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洪水激荡中南海！抗灾赈民创奇迹(2)
杨振怀说：“已运去救灾食品，有些群众吃盐水煮麦粒，吃不上菜。”
李鹏总理指示，尽最大可能多运食品。
杨振怀又说：“安徽排涝急需草袋子。”
田纪云副总理立即说：“尽快决定做一批草袋子。”
李鹏又问道：“长江的情况怎么样？”
杨振怀汇报：“长江底水高，汉江正涨水，就怕两个水碰头。”
李鹏和田纪云都没有发话。过一会儿，李鹏若有所思地轻声说：“长江值得注意。”之后，李鹏又问起了太湖情况，杨振怀把太湖泄洪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总理。总理点点头。当总理的车驰回中南海时，已是中午1点。
就在这天晚上，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江苏省长陈焕友相继接到了国务院总理李鹏打来的电话。在询问了灾情之后，一再强调要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尽一切努力安排好群众生活。总理问他们最需要什么，卢荣景说灾民需要帐篷住进去。省长沙哑的声音有些动情。
放下电话，李鹏立即让秘书找来国务院的两位同志，要他们马上设法解决帐篷问题。12小时之后，7月16日，300多顶帐篷带着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从北京运往灾区。国务院还下令各省，运输途中，严加护送。
长江两岸，一顶顶帐篷被搭了起来，整齐有序地排列着。每一顶帐篷都宽慰着一个家庭，人们进进出出，淘米烧火，欢笑和嬉闹回到了灾民中间。
如果此刻，从直升机往下看，你一定会对这庞大的“帐篷工程”发生惊叹：中国又创造了一项奇迹。
暴雨在倾泻！
洪水在咆哮！
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不曾有挂机的时候。
中南海情系灾民！
江泽民说：“千万不能让群众喝生水”
6月的北京，暑热已悄悄地向人们袭来，喧闹的街道给人带来一丝烦躁的感觉。上下班的市民们来去匆匆，外地游客也不像春游时那样悠然自得，也许人们都知道了：中国的南方正经历着一场可怕的洪水灾难。
此刻是6月下旬的一天，夜深人寂，白天那种逼人的暑气已渐渐散去，人们睡得安稳、香甜。没有人能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却仍然坐在他的办公室内，紧锁着眉头深沉地思考，南方的灾情使他难以入眠。
一声蝉鸣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拿起电话首先给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打了电话，询问淮河两岸的情况。10分钟后，他又拨了一个号码，这是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办公室的电话，他问道：“大浦闸放水泄洪以后对浙江有多大影响？”李泽民的回话简短，总书记的脸色更加阴沉。之后，他又分别打了几个电话。
又是长时间的思索。终于，总书记决定：自己亲自去灾区。
7月7日，安徽，暴雨滥下，河水猛涨，灾情还在上升。这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及随从人员跨上了江淮大地。
车在淮北大堤上缓缓行驶，江泽民把头伸出窗外，他看见左边是汪洋一片的淮河干道，右边是看不到边的内涝积水。
车行一个多小时，总书记很少说话。前面是灾民临时住的窝棚，三三两两往远方延伸，不少窝棚前的土灶正冒着烟。总书记命令停车。
江泽民走下车，所有的人也都跟着。此时，雨停了，地却泥泞不堪。
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正要向群众报告总书记来看望他们了，群众却先发现了来的是谁。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最先喊道：“领导来了！”他愣了愣神，又惊讶地喊：“是江泽民总书记来了！”
“总书记来了！”朴实的灾民一边口中念叨，一边拥了过来。孩子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跟了过来。
江泽民迎着群众走过去，一边说道：“你们受苦了！”“同志们受累了！”
一位老人激动地伸出手，又赶紧要缩回去，江泽民握住老汉的手，深情地向他表示问候，老汉的双手激动地颤抖着，说不出话。半晌，抽出手来，用袖子擦擦眼泪。
江泽民走向一个帐篷。路很不好走，稀泥很深，他的胶鞋上已布满了泥水，绿色的军裤上满是泥点。
帐篷的开口很低，江泽民躬身走进帐篷，他的脚滑了一下。
帐篷内，一个老人和一个很小的孩子躺在床上。老人挣扎着要起来，总书记要她躺下不要动。
“家里还有粮食吗？”总书记问。怕老人耳朵不好使，他放大声音。
“麦子淹光了，有政府救济粮。”老人回答。
看到床边柜子上放着一杯水，江泽民又问：“吃水干净吗？”话是问旁边的傅锡寿省长的，老人抢着说：“用政府发的漂白粉打过，干净，能喝。”
江泽民点点头，看到孩子，又问到是不是病了，看病方不方便。老人说没病，乡长说医疗队就在坝埂上，是县里派下来的。
“千万不能让群众喝生水！”这是江泽民第二次对县领导讲这话。
淮河水波涛汹涌。江泽民登上抗洪指挥艇，白色的小艇剧烈地摇晃着。人们有些担心，总书记却命令开船。群众都站在堤埂边看着指挥艇离去。
指挥艇在淮河上慢慢地行驶、巡视。
江泽民在安徽灾区停留了两天。7月8日离开安徽前往浙江。
陪同总书记去浙江的，除了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
飞机在风雨中飞行，摇摇晃晃地降落在杭州机场。
一下飞机，江泽民就指示浙江省长葛洪升，不作停留，全体人员立即前往嘉善，现场指挥抗灾。
两辆面包车驰向杭嘉湖地区。
总书记心里最牵挂的是杭嘉湖灾民。
为了保护苏、锡、常工业重地，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启太浦闸为太湖泄洪。滚滚的太湖水飞泻直下，冲进杭嘉湖平原，刹那间，农田、房屋、耕牛变得无影无踪。为了全局，杭嘉湖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杭嘉湖还有近6万人无家可归，总书记放心不下。
此时的浙江，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高温暑热。
嘉善县内一片汪洋。
面包车找不到一块没水的地方，只好停在一个浅水处。几双穿着深筒胶鞋的脚站到了水里。
外面的行人不多，几个年轻人边走边用脚玩着水中的漂浮物。有的人注意到面包车和车上下来的人，慢慢地想走过来。
这儿没有什么住户，两座工厂紧挨着。江泽民总书记说，进工厂去看看。于是，一群人趟过积水向工厂走去。积水淹没了脚面。
这是一个纺织厂，一台台纺织机器整齐地排列着，机器都没运转。当班的女工正在用盆向外淘积水，车间门口被草包垫得近半米高。那种铁盆和水泥地摩擦发出的声音从各个车间传出。
