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漫漫香港回归路！七一了却故人愿(3)
邓小平吐了一口怒气，对记者们郑重声明：“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我本人和负责具体工作的姬鹏飞等人之外，所有其他的发言人都无效，都不算正式的。”
接着邓小平又对记者们说：“我要辟个谣，那两个同志讲的香港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一条消息，没有那回事，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英国外相和我会谈时，他也承认，他也说：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用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香港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这个明确得很，难道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吗？那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讲到这里，邓小平面色激动，连咳数声，记者们飞奔出人民大会堂去发新闻。
记者们跑出去后，邓小平又对代表、委员们说：“驻军是象征性的，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象征。港人治港是最广泛的自治啦，除了驻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象征了。”
邓小平又进一步解释说：“应当估计到九七年后会有人捣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乱不可能不出现，不出现才怪，有了军队就不能胡作非为了，等到乱了再派军队，就不同了。”
按照政治学的原则，在领土驻军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主要象征。自1982年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会谈后，中英谈判时断时续，时晴时阴。英国当然是不愿意归还香港，对英吉利人来说，香港犹如女王皇冠上的东方明珠，怎舍得归还，但是这个想法于理不通，诉诸武力又不现实，英吉利人的福克兰情绪对中国人不起作用。于是英国政府、港英当局对谈判设置种种障碍。阻碍香港归回祖国，用驻军问题挑起风波就是一种手段。但他们哪里是邓小平的对手。一个个都败下阵去。
中英两国政府终于就归还香港问题达成协议，1984年9月，英国代表来到北京，准备草签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4年9月26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布置一新，在大厅中央摆置着一张铺着崭新的墨绿色绒布的长桌，桌子中央插着中英两国国旗。
9时55分，中英两国政府的代表鱼贯进入西大厅，在“松柏长青”的屏风前排好队，中国政府代表周南、英国政府代表伊文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三份协议文本上签字。过了几个月，中英两国对协议进行了审议后，开始准备签订联合声明。
12月19日下午5时半，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了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大厅里弥漫着激动和庄重的气氛，铺着墨绿色的绒布的长桌上插着中英两国国旗，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和英国政府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各自国旗的一边坐下来，用中国的台式英雄金笔，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联合声明规定，香港将于1997年归还中国。
签字仪式结束后，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发表讲话。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笑容满面地举起香槟酒，走到撒切尔夫人面前，以示祝贺中英双方完成一件影响深远、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领导人轻松愉快，而此时的撒切尔夫人却是有苦难言，归还香港，实在是英国政府迫于压力而忍痛割爱啊！
然而，历史选择了这一切！随之而来的澳门问题很快迎刃而解！
也许撒切尔夫人应该感到自豪：是她结束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在中国投下阴影的殖民史，她在香港的谈判，也许将和马岛海战、尼克松访华一样，使她在20世纪杰出的政治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这个巨大的推动力，却来自邓小平。
“光荣撤退”的“离岸总督”彭定康
英国首相府于1992年4月22日正式宣布委任48岁的保守党主席彭定康为香港的第二十八任总督，并于1992年7月就职。
根据1984年中英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所以，以五年任期为限，彭定康成为英国在远东地区的香港这块殖民地上的末代港督。也就是说，无论这位总督如何选择，他面临的都是从香港撤退这一历史事实，他的任务也就是英政府所希望的“光荣撤退”，以不失昔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19世纪称霸世界的雄风。
