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毛泽东走下神坛！四千高干论功过(3)
提到这个问题，邓小平的观点很明确：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是不对的，是违反毛泽东本人意愿的。但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从这点来说，他能原谅华国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毛泽东临终前把老实厚道的华国锋定为接班人，粉碎了“四人帮”组阁的美梦，当时江青仗着特殊身份，借毛主席丧事大闹大吵。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9月11日开始举行吊唁活动。毛泽东的遗体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卧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一面巨大的党旗，8名礼兵守护在遗体周围。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每4人一组，轮流为毛泽东守灵，其余的都在附近的房间里开会。
会议室里，由谁致悼词意见分歧很大，气氛也很紧张。从当时的地位、排名论，华国锋致悼词最合适，但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都想争，因为谁致悼词就意味着谁在党内的地位高。
会议室里，你望我，我望你，谁都不讲话。谁都不想被动，谁也不想遭到反对，成为靶子。关键时刻，老帅叶剑英自有主张，绝对不能让“四人帮”致悼词。叶剑英毅然提出：“国锋同志是第一副主席，自然是国锋同志致悼词了，洪文同志就主持会吧。”
“好，就这么定。”李先念等老同志纷纷赞成。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尽管不满，但无法反对。张春桥看着华国锋，推推眼镜，阴阳怪气地说：“国锋同志，你是第一副主席，我问你，主席的遗体打算怎么办？”
华国锋憨厚地咧嘴笑笑，说：“中央不是作了决定吗？主席的遗体永久保存，供后人瞻仰。”
张春桥阴险地眨巴眨巴眼睛，逼问一句：“可是，我听专家说，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过了三天的遗体，便无法永久保存了。国锋同志主持工作，为什么不采取防腐措施？”然后，他语气阴沉地说：“医生说，主席的遗体已经变质，无法保存了。”
“无法保存？”这句话产生的震动不亚于8级地震。保存不了那就得烧掉，意味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将永远不复存在了。工农出身、感情朴实的陈永贵、吴桂贤顿时痛哭起来。
张春桥一点题，江青马上响应，她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着华国锋的鼻子大骂：“华国锋，你为什么要毁掉主席的遗体，你安的什么心？这事你得说清楚！”
张春桥接着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说：“国锋同志，主席这么信任你，而你却对主席的感情这么淡薄。主席的遗体因你而毁坏，我们政治局无法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不可饶恕的错误啊！”
王洪文、吴德、陈锡联的情绪也被鼓动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指责华国锋。
华国锋知道这是“四人帮”在借机滋事，一时又找不到反击的方法，只好耐心、诚恳地一遍一遍解释。王洪文以为华国锋害怕退却了，更加盛气凌人地紧逼一句：“这些话你别对我们说，请你到电视上向全国人民解释去。”
华国锋几乎被逼到了死角，此刻，他只有以守为攻，破釜沉舟了。他一拍桌子，怒吼道：“这个责任我不能负，你们有意见，我可以辞职！”说完，他站起来就要走。
华国锋是当时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尽管也是两派都不满意的人物。他若真的辞职不干，政治局必然会发生混乱，可能导致全党、全国混乱。
叶剑英伸出手，拦住华国锋，说：“你不能辞职，你要主持中央的工作，这是毛主席的决定，我看谁敢推翻主席的决定？”他目光威严地扫射会场，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给镇住了。
叶剑英对着大家说：“越南胡志明主席的遗体是过了3天后越共政治局才决定保存的，现在不是很好吗？何况主席的遗体还不到三天呢？”
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几人面面相觑，一句话说不出。
叶剑英去守灵，见门外无人，叶剑英轻声提醒华国锋：“要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主席遗体。现在有人要借这个问题发难。”
“好，好，我马上护送主席遗体去医院，以后请你多帮助。”华国锋十分感激地说。
华国锋立即护送毛泽东遗体去305医院作防腐处理，一面让人给越南发电报，请火速派专家到北京。
9月11日深夜12点，华国锋接到叶剑英打来的电话，越南专家组到北京了。这使得华国锋大受鼓舞。
12日一早，华国锋去守灵。江青一见他就叫嚷：“华国锋，主席的遗体怎么办？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华国锋此时已是成竹在胸，不动声色地说：“好！好！等一会就开。”
江青使劲地挤出几滴眼泪，说：“主席去了几天了，主席的遗体怎么办？”
“现在是国锋同志负责，主席的遗体自然是国锋同志负责了。”张春桥又把火烧到华国锋身上。
姚文元也开始帮腔，摊开一大堆文件，朝政治局委员们一扬，说：“这是从《人民日报》整理的群众来信汇编，群众要求保存主席遗体。”
江青又一次大叫起来：“可是，我刚才得到报告，主席遗体已经毁坏了，腐烂了。谁干的，政治局一定要追查！”
华国锋已经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支持，由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人表演。看他们几人表演得差不多了，华国锋站起来问道：“你们闹够了吗？我现在向大家宣布，经过越南专家组和中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主席的遗体已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可以永久保存了。”
政治局委员们一听热烈鼓掌。刚才还在难过流泪的几位工农出身的政治局委员，脸上露出了笑容。
过了几分钟，会议厅安静下来，华国锋说：“我提议，在天安门广场立即修建纪念堂，安放主席遗体，供全世界人民和我国人民瞻仰。”
会议厅里又是一阵爆豆般的响声。
西方人不了解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以为中国不搞个人崇拜就会拆掉毛主席纪念堂，邓小平摇摇头，回答法拉奇道：“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以巧妙地探寻风云人物本人为对象，使采访对象不知不觉进入她的“圈套”。但是，前两个问题，邓小平都是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回答，她这一次不得不正面提问，直攻邓小平的薄弱处。
她问：“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这句话，使邓小平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想起自己三出三进中南海，其中每次被“贬”或打倒，都因为“不听毛主席的话。”
远的不说，就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就是没有按毛泽东的要求办事，抓以阶级斗争为纲。
