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千秋家国统一梦！台独浊流定成空(1)
第一节 和平统一早公论两岸本是同根生
“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已被宣布为中共1950年的主要任务。“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1958年8月间，迫于复杂国际政治背景的压力，毛泽东再次命令炮兵部队炮击金门。邓小平“一国两制”本来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的。江泽民总书记在八项主张中明确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
毛泽东提出对台工作新精神
一位西方学者这样说过：“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10亿左右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10多亿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中。欧洲人没能恢复罗马帝国，而中国却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帝国，这单纯从地理上和民族差异上来解释是不够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战国埋藏的混乱局面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当蒋介石重新出任“总统”（代总统李宗仁拒绝赴台，逃往美国）时，中共领导人已经在策划进入南中国海的海南岛和上海东南的舟山群岛，并分别于1950年4月和5月占领上述两地。“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已被宣布为中共1950年的主要任务，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大将担任总指挥。1949年12月，惶惶不安的蒋介石任命受过美国教育的前上海市长吴国桢接替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并委任受过美国教育、曾指挥美训新1军在缅甸和东北作战，又在台湾任编练司令的孙立人将军为“陆军总司令”。
尽管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挽救了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促使美国作出了长达20年的对台湾安全的保证，但和平统一的巨大洪流却从未因此而被阻隔，而且，更具有警世意义的是，李宗仁、吴国桢、陈诚、孙立人这些当年的国民党要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让信任他们的“总统”大失所望：李宗仁、吴国桢拒绝回台湾，陈诚遗嘱表示不愿违背民族大义、孙立人因不满蒋的独裁而遭终身囚禁，成为“张学良第二”……
诚然，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中国的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
1956年，毛泽东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是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泽东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既往不咎，可以回大陆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来去自由。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奖励。此时，我国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方针已从“武力解决台湾”正式转为“和平解放台湾”，但也没有放弃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国民党派员赴京摸底
1956年，中共中央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罗青长、凌云和童小鹏开展具体工作。同年6月28日，周总理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的口号，还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7月16日，周总理同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时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周总理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给台湾当局。
为了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意图，国民党遂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会见了他。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工作，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周恩来解释说：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归他们管。在这次接触中，中共首次表明从“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转为“和平统一”的方针，也是最早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然而，台湾当局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反应。
其时，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竭力推行“两个中国”，企图制造“划峡而治”的事实。1958年，在美国的唆使下，国民党当局声称“反攻大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出动军队，不断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为粉碎“两个中国”的阴谋，是年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组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并利用美蒋的矛盾，打击美国企图霸占台湾、让台湾蒋介石集团把台湾同大陆分开、划峡而治的阴谋。
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联蒋抵美”
