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毛泽东走下神坛！四千高干论功过(2)
第十次，林彪反革命集团。
粉碎“四人帮”之初，又把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称作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分清是非，不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并且使“路线斗争”成了“上纲上线”的依据和“上挂下联”的工具，闹得人人自危，谈“线”色变。
要把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澄清，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人物，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必须拨乱反正，以党的决议的形式作出正确的结论。
在叶剑英发表国庆讲话之后，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也进入准备阶段。
从11月起，这项工作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始启动。起草小组负责人自然非胡乔木莫属。30多年前他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今，他又受命主笔撰写那个决议的“续篇”。起草小组成员有20多人，他们首先从资料工作入手，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召开一系列座谈会，为起草《决议》进行准备。
写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不可回避地要写十年“文化大革命”，写“文化大革命”，不可回避地要涉及到刘少奇。然而在当时，刘少奇尚未正式宣布平反。所以起草小组在刘少奇冤案平反之前亦是难以下笔的。这个问题，此前在胡乔木主持起草国庆讲话时就已出现，原先打算在讲话稿中对党内外一些重要的先烈、已故的领袖人物提出名单，以表示对他们的怀念。胡乔木等人认为这个名单不能不涉及到刘少奇，如果名单没有刘少奇，肯定是不合理的。鉴于刘少奇的问题尚未平反，加上其他一些具体困难，只好改变了罗列一个名单的打算，只提四个人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加上孙中山。但现在是写建国以来的党史，所以正式动笔起草《决议》，只能是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的事情。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且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人的辞职请求，从而为起草《历史决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起草工作正式开始。一项关系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大局的重大工程进入了具体运作阶段。
起草《决议》不同于写一般的党内文件，“慎之又慎”，须臾不可掉以轻心。况且涉及到的都是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难题之多、难度之大亦不难想见。
1980年3月15日，胡乔木作为起草小组负责人，就起草《决议》中遇到的两个难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去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
“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这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一定要答复。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
胡乔木认为：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错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与此相联系的，是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
从国际方面看，反霸权主义斗争是正确的，但是，范围也扩大化了，表现在“九评”中。
国内的因素还有一个，即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在党内生活方面，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威信过分突出。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接下来，胡乔木强调指出：“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主要是文化）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会搞得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由党中央亲自发动批一个剧本，搞得规模那样大，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也受到斯大林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由日丹诺夫出面，批了好些作品，但是都没有像中国那样搞成大运动。解放以来，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到60年代，文艺上批《李慧娘》《谢瑶环》，哲学上批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异议，批‘合二而一’等等，应该说是不正常的。如果当做一种学术文化上的争论，这不成问题。就是当做普遍的党内的思想争论也可以。问题是这种批判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简直使人民不知道党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是同这样一些特殊的趋势分不开的。非这样办不可，而且全党都非这样办不可。《清宫秘史》的批判没有能开展，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来补课。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会成为这么大的斗争的导火线，就容易了解了。”
胡乔木对文化战线的过火批判是深有感触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出过一本由红卫兵编写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大事记》，这本“大事记”就有多处提到江青与胡乔木的斗争。
胡乔木从1948年起就任中宣部副部长，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其间还兼任过新华社社长和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他不仅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而且也是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这个“容易犯错误”的部门担任要职，自然免不了惹上麻烦。
那个后来被“文化大革命”揪住不放的《海瑞罢官》，就与胡乔木有“密切联系”。据吴晗自己所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就这样，胡乔木便成了《海瑞罢官》的“黑后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是在劫难逃了。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不知为党中央和毛泽东起草、整理、修改了多少文章和文件，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
因此，他在谈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说：毛泽东思想需要先从理论上讲。比方说，可以从《实践论》的贡献讲起。一篇《实践论》实际上不仅仅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一篇文章，而是自觉地有系统地开创了党的思想传统。我们现在还在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等等，就表明了这个事实。
群众路线，也可以当做一个理论问题来考察。
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里首先就有革命与建设的关系问题。现在国外还有些同情“文化大革命”，对它表示惋惜的人，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继续保持了革命的势头，革命的劲头。这个问题需要比较深入的分析。
