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档案柜破例打开！“四人帮”法庭受审(4)
法庭单刀直入，问江青：“1967年5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后，这个专案组由你江青主管，由你直接控制，并且还伙同康生、谢富治两个主犯，由江青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这是不是事实？”
审判长的审问像一把利剑直刺江青心窝，她定了定神，用手按住耳机，骄狂地抬头看着台上，说：“我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但我是受中央委托参加的……而且，而且……我当时是助手。”
这时，她狡辩说：“现在中央委员会里大多数成员和我们绝大多数领导人，那时都争先恐后地批判刘少奇，如果我有罪，那你们所有人呢？”
几位法官异口同声高喊道：“住口，江青！”
后来，她竟神经质似地反复喊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法庭当众展示证据，播放江青录音讲话，出示江青亲笔信，大量的材料证明江青为了制造伪证，逼取诬陷刘少奇、王光美的假口供，从1967年5月至10月，江青直接决定逮捕、拘留、关押的受害者就达11人。这是一串罪恶的历史：
1967年5月30日逮捕曹亮、梁濑德夫妇；
6月8日逮捕刘少奇的厨师郝苗；
6月29日逮捕上海市文化局文艺处长冯少白；
7月21日关押审讯1929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群；
7月27日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
8月30日逮捕重庆医学院讲师马国钧；
10月3日拘留审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苏士文；
这些她犹觉不够。为了逼供刘少奇是“叛徒”，王光美是“特务”，江青决定在全国大批逮捕人，仅北京一地，被捕受审的就达到64人。
铁证如山，江青死气白赖。坐在旁听席上的人愤慨了。人们低声议论：“真是无耻透顶！要算起来，受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的，何止这些！”
有人开始掰手指计算：“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受迫害占76.7%，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受迫害占82.4%，中央军委副主席占85.7%；三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受迫害占70%；国务院副总理受迫害占86.7%；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受迫害占80%；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受迫害占75%……”
若是算上一般干部群众，那就数以万计了，人们用心灵在审判：“江青，这笔血债，你永远赖不掉！”
法庭对江青的审问前后共进行了6次，12月24日，转入第二阶段，就指控被告人江青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法庭辩论。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检察员江文举手：“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公诉人请求发言。”
审判长说：“公诉人可以发言。”
江文念着长长的起诉书，又一次控告江青：“被告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罪行，经过6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了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特别检察厅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是确凿无疑的，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现在，经过调查可以确定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她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勾结林彪进行大量的反革命活动……”
江文的控告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勾结林彪，害死了贺龙、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建国初期逝世，罗荣桓元帅“文革”前去世，他们躲过了劫难，可他们的家属仍未躲过江青一伙的魔爪。实际上，周恩来，陈毅也是被江青迫害死的。
江青的迫害欲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甚至害到毛泽东头上。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毛泽东把未过门的儿媳刘思齐认作女儿。因感情笃深，刘思齐十年不嫁，毛泽东一再劝她改嫁，并亲自托人为刘思齐物色对象。
当时，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被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派人了解后，对杨茂之很满意，就介绍给刘思齐。刘思齐对杨茂之也有好感，也就同意了。1962年2月，两人正式结婚，婚后杨茂之常陪刘思齐去看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居然指使人把杨茂之、刘松林（刘思齐改名）关进监狱。毛泽东知道后大发雷霆，责令江青：“立即放人！”
江青的脸色煞白，两手发抖，她猛地从坐位上站起，指着江文谩骂：“你这个讼棍，你们是法西斯……”
江文轻蔑地扫了江青一眼，继续控告。
