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抒写高峡出平湖！宣告神女确无恙(5)
各预审组进行了实地考察，召开了预审会议，于1991年5月都提出了预审意见。1991年7月9日至12日，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十个预审组的预审意见。委员们本着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精神，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审议，一致认为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研究和论证程度之深，在国内外是少见的。它是成千上万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长期不辞辛苦、埋头苦干的结晶，也是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反复论证的结果。审查委员会认为，无论赞成的、怀疑的或者不同意的意见，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和治理问题，都是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出发的。这些意见对增加论证深度，改进论证工作以及完善论证结果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对待所有意见都应采取博收其长、吸收合理部分的态度，而不应采取排斥对立的态度。因此，在论证、审查中，对有关部门、地方和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并采纳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审查委员会一致认为，在重新论证基础上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其研究深度已经满足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要求，可以作为国家决策的依据。
1991年8月3日，审查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审查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议国务院尽快决策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1992年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认真审议了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同意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江泽民批示：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
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总书记不久，就来到三峡工程现场考察，并重点了解了长江防洪问题。
江泽民向专家们详细询问了有争议的各项问题后指出，小平同志对三峡工程所作的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
1990年，江泽民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在考虑‘八五’计划时，要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应该未雨绸缪。”这些远见卓识，在1991年的大水之前就已经说出来了，在今天听来，仍如黄钟大吕，不同凡响！
1990年3月，曾经一度是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李伯宁再一次表态，他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和其他委员一起向政协七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的提案。
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对三峡工程一直抱着缓上的态度。这个提案在政协会上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李伯宁又写信给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王任重将此案直接交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并在议案的最后，还附了一句：“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李伯宁等人的议案及王任重的建议促成了中央对三峡工程工作决策的实质性进展。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了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汇报会上，专家们极力陈辞，要求加快三峡工程的步伐。
这次汇报会的直接结果是：成立了由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担任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务委员陈俊生为副主任。所有的委员由各部委和机构的负责人担任。