针对美国的阴谋，我党对台方针有了重大的转变。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联蒋抵美”。炮击金门时，毛泽东请章士钊先生写信约蒋介石，并把“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知台湾。台湾当时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政府要求国民党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1958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派来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把炮击金门的行动让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25日，毛泽东再次以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文中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民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化敌为友，此其时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
章士钊担任两地信使
此时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都有私谊的章士钊先生从北京到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条件：一种是暂时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如互访、通邮通电，然后通机通航；另一种是台湾可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方面对此和谈条件表示冷淡。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指出，对台湾“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当时，虽然还停留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上，但实际上，毛泽东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进而和平统一祖国指明了方向。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11人时，曾经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又声明“反对托管台湾”，“反对搞两个中国”。“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1960年底，周恩来在与美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的访谈中指出愿意与美国谈判的同时，再次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我国的内政问题”。
1960年7月，章士钊先生到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关于和谈信息。章赴港前的7月17日晚住在北戴河寓所，周恩来与章士钊作了一次谈话。当时童小鹏在场。总理说，雷啸琴已回香港，吴铸人可能来香港（按：雷、吴都是台湾当局派出了解情况的人），会谈时，可以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还可以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既有台湾之实（权利），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只做台湾的一个小头而且迟早被美国换掉更好吗？但蒋大概是要等到同美国的矛盾爆发时才会选择的。美蒋的矛盾总是要爆发的。章士钊说：“是否可以把张岳军（即张群）作为一个对象来谈？”总理说：“张对这件事根本还未接触，目前还不适宜。”章提到对台湾写信问题，总理说：“他们如果要求的话可以写。”
周总理归纳对台政策为一纲四目，国共达成六项共识
1960年，根据毛泽东多次指示的精神，并经毛泽东审定，周恩来将中共的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或以从缓，等候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讲，你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与台湾的关系。
1962年的一天，周恩来邀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给陈诚、傅作义给张群分别写了信，传达周恩来的意思。
1962年至1963年，周恩来多次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能成为美国占领下的保护国，也不能搞两个中国”。周恩来几次谈话，都在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上，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
1965年，经过曹聚仁的沟通，国共两党进行了一次秘密谈判，并且初步达成了六项共识：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场所。（二）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和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的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款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的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可是，作为可作国共第三次合作基础的协定，却因大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和蒋介石的刚愎自用而耽搁下来。
与台湾当局上层秘密联络工作，都是经过周恩来直接向毛泽东报告的，通过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爱国民主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把中共和平解决台湾的信息传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蒋介石利用中共宣布与台湾谈判的公开号召，派一些人员来大陆摸底。周恩来分析，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腕，刺探我们的高级情报，来摸我们对台政策的底牌。这一时期，蒋介石通过各种名义和各种关系派了一些人到大陆，说要与中共高层接触。有一次派了四个人来，三个到北京，一个驻香港。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其中一些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我们要以假当真，假戏真做，心中有数。
陈诚遗嘱：不违背民族大义
