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 毛泽东走下神坛！四千高干论功过(1)
第一节 “非神化”邓小平把关写决议胡乔木执笔
1977年春夏之交，在北京某科研单位的大门口，贴出了一张批判毛泽东的大字报。“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丢！”邓小平十分赞同陈云在几次公开发言中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陈云指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公开评价“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强烈反响。邓小平再一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否定毛泽东”的浊流一浪高过一浪
毛泽东――一个与中国革命齐名的世纪伟人。从本世纪30年代起，毛泽东就成为中共最具有权威性的领袖和导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经验和集体智慧。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杰出的代表和核心，毛泽东当之无愧地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
但是，任何事情走向极端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是柯庆施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所作的惊世骇俗之语，此人后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是康生1958年夏天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首先提出来的，他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1965年11月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他后来也做到了“副统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将现代造神运动推向峰巅。“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一句话，“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条真理归‘毛著’”。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最伟大的天才”。
正如他的卫士长李银桥所说：个人崇拜的轿子是被一步步地抬上山顶的。
高处不胜寒。毛泽东就曾对斯诺说过：“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讨嫌！”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又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维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所有言论和决定，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实际上是从“左”的方面破坏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玷污了党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在一些人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怀疑乃至否定的情绪。
对毛泽东的“反思”，比较有影响的事件就是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位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曾被认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居然成了叛国分子和阴谋政变的野心家，不啻引爆了一枚政治原子弹。这个事件所产生的冲击波不仅使国人震惊，而且也令其他国家难以置信。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林彪之事的政治负效应很快会对中国被愚弄、欺骗的一代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他们自己行为的反思很快就要开始。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布坎南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九？一三事件与中国政治》的专评。他认为：一向手举红宝书、万岁不离口的林彪，被毛亲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被宪法钦定的党内二把手，突然叛逃外域……仅凭这一点，人们就很难接受，昨日的领袖，一夜之间又成为千古罪人，这一大起大落的背向行为，不仅使中共的宣传机构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一般的平民也会对毛选定的接班人这件事的本身产生质询，并会演绎成大规模的反思毛泽东这个伟人的一切……
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有一位老教授见到街上一幅幅巨型批驳林彪的标语后，泪流满面地对儿子说：“完了！彻底完了！林彪是毛一手提起来的，批驳林彪，毛主席怎能不受影响，用人失察之过也是一个大的责任啊！”
一位来北京观光的华侨悲叹：“说林彪如何如何地耍阴谋手段骗得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岂不等于说毛主席的辨别真假能力太差了吗……”无奈之余，他摇了摇花白的头发。
至于《571工程纪要》中那些触目惊心的字眼更是让一部分人焦灼难耐。什么“红卫兵是替罪羔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虽然舆论工具不遗余力地批判这两句话，但对于数以百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来说，这种批判反而使毛泽东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黯淡下来。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又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粉碎“四人帮”，彻底解开了人们的“反思”情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观念变革，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开始了“深刻的、既理性又不乏感情充溢的全面反思”。
1977年春夏之交，在北京某科研单位的大门口，贴出了一张批判毛泽东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最早公开“否定毛泽东”的大字报，“也是‘否定毛泽东’思潮从隐蔽到公开的转折”。从此，从北京到各省市，“否定毛泽东”的浊流一浪高似一浪。
在首都出现公开否定毛泽东的大字报之后，社会上关于毛泽东的种种流言蜚语也开始广为传播，特别是那些对于毛泽东生活作风和思想品质的恶意诬蔑，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在许多人心中的形象。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在极大地解放人们思想的同时，也使一些人在否定毛泽东的路上越走越远。
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毫无疑问，如何评价这位曾经有过极高威望、建立过巨大功绩而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领袖人物，是一个事关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以往的历史以及今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是一个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全国混乱，导致严重后果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
这年秋天，邓小平找陈云交换了意见。两位古稀老人，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都历经坎坷，面对这一历史性的课题，他们深知责任的重大。
“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丢！”邓小平十分赞同陈云在几次公开发言中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
“丢不得。这项工作要做细。”陈云若有所思地说：“苏联丢了，结果吃了大亏。”
邓小平接着拿出了自己的主见：要像延安时搞的决议一样，一次性把一些问题定下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要慎重。有些事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关键问题在林彪、江青这些人起了坏作用。
