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江泽民入主中南海(3)
或许为了节省开支，或许只是口味和爱好的原因，江泽民特别喜欢吃面条，竟在上海留下了“面条市长”的美称，这个挺不错的习惯必定带进了中南海，只是大家还不曾叫他“面条总书记”罢了。
那时江泽民还在上海，身材结实，肩膀宽挺，脸庞方正，前额饱满，给人以一种淳厚敦实的感觉。他那一口带点苏北味的普通话，以及偶尔插科打诨来上几句蛮道地的上海话，使人觉得亲切中带点幽默感。而架在他鼻梁上的那副很有特色的深色边框的大眼镜，镜片后面那双深邃的眼睛，则又显露出一种富于机智和涵养的学者风度。
1985年秋，数月前由北京电子工业部部长调任上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举家搬进康平路市委大院来了。
搬家这一天，工作人员跑去问江泽民：可要为你家准备午餐？江说：搬搬弄弄，怕是没有时间自己烧饭了。这样好喽，就请食堂为我家一人来一碗盖浇面吧，别的什么也不要弄。工作人员又问：面条烧好，要不要给送来？江摆摆手说：不要添麻烦了，我们到食堂来吃，讲好了，就来一碗盖浇面，别的什么也别弄。
中午，食堂像往常一样开饭，蒸饭、馒头，四五种菜，供应市委印刷厂和机关的七八百号人分批用餐，忙乎了一阵子。等到就餐者都走得差不多了，伙房里也稍许空下来，工作人员就请大师傅准备下面条，同时请江泽民一家来吃午饭。老老少少，他家来了八口子，到食堂一坐下，江泽民就叫他的一个媳妇去买饭菜票。老少无欺，每个3两5角，当场付掉。面条端出来，一人一碗，浇头是肉丝、笋丝、盐菜丝。江泽民看上去胃口挺好，呼啦呼啦吃得挺香。一面吃，他一面对行政处的一位同志说：“听你的口音，你是湖北人口罗？噢，沔阳，那是洪湖赤卫队的老乡口罗。”说到这里，他腔调一转，讲起像模像样的湖北话来，“我在湖北工作过，接触的人也不少，你们湖北人很聪明。湖北人喜欢吃辣，湖北的豆豉也很好吃，我最喜欢吃湖北的豆豉了。今天，我吃到上海的面条了，也很好吃，你们食堂搞得不错，大饭店也没吃到过这么好的面条哟。”
吃完面条，江泽民叫家人先回去，他走进伙房，与几位大师傅一一握手打招呼：“你们辛苦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工作啦。”王师傅满手油污，不好意思把手伸出来，江泽民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说：“老师傅，麻烦你啦。”他在伙房的各个角落和食堂的楼上楼下都转了一圈，顺便了解食堂的供应情况。余庆路上的市委机关食堂是一幢二层楼房，原先只开上面一层，后来就餐者不断增加，过于拥挤，遂将原来堆物用的底层也辟为餐厅了。等江泽民一走，几位大师傅打开了话匣子：“看起来，这位新书记没什么架子，待人倒是挺和气的。”
后来，江泽民有时去外滩市府办公，会议往往又多又长，遇上来不及回家吃午饭，通常就到市府食堂买上三两盖浇面，呼啦呼啦吃个精光。有开玩笑者为此送了他一个谑号：“面条市长”。
江家保姆珍贵的回忆
在安徽，有个叫小红的姑娘，她有着令人羡慕的经历――曾给江泽民家当过保姆，说起那段生活，这位清秀的女性眼睛忍不住湿润起来。
江泽民在上海期间，家中先后用过两个保姆。头一个是从北京跟来的小红，安徽人，刚到上海时还不满20岁。干了二三年，未婚夫催小红回去成亲，此时她已对江家有了感情，不忍离去，江家也舍不得放她走，但不能耽误人家的终身大事呀，最终还是依依不舍地让她走了。小红走后，江家有很长时间没用保姆，扬州一个姑妈曾来帮着烧烧饭，家务事大部分都是由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坪挑在肩上。后来王冶坪生病住院，这才由行政处安排，临时找了个小王，帮江家烧烧饭，料理一点家务。
江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保姆同桌吃饭，保姆不到，饭桌不开。举家上下，皆把保姆看做自家人，客客气气，和和睦睦。江泽民的岳母，家人都称她“老阿太”，80多岁了，身体尚健，一天到晚闲不住，不管家里用不用保姆，她不是帮着择择菜，扫扫地，就是帮着抹抹桌子、收拾碗筷。按国家规定，省市委负责人每月有若干元保姆费，江家把这笔钱如数付给保姆不算，还贴上几十元凑个整数。用江泽民的话说，他家里人口多，零零碎碎的家务事总归多一些，按劳付酬，不能亏待了保姆。
小王从常熟来，比小红大10岁，第一次踏进江泽民的家门时，心里很紧张，想象不出这么大的官儿家里，是何等排场，有哪些规矩，担心自己干不好这份差事。江泽民见她手足无措的样子，便安慰她说：“你不用紧张，只要把饭菜烧熟，我们就满足了。我们是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家，王冶坪身体不好，你给我们烧烧饭，就帮了我们最大的忙了。”江泽民边跟她打趣说：“我们都是家乡人，你是常熟，我是扬州，老乡帮老乡。”
小王在江家干了三个月，因为心脏病发，根据医生的意见，回老家养病去了。临走时，王冶坪送了她一袋水果和麦乳精，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还一再嘱咐她回去后要养好身体，有空全家一起到上海来玩。小王是个很朴实的城镇妇女，她含着泪水，与江家依依而别：“我刚来时，非常紧张，路也不敢走，还怕烧不好饭菜，三个月下来，想不到你们吃住都这么普通，待我都这么好，我真感到离不开你们了。”
根据江泽民夫妇的意思，小王走后，行政处专门跟小王所在的常熟支塘镇取得了联系，请镇上对她的治病与工作安排给予适当的照顾。后来，小王与丈夫到上海来看望江泽民及家人，江家热情接待，晚上就让小王夫妇睡在他们家里。
“第一夫人”的笑话
在装修房子期间，王冶坪还闹过一个小笑话。那时江泽民刚到上海，临时住虹桥迎宾馆。一天中午，王冶坪吃过午饭，用童车推着爱孙“毛头”，到马路对面的一家宾馆看望一位北京来的老同志。到了宾馆门口，被门卫挡了驾，不让进。王冶坪说找北京来的住某某号房间的某某人，这位门卫打了电话，证实某某房间确有某某人，这才同意放她进去，但要她填一张会客单，对于不乘轿车进出者，这也是例行公事。这时，坐在门房的另一位门卫发话了：“算了算了，别难为她了，人家当保姆的，又不识字，你要人家填什么单子？”正说着，北京的某某同志从里面走出来了，一见到王冶坪，就上前一步握住她的手说：“喔，江书记的夫人来了。”两位门卫面面相觑，颇为尴尬。王冶坪一笑了之。也难怪门卫，王冶坪平时衣着极为普通，且不烫发，不施脂粉，这一天上身穿的是一件很平常的棕灰色毛衣，下穿藏青色裤子，脚上一双平口布鞋，又推着一辆童坐车，跟出现在某些电影电视片中的那种雍容华贵的官太太相比，实难对得上号。
这位后来的“第一夫人”曾多次向公家借铺盖，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冶坪头一次开口向管理科借两条被子时，工作人员都很诧异：借被子干吗？原来，江家有亲戚从扬州来上海，主人打算在家里摊两个地铺，留客人住上几天。
工作人员建议，可以住行政处的小招待所嘛，路不远，也不是宾馆，一共三十来个床位，弄得还算干净，收费也较便宜，本来就是为机关一般干部的亲戚朋友来上海临时住上几天派用场的。江泽民说：“不找你们麻烦了，我们自己克服一下。再说家乡来的人，住在一起谈谈家常，也更亲热些。”后来，工作人员不再把王冶坪向管理科借卧具看成稀罕事了，这似乎也是江家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老家来人，就在家里睡地铺。他家亲戚来上海的不算少，一年总有五六次，每次少则一二人，多则三四人，王冶坪一年也就要向管理科借五六次卧具，冬天借被子，夏天借席子。平心而论，江家由于人口多，住得并不宽敞。二、三楼三个房间，加起来50多平方米，一间是江泽民的办公室，摆着一桌、一椅、一橱和一个沙发，后来还放进了那架新买的钢琴。一间是卧室，住着江氏夫妇和“毛头”三个人。还有一间住着二媳妇与她的女儿。底楼二房一厅，一间住着老阿太与保姆，一间吃饭用，中间的厅作了会客室，也是全家人包括保姆吃过晚饭围着看电视的地方。遇有老家来人住宿，就在客厅或办公室里打地铺。底楼厨房之外还有一个小房间，半个多世纪前的建筑师设计房屋结构时，这种正房之外的小间是让佣人住的。现在的主人考虑这个小房间的光线、朝向都比较差，没让保姆住，往里面堆堆杂物，偶尔才临时住上个把人。
总书记回“母校”
金秋的一个上午，旭阳初照，两辆面包车开进了西安交大校园，江泽民总书记来了！刚刚得到这个消息的潘季、史维祥等校领导同江泽民总书记紧紧握手。江泽民总书记身穿一件深蓝色夹克衫，步履轻捷，满面红光，显得格外精神。在行政楼三楼的走廊里，江泽民同志赶上了走在前面的一位满头白发、拄着手杖的老人。他就是1947年江泽民在交通大学就读时，教过他“电机设计”课的老师严教授，江泽民上前握住了老教授的手：“严老师，您好。”83岁高龄的严教授同他这位学生上一次见面还在50年代中期。时隔30多年，老教授怎么也想不到，江泽民还一眼认出了他。
