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亲王情系中南海！中柬友谊源流长(8)
自1955年他们两人在万隆会议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15年，亲王和周恩来之间的友谊在变幻无定的世界风云中，成为两国相互信赖和支持的基石。作为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每一想起中国，想起周恩来，心里就觉得无比宽慰。
后来，也就是五年之后，朗诺政权已经垮台，西哈努克胜利返回祖国。回国前夕，他去向周恩来总理辞行。那时候的周恩来已经身陷沉疴，正用他生命中的最后四个月的时间，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苦斗。当西哈努克在医院里见到身穿病人睡袍的中国总理时，心里不禁一阵发酸。周恩来久久地握住亲王的手，说：“庆祝我们建立友谊20周年！”之后，两人相对而视，久久无声。
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飞机平稳降落在北京机场时，对前途黯然莫测的西哈努克心头的沉重感，虽说因即将见到周恩来而有所减轻，但他实在是难以乐观。据他所知，中国几年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许多功勋卓著的将军和领导人被罢免、囚禁，甚至完全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他所敬重的陈毅元帅也是被攻击的人物之一，据说已完全退出了政治生活。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主张，亲王只略知一二，他不知道敢于将国家主席未经正式审判就押到万人大会进行斗争、对解放军的元帅随意关押的中国人，会如何来对待他这个已被罢黜的资产阶级亲王？
飞机已稳稳停下，机场的舷梯已经对准了机舱门。西哈努克站在舱内门边，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才示意将舱门拉开。
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令人不能不为之激动的场面。许多年后，每当亲王想起机场上的这个瞬间，心头都止不住怦怦作响。
――停机坪上，除了毛泽东和“副统帅”林彪外，以周恩来为首，几乎所有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都到场迎接亲王。他们之后，是柬埔寨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再往后，是长长的外交使团队伍。亲王到过许多国家，也曾受到过隆重的欢迎，但外交使团如此整齐地到场参加欢迎仪式，他还是首次经历。
激动不已的西哈努克快步走下舷梯，同站在首位的周恩来热烈拥抱。两位儿童上前，向他和莫尼克公主献上鲜花。亲王因为激动，望着身穿灰色中山服、胸前别着一枚毛泽东像章的中国总理，连声说：“谢谢！谢谢！”
周恩来握住西哈努克的手，大声说道：“您仍然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惟一的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我们将通过新华社和中国报纸，发表前来欢迎您的每一个大使和代办的名字，以此强调您仍被承认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说完，周恩来做了个手势，让亲王依次同后面的中国官员和各国外交人员会面握手。
当机场上响起柬埔寨国歌和中国国歌时，西哈努克觉得这一切似乎完全没有改变。上次来北京的时候，欢迎程序也是如此，只是没有这么多的官员，没有这么多的驻华使节。这个安排，足以见得中国的态度。如果说，临下飞机前，亲王对自己的前途还有些许疑虑的话。那么此刻，他已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地位和今后的方向。
再一次踏上红地毯，再一次听着激动人心的21响礼炮，看着中国海、陆、空三军仪仗队严整的队列，西哈努克感到，自己又赢回了国家元首的尊严和胜利的信心。
欢迎仪式结束，周恩来与西哈努克同乘一辆轿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汽车刚一启动，周恩来便转向了亲王，说道：“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
