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克林顿访华谱新曲！江泽民迎宾开纪元(16)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与中国曾被看作是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政治的一个显例。自中国在近代开启国门之后，美国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获得美国的支持，几乎是每一个试图问鼎或已经取得中国最高权力的政治家的由衷夙愿。连一心想称帝的袁世凯也忘不了雇一个美国政治学家作为智囊。在二战期间，国共两党都进入了与美国的蜜月期。对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这段美好时光的回忆，至今还常常跃然于纸上和电视画面上。然而，到了本世纪中期，好景不长，由于红色中国选择了向苏联共产主义老大哥的一边倒，以及美国试图围堵与扼制不断蔓延的红色潮流，中美两国终于在朝鲜半岛上展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最为血腥的一次交恶。自从那时起，中国终于实现了一些人的梦想：中国向西方世界彻底关上了大门，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戴着被妖魔化了的面孔，彻底离开了中国政治的舞台。同时，中国开始对美国的一切都说“不”，从政治制度到生活方式，从三权分立到可口可乐，一无例外。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藕断丝仍连。此后的中国，对在中国本土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特务及其走狗”，以及间接相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清查与围剿几乎长达三十年之久。在美国，50年代初也开展了一场短暂的、针对亲共人士的“麦卡锡运动”。两国之间在友谊的道路上背道而驰，在对抗的道路上几近短兵相接。然而，经过二十年的隔绝，“美帝国主义”出局后的中国政治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关起门来的政治和社会也许最缺少阳光和新鲜空气。至于当了三十年的“不”先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大概都心知肚明。像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样的政治运动恰恰正是以中美全面对抗为国际背景的。60年代末的珍宝岛事件表明红色大家庭内部的倾轧比“帝国主义”的遏制给中国造成的威胁更大。于是，中国与美国在70年代初开始了重新接触，并在70年代末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自此，中国又重新踏上了一波三折的回归国际社会的历程。今天，两国终于决定携起手来，共创未来。回顾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曲折道路，这种关系对美国社会的意义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对中国内部来说，可以说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冷暖的晴雨表。任何期盼温暖、痛恨严冬的中国人都会乐观中美关系的全面改善。其实，中美两国之间导致对抗的潜在因素并未完全消除。是对手还是伙伴，这几乎完全取决于双方，尤其是中国对中美两国关系性质的政治定位。如果把美国看成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试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强权，如果同时也把中国看成是当今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红色苏联垮台之后的理所当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那么中美的全面对抗注定不可避免。可是，今天看来，中国的决策者们似乎没有考虑选择上述这样一条全面对抗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结伴而行的战略。
中美两国的关系似乎已不再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被中国的决策者们定义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可见，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分歧已越来越不再成为妨碍两国间发展关系的因素，即使这一因素仍有待全面退出历史舞台。现在通过两国元首互访所确认并奠定的两国间的这种“伙伴”而非“对手”的关系，并非一般的伙伴关系，而是一种建设性的（而非拆台性的）战略（而非策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目的不是要争霸世界，而是要共创未来。
显而易见，只有在这种关系之下，不把导弹相互瞄准对方才是理所当然的。如同日本的《每日新闻》所指出的：“据说使核导弹重新瞄准原来的目标只需十分钟，所以这一协议的军事意义不大；但是减少敌意所产生的无形的心理上的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很显然，在这种由双方共创的未来中，与之不能和谐共存的意识形态没有一席之地。不然的话，若想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上述的伙伴关系，如果不是痴人说梦的话，至少也是无稽之谈，而互相不把导弹瞄准对方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开放的新信号
克林顿此次对中国的成功访问，无疑为中美两国间战略性伙伴关系的确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其中，克林顿的北京之行无疑是这次访问的高潮所在。两国元首在会谈后举行的由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更是高潮中的高潮。此次直播在国内外普遍被看作是中国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
