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亲王情系中南海！中柬友谊源流长(11)
有了中国和印度支那另外两个国家的支持，国内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又表示拥护他领导一个抵抗运动，另外他还接连不断地收到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或领导人对他的道义和政治上的声援，这样一来，西哈努克原来担忧的外部环境基本得到了保障。现在，他开始着手建立他抵抗运动的核心――民族团结政府。
五月初，西哈努克在北京召集了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是柬埔寨境内的武装抵抗力量的领导人――即红色高棉的首脑和海外的柬埔寨爱国者们组成的。大会的结果是诞生了四项决定：拟定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推行西哈努克担任统一阵线的主席；选出了由11人组成的统一阵线政治局；任命了以宾努亲王为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仔细研究当年这份第一届民族团结政府的名单，是一件很有历史意味的事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受到了清洗，有的在监狱里结束了生命，有的则远走他乡，但也有的至今仍活跃在柬埔寨政坛，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
在这份名单上，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成员有12人。首相宾努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在60年代就曾担任过首相，颇具威望，是西哈努克的密友和高级顾问；前驻开罗大使沙林察，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前外交大臣秀木，担任财政大臣；前驻莫斯科大使谢桑，任司法大臣；曾担任西哈努克私人秘书的周成，担任特别使命大臣。内阁成员中，引人注目的有两位将军：曾任过国防大臣的杨森安少将，和曾担任过武装部队参谋长与空军司令的努呼中将。36岁的江裕朗，在此之前，是驻塞内加尔大使，这次担任人民教育和青年大臣，十几年后，他担任民柬政府驻北京大使，中国的广播电视中时有露面，中国人对他并不陌生。
内阁成员之中，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一宣布仍然使人感慨顿生的，是三位一直在国内从事武装斗争的柬埔寨前议员――乔森潘、胡荣、符宁。三人自50年代后期便是柬埔寨左翼思潮的代表人物，颇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拥戴。现在，他们从丛林中走进了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可谓是从地下转入了公开。40岁的乔森潘被任命为国防大臣；41岁的符宁担任了新闻、宣传大臣；42岁的胡荣成为内政、乡村改革与合作社大臣。
当这三位被称作“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名字公布之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曾经反对西哈努克政权的武装斗争，被历史又引导进了西哈努克的阵营，成为反对朗诺政权的有生力量。当年被通缉、被逮捕的人物，成为今日抵抗政府的实力大臣。
据说，西哈努克在同乔森潘握手时说：“让我们忘了过去吧！”乔森潘很沉静地看着他当年的对手，说：“亲王，我一直是在您的领导下工作的人，我今后会为我们的国家尽我的义务。”
他当然不会提及往事。当年，西哈努克为了争取这位在青年中颇有影响的议员，曾赠送他一辆梅塞德斯高级轿车，可是却被乔森潘当场拒绝了。他依然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金边走街穿巷，宣传他的革命真理。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这个内阁中的两个特征：相当年轻，平均年龄48岁，正好是西哈努克当年的贵庚；文化程度相当高，基本全到国外留过学，受到过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与后来的洪森政权的内阁有天壤之别，他和他的部长们大都只有小学文化。
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1993年担任柬埔寨首相的洪森，主要党派人民党主席的韩桑林，以及议会主席谢兴，当时都是乔森潘所在的“红色高棉”游击队里的下级军官，算得上是反对朗诺的“抵抗战士”。洪森为此被炸瞎了一只眼睛。
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柬埔寨人民反对朗诺集团的武装斗争有了一个合法正式的领导机构。对广大人民来说，西哈努克就意味着政府，就意味着法律，金边的朗诺政府则被看做是一个反叛的政权。
但是，也有人问：既然有了政府，那这个政府怎么不在国内领导斗争，反而在另外一个国家发号施令呢。西方的一些记者甚至直接向西哈努克提问：为什么您不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
西哈努克的一些大臣们认为：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削弱亲王影响的新动向。就西哈努克本人而言，他那种容易冲动的性格常常驱使他立即动身，往南回到自己的祖国，到解放区去，以证明自己的勇敢。但是，他不能这么做。
他很巧妙地回答西方记者说：“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己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回到法国去的。难道有人怀疑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
在关于设在北京的民族团结政府根据地和柬国内的抵抗运动领导的问题上，我查阅了当年的许多资料。我认为，西哈努克回忆录中的几段话对此说得再明白不过。