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的所有论证材料进行全面审查，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报告。在多年来一直争论最大的蓄水位问题上，最终决定最佳方案是175米方案。
175米方案是以重庆市提出的180米方案为基础而修订的。这个方案的最后确定，使三峡工程的论证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1991年，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召开，会上讨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三峡工程，明眼的委员一下子就能看出，调子偏冷，甚至还不如前两届。
李伯宁对此非常不满，他再一次给王任重写信，措词激烈，多少带有一些发泄的性质。王任重立即赴中南海将李伯宁的信转交给江泽民，以后又转给了李鹏和邹家华。
关于三峡工程的论争以正面的方式进入了中南海，最高决策层不能不发表意见了。江泽民批示：“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
中宣部接到这个“下毛毛雨”的批示之后，立即通报首都各大新闻单位，并详细地布置了所要宣传的重点。
三峡工程的正面宣传工作在北京率先兴起。
7月的中国遇上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灾。18个省、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半个中国几乎全被洪水所没。当时，中宣部和水利部的负责同志组织了一大批记者，包租了“天鹅”轮，买好了飞机票，准备赴三峡进行全面采访。因为当时的水灾，所以，这次对三峡大规模采访的行动取消了。
这次的水灾给水利部敲了警钟，三峡工程再不兴建的话，中国将毁于滔滔洪水。中央最高决策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水灾之后，对三峡的宣传由“下毛毛雨”变成了“下中雨”，正面宣传在全国展开。
这一次关于三峡工程的正面宣传是1985年以来的高潮，有人称之为是“东风压倒西风”。
使三峡工程不再成为“风”的是1992年3月的人代会。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提请审查讨论的《三峡决议》被正式通过，争论了近百年的三峡工程问题终于画上了句号。
万里阻止台湾代表发言
1992年，中华大地的春色似乎来得比往年早。3月，翻开各大报纸，篇头导语不是“枝头初绿，大地复苏”就是“猴年早春，万象更新”。
继邓小平南巡之后，给中国人民带来春意的便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在召开之中。
20日上午9点，人民大会堂内国歌奏响，大会开幕。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在主席台上就座。万里委员长主持会议。
在强烈的聚光灯照射中，李鹏身着西装走上讲台，他手里挟着的黑色公文包引人注目，台下2000多名代表的目光随包而动，他们这次要完成的使命都在这包里装着。李鹏是要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人的语调与往常一样平缓而响亮，中国老百姓都熟悉这个声音。突然，李鹏提高了嗓门：“……国务院已经向本次大会提出专门议案，建议将兴建三峡工程引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请审议。”
几乎所有的代表，一听见“三峡”二字便抬起头，前倾身子，场上静极了。而李鹏话音刚，场内一阵喧哗。
不知是什么原因，围在讲台四周的中外记者们突然纷纷离去，无人走动的过道口，出现了黄、白、黑各种肤色的人，他们快速移动脚步，有的走出场，有的可能是在抢新闻。
一直严守纪律的代表们也有些坐不住了，不少人开始小声议论。李鹏还在继续作报告，会场显然不如以前安静了。
李鹏的“请审议”三个字，使各组代表们忙坏了，本着一种对后代负责的态度，他们不看电影，不逛街，关在房间里仔细阅读、讨论会议发下的各种关于三峡的材料。
第一天晚上，大会秘书处发放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这是李鹏写给全国人大的一封信。这封信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兴建三峡？许多代表不理解，更多的老百姓发出疑问。
信中的解释有理有据，不少代表的观点由中立、疑虑开始转向赞成，同时，持反对意见的也大有人在。
这次会议的最大特点就是民主气氛，代表们有话就说，没人追究。
一天下来，人们发现有一个讲话的好去处，那就是临时休息大厅，这里茶水、毛巾、服务人员俱全，是个休息的好地方。
话题还是三峡工程，说话人渐渐分成两派，赞成三峡工程或反对三峡工程，个个理直气壮，一些持中立观点的人听着听着也自行归入两派中。
赞成派里有夸大其词，讲大道理的，反对派里有言语偏激，强烈指责的。
第二天的会议由陈慕华副委员长主持，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作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