江青知道宣判自己末日的时刻到了，她能用来挣扎的最后一招就是：泼妇骂街的手法，撒泼耍赖，无理取闹。
在近两个小时的庭审中，她一会儿说：法庭指控她的那些罪行“都是小事”，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一会又说：“逮捕我，审判我，就是丑化毛泽东主席。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会儿把自己妆扮成反林彪的英雄，宣扬自己如何一直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一会儿又叫道：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会儿又大言不惭地说她30年在上海的“历史是光荣的”。总之，东拉西扯，乱说一气。
检察员江文高声指控：“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构成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情节特别恶劣，应当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三条从重判刑。”
讲到这里，江文清了一下嗓子，特别提醒法庭：“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青在法庭调查时拒不认罪，公然多次继续诬蔑国家领导人，攻击诬蔑法庭和法庭工作人员，肆意扰法庭秩序，已构成继续犯罪行为。请法庭在量刑时从严判处。”
检察员发言完毕，审判长曾汉周宣布：“被告人江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一听，顿时咆哮起来：“我不要什么陈述，就按你的那个根据去定罪吧！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
曾汉周严肃地说：“是不是枪毙你，法庭将根据你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判决！”
江青撇撇嘴，嘲弄地说：“你不要装腔作势演戏了，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演不成啊！你要有胆量就把你的后台导演请出来。我要和他当面对质。”
“我警告你！不许你谩骂法庭。”曾汉周大声严厉地申诉。
江青越发放肆起来，尖叫道：“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我不怕你呀！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
曾汉周再一次警告她：“法庭调查了大量事实，给了你充分的辩护时间，你反而利用法庭进行反革命宣传。”
江青非但不听警告，反而进一步大叫大嚷，侮辱法庭。曾汉周不得不按铃警告她：“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利。”
这时，江青站起来，把一张纸扬了扬，说：“我写了一点看法，念一念行吗？”
法庭允许了。
江青把嗓门提高了八度，尖声尖气地念了起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这是一篇狗屁不通十分可笑的文字，标题叫《我的一点看法》，读完，她阴阳怪气地说：
“打狗看主人，就是说啊，打狗要看主人……”
此时，曾汉周不得不以江青不服从法庭指挥、违反法庭规则而宣布辩论结束。
听到“退庭”两个字，江青双手死死抓住铁栏杆，不肯离开，并且大声呼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最后，她几乎是被两名女法警拖出法庭的。
华国锋与邓小平产生分歧
辩论全部结束。法庭量刑宣判举世瞩目。
中国法律有别于外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调查、辩论结束后，由法庭合议给予被告量刑，而不是由法官根据调查、辩论结束直接做出裁决。
早在12月中旬，法庭尚在辩论阶段，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就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有人专门翻阅《刑法》有关款项，逐条对照，提出量刑意见：黄永胜、吴法宪判17年有期徒刑，邱会作、李作鹏应判15年有期徒刑……
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复出后的总后勤部副政委李耀文建议：江青、张春桥应判死刑，王洪文判15年，姚文元和陈伯达判处无期徒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应判13年到20年有期徒刑……
尤其是军队，长期以来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较深，遭受迫害的同志也多，所以，对“两案”主犯的量刑更为关心，在京西宾馆，88名全军指战员代表正在为10名主犯量刑进行投票表决，其结果，形成近10种意见：
江青：死刑立即执行33人，死缓48人；
张春桥：死刑立即执行36人，死缓46人；
姚文元：无期徒刑65人，20年徒刑11人；
王洪文：无期徒刑17人，24年徒刑49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32人，20年徒刑27人，死缓15人；
黄永胜：无期徒刑43人，20年徒刑22人，死缓11人；
吴法宪：无期徒刑15人，20年徒刑35人，15年徒刑24人；
李作鹏：无期徒刑10人，有期徒刑11人，20年徒刑38人，15年徒刑11人，7年徒刑1人；
邱会作：死缓13人，无期徒刑11人，有期徒刑12人，20年徒刑28人，15年徒刑21人；
江腾蛟：死缓25人，20年徒刑39人，15年徒刑13人。
许多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的群众，也直接写信给特别法庭庭长、审判长、审判员和法庭。
广东省紫金县的一位中学教师在信中说：“这些人罪恶滔天，不杀岂能平民愤、伸张正义！如果谋杀前国家主席和副总理等多人的罪犯都不处死，那么，我国就应宣布免除死刑……”
普通职工、国际友人、法学专家、在校学生等等，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杀”，一时间，全国一片“杀”声。当然，这无数的“杀”声里，有法制的观念，更有感情的成分。
