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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漫漫香港回归路!七一了却故人愿(1)

  第一节 邓小平智斗铁娘子彭定康黯然离香港

  北京政府在建国初期采取了把香港留在英国的政策,这是比较明智的,是从长远打算的一种做法。谁也无法预料下面会出现什么更剧烈的冲突,幸好毛泽东进行了干预。“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彭定康,闭上你的嘴巴!”

  邱吉尔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享有香港的主权

  香港地区位于中国广东省南部海岸,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个部分,香港岛,面积75.6平方公里,鸦片战争后由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九龙半岛位于目前的界限街以南,面积11.2平方公里,由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连同昂船州一起割让给英国;新界,面积975.1平方公里,包括从西部的珠江三角洲边缘到东部的大鹏湾地区及其周围海域,共约235个岛屿,根据1898年签订的另一个北京条约租用给英国,租期99年。

  在192五年至1929年间,国民党政权曾试图废除自鸦片战争以来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软弱无力,完全未有成效。

  1942年末,终于开始了有关的谈判。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蒋介石政府向英国提出了一个条约草案,其中要求废除租界新界地区。但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这个问题超越了关于治外法权条约的范围,建议抗战胜利后再讨论“租借的条款”。

  珍珠港事件以后,英美两国为了战略上的需要,希望中国坚持抗战下去,不要和日本人媾和,这样可以保证同盟国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以加强自己的力量。英美两国为了对中国在抗战中的突出表现表示出它们的友好态度,因此提出了终止在华治外法权,同时缔结新约,把中国法院根据中国法律审理各国籍公民的权力交还给中国。

  和美国的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但中英的谈判却因为香港问题而搁浅了,原定于1943年元旦签约,但到12月中旬时,发现一切都谈妥了,就是香港问题无法解决。

  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当即召来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希望他能出面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早在几个月前,顾维钧就在伦敦作过调查,他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英国人是主张自己政府将香港归还给中国的,他们认为:香港理应归还中国,它既是中国的领土,居民又都是中国人。而且,香港对于英国人来说还是个负担,难于防守。顾维钧甚至单独会晤过邱吉尔,邱吉尔当时含含糊糊地将此事推到一边,说香港早晚是要归还中国的,但究竟什么时候为好,要视战争和其他因素来定,他巧妙地用战争这块挡箭牌将顾维钧拒之门外。

  据说蒋介石听后十分愤怒,厉声喝问:“英国人把香港留在手里究竟想干什么?”

  对此,老牌的资深外交家顾维钧向他娓娓道来:英国人这一回本来只是在美国人的号召下才将治外法权归还的,在他们的谈判计划中,根本就没有想到过香港问题可以在现在来谈判,所以,我们想毕其功于一役可能性是很小的,现在,比较明智的办法就是他们归还什么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收下什么,只是在收的过程中再告诉他们:我们很不满意,你们应该把更多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都还给我们。我们一边对他们送来的第一份礼表示高兴,但同时,暗示他们,我们还在等待着第二份……

  顾维钧的话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外交家特有的灵活、婉转与随机应变,这是一种稳扎稳打的办法。

  蒋介石听了顾维钧的建议,觉得有几分道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没有再采取其他措施,先把这一问题搁置下来了。

  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曾试图说服邱吉尔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把它开辟成自由港,以便对大连能做出同样的安排,从而让斯大林进入这个不冻港口。

  邱吉尔坚决反对这一意见,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不准许英国的任何主权被转移。”还有消息说,当时邱吉尔和斯大林举行了秘密会谈,在会谈中,邱吉尔同意斯大林在波兰放手行事,以换取斯大林支持英国重新占领和保留香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提出要在香港接受日本投降,但是,英国强调由他们来收复香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对中国比较有利,但是,杜鲁门总统被英国说动,他做出了有利于英国的调停。英国人又一次进驻了香港,重获了对香港的统治权。从此以后,国民党忙于内战,自然就顾不上弹丸之地的香港了。

  毛泽东深思熟虑:收复香港要等待时机

  1949年10月,共产党解放了广东,香港迅速地作了抵抗解放军进攻的准备。在那一年的前十个月里,兵荒马乱,约有50万避难者越边界进入香港。大多是国民党政权的大小官员和工商阶层,国民党政府的民航飞机大部分也已经飞到香港,人们都在观望解放军会不会攻入香港,占有国民党的资财和香港统治权,但是,解放军战士在边界前停住了脚步。

  在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中国政府曾经宣布,它将审查中国历届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且根据条约内容分别予以承认、废除、修改或重新谈判。但是,在英国于1950年2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北京并没有提出香港的问题。

  几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英国从12月份开始对中国实行禁运,一开始,华盛顿认为把香港排除在禁区之外是不合适的,管制向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物资运输。尔后,日本、加拿大、法国、比利时、缅甸也先后对中国实行禁运,香港英国政府也宣布110项物资不得运往中国大陆。后来,美国允许香港进口货物,但仍维持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禁令。这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成为中国通向资本主义世界必不可少的门户。

  1950年,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却发表了一份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两面派”声明,声称:英国有决心阻止共产主义潮流越出中国国境,而且表示将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在台湾淡水驻留领事机构。

  这种荒唐的外交政策在11年以后的联合国大会再次上演,英国一方面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大合法席位的议案,另一方面投票赞成美国提出的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需经大会2/3的多数通过才能作出决定的议案。