他讲的是七个方面的问题。最后，他总结说：“无论赞成的、疑问的或者不同意的意见，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和治理，都是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出发。”话中充满了民主，赞成和反对的代表共同鼓掌。
《三峡工程简介》的电视录像是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为澳大利亚发射卫星的节目之后。卫星没能升空，代表们唏嘘了一番之后，注意力又回到三峡录像上面。
摄像镜头缓缓地、仔细地记录着三峡风貌，解说词从正反两方面对建造三峡工程的必要性进行阐述。
有代表认为，应当是一回事，结果却又是一回事。
3月23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三峡工程论证始末》的第一部分。代表们认为登得及时。
三峡工程的头号反对者李锐，作为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中国能源研究会顾问，他在几天前的《科技导报》上发表了一篇《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的论文引人瞩目，文中说到这么一句话：“周总理说长江出了乱子，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是国家和党的问题。周总理多年管水利，管三峡，尤其是有了三门峡的严重教训后，才讲得如此痛切。”
“三门峡的严重教训”指的是什么？李锐没说。代表们多数读过他的文章，但没有人知道三门峡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三门峡的阴影多少影响了代表们对三峡的信心。
中国新闻界多年来对此守口如瓶，一直没露蛛丝马迹。而3月23日的《光明日报》首次对三门峡的事进行报道，因而，代表们认为《三峡工程论证始末》登得及时。
三门峡之谜终于被下面这段文字解开：
历史上有惨痛的教训：50年代由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仅仅四年就淤塞了库容的62%，由于泥沙淤积严重，上游渭河的水位升高，危及西安，不得不二次改建，降低水库水位后，原来120万千瓦的水电站只能发25万千瓦的电。
对于传得沸沸扬扬的葛洲坝工程，《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也索性作了报道：
原先有经验的专业施工队伍被解散，上万新战士唱着语录歌开上工地。“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与“万人设计，万人审查”的口号声振天响。开工后才发现，葛洲坝下面地质条件不好，有70多层的泥化夹层。在这种“千层饼”上浇筑大坝，是致命的隐患，问题马上暴露出来：施工没有规划，主航道造成交通阻塞；砸烂了“陈规旧律”，混凝土到处是“蜂窝”，坝身出现了86条裂缝……
这篇文章后来也披露，葛洲坝最终以“大团圆”方式结束。在停工22个月以后，工程复工，1990年，葛洲坝工程胜利竣工。
三门峡的失败，葛洲坝悬而又悬的胜利，使代表们不得不慎重地对待三峡问题。三门峡泥沙灾难三峡如何去解决？而泥沙淤积是三峡工程的“癌症”，难以攻克。
国务院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的技术人员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证，论证的理论是从多次实验中得来的。但仍有人坚持认为：实验不是现实。
军事博物馆内，三峡工程小组精心设计了一个三峡工程展览。主上派的所有水利问题专家都集中在这里，他们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穿梭在代表们中间，随时主动为代表们答疑。
代表们知道，这次参观是为审议国务院提交大会的专门议案作准备的。他们不放过一丝一毫了解三峡的机会，好在专家们近在咫尺，随时可学可问。所有的专家也像在给学生讲课那样神情专注，理论深奥，态度严谨。
湖南的一个代表说：“这是一个用心血浇灌出来的展览。如果我投赞成票的话，恐怕不是基于对三峡工程的真正了解，而是基于对这么多专家学者的绝对信任！”
还是在大会的第一天，就有人对李鹏的审议三峡工程提出质疑：为什么三峡工程不由专家最后拍板，而要由人代会表决通过？人代会里的代表真正懂得三峡工程技术的人少得可怜。
与这位湖南代表一样，抱着对多数专家学者的信任而赞成三峡工程的人越来越多。北京一位代表说，三峡工程到了该作出决断的时候了，现在不是争论上还是不上的问题，三峡非上不可，再争下去是耽误时间。
上海一位代表说，三峡工程需要的各种设备由我国自己制造，带动了工业发展，我赞成三峡工程，并愿意承担宣传义务。
一位水利工程师说，葛洲坝的那批建设者们还健在，不过不少有五六十岁了，如果再等，这支队伍就用不上了。
一个代表担心现在公布的570亿静态投资，会不会与将来实际需要悬殊太大。葛洲坝工程一开始报数是13.5亿元，结果硬花了48亿元才算了事。不过他说，与某些代表呼吁要上航空母舰、航天飞机相比，他还是同意先上三峡工程。
相反的意见也有不少。同为北京代表团，另一位代表说，发放下来的三峡文件和说明对不利的因素谈得很少。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作风。热情代替不了冷静的决策，应把三峡工程的利弊都向代表作介绍。
航鹰，天津女作家，知名度不小。她的发言是：“工程问题，国务院决定干就干吧，为什么要通过人代会来表决？如果一定要人大表决，我建议本次大会对这项议案不作表决，等明年的大会再说。如果本次大会一定要表决，我只能弃权。”
反对派中，言词最为激烈的是台湾代表黄顺兴。
早在七届一次人代会上，这位老先生就曾大声疾呼，要求大会设立秘密写票点，以保证选举的民主性。从那以后，每次会议他都是记者们追踪的新闻人物。
