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于中国人、柬埔寨人来讲,越南在印度支那的特殊地理和政治地位都是不可忽视的。美国在越南的陷阱越陷越深,为了急于摆脱这个泥潭,战争不断升级,发生在柬埔寨的政变可以说是这场战争的一个插曲,使本来就非常严峻的局势又增添了复杂的因素。中国支援越南的武器和各种物资,原来可以从水路抵达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再从那里运往东部,转交给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部队。由于亲美的朗诺政权的出现,这条支援线无疑被切断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支援的武器装备只有通过艰难的“胡志明小道”,送到正在第一线同美国人作战的抵抗者们的手中。而这条小道,穿越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个国家的边境地区,需要三国的抵抗力量进行充分的协调与合作。1993年起担任柬埔寨国家第二首相的洪森,当年就曾是进行这种武器物资转运支援的协调军官之一。
对于范文同,西哈努克的个人印象并不怎么好。他觉得,这个看上去面庞清癯、身子瘦弱的人显得有些心事重重,即使是在他发笑之时,都让人感到他强烈的目的性。1955年的万隆会议,范文同也去了,他像周恩来一样,主动地走向亲王,力图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在西哈努克心里,周恩来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大方、温文尔雅,对作为一个小国的柬埔寨相当尊重,但是,范文同则有些不同,在他的风趣和才智之外,他总是急于表明他对柬埔寨没有领土野心,急于进行拥抱,而实际上,两国在传统上的领土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民族意识里,那种对立的观念又怎么可能通过一次握手或者拥抱得以消失?
1964年,西哈努克在访问北京回到金边后发表讲话,说在中国表示向柬埔寨提供援助的同时,越南人也作过同样的表示,但是被他拒绝了。他对范文同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援助。你们只要远远地尊重我们就万幸了。”
后来,西哈努克与范文同又有过多次接触,但遗憾的是两人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1969年胡志明去世,西哈努克亲往河内,参加这位越南传奇领导人的葬礼。这是参加葬礼的惟一的国家元首,越南人对此相当感激。到机场迎接亲王的又是范文同,一见面就以高棉的礼节,双手合十向亲王致意。在河内期间,范文同承担了全程陪同的任务,在此期间,他向西哈努克谈起了他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了他病重的妻子和他对胡志明主席去世的悲伤。越南的其他领导人长征、武元甲、孙德胜等人,对亲王前来吊唁已故的民族英雄表示永志不忘。
在两国领导人紧紧握手表示友好的时候,谁也没有去想,10年之后的1979年,还是这些越南领导人,做出了入侵柬埔寨、扶持一个亲越傀儡政权的决定。
当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从周恩来总理那里得知越南的范文同总理将来北京与他见面的信息时,他立即想到了这将会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由于亲王身在国外,国内的抵抗力量还没有充分建立,反对朗诺政变集团的斗争无疑需要外界、尤其是相邻的越南的大力支持。他相信,反对美国侵略的越南人决不会承认亲美的朗诺政权,凭借越南经过长期战火考验的武装力量,只要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这场即将在北京拉开大幕的战局,就会有一个胜利的前奏。一想到这里,亲王就感到一阵激动。
西哈努克的思绪又转回到范文同身上。
一想起这位越南总理,他就想起半年前的胡志明主席的葬礼。这么多年来,他与这位越南共产党人多次交往,但要算这一次给他的印象最深。当时的葬礼,一片悲伤肃穆的气氛,人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在继任越南党主席职务的黎笋宣读胡志明的长篇遗嘱的时候,会场上有不少人低泣落泪。突然,从站在第一排的领导人行列中,传出了一阵嚎啕大哭,几乎压过了黎笋读遗嘱的声音。有人扭过头,发现是担任总理的范文同,如同孩子一般,泪雨滂沱,悲痛欲绝。这个场面通过电视,传遍了全国,在千千万万越南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回应。人人都为他对胡主席的忠诚而感动,但在外交使团中却引起了私下的非议。不过,就西哈努克而言,以他对范文同的了解,认为他的这种难以抑制的悲伤是发自内心的。就此而论,他认为范文同身上有一种让人感动的真诚。