陈诚将军戎马一生，历经几十年的政治和军事风云，60年代他身为国民党副总统，在台湾政界德高望重，被传闻认为是最有支持力和影响力的“接班人”，其主要竞争者就是当时台湾安全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蒋经国。陈诚和周恩来之间颇有交谊，对周的为人和才识也十分敬重。
周恩来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信。信中主要内容为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不幸的是，1965年3月，68岁的陈诚病故。台湾报纸发表了他的遗嘱。
台湾当局高级官员当时一般的遗嘱，都要讲国民党的反共八股，包括两个方面：“反共”与“反攻大陆”。而陈诚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遗嘱一没有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我们通过有关途径反馈回来的消息得知，陈诚要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陈诚遗书发表后，周恩来在政协高层民主人士的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从陈诚的遗嘱看，我们对台湾当局高层进行通所、传话、传信的工作，是有效果、有影响的。
“代总统”李宗仁和“末代皇帝”相聚在北京
1965年，正当国共两党紧锣密鼓地谈判之际，却发生了一件震惊国民党朝野上下和国际政治家的大事，那就是“代总统”李宗仁回归祖国大陆，这是令蒋介石十分难堪的一幕历史讽刺剧。
1965年5月，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委派他的秘书程思远从香港秘密回国，向中央请示李宗仁先生回国事宜。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晤见程思远，请他向李宗仁先生转达中央的“四可”原则，这“四可”是：一、李宗仁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程思远把“四可”原则原原本本地向李宗仁先生作了传达，李宗仁先生决心返回祖国定居。
周恩来在大寨时，程思远又受李宗仁先生之托，启程回国，最后一次安排李宗仁先生返国事宜。周恩来回京后，即安排会晤程思远，对李宗仁先生回国事宜作了仔细的安排。程思远非常感激，对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在美国经常翻阅溥仪先生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很受启发。纵观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把一位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在新制度下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这充分证明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多么伟大。这也是李先生下定决心万里回归的重要原因。李先生很想尽早见到溥仪先生。”周恩来肯定地说：“你回去告诉李宗仁先生，他的这个愿望完全可以满足，我将动员溥仪先生到机场迎接你们。”
程思远见诸事已妥当，准备告辞，周恩来说：“为了保密，我不能送你。你们回返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台湾方面将对你们有所动作。我已指示有关部门配合你们。你们一定要按计划行动喽，绝对不能让李宗仁先生受到伤害。”程思远点点头：“总理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
程思远走后，周恩来拿起电话，向有关部门下达了准备迎接李宗仁先生归国的命令。这些事办完了，周恩来又把秘书叫来，吩咐他说：“李宗仁先生马上就要回国了，他急于见到溥仪先生。但溥仪先生最近身体不好，你代我去看看他吧，听说他住院动了手术，请医院尽力想办法，恢复溥仪先生的健康。”秘书答应一声走了。
秘书来到医院，看到溥仪先生的夫人李淑贤女士在病床旁守护着，遂向他们转送了周恩来的问候。在此之前，溥仪夫妇已收到章行严老先生受毛泽东之托送来的一笔款子（毛泽东的稿费）。溥仪对中央领导的关心十分感动，请秘书代为向总理问候。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送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拘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方面于1950年7月把溥仪等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战犯管理所。1959年9月，刘少奇主席颁布特赦令，对溥仪和国民党集团的战犯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芨、曾扩清、陈长捷、杨伯涛、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实行特赦。溥仪获得特赦后，毛泽东、周恩来数次接见，勉励他好好学习。溥仪觉得自己对故宫情况熟悉，要求到故宫当一名解说员，反省自己过去的腐朽生活和罪行，中央领导人没有同意，安排他到全国政协文史馆当专员，每月工资200元人民币。
溥仪特赦出狱后，他以前的几位皇后贵人早已四散而去，和他一同获释的将军周振强托人把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医院的护士李淑贤介绍给他，二人经过一段恋爱后，于1962年结婚，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参加婚礼，轰动一时。
溥仪结婚后，在李淑贤的帮助下，开始写作《我的前半生》，在这本回忆录中，他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总结，深刻反省自己在伪满洲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回顾了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生活和体会。全书生动地介绍了一个时刻梦想复辟的末代皇帝被共产党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的过程，披露了末代皇帝的清宫、伪满、战犯生活的许多鲜为人知事情，1964年正式出版后，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后来还被改编拍成了电影《末代皇帝》。
秘书回去，把溥仪的情形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你再去一趟医院，让医院绝对保证溥仪的休息。另外，你通知一下政协，给溥仪补助点钱。他们来往人多，又都有病，又都不怎么会过日子，单靠溥仪那点工资怎么够呢。”秘书答应着去了。
秘书走后，周恩来又由溥仪联想到李宗仁来，忽然，电话铃大响，周恩来听了几句，神色大变，吩咐说：“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国民党特务加害李宗仁先生。”他放下电话，不安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归国是件震动中外的大事，必将在政治上产生极大的影响，可不能出半点差错。