“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那我们就全力支持您。”周恩来点着头说，“不过，您在精神上要有充分准备，在获得必然的最后胜利之前，这条道路将会是漫长而艰苦的，而且您在途中还会遇到挫折。”
西哈努克略微沉吟，然后说：“我知道我的想法也就是所有高棉爱国人士的想法。他们将同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
尚未举行正式会谈，两国间的理解与支持便已经开始。
汽车开进西哈努克熟悉的国宾馆。上几次他访问中国，都是住在这所中西合璧的建筑里。望着漂亮的别墅式楼房，他禁不住想：这一次，也许要长期住下去了。
亲王在北京的最初日子：流亡还是战斗
1993年8月，研究柬埔寨问题的国际权威戴维？钱德勒先生来到和平开始降临的金边。他的几本关于这个国家的著作被世界历史学家们奉为经典，因此他在金边的访问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在联合国驻柬总部进行的讲演结束后，有人对他提了一个问题：根据他在其主要著作《柬埔寨历史的悲剧》中的描述，1970年3月19日西哈努克到达北京后所采取的诸多行动之一，是与法国驻北京大使馆联系，询问到法国寻求政治避难的可能性。这件事是否确切？他抬起头望着天花板想了一阵，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采访过许多人，比如当时的柬驻北京大使瓦朗丹，又到过西哈努克到北京前的最后停留处伊尔库茨克，人们的印象是，亲王好像没有心思考虑下一步如何夺回政权的问题，他更多考虑的是下一步在什么地方落脚的问题。停了一下，他又补充说：这很简单，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肯定是生存。
这似乎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解释，但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存在很大矛盾。
当西哈努克受到中国政府的极高礼遇，住进钓鱼台国宾馆后，前往机场迎接的外交官中的柬埔寨大使瓦朗丹（NA YVALENTIN，后来在民柬时期被处决）单独留了下来，同这位当年任命他担任此职的国家元首进行了一次谈话。西哈努克简要地讲述了他所了解的金边政变情况，然后请这位大使为他的随行人员也即亲王的秘书处提供一些办公设备。当天，大使就送来了一台复印机和几台打字机。但是没过几天，大使来到西哈努克居住的国宾馆，非常尴尬地对亲王说：他收到了发自金边的一封电报，签署者是议会主席郑簧（CHENGHENG）。他通知大使说，西哈努克已被正式解除了任何政府职务，因而驻北京大使馆不得为这位被废黜的前国家元首提供任何帮助，也不得执行他下达的任何指示。这封电报还让大使转告西哈努克，不得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发表任何声明和从事任何带有官方色彩的活动。
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投机心理的大使，居然命人把前几天提供给亲王的秘书处使用的办公用具全部收回大使馆。
感觉深受侮辱的亲王立即召集了在北京的所有柬埔寨人士，当着瓦朗丹大使的面宣读了郑簧的电文。
“他们实际上是想停止我的一切活动，不准我发表任何声明，逼我接受政变的事实。”亲王气呼呼地说。
“那么。”瓦朗丹大使怯生生地问西哈努克，“您怎么答复朗诺和郑簧呢？”
“怎么答复？”亲王冷冷一笑，抓过电报，几把撕得粉碎，扔在地上，又恨恨地踩了几脚。“怎么答复？这就是答复，就这么把答复转达给他吧！”
愤怒的亲王气得在屋里转圈，“像一只受伤的老虎”。据钱德勒先生的描述，亲王这时候既像是对别人、又像是对自己地接连说：“我必须回巴黎去！我必须回巴黎去！”
就在同一天，法国大使艾特尼？马纳赫（ETIE NNEMA NACH）登门拜访，同时转达了法国政府给亲王的信息：如果亲王愿意隐退到法国，考虑到他同法国和戴高乐总统的特殊友谊，法国政府决定接受亲王的政治避难请求，并为他提供一座别墅、一辆小轿车和一名司机。
大使说完后定定地望着亲王。对亲王被罢黜的事，法国人并不是没有预料。根据法国驻金边大使馆发回的消息，巴黎早已知道了政变的风声。多年后，西哈努克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说：如果是戴高乐总统在法国执政，他一定会在事前把政变的消息通报给我。可惜，当时的法国执政者不是这位西哈努克所崇拜的法国英雄。
“我对法国政府的好意表示非常感谢。”亲王用流畅的法语说，“但是我已经决定不去法国了。中国政府刚刚表示过，这些东西他们都将为我提供。而且，这还只是头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是对我的事业的支持。因此，我必须接受他们为我提供的包含两部分内容的建议，而拒绝您的建议。”