对，这既能使全党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可以客观、正确地理解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问题。陈云点了点头。
这些事只有靠我们来做了，不能拖。邓小平把话锋一转：你是老同志，出来把历史问题理一理怎么样？
天之降大任于斯人焉，责无旁贷！陈云神情庄重地说道：延安时期，把许多问题弄清了，定下了，全党统一了思想，这个东西非搞不可！
搞“决议”势在必需，但这个“文件”究竟搞到什么程度，这在当时只有一个粗线条的设想。
“摸着石头过河。”
一旦有了思路，就要着手探索。
在1978年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说：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邓小平对上述两个相互关连的敏感问题的处理看法，成为写“历史决议”的初步构想。他的这番话其实也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以来，人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建国以来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发表种种议论的明确表态。
陈云：“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人”
西方舆论认为，自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以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邓小平的复出，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特别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表明中共的所谓“非毛化”色彩日趋浓厚。外电对中国“非毛化”的评论含有太多的臆想成分和复杂的政治因素，大可不必认真计较，不过，正确解答这个问题却又是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指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非神化”的立场，并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对邓小平关于毛泽东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表示赞同。他说：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文革”时期，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要先念语录。就连叶剑英、华国锋这样的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泽东，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是帮了倒忙的，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
胡耀邦也是“非神化”的支持者。
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思想理论战线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的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及支持这种观点的言论，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大帽子很吓人。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在谈到关于毛泽东的评价时，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特别是6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他对待问题，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匆忙判断往往容易吃亏。在这个问题上，要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
领袖是人不是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话虽如此，但是，正确指出并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就是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很明显，拨乱，是纠正错误，反正则是继承。但这决不是全盘推翻历史，也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
在理论务虚会期间，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议论很多，有的言论十分尖刻；更有甚者，放肆攻击诽谤毛泽东，诋毁毛泽东思想。一些非法组织和所谓的“民主斗士”乘机煽风点火，反动标语、传单、大字报和地下刊物也相当猖獗。一时间，“非毛化”的喧闹甚嚣尘上。
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了所谓“非毛化”的论调，明确指出中国决不搞“非毛化”，而是搞“非神化”。
3月30日，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作为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为共和国擎起一片蓝天。
邓小平庄严地宣告：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这个讲话在一年之后成为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要出发点。
在中国，没有人比毛泽东同邓小平的关系更富有传奇色彩。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三次起落，都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联系。特别是最后两次起落，浓缩了共和国几十年的风雨历程，邓小平在政治上所遭到的挫折，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受的完全是诬枉之灾。但是，他对毛泽东公正求实的科学评价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
邓小平看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斗争经验的结晶。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做神。
“心底无私天地宽”，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时就曾经说过：坦率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秀才胡乔木执笔写讲话
197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30华诞的纪念日。古人云：三十而立。抓住这个时机，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历史经验，无疑是一件极富政治意义的事情。
从当年6月起，中共中央就决定，今年建国30周年国庆，由叶剑英作一个重要的讲话。邓小平很看重这个讲话，他要求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两个“新”字颇有难度。
由谁来执笔呢？
胡乔木！
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一枝笔”，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前后长达25年，写下了大量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献。
他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协助毛泽东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
在毛泽东、党中央指导下，他对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献起了重要作用；
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几十篇社论。其中1949年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
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文件，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影响也很大。这本书5万多字，一个星期完成，真是成竹在胸，一挥而就。
对胡乔木这枝笔，毛泽东十分赞赏。特别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毛泽东曾多次出言称赞。由他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收入《毛选》第三卷，堪称绝无仅有。