关于三峡工程，他提出四点批评意见：一是三峡工作论证人员都是清一色主上派，这种组成缺乏民主化和科学化。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峡工程组在考察三峡时没有通知所有委员，考察组的组成和考察缺乏民主性。三是万里委员长说过，软科学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它只受实践的检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代表们应以委员长的话为戒，慎重投下自己神圣一票。四是与三峡工程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是四川省，因此三峡议案应尊从四川代表的意愿，召开大会充分讨论。
再往后几天的会议，三峡工程问题不再是代表们谈话的热点。就是论及到这个问题，也都是一片赞同之声。
很多人猜想：三峡工程议案一定会成功通过的。
审查委员会一致认为，在重新论证基础上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其研究深度已经满足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要求，可以作为国家决策的依据。
1991年8月3日，审查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审查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议国务院尽快决策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1992年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认真审议了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同意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江泽民批示：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
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总书记不久，就来到三峡工程现场考察，并重点了解了长江防洪问题。
江泽民向专家们详细询问了有争议的各项问题后指出，小平同志对三峡工程所作的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
1990年，江泽民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在考虑‘八五’计划时，要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应该未雨绸缪。”这些远见卓识，在1991年的大水之前就已经说出来了，在今天听来，仍如黄钟大吕，不同凡响！
1990年3月，曾经一度是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李伯宁再一次表态，他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和其他委员一起向政协七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的提案。
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对三峡工程一直抱着缓上的态度。这个提案在政协会上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李伯宁又写信给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王任重将此案直接交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并在议案的最后，还附了一句：“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李伯宁等人的议案及王任重的建议促成了中央对三峡工程工作决策的实质性进展。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了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汇报会上，专家们极力陈辞，要求加快三峡工程的步伐。
这次汇报会的直接结果是：成立了由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担任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务委员陈俊生为副主任。所有的委员由各部委和机构的负责人担任。
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的所有论证材料进行全面审查，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报告。在多年来一直争论最大的蓄水位问题上，最终决定最佳方案是175米方案。
175米方案是以重庆市提出的180米方案为基础而修订的。这个方案的最后确定，使三峡工程的论证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1991年，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召开，会上讨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三峡工程，明眼的委员一下子就能看出，调子偏冷，甚至还不如前两届。