“那好。”法国大使站起身来，“如果亲王什么时候想到巴黎或法国的其他地方，请随时告诉我，我将按照我国政府的指示，对您表示欢迎。”
西哈努克刚到北京的头几天，恐怕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忙碌日子。在对去法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事表示了否定后，亲王同苏联驻北京的代办进行了会见。
亲王在离开莫斯科的路上，得到了柯西金总理的保证，苏联会全力支持他所领导的抵抗运动。现在，北京也向他作出了表示，支持他对政变分子进行战斗。他回忆了柯西金的话，又想了周恩来的声明，认为他可以成立一个抵抗政府，设两个中心。一个中心设在北京，主要处理军务、技术、供应和通讯等问题，因为北京与柬埔寨在地理上相隔不远，而且与越南北方接壤，所有的物资都可以通过北越运到柬埔寨。另一个中心可以设在莫斯科，主要处理对外事务和宣传等问题。由于莫斯科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特有地位，加之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又较多，把它用作为发挥外交等工作的中心非常理想。如果这个想法能得到两国政府的同意，那么，他就可以经常往返于两国之间，分别处理政务和外交问题。
于是，西哈努克一见苏联代办，就提到了涉及外交问题的一个步骤。他说：柯西金总理已经提出了对我的支持，现在，中国也提出了支持我的保证，因此，我非常欢迎苏联根据柯西金总理对我所作的非正式保证的大意发表一项公开声明。
“亲王陛下。”苏联代办彬彬有礼地回答，“由于您现在是在中国的境内，因此，由中国人首先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要妥当得多。在中国人发表声明之后，苏联也会这么做的。”
代办的话说得很得体，但亲王却感到一种躲躲闪闪的回避。亲王原以为，由于柯西金总理支持他的保证提出于中国政府做出这种保证之前，那么，让苏联人首先发表声明宣布他们的正式支持，无疑将使全世界认为，苏联是第一个发表声明支持西哈努克的国家，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讲，这无疑是很漂亮的一步棋。但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拒绝了。
而且这个所谓在中国政府之后发表声明的承诺，自此若石沉大海，没有了下文。
同柬埔寨有着良好关系的北朝鲜，在政变消息核实之后立即从金边撤走了自己的外交官。在平壤的苏联官员对此很不以为然，对北朝鲜外交部说：你们这么金边撤走外交官的做法是错误的，“你们一旦撤回外交人员，要想再回去，就很被动很难了。”
苏联人的话传给了金日成首相。自50年代以来，他同西哈努克就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对亲王所奉行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非常欣赏。他一听这话，很生气地说：“留在朗诺统治下的柬埔寨，不如离开没有西哈努克的柬埔寨！”
这时候，发生在地球另外一端的一件事传到了北京，令西哈努克大为感慨。
金边政变之后，柬驻古巴大使要求面见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亚。柬、古两国一直是友好国家，因而会见一开始，气氛是十分融洽的，朋友般的问候与祝愿令双方都感到亲切。
然后，会见进入正题。外交部长对柬埔寨大使说：“得知贵国发生了政变，我们感到非常遗憾。”部长摇着头说，“我想知道，你是否将站在西哈努克亲王的一边进行战斗？”
“不。”柬埔寨大使赶紧摇头，“他被赶下台了，而且人人都支持朗诺。”
劳尔？罗亚顿时勃然变色。没等大使反应过来，他便指着大使大声吼道：“你，立即滚出我的办公室！别再玷污了我的椅子。我限你在24小时之内离开哈瓦那。你不仅背叛了西哈努克，而且也丧失了你们柬埔寨人的尊严！”
被骂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柬大使连忙站起身来，仓促告退。他伸出手来，欲像刚才进门一样同外交部长握手，但被劳尔？罗亚断然拒绝。“不，我不再同你握手，而且我还因为在你进来的时候同你握了手而感到遗憾！”
对于柬埔寨驻外大使们来说，每一个人都面临严峻的选择。有的人像驻古巴大使一样，灰溜溜地回国了，而更多的人则是发表声明，坚决站在西哈努克一边，强烈谴责朗诺和施里玛达的政变。当西哈努克的抵抗政府一成立，他们又重新得到任命，继续担任大使，而所在国的政府，对此立即给以承认，并表示了热情的欢迎。
