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抒写高峡出平湖！宣告神女确无恙(2)
大水过后，毛泽东改变了原先的先南水北调、三峡计划暗中慢慢设计的思想，他决意要把三峡工程推向国家议事日程。
1954年12月，快下班的林一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几句话后，他挂了电话，立即驱车往汉口火车站赶。一列火车正在上客，可他没有上车的意图，而是径直走向停在那儿的一列专列。
车上会议厢中，坐着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分别与林一山握了握手。
刚坐定，毛泽东就问：“三峡大坝技术是否可行？”
林一山说，如果中央要求早上的话，自己立即与苏联专家联系，凭自己的技术再加苏联专家的指导，是可以完成的。
大概是林一山说得太肯定了，毛泽东不放心，又问了很多问题，林一山一一作了答复。毛泽东这一次是有备而来的。当讲到有一段坝区是片麻岩区时，刘少奇问：“什么是片麻岩？”没等林一山回答，毛泽东抢过去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在片麻岩地区选坝址没有风化问题。”
这次四个人会谈之后，周恩来便按毛泽东的指示照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求派苏联专家来帮助中国修建三峡工程。
技术与专家已不成问题，毛泽东充满了信心。于是，就有了他的在1956年作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毛泽东那样爱沉浸于理想，有人冷静地看现实，便看出了三峡工程的许多问题。他们提出生态环境问题、移民问题、泥沙问题，还有资金、技术水平、设备、航运等等问题。提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问题最多的还是日后持反对意见的李锐。当时他是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他是一个专家，而且头衔不小。三峡问题开始引起国人的关注。李锐提的每一个问题都明显地表明一个事实：他反对三峡工程。
林一山、李锐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们不仅自己著文，还组织拥护自己的专家分别著文反驳对方。林一山的观点是先干流后支流，要建三峡；李锐认为，应该先支流后干流，先不要建三峡。
1956年的这场关于三峡工程之争，就是水电界著名的“林、李之争”。
1958年1月，中共南宁会议。
此次会议是后来进行的“大跃进”运动的预备会。在会议的最后一项毛泽东把三峡问题正式提交政治局讨论。
林一山是必不可少的出席人。毛泽东在讨论三峡问题前，提出把林一山请进会议室。有人说还有一个水利专家叫李锐，他极力反对三峡工程。毛泽东觉得提提反对意见也好，看他说得有没有道理。于是，他指示：立即用专机把李锐接来。
毛泽东接李锐来参加会议，出乎大家的意料。
当李锐在办公室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报时，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让他第二天乘专机经武汉接上林一山一起飞南宁。电报上还写着去南宁的目的是讨论三峡的事情。
聪明的李锐一下子悟出，此次南行一定是为三峡，否则决不会把他和林一山拉到一起的。说心里话，李锐不想去南宁，在当时中央高层大部分热衷三峡工程的时候，他这个反对派处境很不利，这次出门一定凶多吉少。可又不能不去。
他登上了飞机，途经武汉时，飞机接上了林一山。俩人一路无话，直至南宁。
毛泽东没有想到，他的三峡建议首先遭到政治局内部同志的反对，反对态度最明显的就是朱德。
当林、李赶到会议室时，南宁会议已近尾声。
毛泽东劈头就问林一山，“你要讲多长时间？”林一山想都没想便说：“两个小时。”毛泽东又问李锐，李锐回答，“半小时。”
自然是林一山先讲，他讲了不止两小时。李锐话短，可却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不仅朱德等人点头称是，连毛泽东似乎也被打动了。他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李锐动怒，态度甚至有些相反。
发言之后，毛泽东让他俩在三天之内各呈交一份材料，三天后继续讨论。他俩谁也没想到毛泽东会当堂叫他们写“作文”，林一山还好，带了不少材料，还带了一个秘书，李锐除了一个小公文包外，什么都没有。
三天之后，他们都交上了自己的东西。毛泽东看了以后，似乎对李锐的更感兴趣，他指着李锐对其他同志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毛泽东对李锐的态度使人吃惊，连周恩来也不明白是为什么，李锐可是在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反对毛泽东的三峡工程之后又浇了一盆冷水的人呀！
在政治局这样最高层机构中，直接反对毛泽东观点的人不多，而在反对之后，又让毛泽东态度发生转变的，更是史无前例。李锐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会议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三峡建议被否决的说明。
毛泽东转脸对周恩来说：“三峡事情以后交给周恩来管吧。”周恩来以他一贯谦让的态度说：“还是主席管吧。”毛泽东摇摇头笑笑说：“我哪有这么多时间，你每年至少要管四次！”周恩来笑着点点头同意了。
南宁会议，好像李锐的反对派稍占了上风。
两个月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地点选在成都，所以又叫“成都会议”。
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的决议，简称是“三峡决议”，毛泽东在决议草稿上批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八个大字。
李锐参加了会议，他准备再一次据理力争，阻止三峡决议的通过，可当他看到决议的全文时，他似乎觉得没有多少力争的必要了。
