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克林顿访华谱新曲！江泽民迎宾开纪元(1)
第一节 克林顿即将访华中美好评如潮涌
中美关系在过去26年间经历了数次大起大落。克林顿政权担心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治前景不明朗。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年内，美国朝野的“中国观”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公开信要求克林顿“在永久性的基础上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
美国朝野“中国观”的变化
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其身份仍然是敌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意识形态宣传说，帝国主义的总头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北京俯首称臣，证明了帝国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今天，确定克林顿的身份，实际上是确定了中美关系，从而确定了同美国的友好关系。
中美百年恩恩怨怨的交往，敌人与朋友编织起一个五千年古国与新兴的超级大国间诡密而又具有某种默契的关系。1998年-20世纪末的关头，中美又将如何选择呢？
记录是严酷的，历史是不宽容的。选择的错误无疑会给一个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而最多给某一个政党带来短暂的好处。而且，选择的错误需要用加倍的努力去纠正，失去的不仅仅是时间和机会，而且还有一代人以至几代人的努力。当历史的迷雾散去之后，历史事件的意义凸显出来，我们是否有勇气面对真相？我们是否有勇气和能力批判那些急功近利的选择？我们是否可以超出政党政治的狭隘视野，从中国的世界地位的眼光，重新审视“敌人和朋友”的问题？
一个美国政治家这样的表达，在中国人眼里，很可能被看作是空洞的外交辞令，更何况在1972年时的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宣传把尼克松访华说成是“社会主义蒸蒸日上、帝国主义气息奄奄”的表现。政治分析家和政治史学家对过去26年的中美关系，更津津乐道于政治佚事和权力阴谋，分析的着重点放在了利益的此长彼消。
中美关系在过去26年间经历了数次大起大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同美国和国民党的联盟抗衡。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和美国都把对方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并迅速走向军事对抗。处于劣势的中国不能不把前苏联看作是最主要的敌人，从而作出了同西方开放的缓和决定。1972年，“帝国主义头子”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公开访问了北京。在打开僵局的内容广泛的会谈中，中美双方都没有攻击对方的意识形态，而是用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利益。
1992年，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克林顿是二次大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人物。这个诞生于世称“婴儿潮”时期的“政治神童”，几乎二十几岁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克林顿执政的头三年里，中美双方高级官员没有举行过有实质内容的会谈。尽管如此，中国和美国都认识到，避免冲突和对抗是一件好事。积极的态度应该是：为两国长远利益有意义的对话创造机会。尽管双方的紧张程度曾经一度陷入危险境地，但是中国和美国都愿意作出努力，重新建立建设性关系。最大的经济发达国家与最大的经济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单个的国家利益是和其他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美共同努力，就可能构建起积极的世界秩序，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中国和美国（包括其他大国），有着与世界秩序相关的重大利益。
1997年秋亚洲发生金融危机，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中国和国际社会保持一致，始终采取配合姿态。中国对日元贬值后坚守人民币汇率的态度也受到了好评。当亚洲的前景变得有些捉摸不定之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分量与日俱增。克林顿政权担心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治前景不明朗。但是在邓小平逝世后，1997年7月香港顺利回归中国，秋季的中共十五大又确立了新的领导机构。
江泽民主席1996年秋天访美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1998年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将对我国进行了回访。中美两国首脑经常会晤，表明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这既是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美国朝野“中国观”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冷战结束后，中国顶住压力，站稳脚跟，经过几年的持续努力，不但没有如西方某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垮台”，反而出现了经济增长、政局稳定、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新局面。尤其在近一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抗震能力”和负责任的态度使美国许多人认识到，中国是保持亚洲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要解决亚洲问题，首先要取得中国的理解和支持。
目前，美国朝野普遍看到，中国的崛起，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外部势力都难以阻挡的，美中关系状况如何，对双方的战略利益影响将越来越大。
其次，美国某些人所渲染的“中国威胁论”当时已有所降调。美国曾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和鼓吹者，而且至今仍有人在弹“中国威胁论”的老调。但整体而言，“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已有所降调。部分政界、学术界人士明确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不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国家；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战略利益在于与美国共创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未来；中国既没有威胁美国的能力，也没有威胁美国的意愿。
基于此，当美国部分保守势力最近掀起反华浪潮时，大批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政治家和专家学者纷纷勇敢地站出来，严词批驳某些人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对克林顿总统的现行对华政策进行攻击，指出这是“不顾世界新现实的冷战言辞的翻版”，是“虚构出的有关中国的歇斯底里”。
再次，美国朝野近来对中国做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评估，即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前几年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中，有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很可能对现存国际秩序形成“破坏性冲击”，因而主张设法使中国深入地“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用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来约束中国的行为，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