会议室洋溢着欢声笑语。总书记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他的老师们，向前欠起身子，关切地询问着他们的身体，拉起了家常：“记得我们的系主任是钟兆琳教授，现在住在华东医院，我在上海时，几乎每次去华东医院，都要去看望他。”接着他深情地谈起了几位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老师。他说：“当时念的什么书，作者是谁，我都记得。我在长春汽车制造厂当总工的时候，严老师、沈老师、蒋老师去了，我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在长春饭店吃了便饭，后来还合了影，现在我还保留着这几张照片。”说到这里，江泽民环顾在场的人加强了语气。他说，“我讲这些想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想说明尊师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很好的传统，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成长，从小开始就受到多少教师的培养，这些都是很难忘的。讲这个意见，就是对现在的年轻学生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发扬这个传统。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直到现在，包括在上海当市长、市委书记时，见了钟老师总是毕恭毕敬的。”
当潘季、史维祥汇报了校园建设，谈起迁校和迁校后的巨大发展变化时，江泽民强调说：迁校那是周总理亲自做动员。他感慨地说：“现在是一片郁郁葱葱啊。”他转过身，对坐在身旁的苏庄同志说：“这是你很大的功劳。”
这时，学经济法和半导体的两个同学匆匆走了进来。江泽民站起身，热情地同他们握手，询问他们念什么专业。当一位同学告诉他是学经济法的，江泽民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缺少搞经济法的人才。”
见到年轻的同学们，仿佛又勾起了江泽民对自己学生时代的眷恋，他重新坐回沙发，接着说：“交大是我的母校。我读的电机系基本都迁过来了，应该说这里是我的母校。严教授是我的老师，教我‘电机设计’，沈教授，教我‘照明学’，蒋教授高我几班，他当时是助教，也是我的老师。我昨天晚上就在想，应该来看望一下母校。看望看望我的老师。”他转向同学们接着说：“你们没来之前，我讲了一番尊师之道，老师是很重要的。我进来之后，很羡慕你们，当年在上海时的交大校园可没这么好。”他转过话题继续说：“我们要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啊，我看要有两条。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整天乱哄哄的搞什么建设。我们中国再也经不起折腾了。11亿人啊，吃饭是个大问题，而且11亿人的吃饭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必须靠我们自己。所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个大问题，我们大家必须共同维护好安定团结。第二条，中国要把经济搞上去。中国人脑子都聪明得很啊！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我看我们应该很好重视科技教育，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搞上去，没有现代化的技术、科学，不教育培养出许多知识分子，四化是搞不成的。归根结底，我们大家要齐心协力把经济搞上去了，任何外国人，评头论足也好，反对我们的也好，最后都会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一个是要维护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个是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这就要依靠我们的科技教育，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江泽民还谈起一件有趣的事。“上海交大前几年给我出了个题目，说你到我们这里来座谈一下，来传授传授经验，就是你怎么从一个学电机的当上了上海市长。1986年，我到上海交大去了。我对他们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大学里有市长系。我怎么当市长呢，就一条经验，干什么学什么。”说到这里，江泽民又对那个学经济法的同学讲，“你学的经济法，我们国家现在最缺少的就是法制。要讲民主就要讲法制，讲民主没有法制那就是无政府状态。我们有些人还缺乏民主法制观念。比如说新闻自由吧，世界上哪有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所标榜的那个新闻自由？美国所有报纸都控制在各个财团手里。假如你当他那个财团的新闻记者你骂他，他第二天就‘炒鱿鱼’喽。”
江泽民的风趣又引起一片笑声。
40多分钟的聚谈结束了。江泽民站起身来，同老师们一一握手，亲切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电机系等几位学生走过来向江泽民问好。江泽民握着他们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希望你们把书念好。”
江泽民当教授
3月，上海已是春意盎然了，红黄蓝……各色各种花卉开了一片又一片，花团锦簇，煞是好看。
上海交通大学校园里，男女大学生一个个健壮、美丽，欢声笑语不时扬起来，那携带青春气息的声音飞入天空，融入无限的时空中去了。
上海交大今天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这位从上海交大毕业的优秀学士今天要被上海交大聘为教授之衔了。
这是母校所能给予的最大荣誉了。
现在，江泽民俨然是个真正的学者，他在受聘仪式上作了题为《能源发展趋势与主要的节能措施》的学术报告。
在长达两小时的学术报告中，江泽民对全球普遍关注的能源问题作了详细阐述。他在着重分析了我国能源的状况及能源消耗的特点后指出，我国能源的供需矛盾和紧张状态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出路在于节能，要树立起长期节约能源的思想。在报告中，他提出了节能的三项主要措施，即加强节能宣传，提高广大群众的节能意识；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推进节能技术改造；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加强节能的综合管理，利用行政、经济、法律的手段促进节能工作的开展。
跟记者交朋友
有一位新华社记者叫李安定，是个高个子中年男子，他撰文披露了自己与江泽民长达数年、久经考验的友谊：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一夜，清晨从落地窗望出去，阳台栏杆、院子里的白皮松都披上了厚厚的银装。雪片仍在密密匝匝地落着，香炉峰则被雪幕完全遮住了。
住在香山饭店的是一批中国汽车界的巨头和元老，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正在这里举行理事扩大会。本来通知说，江泽民总书记上午9点半要来看看老朋友――他曾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过七年，可是人们估计他今天不会来了，因为雪大路滑，听说山下的公共汽车都已经停驶了。
快到9点半，我想还是到门口看一看，这只是出于一种记者的责任感。没想到刚出电梯，就听人们在说，“来了，来了。”走过去看，果然是江泽民总书记和众人一道正往会议厅走去。我们正好迎面相遇，他认出我，越过身边的警卫和我握手。随后，他指指我开始显出中年人体态的腹部：“注意啊，不要和我一样了。”
他先会见了和他共事过的老同事，又到会议厅看望全体与会代表，他完全没有总书记的架子，并表现出一种用语言和情绪把握群众的才能，使会场里充满一种老友重逢的松快气氛。他说：“中国人有个道德观念：不能忘本。算起来，我在一汽工作和生活了七年。人生几何，七年，可不算短，看见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们，我又想起我们的老厂长饶斌同志，当时的一汽集聚了全国的人才，是个培养人、锻炼人的大熔炉。”
按安排，本来是礼仪性会见，可是江泽民坐下，海阔天空娓娓谈了一个多小时，谈汽车，谈行业公会，谈国情资源，谈世界风云，无遮无掩，谈笑风生，会议厅里不时响起一片笑声。最后他打住话头：“今天我们是老朋友会见，讲话‘滑边’之处在所难免。”说到此，他抬眼四下里寻找，“安定同志，我们达成协议，今天的讲话notto bere ported（不供发表），你需要采访什么，我们以后可以专门谈。”
对于这位中国目前党的最高领导人，我局限于视野有限，无从作出全面评价，但我和江泽民认识近十年间，他待友真诚、念旧思故给我印象颇深。
