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江泽民入主中南海(1)
第一节 江泽民临危受命十三大光耀千秋
胡耀邦突然站起来，一边吃力地说着“我胸闷，难受”。胡耀邦的病逝，成为触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线。“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此外，大会尚有列席来宾96人，并有400多名中外记者（其中包括1名台湾记者）采访了大会，这是历次代表大会都没有过的。
邓小平主持开幕式，赵紫阳向大会作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上述报告及中顾委和中纪委的书面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大会还首次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了由175名中央委员和11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200人组成的中顾委和由69人组成的中纪委。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
大会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大会对当前我国社会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要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还很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些科学论断，为理解建国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大会系统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一贯坚持的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是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它，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大会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把十二大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是邓小平在1985年经过反复考虑后提出的。
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大会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为此，大会要求：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进一步发展；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大会根据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改变了中共中央在关于“七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的要求，指出，“现在看来，建立新体制框架所需的时间，会比原来的估计要长一些。”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十三大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迫切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根据邓小平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党和国家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若干重要的改革措施，在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加强法制建设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十三大前后，这些改革在继续进行。
十三大指出，6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把我们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邓小平仍是掌舵人
11月2日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批准陈云为中顾委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为副主任，乔石为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向全会提出：邓小平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会，但他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在重大关头仍然需要他掌舵，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
1988年3月至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治理整顿的开始
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五年间，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有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短时期不可能完全解决的，有些则是这几年在前进过程中产生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是有失误的。在农业方面，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放松了对农业的指导和投入，以致粮食生产在1984年大丰收后连续几年徘徊不前。在工业方面，对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纠正不力；在改革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忽视了必要的适当集中；在强调微观搞活的同时，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由于对国情仍然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十三大虽然对经济发展再度提出实事求是的要求，但实际工作中的急于求成的倾向远未得到扭转。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同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也是分不开的。
对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等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当时曾经提出了所谓“软着陆”的主张，结果不但没有“着陆”，经济过热的现象反而继续发展。1987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1984年至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按现价计算增长14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由于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加上人口过快增长（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一度放松），人均粮食产量下降。而工业生产增长过快，摊子越铺越大，又出现了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工业内部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比例关系也失调，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应能力支撑不了过大的加工工业，大量工业生产能力长期闲置，资金、外汇、物资的分配权过度分散。1984年至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6.7%下降到22%，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56.1%下降到47.2%，致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生产、建设流通领域普遍存在着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费、低效率的现象。1985年至1988年，通货膨胀呈明显加剧之势，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在连续几年上涨幅度较大的基础上，又上涨18.5%，这样大的涨幅是多年来所没有过的。这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安。
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1988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虽然会议指出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仍强调目前是进行价格、工资改革的有利时机。价格改革无疑是必要的，但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没有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宣布大步进行价格改革，这在实际上成为触发1988年下半年全国性抢购风潮的一个诱因。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同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全会指出，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在这两方面都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进行治理整顿，是符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客观要求的正确决策。