李伯宁对此非常不满，他再一次给王任重写信，措词激烈，多少带有一些发泄的性质。王任重立即赴中南海将李伯宁的信转交给江泽民，以后又转给了李鹏和邹家华。
关于三峡工程的论争以正面的方式进入了中南海，最高决策层不能不发表意见了。江泽民批示：“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
中宣部接到这个“下毛毛雨”的批示之后，立即通报首都各大新闻单位，并详细地布置了所要宣传的重点。
三峡工程的正面宣传工作在北京率先兴起。
7月的中国遇上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灾。18个省、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半个中国几乎全被洪水所没。当时，中宣部和水利部的负责同志组织了一大批记者，包租了“天鹅”轮，买好了飞机票，准备赴三峡进行全面采访。因为当时的水灾，所以，这次对三峡大规模采访的行动取消了。
这次的水灾给水利部敲了警钟，三峡工程再不兴建的话，中国将毁于滔滔洪水。中央最高决策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水灾之后，对三峡的宣传由“下毛毛雨”变成了“下中雨”，正面宣传在全国展开。
这一次关于三峡工程的正面宣传是1985年以来的高潮，有人称之为是“东风压倒西风”。
使三峡工程不再成为“风”的是1992年3月的人代会。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提请审查讨论的《三峡决议》被正式通过，争论了近百年的三峡工程问题终于画上了句号。
万里阻止台湾代表发言
1992年，中华大地的春色似乎来得比往年早。3月，翻开各大报纸，篇头导语不是“枝头初绿，大地复苏”就是“猴年早春，万象更新”。
继邓小平南巡之后，给中国人民带来春意的便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在召开之中。
20日上午9点，人民大会堂内国歌奏响，大会开幕。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在主席台上就座。万里委员长主持会议。
在强烈的聚光灯照射中，李鹏身着西装走上讲台，他手里挟着的黑色公文包引人注目，台下2000多名代表的目光随包而动，他们这次要完成的使命都在这包里装着。李鹏是要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人的语调与往常一样平缓而响亮，中国老百姓都熟悉这个声音。突然，李鹏提高了嗓门：“……国务院已经向本次大会提出专门议案，建议将兴建三峡工程引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请审议。”
几乎所有的代表，一听见“三峡”二字便抬起头，前倾身子，场上静极了。而李鹏话音刚，场内一阵喧哗。
不知是什么原因，围在讲台四周的中外记者们突然纷纷离去，无人走动的过道口，出现了黄、白、黑各种肤色的人，他们快速移动脚步，有的走出场，有的可能是在抢新闻。
一直严守纪律的代表们也有些坐不住了，不少人开始小声议论。李鹏还在继续作报告，会场显然不如以前安静了。
李鹏的“请审议”三个字，使各组代表们忙坏了，本着一种对后代负责的态度，他们不看电影，不逛街，关在房间里仔细阅读、讨论会议发下的各种关于三峡的材料。
第一天晚上，大会秘书处发放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这是李鹏写给全国人大的一封信。这封信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兴建三峡？许多代表不理解，更多的老百姓发出疑问。
信中的解释有理有据，不少代表的观点由中立、疑虑开始转向赞成，同时，持反对意见的也大有人在。
这次会议的最大特点就是民主气氛，代表们有话就说，没人追究。
一天下来，人们发现有一个讲话的好去处，那就是临时休息大厅，这里茶水、毛巾、服务人员俱全，是个休息的好地方。
话题还是三峡工程，说话人渐渐分成两派，赞成三峡工程或反对三峡工程，个个理直气壮，一些持中立观点的人听着听着也自行归入两派中。
赞成派里有夸大其词，讲大道理的，反对派里有言语偏激，强烈指责的。
第二天的会议由陈慕华副委员长主持，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作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
他讲的是七个方面的问题。最后，他总结说：“无论赞成的、疑问的或者不同意的意见，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和治理，都是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出发。”话中充满了民主，赞成和反对的代表共同鼓掌。
《三峡工程简介》的电视录像是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为澳大利亚发射卫星的节目之后。卫星没能升空，代表们唏嘘了一番之后，注意力又回到三峡录像上面。
摄像镜头缓缓地、仔细地记录着三峡风貌，解说词从正反两方面对建造三峡工程的必要性进行阐述。
有代表认为，应当是一回事，结果却又是一回事。
3月23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三峡工程论证始末》的第一部分。代表们认为登得及时。