我初次接触江泽民是在1981年秋，在他做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任上。当时我受副总理谷牧之派，跑了一个多月，写了一篇部门间互相扯皮的调查报告，众多中央负责人在报告上作了指示。由于报告所涉及的是一个出口企业的扩建问题，国务院确定由江泽民主持处理。我作为采写这个报告的新华社记者，也获准参与处理工作。
这是一件很棘手的工作，报告中涉及的十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坐在一起，由于有可能对具体责任者进行追究，与会者个个像立起芒刺的刺猬。要分清责任，真是谈何容易。处理过程长达三星期，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我在一边旁视，暗暗佩服江泽民这位主持人协调和分析问题的才干。处理的结论，已经和初衷有了很大不同，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而把板子打在体制上，即：我们体制的现状，如同一筐螃蟹，彼此牵制，无法顺利运作。这是一个深刻而又人人能接受的结论，一场各部门剑拔弩张的风波遂告平息。这下我才懂得，处理危机的确是一种艺术。
处理的结果，江泽民要给中央写一份报告，我要据此写一份材料。因此每次会后，他常常留我一起商量。他对我这个当时还涉世不深的年轻记者不摆架子，完全做平等的合作者，字斟句酌地推敲，有时过了开饭时间，他就带我到楼下食堂买两个冷馒头和一角五分一份的熬茄子草草地对付一餐。
当时，国家机关高层领导里，像他这种解放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型、技术型领导者还并不多。与他们接触，会强烈感到一种务实的、不打官腔的快节奏。
不久，进出口委撤销，江泽民做了电子部部长。一次电子部某公司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开成立招待会。我因故去晚了，主人已经开始致词，我在最后一桌找空坐下，远远看见江坐在主宾席，只见他几次抬起手臂，我也并没有在意。致词后，午餐开始，我看见江部长起身径直向我走来，“安定，好久不见。”他拍拍我的肩膀，“看见你进来，我一直在招呼你。”他说。我连忙站起来说：“实在对不起，没想到您是在招呼我。”真的，如果说，招手致意是礼貌的举止，离席来和我叙旧，则让我感到了种具有人情味的亲切。
1985年6月，江泽民调任上海市长，次年3月，他作为补选的上海代表，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我当时作驻会记者，在日常报道之余，《）+望》杂志约我写一篇关于江市长的专访。他在上海刚接待新西兰总理朗伊，晚到一两天，一来就很忙――趁到北京开会，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和各部门接洽。去采访的记者很多，但他对秘书说，对于老朋友，无论如何要挤时间谈。
我每次和江泽民谈话或采访，总有个印象，他并不是高高在上应付记者，也不是按他需要的调子让你凑成一篇稿子。我们谈话总是放得很开，写他家乡扬州的诗词到他在市长任上碰到的怪事。
由于主人开了绿灯，我获得了专访机会。刚刚坐下，又巧遇副市长们来汇报工作。
江市长忙把他们往客厅里让，一面说：“安定等了我好几天了，你们请坐一下，我先和他谈。”这下，我真是有些不自在了：“不，你们研究的是大事，你们先谈，不介意的话，我旁听如何。”于是大家落座，市长们讨论，我边听边记。顾及让我能听明白，有时江市长还转向我作一些简明的解释。他捧出一本精美的规划图册告诉我：“这次规划试图摆脱过去‘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摊大饼’的老做法，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作了城乡一体化的通盘考虑。总的布局，由中心城区、卫星城、小城镇、农村集镇四个层次组成。”他特别提到浦东：“上海的中心区包括现在的市区和将要开发的浦东，以此为主体，把吴淞、嘉定、闵行、金山等七个卫星城连起来，形成指状形态。在伸开的五指之间，规划成大片的楔形绿地。”边说，他边伸出粗壮的大手，因此，这个形象的比喻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副市长们告辞已是深夜，江市长往沙发上一靠，说：“终于静下来了，可以回答你的提问了。”当晚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据我所知，以前你并没有做市长的经验甚至思想准备，那你靠什么当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的市长？”江泽民沉思片刻：“我是上海的第一个平民市长。历任的上海市长，从陈老总的大将风范到我的前任汪市长的博学之才，他们都是在建国前就具备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而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前不久，交通大学同学会来信，约我谈谈怎样从一个电机系的大学生成为市长的。我的答案是一句话：干什么，学什么；干一行，爱一行。我从交大毕业，在食品厂当动力师，上海解放后我当厂长，正逢国民党轰炸、炸坏了发电厂，那时，我每天两点钟就起来，自己动手发电。我没有想过以后要当部长、当市长，只想把手里的工作干好，不要等老了再叹青春荒度。”当晚，我离开时，已经凌晨一点钟了，但江泽民始终精力充沛，没有丝毫不耐烦。事后我为《）+望》周刊写了一篇专访《上海应当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访上海市长江泽民》。
1990年3月，中共中央江泽民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的采访，担任美方翻译的是一位在北京大学读过书的美国姑娘，她告诉江泽民：“早在1986年，我就在《）+望》上读过关于您的文章。”江回答说：“那是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撰写的，我们是老朋友了。”
给总书记讲课的年轻人
1994年12月10日上午8点50分，飞往上海的1501航班准时从首都机场起飞。乘务员向乘客分发当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机舱后部一位穿着普通的乘客面前停下来，乘务员看看手中的报纸，又看看这位三十八九岁的乘客，他不就是昨天给江泽民总书记讲课的曹建明老师吗？
他正是曹建明。此刻，他有些不好意思：不知不觉间，自己已成了新闻人物。
1994年12月9日上午，曹建明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他作为第一课的主讲老师，为中央领导讲授“国际商贸法律制度及关贸总协定”。走过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进入中厅，这是政治局委员开会的地方，中央椭圆形会议桌四周，摆放着22把椅子。
国务委员彭佩云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早早来到怀仁堂，曾庆红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他热情地向曹建明表示欢迎，他怕曹建明紧张，一再鼓励道：“你要放开讲，我们都是学生，你是老师，你要像老师对学生那样。”
接着，曹建明看着陆续进来的领导同志刘华清、任建新、司马义？艾买提、李铁映、李瑞环、胡锦涛；8点59分，乔石、江泽民进入怀仁堂。司法部长肖扬向江泽民介绍：“这是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主任、教授曹建明，今天的主讲老师。”江泽民亲切地和曹建明握手。
乔石同志落座时，对坐在身旁的刘华清说：“当学生，我是积极的！”刘华清同志接着说：“我比你来得还早！”乔石同志风趣地说：“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引起一阵笑声。中央领导平易近人的风度和说笑，驱散了曹建明心头的最后一点紧张，他精神抖擞地坐在江泽民总书记对面的主讲席上。其他听讲的同志分左右两侧入座，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份简明的讲稿，大家同桌而坐，气氛亲切自然。
讲课正式开始，江总书记用了5分钟致主持词，曹建明认真听着，江总书记鲜明地提出的依法治国思想，给了他无形的鼓励。
曹建明讲得很潇洒，丰富的理论和生动的实例相结合，引用大量的最新数据，虚实兼顾，侃侃而谈。江泽民等领导同志时而凝神听讲，时而提笔记录。曹建明准确无误地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他在讲课中谈到侵权商标问题又谈到反倾销问题。江泽民说：“外经贸部的同志到没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好好研究，要好好听一听。”