事实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与国际社会的融合日益加深，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正在向国际规则靠拢。单在防扩散领域，中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经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生物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核试条约等。中国在稳定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局势方面正在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顶住巨大压力，坚持不让人民币贬值。如此等等，都使美国朝野得出新的结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负责的”行为，已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综上所述，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年内，美国朝野的“中国观”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积极的变化是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事实证明，只有两国继续加深相互认识和理解，扩大共识，才能把一个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带入下个世纪。
将克林顿对中国的访问置于和过去诀别、面向21世纪的转折点的地位，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在中美首脑会谈中，双方都要从谈判桌上得到各自需要的东西，但同时这种互利的谈判是建立在1997年的首脑会谈双方一致同意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中国之行，其历史意义就在于落实“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是可靠的而不是虚幻的，是扩大的而不是缩小的，那么，以中美首脑会谈为契机，中国和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确定。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之间的对话是测试两国关系乃至亚洲和世界未来的试金石。
1998年6月25日，中美这块世界未来的试金石就将在中国接受煅造，是福是祸？就如落入滚油中的水滴一般，中美媒体早已沸成一片。
美三位前总统等致信国会呼吁维护美中战略关系
在克林顿总统即将访华之际，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基辛格等八位前国务卿以及六位前国防部长、五位前财政部长、五位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今天在联合署名的致国会议员公开信中呼吁，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应一致维护美中战略关系。
公开信说，自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以来，与中国建立牢固而持久的联系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并且得到此后历届政府和两党一致的支持。克林顿总统即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是这一政策的继续。这也是在亚洲处于关键时刻对建设性的美中关系重要性的肯定，因此访问应该如期进行。
公开信认为，由于该地区的最新事态发展，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度、巴基斯坦的核试验，美中战略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公开信还主张继续发展美国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
今天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都刊登了这封公开信。
美商界呼吁国会应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
1998年5月，由近200家大公司总裁组成的美国商务圆桌协会，在国会山议员办公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美国国会同意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维持和发展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
一些商界人士认为，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根本不是什么“优惠”和“特权”，而是国际间正常的经贸关系。经济关系是美中关系中的重要基础。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一年达140亿美元。中国在今后10年内将投入75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只有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才能从中分得一定的份额。
生产仪器仪表的TRW公司总裁戈尔曼说，他有生之年目睹的最大变化之一是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当然也包括美国的经济。无论从经济、地缘政治，还是从国家和全球的安全角度来考虑，都应该永久性地解决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每年讨论一次。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松井说，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国是一个帮助维持全球稳定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寻求对外扩张的国家。他针对最近一段时间有人掀起的反华浪潮说，如果按照这些人的主张行事，后果将非常严重。
商业圆桌协会成立于1972年，是一个由美国各大公司总裁组成的协会性组织。这些公司涉足各个行业。
旅美华人社团和美国经贸组织致函克林顿希望克林顿访华成功
美国大纽约地区的一些华人华侨社团近日致函美国总统克林顿，希望他对中国的访问取得成功。
由大纽约地区70多个华人华侨社团组成的纽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22日在写给克林顿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希望您的这次访问能进一步加强美中两国的联系，把双方的关系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公开信说，“美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建设性的战略合作，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以及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至关重要。由于直接和间接地参与美中这两个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双方的紧密联系关系到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仅给美国人带来就业机会，而且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兴隆。”
公开信要求克林顿“在永久性的基础上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公开信说，这样做，既可免除美国国会每年一场毫无必要的论战，又有利于有关的美国企业在对华经贸关系方面作出长久的决策。
同一天，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经贸科技总会在给克林顿和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克林顿此次去中国意义非常重大，这次访问的成功“将会把中美关系健康地带入21世纪”。