美联社的一篇电讯指出，对中国人民而言，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人权问题存在歧见并不令人诧异，但令他们大感惊讶的是，两国元首竟在透过电视向全国转播的记者会上进行公开辩论，而且彼此毫无怨怼之心。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称：“这是一个有声有色的奇迹：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就一系列话题展开面对面的辩论，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这样的敏感事件，他们的一切应对和一举一动皆由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不加删剪地向全国实况转播。”
《纽约时报》如此报道：“就周六的联合记者会而言，虽然辩论内容包括从人权到西藏的许多敏感问题，但最难得的大概还是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将整个过程向全国实况转播。中央电视台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编辑说：‘我认为这是第一次。我们从来没有对国家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的联合记者会进行过实况转播。’”
克林顿表示，他对北京决定允许他在电视上和中国人民谈人权问题，感到很惊讶，也感到欣慰。克林顿总统在中央电视台的访问谈话中说，他没有预料能如此自由地沟通。克林顿总统在访问谈话中谈到他对这次九天访问的成就时说：“我认为，我有一点儿惊讶。”他说：“首先，我来时没有预料我和江泽民主席的记者会及随后在北京大学的演说，会在电视上全程实况转播。”他说：“因此，我没有预料能如此公开、大规模地和中国人民沟通。我非常欣慰，也感谢江泽民主席让记者会全程广播的决定及所有其他决定。”
克林顿总统的助理则说，中国领导人第三度给予克林顿总统机会，在国营电视台的实况转播中宣扬以往被视为禁忌的人权和民主。克林顿总统今天接受独家访问，谈到许多对中央电视台是棘手的问题。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之前，中央电视台从未公开播出这些问题。克林顿总统的发言人麦柯里说：“总统对再有机会对中国人民发表谈话感到欣慰。”他又说：“我们对总统再有机会谈自由与民主，以及可以让数百万中国人民听到，感到很欣慰。”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接受美国电视台访问时说，她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当局会决定现场直播克林顿和江泽民的记者会，这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听到美国的人权及自由观点的良好机会。美国驻北京大使尚慕杰承认，在记者会前半小时，他们才知道中共决定实况转播。尚慕杰指出，江泽民作此决定必然要冒点风险，但他显然具有相当的信心及胆识，在记者会中，更显得喜欢与克林顿进行辩论。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就指出，两国元首的这次会谈及记者会证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与政策是正确的，他并希望美国国内的批评者能够了解透过接触所能达到的目标，甚至可同时推动中国变革的进程。白宫发言人麦柯里表示，“中方再次作出直播克林顿在北大讲话的决定，显示中方非常愿意开放社会去进行政治辩论，这是有益的。我们希望他们会这样继续下去。”
据6月29日香港《大公报》报道，克林顿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在接受电视专访时说，他认为，最后批准电视直播的应该是江泽民本人，他相信这可以使六亿中国人民第一次听到这样一场关于人权问题的生动辩论。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伯杰的分析是根据美国自己掌握的材料，估计大约有六亿中国人民听到或看到了克林顿与江泽民就人权问题特别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所展开的辩论。克林顿选择在具有民主与科学传统的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显然是想通过阐述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对世界前途的看法来影响中国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希望克林顿的演讲能够接触到最广大的听众。
6月28日香港《文汇报》这样形容这次记者招待会：中国城乡的几亿居民也都罕有地通过电视上看到或者通过广播听到，自己的国家元首同一个异国首脑就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发表坦率的看法。今天的记者会由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进行的全程现场直播，被正在“追随”克林顿中国之行的美国主流媒体誉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们普遍表示，中美可以就分歧开诚布公地交流看法，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大进步。谈到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江泽民同克林顿都表示出特别的轻松和风趣。虽然中国政府在过去猛烈抨击达赖，但江泽民表示，当局仍然通过渠道与达赖保持着接触与联系。克林顿总统称，自己曾同达赖喇嘛交谈过，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如果江泽民同达赖喇嘛见面交谈，“一定会相互欣赏对方”。这段精彩谈话引来在场记者的笑声。
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在江泽民于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伸出对话与谈判的橄榄枝后，达赖方面随即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达赖喇嘛设在华盛顿的代表姬亚里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表示支持江泽民愿意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态度。我愿意采取相应的行动以推动问题的解决。他还说，达赖喇嘛愿意去中国山西的佛教圣地五台山朝觐，并希望在去五台山途中与江泽民会见。该报称，由于江泽民的一番话，多年来这是第一次让人们对西藏的未来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光。