中央领导同志听课之后，像认真的学生一样开始自由发言，还提出一些问题，如“中国复关的法律障碍”、“企业无序竞争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的影响和损失”等。讨论中，曹建明认真地进行了解说，并坦率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不知不觉间，已经11点多，学生和老师仍意犹未尽。在江泽民同志提议下，学生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曹建明老师表示了谢意。
大家陆续退出中厅，曹建明低头忙着整理自己的讲稿，有人悄悄告诉他，江总书记还等着向他致谢，曹建明抬头一看，江泽民同志已站着等候了好一会儿，看到他整理完毕，马上向他走来，曹建明激动地迎上前去。江总书记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谢谢老师！”这时胡锦涛也走过来，握着曹建明的手说：“你是南通人吧？你的课讲得很好，谢谢！”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看到这些年龄比自己大的中央领导同志这样重视知识，尊重老师，曹建明心里十分感动，他感到作为一名年轻法律工作者的重任。
曹建明生长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里，父亲当了30多年厂长，母亲在一家纺织厂任车间党总支书记。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1972年初中毕业后，他在安徽绩溪工作几年，后来到上海市卫生局卫生处任政工组负责人。粉碎“四人帮”后，他参与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曹建明在办案中意识到，一个国家，多么需要健全的法制建设啊！1979年，他参加高考，填了八个志愿，有六个是法律专业。
随着华东政法学院的恢复重建，作为第一批学生，曹建明在这里迎来了我国法学界的春天。他发愤刻苦钻研，获硕士学位；又教书八年，从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都是破格晋升，在法学特别是国际法学领域成为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近年来，他主编和参加编写的法学著作有19部，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90多篇，他还是上海市1990至1994年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中法学著作的惟一获得者。
1989年8月，正在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院学习的曹建明，应瑞士著名法学权威胜雅津教授邀请到瑞士洛桑的比较法研究所访问。
8月的洛桑，花园般美丽，而曹建明访问的一周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和胜雅津教授在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度过的。他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坦率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谈中国法律的发展……胜雅津教授从书架上抽出曹建明的《国际产品责任法》和他主编的《论文集》，说“我很喜欢你对学术的认真研究精神”。看到教授这么关注一个中国青年学者，曹建明非常惊讶，同时内心充满了感激。
临行前，两人已结下深厚的友谊，曹建明感谢教授的盛情款待，他开玩笑地说：“这一星期，我喝了你这么多可口可乐。”胜雅津教授用流利的汉语说：“不要谢我，你喝了我的可口可乐，我从你这里喝了许多知识可乐。”两人大笑起来。胜雅津教授认真地说：“你是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有一点可惜，你没有在这里读博士学位，你如果愿意，我可以为你介绍。”看着教授那诚挚的目光，曹建明明确地说：“我的事业在中国。”
1989年10月27日，曹建明从比利时回国，怀着对祖国的一腔挚爱和对中国法学事业的执著追求，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白天紧张工作，夜间挑灯夜战，每学期他完成的教学工作总是比规定的高出2至3倍。领导关心他的身体，几次安排他去休养，他都推辞了。
作为上海市政府的立法咨询专家，他大量的数据来自调查研究。这几年，不知跑了多少地方，多少星期天、节假日都是在调研、讲课中度过的。
1993年7月，曹建明应邀赴日本参加“太平洋地区国际法会议”，会议第二天，他登上了讲台，用英语作了《中国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的报告。他从改革开放后已开办10万多家外资企业讲到中国500多部涉外法规的特点；从经济特区讲到浦东新区；从中国鼓励外商投资领域的扩大到现行投资法规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一切都使各国教授和专家感到极大的兴趣。尽管在他之后发言的还有两位教授，但大会讨论的主题几乎都集中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
曹建明在国外获得如此殊荣，却没有半点改变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办公室很简陋，五六张办公桌挤在一起。作为系主任，他的办公桌靠窗放着，桌上摆满了讲义、文件和各种资料，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他忙得不亦乐乎。新年前夕，他要赶赴台湾，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生前曾亲笔邀他去参加“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会上他将就中国国际经济法的新发展作专题报告。从台湾回来后，他还将赴北京，为有关部长、厅局长再举办讲座。他有干不完的事情，身上焕发着勃勃朝气和活力。
江主席心系亿万人民健康
肝脏在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中，担负着物质代谢、解毒排泄、造血和凝血等数千种功能，是“人体化工厂”和“营养库”。
然而，肝癌作为一种高发性疾病，在发展中国家无情地蔓延、肆虐，吞噬着人民的生命。在我国，每年死于肝癌的患者达13万之众，已成为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大敌。为了制服这一病魔，心系12亿人民健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科院院士、一级教授吴孟超，围绕肝胆外科事业的发展，进行了亲切的交往。
1995年10月6日，北京京丰宾馆广场。江泽民主席会见参加全军后勤科技大会的代表，当走到吴孟超教授面前时，脚步停住了，他一面与吴老握手，一面捏了捏吴老的衣服，关切地问：“您怎么穿这么少的衣服，可别冻着了啊！”江主席转身向刘华清副主席介绍道：“这是吴孟超教授，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刘副主席笑道：“认识，认识。”
1995年5月20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江主席会见驻沪三军师以上干部，讲话一开始就说：“离开上海几年来，由于干部的成长与交流，你们当中好多同志我都不认识了，但吴孟超同志我是熟悉的，他领导的东方肝胆外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1994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吴孟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他和其他获奖者一起受到了江主席的亲切会见。
1992年1月18日，驻沪某部礼堂。江主席在会见驻沪三军领导干部时，左右环顾，一时没看到吴老，便关切地问道：“二医的吴孟超教授来了没有？”当听到站在后排的吴老应声答到时，江主席向他招手致意。
1991年5月10日，江主席在总后会见全军医学科委会成员时，握着吴老的手介绍说：
“我和吴孟超教授是老朋友了。”
在吴老的书房，珍藏着近五年来江主席12次会见他的照片资料，仅1992年就达五次之多。人们不禁会问：“江主席怎么这样关心吴孟超教授？”
个中奥秘，就是：江主席心系中华民族亿万人民的健康和中国肝胆外科事业，而吴孟超在该领域功勋卓著。正是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我党第三代领导核心和一代名医连在了一起。