那么，李宗仁先生到底碰上了什么危险呢？原来，他还没有从美国动身，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已派出一批特务来美国，准备把李宗仁先生劫持去台湾。李宗仁先生回国乃是件极端秘密的事，李宗仁从政治军数十年，岂能不知其中的厉害。所以他把归国的安排工作只交给他的老友和部下程思远先生一人，外人概莫与闻。但是，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李宗仁先生在归国之前，经常发表声明，早已引起了美国和世界舆论的注意。李宗仁先生是否要回归祖国成为美国和香港报纸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香港报纸还数次报道过李宗仁已回归祖国的消息。这些消息虽然纯为子虚乌有，但已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
李宗仁先生是1949年12月从香港赴美治病的，原来还准备等白崇禧在军事上守住海南岛后回来视事。不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来了个大包抄，把白崇禧的主力部队歼灭于大陆，海南岛不久也被解放军解放。白崇禧被蒋介石许以国防部长之职骗入台湾，从此再不能出来。李宗仁只好在美国纽约当了寓公。旅美初期，蒋介石数次派出使团劝说李宗仁赴台，李宗仁知道去台湾后就会变成张学良第二，坚不赴台。
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日增，程思远又受邀自港返京观光，所见所闻，令人鼓舞。李宗仁得知这些情况后，思想发生变化，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实为史无前例。中国百余年来战乱频仍，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有此和平建设的机会，这是国家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转折点。1958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声明，建议国共再度和谈。为国家统一作出适当安排；要求美国正式发表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
以后，李宗仁又多次发表声明，呼吁促进祖国统一。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出版后，他仔细阅读，更受启发，甚至为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台湾当局看到李宗仁思想的变化，便加紧监视，数年下来，看李宗仁足不出户，门庭冷落，毫无回大陆的迹象，便放心了，他们也不相信代总统敢回大陆。
李宗仁从1964年以来，一直悄悄地准备着返回祖国。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离美乘飞机去了瑞士。李宗仁走后，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委托律师出售新泽西州的一所房子。有人惊问她为什么卖掉房子，郭德洁回答说：“我身染重病，无力再照顾这所房子。卖掉它以后，我要去瑞士治病。”听者深以为然。原来郭德洁女士已患绝症多时，瑞士风光秀美，是治病疗养的好地方，郭德洁女士去那里治病是很自然的事。
两天以后，郭德洁女士离开纽约飞到瑞士，与李宗仁聚齐，等了几天，程思远由香港飞到苏黎世，与李宗仁会了面，告诉他一切都已安排就绪，请他立即起飞。李宗仁因为还要等着约好的吴尚鹰一同走，迟迟不肯动身。程思远担心继续等下去会出问题。果然，到了7月11日，程思远接到一个秘密通知，要他们立即离开苏黎世，否则将遭杀身之祸。程思远赶紧报告了李宗仁，请他立即动身。李宗仁知道这个消息的份量，赶紧和程思远一起由亲戚陪着去了机场。李宗仁的亲戚刚回到住所，就见几个彪形大汉在门口守着，一见他回来就拿出一份电报说：“这是白健生先生给李德邻先生的电报，我们要亲自交给德邻先生。”那位亲戚抹了下头上的冷汗，不由得心里叫了声“好险”，对这几名老特说：“李德邻先生去罗马旅游去了，你们走吧。”这几名老特不相信，便说：“好吧，我们在这里等他回来。”从此，这几名老特严密地监视着李宗仁的这位亲戚，与他形影不离。
李宗仁离开苏黎世后，香港《快报》立即刊出消息“李宗仁将返大陆”。鉴于香港报纸以前放过几次空炮，世界各大通讯社都纷纷向台湾当局提出咨询。台湾当局一口否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鉴于台湾当局的特务系统向以消息灵通著称于世，世界传媒也都认为香港《快报》这次又放了空炮。李宗仁离开苏黎世后的去向成为舆论界猜测的有趣题目之一。
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李宗仁的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
1965年7月20日上午，北京机场戒备森严，周恩来总理率彭真、郭沫若、贺楷、陈毅、罗瑞卿、徐冰、高崇民、许德珩、叶剑英、傅作义、蔡延锴、溥仪、王昆仑、朱蕴山、卢汉、刘仲容、邵力子、黄绍？、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及他们的夫人们一早就来到机场。今日将有一位历史性人物莅临北京，来迎接的人们兴奋地互相交谈着……且慢，范汉杰、廖耀湘不是在辽沈战役中被俘了吗？怎么他们也跑到北京机场来了，原来自1959年第一次特赦战犯后，1960年11月国家第二次行赦战犯，范汉杰、廖耀湘、沈醉等人就是在这次被特赦的。
将近11点时，从南边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大家不由得在骄阳下，手搭凉篷向南方的天际望去，只见蓝蓝的天际上出现了一个银色的亮点，不一会便变成了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飞机轰鸣着，向着跑道降了下来，一会儿就滑行到停机坪停下来。周恩来率欢迎人群向飞机走去。机舱门打开了，一个70多岁的老者出现在舱门口，只见他中等身材粗壮有力，一行一动都还带着军人的姿态。他是谁呢？正是前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桂系领袖，前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代总统李宗仁先生。
李宗仁站在机舱口，一眼就认出了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还有贺龙、叶剑英……总而言之都是熟人。北伐期间，八年抗战，重庆谈判，大家一起共商国事，那该是让人多么振奋，那么留恋的岁月。可惜国民党不识时务，发动内战，以致生灵涂炭，最后被人民打败。李宗仁边想边向人群看过去，杜聿明、宋希濂……啊！他们也都来了。想起他们的战败被俘，自已也有责任，现在是认输的时候了。他向人们笑着挥手致意，快步从舷梯上走下来。周恩来紧走一步，握住李宗仁的手说：“德邻先生，我代表祖国欢迎你回国定居。”李宗仁激动地说：“周部长――啊，不，周总理，感谢政府对我的关怀。这位是我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周恩来和郭德洁女士握手，告诉她说：“你身体有病，要注意节劳，我已经在北京医院为您安排了病房，明天，你和德邻先生去检查一下身体。”郭德洁致谢说：“还在抗战时期，我就知道你体贴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心细。颖超大姐呢？”周恩来抱歉地说：“她早就准备要来机场接你们，结果临时有事要处理，不能来了。”