江总书记一行跨进车间门槛，忙碌的工人抬起头，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国家总书记竟会突然出现在车间，站在他们面前。
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工人们表示慰问，还询问了几位女工家里和孩子的情况，女工们连声说“蛮好！蛮好！谢谢总书记！”
大约50分钟以后，面包车调转车头向西塘镇驶去。
沈道村，一个普通的小乡村，平日里鸡鸣犬吠，嬉戏欢闹，典型的江南富裕村。现在，大水吞噬了一切，房屋只露出半截，村民们全住进了窝棚。
8日下午1点，沈道村村民丁志林一家刚吃过饭，江泽民一行国家领导人走进了他家的帐篷。
八仙桌前，江泽民和这位憨厚的农民拉起家常。总书记问他承包多少土地，年收入多少，受灾情况如何，有没有想过怎么补救等等。丁志林一一作了回答，起先还很紧张，后来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帐篷内，先前的那种拘谨气氛消失了。
“我同你交换一个看法怎么样？”江泽民微笑着问丁志林。
“江总书记有什么问题？”丁志林说。
“这次洪涝灾害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育，就是水利建设搞不好，农业基础就不稳固。所以嘛，必须大力加强水利基本建设，才能保证农业的稳产、高产，你认为如何呢？”
“总书记的意见我完全赞成。早要是搞起来，就不会像今天这样遭灾了！”丁志林感叹地回答。
“是啊，这件事关系到百年大计。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国家、地方和农民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共同把这件事办好了，那么农业生产就有了可靠保证，用上海话讲就是‘笃定’了。”江泽民的话既认真又幽默。
几天来，总书记第一次显得有些轻松。
7月9日，以江泽民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又出现在青浦县段的太浦河堤岸上。
堤岸正在加固加高，由于加固都是在水中进行的，泥土被泡得很软，踩在上面拔脚都很困难。
对江泽民总书记的到来，青浦县陈塘镇的人并不感到意外。1988年，青浦县在发展经济遇到困难时，身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就亲自来陈塘镇鼓励他们创办特色经营，还视察了他们的网箱养鱼技术。今天，青浦人为顾全大局受灾惨重，江泽民总书记一定会来看他们的。看到总书记，陈塘镇的人大部分都激动地流了泪。
这一天没下雨，天却热得出奇。
总书记身穿白短衫，黄军裤，满脸的汗水。随行的一位同志递给他一顶草帽，他摆摆手示意不需要。
也许是体察到了人们内心的委屈，江泽民拉着陈塘镇镇长的手对群众说：“你们很了不起，国家也会照顾你们的，你们要体谅县委、县政府。县委、县政府要服从市委、市政府，市委、市政府也要服从党中央、国务院。国家是个全局！”
江泽民讲的是一口流利的上海话，陈塘人备感亲切，大家点头表示理解。
7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一行到达苏州，了解灾情，看望灾民，慰问了在胥门变电站抢险的军人。
江泽民指示一定要尽全力保住电站。
在一个工程师家里，江泽民抱起襁袍中的孩子，问这问那，问得很仔细。
1991年7月28日，暴雨袭击了天津，天津告急。永定河的大堤上又出现了江总书记那高大的身影。
忙碌的国家机关
翻开中国地图，它由23个省、3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组合而成。然而，1991年的大水使中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遭难，损失惨重。
一些国家机关停止了一切日常工作，全部转向抗洪救灾。气象局、水利部、民政部、交通部、邮电部、物资部门等等全力以赴，投入到紧张的抗洪救灾之中。
国家气象局。
在北京众多的国家机关中，国家气象局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部门。中国的老百姓因关心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而关心气候和天气的变化，却很少有人知道发布天气、气候信息的国家气象局的存在。北京的市民虽然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家机关，可能是因为它与国家政策性的东西相距甚远，因而很少关注和过问。
然而，1991年，中国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大水灾。国家气象局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中国上至国家主席、总理，下到平民百姓都期盼着能从那里发出一些让人定心的好消息。比起其他国家机关，国家气象局当时的任务是异常的艰巨。
自4月份以来，国家气象局便处于高度紧张阶段。5月1日，第11届世界气象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中国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主持开幕式。会议期间，国际权威人士大谈地球日渐升温，气候变化异常，“厄尔尼诺现象”就要发生。邹竞蒙局长的心提了起来。他带着顾虑回到北京，立即指示全体工作人员严阵以待。
果然，5月19日，江淮地区汛期提前到来，特大的洪水出现了。
国家气象局，按照往常，负责气象预报的部门、机关管理部门和行政后勤部门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一线最重要，二、三线次之。现在，非常时刻，所有人员全部进入一线工作状态。
机关管理部门负责全局，气象预报部门全天不休息，它的办公室的门也全天开着。同时，他们还监督后勤部门的服务。后勤部门也自觉地动员起来，食堂设了快餐饭盒，还破例增设夜餐，每到深夜，他们的餐车便被推到值班室，饭送到值班工作人员的手上；夏天高温酷暑，医务室医生每天两次来办公室巡诊，送来药品；此时，电话和供电最为重要，局里特调整派责任心强的同志专门负责，还一再嘱咐他们不得有误。
人民感谢国家气象局的所有工作人员，而这些工作人员却永远忘不了1991年6月14日的那个夜晚。李鹏总理指示气象局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淮河流域15日的降雨量给以预报。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意识到，他们要完成的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气象局的会商室里，灯火通明，所有权威人员都在最短的时间到达了。一个紧急分析会正在召开，人们带着一种紧张的心情在分析着各种图表和数据，操作微机的按键声一直响个不停，空气紧张到了极点。