这篇报道还指出，“江泽民对于‘六四’这样的敏感问题也毫不讳言。克林顿也承认任何国家都需要稳定，但认为真正的稳定只有通过保护个人的自由才能获得。他还称赞中国所做出的一些民主改革，包括农村的基层选举。他还极其坦率地承认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践踏人权的情况，说明美国的人权状况也是历史地发展的。克林顿虽然称‘六四’是不同年龄的中国人对于民主的呼唤，这当然不会令中国领导人高兴，但他又对记者们表示，在人权方面开始探讨就是进步，不应现在就要求中国做出反应，表现出‘朝前看’的诚意。”
记者招待会的意义也许不在于中美两国元首各自所持的观点的差异，而是在于中国领导人向世界表明，许多曾经被认为是敏感的、或纯粹内政的问题都可以讨论。持什么观点当然重要，但是拥有持不同观点的权利似乎更为根本。6月29日《香港商报》这样评论道：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中国之旅，使他感受到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其实他也应该同时体验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政府和人民，越来越对自己充满自信。这次中美元首会面期间，当局在新闻处理上的开放式做法，也令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据路透社的报道，奥尔布赖特说，“克林顿和江泽民之间的私下会晤比星期六的记者招待会还要开诚布公。”奥尔布赖特说，“你们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所看到的东西，在他们举行私下会谈讨论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时，表现得更加突出。”她说：“通过这些会晤，两位领导人现在已经开始了对话。他们已经会晤过七次，最初的几次会晤我没参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最后的三四次会晤中，他们会谈的问题的种类、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坦率程度、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坦诚态度确实是不断递增的。”她说，“双方不仅仅是举行礼节性的会谈……”奥尔布赖特说，“我们同中国人之间不是在所有问题上意见都一致的。他们的社会与我们的社会截然不同。这从会谈中可以看得很明显。我觉得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双方并没有试图掩饰分歧或者只进行礼节性讨论。”她说：“过去，他们（中国人）曾说这个问题（不同政见问题）是内政……但是，在这次访问期间进行的一系列会谈中，中国人一直在谈论这些问题。”
从和平共处到共创未来
从1972年中美关系的突破到1997-1998年中美元首互访之前，中国对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方针，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和平共处、不搞对抗”。但是自中美两国此一回合的互访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也许有了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通过确立两国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携手共进，共创未来。对两个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整体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奉行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方针是十分明智的。现在，在这样两个国家之间，不仅要和平共处，而且要共创未来。这对习惯于被妖魔化了的美国的中国人来说，其意味是十分深长的。
针对中美之间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中指出：“在你们建设新的中国的时候，美国愿意和你们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成功、安全和开放，和我们一起为建设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努力。我知道，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人质疑，中美两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是否是一件好事。然而，我们都知道，世界转变的道路以及你们这一代所面临的挑战，都告诉我们两国，美中两国携手合作远比各自为政要好。”
7月2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了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中美关系的最新看法。她说，克林顿总统历史性的中国之行，在上海触发迅速而预料不到的改变，把中美关系推入新纪元。她在谈到克林顿获准在中国电视上发表敏感的人权问题讲话时说：“我觉得这里事情发展得非常快速。谁也预料不到……我想这是一次改变。事情以神秘的方式发展。”
克林顿的外交事务首脑也称赞这次总统访问，认为是成功的。这次访问在美国曾遭到国会议员和人权团体的强烈反对。奥尔布赖特说：“他（克林顿）证明他们都错了。”她这是指克林顿的批评者们，这些批评者们认为克林顿不应该来中国，或认为克林顿在每感问题上不敢直言。她说，此行标志了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进程中的“第三阶段”。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始于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第二阶段是卡特总统1979年决定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奥尔布赖特说：“我认为，在中美关系上，这次访问确实是一个突破。”她在谈到直播克林顿讲话的“重大突破性”的决定时说：“这些是关系变化的一个迹象……因为中国本身在发生变化。”