毛泽东认为，胡乔木的思索多于陈伯达，理论高于田家英。有一段时间，甚至对他写的诗词也格外偏爱，亲笔改了又改，“终日把玩推敲”，江青对此极为不悦。在1966年7月的一次会上，江青当面斥责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也许正是因为胡乔木的这枝笔为毛泽东所厚爱，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怎么“动”他。尽管他也被江青一伙罗织了许多“错误”，但比起那些挨整挨斗的人来说，他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5年6月，胡乔木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这项任命与邓小平复出有关。曾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手笔亦十分了解和赞赏，称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枝笔”，起用胡乔木来做思想和理论的整顿当然是十分合适的人选。
当时，胡耀邦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力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和国家计委起草的《工业二十条》是邓小平大刀阔斧进行整顿的三个纲领性文件。胡乔木不仅主持修改《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而且提出筹办《思想战线》杂志，拟在创刊号上推出邓力群的《论总纲》。
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三个文件被打为“三株大毒草”。胡乔木作为邓小平“参谋班子中的理论家”，遭到“半点名”式的批判。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由他起草的三中全会公报这一历史性文献，如今已载入史册。会后，胡乔木出任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在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新时期，胡乔大再度成为“中共中央大手笔”。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于7月上旬约了几个人来研究怎样起草叶剑英的国庆讲话。以后又组成了一个15人的起草小组来做这项工作。
8月12日，胡乔木牵头的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次草稿。中央决定，先召集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来讨论，同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省军区征求意见。
8月下旬，根据讨论意见，起草小组对讲话内容作了一次大的修改，等于重写一遍。
9月1日和10日分别写出第一、第二次修改稿。邓小平对这两次修改稿均提出了意见。主要是就讲话稿中对毛泽东在建国20多年各个阶段的作用怎么提法，提出了原则性意见。9月1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讲话，并且决定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再作一次修改，然后发给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讨论定稿。
在讲话的起草和讨论过程中，上下各方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开始有分歧，到后来才渐趋统一。其中，关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有人认为，现在中央对毛泽东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也有人认为，这个讲话稿的写法是“功劳是毛主席的，错误是大家的”。有的省在讨论中强烈要求在讲话中讲清毛泽东犯了哪些错误；但也有相反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最好不讲。
邓小平在看了第一次修改稿后马上就提出，最重要的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无论如何不能发表这样一个讲话，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这个问题是个关系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一点我不需要作解释。大家都清楚，这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
起草小组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在这篇长达2万多字的讲话中，没有一句对毛泽东的直接批评。因为国庆讲话不是对过去30年的全面、正式总结。但是，讲话的字里行间又暗含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这也是讲话的“新”意所在。
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则是恢复了七大时的提法，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此外再没有提出过分的说法。其实，毛泽东本人并不赞成什么“第三个里程碑”的说法，对所谓的“四个伟大”也很反感。国庆讲话把握好这个分寸，也是很重要的。
叶剑英国庆讲话
9月17日，胡乔木就国庆讲话稿起草情况向在京中委和候补中委作了说明，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也对讲话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讲话稿，一致认为讲话稿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30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指导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写《历史决议》的“实战演习”。
叶剑英在9月29日举行的隆重国庆集会上宣读了这个重要文献。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杰出的代表。在评述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后，叶剑英说：我们既要正视过去的失误和挫折，又要充分估计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充分估计我们在战胜困难和挫折中所取得的胜利。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我们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因为困难和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在政治上更成熟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更迅速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看待过去的三十年，才符合历史的实际，符合革命的辩证法，符合无产阶级战士不可动摇的革命乐观主义的世界观。
在叶的讲话中，对当时十分敏感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初步总结。他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公开评价“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突破口的打开，为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扫除了障碍。
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拨乱反正需要一个“历史决议”
1979年12月，在清华大学校园内曾经张贴了一张署名“民声”的大字报。作者要求：我们党的领导人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具有大无畏的气概，要敢于揭掉毛泽东身上的神秘面纱，要敢于揭丑，并要求中央搞一个‘秘密报告’，向全国人民讲清楚‘文革’到底是谁发动的，到底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这张企盼中国也搞“秘密报告”的大字报在首都高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年12月7日，北京航空学院也贴上了未署名的七人文章，“呼吁党的领导人不要羞羞答答，如不清算毛泽东的错误，未来的一代人，包括我们仍要遭殃……”