起草小组来到玉泉山
为了保证《决议》起草工作的顺利进行，胡乔木带领起草小组的成员来到了远离市区的玉泉山。
玉泉山是北京西山东麓的一支山脉。山上翠峰嵯峨，枫林茂密，泉水清冽，是一处闻名遐迩的风景胜地。早在12世纪初，金章宗完颜时代就在山顶上修建了一座芙蓉殿。元、明两朝又在此建造了昭化寺、华严寺。清朝又修建了澄心园。1692年改名为静明园，精心雕凿了许多楼台廊阁，成为数百年来中国最负盛名的皇家园林之一。
玉泉山风景如画，曾引得无数文人骚客为它咏诗作赋。当年，风流倜傥的乾隆皇帝游此山，也禁不住惊叹称奇，挥毫写下“天下第一泉”的御书和“玉泉趵突”的诗。诗曰：“玉泉昔日此垂虹，史笔谁真感慨中，不改千秋翻趵突，几曾百丈落云空……”胡乔木吟读此诗，不觉又添了几分凝重。
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但对整个《决议》起草把关定调的核心人物，是邓小平。
3月中旬，起草小组拿出初步提纲，送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看过之后眉头一皱，觉得这个提纲铺得太宽，有些重大问题需要明确。3月19日，他在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中心思想。
邓小平的三个“最字”作为着眼点
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邓小平一开口就抓住了根本，说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三个“最”字，清楚地表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着眼点。
为什么有人以中央为刘少奇平反，来证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呢？这与“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有关――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引人注意的是，八大报告和八大党章没有写毛泽东思想。七大报告提出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八大报告反而不提毛泽东思想？
这些问题到“文化大革命”时成了刘少奇的“罪状”，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其实，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决非刘少奇一人所为。事后，据刘少奇解释：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有三条原因：（1）解放区分散，不能群龙无首；（2）为了反击蒋介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论调；（3）为了抵制第三国际教条主义的指挥，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当时毛泽东水平最高，贡献最大，应该提毛泽东思想。八大不提，因为当时党对搞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经验，方针、政策还有待于实践检验，还不成为科学体系。因此，经当时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八大党章上只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没有写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毛泽东思想不是刘少奇个人砍掉的，而是党中央集体的意志。
所以，当为刘少奇平反时，有人提出非议，邓小平立即严肃指出，“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当胡耀邦等人提到怎样看待毛泽东多次强调过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时，邓小平掰开指头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邓小平对党的历史了若指掌，尤其是对建国后党的历史更是洞若观火，这使起草小组的秀才们受益匪浅。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邓小平呷了一口茶继续讲道：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到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接着，胡乔木又问道：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党内外议论很大，究竟该作何评论？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邓小平很果断地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讨论。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邓小平为历史决议设框架
4月1日，邓小平再次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
这次谈话，邓小平为历史决议设计了一个框架。他说，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
邓小平再一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对建国以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也更为具体，邓小平认为，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957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70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70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之前，还搞了农业12条，人民公社60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总之，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此后，起草小组加紧了文件的起草工作。他们调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文件草稿，在一些问题上展开讨论，有时甚至是争论不已。决议的草稿到6月份就拿出来了。但这个草稿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的成绩估计得不够，对毛病和错误写得分量也比较重。
“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还可能在黑暗中摸索”
邓小平在看了决议草稿之后感到没有体现原先的设想，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写好。因此提出这个草稿“不行，要重新来”。“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
6月27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的谈话中，指出了决议草稿为什么不行：“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邓小平的语气很严肃：“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对毛泽东“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邓小平在强调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实事求是的同时，特别加了“恰当”“很恰当”几个字。意即掌握评价的分寸，不能过分。我们现在的中央所坚持的一套，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也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
起草小组认真领会邓小平这些讲话精神，重新组织撰写。
看得出，邓小平对这个草稿并不满意。按他的要求，起草小组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站在时代潮头的历史巨人，他把目光越过历史的峰峦，苦苦地探寻着脚下的路……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历史的回音。
“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这是现实的结论。
空谷足音，弥远弥深。
第二节 毛泽东走下神坛四千高干论功过
行人中有人喊：“伟大领袖毛主席像不能去！”更多的人是沉默。毛泽东从此走下了高居多年的神坛，成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