“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已被宣布为中共1950年的主要任务。“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1958年8月间，迫于复杂国际政治背景的压力，毛泽东再次命令炮兵部队炮击金门。邓小平“一国两制”本来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的。江泽民总书记在八项主张中明确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
毛泽东提出对台工作新精神
一位西方学者这样说过：“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10亿左右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10多亿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中。欧洲人没能恢复罗马帝国，而中国却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帝国，这单纯从地理上和民族差异上来解释是不够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战国埋藏的混乱局面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当蒋介石重新出任“总统”（代总统李宗仁拒绝赴台，逃往美国）时，中共领导人已经在策划进入南中国海的海南岛和上海东南的舟山群岛，并分别于1950年4月和5月占领上述两地。“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已被宣布为中共1950年的主要任务，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大将担任总指挥。1949年12月，惶惶不安的蒋介石任命受过美国教育的前上海市长吴国桢接替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并委任受过美国教育、曾指挥美训新1军在缅甸和东北作战，又在台湾任编练司令的孙立人将军为“陆军总司令”。
尽管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挽救了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促使美国作出了长达20年的对台湾安全的保证，但和平统一的巨大洪流却从未因此而被阻隔，而且，更具有警世意义的是，李宗仁、吴国桢、陈诚、孙立人这些当年的国民党要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让信任他们的“总统”大失所望：李宗仁、吴国桢拒绝回台湾，陈诚遗嘱表示不愿违背民族大义、孙立人因不满蒋的独裁而遭终身囚禁，成为“张学良第二”……
诚然，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中国的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
1956年，毛泽东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是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泽东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既往不咎，可以回大陆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来去自由。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奖励。此时，我国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方针已从“武力解决台湾”正式转为“和平解放台湾”，但也没有放弃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国民党派员赴京摸底
1956年，中共中央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罗青长、凌云和童小鹏开展具体工作。同年6月28日，周总理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的口号，还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7月16日，周总理同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时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周总理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给台湾当局。
为了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意图，国民党遂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会见了他。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工作，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周恩来解释说：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归他们管。在这次接触中，中共首次表明从“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转为“和平统一”的方针，也是最早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然而，台湾当局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反应。
其时，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竭力推行“两个中国”，企图制造“划峡而治”的事实。1958年，在美国的唆使下，国民党当局声称“反攻大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出动军队，不断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为粉碎“两个中国”的阴谋，是年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组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并利用美蒋的矛盾，打击美国企图霸占台湾、让台湾蒋介石集团把台湾同大陆分开、划峡而治的阴谋。
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联蒋抵美”