从北京弥漫开来的这股“反叛毛泽东”的社会思潮席卷中心城市和穷乡僻壤，这种浮躁的情绪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令一些外国人也感困惑。一位美国记者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坦言：“中国人的哲学，我以前一直认为是深邃无比的，可是他们的大脑又如此简单，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思考，无疑是造成民族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否定毛泽东在公开和正式场合是没有合法性的。但是，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在校园文化圈内和形形色色的沙龙中，否定、反叛乃至咒骂毛泽东的言论却畅行无阻。
毫无疑问，拨乱反正需要一个《历史决议》，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需要一个《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作出严肃认真、客观公正的结论，是一件极为慎重的事情，怎样看待历史，怎样看待党的领袖人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弄不好就会引起思想混乱。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笔杆子”姚文元肆意篡改党史，把党的历史歪曲为“路线斗争史”，在党内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967年秋，他和张春桥在党的九大之前曾到上海搞了一个所谓的“调查”，然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报告”假借群众之口说：群众要求在召开九大前先修改党史。姚文元称：过去写党史都是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那个东西已经不够用了。要搞一个适应“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材料”。这显然是指1945年的《历史决议》把刘少奇称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言。“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历史决议》自然也就要推翻。
1967年10月，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附发了姚文元的报告。11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了一份通报，由党中央下发全国。通报中以“群众意见”的形式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什么有人建议中央作出新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取代所谓有错误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称：九大要大讲特讲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因此需要编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材料。
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把一部中共党史描述为“路线斗争史”，党内路线斗争成了社会上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党内被指为错误路线的分子当然地成了革命的主要对象。
于是，讲党史就是讲路线斗争史，为了服从和服务于路线斗争的需要，可以任意篡改、阉割历史，导致谬种流传、危害甚烈。有一所高等学府开设了中共党史课程，期末考试时，出了这样一道试题：1924年开始的大革命的革命对象是谁？
“陈独秀”――有的学员不假思索地就给出了答案。
有中共党史常识的人都清楚，科学的答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可见，“文革”中只讲路线斗争史的做法造成了怎样的恶果。
这也难怪，教材和老师都只讲路线斗争，出现这种答案也就在所难免。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党的历史就是十次路线斗争史：
第一次，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第二次，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
第三次，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
第四次，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第五次，罗章龙机会主义；
第六次，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
第七次，高岗、饶漱石机会主义；
第八次，彭德怀；
第九次，刘少奇；
1977年春夏之交，在北京某科研单位的大门口，贴出了一张批判毛泽东的大字报。“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丢！”邓小平十分赞同陈云在几次公开发言中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陈云指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公开评价“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强烈反响。邓小平再一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否定毛泽东”的浊流一浪高过一浪
毛泽东――一个与中国革命齐名的世纪伟人。从本世纪30年代起，毛泽东就成为中共最具有权威性的领袖和导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经验和集体智慧。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杰出的代表和核心，毛泽东当之无愧地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
但是，任何事情走向极端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是柯庆施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所作的惊世骇俗之语，此人后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是康生1958年夏天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首先提出来的，他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1965年11月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他后来也做到了“副统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将现代造神运动推向峰巅。“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一句话，“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条真理归‘毛著’”。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最伟大的天才”。
正如他的卫士长李银桥所说：个人崇拜的轿子是被一步步地抬上山顶的。
高处不胜寒。毛泽东就曾对斯诺说过：“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讨嫌！”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又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维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所有言论和决定，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实际上是从“左”的方面破坏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玷污了党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在一些人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怀疑乃至否定的情绪。
对毛泽东的“反思”，比较有影响的事件就是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位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曾被认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居然成了叛国分子和阴谋政变的野心家，不啻引爆了一枚政治原子弹。这个事件所产生的冲击波不仅使国人震惊，而且也令其他国家难以置信。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林彪之事的政治负效应很快会对中国被愚弄、欺骗的一代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他们自己行为的反思很快就要开始。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布坎南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九？一三事件与中国政治》的专评。他认为：一向手举红宝书、万岁不离口的林彪，被毛亲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被宪法钦定的党内二把手，突然叛逃外域……仅凭这一点，人们就很难接受，昨日的领袖，一夜之间又成为千古罪人，这一大起大落的背向行为，不仅使中共的宣传机构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一般的平民也会对毛选定的接班人这件事的本身产生质询，并会演绎成大规模的反思毛泽东这个伟人的一切……