中美关系及中国自身急速变革的发展，也许最典型地体现在以下两个令人诧异却又无可争辩的事实之中。
第一，刚刚卸下计划经济包袱的中国，就义无反顾地与美国合作，通过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变来共同担负起维护市场经济的世界秩序的重任。这一共同的责任也更加缩短了中国与美国的距离。
第二，刚刚与美国结束对抗关系的中国，就与美国共同携手，通过防止核扩散、控制导弹和生化武器技术以及维持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和平来共同担负起维护建立在现行秩序基础之上的世界和平的重担。中国甚至还通过派遣官员监督柬埔寨等地的自由选举来协助西方和联合国在第三世界推动自由民主。
正如克林顿在他对北大学生的演讲稿中所写到的：“然而，我们都知道，世界转变的道路以及你们这一代所面临的挑战，都告诉我们两国，美中两国携手合作远比各自为政要好。”我们相信，随着中美之间越来越多的互信与合作，必然会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使中国朝着更有利于中国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的前景迈进。
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今天就南亚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1998年6月27日，北京）
导言
印度、巴基斯坦最近进行的核试验及由此引发的两国紧张局势的升级，引起了中美两国深切和长久的关注。双方在维护南亚和平与稳定及全球强有力的防扩散体制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这些核试验将此利益置于危险境地。双方谴责这些核试验。双方同意在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和安理会内并与其他国家继续密切合作，以防止南亚核及导弹竞赛升级，加强国际防扩散努力，促进印、巴和解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分歧。
防止南亚核及导弹竞赛
6月4日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发表的联合公报，对处理南亚核及导弹竞赛威胁制定了明确、全面的目标和行动纲领。联合国安理会1172号决议认可了该公报。双方承诺全力支持联合公报所确定的措施，再次要求印、巴停止核试验，立即无条件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停止核武器化或部署核武器，停止试验或部署可以运载核武器的导弹，坚定承诺不核武器化，不部署核武器或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导弹。
加强国际防扩散合作
中美坚定承诺致力于在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核不扩散领域进行有力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双方将继续支持国际防核扩散努力，重申我们的目标是促使包括印、巴在内的所有国家加入不作任何修改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不能指望享有与成员国同样的权利和国际地位。尽管印、巴最近进行了核试验，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印、巴不享有核武器国家地位。
双方重申决心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履行核裁军方面的承诺。为此，两国已经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无意恢复核试验。
双方呼吁立即在1995年同意的谈判职权基础上，由裁军谈判会议谈判缔结一项多边的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公约。我们敦促印、巴以积极的精神与其他国家一道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上述谈判，以便尽早达成这一公约。
双方积极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实施的加强的保障监督体制，并将迅速采取措施在两国实施。
缓和紧张局势及鼓励印、巴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分歧
双方承诺将尽可能帮助印、巴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包括克什米尔问题在内的困难且长期未决的分歧。我们欢迎印、巴两国重新恢复对话并鼓励两国继续开展这样的对话。我们准备在两国实施建立信任措施方面提供帮助，并鼓励两国在这方面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
中美两国的责任
中美两国的关系似乎已不再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被中国的决策者们定义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可见，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分歧已越来越不再成为妨碍两国间发展关系的因素，即使这一因素仍有待全面退出历史舞台。现在通过两国元首互访所确认并奠定的两国间的这种“伙伴”而非“对手”的关系，并非一般的伙伴关系，而是一种建设性的（而非拆台性的）战略（而非策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目的不是要争霸世界，而是要共创未来。