针对美国的阴谋，我党对台方针有了重大的转变。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联蒋抵美”。炮击金门时，毛泽东请章士钊先生写信约蒋介石，并把“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知台湾。台湾当时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政府要求国民党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1958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派来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把炮击金门的行动让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25日，毛泽东再次以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文中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民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化敌为友，此其时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
章士钊担任两地信使
此时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都有私谊的章士钊先生从北京到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条件：一种是暂时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如互访、通邮通电，然后通机通航；另一种是台湾可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方面对此和谈条件表示冷淡。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指出，对台湾“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当时，虽然还停留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上，但实际上，毛泽东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进而和平统一祖国指明了方向。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11人时，曾经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又声明“反对托管台湾”，“反对搞两个中国”。“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1960年底，周恩来在与美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的访谈中指出愿意与美国谈判的同时，再次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我国的内政问题”。
1960年7月，章士钊先生到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关于和谈信息。章赴港前的7月17日晚住在北戴河寓所，周恩来与章士钊作了一次谈话。当时童小鹏在场。总理说，雷啸琴已回香港，吴铸人可能来香港（按：雷、吴都是台湾当局派出了解情况的人），会谈时，可以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还可以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既有台湾之实（权利），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只做台湾的一个小头而且迟早被美国换掉更好吗？但蒋大概是要等到同美国的矛盾爆发时才会选择的。美蒋的矛盾总是要爆发的。章士钊说：“是否可以把张岳军（即张群）作为一个对象来谈？”总理说：“张对这件事根本还未接触，目前还不适宜。”章提到对台湾写信问题，总理说：“他们如果要求的话可以写。”
周总理归纳对台政策为一纲四目，国共达成六项共识
1960年，根据毛泽东多次指示的精神，并经毛泽东审定，周恩来将中共的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或以从缓，等候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讲，你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与台湾的关系。
1962年的一天，周恩来邀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给陈诚、傅作义给张群分别写了信，传达周恩来的意思。
1962年至1963年，周恩来多次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能成为美国占领下的保护国，也不能搞两个中国”。周恩来几次谈话，都在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上，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
1965年，经过曹聚仁的沟通，国共两党进行了一次秘密谈判，并且初步达成了六项共识：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场所。（二）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和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的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款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的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可是，作为可作国共第三次合作基础的协定，却因大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和蒋介石的刚愎自用而耽搁下来。
与台湾当局上层秘密联络工作，都是经过周恩来直接向毛泽东报告的，通过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爱国民主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把中共和平解决台湾的信息传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蒋介石利用中共宣布与台湾谈判的公开号召，派一些人员来大陆摸底。周恩来分析，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腕，刺探我们的高级情报，来摸我们对台政策的底牌。这一时期，蒋介石通过各种名义和各种关系派了一些人到大陆，说要与中共高层接触。有一次派了四个人来，三个到北京，一个驻香港。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其中一些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我们要以假当真，假戏真做，心中有数。
陈诚遗嘱：不违背民族大义
陈诚将军戎马一生，历经几十年的政治和军事风云，60年代他身为国民党副总统，在台湾政界德高望重，被传闻认为是最有支持力和影响力的“接班人”，其主要竞争者就是当时台湾安全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蒋经国。陈诚和周恩来之间颇有交谊，对周的为人和才识也十分敬重。