在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并向周恩来表达了他组成抵抗政府愿望的第二天，越南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范文同（PHAMVAN DONG）飞到了北京。
后来，也就是五年之后，朗诺政权已经垮台，西哈努克胜利返回祖国。回国前夕，他去向周恩来总理辞行。那时候的周恩来已经身陷沉疴，正用他生命中的最后四个月的时间，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苦斗。当西哈努克在医院里见到身穿病人睡袍的中国总理时，心里不禁一阵发酸。周恩来久久地握住亲王的手，说：“庆祝我们建立友谊20周年！”之后，两人相对而视，久久无声。
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飞机平稳降落在北京机场时，对前途黯然莫测的西哈努克心头的沉重感，虽说因即将见到周恩来而有所减轻，但他实在是难以乐观。据他所知，中国几年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许多功勋卓著的将军和领导人被罢免、囚禁，甚至完全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他所敬重的陈毅元帅也是被攻击的人物之一，据说已完全退出了政治生活。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主张，亲王只略知一二，他不知道敢于将国家主席未经正式审判就押到万人大会进行斗争、对解放军的元帅随意关押的中国人，会如何来对待他这个已被罢黜的资产阶级亲王？
飞机已稳稳停下，机场的舷梯已经对准了机舱门。西哈努克站在舱内门边，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才示意将舱门拉开。
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令人不能不为之激动的场面。许多年后，每当亲王想起机场上的这个瞬间，心头都止不住怦怦作响。
――停机坪上，除了毛泽东和“副统帅”林彪外，以周恩来为首，几乎所有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都到场迎接亲王。他们之后，是柬埔寨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再往后，是长长的外交使团队伍。亲王到过许多国家，也曾受到过隆重的欢迎，但外交使团如此整齐地到场参加欢迎仪式，他还是首次经历。
激动不已的西哈努克快步走下舷梯，同站在首位的周恩来热烈拥抱。两位儿童上前，向他和莫尼克公主献上鲜花。亲王因为激动，望着身穿灰色中山服、胸前别着一枚毛泽东像章的中国总理，连声说：“谢谢！谢谢！”
周恩来握住西哈努克的手，大声说道：“您仍然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惟一的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我们将通过新华社和中国报纸，发表前来欢迎您的每一个大使和代办的名字，以此强调您仍被承认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说完，周恩来做了个手势，让亲王依次同后面的中国官员和各国外交人员会面握手。
当机场上响起柬埔寨国歌和中国国歌时，西哈努克觉得这一切似乎完全没有改变。上次来北京的时候，欢迎程序也是如此，只是没有这么多的官员，没有这么多的驻华使节。这个安排，足以见得中国的态度。如果说，临下飞机前，亲王对自己的前途还有些许疑虑的话。那么此刻，他已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地位和今后的方向。
再一次踏上红地毯，再一次听着激动人心的21响礼炮，看着中国海、陆、空三军仪仗队严整的队列，西哈努克感到，自己又赢回了国家元首的尊严和胜利的信心。
欢迎仪式结束，周恩来与西哈努克同乘一辆轿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汽车刚一启动，周恩来便转向了亲王，说道：“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
“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那我们就全力支持您。”周恩来点着头说，“不过，您在精神上要有充分准备，在获得必然的最后胜利之前，这条道路将会是漫长而艰苦的，而且您在途中还会遇到挫折。”
西哈努克略微沉吟，然后说：“我知道我的想法也就是所有高棉爱国人士的想法。他们将同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