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有一位老教授见到街上一幅幅巨型批驳林彪的标语后，泪流满面地对儿子说：“完了！彻底完了！林彪是毛一手提起来的，批驳林彪，毛主席怎能不受影响，用人失察之过也是一个大的责任啊！”
一位来北京观光的华侨悲叹：“说林彪如何如何地耍阴谋手段骗得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岂不等于说毛主席的辨别真假能力太差了吗……”无奈之余，他摇了摇花白的头发。
至于《571工程纪要》中那些触目惊心的字眼更是让一部分人焦灼难耐。什么“红卫兵是替罪羔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虽然舆论工具不遗余力地批判这两句话，但对于数以百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来说，这种批判反而使毛泽东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黯淡下来。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又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粉碎“四人帮”，彻底解开了人们的“反思”情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观念变革，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开始了“深刻的、既理性又不乏感情充溢的全面反思”。
1977年春夏之交，在北京某科研单位的大门口，贴出了一张批判毛泽东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最早公开“否定毛泽东”的大字报，“也是‘否定毛泽东’思潮从隐蔽到公开的转折”。从此，从北京到各省市，“否定毛泽东”的浊流一浪高似一浪。
在首都出现公开否定毛泽东的大字报之后，社会上关于毛泽东的种种流言蜚语也开始广为传播，特别是那些对于毛泽东生活作风和思想品质的恶意诬蔑，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在许多人心中的形象。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在极大地解放人们思想的同时，也使一些人在否定毛泽东的路上越走越远。
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毫无疑问，如何评价这位曾经有过极高威望、建立过巨大功绩而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革命领袖人物，是一个事关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以往的历史以及今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是一个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全国混乱，导致严重后果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
这年秋天，邓小平找陈云交换了意见。两位古稀老人，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都历经坎坷，面对这一历史性的课题，他们深知责任的重大。
“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丢！”邓小平十分赞同陈云在几次公开发言中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
“丢不得。这项工作要做细。”陈云若有所思地说：“苏联丢了，结果吃了大亏。”
邓小平接着拿出了自己的主见：要像延安时搞的决议一样，一次性把一些问题定下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要慎重。有些事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关键问题在林彪、江青这些人起了坏作用。
对，这既能使全党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可以客观、正确地理解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问题。陈云点了点头。
这些事只有靠我们来做了，不能拖。邓小平把话锋一转：你是老同志，出来把历史问题理一理怎么样？
天之降大任于斯人焉，责无旁贷！陈云神情庄重地说道：延安时期，把许多问题弄清了，定下了，全党统一了思想，这个东西非搞不可！
搞“决议”势在必需，但这个“文件”究竟搞到什么程度，这在当时只有一个粗线条的设想。
“摸着石头过河。”
一旦有了思路，就要着手探索。
在1978年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说：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邓小平对上述两个相互关连的敏感问题的处理看法，成为写“历史决议”的初步构想。他的这番话其实也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以来，人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建国以来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发表种种议论的明确表态。
陈云：“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人”
西方舆论认为，自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以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邓小平的复出，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特别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表明中共的所谓“非毛化”色彩日趋浓厚。外电对中国“非毛化”的评论含有太多的臆想成分和复杂的政治因素，大可不必认真计较，不过，正确解答这个问题却又是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指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非神化”的立场，并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对邓小平关于毛泽东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表示赞同。他说：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文革”时期，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要先念语录。就连叶剑英、华国锋这样的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泽东，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是帮了倒忙的，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
胡耀邦也是“非神化”的支持者。
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思想理论战线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的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及支持这种观点的言论，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大帽子很吓人。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在谈到关于毛泽东的评价时，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特别是6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他对待问题，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匆忙判断往往容易吃亏。在这个问题上，要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
领袖是人不是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话虽如此，但是，正确指出并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就是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很明显，拨乱，是纠正错误，反正则是继承。但这决不是全盘推翻历史，也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