显而易见，只有在这种关系之下，不把导弹相互瞄准对方才是理所当然的。如同日本的《每日新闻》所指出的：“据说使核导弹重新瞄准原来的目标只需十分钟，所以这一协议的军事意义不大；但是减少敌意所产生的无形的心理上的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很显然，在这种由双方共创的未来中，与之不能和谐共存的意识形态没有一席之地。不然的话，若想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上述的伙伴关系，如果不是痴人说梦的话，至少也是无稽之谈，而互相不把导弹瞄准对方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开放的新信号
克林顿此次对中国的成功访问，无疑为中美两国间战略性伙伴关系的确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其中，克林顿的北京之行无疑是这次访问的高潮所在。两国元首在会谈后举行的由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更是高潮中的高潮。此次直播在国内外普遍被看作是中国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
美联社的一篇电讯指出，对中国人民而言，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人权问题存在歧见并不令人诧异，但令他们大感惊讶的是，两国元首竟在透过电视向全国转播的记者会上进行公开辩论，而且彼此毫无怨怼之心。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称：“这是一个有声有色的奇迹：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就一系列话题展开面对面的辩论，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这样的敏感事件，他们的一切应对和一举一动皆由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不加删剪地向全国实况转播。”
《纽约时报》如此报道：“就周六的联合记者会而言，虽然辩论内容包括从人权到西藏的许多敏感问题，但最难得的大概还是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将整个过程向全国实况转播。中央电视台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编辑说：‘我认为这是第一次。我们从来没有对国家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的联合记者会进行过实况转播。’”
克林顿表示，他对北京决定允许他在电视上和中国人民谈人权问题，感到很惊讶，也感到欣慰。克林顿总统在中央电视台的访问谈话中说，他没有预料能如此自由地沟通。克林顿总统在访问谈话中谈到他对这次九天访问的成就时说：“我认为，我有一点儿惊讶。”他说：“首先，我来时没有预料我和江泽民主席的记者会及随后在北京大学的演说，会在电视上全程实况转播。”他说：“因此，我没有预料能如此公开、大规模地和中国人民沟通。我非常欣慰，也感谢江泽民主席让记者会全程广播的决定及所有其他决定。”
克林顿总统的助理则说，中国领导人第三度给予克林顿总统机会，在国营电视台的实况转播中宣扬以往被视为禁忌的人权和民主。克林顿总统今天接受独家访问，谈到许多对中央电视台是棘手的问题。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之前，中央电视台从未公开播出这些问题。克林顿总统的发言人麦柯里说：“总统对再有机会对中国人民发表谈话感到欣慰。”他又说：“我们对总统再有机会谈自由与民主，以及可以让数百万中国人民听到，感到很欣慰。”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接受美国电视台访问时说，她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当局会决定现场直播克林顿和江泽民的记者会，这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听到美国的人权及自由观点的良好机会。美国驻北京大使尚慕杰承认，在记者会前半小时，他们才知道中共决定实况转播。尚慕杰指出，江泽民作此决定必然要冒点风险，但他显然具有相当的信心及胆识，在记者会中，更显得喜欢与克林顿进行辩论。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就指出，两国元首的这次会谈及记者会证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与政策是正确的，他并希望美国国内的批评者能够了解透过接触所能达到的目标，甚至可同时推动中国变革的进程。白宫发言人麦柯里表示，“中方再次作出直播克林顿在北大讲话的决定，显示中方非常愿意开放社会去进行政治辩论，这是有益的。我们希望他们会这样继续下去。”
据6月29日香港《大公报》报道，克林顿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在接受电视专访时说，他认为，最后批准电视直播的应该是江泽民本人，他相信这可以使六亿中国人民第一次听到这样一场关于人权问题的生动辩论。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伯杰的分析是根据美国自己掌握的材料，估计大约有六亿中国人民听到或看到了克林顿与江泽民就人权问题特别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所展开的辩论。克林顿选择在具有民主与科学传统的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显然是想通过阐述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对世界前途的看法来影响中国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希望克林顿的演讲能够接触到最广大的听众。
6月28日香港《文汇报》这样形容这次记者招待会：中国城乡的几亿居民也都罕有地通过电视上看到或者通过广播听到，自己的国家元首同一个异国首脑就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发表坦率的看法。今天的记者会由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进行的全程现场直播，被正在“追随”克林顿中国之行的美国主流媒体誉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们普遍表示，中美可以就分歧开诚布公地交流看法，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大进步。谈到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江泽民同克林顿都表示出特别的轻松和风趣。虽然中国政府在过去猛烈抨击达赖，但江泽民表示，当局仍然通过渠道与达赖保持着接触与联系。克林顿总统称，自己曾同达赖喇嘛交谈过，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如果江泽民同达赖喇嘛见面交谈，“一定会相互欣赏对方”。这段精彩谈话引来在场记者的笑声。