公开信对克林顿最近提出将给予中国永久性的最惠国贸易待遇表示欢迎和坚决支持，认为这种做法符合美中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促进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
美中经贸促进会日前在致克林顿的一封公开信中，也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同意永久性地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公开信说，许多实例说明了美中两国加强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美中经贸促进会呼吁美国国会中的一些保守议员“以长远的眼光看待美中关系”，从美中长远合作的大局出发来缩小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
第二节 克林顿：我为什么去北京
“在中国，我认为，你们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中国已经与我们一起努力冻结了北朝鲜的核计划。”“你们知道，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次美国特别受中国的吸引。”
克林顿接受中方新闻媒体的联合采访
1998年6月19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接受了中国新闻媒体驻美国记者的联合采访。问：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在动身前往中国访问之前能给我们一次采访您的机会。我们代表驻美的中国新闻媒体。我们密切注视着您将对中国的访问。我们希望您的访问获得成功。
克林顿：谢谢。
问：您将成为近十年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您期待从对中国的访问中得到什么？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如何？这次访问将对美国和中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什么影响？谢谢。
克林顿：首先，我希望通过我的这次访问，我和美国人民将了解到有关中国的更多的东西――有关中国内容丰富的历史，有关现在正在进行的激动人心的事情，有关中国人民未来难以置信的潜力。
其次，我希望通过我的访问，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能够了解到有关美国的更多的东西。具体地说，我希望通过我的访问，我们能够扩大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合作的领域。我希望，我们能够就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进行坦率、真诚、建设性的讨论。我希望这次访问将推动中国正在进行的积极变革，促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未来更好的伙伴关系。
问：总统先生，您和江泽民主席已同意共同致力于在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我记得是你在几年前访问澳大利亚时首先提出这一建立伙伴关系的设想的。
克林顿：是的。
问：那么就这一设想，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现在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克林顿：首先，我想这是――让我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多一点。中国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的地方。它的经济迅速增长。它可以对21世纪的世界作出巨大贡献。我想举几个具体例子。我想我们应该为了亚洲的稳定和安全而成为合作伙伴。中国人是最近我们就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试验之后的南亚局势问题进行“五方会谈”的主要角色。这仅仅是事例之一。我们正在为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所做的工作是另一个事例。再一个例子是，我们正在为设法促进亚洲各国的经济稳定及恢复经济增长而共同努力。
我认为，在我们两国之间的安全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应该成为这种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为不扩散武器而在全世界所作的努力，以及我们同中国的合作已经在不扩散危险武器方面取得的进展是重要的。
我认为，我们为打击国际犯罪活动和毒品走私而能够作的努力是重要的。中国同十五个国家接壤，如同我们一样，中国也必须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在能源和环保问题上的合作是重要的。我认为，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是重要的。我认为，我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关系应该以有利于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并有助于全球稳定的方式得到发展并扩大。
最后，我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在21世纪，经济发展将建立在人的理念之上――这基本上是电脑革命的意义。所以，这就是信息技术的意义所在――我们美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挑战，即必须确保这种经济有益于我们的人民，因为我们具有各种层次的教育和应付这种局面的大大小小的成功。
在中国，我认为，你们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你们的国家正经历着一个意义重大的变革时期。我相信，这种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人民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更能够接受文化以及宗教上的差异，因为这将加强这个国家在一个理念支配经济发展和政治行为的世界中的力量。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办法就是把所有人都充分调动起来。我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惟一办法就是崇尚我们非常真诚地崇尚的东西――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人权、更多的政治和公民权利。
我非常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打算签署《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我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
问：总统先生，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条款并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政府和您本人已经明确保证，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上述三个公报规定的原则，不支持台湾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其他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今年4月访华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这些承诺。您在访华期间同江泽民主席会谈以及在公开讲话时将重申这些承诺吗？美国政府将如何认真履行这些承诺呢？
克林顿：首先，对你问题的回答是，我将重申这些承诺。我们的关系体现在这三个公报和我们的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之中。我们同台湾人民的长期友谊和经济关系必须建立在三个公报和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之上，这得到了台湾和中国人民的理解。
我们所有向前发展的决定都将在这个框架之内作出。因此我去中国时将向中国领导人明确无误地表示这一点。
问：总统先生，我的问题是，中美两国将如何共同努力来解决诸如人权、不扩散武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不平衡等问题？
