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亲王情系中南海！中柬友谊源流长(15)
在西哈努克夫妇逗留于柬埔寨解放区，视察抵抗运动局势的时候，3月10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起用在文革初期被打倒、被放逐到江西劳动的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毛泽东起用邓小平的决策，是费了一二年时间思考才作出的。林彪垮台，对毛泽东是一个巨大刺激。他公开接受林彪的吹捧，并亲自选定林彪为自己的接班人，而这位“接班人”居然准备对他痛下毒手，最后逃之夭夭，死于非命，他的威信无疑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惨痛的教训使他多少有所触动。他重用的江青等人，只会造反、破坏、整人，并不是平安天下、治国安邦之才，而真正能治理国家的人才，还是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反复权衡利弊，毛泽东下了决心。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决定后，大喜过望，但他强抑住激动，仔细地思考起这件事的具体办理方法来。他认为，邓小平回北京的日子，还应当等上一个时期。
在处理国内问题上，再一次显示出周恩来如同处理国际问题一样的巧妙、及时、稳妥。过早提出启用邓小平的问题，说不定会适得其反，而太晚，又成了马后炮。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周恩来早已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不是一年不如一年，而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就是钢铁铸就的人，也经不起超负荷的运转了。但国家的大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江青这样的人手里，能代替他继续支撑中国这座大厦的人，惟有邓小平。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才难得”，这个评价相当公允。
1973年4月10日，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正式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接下来，就是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给他以实际上的“平反”。
正好在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的第二天，结束视察柬埔寨解放区的西哈努克一行回到了北京。周恩来决定，4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西哈努克亲王，请邓小平一同作陪。
4月13日那天晚上，当周恩来和邓小平陪同着西哈努克并肩步入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国内外的记者纷纷拥上前来，拍摄新闻照片。一开始，人们只注意了西哈努克，想从他脸上看出仆仆风尘或者对获得胜利的信心来。当亲王由周恩来介绍给邓小平的时候，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也吃了一惊。他早就知道，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已经被打倒放逐了，他也绝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这样的场合再次与这位精明强干的中国领导人会面。由于亲王在文革前多次到中国访问，与邓小平有过多次会面，所以算得上是老朋友，一见面双方都显得有些激动，伸手紧紧相握。
宴会厅里摆放着西哈努克从解放区带回来的一些纪念品和照片。当出席宴会的人们走上前来，围着拿着示意棍在柬埔寨地图前介绍国内局势的亲王的时候，有人注意到了站在后面、保持着沉默的邓小平。
邓小平复出的消息随着西哈努克回到北京的报道出现在中国人民眼前。当然，对中国人民而言，它比西哈努克带回的柬埔寨国内的大好局势更令人感到兴奋。
告别中国，告别毛泽东、周恩来
北京的4月正是春光烂漫的季节。人们脱下厚厚的冬装，开始在和煦的轻风和温暖的阳光下展露自己的轻盈。
在民柬政府和柬埔寨民族团结统一阵线北京总部的大楼里，此时洋溢出与气候很适宜的轻快气氛。抵抗武装攻占金边和马德望等大城市，意味着这场战争已经走到了尽头，也意味着从1970年3月开始的流亡生活即将结束。有的人已经着手收拾行装，随时准备回归祖国。
看到国内于攻占金边当天发来的电报，西哈努克十分激动，当即回电，对柬人民和抵抗武装战胜朗诺集团、掀开柬埔寨新的历史篇章表示热烈祝贺。在这份电报中，亲王提到：柬埔寨是世界上第一个打败有史以来最为傲慢的帝国主义、也即美帝国主义的国家。5月1日，西哈努克又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攻占金边的4月17日为柬埔寨国庆节。
在此之前，柬埔寨的国庆为11月9日。1953年，法国结束了在柬埔寨的殖民统治，在这天全部撤出了它在柬的所有武装部队，将国家的所有权力交给了柬埔寨人民。西哈努克由于在争取独立中的功绩，被人称作“独立之父”，每一年的11月9日，西哈努克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
但昔日的荣光为新的辉煌取代了。因为“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首都金边光荣地被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解放的日子”。“这是柬埔寨两千年历史的最伟大、最美好和最完全的胜利……因此，4月17日应作为柬埔寨历史和民族生活的最光荣的日子来纪念。”