“必须依法量刑！”法庭庭长江华、伍修权，审判长曾汉周、黄玉昆已经达成了共识。调查事实定罪占据了法官们的大量时间，哪些是罪？哪些是非罪？哪些证据不确凿？法官必须根据法庭调查、公诉人的发言、辩护人的辩护、被告的申辩和最后陈述来认定。法官们对44场法庭调查进行了重新审核、认定，认定的罪行从起诉书上减少了16条，另外新增加7条。
罪行认定后，就是量刑。法官的“尺度”也受到全国上下情绪的影响，一种主张轻一些，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一种主张从严从重，一定要判死刑；还有人主张不轻不重的判法，即分别判处不同时限的徒刑。
1980年12月5日，吃完午饭，邓小平正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秘书接到电话，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在量刑问题上遇到难题，已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包括华国锋在内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华国锋等人都在不同场合发表各自的意见，而且分歧很大，邓小平主张，对10名主犯罪大恶极的该判死刑就判死刑；华国锋的主张，不判死刑。很显然，中南海里的中共核心人物已开始关注此事了。
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清清楚楚写着：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所以，党中央政治局参与法庭决策是历史的选择。但是，党中央的态度是谨慎的，经过表决，依据法律，只判10名主犯中首犯死刑，其他则为无期和有期徒刑。
1981年1月23日，在30余名审判员对10名被告人的处罚按照会议意见逐个表决后，进行了神圣而庄严的签字仪式。
下午4时整，修整得干干净净的法官们依次开始签名：江华、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
判决书一式三份。签名毕，用特制卷宗封存。
庄严的时刻终于到了。
1月25日，北京城还在严冬的包裹中，最低气温为零下摄氏15度。
多月前已打探到宣判日期的人们，一大早便从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涌向公安部机关礼堂，围观特别法庭宣布对10名主犯的审判。8时许，800多名持有“旁听证”的观众提前入座。9时整，特别法庭庭长江华用他那洪钟般的声音宣布：“现在开庭！”
10名法警把10名主犯押解入庭，一字排开在审判台前，他们的排列顺序是：自右至左为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10名主犯个个缩着脖子弓着背，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判决。
庭长江华站起来庄严宣读判决书：“判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死刑……”
曾自诩自己有“五不怕”的江青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开始咆哮，一副可怜巴巴的怕死相。
江华接着念道：“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青听了，顿时面露喜色。
接着，“咔嚓”一声，江青被戴上了手铐。
“判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又是“咔嚓”一声，法警给张春桥戴上手铐。
特别法庭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这7名主犯均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
宣判快结束时，江青正要举手拢拢头发，可是双手被铐住了，她从惊恐中转醒过来，扯开喉咙，攒足了劲尖叫起来。法庭早有准备，立即命令法警把江青押出法庭。
不久，北京和上海的法院开庭，公开宣判毛远新、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王秀珍、徐景贤等人。江青、张春桥等10名主犯被押到秦城监狱服刑。
江青被关在秦城监狱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关着她一个人。虽被判极刑，生活还不差，也没有人来揪斗她。楼下一大块空地，江青每天放风时就在这里走来走去。
判刑之后的江青，开始有了读书的嗜好，女儿李讷每次去探监时，都按江青开的书单，捆上一包，供她阅读。此外，李讷每次还给江青带来大量可口的食品。
1983年1月25日，即对10名主犯宣判整整两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对江青、张春桥由死缓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青的老年病症越来越明显，头发照样乌黑，脸貌照样白皙，但行动越来越迟缓，监狱当局根据中央决定，由李讷担保，接江青出秦城监狱，保外就医。
90年代初，江青的身体每况愈下，除了乳腺癌以外，还患有多种疾病。疾病的折磨并没有磨灭她的幻想，她念念不忘中南海的那栋房子，给中央写了许多封信，一再要求回到那里去住。
1991年6月，江青的癌症发作得很厉害，在病痛和绝望之中，她用一条带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洪文在服刑期间患了肝癌，死于狱中。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于1983年保外就医，并允许他们同爱人并带1名子女在指定城市安置。
黄永胜保外就医，安置在青岛，不久病逝。
吴法宪随妻子住在济南，每天写回忆录，陪妻子买菜做饭。周围群众对他还比较客气，菜场营业员还经常让“吴老头”不要排队，提前上来买菜。
李作鹏住在太原，每月有200元生活费。他一人独住省委两套新修宿舍，因与邻居发生口角，差点儿被邻居扫地出楼，后经省委和省公安厅作工作才平息风波。
邱会作安置在西安，每天写回忆录，每月有200元生活费。她的妻子胡敏是个大夫，精心照顾他的起居，邱会作经常对邻居说：“我举双手赞成改革，改革就是革命，只有改革，中国才能前进。”