三峡工程的头号反对者李锐，作为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中国能源研究会顾问，他在几天前的《科技导报》上发表了一篇《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的论文引人瞩目，文中说到这么一句话：“周总理说长江出了乱子，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是国家和党的问题。周总理多年管水利，管三峡，尤其是有了三门峡的严重教训后，才讲得如此痛切。”
“三门峡的严重教训”指的是什么？李锐没说。代表们多数读过他的文章，但没有人知道三门峡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三门峡的阴影多少影响了代表们对三峡的信心。
中国新闻界多年来对此守口如瓶，一直没露蛛丝马迹。而3月23日的《光明日报》首次对三门峡的事进行报道，因而，代表们认为《三峡工程论证始末》登得及时。
三门峡之谜终于被下面这段文字解开：
历史上有惨痛的教训：50年代由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仅仅四年就淤塞了库容的62%，由于泥沙淤积严重，上游渭河的水位升高，危及西安，不得不二次改建，降低水库水位后，原来120万千瓦的水电站只能发25万千瓦的电。
对于传得沸沸扬扬的葛洲坝工程，《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也索性作了报道：
原先有经验的专业施工队伍被解散，上万新战士唱着语录歌开上工地。“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与“万人设计，万人审查”的口号声振天响。开工后才发现，葛洲坝下面地质条件不好，有70多层的泥化夹层。在这种“千层饼”上浇筑大坝，是致命的隐患，问题马上暴露出来：施工没有规划，主航道造成交通阻塞；砸烂了“陈规旧律”，混凝土到处是“蜂窝”，坝身出现了86条裂缝……
这篇文章后来也披露，葛洲坝最终以“大团圆”方式结束。在停工22个月以后，工程复工，1990年，葛洲坝工程胜利竣工。
三门峡的失败，葛洲坝悬而又悬的胜利，使代表们不得不慎重地对待三峡问题。三门峡泥沙灾难三峡如何去解决？而泥沙淤积是三峡工程的“癌症”，难以攻克。
国务院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的技术人员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证，论证的理论是从多次实验中得来的。但仍有人坚持认为：实验不是现实。
军事博物馆内，三峡工程小组精心设计了一个三峡工程展览。主上派的所有水利问题专家都集中在这里，他们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穿梭在代表们中间，随时主动为代表们答疑。
代表们知道，这次参观是为审议国务院提交大会的专门议案作准备的。他们不放过一丝一毫了解三峡的机会，好在专家们近在咫尺，随时可学可问。所有的专家也像在给学生讲课那样神情专注，理论深奥，态度严谨。
湖南的一个代表说：“这是一个用心血浇灌出来的展览。如果我投赞成票的话，恐怕不是基于对三峡工程的真正了解，而是基于对这么多专家学者的绝对信任！”
还是在大会的第一天，就有人对李鹏的审议三峡工程提出质疑：为什么三峡工程不由专家最后拍板，而要由人代会表决通过？人代会里的代表真正懂得三峡工程技术的人少得可怜。
与这位湖南代表一样，抱着对多数专家学者的信任而赞成三峡工程的人越来越多。北京一位代表说，三峡工程到了该作出决断的时候了，现在不是争论上还是不上的问题，三峡非上不可，再争下去是耽误时间。
上海一位代表说，三峡工程需要的各种设备由我国自己制造，带动了工业发展，我赞成三峡工程，并愿意承担宣传义务。
一位水利工程师说，葛洲坝的那批建设者们还健在，不过不少有五六十岁了，如果再等，这支队伍就用不上了。
一个代表担心现在公布的570亿静态投资，会不会与将来实际需要悬殊太大。葛洲坝工程一开始报数是13.5亿元，结果硬花了48亿元才算了事。不过他说，与某些代表呼吁要上航空母舰、航天飞机相比，他还是同意先上三峡工程。
相反的意见也有不少。同为北京代表团，另一位代表说，发放下来的三峡文件和说明对不利的因素谈得很少。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作风。热情代替不了冷静的决策，应把三峡工程的利弊都向代表作介绍。
航鹰，天津女作家，知名度不小。她的发言是：“工程问题，国务院决定干就干吧，为什么要通过人代会来表决？如果一定要人大表决，我建议本次大会对这项议案不作表决，等明年的大会再说。如果本次大会一定要表决，我只能弃权。”
反对派中，言词最为激烈的是台湾代表黄顺兴。
早在七届一次人代会上，这位老先生就曾大声疾呼，要求大会设立秘密写票点，以保证选举的民主性。从那以后，每次会议他都是记者们追踪的新闻人物。
关于三峡工程，他提出四点批评意见：一是三峡工作论证人员都是清一色主上派，这种组成缺乏民主化和科学化。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峡工程组在考察三峡时没有通知所有委员，考察组的组成和考察缺乏民主性。三是万里委员长说过，软科学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它只受实践的检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代表们应以委员长的话为戒，慎重投下自己神圣一票。四是与三峡工程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是四川省，因此三峡议案应尊从四川代表的意愿，召开大会充分讨论。
再往后几天的会议，三峡工程问题不再是代表们谈话的热点。就是论及到这个问题，也都是一片赞同之声。
很多人猜想：三峡工程议案一定会成功通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