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在香港立法局发表了他的首份施政报告。在这份长达3万字题为《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的报告中，打着民主的旗号，用了很长的篇幅提出了对香港宪制改革的方案，对香港的政治体制作出了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区基本法大相径庭的重大改变。
彭定康的施政报告分这样几个部分：总督商务委员会、金融管理局、教育政策、为将来而建设、修建新机场、社会责任、纾缓房屋短缺、须优先处理的环境问题、治安和司法、死刑、宪制方案、结论几个部分，其核心内容是宪制方案。
彭定康的宪制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把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方议员分开，使两局议员的身份不重叠，以使立法局成为一个制衡政府的独立组织（目前部分议员身兼立法、行政两局议员，行政局通过的决定在立法局不会有阻碍）；
二、行政局非政党化，不委任有政党背景的人士入局；
三、港督不再担任立法局主席，主席由议员互选产生；
四、成立由政府官员和立法局事务委员会，以商讨处理有关立法财务计划方面的事宜。
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选举安排方面，报告建议：
一、选民的投票年龄由21岁降至18岁；
二、分区直选实行单议席单票制；
三、扩大功能组别选民数目，改变现有功能组别中的法人团体票，在新增设的九个功能组别中，选民资格包括所有在业人员，并实行一人一票制；
四、扩大区议会职权，取消区议会及两个市政局的委任议席；
五、负责选出十名立法局议员的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的全部或大部由直选产生的区议员组成。
对于彭定康的施政报告，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华社发言人先后发表谈话，指出彭定康的宪制方案对香港现行政制作重大改变，事前没有同中方磋商，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有关中英两国政府在过渡期加强磋商与合作，共同审议为平稳过渡所要采取措施的规定，违背了英方关于要使香港政制发展同基本法衔接的承诺，违背了中英双方已达成的有关谅解。
彭定康这样做，必将给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造成障碍。并指出如果香港在后过渡期发生的任何改变不能同基本法衔接，其责任不在中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其有关机构将按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的规定加以设立。
香港各报也纷纷发表评论，谴责彭定康的这种有损于中英两国关系及利益的做法。
中英香港大战因彭定康抛出施政纲领而升级。
1992年11月，中国副总理朱？基在访问英国时指出，英国方面在未同中国商量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布施政纲领，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缺少合作的诚意，后果应由英方负责。中国政府对未同中方商量而在香港采用的宪制在1997年7月1日之后，将不予承认。
朱？基的讲话震动了全世界。尽管彭定康在北京之行毫无收获之后，急急忙忙地访问了台湾、加拿大和日本，寻找国际支持。
英国的盟友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都明确表示支持彭定康的“宪制”纲领，欲使香港问题国际化。但是，一些有远见的、务实的英国政治家在关于香港问题的一番讲话之际，纷纷指责彭定康的施政方案。
英国议院罗伯特？艾德礼在香港《星期日早报》发表文章指出，“经过150年之后，理智的英国队长应该集中精神于尚余的时间。彭定康却似乎想把一场练习赛变为经常化的联赛，在比赛进行到一半时单方面要求改变竞赛规则，这是不明智的。”
前任港督卫奕信指出，现任港督彭定康，在有关香港政制改革的问题上，必须注意如何迎合香港民主的要求，及照顾日后的衔接问题。他并提出警告，绝不能干预中国内政，这是香港的求生之道。
彭定康要在临近1997年的最后几年里将香港现行政治体制来一个大的变动，而变动的方向与邓小平所设计的香港未来正好相反：
邓说香港1997年后也不能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等等。彭督的政改方案偏要扩大香港立法局的权力，把香港政体由行政主导变为立法主导。行政主导体制有利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垂直控制，变成立法主导将意味着行政机关要受制于立法机关。
那样，香港将会出现政治上争论不休的局面，行政机关难以行使权力，行政决策失去稳定性，外国政治势力易于插手香港事务，而中央政府反而难以控制香港局势。一旦香港有事，中央无法通过行政手段责成香港地方政府出面干预，北京将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任，要么动武。
邓说：“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事吗？”彭督的政改方案偏要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如把立法局中功能团体议席的选举的方式由原来的团体间接选举改为按职业划分的直接选举，把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和区议会的委任议席变为直选议席。这一着是跟北京争“人头”。果若如此，就无法保证1997年后治港的港人是邓所要求的爱国者。
早在八年前邓就提醒英国外交大臣：“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彭督正是要自搞一套班子，他让1995年选举委员会成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会议员担任，这样选举产生最后一届立法局，然后无条件“直通车”，不就变成了1997年后香港特区的立法会“班子”？再加上立法主导体制，谁还改变得了？