毛泽东画像被悄悄摘下
1980年的盛夏，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人民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们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创造发明，考研出国，正忙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悄然地进行着一个行动。
7月30日，北京繁忙而酷热，过去一向不许车辆随便靠近的人民大会堂前，轰隆隆开来了一辆大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这一异常情况引得行人驻足，惊得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伸头探望。
吊车的吊斗不断升高，把吊斗里的人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前面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前，工作人员伸手摘下了画像。
行人中有人喊：“伟大领袖毛主席像不能去！”更多的人是沉默。
紧接着，大吊车用钢绳拴住人民大会堂前两块永久性的巨幅标语，用力一拨，从人民大会堂的墙面上脱下，露出两块新痕。又引来一阵责问声。
同样的行动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间相继开展。
毛泽东的画像被从门楣上摘下来，从教室里取下来，毛泽东的塑像被拆除，铺天盖地的毛主席语录要么被覆盖，要么被清洗。
十几年前，各地比着把毛泽东塑像雕得坚固宏大，现在拆除可带来了大麻烦。据说河南、湖南等地和有些部队，因塑像太坚固不好拆除，使用了炸药。
西方舆论界对此进行了种种评论。有的报刊评论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的报刊则大叫：“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早在197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开始着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研究如何评价毛泽东。
这是从一幅反革命标语引发的深层次的思考。当时，几个思想极右的家伙，打出一幅反革命标语，要求“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彻底批判毛泽东”。
这种自由化思潮使邓小平警觉，中国不宜再神化毛泽东，该让多年来被十亿中国人民神化了的毛泽东从九重天上重返人间，回到人民中间，但也不允许陷入另一个极端狂热，彻底否定毛泽东。
8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具体规定下发到全国各地，要求坚持“少宣传个人”。其中，一段文字专门讲到宣传毛泽东的问题。通知说，毛泽东的画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开场所挂得太多，这种做法很不庄重，也有损于毛泽东的形象，今后要减少到必要程度。
197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决议》起草小组，指定由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为组长，邓力群等20名理论工作者参加起草。
邓小平在事前把他们找到办公室，对胡乔木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吸了两口“熊猫”香烟，若有所思，缓缓地说：“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邓小平的措词十分严谨，不轻易地说“是”或“非”，而是要求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不久，邓小平又重提他在同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明确树起来，澄清了思想界的混乱。
1980年3月，胡乔木等人苦战了几个月拟出了《决议》提纲，3月19日，送给邓小平审阅。
邓小平逐条逐字逐句斟酌，之后，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
邓小平又说：“对历史问题，还要粗一点，对有些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
邓小平表示：毛主席纪念堂不拆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乘坐一辆高级轿车驶进中南海。
这是一位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的著名女记者。她以独特的方式采访过全世界几十位著名活动家，而且，每次都获得成功。同行们都称她为“时髦的记者”。
美国、越南战争正酣时，她只身闯入河内，实地采访越战，而后又单飞华盛顿，弄得美国官员头疼。
中东战火绵延，危机四伏，她又来到神秘的中东，紧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让他们谈论中东的和平进程。
东、西德国暗送秋波，眉目传情时，她又出现在波恩、柏林；西班牙风云变幻时，她又转战到了西班牙。现在，当全世界都注视中国，都注视着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时，她敏锐地发现，世界风云人物在北京。
这天，邓小平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秘书进来报告：“意大利女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要求采访，见不见？”
邓小平抬起头“哦”了一声。他的思维在快速运动。
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后，这是他第一次单独会见外国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国家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单独会见记者，成为一个独特的习惯。在这种场合，领导人的立场、观点就代表国家，这对外国人来说往往不可理解。
1936年夏秋，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向他介绍中国革命及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那时起，这种习惯就已经形成了。
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当时苏联要求中国与蒙古和苏联同时发表一个声明，揭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离间中、苏、蒙三国关系的做法。苏联、蒙古发表了，中国没有书面文字，只是由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以与记者谈话的方式谈了中国的意见。结果苏联人很不高兴，指责中国人说话不算数。其实，苏联人还没有习惯中国这个独特的风格。
邓小平清楚他在会见法拉奇时每句话的分量，他的一字一句都代表国家。同时，他又想让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借一位名记者宣传出去。
于是，他果断地说：“见！我来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
邓小平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他的富于挑战精神的选择。邓小平曾听说过，外交场上十分厉害的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被法拉奇尖锐的提问弄得相当尴尬，以至于事后慨叹：“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76岁的邓小平精力旺盛，思维敏捷，稍作思索，已准备了如何对付法拉奇的难题，准备迎接法拉奇的“考试”。
法拉奇来到了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招呼她坐下后，她居然不讲一点客套，开口就提要采访的问题。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永远保留下去？”法拉奇问。
法拉奇单刀直入，邓小平也十分干脆，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邓小平稍作停顿，又说：“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毫不客气，马上又提出来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明白法拉奇的暗示，他毫不躲避地答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他用锐利的目光盯住法拉奇，坚定地说：“我们要对毛主席的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法拉奇又问：“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粉碎“四人帮”之初，又把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称作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分清是非，不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并且使“路线斗争”成了“上纲上线”的依据和“上挂下联”的工具，闹得人人自危，谈“线”色变。