江腾蛟安置到太原，山西省体委给了他一套单元房。
黄、吴、李、邱刑满释放后，都拿着释放证到居住地派出所报了户口。
审判长的审问像一把利剑直刺江青心窝，她定了定神，用手按住耳机，骄狂地抬头看着台上，说：“我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但我是受中央委托参加的……而且，而且……我当时是助手。”
这时，她狡辩说：“现在中央委员会里大多数成员和我们绝大多数领导人，那时都争先恐后地批判刘少奇，如果我有罪，那你们所有人呢？”
几位法官异口同声高喊道：“住口，江青！”
后来，她竟神经质似地反复喊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法庭当众展示证据，播放江青录音讲话，出示江青亲笔信，大量的材料证明江青为了制造伪证，逼取诬陷刘少奇、王光美的假口供，从1967年5月至10月，江青直接决定逮捕、拘留、关押的受害者就达11人。这是一串罪恶的历史：
1967年5月30日逮捕曹亮、梁濑德夫妇；
6月8日逮捕刘少奇的厨师郝苗；
6月29日逮捕上海市文化局文艺处长冯少白；
7月21日关押审讯1929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群；
7月27日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
8月30日逮捕重庆医学院讲师马国钧；
10月3日拘留审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苏士文；
这些她犹觉不够。为了逼供刘少奇是“叛徒”，王光美是“特务”，江青决定在全国大批逮捕人，仅北京一地，被捕受审的就达到64人。
铁证如山，江青死气白赖。坐在旁听席上的人愤慨了。人们低声议论：“真是无耻透顶！要算起来，受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的，何止这些！”
有人开始掰手指计算：“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受迫害占76.7%，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受迫害占82.4%，中央军委副主席占85.7%；三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受迫害占70%；国务院副总理受迫害占86.7%；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受迫害占80%；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受迫害占75%……”
若是算上一般干部群众，那就数以万计了，人们用心灵在审判：“江青，这笔血债，你永远赖不掉！”
法庭对江青的审问前后共进行了6次，12月24日，转入第二阶段，就指控被告人江青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法庭辩论。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检察员江文举手：“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公诉人请求发言。”
审判长说：“公诉人可以发言。”
江文念着长长的起诉书，又一次控告江青：“被告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罪行，经过6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了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特别检察厅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是确凿无疑的，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现在，经过调查可以确定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她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勾结林彪进行大量的反革命活动……”
江文的控告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勾结林彪，害死了贺龙、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建国初期逝世，罗荣桓元帅“文革”前去世，他们躲过了劫难，可他们的家属仍未躲过江青一伙的魔爪。实际上，周恩来，陈毅也是被江青迫害死的。
江青的迫害欲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甚至害到毛泽东头上。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毛泽东把未过门的儿媳刘思齐认作女儿。因感情笃深，刘思齐十年不嫁，毛泽东一再劝她改嫁，并亲自托人为刘思齐物色对象。
当时，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被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派人了解后，对杨茂之很满意，就介绍给刘思齐。刘思齐对杨茂之也有好感，也就同意了。1962年2月，两人正式结婚，婚后杨茂之常陪刘思齐去看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居然指使人把杨茂之、刘松林（刘思齐改名）关进监狱。毛泽东知道后大发雷霆，责令江青：“立即放人！”
江青的脸色煞白，两手发抖，她猛地从坐位上站起，指着江文谩骂：“你这个讼棍，你们是法西斯……”
江文轻蔑地扫了江青一眼，继续控告。
江青知道宣判自己末日的时刻到了，她能用来挣扎的最后一招就是：泼妇骂街的手法，撒泼耍赖，无理取闹。