邓小平在作历史的沉思。当年，毛泽东批邓的指示在一系列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正确，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正确，“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不正确。“大官们保护自己的利益”、“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错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些结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能容忍邓小平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手中的香烟快要燃光了，他从历史中收回思维的野马，很平静地对法拉奇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
法拉奇正在等着邓小平讲下去，以为下面接着就是批评了。岂知，邓小平话锋一转，说：“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趁邓小平侃侃而谈之兴，突然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提了出来：“在中国，有那么一个人，与你不同，从来没有被打倒过……”
邓小平知道这是法拉奇在暗示周恩来，不等她说完，他就动情地说：“周恩来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亏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也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又对法拉奇解释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不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法拉奇极力尝试把话头扭转到邓小平自己身上，她问：“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邓小平从容不迫地答道：“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于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领导职务终身制。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邓小平当时说的话，九年后做到了。邓小平主动提出辞职请求。
198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中南海内正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新上任不久的江泽民总书记把一份辞职信传给常委们看。这就是邓小平的辞职请求。
辞职请求写得非常恳切：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活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江泽民等人脸上都露出了庄严和崇敬的神情。
11月9日晚，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了震撼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终于，邓小平在他85岁高龄之年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高兴地对出席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同志们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中共中央同意邓小平辞去所有职务，但在决定中对这位杰出的职业革命家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目睹“文革”给国家、人民造成的灾难，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面对国家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不富足的状况，他又果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为使中国兴旺发达，他力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他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立国兴邦而确定的正确路线。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他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构想。独立自主，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他倡导的为新中国赢得了崇高地位的外交方针。邓小平，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如果从他加入共青团计算，67年了，他一直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他几十年为党和国家建立了卓著功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业，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把中国送入崭新的90年代之际，他了却心愿，退出了最后一个领导岗位。这结果，如海外舆论所言，应该是并非出人意料。但又有多少善良的人们，希望国家的稳定发展继续得力于他的帮助。毕竟，是他把中国引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法拉奇的采访继续进行。今天，她与40多年前斯诺到延安采访毛泽东的感受相同，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讲述个人经历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自己转化到历史之中去了，使记者提问的个人问题奇妙地转移了。
最后，法拉奇以其独特的机智提出了一个让邓小平不能轻易使其转化的问题。她问：“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邓小平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法拉奇跟着追问了一个难题。
邓小平很坦诚，毫不回避，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法拉奇如获至宝，快速在采访本上记下邓小平的原话。
法拉奇两次采访共进行了4个小时。邓小平的敏锐、坦率、机智使她佩服。在对她的提问回答中，邓小平不推脱责任，没有个人恩怨，没有回避矛盾，而是以一个老革命家对历史客观的评价，最主要的是对毛泽东的评价，成为后来制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精神。
8月28日，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法拉奇的采访报道，把与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一时间，各国报纸纷纷转载，发表评论。
有的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
有的外电评论：“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五年之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访问中国，在会谈的间隙，邓小平笑着对客人说：
“贵国的女记者法拉奇真够厉害的，一连串问了我许多难回答的问题。”
纳塔赞赏地说：“听说您的回答让她很满意。”
“我总算通过了考试”。邓小平高兴地笑道。
有人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作过比较，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看见风浪就忍不住激动，平淡无奇是他的敌人。而邓小平则冷静、坚毅，在平淡无奇中可以咀嚼出复杂的意味，面对风浪依然心平如镜，更能做到功成身退。
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毛泽东功过