这样一改，等于在平稳过渡的道路上挖了一道深坎子。要真是这样，邓的平稳过渡等于白白谋划了几年，还不如早几年一下子把它拿过来好，像这样“过渡”到1997年，不要说顺利交接，还会陷入两难困境：现动个手术把它变过来吧，势必引起剧烈震动，而且难避“不要民主”的指责。不动吧，英国等于只是从形式上撤走了，人走茶不凉，香港真可能变成一个在“民主”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而且你除了动武，别无办法。
怎么办？惟一的办法是在外交上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不断指责港督的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违反了中英业已达成的谅解和协议，有意为平稳过渡，顺利交接设置障碍，试图决定1997年后的香港事务，安插亲英反华势力，干扰中国对港行使主权……不管港英方面怎么威胁要在香港“全民投票”，要交立法局讨论通过，中方就是不同意，不接受，不让步，硬着头皮顶着。双方交涉了半年未达成任何协议，加上1994年北京申办奥运受挫，中英关系一度降到零点。
最后还是英方让步，因为它不愿意看到两国关系破裂，从而失去在中国市场上的机会。1994年10月，中英再度达成协议。过渡时期最后一轮较量仍以中国取胜告终。
现在看来自不会有什么障碍了。香港进入倒计时，距离1997年7月1日和那个伟大的日子越来越近，内外交困之下的彭定康正一步步向香港人所说的“离岸总督”走去。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飘扬时，真不知道他在猛醒的睡狮面前，是该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还是在一片申斥中默默地忏悔！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会在人民大会堂成立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香港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即使没有英国人的合作，中国人民也能按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可惜的是，彭定康等人过了很久也没有想通这个道理。
1993年7月16日，人民大会堂里铺上了红地毯，里里外外洋溢着节日气氛。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将在这里正式成立。
预委会由69名委员组成（包括1994年5月增补的委员），其中内地委员32人，香港委员37人，主任委员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担任。
预委会下设政务、政济、法律、社会及保安、文化五个专题小组。各组分别由一个内地委员和一个香港委员共同担任召集人。预委会的职责是在香港特别行政筹委会成立之前，为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现平稳过渡，进行有关准备工作。
接着邓小平又对记者们说：“我要辟个谣，那两个同志讲的香港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一条消息，没有那回事，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英国外相和我会谈时，他也承认，他也说：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用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香港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这个明确得很，难道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吗？那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讲到这里，邓小平面色激动，连咳数声，记者们飞奔出人民大会堂去发新闻。
记者们跑出去后，邓小平又对代表、委员们说：“驻军是象征性的，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象征。港人治港是最广泛的自治啦，除了驻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象征了。”
邓小平又进一步解释说：“应当估计到九七年后会有人捣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乱不可能不出现，不出现才怪，有了军队就不能胡作非为了，等到乱了再派军队，就不同了。”
按照政治学的原则，在领土驻军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主要象征。自1982年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会谈后，中英谈判时断时续，时晴时阴。英国当然是不愿意归还香港，对英吉利人来说，香港犹如女王皇冠上的东方明珠，怎舍得归还，但是这个想法于理不通，诉诸武力又不现实，英吉利人的福克兰情绪对中国人不起作用。于是英国政府、港英当局对谈判设置种种障碍。阻碍香港归回祖国，用驻军问题挑起风波就是一种手段。但他们哪里是邓小平的对手。一个个都败下阵去。
中英两国政府终于就归还香港问题达成协议，1984年9月，英国代表来到北京，准备草签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4年9月26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布置一新，在大厅中央摆置着一张铺着崭新的墨绿色绒布的长桌，桌子中央插着中英两国国旗。
9时55分，中英两国政府的代表鱼贯进入西大厅，在“松柏长青”的屏风前排好队，中国政府代表周南、英国政府代表伊文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三份协议文本上签字。过了几个月，中英两国对协议进行了审议后，开始准备签订联合声明。