  当时陈毅外长不失风趣地讥讽英国人只投了中国“一张半票!”以至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欲借会议之机谈判中英建交问题时,英国外长艾登竟然微笑着说:“英国是承认中国的,只是中国不承认我们。”周总理立即还以颜色:“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我们。”

  因此,北京政府在建国初期采取了把香港留在英国的政策,这是比较明智的,是从长远打算的一种做法,中国曾经因多种原因就香港问题向英国提出过抗议,但是,对它的统治现状从来没有提出过真正的挑战。

  当然,中国允许香港仍由英国统治,并不是无条件的。

  周恩来当时规定了三个必要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香港可以长期维持现状:

  一、香港不能用做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

  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的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由于这些条件听来是合理的,而且没有干涉香港的内政,因而,成为虽未公布但得到很好遵守的条规,可以算是中英之间的秘密约定俗成吧。

  但是,北京还是多次向香港和英国提出了抗议,因为在一系列事件中,香港让我国政府很不高兴。

  首先是70架飞机没能归还中国。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已经宣布起义,中方声明飞机属于新政权,但是,国民党政权声称把这些飞机卖给美国陈纳德的民航公司。

  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声明出售无效。但是,英国宣布扣留飞机,阻止它们飞往大陆,香港上诉法院虽然做出了有利于我国政府的判决。但是,英国枢密院审判委员会否决了这一判决,批准了这项买卖。

  1955年4月,香港最高法院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公司在香港的办事机构占用的一座仓库是陈纳德的斑马公司的财产。中国民航公司的人员拒绝腾出这个仓库,被香港警察撵走了。

  1955年,印度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载着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成员从香港起飞,在南海上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在事前,中国已通告香港当局,国民党特务要派人炸毁飞机,但香港当局掉以轻心,没有做好应该的保卫工作,导致不幸事件的发生。

  还有其他一些事件,包括劫持渔船、窝藏国民党军事人员、骚扰香港左翼机构,北京对香港提出了严正抗议。

  1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百年不遇的天灾造成的困难,华南发生了一起通过香港涌往海外的高潮。在短短的三个星期时间里,约有26万人南逃,香港政府小心地解释道:难民出逃不是由于政治原因,并实行了限额制度。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北京与香港开始合作。

  1960年夏天,苏联撤消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撤回了所有的技术人员,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自力更生,或者转向非社会主义国家,寻求未来的贸易和援助,香港对中国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了。

  一位了解情况的香港著名评论员说,1959年,当中苏关系已经变坏但尚未最后决裂时,毛泽东曾指示说:目前香港对我们有利,最好暂不收回香港,我们不要仓促行动。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也正面临严重的困难,周恩来指示说,这个地方日益重要,(水、食物、原料)供应港澳实际上是个政治任务。

  一般人都不知道,在九龙南部,中国有一块土地,叫做九龙城寨,在1898年的条约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现今住在那里的官员,将继续行使管辖权,但要与保护香港的军事要求保持一致……中国官员和人民,将和以前一样,被允许使用从九龙到兴南的道路。

  在过去的岁月中,中国的历届政府都忘记了九龙城寨这块地方。1950年,香港英国当局停止执行了100多年的惯例,取消了中国人自由出入香港的权利,由于香港政府也不能去管理这块地方,它成了鸦片吸食者、娼妓和逃犯的天堂。

  1963年1月,港英当局决定进入九龙城寨,拆除一些房屋,重新安顿约2000居民。对此,中国抗议英国“侵犯中国的主权”,要求英国政府指示港英当局立即撤消这个决定,但是态度并不强硬,当时的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还是能够友好忍让的,只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形势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1967年《人民日报》号召解放香港

  1967年,香港是多事之秋。

  在南面,越南战争正是热门话题,美国战舰靠在了香港,引起人们关注;

  在北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席卷中国大陆,斗争达到了顶点;

  旁边的澳门呢,刚刚屈服,接受了中共1月提出的四项要求,这实际上是使葡萄牙这个殖民地成了共产党的一个前哨阵地。

  5月6日,香港一家塑料厂发生了一起简单的劳资纠纷,点燃了中英严重冲突、香港开始严重混乱、死伤多人的重大事件的导火索。

  从一开始,香港政府和工人双方都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港英政府派遣约200名警察到非法设置纠察队的工厂,逮捕21名纠察人员,毫不同情劳动者的诉苦。工人们受到香港左翼新闻媒介的鼓励,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强烈的要求。

  接着发生了暴力行为,香港政府宣布宵禁。5月12日,工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反压迫斗争委员会”,到5月14日,有400多人被捕。5月15日,中国政府插手干预,事态扩大,当时外交部副部长向英国驻华代办提出了强烈抗议,抗议说,“港英当局的法西斯暴力必须立即停止”,并向英方提出了与年初向澳门当局提出的同样的要求。

  几天以后,香港发生了左派行动,导致九龙暴乱。

  在北京举行了有中央领导参加的10万人群众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内容有三点:

  一、美国必须停止以香港作为军事基地;

  二、香港国民党特务迫害亲共人士的罪行决不能宽恕;

  三、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决不能受到干扰。

  英国没有对此做出回答,中国即要求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在48个小时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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