对毛泽东的评价，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分辨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分清建国30多年的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所以，不仅仅是邓小平，全党都是十分慎重、严肃的。
197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在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建国以后的历史给予了初步的基本估价。针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五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决议起草工作分几个层次进行。
1980年7月，起草小组把《决议》按照邓小平指示精神修改过的讲话稿交中央书记处讨论。新上任的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讨论会，书记处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彭冲等人参加了讨论。他们都主张《决议》一定要客观、历史，功与过一定要分清。
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1980年10月，《决议》的征求意见稿扩大到党内军、部级高级干部，进行讨论。讨论的意见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现象，特别有的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出了不正确的批评。
《决议》起草小组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于10月25日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发觉人们在思想认识上有偏颇现象，必须统一思想。
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谈话时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期翻身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它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讲到这里，语气很严肃，他一字一句地对他们说：“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多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他又说：“党的历史总的来说还是光辉的历史。对《决议》，要压缩篇幅，做到两点，可以不说的去掉，应该说的突出重点。”
中共中央许多老同志也纷纷发表讲话，表明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1980年11月，老将军黄克诚在中纪委会议上讲话，坦诚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1959年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对“大跃进”的失误发表了看法，黄克诚在7月19日的小组会议上谈了他对人民公社的看法。
黄克诚说：“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今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他讲到兴奋处，向中央领导呼吁：“再不要搞运动啦！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呀！”
本来，黄克诚与彭德怀等人都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畅所欲言，总结经验，找出问题的，是以向党和国家负责的忠诚态度发表个人看法的。但是，他们的观点不对毛泽东的口味，尽管毛泽东本人在会议开幕时已说过：“大跃进”可用三句话概括：“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断定，彭、黄、张、周等人的信和发言，是怀疑党中央指导思想，是针对“三面红旗”来的，所以，他决心进行坚决的“反击”。
8月13日至15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大会，对彭、黄等人进行“揭发”和“批判”，让彭、黄、张、周公开作检查。并开始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政治批判”和组织追查。
毛泽东在一份文件指示上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各省也有。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毛泽东一表态，党内许多思想较左的同志大肆批判彭德怀等人，很快得到结论：彭德怀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接着，追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反党集团”的非组织活动，逼着他们交代是如何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的。
彭、黄、张、周等人在不断的逼迫围攻下，只得在先阐述事实真相的前提下，不得不违心地给自己扣上不切实际的大帽子。尽管从1959年起，黄克诚就受到了左倾错误的长期迫害，但是，这位老共产党人，不计较个人恩怨，仍然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语重心长地说：“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都有份。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承担责任，这样作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些人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981年3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指示和4000人的讨论意见，把修改后的文稿提交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和部分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再次征求意见。
陈云在同《决议》草稿起草小组副组长邓力群谈话时提出了宝贵意见。陈云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60年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
3月24日，陈云就此事又与邓小平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听了陈云的意见，说：“这个意见很好，应该写进《决议》中。”
1981年5月，经过修改的《决议》讨论稿提交到由75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用10个半天时间，进行了反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把邓小平、陈云的意见当做《决议》的前言部分。