胡耀邦的病牵动了整个中南海
十三大上，胡耀邦再次被代表们选举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成了惟一的一个不负责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
十三大开完以后，胡耀邦动身前往烟台和湖南故乡休养、小住。所到之处，悄无声息深居简出……
湖南宁乡，刘少奇诞生90周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赶到长沙参加活动，以示对伟人的哀悼。胡耀邦远离人群，一个人独自去了花明楼，寄托自己的哀思。
湖南张家界，当地领导人听说胡耀邦来了，忙着要搞迎送。胡耀邦感谢他们的热情，同时也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要静静地享受大自然的神奇之美。当地领导人带着崇敬服从了。
谈及自己的政治待遇，胡耀邦对人说，他本来不想再担任任何职务，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他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派具体工作。对这个问题他的态度是两句话12个字，即：“服从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
这两句话是胡耀邦晚年政治生活所持的原则。
1989年3月，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休息时，有人突然发现胡耀邦正坐在一个不起眼的座位上。这是自1987年以来，他第一次公开露面，整个会场骚动起来，许多人拥向他，请他签名留念。记者更是忙不迭地架起了相机，伸过去话筒。
胡耀邦面带微笑，与代表们说着话。人们发现他和一些中央领导人在一起时，依旧谈笑风生，十分快活。
胡耀邦此次露面，是因为年初时，社会上曾一度谣传他投奔了苏联，而且议论纷纷。为了澄清事实，维护党的团结，他便有时公开露面。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起得比平时早一些，今天政治局要开会，他不能迟到。活动活动身体之后，胡耀邦便去吃早饭。家里人发现，他情绪挺好。
8点50分，胡耀邦来到怀仁堂。大家都很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询问身体状况，他笑眯眯地与他们握手寒暄。
会议于9点整开始。这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赵紫阳主持会议。他说，这个文件草案已经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讨论会议讨论之后，准备将这个决定草案在党内外更大范围进一步征求意见，适当时候，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予以审议。
赵紫阳讲完话便让工作人员宣读决定草案，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认真听着，一边对照着手中发的材料。会场很安静，没有人说话，偶尔传出几声咳嗽和茶杯盖碰撞发出的声音。决定草案整整念了40分钟。
之后，李铁映发言，他向大家介绍了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和修改过程。在所有委员中，他可以算得上是年龄小的一个，一身得体的黑西服使他显得尤为精神。
正在这时，胡耀邦突然站起来，一边吃力地说着“我胸闷，难受”，一边扶着椅子想离开会场。李铁映停止了讲话，吃惊地看着胡耀邦，没听见他说话，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坐在胡耀邦旁边的几位同志最先发现了胡耀邦的气色不好，他们见他额头尽是汗珠，脸色难看极了，忙站起来扶住了他。这时是上午9点48分。
赵紫阳一句话提醒了大家，说：“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能动，赶快坐下。”想把他往外架的同志一下子不敢动了。旁边的秦基伟轻轻扶着他坐在原位上。他的一只手被胡耀邦紧紧地抓住，他感觉胡耀邦的手冰凉。
早已有人打电话通知医生了。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呼啸着去接医生……
首先赶到的是中南海保健处的医生。二三分钟之后，北京医院的医生开着救护车赶来，他们带来了全套急救设备和一张临时的床，就地进行抢救。
医生小心地将胡耀邦挪到病床上，病人似乎没有了知觉。打完针之后，医生告诉赵紫阳，胡耀邦的病情不允许移动，建议在这设临时病房。
赵紫阳点点头，对身边的人说：“按医生说的，政治局会议挪到其他会议室开，这里整理一下当病房。”同时，他指示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照料病人。
来来往往的警卫车给中南海增添了一份紧张，许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为了抢救胡耀邦，首都许多心血管病专家都被接来了，有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和协和医院的大夫等等。
经专家会诊，胡耀邦是突发性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病情十分危险。专家们全力抢救之后，稳住了他的病情。这时是上午11点15分。政治局会议在一种不安的气氛中结束。所有的人都在担心胡耀邦的病。会议一散，委员们都过来了，大部分人听说没事就没进临时病房。
赵紫阳进去看了看胡耀邦，叮嘱医生一定要尽全力抢救。
乔石和胡启立向医生询问了病情，还与专家们商讨了治疗方案。
一直到下午，怀仁堂前人迹不断，许多人闻讯赶来询问病情。
下午4点20分，医生认为病人可以上救护车，建议送医院治疗。同胡耀邦家人商量之后，将他送进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一个特区、特护小组成立，为胡耀邦精心治疗。
经仪器检查发现，胡耀邦心脏和下壁、后壁及右心室有大面积梗塞。肌酸激酶正常人仅132单位，而他却3340单位。
胡耀邦的病牵动了整个中南海。邓小平派秘书前往医院探视，赵紫阳两次来看望，杨尚昆、彭真、宋任穷也来了两次，李鹏即将出访日本，临行前放心不下，专门到医院探望。陈云、李先念打电话询问治疗情况。邓颖超写了一封长信让人送给胡耀邦，信中尽是鼓励之词，要他坚强地战胜病魔。
许多老同志都去了医院或打电话询问病情。
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一些同志，中顾委、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的领导同志也分别前往医院探望。
根据医生的建议，大部分人只向病人家属表示问候而未进病房。
胡耀邦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一天双眼紧闭靠氧气维持生命，有时却能轻松地与医生和家人说话。
赵紫阳第一次来看他时，胡耀邦对他说：“你肩上担子很重，事情繁忙，就不要到医院来看我啦。”
李鹏来医院时，胡耀邦也告诉他：“你工作很忙，就不要来了。”他还赞赏地对李鹏说：“你干得很努力，不过要注意身体。”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早早地醒来，情绪特别好。医生让他多睡一会儿，他高兴地说：“我已经睡了七天了，七天没有事就不会再有事了，危险期都过去啦。”
医生被他的话逗笑了。他又说：“我今天要打扫个人卫生。”他让工作人员将刮胡刀准备好他要刮一刮胡子。
医生建议他准备大小解，他一看7点半到了，便同意先大解然后刮胡子。
工作人员扶着他的手，胡耀邦还对他歉意地说：“辛苦你了，我会很快好的。”工作人员点点头没说话，胡耀邦知道别人不想引他说话也就不说了，静躺着大解。
7点40分，胡耀邦突然手一松，头一歪，昏过去了，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最紧急的抢救开始了，7点53分，胡耀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护人员知道一切行动将于事无补，但还是流着眼泪给他的心脏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按摩，可是他再也没能苏醒过来。
再伟大的人也难违大自然的规律。
胡耀邦病逝
1987年初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赵紫阳的消极对待，没有坚持进行下去。
到5月中旬，赵紫阳武断地宣称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倾向已经具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等的危险，须要同等地加以反对，这样，斗争就被扭转了方向。
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重新泛滥起来。
赵紫阳还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他提出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他对党的风气、社会风气趋于恶化的情况和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滋长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和解决。一时间，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降低，党的战斗力也相应削弱。
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引起群众的不满，治理整顿中的暂时困难也使人们发生了某些误解和忧虑。
