和检察侦讯结束后，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作出决定，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会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建议，作出《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决定特别法庭设两个审判庭，任命曾汉周为第一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为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决定特别法庭的判决为终审判决。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判拉开了序幕。
1980年11月8日下午，过早入境的西伯利亚的寒流悄悄从东北方向侵入北京城，天空中一片灰白，风不大，但很阴冷。街上行人都穿上厚厚的棉衣，马路两旁的警察比平时多出好几倍，威武地立定在原地。见多识广的北京人并不在意，只把这当成一个普通的行动。
由16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向北京的西北方向驶去。黑色小轿车窗帘低垂，沿途经过十字路口，一律绿灯闪烁。每隔几米远就立着的武装军人目送车子通过。
晚上8点钟，车队在严密的警护下驶到秦城监狱。监狱负责人已在事前接到押解犯人的通知，但是按章办事，仔仔细细，翻来覆去验证来人的各种证件，在值班室办理了有关手续，车队才通过灰砖砌成的拱形门进入监狱。
监狱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已经吃过晚饭。押解人员告诉他：“马上收拾一下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准备出庭受审！”四人照吩咐的做了，随后，被押上汽车。
这次押解行动是由当时的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两案”审判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图们指挥的。
车队有前导车开路，指挥车居中指挥，两辆机动车和救护车守在最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押在一辆车里，每部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戒车。车队正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匀速向城里开来。
沿途两旁，哨兵排成两列，不许任何车辆和行人与车队接触，每个重要地段都布满了警车和武装部队的卡车，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巡逻车拉着警笛、闪着警灯，在路上来回巡逻。
当晚8时35分，车队顺利地驶入空军学院，图们将军高度警惕的心此刻才稍微放松一些，他让电台发出“安全到达目标”的信号。
两天后，囚车上的这十名罪犯将要受到历史的审判。
第二节 四妖困兽犹斗两案公正审判
江华望了望摄像机的镜头，庄严地宣布：“现在开庭！”“传被告江青到庭！”她竟神经质似地反复喊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十个铁格里站着江青等罪犯
1980年11月20日下午。深秋的北京翠柳早已被秋风吹黄，秋菊仍在挺立怒放。在季节上说，这天只是北京的一个普通日子，但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却异常凸现，这一天，开始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历史审判。
午饭以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被押上几辆轿车。紧接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也被武装人员押上车。
车子出了空军学院，沿着正义路的街道，缓缓蜿蜒而进。
小轿车在交通警察的指挥下，穿过行人与自行车的缝隙，很快，拐进一座灰砖砌就的拱门，进入一个戒备森严的小院子，这个小院子就是正义路甲一号，审判“两案”的特别法庭就设在小院的礼堂内。
先是从轿车上押下5名男子，接着，又是随车赶到的四男一女。这正是“两案”的10名主犯。
他们大部分身穿卡基布军装，但是没有佩带现役军人鲜艳的红领章，他们被带进了小院子。
多日前“公审办公室”已着手考虑出席旁听人员了。凡是收到旁听证的同志都早早赶到小礼堂。
出席旁听的所有人都是怀着激动心情走进礼堂的。人们快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不时地与老战友、老熟人点头招呼，互致问候。
在正式开庭前的这段间隙，人们有时间开始打量布置得十分庄严的礼堂。