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的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系设备。
“把事情说得更确切一些，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国内的部分，同在国外的部分是有分工的。这两个部分完全是一个整体。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三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总部的代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换意见时就曾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府才掌握必要的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行使他的职权，以及何时回到国内。来回旅行显然是有困难的。我在外交和情报宣传方面负有责任，而在我现在的根据地，我能把我的任务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诺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主子们是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据地关掉的。”
中国人的支持成了西哈努克同意进行这场艰苦抗战的前提。每一谈到这点，西哈努克就会说：我的人民和我们坚强的抵抗战士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鼓舞的源泉。任何抵抗运动都不可能想象有这样好的条件：中国领导人无条件地给我们创造了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斗争条件。
西哈努克经常奚落地说；要是朗诺？施里玛达和他们的同伙能预见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也许可能会改变他们发动政变的时间表吧！
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当时的“反帝路”开始处理公务。这里曾是法国人的公使馆，后来改成友谊宾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所使用的是这里的科学会堂。北京刚刚将它整修一新，并添加了一些建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政府为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提供了一批男女服务员，一批技艺精湛的厨师，一套秘书班子、办公室职员，一个大型车队。这里还有几位经验丰富的花工，有一个运动中心，有专设的放映室。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柬埔寨人享有中国的完全尊重。
蓝天红日之下，印有高棉民族象征吴哥窟图案的柬埔寨国旗在微风中徐徐飘扬。虽然这是在中国的领土之上，但是，任何中国官员，包括周恩来总理，要想进入这个抵抗政府的所在地，都要严格遵循礼宾程序。对抵抗政府的官员们来说，进到这个地方，就如同到了柬埔寨自己的土地，国家的主权在法律、精神和事实上，都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和尊重。
作为抵抗政府主席的西哈努克，虽然天天居住在北京，但是，任何时候他都受到一个国家元首的崇高礼遇。北京的外交场合上，西哈努克从来都是作为最高规格的客人，同中国主要领导人坐在一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同亲王亲密交谈、会心微笑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1990年，西哈努克在他的一本书里，把在北京的生活描写为“金色的流亡”（GOLDENEXILE）。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亲王夫妇与中国人民之间结下的友谊。
1971年1月，西哈努克从钓鱼台国宾馆迁至东交民巷15号居住，随同迁往那里的有一个完整的服务班子，北京国宾车队的赵成龙、张舍英等几位司机也随同前往，为亲王服务。
自民柬政府成立以后，西哈努克的活动明显增加，各种外事往来也越加频繁。担任西哈努克轿车司机的赵成龙经常拉着亲王到驻北京的非洲、亚洲、东欧等许多国家的使馆去拜会、谈判，参加各种外交应酬。赵成龙成了与亲王朝夕相处的人，每天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多次赢得西哈努克和夫人的赞赏。一次，赵成龙拉着西哈努克夫妇到首都剧场观看演出，刚进剧场，莫尼克公主就感到头晕，坐在贵宾室里靠椅而息，无法入场。由于没有带保健大夫，公主的身体一时很难恢复。司机立即离开，赶回住所取药。当公主服下药后，精神随即转好，不仅看完了演出，而且还同西哈努克一道上台向演员们献了花篮，并与主要演员合影留念。
“西哈努克亲王认为我们不仅是他的司机，而且还是他的助手。”多年后赵成龙还回忆道，“许多事情都是我们直接替他办了。亲王与我们的关系也相处得非常融洽，每次在院子里相见，亲王和公主总是主动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您好！’‘早上好！’或者‘晚安！’每次他们离开北京去外地，也总要特别向我们告别。”
赵成龙在为西哈努克亲王服务期间，外地老家的养母病重。赵成龙从小由养母抚养，有着很深的感情。养父打来电报，要赵成龙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一趟。可是，当时严格的外事纪律要求司机们不能请假。赵成龙只寄了些钱回家。不久，养母去世了，养父为赵成龙在养母临终前也不赶回家见上一面感到生气。悲痛的老赵只有抹着泪水，给养父写信道：“尽忠不能尽孝，忠孝不能两全，我在这里向养母和养父谢罪了！”
20年后，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返回金边。在机场上，他特意把陪同他回国的中国驻柬外交代表傅学章介绍给前来迎接他的各位权贵和外国使节。上汽车的时候，他拉着傅代表的手又说：“今天让我想到20年前，在我国发生政变后我到中国时您的国家对我的巨大支持……”