利用这些情况，党内外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对党的领导进行了攻击。他们借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发表他们的政治主张，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与此同时，国外敌对势力也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泛滥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猖獗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活动，更使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
1988年末到1989年初，在若干大城市，特别在北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一场动乱在酝酿之中。
胡耀邦的病逝，成为触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线。
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行动和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示威。
在西安、长沙、成都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
李鹏主持常委会
在此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受过批评和处分的人平反。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显示了和胡耀邦同样的倾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不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
4月23日，赵紫阳赴朝鲜访问。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李鹏主持下召开会议，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摆在面前，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社论使绝大多数干部明确了动乱的性质，也使许多学生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
5月4日以后，80%的罢课学生复课，全国各地的局势迅速趋向平稳。
这时，回国才几天的赵紫阳突然改变对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的态度，指责根据政治局常委决定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
赵紫阳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5月4日，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并且把中央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于世。
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
5月6日，赵紫阳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人谈话。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番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
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5月13日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做“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
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
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平息反革命暴乱
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人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
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为赵紫阳鼓吹的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于5月19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赵紫阳反对中央的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
根据国务院令：自5月20日10时起，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动乱的策划者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终于使动乱在北京地区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在这次学潮和学生绝食的整个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6月3日，在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首都戒严地区的过程中，非法组织的头头策动在一些路口设置路障，阻截军车，并且发生了焚烧军车和杀害解放军官兵的严重事件。他们还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造成一个暴动的态势，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于6月3日晚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部队在开进过程中由于遭受大群暴徒的野蛮袭击，不得不实行必要的武装自卫。
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
6月4日晨，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被戒严部队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劝告和勒令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全部完成。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度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科技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也大为加快，这使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决策上发生了不少严重失误，致使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以至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动摇和夺取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的一些人所产生的严重影响，是决不可以低估的。
从国内环境来看，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1979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他又严肃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赵紫阳接替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
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
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在平息北京地区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于1989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全会的召开做了必要的准备。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讨论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并作出相应的组织处理。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在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此，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在随后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赵紫阳又被撤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四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六人组成，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免去在动乱期间支持赵紫阳的错误立场的胡启立等三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中共中央考虑过去、未来
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即指出，经历了春夏之交的这场政治风波之后，我们要“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以便“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全会本着这个精神，初步总结了教训，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针和任务。