但驻北京的外国观察家们注意到，西哈努克似乎并不急于回国。攻占金边之日，正是其母哥莎玛王后病重之时。医院里的检查证实，王后已身患绝症，生命去日无多。西哈努克从来对母亲就孝敬尊重，朗诺政变时，哥莎玛王后被困金边，令西哈努克日日牵肠挂肚，经多方努力，才得以使朗诺对王后放行，到北京与儿子团聚。现在，胜利到来，而母亲却难以在王宫里与子民们共同庆贺了，想到这里，亲王不禁热泪盈眶。
当然，西哈努克没有立即返回金边决不仅仅因为母亲的疾病。由于战火甫熄，百废待兴，出于种种考虑，住在金边火车站二楼上的波尔布特没有向亲王发出回国的邀请。但是，无论是红色高棉的领导者们还是普通的柬埔寨人民，人人都在胜利之日想到了亲王，有的人公开找出在朗诺时期藏匿起来的亲王肖像，恭恭敬敬地挂到墙上。
尽管朗诺早已否定了西哈努克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否定了亲王所代表的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在一个君主制实行了上千年的国家，怎么可能让人们在一夜之间就抛开国王王后，进入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之中呢？尽管西哈努克其父去世后，亲王没有再归王位，但是他以亲王身份担任国家元首，在人民心目中，实际上一如他当年担任国王时的情形，所以，西哈努克的画像、红墙黄瓦的王宫，都是君主王权和国家统一的象征，令人们顶礼膜拜。朗诺政变之后，宣布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切断了君主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在笃信王权的人民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国家不再有了统一的象征，奉行千年的权威顷刻之间丧失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注定了朗诺得不到人民支持从而必定垮台的命运。
对于波尔布特等人来说，当然明白西哈努克对于抵抗运动的重要意义。即便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在想到亲王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想到他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朝鲜主席金日成的良好私人关系，同时也想到他在国内政治生活和国际讲坛上其他柬埔寨人不可取代的崇高声望。因此，当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安静的城市之后，他们开始考虑让亲王回到柬埔寨，并在国际上为树立新政权的形象而发挥作用。
由于朗诺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旧政权在国际各类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自然要由新政权取代。8月份，负责外交的英萨利代表新政权参加了在利马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初露头角。但是，人们对于这个政权和代表这个政权的人实在是了解得太少了，而新政权又迫不及待地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因此，在如何组成将于10月召开的第30届联合国大会柬埔寨代表团的问题上，柬共中央委员会有一番热烈的议论，最后决定：由西哈努克代表柬埔寨前往纽约出席大会。
这是柬埔寨新政权在联合国的第一次亮相，关系到国际社会对这个政权的最初印象。按照波尔布特的想法，在联合国大会结束之后，亲王还将到一些对新政权持友好态度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访问。由于西哈努克远在北京，而新政权如何在国际讲坛上展示自己的形象、如何表述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确需要一番反反复复的认真研究；再则，西哈努克对于新政权有些什么看法，他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这次外交使命，对波尔布特等人而言，也是一个急需了解的问题。
为了显示新政权对亲王的尊重和诚意，同时也表示此次使命的重大意义，波尔布特决定派出乔森潘、英萨利夫人英蒂丽前往北京，邀请亲王返回金边。
两位特使在北京亲王的豪华别墅里一讲明来意，西哈努克便毫无犹豫地点头应允，并双手合十向两位特使表示感谢。“这些年来，我朝思暮想回到祖国，回到我热爱的人民中间。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考虑。”停了停，他又说道，“我非常感谢革命组织对我的信任，交给我这样的任务，使我能实实在在地为我国人民做一些事情。我相信我能够圆满地做好这次联合国工作。”
“我们想请亲王尽快动身，早一点回国，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我们的外交政策。”乔森潘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亲王。
“在我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西哈努克很爽快地答应，“只是，我想在回国前，去向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辞行。这些年来，中国给了我们全力支持，我也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
乔森潘和英蒂丽相互对视一眼，彼此都点头表示同意。
当天，西哈努克就收到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答复：同意会见，时间由亲王决定。同时，也邀请乔森潘和英蒂丽参加。