汗，顺着人们的脸往下淌。终于，他们都抬起了头。分析结果出来了：淮河流域雨势将减弱。22点，气象局副局长骆继宾把结果汇报给了李鹏总理。
预报虽然作出去了，但大家都没离开会商桌，先前的紧张感丝毫没有消退，他们似乎想坐到天亮，亲自证实预报是否准确。
根据这个预报，当夜，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决定把开闸泄洪时间推迟七小时，到15日早晨8点。
蓄洪区的一万多群众，在这宝贵的七个小时内全部撤出，没有一人伤亡。
水利部。
在这一次的抗洪救灾中，最重要的机关要数水利部，因为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这里是全国防汛抗洪的指挥中心，是中央、国务院指挥抗洪决策的总参谋部。一封封告急电报从灾区传到这儿，一条条重要的决策和措施又从这里传向灾区。
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成了一个“坐在火山口上”的人。早在4月的时候，他在水利部会商室里就向所有的技术人员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太湖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或者就要决堤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提出标志着水利部以后的工作开始向防汛方面转向。
于是，所有技术工作人员对太湖水位资料、气象资料进行了分析、会商，制定了《太湖防御特大洪水紧急对策意见》。果然，7月初，太湖告急，水位逐日递增。根据早已制定好的防御对策，国家“防总”办公室毅然决定开启太浦闸。由于太湖水位居高难下，按照防御对策，又相继炸开了钱盛荡坝和沙墩港坝。
太湖转危为安，长江三角洲保住了，苏、锡、常群众长吁了一口气。然而，比他们感到更轻松的是水利部的工作人员，人人喜在心里，毕竟他们成功了。
自入汛以后，水利部院内一座旧楼的三层就一直没锁过门，没断过人。王守强副部长几乎忘记了还要下班，因为杨振怀部长要时常下灾区，他就留守部内。副部长周文智刚上任不久。还有几位年过半百的副总指挥，敬业精神使他们夜夜盯在办公室，观察、分析、会商……
值班室，本应是普通值班人员呆的地方，然而，此时却成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和“防总”办公室领导同志坐镇水利部的主要地点。这里十几部电话不停地响着，汇集着各地的灾情。电话铃声牵人心，每个电话铃响，总有好几位同志抢着去接，焦虑的心情达到了极限。
水调中心，这儿没有电话铃声的吵闹，似乎很安静，然而，飞速敲击计算机银盘的噼啪声，无形中增加了一种紧张感，工作人员快速地收集着各地水情又往计算机里输入着全国最新汛情。
会议室，这里每天照例召开汛情汇报会，会议时间不定时，每次会议该来的人一个不缺。6月27日，防汛总指挥部第二次会议在水利部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总指挥田纪云主持会议并作了讲话。这是整个防汛抢险过程中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6月29日夜，办公楼内灯火如昼，人和白天一样多。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正在召开全国防汛电话会议，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随时迎战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
与部内快速的工作节奏相一致，水利部许多领导同志频频亲临灾区，来来往往，行程安排仓促。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海河流域、珠江三角洲都留下了他们的足印。
部里的同志说：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水利部大院，我们可不敢松劲呀！
民政部。
“有困难就找民政部门”，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话中包含着信任也包含着依赖。
1991年的大水，中国有2亿多百姓遭了难，国家民政部成了他们的希望所在。
义不容辞，紧急行动！
国内救灾捐赠办公室成立了。办公室，几十张木桌拼在一起，罩上台布，全部的工作便在上面进行。办公人员分六组：文件资料、物资接收、宣传、对外联络、后勤和国内捐赠等。所有的六组人员都围着这张大桌办公，紧张的气氛中又多出些热烈。
灾害前期，民政部副部长亲临灾区，深入受灾最重的群众中，把各地灾情迅速发回到部里。部长崔乃夫在部里全面统筹，多次指示，在救灾时各地民政部门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不许拖泥带水。
也许是因为同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也许正如常人所说患难之中见真情，6月中旬以来，江淮的大水牵动了中国亿万人的心。一双双援助的手向灾区人民伸来，民政部成了人们情感交流的中转站。
不知从哪天起，出入民政部的人突然多起来，且有越来越多的势头。值勤人员不得不拦住他们，一问，都说自己是来为灾区捐款的，让进还是不让进？值勤人员犯难了。
几天以后，民政部大门口，一个自行车棚被改成临时捐款点。立即，有准备的，无准备的，只要口袋里装着钱都拥了过来。首都人的那种崇高境界立刻显现出来。
北京此时的天气是酷热难忍。捐款棚内工作人员个个脸被蒸得通红，汗湿透了衣服。他们快速而有条不紊地忙着：接钱、登记、开发票、道谢。一天下来，从所开的发票张数计算，他们接待了五六百人，有时多达900多人。
一天的捐款结束了，一位姑娘甩着手说：“我的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是专开发票的工作人员。
“7月初以来，我们忘了星期天，忘了上下班，忘了例行的午休，大伙每天平均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部里的一位同志如是说。
由于捐款人数急剧上升，民政部分别在西皇城根南街9号和北沿河大街147号设立了接收站，这意味着工作人员的担子越来越重。
至1991年8月6日止，民政部共收到国内捐款约2.7亿元人民币，这些钱很快被送到灾区人民的手上。谁能想到，这其中的每一元钱都浸透着民政部工作人员的汗水呢？
在中国经历这场特大洪水灾难的时候，所有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行动起来了：