在理论务虚会期间，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议论很多，有的言论十分尖刻；更有甚者，放肆攻击诽谤毛泽东，诋毁毛泽东思想。一些非法组织和所谓的“民主斗士”乘机煽风点火，反动标语、传单、大字报和地下刊物也相当猖獗。一时间，“非毛化”的喧闹甚嚣尘上。
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了所谓“非毛化”的论调，明确指出中国决不搞“非毛化”，而是搞“非神化”。
3月30日，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作为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为共和国擎起一片蓝天。
邓小平庄严地宣告：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这个讲话在一年之后成为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要出发点。
在中国，没有人比毛泽东同邓小平的关系更富有传奇色彩。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三次起落，都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联系。特别是最后两次起落，浓缩了共和国几十年的风雨历程，邓小平在政治上所遭到的挫折，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受的完全是诬枉之灾。但是，他对毛泽东公正求实的科学评价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
邓小平看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斗争经验的结晶。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做神。
“心底无私天地宽”，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时就曾经说过：坦率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秀才胡乔木执笔写讲话
197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30华诞的纪念日。古人云：三十而立。抓住这个时机，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历史经验，无疑是一件极富政治意义的事情。
从当年6月起，中共中央就决定，今年建国30周年国庆，由叶剑英作一个重要的讲话。邓小平很看重这个讲话，他要求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两个“新”字颇有难度。
由谁来执笔呢？
胡乔木！
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一枝笔”，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前后长达25年，写下了大量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献。
他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协助毛泽东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
在毛泽东、党中央指导下，他对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献起了重要作用；
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几十篇社论。其中1949年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
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文件，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影响也很大。这本书5万多字，一个星期完成，真是成竹在胸，一挥而就。
对胡乔木这枝笔，毛泽东十分赞赏。特别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毛泽东曾多次出言称赞。由他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收入《毛选》第三卷，堪称绝无仅有。
毛泽东认为，胡乔木的思索多于陈伯达，理论高于田家英。有一段时间，甚至对他写的诗词也格外偏爱，亲笔改了又改，“终日把玩推敲”，江青对此极为不悦。在1966年7月的一次会上，江青当面斥责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也许正是因为胡乔木的这枝笔为毛泽东所厚爱，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怎么“动”他。尽管他也被江青一伙罗织了许多“错误”，但比起那些挨整挨斗的人来说，他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5年6月，胡乔木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这项任命与邓小平复出有关。曾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手笔亦十分了解和赞赏，称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枝笔”，起用胡乔木来做思想和理论的整顿当然是十分合适的人选。
当时，胡耀邦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力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和国家计委起草的《工业二十条》是邓小平大刀阔斧进行整顿的三个纲领性文件。胡乔木不仅主持修改《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而且提出筹办《思想战线》杂志，拟在创刊号上推出邓力群的《论总纲》。
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三个文件被打为“三株大毒草”。胡乔木作为邓小平“参谋班子中的理论家”，遭到“半点名”式的批判。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由他起草的三中全会公报这一历史性文献，如今已载入史册。会后，胡乔木出任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在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新时期，胡乔大再度成为“中共中央大手笔”。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于7月上旬约了几个人来研究怎样起草叶剑英的国庆讲话。以后又组成了一个15人的起草小组来做这项工作。
8月12日，胡乔木牵头的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次草稿。中央决定，先召集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来讨论，同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省军区征求意见。
8月下旬，根据讨论意见，起草小组对讲话内容作了一次大的修改，等于重写一遍。
9月1日和10日分别写出第一、第二次修改稿。邓小平对这两次修改稿均提出了意见。主要是就讲话稿中对毛泽东在建国20多年各个阶段的作用怎么提法，提出了原则性意见。9月1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讲话，并且决定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再作一次修改，然后发给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讨论定稿。
在讲话的起草和讨论过程中，上下各方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开始有分歧，到后来才渐趋统一。其中，关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有人认为，现在中央对毛泽东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也有人认为，这个讲话稿的写法是“功劳是毛主席的，错误是大家的”。有的省在讨论中强烈要求在讲话中讲清毛泽东犯了哪些错误；但也有相反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最好不讲。
邓小平在看了第一次修改稿后马上就提出，最重要的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无论如何不能发表这样一个讲话，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这个问题是个关系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一点我不需要作解释。大家都清楚，这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