作为东方君主制代表人物的西哈努克和共产党中国两位领袖的特殊友谊，是世人尽知的。自从1955年亲王同周恩来第一次会见起，两个国家的关系一直在稳定地发展。1970年朗诺政变，使两国的关系经受了严峻考验，中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支持弱小国家维护独立和尊严、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严正立场。在北京的许多外交场合上，只要一有机会，周恩来总是要尽可能地邀请西哈努克参加，热情地把他介绍给一些中国的新知故旧。对于西哈努克在中国期间的生活和他外出访问参观等活动，事无巨细，周恩来都要亲自过问，并让人为亲王的外出安排舒适的专列或专机。从1970年西哈努克到中国至1975年亲王离华回柬埔寨的五年中，他访问了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伊拉克、埃及、苏丹、坦桑尼亚、赞比亚、乌干达、索马里等国，全部都是乘座周恩来总理特别为他安排的专机，另外还有一架货运飞机装运亲王在访问中要赠送的礼品。每一次西哈努克出访，周恩来都坚持要亲自到机场送行，归来时又亲自到机场迎接，关怀之情让人感动不已。
1965年亲王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陪同他乘船游览长江。面对滚滚向东而去的江水和两岸壮美秀丽的景色，西哈努克激动不已，写下了《歌唱您，中国》这首歌献给中国人民。八年之后，也即1973年，西哈努克在视察柬解放区回到北京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有600人参加的大型宴会，席间，中国著名的军乐队非常熟练地演奏起了这支曲子。周恩来一听，便停止了进餐，和着乐曲哼了起来，令西哈努克大受感动。后来，西哈努克又在天津谱写了一首题为《中国，我可爱的第二故乡》的曲子，派驻柬民族团结统一阵线的中国代表当即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正陪同几内亚总理在天津访问的周恩来。当天，周恩来便邀请几内亚客人到天津的音乐厅，欣赏亲王的又一杰作。
对周恩来的这番苦心的关怀，亲王焉能体味不出、不感铭在心？现在，当他即将启程回国之际，又怎能忘记向中国的总理道声“谢谢”和“再见”。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身染沉疴，虚弱不堪地躺在医院病床上。几十年来为革命的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已耗尽了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心神。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近十年翻天覆地的浩劫，周恩来在长久地苦撑危局之后，终于累倒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岗位上。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曾代表了一个时代风范的伟大灵魂，即将熄灭沉寂。
当西哈努克、莫尼克公主、宾努亲王、乔森潘以及英蒂丽来到医院时，身穿长袍睡衣的周恩来正倚靠在沙发上闭目休息。在护士的搀扶下，周恩来撑起身子，按柬埔寨礼节一一向人们双手合十致意。
尽管周恩来已经非常疲惫虚弱，但他神志仍一如往常清醒，一双眼睛炯炯闪亮。西哈努克告诉周恩来，他即将返回祖国并代表新政权前往联合国，周总理一听显得十分高兴，连连向亲王表示祝贺。然后，他转向了乔森潘和英蒂丽。
毛泽东起用邓小平的决策，是费了一二年时间思考才作出的。林彪垮台，对毛泽东是一个巨大刺激。他公开接受林彪的吹捧，并亲自选定林彪为自己的接班人，而这位“接班人”居然准备对他痛下毒手，最后逃之夭夭，死于非命，他的威信无疑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惨痛的教训使他多少有所触动。他重用的江青等人，只会造反、破坏、整人，并不是平安天下、治国安邦之才，而真正能治理国家的人才，还是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反复权衡利弊，毛泽东下了决心。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决定后，大喜过望，但他强抑住激动，仔细地思考起这件事的具体办理方法来。他认为，邓小平回北京的日子，还应当等上一个时期。
在处理国内问题上，再一次显示出周恩来如同处理国际问题一样的巧妙、及时、稳妥。过早提出启用邓小平的问题，说不定会适得其反，而太晚，又成了马后炮。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周恩来早已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不是一年不如一年，而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就是钢铁铸就的人，也经不起超负荷的运转了。但国家的大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江青这样的人手里，能代替他继续支撑中国这座大厦的人，惟有邓小平。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才难得”，这个评价相当公允。
1973年4月10日，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正式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接下来，就是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给他以实际上的“平反”。
正好在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的第二天，结束视察柬埔寨解放区的西哈努克一行回到了北京。周恩来决定，4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西哈努克亲王，请邓小平一同作陪。