那时江泽民还在上海，身材结实，肩膀宽挺，脸庞方正，前额饱满，给人以一种淳厚敦实的感觉。他那一口带点苏北味的普通话，以及偶尔插科打诨来上几句蛮道地的上海话，使人觉得亲切中带点幽默感。而架在他鼻梁上的那副很有特色的深色边框的大眼镜，镜片后面那双深邃的眼睛，则又显露出一种富于机智和涵养的学者风度。
1985年秋，数月前由北京电子工业部部长调任上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举家搬进康平路市委大院来了。
搬家这一天，工作人员跑去问江泽民：可要为你家准备午餐？江说：搬搬弄弄，怕是没有时间自己烧饭了。这样好喽，就请食堂为我家一人来一碗盖浇面吧，别的什么也不要弄。工作人员又问：面条烧好，要不要给送来？江摆摆手说：不要添麻烦了，我们到食堂来吃，讲好了，就来一碗盖浇面，别的什么也别弄。
中午，食堂像往常一样开饭，蒸饭、馒头，四五种菜，供应市委印刷厂和机关的七八百号人分批用餐，忙乎了一阵子。等到就餐者都走得差不多了，伙房里也稍许空下来，工作人员就请大师傅准备下面条，同时请江泽民一家来吃午饭。老老少少，他家来了八口子，到食堂一坐下，江泽民就叫他的一个媳妇去买饭菜票。老少无欺，每个3两5角，当场付掉。面条端出来，一人一碗，浇头是肉丝、笋丝、盐菜丝。江泽民看上去胃口挺好，呼啦呼啦吃得挺香。一面吃，他一面对行政处的一位同志说：“听你的口音，你是湖北人口罗？噢，沔阳，那是洪湖赤卫队的老乡口罗。”说到这里，他腔调一转，讲起像模像样的湖北话来，“我在湖北工作过，接触的人也不少，你们湖北人很聪明。湖北人喜欢吃辣，湖北的豆豉也很好吃，我最喜欢吃湖北的豆豉了。今天，我吃到上海的面条了，也很好吃，你们食堂搞得不错，大饭店也没吃到过这么好的面条哟。”
吃完面条，江泽民叫家人先回去，他走进伙房，与几位大师傅一一握手打招呼：“你们辛苦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工作啦。”王师傅满手油污，不好意思把手伸出来，江泽民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说：“老师傅，麻烦你啦。”他在伙房的各个角落和食堂的楼上楼下都转了一圈，顺便了解食堂的供应情况。余庆路上的市委机关食堂是一幢二层楼房，原先只开上面一层，后来就餐者不断增加，过于拥挤，遂将原来堆物用的底层也辟为餐厅了。等江泽民一走，几位大师傅打开了话匣子：“看起来，这位新书记没什么架子，待人倒是挺和气的。”
后来，江泽民有时去外滩市府办公，会议往往又多又长，遇上来不及回家吃午饭，通常就到市府食堂买上三两盖浇面，呼啦呼啦吃个精光。有开玩笑者为此送了他一个谑号：“面条市长”。
江家保姆珍贵的回忆
在安徽，有个叫小红的姑娘，她有着令人羡慕的经历――曾给江泽民家当过保姆，说起那段生活，这位清秀的女性眼睛忍不住湿润起来。
江泽民在上海期间，家中先后用过两个保姆。头一个是从北京跟来的小红，安徽人，刚到上海时还不满20岁。干了二三年，未婚夫催小红回去成亲，此时她已对江家有了感情，不忍离去，江家也舍不得放她走，但不能耽误人家的终身大事呀，最终还是依依不舍地让她走了。小红走后，江家有很长时间没用保姆，扬州一个姑妈曾来帮着烧烧饭，家务事大部分都是由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坪挑在肩上。后来王冶坪生病住院，这才由行政处安排，临时找了个小王，帮江家烧烧饭，料理一点家务。
江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保姆同桌吃饭，保姆不到，饭桌不开。举家上下，皆把保姆看做自家人，客客气气，和和睦睦。江泽民的岳母，家人都称她“老阿太”，80多岁了，身体尚健，一天到晚闲不住，不管家里用不用保姆，她不是帮着择择菜，扫扫地，就是帮着抹抹桌子、收拾碗筷。按国家规定，省市委负责人每月有若干元保姆费，江家把这笔钱如数付给保姆不算，还贴上几十元凑个整数。用江泽民的话说，他家里人口多，零零碎碎的家务事总归多一些，按劳付酬，不能亏待了保姆。
小王从常熟来，比小红大10岁，第一次踏进江泽民的家门时，心里很紧张，想象不出这么大的官儿家里，是何等排场，有哪些规矩，担心自己干不好这份差事。江泽民见她手足无措的样子，便安慰她说：“你不用紧张，只要把饭菜烧熟，我们就满足了。我们是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家，王冶坪身体不好，你给我们烧烧饭，就帮了我们最大的忙了。”江泽民边跟她打趣说：“我们都是家乡人，你是常熟，我是扬州，老乡帮老乡。”
小王在江家干了三个月，因为心脏病发，根据医生的意见，回老家养病去了。临走时，王冶坪送了她一袋水果和麦乳精，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还一再嘱咐她回去后要养好身体，有空全家一起到上海来玩。小王是个很朴实的城镇妇女，她含着泪水，与江家依依而别：“我刚来时，非常紧张，路也不敢走，还怕烧不好饭菜，三个月下来，想不到你们吃住都这么普通，待我都这么好，我真感到离不开你们了。”
根据江泽民夫妇的意思，小王走后，行政处专门跟小王所在的常熟支塘镇取得了联系，请镇上对她的治病与工作安排给予适当的照顾。后来，小王与丈夫到上海来看望江泽民及家人，江家热情接待，晚上就让小王夫妇睡在他们家里。
“第一夫人”的笑话
在装修房子期间，王冶坪还闹过一个小笑话。那时江泽民刚到上海，临时住虹桥迎宾馆。一天中午，王冶坪吃过午饭，用童车推着爱孙“毛头”，到马路对面的一家宾馆看望一位北京来的老同志。到了宾馆门口，被门卫挡了驾，不让进。王冶坪说找北京来的住某某号房间的某某人，这位门卫打了电话，证实某某房间确有某某人，这才同意放她进去，但要她填一张会客单，对于不乘轿车进出者，这也是例行公事。这时，坐在门房的另一位门卫发话了：“算了算了，别难为她了，人家当保姆的，又不识字，你要人家填什么单子？”正说着，北京的某某同志从里面走出来了，一见到王冶坪，就上前一步握住她的手说：“喔，江书记的夫人来了。”两位门卫面面相觑，颇为尴尬。王冶坪一笑了之。也难怪门卫，王冶坪平时衣着极为普通，且不烫发，不施脂粉，这一天上身穿的是一件很平常的棕灰色毛衣，下穿藏青色裤子，脚上一双平口布鞋，又推着一辆童坐车，跟出现在某些电影电视片中的那种雍容华贵的官太太相比，实难对得上号。
这位后来的“第一夫人”曾多次向公家借铺盖，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冶坪头一次开口向管理科借两条被子时，工作人员都很诧异：借被子干吗？原来，江家有亲戚从扬州来上海，主人打算在家里摊两个地铺，留客人住上几天。
工作人员建议，可以住行政处的小招待所嘛，路不远，也不是宾馆，一共三十来个床位，弄得还算干净，收费也较便宜，本来就是为机关一般干部的亲戚朋友来上海临时住上几天派用场的。江泽民说：“不找你们麻烦了，我们自己克服一下。再说家乡来的人，住在一起谈谈家常，也更亲热些。”后来，工作人员不再把王冶坪向管理科借卧具看成稀罕事了，这似乎也是江家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老家来人，就在家里睡地铺。他家亲戚来上海的不算少，一年总有五六次，每次少则一二人，多则三四人，王冶坪一年也就要向管理科借五六次卧具，冬天借被子，夏天借席子。平心而论，江家由于人口多，住得并不宽敞。二、三楼三个房间，加起来50多平方米，一间是江泽民的办公室，摆着一桌、一椅、一橱和一个沙发，后来还放进了那架新买的钢琴。一间是卧室，住着江氏夫妇和“毛头”三个人。还有一间住着二媳妇与她的女儿。底楼二房一厅，一间住着老阿太与保姆，一间吃饭用，中间的厅作了会客室，也是全家人包括保姆吃过晚饭围着看电视的地方。遇有老家来人住宿，就在客厅或办公室里打地铺。底楼厨房之外还有一个小房间，半个多世纪前的建筑师设计房屋结构时，这种正房之外的小间是让佣人住的。现在的主人考虑这个小房间的光线、朝向都比较差，没让保姆住，往里面堆堆杂物，偶尔才临时住上个把人。
总书记回“母校”
金秋的一个上午，旭阳初照，两辆面包车开进了西安交大校园，江泽民总书记来了！刚刚得到这个消息的潘季、史维祥等校领导同江泽民总书记紧紧握手。江泽民总书记身穿一件深蓝色夹克衫，步履轻捷，满面红光，显得格外精神。在行政楼三楼的走廊里，江泽民同志赶上了走在前面的一位满头白发、拄着手杖的老人。他就是1947年江泽民在交通大学就读时，教过他“电机设计”课的老师严教授，江泽民上前握住了老教授的手：“严老师，您好。”83岁高龄的严教授同他这位学生上一次见面还在50年代中期。时隔30多年，老教授怎么也想不到，江泽民还一眼认出了他。