胡耀邦突然站起来，一边吃力地说着“我胸闷，难受”。胡耀邦的病逝，成为触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线。“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此外，大会尚有列席来宾96人，并有400多名中外记者（其中包括1名台湾记者）采访了大会，这是历次代表大会都没有过的。
邓小平主持开幕式，赵紫阳向大会作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上述报告及中顾委和中纪委的书面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大会还首次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了由175名中央委员和11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200人组成的中顾委和由69人组成的中纪委。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
大会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大会对当前我国社会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要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还很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些科学论断，为理解建国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大会系统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一贯坚持的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是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它，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大会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把十二大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是邓小平在1985年经过反复考虑后提出的。
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大会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为此，大会要求：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进一步发展；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大会根据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改变了中共中央在关于“七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的要求，指出，“现在看来，建立新体制框架所需的时间，会比原来的估计要长一些。”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十三大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迫切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根据邓小平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党和国家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若干重要的改革措施，在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加强法制建设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十三大前后，这些改革在继续进行。
十三大指出，6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把我们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邓小平仍是掌舵人
11月2日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批准陈云为中顾委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为副主任，乔石为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向全会提出：邓小平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会，但他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在重大关头仍然需要他掌舵，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
1988年3月至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治理整顿的开始
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五年间，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有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短时期不可能完全解决的，有些则是这几年在前进过程中产生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是有失误的。在农业方面，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放松了对农业的指导和投入，以致粮食生产在1984年大丰收后连续几年徘徊不前。在工业方面，对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纠正不力；在改革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忽视了必要的适当集中；在强调微观搞活的同时，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由于对国情仍然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十三大虽然对经济发展再度提出实事求是的要求，但实际工作中的急于求成的倾向远未得到扭转。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同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也是分不开的。
对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等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当时曾经提出了所谓“软着陆”的主张，结果不但没有“着陆”，经济过热的现象反而继续发展。1987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1984年至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按现价计算增长14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由于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加上人口过快增长（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一度放松），人均粮食产量下降。而工业生产增长过快，摊子越铺越大，又出现了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工业内部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比例关系也失调，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应能力支撑不了过大的加工工业，大量工业生产能力长期闲置，资金、外汇、物资的分配权过度分散。1984年至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6.7%下降到22%，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56.1%下降到47.2%，致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生产、建设流通领域普遍存在着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费、低效率的现象。1985年至1988年，通货膨胀呈明显加剧之势，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在连续几年上涨幅度较大的基础上，又上涨18.5%，这样大的涨幅是多年来所没有过的。这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安。
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1988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虽然会议指出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仍强调目前是进行价格、工资改革的有利时机。价格改革无疑是必要的，但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没有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宣布大步进行价格改革，这在实际上成为触发1988年下半年全国性抢购风潮的一个诱因。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同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全会指出，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在这两方面都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进行治理整顿，是符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客观要求的正确决策。