三峡决议明摆着是要把三峡工程进行“冷处理”了。会议通过了30多个决议，惟有三峡决议调子异常的冷淡。“不予考虑”的意义非常明显。成都会议是全国进行“大跃进”的号召会，所以有人说，这次会议对三峡是“热背景，冷处理”。
成都会议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在三峡问题上犹豫了。
毛泽东身边的田家英、胡乔木、朱德、薄一波等人的反对态度在这次会议上更加明显。
在这个一切都大呼隆上的年代，三峡工程却非常理智而科学地被搁置下来。
“大跃进”的失败，使中国国内形势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已无暇顾及三峡问题。
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突然向毛泽东请求上三峡工程的事，毛泽东想了半天，不急不慢地说：“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200亿方水，怕不怕？”
以后仍有人提出上三峡工程，都遭到毛泽东的拒绝。
此时的林一山，正在“靠边站”。毛泽东还时常想起他，当听说林一山“倒霉”了后，毛泽东问“能不能站出来”。
1970年2月，林一山“站出来”了，他被召到北京开计划会，而且他要唱这个计划会的主角。
会上，一份厚厚的关于兴建三峡的报告发到每个代表手上。林一山激动不已，他等的就是这一天。可林一山还没来得及笑出声，这份三峡报告突然被全部收回，没有解释。
毛泽东又一次拒绝了三峡工程。
不久，葛洲坝在一片口号声中上了马。然而，毛泽东念念不忘三峡梦，他感伤地对人说道：“将来我死了，三峡修成后，不要忘了在祭中提到我啊！”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带着三峡梦未圆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林一山至今还忘不了毛泽东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你能不能找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
第一个正式文件
1958年1月，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亲自抓三峡工程。毛泽东伸出四个手指头，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来抓三峡工程，一年抓四次。”
1958年2月至3月间，周恩来率中央和地方有关负责人及中外专家100多人察勘了荆江大堤和三峡坝址，并在途中主持了讨论会议。
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率队考察三峡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次会议指出过去曾有过的坝高220米甚至更高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会议第一次明确坝高不超过200米，重庆不能受淹，并确定了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意见》非常审慎地指出，“从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时间约需15至20年。”《意见》明确指出，“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作为中共中央关于三峡问题的第一个文件，《意见》提出了对三峡工程要采取积极准备和论证充分可靠的方针，在全国“大跃进”的非正常气氛中是难能可贵的。
1958年11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完成了《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将正常蓄水位定为200米，并首次推荐了三斗坪坝址。此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又针对一些争论较大的问题，开展了对工程防护、泥沙淤积、坝址选择、水库寿命、船闸、机组等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的深入研究。长委、水电部等200个单位，华罗庚、周培源、张文佑等近万名科研人员参加了这项工程。
半路杀出的“葛洲坝工程”
1958年到1976年，由于“大跃进”运动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三峡工程一度搁浅。富有戏剧意义的是：兀立在长江的第一座大坝不是三峡工程，而是半路杀出的葛洲坝工程。
1969年9月，毛泽东在湖北视察，当时湖北省军政负责人建议毛泽东批准三峡工程。但当时毛泽东认为：国际局势对中国不利，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毛泽东对曾思玉说：“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
稍后，湖北又向中央提出先建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建议。
1970年1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的汇报。林一山出席了会议，不同意先上葛洲坝工程。他认为：葛洲坝工程还只是一个草图，匆匆上马，可能遇到很多始料未及的问题和风险；再者，先建葛洲坝，将使三峡坝区水位抬高20多米，会大大增加将来三峡工程施工难度。
即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认为葛洲坝工程应该上马。同时，周恩来非常审慎地让林一山写了一份表明不同观点的意见书，一并呈交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但是，要准备修改设计。”
1970年12月30日，葛洲坝工地上响起了开工的轰隆声。