12月19日下午5时半，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了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大厅里弥漫着激动和庄重的气氛，铺着墨绿色的绒布的长桌上插着中英两国国旗，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和英国政府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各自国旗的一边坐下来，用中国的台式英雄金笔，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联合声明规定，香港将于1997年归还中国。
签字仪式结束后，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发表讲话。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笑容满面地举起香槟酒，走到撒切尔夫人面前，以示祝贺中英双方完成一件影响深远、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领导人轻松愉快，而此时的撒切尔夫人却是有苦难言，归还香港，实在是英国政府迫于压力而忍痛割爱啊！
然而，历史选择了这一切！随之而来的澳门问题很快迎刃而解！
也许撒切尔夫人应该感到自豪：是她结束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在中国投下阴影的殖民史，她在香港的谈判，也许将和马岛海战、尼克松访华一样，使她在20世纪杰出的政治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这个巨大的推动力，却来自邓小平。
“光荣撤退”的“离岸总督”彭定康
英国首相府于1992年4月22日正式宣布委任48岁的保守党主席彭定康为香港的第二十八任总督，并于1992年7月就职。
根据1984年中英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所以，以五年任期为限，彭定康成为英国在远东地区的香港这块殖民地上的末代港督。也就是说，无论这位总督如何选择，他面临的都是从香港撤退这一历史事实，他的任务也就是英政府所希望的“光荣撤退”，以不失昔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19世纪称霸世界的雄风。
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在香港立法局发表了他的首份施政报告。在这份长达3万字题为《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的报告中，打着民主的旗号，用了很长的篇幅提出了对香港宪制改革的方案，对香港的政治体制作出了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区基本法大相径庭的重大改变。
彭定康的施政报告分这样几个部分：总督商务委员会、金融管理局、教育政策、为将来而建设、修建新机场、社会责任、纾缓房屋短缺、须优先处理的环境问题、治安和司法、死刑、宪制方案、结论几个部分，其核心内容是宪制方案。
彭定康的宪制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把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方议员分开，使两局议员的身份不重叠，以使立法局成为一个制衡政府的独立组织（目前部分议员身兼立法、行政两局议员，行政局通过的决定在立法局不会有阻碍）；
二、行政局非政党化，不委任有政党背景的人士入局；
三、港督不再担任立法局主席，主席由议员互选产生；
四、成立由政府官员和立法局事务委员会，以商讨处理有关立法财务计划方面的事宜。
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选举安排方面，报告建议：
一、选民的投票年龄由21岁降至18岁；
二、分区直选实行单议席单票制；
三、扩大功能组别选民数目，改变现有功能组别中的法人团体票，在新增设的九个功能组别中，选民资格包括所有在业人员，并实行一人一票制；
四、扩大区议会职权，取消区议会及两个市政局的委任议席；
五、负责选出十名立法局议员的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的全部或大部由直选产生的区议员组成。
对于彭定康的施政报告，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华社发言人先后发表谈话，指出彭定康的宪制方案对香港现行政制作重大改变，事前没有同中方磋商，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有关中英两国政府在过渡期加强磋商与合作，共同审议为平稳过渡所要采取措施的规定，违背了英方关于要使香港政制发展同基本法衔接的承诺，违背了中英双方已达成的有关谅解。
彭定康这样做，必将给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造成障碍。并指出如果香港在后过渡期发生的任何改变不能同基本法衔接，其责任不在中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其有关机构将按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的规定加以设立。
香港各报也纷纷发表评论，谴责彭定康的这种有损于中英两国关系及利益的做法。
中英香港大战因彭定康抛出施政纲领而升级。
1992年11月，中国副总理朱？基在访问英国时指出，英国方面在未同中国商量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布施政纲领，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缺少合作的诚意，后果应由英方负责。中国政府对未同中方商量而在香港采用的宪制在1997年7月1日之后，将不予承认。