中美关系在过去26年间经历了数次大起大落。克林顿政权担心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治前景不明朗。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年内，美国朝野的“中国观”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公开信要求克林顿“在永久性的基础上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
美国朝野“中国观”的变化
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其身份仍然是敌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意识形态宣传说，帝国主义的总头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北京俯首称臣，证明了帝国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今天，确定克林顿的身份，实际上是确定了中美关系，从而确定了同美国的友好关系。
中美百年恩恩怨怨的交往，敌人与朋友编织起一个五千年古国与新兴的超级大国间诡密而又具有某种默契的关系。1998年-20世纪末的关头，中美又将如何选择呢？
记录是严酷的，历史是不宽容的。选择的错误无疑会给一个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而最多给某一个政党带来短暂的好处。而且，选择的错误需要用加倍的努力去纠正，失去的不仅仅是时间和机会，而且还有一代人以至几代人的努力。当历史的迷雾散去之后，历史事件的意义凸显出来，我们是否有勇气面对真相？我们是否有勇气和能力批判那些急功近利的选择？我们是否可以超出政党政治的狭隘视野，从中国的世界地位的眼光，重新审视“敌人和朋友”的问题？
一个美国政治家这样的表达，在中国人眼里，很可能被看作是空洞的外交辞令，更何况在1972年时的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宣传把尼克松访华说成是“社会主义蒸蒸日上、帝国主义气息奄奄”的表现。政治分析家和政治史学家对过去26年的中美关系，更津津乐道于政治佚事和权力阴谋，分析的着重点放在了利益的此长彼消。
中美关系在过去26年间经历了数次大起大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同美国和国民党的联盟抗衡。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和美国都把对方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并迅速走向军事对抗。处于劣势的中国不能不把前苏联看作是最主要的敌人，从而作出了同西方开放的缓和决定。1972年，“帝国主义头子”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公开访问了北京。在打开僵局的内容广泛的会谈中，中美双方都没有攻击对方的意识形态，而是用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利益。
1992年，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克林顿是二次大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人物。这个诞生于世称“婴儿潮”时期的“政治神童”，几乎二十几岁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克林顿执政的头三年里，中美双方高级官员没有举行过有实质内容的会谈。尽管如此，中国和美国都认识到，避免冲突和对抗是一件好事。积极的态度应该是：为两国长远利益有意义的对话创造机会。尽管双方的紧张程度曾经一度陷入危险境地，但是中国和美国都愿意作出努力，重新建立建设性关系。最大的经济发达国家与最大的经济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单个的国家利益是和其他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美共同努力，就可能构建起积极的世界秩序，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中国和美国（包括其他大国），有着与世界秩序相关的重大利益。
1997年秋亚洲发生金融危机，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中国和国际社会保持一致，始终采取配合姿态。中国对日元贬值后坚守人民币汇率的态度也受到了好评。当亚洲的前景变得有些捉摸不定之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分量与日俱增。克林顿政权担心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治前景不明朗。但是在邓小平逝世后，1997年7月香港顺利回归中国，秋季的中共十五大又确立了新的领导机构。
江泽民主席1996年秋天访美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1998年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将对我国进行了回访。中美两国首脑经常会晤，表明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这既是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美国朝野“中国观”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冷战结束后，中国顶住压力，站稳脚跟，经过几年的持续努力，不但没有如西方某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垮台”，反而出现了经济增长、政局稳定、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新局面。尤其在近一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抗震能力”和负责任的态度使美国许多人认识到，中国是保持亚洲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要解决亚洲问题，首先要取得中国的理解和支持。
目前，美国朝野普遍看到，中国的崛起，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外部势力都难以阻挡的，美中关系状况如何，对双方的战略利益影响将越来越大。
其次，美国某些人所渲染的“中国威胁论”当时已有所降调。美国曾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和鼓吹者，而且至今仍有人在弹“中国威胁论”的老调。但整体而言，“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已有所降调。部分政界、学术界人士明确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不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国家；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战略利益在于与美国共创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未来；中国既没有威胁美国的能力，也没有威胁美国的意愿。
基于此，当美国部分保守势力最近掀起反华浪潮时，大批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政治家和专家学者纷纷勇敢地站出来，严词批驳某些人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对克林顿总统的现行对华政策进行攻击，指出这是“不顾世界新现实的冷战言辞的翻版”，是“虚构出的有关中国的歇斯底里”。
再次，美国朝野近来对中国做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评估，即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前几年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中，有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很可能对现存国际秩序形成“破坏性冲击”，因而主张设法使中国深入地“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用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来约束中国的行为，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