会议室洋溢着欢声笑语。总书记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他的老师们，向前欠起身子，关切地询问着他们的身体，拉起了家常：“记得我们的系主任是钟兆琳教授，现在住在华东医院，我在上海时，几乎每次去华东医院，都要去看望他。”接着他深情地谈起了几位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老师。他说：“当时念的什么书，作者是谁，我都记得。我在长春汽车制造厂当总工的时候，严老师、沈老师、蒋老师去了，我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在长春饭店吃了便饭，后来还合了影，现在我还保留着这几张照片。”说到这里，江泽民环顾在场的人加强了语气。他说，“我讲这些想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想说明尊师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很好的传统，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成长，从小开始就受到多少教师的培养，这些都是很难忘的。讲这个意见，就是对现在的年轻学生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发扬这个传统。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直到现在，包括在上海当市长、市委书记时，见了钟老师总是毕恭毕敬的。”
当潘季、史维祥汇报了校园建设，谈起迁校和迁校后的巨大发展变化时，江泽民强调说：迁校那是周总理亲自做动员。他感慨地说：“现在是一片郁郁葱葱啊。”他转过身，对坐在身旁的苏庄同志说：“这是你很大的功劳。”
这时，学经济法和半导体的两个同学匆匆走了进来。江泽民站起身，热情地同他们握手，询问他们念什么专业。当一位同学告诉他是学经济法的，江泽民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缺少搞经济法的人才。”
见到年轻的同学们，仿佛又勾起了江泽民对自己学生时代的眷恋，他重新坐回沙发，接着说：“交大是我的母校。我读的电机系基本都迁过来了，应该说这里是我的母校。严教授是我的老师，教我‘电机设计’，沈教授，教我‘照明学’，蒋教授高我几班，他当时是助教，也是我的老师。我昨天晚上就在想，应该来看望一下母校。看望看望我的老师。”他转向同学们接着说：“你们没来之前，我讲了一番尊师之道，老师是很重要的。我进来之后，很羡慕你们，当年在上海时的交大校园可没这么好。”他转过话题继续说：“我们要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啊，我看要有两条。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整天乱哄哄的搞什么建设。我们中国再也经不起折腾了。11亿人啊，吃饭是个大问题，而且11亿人的吃饭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必须靠我们自己。所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个大问题，我们大家必须共同维护好安定团结。第二条，中国要把经济搞上去。中国人脑子都聪明得很啊！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我看我们应该很好重视科技教育，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搞上去，没有现代化的技术、科学，不教育培养出许多知识分子，四化是搞不成的。归根结底，我们大家要齐心协力把经济搞上去了，任何外国人，评头论足也好，反对我们的也好，最后都会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一个是要维护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个是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这就要依靠我们的科技教育，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江泽民还谈起一件有趣的事。“上海交大前几年给我出了个题目，说你到我们这里来座谈一下，来传授传授经验，就是你怎么从一个学电机的当上了上海市长。1986年，我到上海交大去了。我对他们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大学里有市长系。我怎么当市长呢，就一条经验，干什么学什么。”说到这里，江泽民又对那个学经济法的同学讲，“你学的经济法，我们国家现在最缺少的就是法制。要讲民主就要讲法制，讲民主没有法制那就是无政府状态。我们有些人还缺乏民主法制观念。比如说新闻自由吧，世界上哪有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所标榜的那个新闻自由？美国所有报纸都控制在各个财团手里。假如你当他那个财团的新闻记者你骂他，他第二天就‘炒鱿鱼’喽。”
江泽民的风趣又引起一片笑声。
40多分钟的聚谈结束了。江泽民站起身来，同老师们一一握手，亲切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电机系等几位学生走过来向江泽民问好。江泽民握着他们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希望你们把书念好。”
江泽民当教授
3月，上海已是春意盎然了，红黄蓝……各色各种花卉开了一片又一片，花团锦簇，煞是好看。
上海交通大学校园里，男女大学生一个个健壮、美丽，欢声笑语不时扬起来，那携带青春气息的声音飞入天空，融入无限的时空中去了。
上海交大今天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这位从上海交大毕业的优秀学士今天要被上海交大聘为教授之衔了。
这是母校所能给予的最大荣誉了。
现在，江泽民俨然是个真正的学者，他在受聘仪式上作了题为《能源发展趋势与主要的节能措施》的学术报告。
在长达两小时的学术报告中，江泽民对全球普遍关注的能源问题作了详细阐述。他在着重分析了我国能源的状况及能源消耗的特点后指出，我国能源的供需矛盾和紧张状态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出路在于节能，要树立起长期节约能源的思想。在报告中，他提出了节能的三项主要措施，即加强节能宣传，提高广大群众的节能意识；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推进节能技术改造；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加强节能的综合管理，利用行政、经济、法律的手段促进节能工作的开展。
跟记者交朋友
有一位新华社记者叫李安定，是个高个子中年男子，他撰文披露了自己与江泽民长达数年、久经考验的友谊：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一夜，清晨从落地窗望出去，阳台栏杆、院子里的白皮松都披上了厚厚的银装。雪片仍在密密匝匝地落着，香炉峰则被雪幕完全遮住了。
住在香山饭店的是一批中国汽车界的巨头和元老，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正在这里举行理事扩大会。本来通知说，江泽民总书记上午9点半要来看看老朋友――他曾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过七年，可是人们估计他今天不会来了，因为雪大路滑，听说山下的公共汽车都已经停驶了。
快到9点半，我想还是到门口看一看，这只是出于一种记者的责任感。没想到刚出电梯，就听人们在说，“来了，来了。”走过去看，果然是江泽民总书记和众人一道正往会议厅走去。我们正好迎面相遇，他认出我，越过身边的警卫和我握手。随后，他指指我开始显出中年人体态的腹部：“注意啊，不要和我一样了。”
他先会见了和他共事过的老同事，又到会议厅看望全体与会代表，他完全没有总书记的架子，并表现出一种用语言和情绪把握群众的才能，使会场里充满一种老友重逢的松快气氛。他说：“中国人有个道德观念：不能忘本。算起来，我在一汽工作和生活了七年。人生几何，七年，可不算短，看见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们，我又想起我们的老厂长饶斌同志，当时的一汽集聚了全国的人才，是个培养人、锻炼人的大熔炉。”
按安排，本来是礼仪性会见，可是江泽民坐下，海阔天空娓娓谈了一个多小时，谈汽车，谈行业公会，谈国情资源，谈世界风云，无遮无掩，谈笑风生，会议厅里不时响起一片笑声。最后他打住话头：“今天我们是老朋友会见，讲话‘滑边’之处在所难免。”说到此，他抬眼四下里寻找，“安定同志，我们达成协议，今天的讲话notto bere ported（不供发表），你需要采访什么，我们以后可以专门谈。”
对于这位中国目前党的最高领导人，我局限于视野有限，无从作出全面评价，但我和江泽民认识近十年间，他待友真诚、念旧思故给我印象颇深。
我初次接触江泽民是在1981年秋，在他做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任上。当时我受副总理谷牧之派，跑了一个多月，写了一篇部门间互相扯皮的调查报告，众多中央负责人在报告上作了指示。由于报告所涉及的是一个出口企业的扩建问题，国务院确定由江泽民主持处理。我作为采写这个报告的新华社记者，也获准参与处理工作。