尚未举行正式会谈，两国间的理解与支持便已经开始。
汽车开进西哈努克熟悉的国宾馆。上几次他访问中国，都是住在这所中西合璧的建筑里。望着漂亮的别墅式楼房，他禁不住想：这一次，也许要长期住下去了。
亲王在北京的最初日子：流亡还是战斗
1993年8月，研究柬埔寨问题的国际权威戴维？钱德勒先生来到和平开始降临的金边。他的几本关于这个国家的著作被世界历史学家们奉为经典，因此他在金边的访问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在联合国驻柬总部进行的讲演结束后，有人对他提了一个问题：根据他在其主要著作《柬埔寨历史的悲剧》中的描述，1970年3月19日西哈努克到达北京后所采取的诸多行动之一，是与法国驻北京大使馆联系，询问到法国寻求政治避难的可能性。这件事是否确切？他抬起头望着天花板想了一阵，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采访过许多人，比如当时的柬驻北京大使瓦朗丹，又到过西哈努克到北京前的最后停留处伊尔库茨克，人们的印象是，亲王好像没有心思考虑下一步如何夺回政权的问题，他更多考虑的是下一步在什么地方落脚的问题。停了一下，他又补充说：这很简单，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肯定是生存。
这似乎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解释，但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存在很大矛盾。
当西哈努克受到中国政府的极高礼遇，住进钓鱼台国宾馆后，前往机场迎接的外交官中的柬埔寨大使瓦朗丹（NA YVALENTIN，后来在民柬时期被处决）单独留了下来，同这位当年任命他担任此职的国家元首进行了一次谈话。西哈努克简要地讲述了他所了解的金边政变情况，然后请这位大使为他的随行人员也即亲王的秘书处提供一些办公设备。当天，大使就送来了一台复印机和几台打字机。但是没过几天，大使来到西哈努克居住的国宾馆，非常尴尬地对亲王说：他收到了发自金边的一封电报，签署者是议会主席郑簧（CHENGHENG）。他通知大使说，西哈努克已被正式解除了任何政府职务，因而驻北京大使馆不得为这位被废黜的前国家元首提供任何帮助，也不得执行他下达的任何指示。这封电报还让大使转告西哈努克，不得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发表任何声明和从事任何带有官方色彩的活动。
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投机心理的大使，居然命人把前几天提供给亲王的秘书处使用的办公用具全部收回大使馆。
感觉深受侮辱的亲王立即召集了在北京的所有柬埔寨人士，当着瓦朗丹大使的面宣读了郑簧的电文。
“他们实际上是想停止我的一切活动，不准我发表任何声明，逼我接受政变的事实。”亲王气呼呼地说。
“那么。”瓦朗丹大使怯生生地问西哈努克，“您怎么答复朗诺和郑簧呢？”
“怎么答复？”亲王冷冷一笑，抓过电报，几把撕得粉碎，扔在地上，又恨恨地踩了几脚。“怎么答复？这就是答复，就这么把答复转达给他吧！”
愤怒的亲王气得在屋里转圈，“像一只受伤的老虎”。据钱德勒先生的描述，亲王这时候既像是对别人、又像是对自己地接连说：“我必须回巴黎去！我必须回巴黎去！”
就在同一天，法国大使艾特尼？马纳赫（ETIE NNEMA NACH）登门拜访，同时转达了法国政府给亲王的信息：如果亲王愿意隐退到法国，考虑到他同法国和戴高乐总统的特殊友谊，法国政府决定接受亲王的政治避难请求，并为他提供一座别墅、一辆小轿车和一名司机。
大使说完后定定地望着亲王。对亲王被罢黜的事，法国人并不是没有预料。根据法国驻金边大使馆发回的消息，巴黎早已知道了政变的风声。多年后，西哈努克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说：如果是戴高乐总统在法国执政，他一定会在事前把政变的消息通报给我。可惜，当时的法国执政者不是这位西哈努克所崇拜的法国英雄。
“我对法国政府的好意表示非常感谢。”亲王用流畅的法语说，“但是我已经决定不去法国了。中国政府刚刚表示过，这些东西他们都将为我提供。而且，这还只是头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是对我的事业的支持。因此，我必须接受他们为我提供的包含两部分内容的建议，而拒绝您的建议。”
“那好。”法国大使站起身来，“如果亲王什么时候想到巴黎或法国的其他地方，请随时告诉我，我将按照我国政府的指示，对您表示欢迎。”
西哈努克刚到北京的头几天，恐怕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忙碌日子。在对去法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事表示了否定后，亲王同苏联驻北京的代办进行了会见。