毛泽东对亲王说：“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与他过去来访有所不同的是，西哈努克没有立即见到老朋友毛泽东。但他见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他完全理解中国领导人的繁忙与困境，也理解了他们所要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
毛泽东此时正处于他政治生涯和权力的巅峰，在许多中国人的眼里，他已不仅仅是人民的领袖，他成了具有非凡魅力的神。
通过已显得削瘦的周恩来，他几乎一字不漏地得到了毛泽东的口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尊重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作出的任何决定。由于金边发生了政变，如果他决定就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国将对他的这个决定予以配合；但要是西哈努克亲王不接受金边的政变，决定领导一场民族反美抵抗运动以解放柬埔寨的话，中国将予以全力支持，除了军队之外，为他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以使他的正义爱国斗争能够胜利。只要这场斗争坚持下去，亲王一定能取得成功。”
但周恩来又同时对他讲了毛主席的一段忠告：“应当让亲王意识到，这场斗争可能是漫长而艰苦的，有时候难免会遇到挫折。在作出最后的决定之前，所有的问题都要认真考虑到。一旦投入到了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亲王就不能再放弃退缩；他应当知道，他肯定会遇到想要放弃斗争的困境。所以，亲王不要着急，一定要慎重考虑到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然后才下最后的决心。”
其实，在到达机场、看到所有的中国高级官员与几乎所有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在机场迎接他这个被废黜的国家元首时，他心里就暗暗下了决心，决不服从政变带来的命运，一定要同叛臣逆子们战斗下去！
毛泽东的话使他感到，任何时候，他的背后都有一个中国。
1970年4月30日晚，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发表演说，宣布美国军队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为了保护我们在越南的人员，为了保证我们撤军和越南计划获得成功，我断定现在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尼克松所说的这个行动，就是下令让美国在越南的军队和南越军队联合进入柬埔寨境内，向美国认为的指挥共产党在南越的全部军事活动的总部所在地鱼钩地区发起攻击。
美国的B-52高空轰炸机开始飞临柬埔寨领空，将成吨成吨的炸弹投向绿树丛中的村庄和小镇，美国和南越联合部队踏上柬埔寨领土，追杀他们所认定的“共产党军队”。
就在尼克松发表声明的24小时后，西哈努克被邀参加中国官方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会。在天安门城楼的会客室里，他见到了毛泽东。
五月初，西哈努克在北京召集了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是柬埔寨境内的武装抵抗力量的领导人――即红色高棉的首脑和海外的柬埔寨爱国者们组成的。大会的结果是诞生了四项决定：拟定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推行西哈努克担任统一阵线的主席；选出了由11人组成的统一阵线政治局；任命了以宾努亲王为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仔细研究当年这份第一届民族团结政府的名单，是一件很有历史意味的事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受到了清洗，有的在监狱里结束了生命，有的则远走他乡，但也有的至今仍活跃在柬埔寨政坛，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
在这份名单上，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成员有12人。首相宾努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在60年代就曾担任过首相，颇具威望，是西哈努克的密友和高级顾问；前驻开罗大使沙林察，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前外交大臣秀木，担任财政大臣；前驻莫斯科大使谢桑，任司法大臣；曾担任西哈努克私人秘书的周成，担任特别使命大臣。内阁成员中，引人注目的有两位将军：曾任过国防大臣的杨森安少将，和曾担任过武装部队参谋长与空军司令的努呼中将。36岁的江裕朗，在此之前，是驻塞内加尔大使，这次担任人民教育和青年大臣，十几年后，他担任民柬政府驻北京大使，中国的广播电视中时有露面，中国人对他并不陌生。
内阁成员之中，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一宣布仍然使人感慨顿生的，是三位一直在国内从事武装斗争的柬埔寨前议员――乔森潘、胡荣、符宁。三人自50年代后期便是柬埔寨左翼思潮的代表人物，颇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拥戴。现在，他们从丛林中走进了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可谓是从地下转入了公开。40岁的乔森潘被任命为国防大臣；41岁的符宁担任了新闻、宣传大臣；42岁的胡荣成为内政、乡村改革与合作社大臣。
当这三位被称作“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名字公布之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曾经反对西哈努克政权的武装斗争，被历史又引导进了西哈努克的阵营，成为反对朗诺政权的有生力量。当年被通缉、被逮捕的人物，成为今日抵抗政府的实力大臣。