要把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澄清，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人物，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必须拨乱反正，以党的决议的形式作出正确的结论。
在叶剑英发表国庆讲话之后，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也进入准备阶段。
从11月起，这项工作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始启动。起草小组负责人自然非胡乔木莫属。30多年前他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今，他又受命主笔撰写那个决议的“续篇”。起草小组成员有20多人，他们首先从资料工作入手，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召开一系列座谈会，为起草《决议》进行准备。
写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不可回避地要写十年“文化大革命”，写“文化大革命”，不可回避地要涉及到刘少奇。然而在当时，刘少奇尚未正式宣布平反。所以起草小组在刘少奇冤案平反之前亦是难以下笔的。这个问题，此前在胡乔木主持起草国庆讲话时就已出现，原先打算在讲话稿中对党内外一些重要的先烈、已故的领袖人物提出名单，以表示对他们的怀念。胡乔木等人认为这个名单不能不涉及到刘少奇，如果名单没有刘少奇，肯定是不合理的。鉴于刘少奇的问题尚未平反，加上其他一些具体困难，只好改变了罗列一个名单的打算，只提四个人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加上孙中山。但现在是写建国以来的党史，所以正式动笔起草《决议》，只能是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的事情。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且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人的辞职请求，从而为起草《历史决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起草工作正式开始。一项关系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大局的重大工程进入了具体运作阶段。
起草《决议》不同于写一般的党内文件，“慎之又慎”，须臾不可掉以轻心。况且涉及到的都是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难题之多、难度之大亦不难想见。
1980年3月15日，胡乔木作为起草小组负责人，就起草《决议》中遇到的两个难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去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
“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这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一定要答复。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
胡乔木认为：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错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与此相联系的，是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
从国际方面看，反霸权主义斗争是正确的，但是，范围也扩大化了，表现在“九评”中。
国内的因素还有一个，即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在党内生活方面，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威信过分突出。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接下来，胡乔木强调指出：“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主要是文化）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会搞得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由党中央亲自发动批一个剧本，搞得规模那样大，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也受到斯大林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由日丹诺夫出面，批了好些作品，但是都没有像中国那样搞成大运动。解放以来，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到60年代，文艺上批《李慧娘》《谢瑶环》，哲学上批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异议，批‘合二而一’等等，应该说是不正常的。如果当做一种学术文化上的争论，这不成问题。就是当做普遍的党内的思想争论也可以。问题是这种批判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简直使人民不知道党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是同这样一些特殊的趋势分不开的。非这样办不可，而且全党都非这样办不可。《清宫秘史》的批判没有能开展，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来补课。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会成为这么大的斗争的导火线，就容易了解了。”
胡乔木对文化战线的过火批判是深有感触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出过一本由红卫兵编写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大事记》，这本“大事记”就有多处提到江青与胡乔木的斗争。
胡乔木从1948年起就任中宣部副部长，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其间还兼任过新华社社长和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他不仅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而且也是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这个“容易犯错误”的部门担任要职，自然免不了惹上麻烦。
那个后来被“文化大革命”揪住不放的《海瑞罢官》，就与胡乔木有“密切联系”。据吴晗自己所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就这样，胡乔木便成了《海瑞罢官》的“黑后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是在劫难逃了。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不知为党中央和毛泽东起草、整理、修改了多少文章和文件，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
因此，他在谈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说：毛泽东思想需要先从理论上讲。比方说，可以从《实践论》的贡献讲起。一篇《实践论》实际上不仅仅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一篇文章，而是自觉地有系统地开创了党的思想传统。我们现在还在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等等，就表明了这个事实。
群众路线，也可以当做一个理论问题来考察。
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里首先就有革命与建设的关系问题。现在国外还有些同情“文化大革命”，对它表示惋惜的人，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继续保持了革命的势头，革命的劲头。这个问题需要比较深入的分析。
起草小组来到玉泉山