周恩来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信。信中主要内容为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不幸的是，1965年3月，68岁的陈诚病故。台湾报纸发表了他的遗嘱。
台湾当局高级官员当时一般的遗嘱，都要讲国民党的反共八股，包括两个方面：“反共”与“反攻大陆”。而陈诚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遗嘱一没有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我们通过有关途径反馈回来的消息得知，陈诚要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陈诚遗书发表后，周恩来在政协高层民主人士的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从陈诚的遗嘱看，我们对台湾当局高层进行通所、传话、传信的工作，是有效果、有影响的。
“代总统”李宗仁和“末代皇帝”相聚在北京
1965年，正当国共两党紧锣密鼓地谈判之际，却发生了一件震惊国民党朝野上下和国际政治家的大事，那就是“代总统”李宗仁回归祖国大陆，这是令蒋介石十分难堪的一幕历史讽刺剧。
1965年5月，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委派他的秘书程思远从香港秘密回国，向中央请示李宗仁先生回国事宜。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晤见程思远，请他向李宗仁先生转达中央的“四可”原则，这“四可”是：一、李宗仁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程思远把“四可”原则原原本本地向李宗仁先生作了传达，李宗仁先生决心返回祖国定居。
周恩来在大寨时，程思远又受李宗仁先生之托，启程回国，最后一次安排李宗仁先生返国事宜。周恩来回京后，即安排会晤程思远，对李宗仁先生回国事宜作了仔细的安排。程思远非常感激，对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在美国经常翻阅溥仪先生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很受启发。纵观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把一位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在新制度下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这充分证明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多么伟大。这也是李先生下定决心万里回归的重要原因。李先生很想尽早见到溥仪先生。”周恩来肯定地说：“你回去告诉李宗仁先生，他的这个愿望完全可以满足，我将动员溥仪先生到机场迎接你们。”
程思远见诸事已妥当，准备告辞，周恩来说：“为了保密，我不能送你。你们回返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台湾方面将对你们有所动作。我已指示有关部门配合你们。你们一定要按计划行动喽，绝对不能让李宗仁先生受到伤害。”程思远点点头：“总理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
程思远走后，周恩来拿起电话，向有关部门下达了准备迎接李宗仁先生归国的命令。这些事办完了，周恩来又把秘书叫来，吩咐他说：“李宗仁先生马上就要回国了，他急于见到溥仪先生。但溥仪先生最近身体不好，你代我去看看他吧，听说他住院动了手术，请医院尽力想办法，恢复溥仪先生的健康。”秘书答应一声走了。
秘书来到医院，看到溥仪先生的夫人李淑贤女士在病床旁守护着，遂向他们转送了周恩来的问候。在此之前，溥仪夫妇已收到章行严老先生受毛泽东之托送来的一笔款子（毛泽东的稿费）。溥仪对中央领导的关心十分感动，请秘书代为向总理问候。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送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拘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方面于1950年7月把溥仪等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战犯管理所。1959年9月，刘少奇主席颁布特赦令，对溥仪和国民党集团的战犯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芨、曾扩清、陈长捷、杨伯涛、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实行特赦。溥仪获得特赦后，毛泽东、周恩来数次接见，勉励他好好学习。溥仪觉得自己对故宫情况熟悉，要求到故宫当一名解说员，反省自己过去的腐朽生活和罪行，中央领导人没有同意，安排他到全国政协文史馆当专员，每月工资200元人民币。
溥仪特赦出狱后，他以前的几位皇后贵人早已四散而去，和他一同获释的将军周振强托人把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医院的护士李淑贤介绍给他，二人经过一段恋爱后，于1962年结婚，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参加婚礼，轰动一时。
溥仪结婚后，在李淑贤的帮助下，开始写作《我的前半生》，在这本回忆录中，他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总结，深刻反省自己在伪满洲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回顾了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生活和体会。全书生动地介绍了一个时刻梦想复辟的末代皇帝被共产党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的过程，披露了末代皇帝的清宫、伪满、战犯生活的许多鲜为人知事情，1964年正式出版后，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后来还被改编拍成了电影《末代皇帝》。
秘书回去，把溥仪的情形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你再去一趟医院，让医院绝对保证溥仪的休息。另外，你通知一下政协，给溥仪补助点钱。他们来往人多，又都有病，又都不怎么会过日子，单靠溥仪那点工资怎么够呢。”秘书答应着去了。
秘书走后，周恩来又由溥仪联想到李宗仁来，忽然，电话铃大响，周恩来听了几句，神色大变，吩咐说：“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国民党特务加害李宗仁先生。”他放下电话，不安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归国是件震动中外的大事，必将在政治上产生极大的影响，可不能出半点差错。