胡耀邦的病牵动了整个中南海
十三大上，胡耀邦再次被代表们选举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成了惟一的一个不负责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
十三大开完以后，胡耀邦动身前往烟台和湖南故乡休养、小住。所到之处，悄无声息深居简出……
湖南宁乡，刘少奇诞生90周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赶到长沙参加活动，以示对伟人的哀悼。胡耀邦远离人群，一个人独自去了花明楼，寄托自己的哀思。
湖南张家界，当地领导人听说胡耀邦来了，忙着要搞迎送。胡耀邦感谢他们的热情，同时也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要静静地享受大自然的神奇之美。当地领导人带着崇敬服从了。
谈及自己的政治待遇，胡耀邦对人说，他本来不想再担任任何职务，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他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派具体工作。对这个问题他的态度是两句话12个字，即：“服从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
这两句话是胡耀邦晚年政治生活所持的原则。
1989年3月，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休息时，有人突然发现胡耀邦正坐在一个不起眼的座位上。这是自1987年以来，他第一次公开露面，整个会场骚动起来，许多人拥向他，请他签名留念。记者更是忙不迭地架起了相机，伸过去话筒。
胡耀邦面带微笑，与代表们说着话。人们发现他和一些中央领导人在一起时，依旧谈笑风生，十分快活。
胡耀邦此次露面，是因为年初时，社会上曾一度谣传他投奔了苏联，而且议论纷纷。为了澄清事实，维护党的团结，他便有时公开露面。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起得比平时早一些，今天政治局要开会，他不能迟到。活动活动身体之后，胡耀邦便去吃早饭。家里人发现，他情绪挺好。
8点50分，胡耀邦来到怀仁堂。大家都很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询问身体状况，他笑眯眯地与他们握手寒暄。
会议于9点整开始。这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赵紫阳主持会议。他说，这个文件草案已经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讨论会议讨论之后，准备将这个决定草案在党内外更大范围进一步征求意见，适当时候，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予以审议。
赵紫阳讲完话便让工作人员宣读决定草案，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认真听着，一边对照着手中发的材料。会场很安静，没有人说话，偶尔传出几声咳嗽和茶杯盖碰撞发出的声音。决定草案整整念了40分钟。
之后，李铁映发言，他向大家介绍了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和修改过程。在所有委员中，他可以算得上是年龄小的一个，一身得体的黑西服使他显得尤为精神。
正在这时，胡耀邦突然站起来，一边吃力地说着“我胸闷，难受”，一边扶着椅子想离开会场。李铁映停止了讲话，吃惊地看着胡耀邦，没听见他说话，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坐在胡耀邦旁边的几位同志最先发现了胡耀邦的气色不好，他们见他额头尽是汗珠，脸色难看极了，忙站起来扶住了他。这时是上午9点48分。
赵紫阳一句话提醒了大家，说：“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能动，赶快坐下。”想把他往外架的同志一下子不敢动了。旁边的秦基伟轻轻扶着他坐在原位上。他的一只手被胡耀邦紧紧地抓住，他感觉胡耀邦的手冰凉。
早已有人打电话通知医生了。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呼啸着去接医生……
首先赶到的是中南海保健处的医生。二三分钟之后，北京医院的医生开着救护车赶来，他们带来了全套急救设备和一张临时的床，就地进行抢救。
医生小心地将胡耀邦挪到病床上，病人似乎没有了知觉。打完针之后，医生告诉赵紫阳，胡耀邦的病情不允许移动，建议在这设临时病房。
赵紫阳点点头，对身边的人说：“按医生说的，政治局会议挪到其他会议室开，这里整理一下当病房。”同时，他指示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照料病人。
来来往往的警卫车给中南海增添了一份紧张，许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为了抢救胡耀邦，首都许多心血管病专家都被接来了，有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和协和医院的大夫等等。
经专家会诊，胡耀邦是突发性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病情十分危险。专家们全力抢救之后，稳住了他的病情。这时是上午11点15分。政治局会议在一种不安的气氛中结束。所有的人都在担心胡耀邦的病。会议一散，委员们都过来了，大部分人听说没事就没进临时病房。
赵紫阳进去看了看胡耀邦，叮嘱医生一定要尽全力抢救。
乔石和胡启立向医生询问了病情，还与专家们商讨了治疗方案。
一直到下午，怀仁堂前人迹不断，许多人闻讯赶来询问病情。
下午4点20分，医生认为病人可以上救护车，建议送医院治疗。同胡耀邦家人商量之后，将他送进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一个特区、特护小组成立，为胡耀邦精心治疗。
经仪器检查发现，胡耀邦心脏和下壁、后壁及右心室有大面积梗塞。肌酸激酶正常人仅132单位，而他却3340单位。
胡耀邦的病牵动了整个中南海。邓小平派秘书前往医院探视，赵紫阳两次来看望，杨尚昆、彭真、宋任穷也来了两次，李鹏即将出访日本，临行前放心不下，专门到医院探望。陈云、李先念打电话询问治疗情况。邓颖超写了一封长信让人送给胡耀邦，信中尽是鼓励之词，要他坚强地战胜病魔。
许多老同志都去了医院或打电话询问病情。
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一些同志，中顾委、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的领导同志也分别前往医院探望。
根据医生的建议，大部分人只向病人家属表示问候而未进病房。
胡耀邦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一天双眼紧闭靠氧气维持生命，有时却能轻松地与医生和家人说话。
赵紫阳第一次来看他时，胡耀邦对他说：“你肩上担子很重，事情繁忙，就不要到医院来看我啦。”
李鹏来医院时，胡耀邦也告诉他：“你工作很忙，就不要来了。”他还赞赏地对李鹏说：“你干得很努力，不过要注意身体。”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早早地醒来，情绪特别好。医生让他多睡一会儿，他高兴地说：“我已经睡了七天了，七天没有事就不会再有事了，危险期都过去啦。”
医生被他的话逗笑了。他又说：“我今天要打扫个人卫生。”他让工作人员将刮胡刀准备好他要刮一刮胡子。
医生建议他准备大小解，他一看7点半到了，便同意先大解然后刮胡子。
工作人员扶着他的手，胡耀邦还对他歉意地说：“辛苦你了，我会很快好的。”工作人员点点头没说话，胡耀邦知道别人不想引他说话也就不说了，静躺着大解。
7点40分，胡耀邦突然手一松，头一歪，昏过去了，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最紧急的抢救开始了，7点53分，胡耀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护人员知道一切行动将于事无补，但还是流着眼泪给他的心脏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按摩，可是他再也没能苏醒过来。
再伟大的人也难违大自然的规律。
胡耀邦病逝
1987年初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赵紫阳的消极对待，没有坚持进行下去。
到5月中旬，赵紫阳武断地宣称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倾向已经具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等的危险，须要同等地加以反对，这样，斗争就被扭转了方向。
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重新泛滥起来。
赵紫阳还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他提出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他对党的风气、社会风气趋于恶化的情况和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滋长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和解决。一时间，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降低，党的战斗力也相应削弱。
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引起群众的不满，治理整顿中的暂时困难也使人们发生了某些误解和忧虑。