据说，西哈努克在同乔森潘握手时说：“让我们忘了过去吧！”乔森潘很沉静地看着他当年的对手，说：“亲王，我一直是在您的领导下工作的人，我今后会为我们的国家尽我的义务。”
他当然不会提及往事。当年，西哈努克为了争取这位在青年中颇有影响的议员，曾赠送他一辆梅塞德斯高级轿车，可是却被乔森潘当场拒绝了。他依然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金边走街穿巷，宣传他的革命真理。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这个内阁中的两个特征：相当年轻，平均年龄48岁，正好是西哈努克当年的贵庚；文化程度相当高，基本全到国外留过学，受到过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与后来的洪森政权的内阁有天壤之别，他和他的部长们大都只有小学文化。
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1993年担任柬埔寨首相的洪森，主要党派人民党主席的韩桑林，以及议会主席谢兴，当时都是乔森潘所在的“红色高棉”游击队里的下级军官，算得上是反对朗诺的“抵抗战士”。洪森为此被炸瞎了一只眼睛。
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柬埔寨人民反对朗诺集团的武装斗争有了一个合法正式的领导机构。对广大人民来说，西哈努克就意味着政府，就意味着法律，金边的朗诺政府则被看做是一个反叛的政权。
但是，也有人问：既然有了政府，那这个政府怎么不在国内领导斗争，反而在另外一个国家发号施令呢。西方的一些记者甚至直接向西哈努克提问：为什么您不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
西哈努克的一些大臣们认为：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削弱亲王影响的新动向。就西哈努克本人而言，他那种容易冲动的性格常常驱使他立即动身，往南回到自己的祖国，到解放区去，以证明自己的勇敢。但是，他不能这么做。
他很巧妙地回答西方记者说：“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己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回到法国去的。难道有人怀疑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
在关于设在北京的民族团结政府根据地和柬国内的抵抗运动领导的问题上，我查阅了当年的许多资料。我认为，西哈努克回忆录中的几段话对此说得再明白不过。
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的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系设备。
“把事情说得更确切一些，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国内的部分，同在国外的部分是有分工的。这两个部分完全是一个整体。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三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总部的代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换意见时就曾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府才掌握必要的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行使他的职权，以及何时回到国内。来回旅行显然是有困难的。我在外交和情报宣传方面负有责任，而在我现在的根据地，我能把我的任务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诺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主子们是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据地关掉的。”
中国人的支持成了西哈努克同意进行这场艰苦抗战的前提。每一谈到这点，西哈努克就会说：我的人民和我们坚强的抵抗战士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鼓舞的源泉。任何抵抗运动都不可能想象有这样好的条件：中国领导人无条件地给我们创造了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斗争条件。
西哈努克经常奚落地说；要是朗诺？施里玛达和他们的同伙能预见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也许可能会改变他们发动政变的时间表吧！
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当时的“反帝路”开始处理公务。这里曾是法国人的公使馆，后来改成友谊宾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所使用的是这里的科学会堂。北京刚刚将它整修一新，并添加了一些建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政府为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提供了一批男女服务员，一批技艺精湛的厨师，一套秘书班子、办公室职员，一个大型车队。这里还有几位经验丰富的花工，有一个运动中心，有专设的放映室。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柬埔寨人享有中国的完全尊重。
蓝天红日之下，印有高棉民族象征吴哥窟图案的柬埔寨国旗在微风中徐徐飘扬。虽然这是在中国的领土之上，但是，任何中国官员，包括周恩来总理，要想进入这个抵抗政府的所在地，都要严格遵循礼宾程序。对抵抗政府的官员们来说，进到这个地方，就如同到了柬埔寨自己的土地，国家的主权在法律、精神和事实上，都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和尊重。