亲王在离开莫斯科的路上，得到了柯西金总理的保证，苏联会全力支持他所领导的抵抗运动。现在，北京也向他作出了表示，支持他对政变分子进行战斗。他回忆了柯西金的话，又想了周恩来的声明，认为他可以成立一个抵抗政府，设两个中心。一个中心设在北京，主要处理军务、技术、供应和通讯等问题，因为北京与柬埔寨在地理上相隔不远，而且与越南北方接壤，所有的物资都可以通过北越运到柬埔寨。另一个中心可以设在莫斯科，主要处理对外事务和宣传等问题。由于莫斯科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特有地位，加之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又较多，把它用作为发挥外交等工作的中心非常理想。如果这个想法能得到两国政府的同意，那么，他就可以经常往返于两国之间，分别处理政务和外交问题。
于是，西哈努克一见苏联代办，就提到了涉及外交问题的一个步骤。他说：柯西金总理已经提出了对我的支持，现在，中国也提出了支持我的保证，因此，我非常欢迎苏联根据柯西金总理对我所作的非正式保证的大意发表一项公开声明。
“亲王陛下。”苏联代办彬彬有礼地回答，“由于您现在是在中国的境内，因此，由中国人首先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要妥当得多。在中国人发表声明之后，苏联也会这么做的。”
代办的话说得很得体，但亲王却感到一种躲躲闪闪的回避。亲王原以为，由于柯西金总理支持他的保证提出于中国政府做出这种保证之前，那么，让苏联人首先发表声明宣布他们的正式支持，无疑将使全世界认为，苏联是第一个发表声明支持西哈努克的国家，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讲，这无疑是很漂亮的一步棋。但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拒绝了。
而且这个所谓在中国政府之后发表声明的承诺，自此若石沉大海，没有了下文。
同柬埔寨有着良好关系的北朝鲜，在政变消息核实之后立即从金边撤走了自己的外交官。在平壤的苏联官员对此很不以为然，对北朝鲜外交部说：你们这么金边撤走外交官的做法是错误的，“你们一旦撤回外交人员，要想再回去，就很被动很难了。”
苏联人的话传给了金日成首相。自50年代以来，他同西哈努克就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对亲王所奉行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非常欣赏。他一听这话，很生气地说：“留在朗诺统治下的柬埔寨，不如离开没有西哈努克的柬埔寨！”
这时候，发生在地球另外一端的一件事传到了北京，令西哈努克大为感慨。
金边政变之后，柬驻古巴大使要求面见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亚。柬、古两国一直是友好国家，因而会见一开始，气氛是十分融洽的，朋友般的问候与祝愿令双方都感到亲切。
然后，会见进入正题。外交部长对柬埔寨大使说：“得知贵国发生了政变，我们感到非常遗憾。”部长摇着头说，“我想知道，你是否将站在西哈努克亲王的一边进行战斗？”
“不。”柬埔寨大使赶紧摇头，“他被赶下台了，而且人人都支持朗诺。”
劳尔？罗亚顿时勃然变色。没等大使反应过来，他便指着大使大声吼道：“你，立即滚出我的办公室！别再玷污了我的椅子。我限你在24小时之内离开哈瓦那。你不仅背叛了西哈努克，而且也丧失了你们柬埔寨人的尊严！”
被骂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柬大使连忙站起身来，仓促告退。他伸出手来，欲像刚才进门一样同外交部长握手，但被劳尔？罗亚断然拒绝。“不，我不再同你握手，而且我还因为在你进来的时候同你握了手而感到遗憾！”
对于柬埔寨驻外大使们来说，每一个人都面临严峻的选择。有的人像驻古巴大使一样，灰溜溜地回国了，而更多的人则是发表声明，坚决站在西哈努克一边，强烈谴责朗诺和施里玛达的政变。当西哈努克的抵抗政府一成立，他们又重新得到任命，继续担任大使，而所在国的政府，对此立即给以承认，并表示了热情的欢迎。
在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并向周恩来表达了他组成抵抗政府愿望的第二天，越南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范文同（PHAMVAN DONG）飞到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