葛洲坝工程本着“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针，以群众大会战的方式奋战了两年，由于设计、施工、地质勘测等各方面原因，工程出现重大失误，难以为继。1973年初，周恩来在决定停工的会议上心情沉重地说：“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是要载入党史的……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能太自信。”会后，周恩来起用原长委主任林一山主持技术委员会，停工重行设计。
历经数年曲曲折折，葛洲坝工程终于在80年代陆续建成。一期工程中的2号和3号船闸于1981年6月建成投产；工程规模与2号船闸基本相同的1号船闸，于1988年投入营运。1991年，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第三期工程通过国家正式验收。至此，葛洲坝工程历经20年已全部竣工。
葛洲坝工程实际上成了三峡工程的预演，它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熟悉长江泥沙、深水围堰、大江截流、大规模机械化施工、大型船闸和大型机电设备的设计制造与安装等方面的优秀人才。葛洲坝工程也正在发挥着自身独特而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邓小平：“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尤其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政治运动转到了经济建设上面来。在新的契机面前，冷却了十年的三峡论证又重新摆在党和国家的重大议案里。新一轮的三峡热开始升温了！
1979年，水利部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建议把三峡工程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战略性工程，争取在90年代建成。
同年，规划单位建议三峡坝址选在西陵峡的三斗坪。
同时，李锐与林一山的三峡论争又起。李锐再次上书认为“三峡水库防洪作用有限，而投资过大……国家财力显然难以负担。”林一山初衷不改，要求组织“决策性的讨论，对一些不同意见作出分析判断……”。
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三峡问题再一次成为中国最高决策层的焦点问题。
1980年初，全国计划会议预备会议认为，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不能上马。此时，葛洲坝工程正准备大江截流，专家们都期待着干完葛洲坝工程再接着干三峡工程。因此，他们听到这个传达后，心里很着急，希望中央领导人能听听他们的意见。
3月，新华社记者李永长来到葛洲坝工程，采访了葛洲坝工程工地设计技术负责人魏廷王争。经过多次长谈，魏廷王争向记者介绍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问题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李永长据此写了长篇内部报道，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这篇材料。
1954年12月，快下班的林一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几句话后，他挂了电话，立即驱车往汉口火车站赶。一列火车正在上客，可他没有上车的意图，而是径直走向停在那儿的一列专列。
车上会议厢中，坐着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分别与林一山握了握手。
刚坐定，毛泽东就问：“三峡大坝技术是否可行？”
林一山说，如果中央要求早上的话，自己立即与苏联专家联系，凭自己的技术再加苏联专家的指导，是可以完成的。
大概是林一山说得太肯定了，毛泽东不放心，又问了很多问题，林一山一一作了答复。毛泽东这一次是有备而来的。当讲到有一段坝区是片麻岩区时，刘少奇问：“什么是片麻岩？”没等林一山回答，毛泽东抢过去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在片麻岩地区选坝址没有风化问题。”
这次四个人会谈之后，周恩来便按毛泽东的指示照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求派苏联专家来帮助中国修建三峡工程。
技术与专家已不成问题，毛泽东充满了信心。于是，就有了他的在1956年作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毛泽东那样爱沉浸于理想，有人冷静地看现实，便看出了三峡工程的许多问题。他们提出生态环境问题、移民问题、泥沙问题，还有资金、技术水平、设备、航运等等问题。提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问题最多的还是日后持反对意见的李锐。当时他是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他是一个专家，而且头衔不小。三峡问题开始引起国人的关注。李锐提的每一个问题都明显地表明一个事实：他反对三峡工程。
林一山、李锐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们不仅自己著文，还组织拥护自己的专家分别著文反驳对方。林一山的观点是先干流后支流，要建三峡；李锐认为，应该先支流后干流，先不要建三峡。
1956年的这场关于三峡工程之争，就是水电界著名的“林、李之争”。
1958年1月，中共南宁会议。
此次会议是后来进行的“大跃进”运动的预备会。在会议的最后一项毛泽东把三峡问题正式提交政治局讨论。
林一山是必不可少的出席人。毛泽东在讨论三峡问题前，提出把林一山请进会议室。有人说还有一个水利专家叫李锐，他极力反对三峡工程。毛泽东觉得提提反对意见也好，看他说得有没有道理。于是，他指示：立即用专机把李锐接来。
毛泽东接李锐来参加会议，出乎大家的意料。
当李锐在办公室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报时，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让他第二天乘专机经武汉接上林一山一起飞南宁。电报上还写着去南宁的目的是讨论三峡的事情。