为了保证《决议》起草工作的顺利进行，胡乔木带领起草小组的成员来到了远离市区的玉泉山。
玉泉山是北京西山东麓的一支山脉。山上翠峰嵯峨，枫林茂密，泉水清冽，是一处闻名遐迩的风景胜地。早在12世纪初，金章宗完颜时代就在山顶上修建了一座芙蓉殿。元、明两朝又在此建造了昭化寺、华严寺。清朝又修建了澄心园。1692年改名为静明园，精心雕凿了许多楼台廊阁，成为数百年来中国最负盛名的皇家园林之一。
玉泉山风景如画，曾引得无数文人骚客为它咏诗作赋。当年，风流倜傥的乾隆皇帝游此山，也禁不住惊叹称奇，挥毫写下“天下第一泉”的御书和“玉泉趵突”的诗。诗曰：“玉泉昔日此垂虹，史笔谁真感慨中，不改千秋翻趵突，几曾百丈落云空……”胡乔木吟读此诗，不觉又添了几分凝重。
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但对整个《决议》起草把关定调的核心人物，是邓小平。
3月中旬，起草小组拿出初步提纲，送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看过之后眉头一皱，觉得这个提纲铺得太宽，有些重大问题需要明确。3月19日，他在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中心思想。
邓小平的三个“最字”作为着眼点
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邓小平一开口就抓住了根本，说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三个“最”字，清楚地表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着眼点。
为什么有人以中央为刘少奇平反，来证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呢？这与“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有关――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引人注意的是，八大报告和八大党章没有写毛泽东思想。七大报告提出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八大报告反而不提毛泽东思想？
这些问题到“文化大革命”时成了刘少奇的“罪状”，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其实，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决非刘少奇一人所为。事后，据刘少奇解释：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有三条原因：（1）解放区分散，不能群龙无首；（2）为了反击蒋介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论调；（3）为了抵制第三国际教条主义的指挥，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当时毛泽东水平最高，贡献最大，应该提毛泽东思想。八大不提，因为当时党对搞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经验，方针、政策还有待于实践检验，还不成为科学体系。因此，经当时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八大党章上只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没有写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毛泽东思想不是刘少奇个人砍掉的，而是党中央集体的意志。
所以，当为刘少奇平反时，有人提出非议，邓小平立即严肃指出，“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当胡耀邦等人提到怎样看待毛泽东多次强调过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时，邓小平掰开指头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邓小平对党的历史了若指掌，尤其是对建国后党的历史更是洞若观火，这使起草小组的秀才们受益匪浅。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邓小平呷了一口茶继续讲道：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到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接着，胡乔木又问道：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党内外议论很大，究竟该作何评论？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邓小平很果断地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讨论。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邓小平为历史决议设框架
4月1日，邓小平再次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
这次谈话，邓小平为历史决议设计了一个框架。他说，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
邓小平再一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对建国以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也更为具体，邓小平认为，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957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70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70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之前，还搞了农业12条，人民公社60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总之，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此后，起草小组加紧了文件的起草工作。他们调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文件草稿，在一些问题上展开讨论，有时甚至是争论不已。决议的草稿到6月份就拿出来了。但这个草稿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的成绩估计得不够，对毛病和错误写得分量也比较重。
“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还可能在黑暗中摸索”
邓小平在看了决议草稿之后感到没有体现原先的设想，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写好。因此提出这个草稿“不行，要重新来”。“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
6月27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的谈话中，指出了决议草稿为什么不行：“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邓小平的语气很严肃：“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对毛泽东“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邓小平在强调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实事求是的同时，特别加了“恰当”“很恰当”几个字。意即掌握评价的分寸，不能过分。我们现在的中央所坚持的一套，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也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
起草小组认真领会邓小平这些讲话精神，重新组织撰写。
看得出，邓小平对这个草稿并不满意。按他的要求，起草小组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站在时代潮头的历史巨人，他把目光越过历史的峰峦，苦苦地探寻着脚下的路……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历史的回音。
“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这是现实的结论。
空谷足音，弥远弥深。
第二节 毛泽东走下神坛四千高干论功过
行人中有人喊：“伟大领袖毛主席像不能去！”更多的人是沉默。毛泽东从此走下了高居多年的神坛，成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
毛泽东画像被悄悄摘下