4月13日那天晚上，当周恩来和邓小平陪同着西哈努克并肩步入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国内外的记者纷纷拥上前来，拍摄新闻照片。一开始，人们只注意了西哈努克，想从他脸上看出仆仆风尘或者对获得胜利的信心来。当亲王由周恩来介绍给邓小平的时候，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也吃了一惊。他早就知道，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已经被打倒放逐了，他也绝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这样的场合再次与这位精明强干的中国领导人会面。由于亲王在文革前多次到中国访问，与邓小平有过多次会面，所以算得上是老朋友，一见面双方都显得有些激动，伸手紧紧相握。
宴会厅里摆放着西哈努克从解放区带回来的一些纪念品和照片。当出席宴会的人们走上前来，围着拿着示意棍在柬埔寨地图前介绍国内局势的亲王的时候，有人注意到了站在后面、保持着沉默的邓小平。
邓小平复出的消息随着西哈努克回到北京的报道出现在中国人民眼前。当然，对中国人民而言，它比西哈努克带回的柬埔寨国内的大好局势更令人感到兴奋。
告别中国，告别毛泽东、周恩来
北京的4月正是春光烂漫的季节。人们脱下厚厚的冬装，开始在和煦的轻风和温暖的阳光下展露自己的轻盈。
在民柬政府和柬埔寨民族团结统一阵线北京总部的大楼里，此时洋溢出与气候很适宜的轻快气氛。抵抗武装攻占金边和马德望等大城市，意味着这场战争已经走到了尽头，也意味着从1970年3月开始的流亡生活即将结束。有的人已经着手收拾行装，随时准备回归祖国。
看到国内于攻占金边当天发来的电报，西哈努克十分激动，当即回电，对柬人民和抵抗武装战胜朗诺集团、掀开柬埔寨新的历史篇章表示热烈祝贺。在这份电报中，亲王提到：柬埔寨是世界上第一个打败有史以来最为傲慢的帝国主义、也即美帝国主义的国家。5月1日，西哈努克又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攻占金边的4月17日为柬埔寨国庆节。
在此之前，柬埔寨的国庆为11月9日。1953年，法国结束了在柬埔寨的殖民统治，在这天全部撤出了它在柬的所有武装部队，将国家的所有权力交给了柬埔寨人民。西哈努克由于在争取独立中的功绩，被人称作“独立之父”，每一年的11月9日，西哈努克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
但昔日的荣光为新的辉煌取代了。因为“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首都金边光荣地被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解放的日子”。“这是柬埔寨两千年历史的最伟大、最美好和最完全的胜利……因此，4月17日应作为柬埔寨历史和民族生活的最光荣的日子来纪念。”
但驻北京的外国观察家们注意到，西哈努克似乎并不急于回国。攻占金边之日，正是其母哥莎玛王后病重之时。医院里的检查证实，王后已身患绝症，生命去日无多。西哈努克从来对母亲就孝敬尊重，朗诺政变时，哥莎玛王后被困金边，令西哈努克日日牵肠挂肚，经多方努力，才得以使朗诺对王后放行，到北京与儿子团聚。现在，胜利到来，而母亲却难以在王宫里与子民们共同庆贺了，想到这里，亲王不禁热泪盈眶。
当然，西哈努克没有立即返回金边决不仅仅因为母亲的疾病。由于战火甫熄，百废待兴，出于种种考虑，住在金边火车站二楼上的波尔布特没有向亲王发出回国的邀请。但是，无论是红色高棉的领导者们还是普通的柬埔寨人民，人人都在胜利之日想到了亲王，有的人公开找出在朗诺时期藏匿起来的亲王肖像，恭恭敬敬地挂到墙上。
尽管朗诺早已否定了西哈努克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否定了亲王所代表的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在一个君主制实行了上千年的国家，怎么可能让人们在一夜之间就抛开国王王后，进入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之中呢？尽管西哈努克其父去世后，亲王没有再归王位，但是他以亲王身份担任国家元首，在人民心目中，实际上一如他当年担任国王时的情形，所以，西哈努克的画像、红墙黄瓦的王宫，都是君主王权和国家统一的象征，令人们顶礼膜拜。朗诺政变之后，宣布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切断了君主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在笃信王权的人民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国家不再有了统一的象征，奉行千年的权威顷刻之间丧失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注定了朗诺得不到人民支持从而必定垮台的命运。
对于波尔布特等人来说，当然明白西哈努克对于抵抗运动的重要意义。即便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在想到亲王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想到他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朝鲜主席金日成的良好私人关系，同时也想到他在国内政治生活和国际讲坛上其他柬埔寨人不可取代的崇高声望。因此，当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安静的城市之后，他们开始考虑让亲王回到柬埔寨，并在国际上为树立新政权的形象而发挥作用。
由于朗诺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旧政权在国际各类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自然要由新政权取代。8月份，负责外交的英萨利代表新政权参加了在利马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初露头角。但是，人们对于这个政权和代表这个政权的人实在是了解得太少了，而新政权又迫不及待地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因此，在如何组成将于10月召开的第30届联合国大会柬埔寨代表团的问题上，柬共中央委员会有一番热烈的议论，最后决定：由西哈努克代表柬埔寨前往纽约出席大会。