利用这些情况，党内外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对党的领导进行了攻击。他们借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发表他们的政治主张，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与此同时，国外敌对势力也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泛滥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猖獗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活动，更使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
1988年末到1989年初，在若干大城市，特别在北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一场动乱在酝酿之中。
胡耀邦的病逝，成为触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线。
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行动和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示威。
在西安、长沙、成都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
李鹏主持常委会
在此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受过批评和处分的人平反。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显示了和胡耀邦同样的倾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不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
4月23日，赵紫阳赴朝鲜访问。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李鹏主持下召开会议，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摆在面前，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社论使绝大多数干部明确了动乱的性质，也使许多学生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
5月4日以后，80%的罢课学生复课，全国各地的局势迅速趋向平稳。
这时，回国才几天的赵紫阳突然改变对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的态度，指责根据政治局常委决定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
赵紫阳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5月4日，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并且把中央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于世。
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
5月6日，赵紫阳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人谈话。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番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
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5月13日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做“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
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
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平息反革命暴乱
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人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
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为赵紫阳鼓吹的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于5月19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赵紫阳反对中央的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
根据国务院令：自5月20日10时起，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动乱的策划者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终于使动乱在北京地区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在这次学潮和学生绝食的整个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6月3日，在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首都戒严地区的过程中，非法组织的头头策动在一些路口设置路障，阻截军车，并且发生了焚烧军车和杀害解放军官兵的严重事件。他们还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造成一个暴动的态势，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于6月3日晚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部队在开进过程中由于遭受大群暴徒的野蛮袭击，不得不实行必要的武装自卫。
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
6月4日晨，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被戒严部队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劝告和勒令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全部完成。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度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科技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也大为加快，这使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决策上发生了不少严重失误，致使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以至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动摇和夺取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的一些人所产生的严重影响，是决不可以低估的。
从国内环境来看，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1979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他又严肃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赵紫阳接替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
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
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在平息北京地区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于1989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全会的召开做了必要的准备。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讨论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并作出相应的组织处理。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在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此，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在随后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赵紫阳又被撤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四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六人组成，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免去在动乱期间支持赵紫阳的错误立场的胡启立等三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中共中央考虑过去、未来
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即指出，经历了春夏之交的这场政治风波之后，我们要“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以便“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全会本着这个精神，初步总结了教训，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针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