事实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与国际社会的融合日益加深，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正在向国际规则靠拢。单在防扩散领域，中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经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生物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核试条约等。中国在稳定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局势方面正在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顶住巨大压力，坚持不让人民币贬值。如此等等，都使美国朝野得出新的结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负责的”行为，已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综上所述，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年内，美国朝野的“中国观”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积极的变化是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事实证明，只有两国继续加深相互认识和理解，扩大共识，才能把一个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带入下个世纪。
将克林顿对中国的访问置于和过去诀别、面向21世纪的转折点的地位，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在中美首脑会谈中，双方都要从谈判桌上得到各自需要的东西，但同时这种互利的谈判是建立在1997年的首脑会谈双方一致同意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中国之行，其历史意义就在于落实“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是可靠的而不是虚幻的，是扩大的而不是缩小的，那么，以中美首脑会谈为契机，中国和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确定。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之间的对话是测试两国关系乃至亚洲和世界未来的试金石。
1998年6月25日，中美这块世界未来的试金石就将在中国接受煅造，是福是祸？就如落入滚油中的水滴一般，中美媒体早已沸成一片。
美三位前总统等致信国会呼吁维护美中战略关系
在克林顿总统即将访华之际，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基辛格等八位前国务卿以及六位前国防部长、五位前财政部长、五位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今天在联合署名的致国会议员公开信中呼吁，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应一致维护美中战略关系。
公开信说，自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以来，与中国建立牢固而持久的联系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并且得到此后历届政府和两党一致的支持。克林顿总统即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是这一政策的继续。这也是在亚洲处于关键时刻对建设性的美中关系重要性的肯定，因此访问应该如期进行。
公开信认为，由于该地区的最新事态发展，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度、巴基斯坦的核试验，美中战略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公开信还主张继续发展美国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
今天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都刊登了这封公开信。
美商界呼吁国会应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
1998年5月，由近200家大公司总裁组成的美国商务圆桌协会，在国会山议员办公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美国国会同意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维持和发展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
一些商界人士认为，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根本不是什么“优惠”和“特权”，而是国际间正常的经贸关系。经济关系是美中关系中的重要基础。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一年达140亿美元。中国在今后10年内将投入75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只有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才能从中分得一定的份额。
生产仪器仪表的TRW公司总裁戈尔曼说，他有生之年目睹的最大变化之一是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当然也包括美国的经济。无论从经济、地缘政治，还是从国家和全球的安全角度来考虑，都应该永久性地解决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每年讨论一次。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松井说，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国是一个帮助维持全球稳定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寻求对外扩张的国家。他针对最近一段时间有人掀起的反华浪潮说，如果按照这些人的主张行事，后果将非常严重。
商业圆桌协会成立于1972年，是一个由美国各大公司总裁组成的协会性组织。这些公司涉足各个行业。
旅美华人社团和美国经贸组织致函克林顿希望克林顿访华成功
美国大纽约地区的一些华人华侨社团近日致函美国总统克林顿，希望他对中国的访问取得成功。
由大纽约地区70多个华人华侨社团组成的纽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22日在写给克林顿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希望您的这次访问能进一步加强美中两国的联系，把双方的关系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公开信说，“美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建设性的战略合作，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以及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至关重要。由于直接和间接地参与美中这两个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双方的紧密联系关系到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仅给美国人带来就业机会，而且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兴隆。”
公开信要求克林顿“在永久性的基础上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公开信说，这样做，既可免除美国国会每年一场毫无必要的论战，又有利于有关的美国企业在对华经贸关系方面作出长久的决策。
同一天，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经贸科技总会在给克林顿和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克林顿此次去中国意义非常重大，这次访问的成功“将会把中美关系健康地带入21世纪”。