后来，在正式成文的《决议》中就当成了“回顾”部分。有了这部分，就可以全面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功绩。《决议》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通过回顾建国前28年的历史，很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被历史公认的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前进和胜利的旗帜，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的32年，乃至今后，把各项事业向前推进，夺取胜利，必须坚持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全会第一阶段为预备会，用八天时间讨论《决议》。针对当时一些低估、甚至偏激地诬蔑建国以来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诬蔑毛泽东的观点，常委们建议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决议》中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十个方面，论述各行各业取得的主要成就。
《决议》写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正当中共中央在讨论《决议》的时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取得成功，广东作为经济开放的前沿，经济建设正如火如荼，于是，社会上又出现一种认识，认为：现在允许并推行包产到户，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证明当初的三大改造搞早了，社会主义搞早了，否则，中国贫穷落后面貌早就会得到根本改变。所以，在讨论《决议》稿时，意见分歧，争论很大，最后，还是邓小平最后为起草组确定了思路。
邓小平讲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首先要肯定成就，然后再写成就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取得的。二是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邓小平以革命家的气魄，客观公正、科学历史地指出：“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决议》写道：“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个人。”
但是，《决议》也不回避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写道：“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但是，发生了矛盾。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使党和国家、人民均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应该受到彻底否定与批判，但是，又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这里就要很好地解决《决议》中毛泽东自身相矛盾的问题。
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找来《决议》起草组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商量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毛泽东的错误。
邓小平对前期的稿子不满意，并用深刻的见解解决了起草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负责起草《决议》的胡乔木对邓小平的这段话反复推敲，精心斟酌，把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用文字完美地表现了出来。
胡乔木在《决议》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这样，就十分巧妙地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区别开了，把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统一了起来。所以，《决议》按历史顺序如实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错误，指出毛泽东在此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但没有抹杀毛泽东做过一些好事，认定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毛泽东临终前把老实厚道的华国锋定为接班人，粉碎了“四人帮”组阁的美梦，当时江青仗着特殊身份，借毛主席丧事大闹大吵。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9月11日开始举行吊唁活动。毛泽东的遗体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卧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一面巨大的党旗，8名礼兵守护在遗体周围。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每4人一组，轮流为毛泽东守灵，其余的都在附近的房间里开会。
会议室里，由谁致悼词意见分歧很大，气氛也很紧张。从当时的地位、排名论，华国锋致悼词最合适，但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都想争，因为谁致悼词就意味着谁在党内的地位高。
会议室里，你望我，我望你，谁都不讲话。谁都不想被动，谁也不想遭到反对，成为靶子。关键时刻，老帅叶剑英自有主张，绝对不能让“四人帮”致悼词。叶剑英毅然提出：“国锋同志是第一副主席，自然是国锋同志致悼词了，洪文同志就主持会吧。”
“好，就这么定。”李先念等老同志纷纷赞成。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尽管不满，但无法反对。张春桥看着华国锋，推推眼镜，阴阳怪气地说：“国锋同志，你是第一副主席，我问你，主席的遗体打算怎么办？”
华国锋憨厚地咧嘴笑笑，说：“中央不是作了决定吗？主席的遗体永久保存，供后人瞻仰。”
张春桥阴险地眨巴眨巴眼睛，逼问一句：“可是，我听专家说，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过了三天的遗体，便无法永久保存了。国锋同志主持工作，为什么不采取防腐措施？”然后，他语气阴沉地说：“医生说，主席的遗体已经变质，无法保存了。”
“无法保存？”这句话产生的震动不亚于8级地震。保存不了那就得烧掉，意味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将永远不复存在了。工农出身、感情朴实的陈永贵、吴桂贤顿时痛哭起来。
张春桥一点题，江青马上响应，她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着华国锋的鼻子大骂：“华国锋，你为什么要毁掉主席的遗体，你安的什么心？这事你得说清楚！”
张春桥接着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说：“国锋同志，主席这么信任你，而你却对主席的感情这么淡薄。主席的遗体因你而毁坏，我们政治局无法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不可饶恕的错误啊！”
王洪文、吴德、陈锡联的情绪也被鼓动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指责华国锋。
华国锋知道这是“四人帮”在借机滋事，一时又找不到反击的方法，只好耐心、诚恳地一遍一遍解释。王洪文以为华国锋害怕退却了，更加盛气凌人地紧逼一句：“这些话你别对我们说，请你到电视上向全国人民解释去。”
华国锋几乎被逼到了死角，此刻，他只有以守为攻，破釜沉舟了。他一拍桌子，怒吼道：“这个责任我不能负，你们有意见，我可以辞职！”说完，他站起来就要走。
华国锋是当时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尽管也是两派都不满意的人物。他若真的辞职不干，政治局必然会发生混乱，可能导致全党、全国混乱。
叶剑英伸出手，拦住华国锋，说：“你不能辞职，你要主持中央的工作，这是毛主席的决定，我看谁敢推翻主席的决定？”他目光威严地扫射会场，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给镇住了。