这是一件很棘手的工作，报告中涉及的十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坐在一起，由于有可能对具体责任者进行追究，与会者个个像立起芒刺的刺猬。要分清责任，真是谈何容易。处理过程长达三星期，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我在一边旁视，暗暗佩服江泽民这位主持人协调和分析问题的才干。处理的结论，已经和初衷有了很大不同，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而把板子打在体制上，即：我们体制的现状，如同一筐螃蟹，彼此牵制，无法顺利运作。这是一个深刻而又人人能接受的结论，一场各部门剑拔弩张的风波遂告平息。这下我才懂得，处理危机的确是一种艺术。
处理的结果，江泽民要给中央写一份报告，我要据此写一份材料。因此每次会后，他常常留我一起商量。他对我这个当时还涉世不深的年轻记者不摆架子，完全做平等的合作者，字斟句酌地推敲，有时过了开饭时间，他就带我到楼下食堂买两个冷馒头和一角五分一份的熬茄子草草地对付一餐。
当时，国家机关高层领导里，像他这种解放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型、技术型领导者还并不多。与他们接触，会强烈感到一种务实的、不打官腔的快节奏。
不久，进出口委撤销，江泽民做了电子部部长。一次电子部某公司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开成立招待会。我因故去晚了，主人已经开始致词，我在最后一桌找空坐下，远远看见江坐在主宾席，只见他几次抬起手臂，我也并没有在意。致词后，午餐开始，我看见江部长起身径直向我走来，“安定，好久不见。”他拍拍我的肩膀，“看见你进来，我一直在招呼你。”他说。我连忙站起来说：“实在对不起，没想到您是在招呼我。”真的，如果说，招手致意是礼貌的举止，离席来和我叙旧，则让我感到了种具有人情味的亲切。
1985年6月，江泽民调任上海市长，次年3月，他作为补选的上海代表，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我当时作驻会记者，在日常报道之余，《）+望》杂志约我写一篇关于江市长的专访。他在上海刚接待新西兰总理朗伊，晚到一两天，一来就很忙――趁到北京开会，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和各部门接洽。去采访的记者很多，但他对秘书说，对于老朋友，无论如何要挤时间谈。
我每次和江泽民谈话或采访，总有个印象，他并不是高高在上应付记者，也不是按他需要的调子让你凑成一篇稿子。我们谈话总是放得很开，写他家乡扬州的诗词到他在市长任上碰到的怪事。
由于主人开了绿灯，我获得了专访机会。刚刚坐下，又巧遇副市长们来汇报工作。
江市长忙把他们往客厅里让，一面说：“安定等了我好几天了，你们请坐一下，我先和他谈。”这下，我真是有些不自在了：“不，你们研究的是大事，你们先谈，不介意的话，我旁听如何。”于是大家落座，市长们讨论，我边听边记。顾及让我能听明白，有时江市长还转向我作一些简明的解释。他捧出一本精美的规划图册告诉我：“这次规划试图摆脱过去‘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摊大饼’的老做法，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作了城乡一体化的通盘考虑。总的布局，由中心城区、卫星城、小城镇、农村集镇四个层次组成。”他特别提到浦东：“上海的中心区包括现在的市区和将要开发的浦东，以此为主体，把吴淞、嘉定、闵行、金山等七个卫星城连起来，形成指状形态。在伸开的五指之间，规划成大片的楔形绿地。”边说，他边伸出粗壮的大手，因此，这个形象的比喻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副市长们告辞已是深夜，江市长往沙发上一靠，说：“终于静下来了，可以回答你的提问了。”当晚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据我所知，以前你并没有做市长的经验甚至思想准备，那你靠什么当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的市长？”江泽民沉思片刻：“我是上海的第一个平民市长。历任的上海市长，从陈老总的大将风范到我的前任汪市长的博学之才，他们都是在建国前就具备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而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前不久，交通大学同学会来信，约我谈谈怎样从一个电机系的大学生成为市长的。我的答案是一句话：干什么，学什么；干一行，爱一行。我从交大毕业，在食品厂当动力师，上海解放后我当厂长，正逢国民党轰炸、炸坏了发电厂，那时，我每天两点钟就起来，自己动手发电。我没有想过以后要当部长、当市长，只想把手里的工作干好，不要等老了再叹青春荒度。”当晚，我离开时，已经凌晨一点钟了，但江泽民始终精力充沛，没有丝毫不耐烦。事后我为《）+望》周刊写了一篇专访《上海应当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访上海市长江泽民》。
1990年3月，中共中央江泽民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的采访，担任美方翻译的是一位在北京大学读过书的美国姑娘，她告诉江泽民：“早在1986年，我就在《）+望》上读过关于您的文章。”江回答说：“那是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撰写的，我们是老朋友了。”
给总书记讲课的年轻人
1994年12月10日上午8点50分，飞往上海的1501航班准时从首都机场起飞。乘务员向乘客分发当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机舱后部一位穿着普通的乘客面前停下来，乘务员看看手中的报纸，又看看这位三十八九岁的乘客，他不就是昨天给江泽民总书记讲课的曹建明老师吗？
他正是曹建明。此刻，他有些不好意思：不知不觉间，自己已成了新闻人物。
1994年12月9日上午，曹建明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他作为第一课的主讲老师，为中央领导讲授“国际商贸法律制度及关贸总协定”。走过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进入中厅，这是政治局委员开会的地方，中央椭圆形会议桌四周，摆放着22把椅子。
国务委员彭佩云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早早来到怀仁堂，曾庆红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他热情地向曹建明表示欢迎，他怕曹建明紧张，一再鼓励道：“你要放开讲，我们都是学生，你是老师，你要像老师对学生那样。”
接着，曹建明看着陆续进来的领导同志刘华清、任建新、司马义？艾买提、李铁映、李瑞环、胡锦涛；8点59分，乔石、江泽民进入怀仁堂。司法部长肖扬向江泽民介绍：“这是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主任、教授曹建明，今天的主讲老师。”江泽民亲切地和曹建明握手。
乔石同志落座时，对坐在身旁的刘华清说：“当学生，我是积极的！”刘华清同志接着说：“我比你来得还早！”乔石同志风趣地说：“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引起一阵笑声。中央领导平易近人的风度和说笑，驱散了曹建明心头的最后一点紧张，他精神抖擞地坐在江泽民总书记对面的主讲席上。其他听讲的同志分左右两侧入座，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份简明的讲稿，大家同桌而坐，气氛亲切自然。
讲课正式开始，江总书记用了5分钟致主持词，曹建明认真听着，江总书记鲜明地提出的依法治国思想，给了他无形的鼓励。
曹建明讲得很潇洒，丰富的理论和生动的实例相结合，引用大量的最新数据，虚实兼顾，侃侃而谈。江泽民等领导同志时而凝神听讲，时而提笔记录。曹建明准确无误地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他在讲课中谈到侵权商标问题又谈到反倾销问题。江泽民说：“外经贸部的同志到没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好好研究，要好好听一听。”