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调拨大批物资支援灾区，全军出动50多万人次，车船6000多台次。
以国务院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张彦宁为组长的工作组赴江苏协助抗洪抢险。
团中央第二次召开会议，号召全团紧急动员，投入到抗洪之中。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团及国家教委先后向全国各高校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大学生把抗洪救灾作为惟一的暑假实践内容。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各省市发出通知，抗洪抢险之中要严明纪律，确保斗争胜利。
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在抗洪救灾中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全国总工会多次通知，灾区各工会要全力以赴抗洪救灾。
农业部紧急部署救灾抗灾措施，力争以秋补夏以丰补歉，同时还向受灾严重的省区集中下拨了一批救灾化肥和救灾柴油。
中国保险公司所有工作人员分头深入灾区，查核定损，并快速支付赔款5亿元以解燃眉之急。
中国文联倡议作家、艺术家赴救灾第一线，把温情带给灾区人民。
卫生部援皖医疗队成员出发，六支医疗队将分赴最需要他们的霍丘、寿县等灾区。
文化部召开所属部门会议，布置和讨论各项赈灾活动。
李鹏提出五条意见
刚刚结束了对中东六国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鹏，7月15日上午一回到北京，即马上来到国家防汛总指挥部，了解汛情、灾情，部署抗洪防汛工作。他要求各地在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齐心协力，团结抗洪，迎战可能再次发生的洪峰。
上午10时40分，李鹏不顾时差和旅途的劳顿，匆匆来到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在挂满了各种图表的指挥部里，他和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总指挥田纪云，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一起，听到了水利部部长、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杨振怀的汇报。
当晚，李鹏分别给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江苏省省长陈焕友打去电话，再次询问两省的汛情、灾情和抗洪救灾工作，要求确保受灾地区人民生命安全，尽一切努力安排好群众生活。
在打给卢荣景的电话中，李鹏说，从现在的情况看，安徽的灾情确实很大、很重。你们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作用……现在最重要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淮河、长江大堤的安全。
当李鹏了解到，安徽受灾群众急需帐篷时，便立即指示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设法解决。武警总部得知此情况后，马上从北京武警部队筹集300顶帐篷，并会同铁道部门连夜装车运往灾区。
李鹏在向陈焕友详细询问了江苏省的汛情后指示江苏省：第一，要千方百计保证受灾地区人民生命安全。救人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首先要救人。第二，各级政府要尽力安排好受灾地区群众生活，医疗、防疫问题一定要抓紧，确有困难，中央设法帮助解决。第三，受灾地区退水后，要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第四，要团结治水，与同处太湖地区的兄弟省市齐心协力，团结抗洪，迎战可能再次发生的洪峰。
7月20日午后，39的高温灼人难受。下午1时55分。已被洪水围困20多天的寿县古城上空，忽然响起“咯达达达”的马达轰鸣声，转眼间，国务院总理李鹏乘坐的直升飞机降落在寿县人民广场上，闻讯赶来的群众挤满了街道两旁。
在大堤上眺望寿县古城，东南北三面仍被滔滔洪水围困，犹如一只巨型大盆在汪洋中漂泊。多灾的寿县，今年从5月18日至7月6日的48天内，累计降雨量达929毫米，是历史同期的5倍，造成全县很多地方一片汪洋，42万人无家可归，眼下生活极为艰难。
绵延数里的简陋庵棚，挤满了牛尾岗堤的东侧。在长堤上，李鹏躬身走进一户户庵棚，仔细地询问灾民们的吃、住、医情况。在东津乡花园村脱险出来的王新富的庵棚里，总理一把握住王新富的手说：“你们辛苦了！”随之挤坐在床沿上攀谈起来：
“你家原来住几间房子，倒了没有？”
“草房都倒了，还有两间瓦房没倒。”王新富回答。
总理问：“家里有存款没有？”王新富说：“没有，我们这怪穷的。”
这时，王新富的儿子王军端着碗来到李鹏面前，“总理，天太热，您喝口水吧！”李鹏接过碗，说：“谢谢！”王新富感动地说：“我们遭了灾。总理关心，受了苦也高兴。”李鹏说：“现在最要紧的是保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走出王新富的庵棚，李总理又一连察问了几户，发现庵棚里大都放有几袋粮食，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指着两名穿着花衣服的姑娘笑着说：“你们穿得很漂亮嘛。”一名群众插话说：“穿的都带出来了。”李鹏点头赞许。
在东津乡受灾群众王德荣的庵棚前，李鹏正在询问他家的生活情况时，新转移来的九龙乡妇女梅家荣抢上前说：“总理，我向您反映个问题，我家五间房子全倒了，我患有肠胃病，肚子疼也没钱治，丈夫在堤上防汛顾不上家……”说着，伤心地哭了。寿县县长乔传秀告诉她：“前面有医疗站，赶快去看，有什么困难就找我。”李鹏指着乔传秀告诉她：“这是你们的县长，她会关心你们生活的。”接着，他转向大家心情沉重地说：“先保命，然后重建家园，政府支持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努力，要鼓起勇气战胜灾害。现在一个是住，一个是吃，还有医疗问题。目前要困难一个时期，但还是有希望的，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有各级领导的关心，不会叫大家饿坏的。现在要靠两条，一靠国家、人民的支持，二靠你们自己。”
“请让一下。”声音刚落，从人群中挤出两位年轻男女。那位女同志露齿一笑：“我是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节目主持人倪萍。”她又指着身边的男同志向总理介绍说：“他就是有名的小品演员黄宏。”倪萍、黄宏是专门到抗洪第一线，为灾民义演，并以此体验生活来的。