在近两个小时的庭审中，她一会儿说：法庭指控她的那些罪行“都是小事”，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一会又说：“逮捕我，审判我，就是丑化毛泽东主席。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会儿把自己妆扮成反林彪的英雄，宣扬自己如何一直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一会儿又叫道：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会儿又大言不惭地说她30年在上海的“历史是光荣的”。总之，东拉西扯，乱说一气。
检察员江文高声指控：“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构成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情节特别恶劣，应当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三条从重判刑。”
讲到这里，江文清了一下嗓子，特别提醒法庭：“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青在法庭调查时拒不认罪，公然多次继续诬蔑国家领导人，攻击诬蔑法庭和法庭工作人员，肆意扰法庭秩序，已构成继续犯罪行为。请法庭在量刑时从严判处。”
检察员发言完毕，审判长曾汉周宣布：“被告人江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一听，顿时咆哮起来：“我不要什么陈述，就按你的那个根据去定罪吧！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
曾汉周严肃地说：“是不是枪毙你，法庭将根据你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判决！”
江青撇撇嘴，嘲弄地说：“你不要装腔作势演戏了，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演不成啊！你要有胆量就把你的后台导演请出来。我要和他当面对质。”
“我警告你！不许你谩骂法庭。”曾汉周大声严厉地申诉。
江青越发放肆起来，尖叫道：“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我不怕你呀！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
曾汉周再一次警告她：“法庭调查了大量事实，给了你充分的辩护时间，你反而利用法庭进行反革命宣传。”
江青非但不听警告，反而进一步大叫大嚷，侮辱法庭。曾汉周不得不按铃警告她：“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利。”
这时，江青站起来，把一张纸扬了扬，说：“我写了一点看法，念一念行吗？”
法庭允许了。
江青把嗓门提高了八度，尖声尖气地念了起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这是一篇狗屁不通十分可笑的文字，标题叫《我的一点看法》，读完，她阴阳怪气地说：
“打狗看主人，就是说啊，打狗要看主人……”
此时，曾汉周不得不以江青不服从法庭指挥、违反法庭规则而宣布辩论结束。
听到“退庭”两个字，江青双手死死抓住铁栏杆，不肯离开，并且大声呼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最后，她几乎是被两名女法警拖出法庭的。
华国锋与邓小平产生分歧
辩论全部结束。法庭量刑宣判举世瞩目。
中国法律有别于外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调查、辩论结束后，由法庭合议给予被告量刑，而不是由法官根据调查、辩论结束直接做出裁决。
早在12月中旬，法庭尚在辩论阶段，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就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有人专门翻阅《刑法》有关款项，逐条对照，提出量刑意见：黄永胜、吴法宪判17年有期徒刑，邱会作、李作鹏应判15年有期徒刑……
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复出后的总后勤部副政委李耀文建议：江青、张春桥应判死刑，王洪文判15年，姚文元和陈伯达判处无期徒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应判13年到20年有期徒刑……
尤其是军队，长期以来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较深，遭受迫害的同志也多，所以，对“两案”主犯的量刑更为关心，在京西宾馆，88名全军指战员代表正在为10名主犯量刑进行投票表决，其结果，形成近10种意见：
江青：死刑立即执行33人，死缓48人；
张春桥：死刑立即执行36人，死缓46人；
姚文元：无期徒刑65人，20年徒刑11人；
王洪文：无期徒刑17人，24年徒刑49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32人，20年徒刑27人，死缓15人；
黄永胜：无期徒刑43人，20年徒刑22人，死缓11人；
吴法宪：无期徒刑15人，20年徒刑35人，15年徒刑24人；
李作鹏：无期徒刑10人，有期徒刑11人，20年徒刑38人，15年徒刑11人，7年徒刑1人；
邱会作：死缓13人，无期徒刑11人，有期徒刑12人，20年徒刑28人，15年徒刑21人；
江腾蛟：死缓25人，20年徒刑39人，15年徒刑13人。
许多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的群众，也直接写信给特别法庭庭长、审判长、审判员和法庭。
广东省紫金县的一位中学教师在信中说：“这些人罪恶滔天，不杀岂能平民愤、伸张正义！如果谋杀前国家主席和副总理等多人的罪犯都不处死，那么，我国就应宣布免除死刑……”
普通职工、国际友人、法学专家、在校学生等等，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杀”，一时间，全国一片“杀”声。当然，这无数的“杀”声里，有法制的观念，更有感情的成分。
“必须依法量刑！”法庭庭长江华、伍修权，审判长曾汉周、黄玉昆已经达成了共识。调查事实定罪占据了法官们的大量时间，哪些是罪？哪些是非罪？哪些证据不确凿？法官必须根据法庭调查、公诉人的发言、辩护人的辩护、被告的申辩和最后陈述来认定。法官们对44场法庭调查进行了重新审核、认定，认定的罪行从起诉书上减少了16条，另外新增加7条。