叶剑英对着大家说：“越南胡志明主席的遗体是过了3天后越共政治局才决定保存的，现在不是很好吗？何况主席的遗体还不到三天呢？”
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几人面面相觑，一句话说不出。
叶剑英去守灵，见门外无人，叶剑英轻声提醒华国锋：“要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主席遗体。现在有人要借这个问题发难。”
“好，好，我马上护送主席遗体去医院，以后请你多帮助。”华国锋十分感激地说。
华国锋立即护送毛泽东遗体去305医院作防腐处理，一面让人给越南发电报，请火速派专家到北京。
9月11日深夜12点，华国锋接到叶剑英打来的电话，越南专家组到北京了。这使得华国锋大受鼓舞。
12日一早，华国锋去守灵。江青一见他就叫嚷：“华国锋，主席的遗体怎么办？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华国锋此时已是成竹在胸，不动声色地说：“好！好！等一会就开。”
江青使劲地挤出几滴眼泪，说：“主席去了几天了，主席的遗体怎么办？”
“现在是国锋同志负责，主席的遗体自然是国锋同志负责了。”张春桥又把火烧到华国锋身上。
姚文元也开始帮腔，摊开一大堆文件，朝政治局委员们一扬，说：“这是从《人民日报》整理的群众来信汇编，群众要求保存主席遗体。”
江青又一次大叫起来：“可是，我刚才得到报告，主席遗体已经毁坏了，腐烂了。谁干的，政治局一定要追查！”
华国锋已经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支持，由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人表演。看他们几人表演得差不多了，华国锋站起来问道：“你们闹够了吗？我现在向大家宣布，经过越南专家组和中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主席的遗体已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可以永久保存了。”
政治局委员们一听热烈鼓掌。刚才还在难过流泪的几位工农出身的政治局委员，脸上露出了笑容。
过了几分钟，会议厅安静下来，华国锋说：“我提议，在天安门广场立即修建纪念堂，安放主席遗体，供全世界人民和我国人民瞻仰。”
会议厅里又是一阵爆豆般的响声。
西方人不了解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以为中国不搞个人崇拜就会拆掉毛主席纪念堂，邓小平摇摇头，回答法拉奇道：“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以巧妙地探寻风云人物本人为对象，使采访对象不知不觉进入她的“圈套”。但是，前两个问题，邓小平都是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回答，她这一次不得不正面提问，直攻邓小平的薄弱处。
她问：“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这句话，使邓小平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想起自己三出三进中南海，其中每次被“贬”或打倒，都因为“不听毛主席的话。”
远的不说，就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就是没有按毛泽东的要求办事，抓以阶级斗争为纲。
邓小平在作历史的沉思。当年，毛泽东批邓的指示在一系列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正确，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正确，“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不正确。“大官们保护自己的利益”、“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错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些结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能容忍邓小平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手中的香烟快要燃光了，他从历史中收回思维的野马，很平静地对法拉奇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
法拉奇正在等着邓小平讲下去，以为下面接着就是批评了。岂知，邓小平话锋一转，说：“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趁邓小平侃侃而谈之兴，突然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提了出来：“在中国，有那么一个人，与你不同，从来没有被打倒过……”
邓小平知道这是法拉奇在暗示周恩来，不等她说完，他就动情地说：“周恩来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亏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也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又对法拉奇解释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不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法拉奇极力尝试把话头扭转到邓小平自己身上，她问：“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邓小平从容不迫地答道：“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于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领导职务终身制。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邓小平当时说的话，九年后做到了。邓小平主动提出辞职请求。
198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中南海内正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新上任不久的江泽民总书记把一份辞职信传给常委们看。这就是邓小平的辞职请求。
辞职请求写得非常恳切：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活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江泽民等人脸上都露出了庄严和崇敬的神情。
11月9日晚，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了震撼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终于，邓小平在他85岁高龄之年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高兴地对出席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同志们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中共中央同意邓小平辞去所有职务，但在决定中对这位杰出的职业革命家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目睹“文革”给国家、人民造成的灾难，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面对国家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不富足的状况，他又果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为使中国兴旺发达，他力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他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立国兴邦而确定的正确路线。