朱？基的讲话震动了全世界。尽管彭定康在北京之行毫无收获之后，急急忙忙地访问了台湾、加拿大和日本，寻找国际支持。
英国的盟友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都明确表示支持彭定康的“宪制”纲领，欲使香港问题国际化。但是，一些有远见的、务实的英国政治家在关于香港问题的一番讲话之际，纷纷指责彭定康的施政方案。
英国议院罗伯特？艾德礼在香港《星期日早报》发表文章指出，“经过150年之后，理智的英国队长应该集中精神于尚余的时间。彭定康却似乎想把一场练习赛变为经常化的联赛，在比赛进行到一半时单方面要求改变竞赛规则，这是不明智的。”
前任港督卫奕信指出，现任港督彭定康，在有关香港政制改革的问题上，必须注意如何迎合香港民主的要求，及照顾日后的衔接问题。他并提出警告，绝不能干预中国内政，这是香港的求生之道。
彭定康要在临近1997年的最后几年里将香港现行政治体制来一个大的变动，而变动的方向与邓小平所设计的香港未来正好相反：
邓说香港1997年后也不能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等等。彭督的政改方案偏要扩大香港立法局的权力，把香港政体由行政主导变为立法主导。行政主导体制有利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垂直控制，变成立法主导将意味着行政机关要受制于立法机关。
那样，香港将会出现政治上争论不休的局面，行政机关难以行使权力，行政决策失去稳定性，外国政治势力易于插手香港事务，而中央政府反而难以控制香港局势。一旦香港有事，中央无法通过行政手段责成香港地方政府出面干预，北京将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任，要么动武。
邓说：“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事吗？”彭督的政改方案偏要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如把立法局中功能团体议席的选举的方式由原来的团体间接选举改为按职业划分的直接选举，把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和区议会的委任议席变为直选议席。这一着是跟北京争“人头”。果若如此，就无法保证1997年后治港的港人是邓所要求的爱国者。
早在八年前邓就提醒英国外交大臣：“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彭督正是要自搞一套班子，他让1995年选举委员会成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会议员担任，这样选举产生最后一届立法局，然后无条件“直通车”，不就变成了1997年后香港特区的立法会“班子”？再加上立法主导体制，谁还改变得了？
这样一改，等于在平稳过渡的道路上挖了一道深坎子。要真是这样，邓的平稳过渡等于白白谋划了几年，还不如早几年一下子把它拿过来好，像这样“过渡”到1997年，不要说顺利交接，还会陷入两难困境：现动个手术把它变过来吧，势必引起剧烈震动，而且难避“不要民主”的指责。不动吧，英国等于只是从形式上撤走了，人走茶不凉，香港真可能变成一个在“民主”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而且你除了动武，别无办法。
怎么办？惟一的办法是在外交上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不断指责港督的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违反了中英业已达成的谅解和协议，有意为平稳过渡，顺利交接设置障碍，试图决定1997年后的香港事务，安插亲英反华势力，干扰中国对港行使主权……不管港英方面怎么威胁要在香港“全民投票”，要交立法局讨论通过，中方就是不同意，不接受，不让步，硬着头皮顶着。双方交涉了半年未达成任何协议，加上1994年北京申办奥运受挫，中英关系一度降到零点。
最后还是英方让步，因为它不愿意看到两国关系破裂，从而失去在中国市场上的机会。1994年10月，中英再度达成协议。过渡时期最后一轮较量仍以中国取胜告终。
现在看来自不会有什么障碍了。香港进入倒计时，距离1997年7月1日和那个伟大的日子越来越近，内外交困之下的彭定康正一步步向香港人所说的“离岸总督”走去。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飘扬时，真不知道他在猛醒的睡狮面前，是该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还是在一片申斥中默默地忏悔！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会在人民大会堂成立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香港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即使没有英国人的合作，中国人民也能按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可惜的是，彭定康等人过了很久也没有想通这个道理。
1993年7月16日，人民大会堂里铺上了红地毯，里里外外洋溢着节日气氛。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将在这里正式成立。
预委会由69名委员组成（包括1994年5月增补的委员），其中内地委员32人，香港委员37人，主任委员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担任。
预委会下设政务、政济、法律、社会及保安、文化五个专题小组。各组分别由一个内地委员和一个香港委员共同担任召集人。预委会的职责是在香港特别行政筹委会成立之前，为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现平稳过渡，进行有关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