公开信对克林顿最近提出将给予中国永久性的最惠国贸易待遇表示欢迎和坚决支持，认为这种做法符合美中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促进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
美中经贸促进会日前在致克林顿的一封公开信中，也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同意永久性地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公开信说，许多实例说明了美中两国加强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美中经贸促进会呼吁美国国会中的一些保守议员“以长远的眼光看待美中关系”，从美中长远合作的大局出发来缩小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
第二节 克林顿：我为什么去北京
“在中国，我认为，你们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中国已经与我们一起努力冻结了北朝鲜的核计划。”“你们知道，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次美国特别受中国的吸引。”
克林顿接受中方新闻媒体的联合采访
1998年6月19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接受了中国新闻媒体驻美国记者的联合采访。问：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在动身前往中国访问之前能给我们一次采访您的机会。我们代表驻美的中国新闻媒体。我们密切注视着您将对中国的访问。我们希望您的访问获得成功。
克林顿：谢谢。
问：您将成为近十年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您期待从对中国的访问中得到什么？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如何？这次访问将对美国和中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什么影响？谢谢。
克林顿：首先，我希望通过我的这次访问，我和美国人民将了解到有关中国的更多的东西――有关中国内容丰富的历史，有关现在正在进行的激动人心的事情，有关中国人民未来难以置信的潜力。
其次，我希望通过我的访问，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能够了解到有关美国的更多的东西。具体地说，我希望通过我的访问，我们能够扩大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合作的领域。我希望，我们能够就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进行坦率、真诚、建设性的讨论。我希望这次访问将推动中国正在进行的积极变革，促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未来更好的伙伴关系。
问：总统先生，您和江泽民主席已同意共同致力于在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我记得是你在几年前访问澳大利亚时首先提出这一建立伙伴关系的设想的。
克林顿：是的。
问：那么就这一设想，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现在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克林顿：首先，我想这是――让我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多一点。中国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的地方。它的经济迅速增长。它可以对21世纪的世界作出巨大贡献。我想举几个具体例子。我想我们应该为了亚洲的稳定和安全而成为合作伙伴。中国人是最近我们就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试验之后的南亚局势问题进行“五方会谈”的主要角色。这仅仅是事例之一。我们正在为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所做的工作是另一个事例。再一个例子是，我们正在为设法促进亚洲各国的经济稳定及恢复经济增长而共同努力。
我认为，在我们两国之间的安全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应该成为这种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为不扩散武器而在全世界所作的努力，以及我们同中国的合作已经在不扩散危险武器方面取得的进展是重要的。
我认为，我们为打击国际犯罪活动和毒品走私而能够作的努力是重要的。中国同十五个国家接壤，如同我们一样，中国也必须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在能源和环保问题上的合作是重要的。我认为，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是重要的。我认为，我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关系应该以有利于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并有助于全球稳定的方式得到发展并扩大。
最后，我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在21世纪，经济发展将建立在人的理念之上――这基本上是电脑革命的意义。所以，这就是信息技术的意义所在――我们美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挑战，即必须确保这种经济有益于我们的人民，因为我们具有各种层次的教育和应付这种局面的大大小小的成功。
在中国，我认为，你们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你们的国家正经历着一个意义重大的变革时期。我相信，这种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人民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更能够接受文化以及宗教上的差异，因为这将加强这个国家在一个理念支配经济发展和政治行为的世界中的力量。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办法就是把所有人都充分调动起来。我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惟一办法就是崇尚我们非常真诚地崇尚的东西――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人权、更多的政治和公民权利。
我非常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打算签署《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我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
问：总统先生，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条款并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政府和您本人已经明确保证，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上述三个公报规定的原则，不支持台湾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其他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今年4月访华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这些承诺。您在访华期间同江泽民主席会谈以及在公开讲话时将重申这些承诺吗？美国政府将如何认真履行这些承诺呢？
克林顿：首先，对你问题的回答是，我将重申这些承诺。我们的关系体现在这三个公报和我们的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之中。我们同台湾人民的长期友谊和经济关系必须建立在三个公报和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之上，这得到了台湾和中国人民的理解。
我们所有向前发展的决定都将在这个框架之内作出。因此我去中国时将向中国领导人明确无误地表示这一点。
问：总统先生，我的问题是，中美两国将如何共同努力来解决诸如人权、不扩散武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不平衡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