主席台的幕布上，挂着一个特别的大国徽，国徽下是台阶状地摆放着特制的，可供60人使用的桌子和椅子。在主席台靠近乐池的地方，围着一排低矮的灰白色铁栏杆，栏杆分成十格，三面有护栏，每个格子里摆着一把木椅子。旁边竖着一块木牌，写着“被告人”三个黑字，这就是10名主犯受审判的位子。再往下跨一个台阶，便是能容纳千名观众的旁听席。
礼堂里人们不停地在谈论、等待。随着一阵长长的警铃响过，人们顿时安静下来。过了少许几分钟，又是一阵长长的警铃声。铃声过后，身着统一服装的法官和检察官鱼贯而入，他们非常熟悉地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他们的两种颜色的服装把呈八字形的座席一分为二，左边的一半是法官，右边的一半是检察官。书记员和辩护律师也都分别在主席台下靠墙左右两侧的书记席和辩护律师席上坐了下来。
台下的观众开始屏住呼吸，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干部，还是年纪轻轻的公务人员，都瞪大着眼睛等待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耀眼的灯光把法庭上下照得通明。事先指定的摄像人员已打开机盖。此刻，偌大的礼堂只能听到人们手腕上手表的滴答声。
手表的分针指向2时55分，坐在主席台中央的法庭庭长江华和检察厅厅长黄火青仅一步之隔。两人同时扫视了台前台下，然后目光相遇，在刹那的接触间，交换了同意开庭的意见。
2时56分，书记员郭文志用十分纯熟的普通话向江华报告：“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现已到庭支持公诉。本案辩护人已到庭。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现已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
江华望了望摄像机的镜头，庄严地宣布：“现在开庭！”
这时，特别法庭是悄无声息，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肃穆的表情。
稍作停顿，江华大声命令：“传被告人王洪文到庭！”
语音落下，书记员将提押票交给严阵以待的值班法警；法警旋即来到候审室，押解着王洪文，穿过旁听席中长长的走廊，送进被告席中的一个铁栏格子里，面对主席台站好。
这个以造反起家攀上政治舞台的家伙，当年英俊的相貌荡然无存，头发剃成了平头，脸上时而充满杀气，时而双眼无神。
第二个被押上来的是油光满面的文痞姚文元。他始终一副脑满肠肥的红脸商人形象，只是一双金鱼眼皮比过去更鼓饱了。
花白头发的江腾蛟，矮小的个子，依然眨巴着小眼。
邱会作一脸阴沉，拖着腿蹒蹒跚跚，垂头丧气。
绰号“吴胖子”的吴法宪架着肥胖臃肿的身躯，两片厚嘴唇始终半张着，走起路来活像企鹅左右摇晃。
然后依次是：黄永胜佝偻着腰，陈伯达缩着脖子，李作鹏垂着眼皮，张春桥阴阳怪气。最后一个，江青被押了上来。她身着黑色上衣，头发梳得精光，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故意挺直腰板，扬着煞白的脸。她试图以此来掩盖内心的慌张和恐惧。
10名被告依次带到席位上，这一过程似乎太迅速，以致观众席上许多受过迫害的同志因没能仔细瞅瞅这伙当年猖狂的家伙而深感遗撼。
大家看不见被告的脸，不过可以从背影上分别出每一个人。
也许是与几十年的军事生涯有关系吧，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显然比其他几名被告站得直。
江青仍喜欢招摇，站在被告席里还不时用手捋捋乌黑发亮的头发，似乎当众证明关于自己带的是假发纯属谣传。据说，江青生活上很会保养自己，每天炖8只鸡，只喝鸡汁，所以给她的头发带来光泽。洗澡也模仿杨贵妃，全部用的牛奶。
江华命令他们：“坐下！”10名被告才颓然坐下。
北京电报大楼的钟声敲过3点。
江华大声宣布：“根据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今天3时许，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起公诉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公开审判！”
依照法律程序，江华宣读了特别法庭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及书记员、辩护人名单。
10名主犯听得非常认真，他们仔细倾听每个人的名字，回忆这其中有哪些是他们认识的人。
江华、黄火青、史进前等人都是他们认识的，都受过他们的迫害。
这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法庭上主持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辩护人都是与主犯罪行有牵连的司法人员，打破了古今中外皆遵循的“回避”制度。
若干年后，一位外国记者向中国的一位领导人提问：“‘两案’审判不采取回避制度不影响司法公正吗？”
这位领导人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代表共和国起诉！”
是的，假若强调回避，中国真的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