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在江泽民于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伸出对话与谈判的橄榄枝后，达赖方面随即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达赖喇嘛设在华盛顿的代表姬亚里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表示支持江泽民愿意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态度。我愿意采取相应的行动以推动问题的解决。他还说，达赖喇嘛愿意去中国山西的佛教圣地五台山朝觐，并希望在去五台山途中与江泽民会见。该报称，由于江泽民的一番话，多年来这是第一次让人们对西藏的未来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光。
这篇报道还指出，“江泽民对于‘六四’这样的敏感问题也毫不讳言。克林顿也承认任何国家都需要稳定，但认为真正的稳定只有通过保护个人的自由才能获得。他还称赞中国所做出的一些民主改革，包括农村的基层选举。他还极其坦率地承认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践踏人权的情况，说明美国的人权状况也是历史地发展的。克林顿虽然称‘六四’是不同年龄的中国人对于民主的呼唤，这当然不会令中国领导人高兴，但他又对记者们表示，在人权方面开始探讨就是进步，不应现在就要求中国做出反应，表现出‘朝前看’的诚意。”
记者招待会的意义也许不在于中美两国元首各自所持的观点的差异，而是在于中国领导人向世界表明，许多曾经被认为是敏感的、或纯粹内政的问题都可以讨论。持什么观点当然重要，但是拥有持不同观点的权利似乎更为根本。6月29日《香港商报》这样评论道：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中国之旅，使他感受到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其实他也应该同时体验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政府和人民，越来越对自己充满自信。这次中美元首会面期间，当局在新闻处理上的开放式做法，也令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据路透社的报道，奥尔布赖特说，“克林顿和江泽民之间的私下会晤比星期六的记者招待会还要开诚布公。”奥尔布赖特说，“你们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所看到的东西，在他们举行私下会谈讨论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时，表现得更加突出。”她说：“通过这些会晤，两位领导人现在已经开始了对话。他们已经会晤过七次，最初的几次会晤我没参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最后的三四次会晤中，他们会谈的问题的种类、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坦率程度、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坦诚态度确实是不断递增的。”她说，“双方不仅仅是举行礼节性的会谈……”奥尔布赖特说，“我们同中国人之间不是在所有问题上意见都一致的。他们的社会与我们的社会截然不同。这从会谈中可以看得很明显。我觉得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双方并没有试图掩饰分歧或者只进行礼节性讨论。”她说：“过去，他们（中国人）曾说这个问题（不同政见问题）是内政……但是，在这次访问期间进行的一系列会谈中，中国人一直在谈论这些问题。”
从和平共处到共创未来
从1972年中美关系的突破到1997-1998年中美元首互访之前，中国对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方针，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和平共处、不搞对抗”。但是自中美两国此一回合的互访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也许有了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通过确立两国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携手共进，共创未来。对两个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整体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奉行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方针是十分明智的。现在，在这样两个国家之间，不仅要和平共处，而且要共创未来。这对习惯于被妖魔化了的美国的中国人来说，其意味是十分深长的。
针对中美之间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中指出：“在你们建设新的中国的时候，美国愿意和你们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成功、安全和开放，和我们一起为建设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努力。我知道，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人质疑，中美两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是否是一件好事。然而，我们都知道，世界转变的道路以及你们这一代所面临的挑战，都告诉我们两国，美中两国携手合作远比各自为政要好。”