李鹏总理指示，尽最大可能多运食品。
杨振怀又说：“安徽排涝急需草袋子。”
田纪云副总理立即说：“尽快决定做一批草袋子。”
李鹏又问道：“长江的情况怎么样？”
杨振怀汇报：“长江底水高，汉江正涨水，就怕两个水碰头。”
李鹏和田纪云都没有发话。过一会儿，李鹏若有所思地轻声说：“长江值得注意。”之后，李鹏又问起了太湖情况，杨振怀把太湖泄洪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总理。总理点点头。当总理的车驰回中南海时，已是中午1点。
就在这天晚上，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江苏省长陈焕友相继接到了国务院总理李鹏打来的电话。在询问了灾情之后，一再强调要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尽一切努力安排好群众生活。总理问他们最需要什么，卢荣景说灾民需要帐篷住进去。省长沙哑的声音有些动情。
放下电话，李鹏立即让秘书找来国务院的两位同志，要他们马上设法解决帐篷问题。12小时之后，7月16日，300多顶帐篷带着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从北京运往灾区。国务院还下令各省，运输途中，严加护送。
长江两岸，一顶顶帐篷被搭了起来，整齐有序地排列着。每一顶帐篷都宽慰着一个家庭，人们进进出出，淘米烧火，欢笑和嬉闹回到了灾民中间。
如果此刻，从直升机往下看，你一定会对这庞大的“帐篷工程”发生惊叹：中国又创造了一项奇迹。
暴雨在倾泻！
洪水在咆哮！
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不曾有挂机的时候。
中南海情系灾民！
江泽民说：“千万不能让群众喝生水”
6月的北京，暑热已悄悄地向人们袭来，喧闹的街道给人带来一丝烦躁的感觉。上下班的市民们来去匆匆，外地游客也不像春游时那样悠然自得，也许人们都知道了：中国的南方正经历着一场可怕的洪水灾难。
此刻是6月下旬的一天，夜深人寂，白天那种逼人的暑气已渐渐散去，人们睡得安稳、香甜。没有人能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却仍然坐在他的办公室内，紧锁着眉头深沉地思考，南方的灾情使他难以入眠。
一声蝉鸣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拿起电话首先给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打了电话，询问淮河两岸的情况。10分钟后，他又拨了一个号码，这是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办公室的电话，他问道：“大浦闸放水泄洪以后对浙江有多大影响？”李泽民的回话简短，总书记的脸色更加阴沉。之后，他又分别打了几个电话。
又是长时间的思索。终于，总书记决定：自己亲自去灾区。
7月7日，安徽，暴雨滥下，河水猛涨，灾情还在上升。这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及随从人员跨上了江淮大地。
车在淮北大堤上缓缓行驶，江泽民把头伸出窗外，他看见左边是汪洋一片的淮河干道，右边是看不到边的内涝积水。
车行一个多小时，总书记很少说话。前面是灾民临时住的窝棚，三三两两往远方延伸，不少窝棚前的土灶正冒着烟。总书记命令停车。
江泽民走下车，所有的人也都跟着。此时，雨停了，地却泥泞不堪。
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正要向群众报告总书记来看望他们了，群众却先发现了来的是谁。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最先喊道：“领导来了！”他愣了愣神，又惊讶地喊：“是江泽民总书记来了！”
“总书记来了！”朴实的灾民一边口中念叨，一边拥了过来。孩子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跟了过来。
江泽民迎着群众走过去，一边说道：“你们受苦了！”“同志们受累了！”
一位老人激动地伸出手，又赶紧要缩回去，江泽民握住老汉的手，深情地向他表示问候，老汉的双手激动地颤抖着，说不出话。半晌，抽出手来，用袖子擦擦眼泪。
江泽民走向一个帐篷。路很不好走，稀泥很深，他的胶鞋上已布满了泥水，绿色的军裤上满是泥点。
帐篷的开口很低，江泽民躬身走进帐篷，他的脚滑了一下。
帐篷内，一个老人和一个很小的孩子躺在床上。老人挣扎着要起来，总书记要她躺下不要动。
“家里还有粮食吗？”总书记问。怕老人耳朵不好使，他放大声音。
“麦子淹光了，有政府救济粮。”老人回答。
看到床边柜子上放着一杯水，江泽民又问：“吃水干净吗？”话是问旁边的傅锡寿省长的，老人抢着说：“用政府发的漂白粉打过，干净，能喝。”
江泽民点点头，看到孩子，又问到是不是病了，看病方不方便。老人说没病，乡长说医疗队就在坝埂上，是县里派下来的。
“千万不能让群众喝生水！”这是江泽民第二次对县领导讲这话。
淮河水波涛汹涌。江泽民登上抗洪指挥艇，白色的小艇剧烈地摇晃着。人们有些担心，总书记却命令开船。群众都站在堤埂边看着指挥艇离去。
指挥艇在淮河上慢慢地行驶、巡视。
江泽民在安徽灾区停留了两天。7月8日离开安徽前往浙江。
陪同总书记去浙江的，除了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
飞机在风雨中飞行，摇摇晃晃地降落在杭州机场。
一下飞机，江泽民就指示浙江省长葛洪升，不作停留，全体人员立即前往嘉善，现场指挥抗灾。
两辆面包车驰向杭嘉湖地区。
总书记心里最牵挂的是杭嘉湖灾民。
为了保护苏、锡、常工业重地，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启太浦闸为太湖泄洪。滚滚的太湖水飞泻直下，冲进杭嘉湖平原，刹那间，农田、房屋、耕牛变得无影无踪。为了全局，杭嘉湖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杭嘉湖还有近6万人无家可归，总书记放心不下。
此时的浙江，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高温暑热。
嘉善县内一片汪洋。
面包车找不到一块没水的地方，只好停在一个浅水处。几双穿着深筒胶鞋的脚站到了水里。
外面的行人不多，几个年轻人边走边用脚玩着水中的漂浮物。有的人注意到面包车和车上下来的人，慢慢地想走过来。
这儿没有什么住户，两座工厂紧挨着。江泽民总书记说，进工厂去看看。于是，一群人趟过积水向工厂走去。积水淹没了脚面。
这是一个纺织厂，一台台纺织机器整齐地排列着，机器都没运转。当班的女工正在用盆向外淘积水，车间门口被草包垫得近半米高。那种铁盆和水泥地摩擦发出的声音从各个车间传出。
江总书记一行跨进车间门槛，忙碌的工人抬起头，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国家总书记竟会突然出现在车间，站在他们面前。