罪行认定后，就是量刑。法官的“尺度”也受到全国上下情绪的影响，一种主张轻一些，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一种主张从严从重，一定要判死刑；还有人主张不轻不重的判法，即分别判处不同时限的徒刑。
1980年12月5日，吃完午饭，邓小平正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秘书接到电话，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在量刑问题上遇到难题，已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包括华国锋在内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华国锋等人都在不同场合发表各自的意见，而且分歧很大，邓小平主张，对10名主犯罪大恶极的该判死刑就判死刑；华国锋的主张，不判死刑。很显然，中南海里的中共核心人物已开始关注此事了。
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清清楚楚写着：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所以，党中央政治局参与法庭决策是历史的选择。但是，党中央的态度是谨慎的，经过表决，依据法律，只判10名主犯中首犯死刑，其他则为无期和有期徒刑。
1981年1月23日，在30余名审判员对10名被告人的处罚按照会议意见逐个表决后，进行了神圣而庄严的签字仪式。
下午4时整，修整得干干净净的法官们依次开始签名：江华、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
判决书一式三份。签名毕，用特制卷宗封存。
庄严的时刻终于到了。
1月25日，北京城还在严冬的包裹中，最低气温为零下摄氏15度。
多月前已打探到宣判日期的人们，一大早便从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涌向公安部机关礼堂，围观特别法庭宣布对10名主犯的审判。8时许，800多名持有“旁听证”的观众提前入座。9时整，特别法庭庭长江华用他那洪钟般的声音宣布：“现在开庭！”
10名法警把10名主犯押解入庭，一字排开在审判台前，他们的排列顺序是：自右至左为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10名主犯个个缩着脖子弓着背，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判决。
庭长江华站起来庄严宣读判决书：“判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死刑……”
曾自诩自己有“五不怕”的江青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开始咆哮，一副可怜巴巴的怕死相。
江华接着念道：“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青听了，顿时面露喜色。
接着，“咔嚓”一声，江青被戴上了手铐。
“判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又是“咔嚓”一声，法警给张春桥戴上手铐。
特别法庭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这7名主犯均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
宣判快结束时，江青正要举手拢拢头发，可是双手被铐住了，她从惊恐中转醒过来，扯开喉咙，攒足了劲尖叫起来。法庭早有准备，立即命令法警把江青押出法庭。
不久，北京和上海的法院开庭，公开宣判毛远新、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王秀珍、徐景贤等人。江青、张春桥等10名主犯被押到秦城监狱服刑。
江青被关在秦城监狱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关着她一个人。虽被判极刑，生活还不差，也没有人来揪斗她。楼下一大块空地，江青每天放风时就在这里走来走去。
判刑之后的江青，开始有了读书的嗜好，女儿李讷每次去探监时，都按江青开的书单，捆上一包，供她阅读。此外，李讷每次还给江青带来大量可口的食品。
1983年1月25日，即对10名主犯宣判整整两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对江青、张春桥由死缓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青的老年病症越来越明显，头发照样乌黑，脸貌照样白皙，但行动越来越迟缓，监狱当局根据中央决定，由李讷担保，接江青出秦城监狱，保外就医。
90年代初，江青的身体每况愈下，除了乳腺癌以外，还患有多种疾病。疾病的折磨并没有磨灭她的幻想，她念念不忘中南海的那栋房子，给中央写了许多封信，一再要求回到那里去住。
1991年6月，江青的癌症发作得很厉害，在病痛和绝望之中，她用一条带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洪文在服刑期间患了肝癌，死于狱中。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于1983年保外就医，并允许他们同爱人并带1名子女在指定城市安置。
黄永胜保外就医，安置在青岛，不久病逝。
吴法宪随妻子住在济南，每天写回忆录，陪妻子买菜做饭。周围群众对他还比较客气，菜场营业员还经常让“吴老头”不要排队，提前上来买菜。
李作鹏住在太原，每月有200元生活费。他一人独住省委两套新修宿舍，因与邻居发生口角，差点儿被邻居扫地出楼，后经省委和省公安厅作工作才平息风波。
邱会作安置在西安，每天写回忆录，每月有200元生活费。她的妻子胡敏是个大夫，精心照顾他的起居，邱会作经常对邻居说：“我举双手赞成改革，改革就是革命，只有改革，中国才能前进。”
江腾蛟安置到太原，山西省体委给了他一套单元房。
黄、吴、李、邱刑满释放后，都拿着释放证到居住地派出所报了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