聪明的李锐一下子悟出，此次南行一定是为三峡，否则决不会把他和林一山拉到一起的。说心里话，李锐不想去南宁，在当时中央高层大部分热衷三峡工程的时候，他这个反对派处境很不利，这次出门一定凶多吉少。可又不能不去。
他登上了飞机，途经武汉时，飞机接上了林一山。俩人一路无话，直至南宁。
毛泽东没有想到，他的三峡建议首先遭到政治局内部同志的反对，反对态度最明显的就是朱德。
当林、李赶到会议室时，南宁会议已近尾声。
毛泽东劈头就问林一山，“你要讲多长时间？”林一山想都没想便说：“两个小时。”毛泽东又问李锐，李锐回答，“半小时。”
自然是林一山先讲，他讲了不止两小时。李锐话短，可却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不仅朱德等人点头称是，连毛泽东似乎也被打动了。他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李锐动怒，态度甚至有些相反。
发言之后，毛泽东让他俩在三天之内各呈交一份材料，三天后继续讨论。他俩谁也没想到毛泽东会当堂叫他们写“作文”，林一山还好，带了不少材料，还带了一个秘书，李锐除了一个小公文包外，什么都没有。
三天之后，他们都交上了自己的东西。毛泽东看了以后，似乎对李锐的更感兴趣，他指着李锐对其他同志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毛泽东对李锐的态度使人吃惊，连周恩来也不明白是为什么，李锐可是在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反对毛泽东的三峡工程之后又浇了一盆冷水的人呀！
在政治局这样最高层机构中，直接反对毛泽东观点的人不多，而在反对之后，又让毛泽东态度发生转变的，更是史无前例。李锐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会议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三峡建议被否决的说明。
毛泽东转脸对周恩来说：“三峡事情以后交给周恩来管吧。”周恩来以他一贯谦让的态度说：“还是主席管吧。”毛泽东摇摇头笑笑说：“我哪有这么多时间，你每年至少要管四次！”周恩来笑着点点头同意了。
南宁会议，好像李锐的反对派稍占了上风。
两个月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地点选在成都，所以又叫“成都会议”。
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的决议，简称是“三峡决议”，毛泽东在决议草稿上批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八个大字。
李锐参加了会议，他准备再一次据理力争，阻止三峡决议的通过，可当他看到决议的全文时，他似乎觉得没有多少力争的必要了。
三峡决议明摆着是要把三峡工程进行“冷处理”了。会议通过了30多个决议，惟有三峡决议调子异常的冷淡。“不予考虑”的意义非常明显。成都会议是全国进行“大跃进”的号召会，所以有人说，这次会议对三峡是“热背景，冷处理”。
成都会议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在三峡问题上犹豫了。
毛泽东身边的田家英、胡乔木、朱德、薄一波等人的反对态度在这次会议上更加明显。
在这个一切都大呼隆上的年代，三峡工程却非常理智而科学地被搁置下来。
“大跃进”的失败，使中国国内形势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已无暇顾及三峡问题。
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突然向毛泽东请求上三峡工程的事，毛泽东想了半天，不急不慢地说：“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200亿方水，怕不怕？”
以后仍有人提出上三峡工程，都遭到毛泽东的拒绝。
此时的林一山，正在“靠边站”。毛泽东还时常想起他，当听说林一山“倒霉”了后，毛泽东问“能不能站出来”。
1970年2月，林一山“站出来”了，他被召到北京开计划会，而且他要唱这个计划会的主角。
会上，一份厚厚的关于兴建三峡的报告发到每个代表手上。林一山激动不已，他等的就是这一天。可林一山还没来得及笑出声，这份三峡报告突然被全部收回，没有解释。
毛泽东又一次拒绝了三峡工程。
不久，葛洲坝在一片口号声中上了马。然而，毛泽东念念不忘三峡梦，他感伤地对人说道：“将来我死了，三峡修成后，不要忘了在祭中提到我啊！”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带着三峡梦未圆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林一山至今还忘不了毛泽东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你能不能找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
第一个正式文件
1958年1月，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亲自抓三峡工程。毛泽东伸出四个手指头，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来抓三峡工程，一年抓四次。”
1958年2月至3月间，周恩来率中央和地方有关负责人及中外专家100多人察勘了荆江大堤和三峡坝址，并在途中主持了讨论会议。
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率队考察三峡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次会议指出过去曾有过的坝高220米甚至更高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会议第一次明确坝高不超过200米，重庆不能受淹，并确定了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意见》非常审慎地指出，“从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时间约需15至20年。”《意见》明确指出，“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作为中共中央关于三峡问题的第一个文件，《意见》提出了对三峡工程要采取积极准备和论证充分可靠的方针，在全国“大跃进”的非正常气氛中是难能可贵的。