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工人们表示慰问，还询问了几位女工家里和孩子的情况，女工们连声说“蛮好！蛮好！谢谢总书记！”
大约50分钟以后，面包车调转车头向西塘镇驶去。
沈道村，一个普通的小乡村，平日里鸡鸣犬吠，嬉戏欢闹，典型的江南富裕村。现在，大水吞噬了一切，房屋只露出半截，村民们全住进了窝棚。
8日下午1点，沈道村村民丁志林一家刚吃过饭，江泽民一行国家领导人走进了他家的帐篷。
八仙桌前，江泽民和这位憨厚的农民拉起家常。总书记问他承包多少土地，年收入多少，受灾情况如何，有没有想过怎么补救等等。丁志林一一作了回答，起先还很紧张，后来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帐篷内，先前的那种拘谨气氛消失了。
“我同你交换一个看法怎么样？”江泽民微笑着问丁志林。
“江总书记有什么问题？”丁志林说。
“这次洪涝灾害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育，就是水利建设搞不好，农业基础就不稳固。所以嘛，必须大力加强水利基本建设，才能保证农业的稳产、高产，你认为如何呢？”
“总书记的意见我完全赞成。早要是搞起来，就不会像今天这样遭灾了！”丁志林感叹地回答。
“是啊，这件事关系到百年大计。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国家、地方和农民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共同把这件事办好了，那么农业生产就有了可靠保证，用上海话讲就是‘笃定’了。”江泽民的话既认真又幽默。
几天来，总书记第一次显得有些轻松。
7月9日，以江泽民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又出现在青浦县段的太浦河堤岸上。
堤岸正在加固加高，由于加固都是在水中进行的，泥土被泡得很软，踩在上面拔脚都很困难。
对江泽民总书记的到来，青浦县陈塘镇的人并不感到意外。1988年，青浦县在发展经济遇到困难时，身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就亲自来陈塘镇鼓励他们创办特色经营，还视察了他们的网箱养鱼技术。今天，青浦人为顾全大局受灾惨重，江泽民总书记一定会来看他们的。看到总书记，陈塘镇的人大部分都激动地流了泪。
这一天没下雨，天却热得出奇。
总书记身穿白短衫，黄军裤，满脸的汗水。随行的一位同志递给他一顶草帽，他摆摆手示意不需要。
也许是体察到了人们内心的委屈，江泽民拉着陈塘镇镇长的手对群众说：“你们很了不起，国家也会照顾你们的，你们要体谅县委、县政府。县委、县政府要服从市委、市政府，市委、市政府也要服从党中央、国务院。国家是个全局！”
江泽民讲的是一口流利的上海话，陈塘人备感亲切，大家点头表示理解。
7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一行到达苏州，了解灾情，看望灾民，慰问了在胥门变电站抢险的军人。
江泽民指示一定要尽全力保住电站。
在一个工程师家里，江泽民抱起襁袍中的孩子，问这问那，问得很仔细。
1991年7月28日，暴雨袭击了天津，天津告急。永定河的大堤上又出现了江总书记那高大的身影。
忙碌的国家机关
翻开中国地图，它由23个省、3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组合而成。然而，1991年的大水使中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遭难，损失惨重。
一些国家机关停止了一切日常工作，全部转向抗洪救灾。气象局、水利部、民政部、交通部、邮电部、物资部门等等全力以赴，投入到紧张的抗洪救灾之中。
国家气象局。
在北京众多的国家机关中，国家气象局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部门。中国的老百姓因关心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而关心气候和天气的变化，却很少有人知道发布天气、气候信息的国家气象局的存在。北京的市民虽然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家机关，可能是因为它与国家政策性的东西相距甚远，因而很少关注和过问。
然而，1991年，中国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大水灾。国家气象局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中国上至国家主席、总理，下到平民百姓都期盼着能从那里发出一些让人定心的好消息。比起其他国家机关，国家气象局当时的任务是异常的艰巨。
自4月份以来，国家气象局便处于高度紧张阶段。5月1日，第11届世界气象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中国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主持开幕式。会议期间，国际权威人士大谈地球日渐升温，气候变化异常，“厄尔尼诺现象”就要发生。邹竞蒙局长的心提了起来。他带着顾虑回到北京，立即指示全体工作人员严阵以待。
果然，5月19日，江淮地区汛期提前到来，特大的洪水出现了。
国家气象局，按照往常，负责气象预报的部门、机关管理部门和行政后勤部门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一线最重要，二、三线次之。现在，非常时刻，所有人员全部进入一线工作状态。
机关管理部门负责全局，气象预报部门全天不休息，它的办公室的门也全天开着。同时，他们还监督后勤部门的服务。后勤部门也自觉地动员起来，食堂设了快餐饭盒，还破例增设夜餐，每到深夜，他们的餐车便被推到值班室，饭送到值班工作人员的手上；夏天高温酷暑，医务室医生每天两次来办公室巡诊，送来药品；此时，电话和供电最为重要，局里特调整派责任心强的同志专门负责，还一再嘱咐他们不得有误。
人民感谢国家气象局的所有工作人员，而这些工作人员却永远忘不了1991年6月14日的那个夜晚。李鹏总理指示气象局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淮河流域15日的降雨量给以预报。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意识到，他们要完成的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气象局的会商室里，灯火通明，所有权威人员都在最短的时间到达了。一个紧急分析会正在召开，人们带着一种紧张的心情在分析着各种图表和数据，操作微机的按键声一直响个不停，空气紧张到了极点。