中央领导同志听课之后，像认真的学生一样开始自由发言，还提出一些问题，如“中国复关的法律障碍”、“企业无序竞争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的影响和损失”等。讨论中，曹建明认真地进行了解说，并坦率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不知不觉间，已经11点多，学生和老师仍意犹未尽。在江泽民同志提议下，学生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曹建明老师表示了谢意。
大家陆续退出中厅，曹建明低头忙着整理自己的讲稿，有人悄悄告诉他，江总书记还等着向他致谢，曹建明抬头一看，江泽民同志已站着等候了好一会儿，看到他整理完毕，马上向他走来，曹建明激动地迎上前去。江总书记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谢谢老师！”这时胡锦涛也走过来，握着曹建明的手说：“你是南通人吧？你的课讲得很好，谢谢！”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看到这些年龄比自己大的中央领导同志这样重视知识，尊重老师，曹建明心里十分感动，他感到作为一名年轻法律工作者的重任。
曹建明生长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里，父亲当了30多年厂长，母亲在一家纺织厂任车间党总支书记。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1972年初中毕业后，他在安徽绩溪工作几年，后来到上海市卫生局卫生处任政工组负责人。粉碎“四人帮”后，他参与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曹建明在办案中意识到，一个国家，多么需要健全的法制建设啊！1979年，他参加高考，填了八个志愿，有六个是法律专业。
随着华东政法学院的恢复重建，作为第一批学生，曹建明在这里迎来了我国法学界的春天。他发愤刻苦钻研，获硕士学位；又教书八年，从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都是破格晋升，在法学特别是国际法学领域成为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近年来，他主编和参加编写的法学著作有19部，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90多篇，他还是上海市1990至1994年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中法学著作的惟一获得者。
1989年8月，正在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院学习的曹建明，应瑞士著名法学权威胜雅津教授邀请到瑞士洛桑的比较法研究所访问。
8月的洛桑，花园般美丽，而曹建明访问的一周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和胜雅津教授在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度过的。他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坦率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谈中国法律的发展……胜雅津教授从书架上抽出曹建明的《国际产品责任法》和他主编的《论文集》，说“我很喜欢你对学术的认真研究精神”。看到教授这么关注一个中国青年学者，曹建明非常惊讶，同时内心充满了感激。
临行前，两人已结下深厚的友谊，曹建明感谢教授的盛情款待，他开玩笑地说：“这一星期，我喝了你这么多可口可乐。”胜雅津教授用流利的汉语说：“不要谢我，你喝了我的可口可乐，我从你这里喝了许多知识可乐。”两人大笑起来。胜雅津教授认真地说：“你是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有一点可惜，你没有在这里读博士学位，你如果愿意，我可以为你介绍。”看着教授那诚挚的目光，曹建明明确地说：“我的事业在中国。”
1989年10月27日，曹建明从比利时回国，怀着对祖国的一腔挚爱和对中国法学事业的执著追求，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白天紧张工作，夜间挑灯夜战，每学期他完成的教学工作总是比规定的高出2至3倍。领导关心他的身体，几次安排他去休养，他都推辞了。
作为上海市政府的立法咨询专家，他大量的数据来自调查研究。这几年，不知跑了多少地方，多少星期天、节假日都是在调研、讲课中度过的。
1993年7月，曹建明应邀赴日本参加“太平洋地区国际法会议”，会议第二天，他登上了讲台，用英语作了《中国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的报告。他从改革开放后已开办10万多家外资企业讲到中国500多部涉外法规的特点；从经济特区讲到浦东新区；从中国鼓励外商投资领域的扩大到现行投资法规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一切都使各国教授和专家感到极大的兴趣。尽管在他之后发言的还有两位教授，但大会讨论的主题几乎都集中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
曹建明在国外获得如此殊荣，却没有半点改变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办公室很简陋，五六张办公桌挤在一起。作为系主任，他的办公桌靠窗放着，桌上摆满了讲义、文件和各种资料，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他忙得不亦乐乎。新年前夕，他要赶赴台湾，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生前曾亲笔邀他去参加“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会上他将就中国国际经济法的新发展作专题报告。从台湾回来后，他还将赴北京，为有关部长、厅局长再举办讲座。他有干不完的事情，身上焕发着勃勃朝气和活力。
江主席心系亿万人民健康
肝脏在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中，担负着物质代谢、解毒排泄、造血和凝血等数千种功能，是“人体化工厂”和“营养库”。
然而，肝癌作为一种高发性疾病，在发展中国家无情地蔓延、肆虐，吞噬着人民的生命。在我国，每年死于肝癌的患者达13万之众，已成为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大敌。为了制服这一病魔，心系12亿人民健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科院院士、一级教授吴孟超，围绕肝胆外科事业的发展，进行了亲切的交往。
1995年10月6日，北京京丰宾馆广场。江泽民主席会见参加全军后勤科技大会的代表，当走到吴孟超教授面前时，脚步停住了，他一面与吴老握手，一面捏了捏吴老的衣服，关切地问：“您怎么穿这么少的衣服，可别冻着了啊！”江主席转身向刘华清副主席介绍道：“这是吴孟超教授，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刘副主席笑道：“认识，认识。”
1995年5月20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江主席会见驻沪三军师以上干部，讲话一开始就说：“离开上海几年来，由于干部的成长与交流，你们当中好多同志我都不认识了，但吴孟超同志我是熟悉的，他领导的东方肝胆外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1994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吴孟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他和其他获奖者一起受到了江主席的亲切会见。
1992年1月18日，驻沪某部礼堂。江主席在会见驻沪三军领导干部时，左右环顾，一时没看到吴老，便关切地问道：“二医的吴孟超教授来了没有？”当听到站在后排的吴老应声答到时，江主席向他招手致意。
1991年5月10日，江主席在总后会见全军医学科委会成员时，握着吴老的手介绍说：
“我和吴孟超教授是老朋友了。”
在吴老的书房，珍藏着近五年来江主席12次会见他的照片资料，仅1992年就达五次之多。人们不禁会问：“江主席怎么这样关心吴孟超教授？”
个中奥秘，就是：江主席心系中华民族亿万人民的健康和中国肝胆外科事业，而吴孟超在该领域功勋卓著。正是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我党第三代领导核心和一代名医连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