那么，李宗仁先生到底碰上了什么危险呢？原来，他还没有从美国动身，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已派出一批特务来美国，准备把李宗仁先生劫持去台湾。李宗仁先生回国乃是件极端秘密的事，李宗仁从政治军数十年，岂能不知其中的厉害。所以他把归国的安排工作只交给他的老友和部下程思远先生一人，外人概莫与闻。但是，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李宗仁先生在归国之前，经常发表声明，早已引起了美国和世界舆论的注意。李宗仁先生是否要回归祖国成为美国和香港报纸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香港报纸还数次报道过李宗仁已回归祖国的消息。这些消息虽然纯为子虚乌有，但已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
李宗仁先生是1949年12月从香港赴美治病的，原来还准备等白崇禧在军事上守住海南岛后回来视事。不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来了个大包抄，把白崇禧的主力部队歼灭于大陆，海南岛不久也被解放军解放。白崇禧被蒋介石许以国防部长之职骗入台湾，从此再不能出来。李宗仁只好在美国纽约当了寓公。旅美初期，蒋介石数次派出使团劝说李宗仁赴台，李宗仁知道去台湾后就会变成张学良第二，坚不赴台。
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日增，程思远又受邀自港返京观光，所见所闻，令人鼓舞。李宗仁得知这些情况后，思想发生变化，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实为史无前例。中国百余年来战乱频仍，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有此和平建设的机会，这是国家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转折点。1958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声明，建议国共再度和谈。为国家统一作出适当安排；要求美国正式发表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
以后，李宗仁又多次发表声明，呼吁促进祖国统一。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出版后，他仔细阅读，更受启发，甚至为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台湾当局看到李宗仁思想的变化，便加紧监视，数年下来，看李宗仁足不出户，门庭冷落，毫无回大陆的迹象，便放心了，他们也不相信代总统敢回大陆。
李宗仁从1964年以来，一直悄悄地准备着返回祖国。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离美乘飞机去了瑞士。李宗仁走后，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委托律师出售新泽西州的一所房子。有人惊问她为什么卖掉房子，郭德洁回答说：“我身染重病，无力再照顾这所房子。卖掉它以后，我要去瑞士治病。”听者深以为然。原来郭德洁女士已患绝症多时，瑞士风光秀美，是治病疗养的好地方，郭德洁女士去那里治病是很自然的事。
两天以后，郭德洁女士离开纽约飞到瑞士，与李宗仁聚齐，等了几天，程思远由香港飞到苏黎世，与李宗仁会了面，告诉他一切都已安排就绪，请他立即起飞。李宗仁因为还要等着约好的吴尚鹰一同走，迟迟不肯动身。程思远担心继续等下去会出问题。果然，到了7月11日，程思远接到一个秘密通知，要他们立即离开苏黎世，否则将遭杀身之祸。程思远赶紧报告了李宗仁，请他立即动身。李宗仁知道这个消息的份量，赶紧和程思远一起由亲戚陪着去了机场。李宗仁的亲戚刚回到住所，就见几个彪形大汉在门口守着，一见他回来就拿出一份电报说：“这是白健生先生给李德邻先生的电报，我们要亲自交给德邻先生。”那位亲戚抹了下头上的冷汗，不由得心里叫了声“好险”，对这几名老特说：“李德邻先生去罗马旅游去了，你们走吧。”这几名老特不相信，便说：“好吧，我们在这里等他回来。”从此，这几名老特严密地监视着李宗仁的这位亲戚，与他形影不离。
李宗仁离开苏黎世后，香港《快报》立即刊出消息“李宗仁将返大陆”。鉴于香港报纸以前放过几次空炮，世界各大通讯社都纷纷向台湾当局提出咨询。台湾当局一口否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鉴于台湾当局的特务系统向以消息灵通著称于世，世界传媒也都认为香港《快报》这次又放了空炮。李宗仁离开苏黎世后的去向成为舆论界猜测的有趣题目之一。
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李宗仁的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
1965年7月20日上午，北京机场戒备森严，周恩来总理率彭真、郭沫若、贺楷、陈毅、罗瑞卿、徐冰、高崇民、许德珩、叶剑英、傅作义、蔡延锴、溥仪、王昆仑、朱蕴山、卢汉、刘仲容、邵力子、黄绍？、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及他们的夫人们一早就来到机场。今日将有一位历史性人物莅临北京，来迎接的人们兴奋地互相交谈着……且慢，范汉杰、廖耀湘不是在辽沈战役中被俘了吗？怎么他们也跑到北京机场来了，原来自1959年第一次特赦战犯后，1960年11月国家第二次行赦战犯，范汉杰、廖耀湘、沈醉等人就是在这次被特赦的。
将近11点时，从南边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大家不由得在骄阳下，手搭凉篷向南方的天际望去，只见蓝蓝的天际上出现了一个银色的亮点，不一会便变成了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飞机轰鸣着，向着跑道降了下来，一会儿就滑行到停机坪停下来。周恩来率欢迎人群向飞机走去。机舱门打开了，一个70多岁的老者出现在舱门口，只见他中等身材粗壮有力，一行一动都还带着军人的姿态。他是谁呢？正是前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桂系领袖，前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代总统李宗仁先生。
李宗仁站在机舱口，一眼就认出了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还有贺龙、叶剑英……总而言之都是熟人。北伐期间，八年抗战，重庆谈判，大家一起共商国事，那该是让人多么振奋，那么留恋的岁月。可惜国民党不识时务，发动内战，以致生灵涂炭，最后被人民打败。李宗仁边想边向人群看过去，杜聿明、宋希濂……啊！他们也都来了。想起他们的战败被俘，自已也有责任，现在是认输的时候了。他向人们笑着挥手致意，快步从舷梯上走下来。周恩来紧走一步，握住李宗仁的手说：“德邻先生，我代表祖国欢迎你回国定居。”李宗仁激动地说：“周部长――啊，不，周总理，感谢政府对我的关怀。这位是我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周恩来和郭德洁女士握手，告诉她说：“你身体有病，要注意节劳，我已经在北京医院为您安排了病房，明天，你和德邻先生去检查一下身体。”郭德洁致谢说：“还在抗战时期，我就知道你体贴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心细。颖超大姐呢？”周恩来抱歉地说：“她早就准备要来机场接你们，结果临时有事要处理，不能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