汗，顺着人们的脸往下淌。终于，他们都抬起了头。分析结果出来了：淮河流域雨势将减弱。22点，气象局副局长骆继宾把结果汇报给了李鹏总理。
预报虽然作出去了，但大家都没离开会商桌，先前的紧张感丝毫没有消退，他们似乎想坐到天亮，亲自证实预报是否准确。
根据这个预报，当夜，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决定把开闸泄洪时间推迟七小时，到15日早晨8点。
蓄洪区的一万多群众，在这宝贵的七个小时内全部撤出，没有一人伤亡。
水利部。
在这一次的抗洪救灾中，最重要的机关要数水利部，因为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这里是全国防汛抗洪的指挥中心，是中央、国务院指挥抗洪决策的总参谋部。一封封告急电报从灾区传到这儿，一条条重要的决策和措施又从这里传向灾区。
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成了一个“坐在火山口上”的人。早在4月的时候，他在水利部会商室里就向所有的技术人员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太湖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或者就要决堤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提出标志着水利部以后的工作开始向防汛方面转向。
于是，所有技术工作人员对太湖水位资料、气象资料进行了分析、会商，制定了《太湖防御特大洪水紧急对策意见》。果然，7月初，太湖告急，水位逐日递增。根据早已制定好的防御对策，国家“防总”办公室毅然决定开启太浦闸。由于太湖水位居高难下，按照防御对策，又相继炸开了钱盛荡坝和沙墩港坝。
太湖转危为安，长江三角洲保住了，苏、锡、常群众长吁了一口气。然而，比他们感到更轻松的是水利部的工作人员，人人喜在心里，毕竟他们成功了。
自入汛以后，水利部院内一座旧楼的三层就一直没锁过门，没断过人。王守强副部长几乎忘记了还要下班，因为杨振怀部长要时常下灾区，他就留守部内。副部长周文智刚上任不久。还有几位年过半百的副总指挥，敬业精神使他们夜夜盯在办公室，观察、分析、会商……
值班室，本应是普通值班人员呆的地方，然而，此时却成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和“防总”办公室领导同志坐镇水利部的主要地点。这里十几部电话不停地响着，汇集着各地的灾情。电话铃声牵人心，每个电话铃响，总有好几位同志抢着去接，焦虑的心情达到了极限。
水调中心，这儿没有电话铃声的吵闹，似乎很安静，然而，飞速敲击计算机银盘的噼啪声，无形中增加了一种紧张感，工作人员快速地收集着各地水情又往计算机里输入着全国最新汛情。
会议室，这里每天照例召开汛情汇报会，会议时间不定时，每次会议该来的人一个不缺。6月27日，防汛总指挥部第二次会议在水利部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总指挥田纪云主持会议并作了讲话。这是整个防汛抢险过程中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6月29日夜，办公楼内灯火如昼，人和白天一样多。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正在召开全国防汛电话会议，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随时迎战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
与部内快速的工作节奏相一致，水利部许多领导同志频频亲临灾区，来来往往，行程安排仓促。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海河流域、珠江三角洲都留下了他们的足印。
部里的同志说：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水利部大院，我们可不敢松劲呀！
民政部。
“有困难就找民政部门”，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话中包含着信任也包含着依赖。
1991年的大水，中国有2亿多百姓遭了难，国家民政部成了他们的希望所在。
义不容辞，紧急行动！
国内救灾捐赠办公室成立了。办公室，几十张木桌拼在一起，罩上台布，全部的工作便在上面进行。办公人员分六组：文件资料、物资接收、宣传、对外联络、后勤和国内捐赠等。所有的六组人员都围着这张大桌办公，紧张的气氛中又多出些热烈。
灾害前期，民政部副部长亲临灾区，深入受灾最重的群众中，把各地灾情迅速发回到部里。部长崔乃夫在部里全面统筹，多次指示，在救灾时各地民政部门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不许拖泥带水。
也许是因为同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也许正如常人所说患难之中见真情，6月中旬以来，江淮的大水牵动了中国亿万人的心。一双双援助的手向灾区人民伸来，民政部成了人们情感交流的中转站。
不知从哪天起，出入民政部的人突然多起来，且有越来越多的势头。值勤人员不得不拦住他们，一问，都说自己是来为灾区捐款的，让进还是不让进？值勤人员犯难了。
几天以后，民政部大门口，一个自行车棚被改成临时捐款点。立即，有准备的，无准备的，只要口袋里装着钱都拥了过来。首都人的那种崇高境界立刻显现出来。
北京此时的天气是酷热难忍。捐款棚内工作人员个个脸被蒸得通红，汗湿透了衣服。他们快速而有条不紊地忙着：接钱、登记、开发票、道谢。一天下来，从所开的发票张数计算，他们接待了五六百人，有时多达900多人。
一天的捐款结束了，一位姑娘甩着手说：“我的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是专开发票的工作人员。
“7月初以来，我们忘了星期天，忘了上下班，忘了例行的午休，大伙每天平均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部里的一位同志如是说。
由于捐款人数急剧上升，民政部分别在西皇城根南街9号和北沿河大街147号设立了接收站，这意味着工作人员的担子越来越重。
至1991年8月6日止，民政部共收到国内捐款约2.7亿元人民币，这些钱很快被送到灾区人民的手上。谁能想到，这其中的每一元钱都浸透着民政部工作人员的汗水呢？
在中国经历这场特大洪水灾难的时候，所有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行动起来了：
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调拨大批物资支援灾区，全军出动50多万人次，车船6000多台次。