1958年11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完成了《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将正常蓄水位定为200米，并首次推荐了三斗坪坝址。此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又针对一些争论较大的问题，开展了对工程防护、泥沙淤积、坝址选择、水库寿命、船闸、机组等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的深入研究。长委、水电部等200个单位，华罗庚、周培源、张文佑等近万名科研人员参加了这项工程。
半路杀出的“葛洲坝工程”
1958年到1976年，由于“大跃进”运动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三峡工程一度搁浅。富有戏剧意义的是：兀立在长江的第一座大坝不是三峡工程，而是半路杀出的葛洲坝工程。
1969年9月，毛泽东在湖北视察，当时湖北省军政负责人建议毛泽东批准三峡工程。但当时毛泽东认为：国际局势对中国不利，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毛泽东对曾思玉说：“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
稍后，湖北又向中央提出先建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建议。
1970年1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的汇报。林一山出席了会议，不同意先上葛洲坝工程。他认为：葛洲坝工程还只是一个草图，匆匆上马，可能遇到很多始料未及的问题和风险；再者，先建葛洲坝，将使三峡坝区水位抬高20多米，会大大增加将来三峡工程施工难度。
即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认为葛洲坝工程应该上马。同时，周恩来非常审慎地让林一山写了一份表明不同观点的意见书，一并呈交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但是，要准备修改设计。”
1970年12月30日，葛洲坝工地上响起了开工的轰隆声。
葛洲坝工程本着“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针，以群众大会战的方式奋战了两年，由于设计、施工、地质勘测等各方面原因，工程出现重大失误，难以为继。1973年初，周恩来在决定停工的会议上心情沉重地说：“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是要载入党史的……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能太自信。”会后，周恩来起用原长委主任林一山主持技术委员会，停工重行设计。
历经数年曲曲折折，葛洲坝工程终于在80年代陆续建成。一期工程中的2号和3号船闸于1981年6月建成投产；工程规模与2号船闸基本相同的1号船闸，于1988年投入营运。1991年，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第三期工程通过国家正式验收。至此，葛洲坝工程历经20年已全部竣工。
葛洲坝工程实际上成了三峡工程的预演，它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熟悉长江泥沙、深水围堰、大江截流、大规模机械化施工、大型船闸和大型机电设备的设计制造与安装等方面的优秀人才。葛洲坝工程也正在发挥着自身独特而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邓小平：“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尤其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政治运动转到了经济建设上面来。在新的契机面前，冷却了十年的三峡论证又重新摆在党和国家的重大议案里。新一轮的三峡热开始升温了！
1979年，水利部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建议把三峡工程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战略性工程，争取在90年代建成。
同年，规划单位建议三峡坝址选在西陵峡的三斗坪。
同时，李锐与林一山的三峡论争又起。李锐再次上书认为“三峡水库防洪作用有限，而投资过大……国家财力显然难以负担。”林一山初衷不改，要求组织“决策性的讨论，对一些不同意见作出分析判断……”。
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三峡问题再一次成为中国最高决策层的焦点问题。
1980年初，全国计划会议预备会议认为，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不能上马。此时，葛洲坝工程正准备大江截流，专家们都期待着干完葛洲坝工程再接着干三峡工程。因此，他们听到这个传达后，心里很着急，希望中央领导人能听听他们的意见。
3月，新华社记者李永长来到葛洲坝工程，采访了葛洲坝工程工地设计技术负责人魏廷王争。经过多次长谈，魏廷王争向记者介绍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问题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李永长据此写了长篇内部报道，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这篇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