1980年的盛夏，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人民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们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创造发明，考研出国，正忙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悄然地进行着一个行动。
7月30日，北京繁忙而酷热，过去一向不许车辆随便靠近的人民大会堂前，轰隆隆开来了一辆大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这一异常情况引得行人驻足，惊得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伸头探望。
吊车的吊斗不断升高，把吊斗里的人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前面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前，工作人员伸手摘下了画像。
行人中有人喊：“伟大领袖毛主席像不能去！”更多的人是沉默。
紧接着，大吊车用钢绳拴住人民大会堂前两块永久性的巨幅标语，用力一拨，从人民大会堂的墙面上脱下，露出两块新痕。又引来一阵责问声。
同样的行动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间相继开展。
毛泽东的画像被从门楣上摘下来，从教室里取下来，毛泽东的塑像被拆除，铺天盖地的毛主席语录要么被覆盖，要么被清洗。
十几年前，各地比着把毛泽东塑像雕得坚固宏大，现在拆除可带来了大麻烦。据说河南、湖南等地和有些部队，因塑像太坚固不好拆除，使用了炸药。
西方舆论界对此进行了种种评论。有的报刊评论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的报刊则大叫：“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早在197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开始着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研究如何评价毛泽东。
这是从一幅反革命标语引发的深层次的思考。当时，几个思想极右的家伙，打出一幅反革命标语，要求“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彻底批判毛泽东”。
这种自由化思潮使邓小平警觉，中国不宜再神化毛泽东，该让多年来被十亿中国人民神化了的毛泽东从九重天上重返人间，回到人民中间，但也不允许陷入另一个极端狂热，彻底否定毛泽东。
8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具体规定下发到全国各地，要求坚持“少宣传个人”。其中，一段文字专门讲到宣传毛泽东的问题。通知说，毛泽东的画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开场所挂得太多，这种做法很不庄重，也有损于毛泽东的形象，今后要减少到必要程度。
197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决议》起草小组，指定由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为组长，邓力群等20名理论工作者参加起草。
邓小平在事前把他们找到办公室，对胡乔木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吸了两口“熊猫”香烟，若有所思，缓缓地说：“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邓小平的措词十分严谨，不轻易地说“是”或“非”，而是要求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不久，邓小平又重提他在同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明确树起来，澄清了思想界的混乱。
1980年3月，胡乔木等人苦战了几个月拟出了《决议》提纲，3月19日，送给邓小平审阅。
邓小平逐条逐字逐句斟酌，之后，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
邓小平又说：“对历史问题，还要粗一点，对有些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
邓小平表示：毛主席纪念堂不拆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乘坐一辆高级轿车驶进中南海。
这是一位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的著名女记者。她以独特的方式采访过全世界几十位著名活动家，而且，每次都获得成功。同行们都称她为“时髦的记者”。
美国、越南战争正酣时，她只身闯入河内，实地采访越战，而后又单飞华盛顿，弄得美国官员头疼。
中东战火绵延，危机四伏，她又来到神秘的中东，紧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让他们谈论中东的和平进程。
东、西德国暗送秋波，眉目传情时，她又出现在波恩、柏林；西班牙风云变幻时，她又转战到了西班牙。现在，当全世界都注视中国，都注视着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时，她敏锐地发现，世界风云人物在北京。
这天，邓小平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秘书进来报告：“意大利女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要求采访，见不见？”
邓小平抬起头“哦”了一声。他的思维在快速运动。
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后，这是他第一次单独会见外国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国家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单独会见记者，成为一个独特的习惯。在这种场合，领导人的立场、观点就代表国家，这对外国人来说往往不可理解。
1936年夏秋，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向他介绍中国革命及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那时起，这种习惯就已经形成了。
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当时苏联要求中国与蒙古和苏联同时发表一个声明，揭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离间中、苏、蒙三国关系的做法。苏联、蒙古发表了，中国没有书面文字，只是由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以与记者谈话的方式谈了中国的意见。结果苏联人很不高兴，指责中国人说话不算数。其实，苏联人还没有习惯中国这个独特的风格。
邓小平清楚他在会见法拉奇时每句话的分量，他的一字一句都代表国家。同时，他又想让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借一位名记者宣传出去。
于是，他果断地说：“见！我来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
邓小平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他的富于挑战精神的选择。邓小平曾听说过，外交场上十分厉害的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被法拉奇尖锐的提问弄得相当尴尬，以至于事后慨叹：“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76岁的邓小平精力旺盛，思维敏捷，稍作思索，已准备了如何对付法拉奇的难题，准备迎接法拉奇的“考试”。
法拉奇来到了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招呼她坐下后，她居然不讲一点客套，开口就提要采访的问题。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永远保留下去？”法拉奇问。
法拉奇单刀直入，邓小平也十分干脆，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邓小平稍作停顿，又说：“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毫不客气，马上又提出来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明白法拉奇的暗示，他毫不躲避地答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他用锐利的目光盯住法拉奇，坚定地说：“我们要对毛主席的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法拉奇又问：“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