以国务院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张彦宁为组长的工作组赴江苏协助抗洪抢险。
团中央第二次召开会议，号召全团紧急动员，投入到抗洪之中。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团及国家教委先后向全国各高校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大学生把抗洪救灾作为惟一的暑假实践内容。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各省市发出通知，抗洪抢险之中要严明纪律，确保斗争胜利。
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在抗洪救灾中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全国总工会多次通知，灾区各工会要全力以赴抗洪救灾。
农业部紧急部署救灾抗灾措施，力争以秋补夏以丰补歉，同时还向受灾严重的省区集中下拨了一批救灾化肥和救灾柴油。
中国保险公司所有工作人员分头深入灾区，查核定损，并快速支付赔款5亿元以解燃眉之急。
中国文联倡议作家、艺术家赴救灾第一线，把温情带给灾区人民。
卫生部援皖医疗队成员出发，六支医疗队将分赴最需要他们的霍丘、寿县等灾区。
文化部召开所属部门会议，布置和讨论各项赈灾活动。
李鹏提出五条意见
刚刚结束了对中东六国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鹏，7月15日上午一回到北京，即马上来到国家防汛总指挥部，了解汛情、灾情，部署抗洪防汛工作。他要求各地在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齐心协力，团结抗洪，迎战可能再次发生的洪峰。
上午10时40分，李鹏不顾时差和旅途的劳顿，匆匆来到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在挂满了各种图表的指挥部里，他和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总指挥田纪云，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一起，听到了水利部部长、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杨振怀的汇报。
当晚，李鹏分别给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江苏省省长陈焕友打去电话，再次询问两省的汛情、灾情和抗洪救灾工作，要求确保受灾地区人民生命安全，尽一切努力安排好群众生活。
在打给卢荣景的电话中，李鹏说，从现在的情况看，安徽的灾情确实很大、很重。你们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作用……现在最重要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淮河、长江大堤的安全。
当李鹏了解到，安徽受灾群众急需帐篷时，便立即指示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设法解决。武警总部得知此情况后，马上从北京武警部队筹集300顶帐篷，并会同铁道部门连夜装车运往灾区。
李鹏在向陈焕友详细询问了江苏省的汛情后指示江苏省：第一，要千方百计保证受灾地区人民生命安全。救人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首先要救人。第二，各级政府要尽力安排好受灾地区群众生活，医疗、防疫问题一定要抓紧，确有困难，中央设法帮助解决。第三，受灾地区退水后，要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第四，要团结治水，与同处太湖地区的兄弟省市齐心协力，团结抗洪，迎战可能再次发生的洪峰。
7月20日午后，39的高温灼人难受。下午1时55分。已被洪水围困20多天的寿县古城上空，忽然响起“咯达达达”的马达轰鸣声，转眼间，国务院总理李鹏乘坐的直升飞机降落在寿县人民广场上，闻讯赶来的群众挤满了街道两旁。
在大堤上眺望寿县古城，东南北三面仍被滔滔洪水围困，犹如一只巨型大盆在汪洋中漂泊。多灾的寿县，今年从5月18日至7月6日的48天内，累计降雨量达929毫米，是历史同期的5倍，造成全县很多地方一片汪洋，42万人无家可归，眼下生活极为艰难。
绵延数里的简陋庵棚，挤满了牛尾岗堤的东侧。在长堤上，李鹏躬身走进一户户庵棚，仔细地询问灾民们的吃、住、医情况。在东津乡花园村脱险出来的王新富的庵棚里，总理一把握住王新富的手说：“你们辛苦了！”随之挤坐在床沿上攀谈起来：
“你家原来住几间房子，倒了没有？”
“草房都倒了，还有两间瓦房没倒。”王新富回答。
总理问：“家里有存款没有？”王新富说：“没有，我们这怪穷的。”
这时，王新富的儿子王军端着碗来到李鹏面前，“总理，天太热，您喝口水吧！”李鹏接过碗，说：“谢谢！”王新富感动地说：“我们遭了灾。总理关心，受了苦也高兴。”李鹏说：“现在最要紧的是保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走出王新富的庵棚，李总理又一连察问了几户，发现庵棚里大都放有几袋粮食，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指着两名穿着花衣服的姑娘笑着说：“你们穿得很漂亮嘛。”一名群众插话说：“穿的都带出来了。”李鹏点头赞许。
在东津乡受灾群众王德荣的庵棚前，李鹏正在询问他家的生活情况时，新转移来的九龙乡妇女梅家荣抢上前说：“总理，我向您反映个问题，我家五间房子全倒了，我患有肠胃病，肚子疼也没钱治，丈夫在堤上防汛顾不上家……”说着，伤心地哭了。寿县县长乔传秀告诉她：“前面有医疗站，赶快去看，有什么困难就找我。”李鹏指着乔传秀告诉她：“这是你们的县长，她会关心你们生活的。”接着，他转向大家心情沉重地说：“先保命，然后重建家园，政府支持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努力，要鼓起勇气战胜灾害。现在一个是住，一个是吃，还有医疗问题。目前要困难一个时期，但还是有希望的，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有各级领导的关心，不会叫大家饿坏的。现在要靠两条，一靠国家、人民的支持，二靠你们自己。”
“请让一下。”声音刚落，从人群中挤出两位年轻男女。那位女同志露齿一笑：“我是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节目主持人倪萍。”她又指着身边的男同志向总理介绍说：“他就是有名的小品演员黄宏。”倪萍、黄宏是专门到抗洪第一线，为灾民义演，并以此体验生活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