作为抵抗政府主席的西哈努克，虽然天天居住在北京，但是，任何时候他都受到一个国家元首的崇高礼遇。北京的外交场合上，西哈努克从来都是作为最高规格的客人，同中国主要领导人坐在一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同亲王亲密交谈、会心微笑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1990年，西哈努克在他的一本书里，把在北京的生活描写为“金色的流亡”（GOLDENEXILE）。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亲王夫妇与中国人民之间结下的友谊。
1971年1月，西哈努克从钓鱼台国宾馆迁至东交民巷15号居住，随同迁往那里的有一个完整的服务班子，北京国宾车队的赵成龙、张舍英等几位司机也随同前往，为亲王服务。
自民柬政府成立以后，西哈努克的活动明显增加，各种外事往来也越加频繁。担任西哈努克轿车司机的赵成龙经常拉着亲王到驻北京的非洲、亚洲、东欧等许多国家的使馆去拜会、谈判，参加各种外交应酬。赵成龙成了与亲王朝夕相处的人，每天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多次赢得西哈努克和夫人的赞赏。一次，赵成龙拉着西哈努克夫妇到首都剧场观看演出，刚进剧场，莫尼克公主就感到头晕，坐在贵宾室里靠椅而息，无法入场。由于没有带保健大夫，公主的身体一时很难恢复。司机立即离开，赶回住所取药。当公主服下药后，精神随即转好，不仅看完了演出，而且还同西哈努克一道上台向演员们献了花篮，并与主要演员合影留念。
“西哈努克亲王认为我们不仅是他的司机，而且还是他的助手。”多年后赵成龙还回忆道，“许多事情都是我们直接替他办了。亲王与我们的关系也相处得非常融洽，每次在院子里相见，亲王和公主总是主动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您好！’‘早上好！’或者‘晚安！’每次他们离开北京去外地，也总要特别向我们告别。”
赵成龙在为西哈努克亲王服务期间，外地老家的养母病重。赵成龙从小由养母抚养，有着很深的感情。养父打来电报，要赵成龙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一趟。可是，当时严格的外事纪律要求司机们不能请假。赵成龙只寄了些钱回家。不久，养母去世了，养父为赵成龙在养母临终前也不赶回家见上一面感到生气。悲痛的老赵只有抹着泪水，给养父写信道：“尽忠不能尽孝，忠孝不能两全，我在这里向养母和养父谢罪了！”
20年后，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返回金边。在机场上，他特意把陪同他回国的中国驻柬外交代表傅学章介绍给前来迎接他的各位权贵和外国使节。上汽车的时候，他拉着傅代表的手又说：“今天让我想到20年前，在我国发生政变后我到中国时您的国家对我的巨大支持……”
毛泽东对亲王说：“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与他过去来访有所不同的是，西哈努克没有立即见到老朋友毛泽东。但他见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他完全理解中国领导人的繁忙与困境，也理解了他们所要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
毛泽东此时正处于他政治生涯和权力的巅峰，在许多中国人的眼里，他已不仅仅是人民的领袖，他成了具有非凡魅力的神。
通过已显得削瘦的周恩来，他几乎一字不漏地得到了毛泽东的口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尊重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作出的任何决定。由于金边发生了政变，如果他决定就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国将对他的这个决定予以配合；但要是西哈努克亲王不接受金边的政变，决定领导一场民族反美抵抗运动以解放柬埔寨的话，中国将予以全力支持，除了军队之外，为他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以使他的正义爱国斗争能够胜利。只要这场斗争坚持下去，亲王一定能取得成功。”
但周恩来又同时对他讲了毛主席的一段忠告：“应当让亲王意识到，这场斗争可能是漫长而艰苦的，有时候难免会遇到挫折。在作出最后的决定之前，所有的问题都要认真考虑到。一旦投入到了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亲王就不能再放弃退缩；他应当知道，他肯定会遇到想要放弃斗争的困境。所以，亲王不要着急，一定要慎重考虑到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然后才下最后的决心。”
其实，在到达机场、看到所有的中国高级官员与几乎所有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在机场迎接他这个被废黜的国家元首时，他心里就暗暗下了决心，决不服从政变带来的命运，一定要同叛臣逆子们战斗下去！
毛泽东的话使他感到，任何时候，他的背后都有一个中国。
1970年4月30日晚，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发表演说，宣布美国军队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为了保护我们在越南的人员，为了保证我们撤军和越南计划获得成功，我断定现在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尼克松所说的这个行动，就是下令让美国在越南的军队和南越军队联合进入柬埔寨境内，向美国认为的指挥共产党在南越的全部军事活动的总部所在地鱼钩地区发起攻击。
美国的B-52高空轰炸机开始飞临柬埔寨领空，将成吨成吨的炸弹投向绿树丛中的村庄和小镇，美国和南越联合部队踏上柬埔寨领土，追杀他们所认定的“共产党军队”。
就在尼克松发表声明的24小时后，西哈努克被邀参加中国官方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会。在天安门城楼的会客室里，他见到了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