这是柬埔寨新政权在联合国的第一次亮相，关系到国际社会对这个政权的最初印象。按照波尔布特的想法，在联合国大会结束之后，亲王还将到一些对新政权持友好态度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访问。由于西哈努克远在北京，而新政权如何在国际讲坛上展示自己的形象、如何表述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确需要一番反反复复的认真研究；再则，西哈努克对于新政权有些什么看法，他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这次外交使命，对波尔布特等人而言，也是一个急需了解的问题。
为了显示新政权对亲王的尊重和诚意，同时也表示此次使命的重大意义，波尔布特决定派出乔森潘、英萨利夫人英蒂丽前往北京，邀请亲王返回金边。
两位特使在北京亲王的豪华别墅里一讲明来意，西哈努克便毫无犹豫地点头应允，并双手合十向两位特使表示感谢。“这些年来，我朝思暮想回到祖国，回到我热爱的人民中间。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考虑。”停了停，他又说道，“我非常感谢革命组织对我的信任，交给我这样的任务，使我能实实在在地为我国人民做一些事情。我相信我能够圆满地做好这次联合国工作。”
“我们想请亲王尽快动身，早一点回国，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我们的外交政策。”乔森潘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亲王。
“在我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西哈努克很爽快地答应，“只是，我想在回国前，去向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辞行。这些年来，中国给了我们全力支持，我也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
乔森潘和英蒂丽相互对视一眼，彼此都点头表示同意。
当天，西哈努克就收到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答复：同意会见，时间由亲王决定。同时，也邀请乔森潘和英蒂丽参加。
作为东方君主制代表人物的西哈努克和共产党中国两位领袖的特殊友谊，是世人尽知的。自从1955年亲王同周恩来第一次会见起，两个国家的关系一直在稳定地发展。1970年朗诺政变，使两国的关系经受了严峻考验，中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支持弱小国家维护独立和尊严、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严正立场。在北京的许多外交场合上，只要一有机会，周恩来总是要尽可能地邀请西哈努克参加，热情地把他介绍给一些中国的新知故旧。对于西哈努克在中国期间的生活和他外出访问参观等活动，事无巨细，周恩来都要亲自过问，并让人为亲王的外出安排舒适的专列或专机。从1970年西哈努克到中国至1975年亲王离华回柬埔寨的五年中，他访问了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伊拉克、埃及、苏丹、坦桑尼亚、赞比亚、乌干达、索马里等国，全部都是乘座周恩来总理特别为他安排的专机，另外还有一架货运飞机装运亲王在访问中要赠送的礼品。每一次西哈努克出访，周恩来都坚持要亲自到机场送行，归来时又亲自到机场迎接，关怀之情让人感动不已。
1965年亲王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陪同他乘船游览长江。面对滚滚向东而去的江水和两岸壮美秀丽的景色，西哈努克激动不已，写下了《歌唱您，中国》这首歌献给中国人民。八年之后，也即1973年，西哈努克在视察柬解放区回到北京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有600人参加的大型宴会，席间，中国著名的军乐队非常熟练地演奏起了这支曲子。周恩来一听，便停止了进餐，和着乐曲哼了起来，令西哈努克大受感动。后来，西哈努克又在天津谱写了一首题为《中国，我可爱的第二故乡》的曲子，派驻柬民族团结统一阵线的中国代表当即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正陪同几内亚总理在天津访问的周恩来。当天，周恩来便邀请几内亚客人到天津的音乐厅，欣赏亲王的又一杰作。
对周恩来的这番苦心的关怀，亲王焉能体味不出、不感铭在心？现在，当他即将启程回国之际，又怎能忘记向中国的总理道声“谢谢”和“再见”。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身染沉疴，虚弱不堪地躺在医院病床上。几十年来为革命的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已耗尽了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心神。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近十年翻天覆地的浩劫，周恩来在长久地苦撑危局之后，终于累倒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岗位上。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曾代表了一个时代风范的伟大灵魂，即将熄灭沉寂。
当西哈努克、莫尼克公主、宾努亲王、乔森潘以及英蒂丽来到医院时，身穿长袍睡衣的周恩来正倚靠在沙发上闭目休息。在护士的搀扶下，周恩来撑起身子，按柬埔寨礼节一一向人们双手合十致意。
尽管周恩来已经非常疲惫虚弱，但他神志仍一如往常清醒，一双眼睛炯炯闪亮。西哈努克告诉周恩来，他即将返回祖国并代表新政权前往联合国，周总理一听显得十分高兴，连连向亲王表示祝贺。然后，他转向了乔森潘和英蒂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