范文同能在他被废黜后的48小时、也即他抵达北京的24小时后赶来北京同他会晤,自然表明了越南共产党人对他的支持态度,这令他感到兴奋。但是,自从3月18日他从苏联总理口中得知政变的消息后,他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有时候是彻夜不眠。另外,同越南的合作涉及甚广,在同越南总理会谈之前,他必须和他的同事们拟定一个大致的计划和方案,因此,他不可能立即同范文同见面。他估计,范总理到北京后,也还有一系列的事同中国磋商,他们之间的会见只宜安排在几天之后。
于是,出于礼貌,西哈努克主动地给越南总理打电话,向他致意。第二天,也就是3月21日,范文同给西哈努克住所来了电话,听到了莫尼克公主的声音。一向以清苦严肃著称的这位越南共产党人,在电话里再次赞颂了亲王夫人的漂亮,然后用很坚决的声音告诉公主:越南军队可以在24小时之内帮助西哈努克夺回权力。
此话自然传给了西哈努克。亲王决定:邀请越南总理第二天到他的住所共进早餐,然后举行会谈。
3月22日清晨,范文同如约来到钓鱼台国宾馆。他和西哈努克一见面,便紧紧握手。范文同说:“我们从此是战友了。我们对您参加到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阵营里来感到骄傲。”
在金边政变之前,西哈努克已于头年恢复了同美国的外交关系,但是,两国间早已没有了亲密来往。由于亲王同情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因此被美国人称作“红色亲王”或者“粉红色亲王”,但毕竟他没有亲身投入战斗。现在,一场政变,使西哈努克成了直接站在最前沿的反美斗士。
早餐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两人简单谈起了过去他们共同经历的许多往事,谈起了他们都认识的一些朋友甚至敌人,虽然两人都没有接触关键性的话题,但双方都清楚,这是在为他们接下来将要进行的会谈创造氛围。
早饭一过,两位领导人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开始了关系到整个印度支那战争进程的会谈。“我们严厉谴责朗诺的政变,认为这是一场由美国人策划的阴谋。我们一如既往地承认亲王的合法地位,并且坚决支持由亲王领导的反对美国侵略和金边傀儡政权的斗争。”
范文同开宗明义,直接谈了越南领导层对将在柬埔寨开展的武装斗争的看法。他同时言明,他已经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中国总理向他保证,中国将继续支持包括由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反美侵略斗争。
“我对范总理和越南人民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西哈努克说,“金边发生的政变,既是朗诺一施里玛达集团想夺取国家政权的野心的暴露,同时也是美国人为了扩大越南战争的一次阴谋。我有决心进行一场正义斗争,并且已经得到了苏联和中国领导人的坚决支持。现在,我又得到了您和您的政府的支持,我更加坚定了信心。”
“我们同美国的战争已经进行好几年了,并且一直得到亲王的同情和支持。现在,您领导的斗争刚刚开始,我们希望亲王坦率的提出要求,看看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范文同说。
“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斗争的方式问题。”亲王说道,“研究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决定成立一个民族阵线,开展武装斗争。”
范文同鼓励地看着亲王,没有插话。
“您知道,朗诺控制了整个军队。我要开展武装斗争的话,显然需要一大批我们自己的战士。当前我感到最急迫的,就是军事教官,为我们训练部队。”西哈努克停了停,接着说:“在人力方面,我们并不缺乏,只要我振臂一呼,我相信人民会揭竿而起,站在我这一边。我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提出请他们援助的问题,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武器的供应没有问题。我们缺乏的是有作战经验的干部。我们两国的地理环境基本相同,在这种土地上作战,你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训练有素的干部。”亲王说完,望着越南总理。他认为他已经把他的要求明白无误地提出了。他期待着范文同的回答。
范文同点点头,表示同意亲王的说法。
“我会转告武元甲将军,可以派出几千名最优秀的干部给你们。”范文同说,“我们正在考虑是否成立一个顾问机构,专门为柬埔寨的斗争提供军事和技术干部。同时。”范文同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词句。“你也可以利用已经开始反对朗诺集团的柬埔寨国内的武装力量,把他们看成是你的民族阵线的组成部分。”