7月2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了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中美关系的最新看法。她说，克林顿总统历史性的中国之行，在上海触发迅速而预料不到的改变，把中美关系推入新纪元。她在谈到克林顿获准在中国电视上发表敏感的人权问题讲话时说：“我觉得这里事情发展得非常快速。谁也预料不到……我想这是一次改变。事情以神秘的方式发展。”
克林顿的外交事务首脑也称赞这次总统访问，认为是成功的。这次访问在美国曾遭到国会议员和人权团体的强烈反对。奥尔布赖特说：“他（克林顿）证明他们都错了。”她这是指克林顿的批评者们，这些批评者们认为克林顿不应该来中国，或认为克林顿在每感问题上不敢直言。她说，此行标志了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进程中的“第三阶段”。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始于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第二阶段是卡特总统1979年决定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奥尔布赖特说：“我认为，在中美关系上，这次访问确实是一个突破。”她在谈到直播克林顿讲话的“重大突破性”的决定时说：“这些是关系变化的一个迹象……因为中国本身在发生变化。”
中美关系及中国自身急速变革的发展，也许最典型地体现在以下两个令人诧异却又无可争辩的事实之中。
第一，刚刚卸下计划经济包袱的中国，就义无反顾地与美国合作，通过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变来共同担负起维护市场经济的世界秩序的重任。这一共同的责任也更加缩短了中国与美国的距离。
第二，刚刚与美国结束对抗关系的中国，就与美国共同携手，通过防止核扩散、控制导弹和生化武器技术以及维持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和平来共同担负起维护建立在现行秩序基础之上的世界和平的重担。中国甚至还通过派遣官员监督柬埔寨等地的自由选举来协助西方和联合国在第三世界推动自由民主。
正如克林顿在他对北大学生的演讲稿中所写到的：“然而，我们都知道，世界转变的道路以及你们这一代所面临的挑战，都告诉我们两国，美中两国携手合作远比各自为政要好。”我们相信，随着中美之间越来越多的互信与合作，必然会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使中国朝着更有利于中国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的前景迈进。
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今天就南亚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1998年6月27日，北京）
导言
印度、巴基斯坦最近进行的核试验及由此引发的两国紧张局势的升级，引起了中美两国深切和长久的关注。双方在维护南亚和平与稳定及全球强有力的防扩散体制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这些核试验将此利益置于危险境地。双方谴责这些核试验。双方同意在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和安理会内并与其他国家继续密切合作，以防止南亚核及导弹竞赛升级，加强国际防扩散努力，促进印、巴和解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分歧。
防止南亚核及导弹竞赛
6月4日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发表的联合公报，对处理南亚核及导弹竞赛威胁制定了明确、全面的目标和行动纲领。联合国安理会1172号决议认可了该公报。双方承诺全力支持联合公报所确定的措施，再次要求印、巴停止核试验，立即无条件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停止核武器化或部署核武器，停止试验或部署可以运载核武器的导弹，坚定承诺不核武器化，不部署核武器或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导弹。
加强国际防扩散合作
中美坚定承诺致力于在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核不扩散领域进行有力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双方将继续支持国际防核扩散努力，重申我们的目标是促使包括印、巴在内的所有国家加入不作任何修改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不能指望享有与成员国同样的权利和国际地位。尽管印、巴最近进行了核试验，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印、巴不享有核武器国家地位。
双方重申决心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履行核裁军方面的承诺。为此，两国已经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无意恢复核试验。
双方呼吁立即在1995年同意的谈判职权基础上，由裁军谈判会议谈判缔结一项多边的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公约。我们敦促印、巴以积极的精神与其他国家一道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上述谈判，以便尽早达成这一公约。
双方积极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实施的加强的保障监督体制，并将迅速采取措施在两国实施。
缓和紧张局势及鼓励印、巴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分歧
双方承诺将尽可能帮助印、巴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包括克什米尔问题在内的困难且长期未决的分歧。我们欢迎印、巴两国重新恢复对话并鼓励两国继续开展这样的对话。我们准备在两国实施建立信任措施方面提供帮助，并鼓励两国在这方面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
中美两国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