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他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构想。独立自主，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他倡导的为新中国赢得了崇高地位的外交方针。邓小平，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如果从他加入共青团计算，67年了，他一直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他几十年为党和国家建立了卓著功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业，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把中国送入崭新的90年代之际，他了却心愿，退出了最后一个领导岗位。这结果，如海外舆论所言，应该是并非出人意料。但又有多少善良的人们，希望国家的稳定发展继续得力于他的帮助。毕竟，是他把中国引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法拉奇的采访继续进行。今天，她与40多年前斯诺到延安采访毛泽东的感受相同，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讲述个人经历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自己转化到历史之中去了，使记者提问的个人问题奇妙地转移了。
最后，法拉奇以其独特的机智提出了一个让邓小平不能轻易使其转化的问题。她问：“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邓小平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法拉奇跟着追问了一个难题。
邓小平很坦诚，毫不回避，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法拉奇如获至宝，快速在采访本上记下邓小平的原话。
法拉奇两次采访共进行了4个小时。邓小平的敏锐、坦率、机智使她佩服。在对她的提问回答中，邓小平不推脱责任，没有个人恩怨，没有回避矛盾，而是以一个老革命家对历史客观的评价，最主要的是对毛泽东的评价，成为后来制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精神。
8月28日，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法拉奇的采访报道，把与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一时间，各国报纸纷纷转载，发表评论。
有的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
有的外电评论：“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五年之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访问中国，在会谈的间隙，邓小平笑着对客人说：
“贵国的女记者法拉奇真够厉害的，一连串问了我许多难回答的问题。”
纳塔赞赏地说：“听说您的回答让她很满意。”
“我总算通过了考试”。邓小平高兴地笑道。
有人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作过比较，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看见风浪就忍不住激动，平淡无奇是他的敌人。而邓小平则冷静、坚毅，在平淡无奇中可以咀嚼出复杂的意味，面对风浪依然心平如镜，更能做到功成身退。
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毛泽东功过
对毛泽东的评价，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分辨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分清建国30多年的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所以，不仅仅是邓小平，全党都是十分慎重、严肃的。
197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在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建国以后的历史给予了初步的基本估价。针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五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决议起草工作分几个层次进行。
1980年7月，起草小组把《决议》按照邓小平指示精神修改过的讲话稿交中央书记处讨论。新上任的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讨论会，书记处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彭冲等人参加了讨论。他们都主张《决议》一定要客观、历史，功与过一定要分清。
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1980年10月，《决议》的征求意见稿扩大到党内军、部级高级干部，进行讨论。讨论的意见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现象，特别有的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出了不正确的批评。
《决议》起草小组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于10月25日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发觉人们在思想认识上有偏颇现象，必须统一思想。
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谈话时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期翻身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它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讲到这里，语气很严肃，他一字一句地对他们说：“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多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他又说：“党的历史总的来说还是光辉的历史。对《决议》，要压缩篇幅，做到两点，可以不说的去掉，应该说的突出重点。”
中共中央许多老同志也纷纷发表讲话，表明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1980年11月，老将军黄克诚在中纪委会议上讲话，坦诚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1959年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对“大跃进”的失误发表了看法，黄克诚在7月19日的小组会议上谈了他对人民公社的看法。
黄克诚说：“人民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今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他讲到兴奋处，向中央领导呼吁：“再不要搞运动啦！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呀！”
本来，黄克诚与彭德怀等人都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畅所欲言，总结经验，找出问题的，是以向党和国家负责的忠诚态度发表个人看法的。但是，他们的观点不对毛泽东的口味，尽管毛泽东本人在会议开幕时已说过：“大跃进”可用三句话概括：“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断定，彭、黄、张、周等人的信和发言，是怀疑党中央指导思想，是针对“三面红旗”来的，所以，他决心进行坚决的“反击”。