起草小组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在这篇长达2万多字的讲话中，没有一句对毛泽东的直接批评。因为国庆讲话不是对过去30年的全面、正式总结。但是，讲话的字里行间又暗含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这也是讲话的“新”意所在。
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则是恢复了七大时的提法，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此外再没有提出过分的说法。其实，毛泽东本人并不赞成什么“第三个里程碑”的说法，对所谓的“四个伟大”也很反感。国庆讲话把握好这个分寸，也是很重要的。
叶剑英国庆讲话
9月17日，胡乔木就国庆讲话稿起草情况向在京中委和候补中委作了说明，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也对讲话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讲话稿，一致认为讲话稿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30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指导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写《历史决议》的“实战演习”。
叶剑英在9月29日举行的隆重国庆集会上宣读了这个重要文献。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杰出的代表。在评述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后，叶剑英说：我们既要正视过去的失误和挫折，又要充分估计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充分估计我们在战胜困难和挫折中所取得的胜利。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我们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因为困难和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在政治上更成熟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更迅速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看待过去的三十年，才符合历史的实际，符合革命的辩证法，符合无产阶级战士不可动摇的革命乐观主义的世界观。
在叶的讲话中，对当时十分敏感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初步总结。他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公开评价“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突破口的打开，为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扫除了障碍。
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拨乱反正需要一个“历史决议”
1979年12月，在清华大学校园内曾经张贴了一张署名“民声”的大字报。作者要求：我们党的领导人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具有大无畏的气概，要敢于揭掉毛泽东身上的神秘面纱，要敢于揭丑，并要求中央搞一个‘秘密报告’，向全国人民讲清楚‘文革’到底是谁发动的，到底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这张企盼中国也搞“秘密报告”的大字报在首都高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年12月7日，北京航空学院也贴上了未署名的七人文章，“呼吁党的领导人不要羞羞答答，如不清算毛泽东的错误，未来的一代人，包括我们仍要遭殃……”
从北京弥漫开来的这股“反叛毛泽东”的社会思潮席卷中心城市和穷乡僻壤，这种浮躁的情绪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令一些外国人也感困惑。一位美国记者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坦言：“中国人的哲学，我以前一直认为是深邃无比的，可是他们的大脑又如此简单，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思考，无疑是造成民族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否定毛泽东在公开和正式场合是没有合法性的。但是，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在校园文化圈内和形形色色的沙龙中，否定、反叛乃至咒骂毛泽东的言论却畅行无阻。
毫无疑问，拨乱反正需要一个《历史决议》，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需要一个《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作出严肃认真、客观公正的结论，是一件极为慎重的事情，怎样看待历史，怎样看待党的领袖人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弄不好就会引起思想混乱。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笔杆子”姚文元肆意篡改党史，把党的历史歪曲为“路线斗争史”，在党内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967年秋，他和张春桥在党的九大之前曾到上海搞了一个所谓的“调查”，然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报告”假借群众之口说：群众要求在召开九大前先修改党史。姚文元称：过去写党史都是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那个东西已经不够用了。要搞一个适应“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材料”。这显然是指1945年的《历史决议》把刘少奇称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言。“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历史决议》自然也就要推翻。
1967年10月，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附发了姚文元的报告。11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了一份通报，由党中央下发全国。通报中以“群众意见”的形式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什么有人建议中央作出新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取代所谓有错误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称：九大要大讲特讲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因此需要编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材料。
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把一部中共党史描述为“路线斗争史”，党内路线斗争成了社会上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党内被指为错误路线的分子当然地成了革命的主要对象。
于是，讲党史就是讲路线斗争史，为了服从和服务于路线斗争的需要，可以任意篡改、阉割历史，导致谬种流传、危害甚烈。有一所高等学府开设了中共党史课程，期末考试时，出了这样一道试题：1924年开始的大革命的革命对象是谁？
“陈独秀”――有的学员不假思索地就给出了答案。
有中共党史常识的人都清楚，科学的答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可见，“文革”中只讲路线斗争史的做法造成了怎样的恶果。
这也难怪，教材和老师都只讲路线斗争，出现这种答案也就在所难免。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党的历史就是十次路线斗争史：
第一次，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第二次，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
第三次，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
第四次，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第五次，罗章龙机会主义；
第六次，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
第七次，高岗、饶漱石机会主义；
第八次，彭德怀；
第九次，刘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