西哈努克明白越南总理的所指。自1968年以来,以波尔布特、乔森潘等与越南共产党人有密切关系的柬埔寨革命者们,就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之后,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不过,当时他们的矛头所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西哈努克。他们被称作“红色高棉”(KHMER ROUGE)。
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范文同、周恩来都非常清楚,新的形势已经使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美国和朗诺集团。丛林里的红色高棉将成为亲王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不过,范文同没有告诉亲王,与他同机从越南来到北京的,就有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在这个时候,他几乎还默默无闻,五年之后则名震天下,在柬埔寨开创了一个时代。
以开展秘密斗争为个人最大特点的波尔布特,在范文同与西哈努克会谈时,在北京的某个胡同里,盯着一张放大了的柬埔寨地图,开始谋划他政治生涯中一个新阶段的蓝图。
3月22日这天西哈努克和越南总理范文同的会谈是历史性的。印度支那三国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斗争,由此进入一个新时期。西哈努克同意范文同的提议:尽快召开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
第二节 北京成为第二故乡亲王结下生死之交(1)
周恩来握着西哈努克的手说,“中国的力量有限,但是我们对柬埔寨人民和亲王的斗争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西哈努克在北京召集了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停了停,说:“您有资格当共产党。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人吧。”向来率直的邓小平明确表达了中国的基本立场:“我们一贯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霸权主义、反对越南侵略的斗争。”
西哈努克在北京建立抵抗政府
如果说,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飞机上,西哈努克还曾想过利用苏联作为他所领导的抵抗政府的一个指挥中心的话,那么,一个月之后,他已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因为失去了祖国而变得分外敏感的西哈努克来说,民族自尊心与对他国家元首地位的尊重与否,成为他尤其关注的问题,否则,他宁可退出政治漩涡,隐居流亡。
朗诺政变之后,虽然柯西金总理当面向他保证,苏联将给他以坚决支持,可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从金边撤走自己的大使,以示对政变当局的抵制的时候,苏联人却留了下来。他们还劝北朝鲜的外交官,不要轻率地撤离金边。苏联人的这种暧昧态度使西哈努克想起了五年前发生在他和苏联人之间的一件事。
1965年,西哈努克应邀访问中国、北朝鲜、苏联、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的时间和日程是完全根据东道国的安排拟定的。在亲王访问完平壤后,下一站将是莫斯科。即将动身之际,苏联驻平壤的大使来见亲王,手里拿出一张从莫斯科拍来的电报,说:由于苏联领导人在原定访问期间“突然很忙”,因此要亲王把访问时间推迟,至于推迟到什么时候,则只字未提。对西哈努克而言,苏联虽是大国,但这么不尊重一个国家的元首,已经是一种粗暴的行为了。结果,他一句话未说,也不曾要苏联人对此做出什么解释,连同他对余下国家的访问统统取消,直接回了金边。
这件事波澜不大,但却给西哈努克留下了极深的痕迹。他常常自问:苏联人靠得住吗?现在,有国难归的他将要在国外组成一个抵抗政府。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上,哪里才是一个理想之处,来设立他的抵抗政府中心呢?
环顾茫茫世界,寻遍斑斓地图,他的目光最后只能落在他的可靠邻邦中国的版图之上。他征询他的同事、顾问和随员们的意见,得到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回答:这是世界上最适合的抵抗政府中心。
一向老成持重、素为西哈努克看重的宾努亲王说,中国人口众多,自己并不富裕,但是,这些年在援助柬埔寨的过程中却一直表现得慷慨大度,而且谦虚周到。宾努很感慨地说:“我们是在接受他们的援助,可是,反倒让人感到我们接受这些援助是在帮他们的忙。”
“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外国首都组成抵抗政府,我们的尊严能否得到全面的尊重。”西哈努克说。
“我认为,中国人在这方面是不成问题的。”宾努亲王说,“他们很注意顾及别人的尊严,惟恐什么地方不周到而引起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