8月13日至15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大会，对彭、黄等人进行“揭发”和“批判”，让彭、黄、张、周公开作检查。并开始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政治批判”和组织追查。
毛泽东在一份文件指示上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各省也有。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毛泽东一表态，党内许多思想较左的同志大肆批判彭德怀等人，很快得到结论：彭德怀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接着，追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反党集团”的非组织活动，逼着他们交代是如何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的。
彭、黄、张、周等人在不断的逼迫围攻下，只得在先阐述事实真相的前提下，不得不违心地给自己扣上不切实际的大帽子。尽管从1959年起，黄克诚就受到了左倾错误的长期迫害，但是，这位老共产党人，不计较个人恩怨，仍然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语重心长地说：“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都有份。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承担责任，这样作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些人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981年3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指示和4000人的讨论意见，把修改后的文稿提交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和部分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再次征求意见。
陈云在同《决议》草稿起草小组副组长邓力群谈话时提出了宝贵意见。陈云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60年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
3月24日，陈云就此事又与邓小平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听了陈云的意见，说：“这个意见很好，应该写进《决议》中。”
1981年5月，经过修改的《决议》讨论稿提交到由75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用10个半天时间，进行了反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把邓小平、陈云的意见当做《决议》的前言部分。
后来，在正式成文的《决议》中就当成了“回顾”部分。有了这部分，就可以全面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功绩。《决议》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通过回顾建国前28年的历史，很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被历史公认的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前进和胜利的旗帜，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的32年，乃至今后，把各项事业向前推进，夺取胜利，必须坚持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全会第一阶段为预备会，用八天时间讨论《决议》。针对当时一些低估、甚至偏激地诬蔑建国以来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诬蔑毛泽东的观点，常委们建议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决议》中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十个方面，论述各行各业取得的主要成就。
《决议》写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正当中共中央在讨论《决议》的时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取得成功，广东作为经济开放的前沿，经济建设正如火如荼，于是，社会上又出现一种认识，认为：现在允许并推行包产到户，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证明当初的三大改造搞早了，社会主义搞早了，否则，中国贫穷落后面貌早就会得到根本改变。所以，在讨论《决议》稿时，意见分歧，争论很大，最后，还是邓小平最后为起草组确定了思路。
邓小平讲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首先要肯定成就，然后再写成就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取得的。二是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邓小平以革命家的气魄，客观公正、科学历史地指出：“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决议》写道：“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个人。”
但是，《决议》也不回避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写道：“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但是，发生了矛盾。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使党和国家、人民均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应该受到彻底否定与批判，但是，又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这里就要很好地解决《决议》中毛泽东自身相矛盾的问题。
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找来《决议》起草组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商量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毛泽东的错误。
邓小平对前期的稿子不满意，并用深刻的见解解决了起草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负责起草《决议》的胡乔木对邓小平的这段话反复推敲，精心斟酌，把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用文字完美地表现了出来。
胡乔木在《决议》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这样，就十分巧妙地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区别开了，把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统一了起来。所以，《决议》按历史顺序如实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错误，指出毛泽东在此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但没有抹杀毛泽东做过一些好事，认定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