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说你们不仅给美国带来的积极影响,你们在这儿的工作对中国也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中国20年来史无前例的发展部分归功于外国产品,技术,投资,贸易和能源。这些联系还有更微妙、更深刻、更持久的效果,它们加强了法制建设,深化了改革开放和责任制。它们使中国面临公平的劳动竞争和更好的环境水平。它们传播了强有力的信息工具:传真机,复印机,计算机和互联网络。
中国越深入世界共同体和全球经济,世界就越能帮助中国进一步获得自由和开放。因此,你们处在历史进程的前端。
我们的商业往来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外交合作,反过来通过扩大两国之间的外交合作可以加强我们的商业往来。我会尽一切可能来鼓励中美之间进一步的贸易合作。在我离开这之前,国会的筹款委员会以压倒绝大多数的选票支持继续以往对中国的贸易态度――最惠国待遇。我希望国会其他的成员也会很快照着做。不要切断我们的经济纽带,否认中国发展带给我们的益处,危害我们的战略伙伴,拒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这个为和平和稳定而合作的时代,这比以往更重要、更有创造力。
中国,实际上,上海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进一步发展经济,超越现在的水平。我们都知道,更进一步地改组国营企业,建设透明的法律和管理体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建立牢固的经济体制,开放市场,在维护国际经济体制上起到重要作用。
美国愿意和中国一起来面对这些挑战,因为中国的成功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繁荣,也会影响美国的富饶和全球的稳定。
首先,改组国营企业是建立现代经济的关键,但同时它也会毁掉固有的生活工作模式,打破铁饭碗。在短期内,拆散国营企业会导致人们失业――很多人,将引入私营企业的工作竞争。那些缺乏劳动技能和知识的人将有被抛弃的危险,如他们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经历变革时会遇到的情形一样,因为全球的经济正处在一个信息时代。
第二,中国正致力于建设更透明、更有预见性的法律和管理体制,具有执行权、清楚的手续和抵制腐败的显著效果。我非常高兴的是美国商界保证向江主席和我发起的法制运动提供经济资助。这是十分十分重要的。它将提高中国的法制教育和司法培训,使管理制度更现代化,并且为穷人提供法律资助。
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可能是增强个人权利和限制政府专权的基础。我们还发起了一次劳动部长间的针对工人权利的对话。我要求你们在此树立一个好榜样,显示出对与成功的贸易相伴的核心劳动标准的尊敬。
第三,当我们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保经济的发展不会带来环境灾害。由于空气的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在中国的健康问题中排第一。每一条水域的主体都被污染了。全国的地下水位都在下降。中国将要承担这个不幸的事实,即代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令我们的星球日益变暖的温室气体的国家。
逐渐地,家庭污染――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其他地方――将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环境问题,至于他们本国的人民的健康,环境和经济问题也一样。气候的变化是个真实的不断加剧的问题,自1400年以来的记录说明这个星球最热的五年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1998年将会成为记录中最热的一年。
不幸的是,事实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我想顺便提一下,在美国的许多部门,包括国会中的许多部门认为,在经济增长和工业时期能源使用模式之间有着铁的牢不可破的联系。如果有这样的联系,我们几乎不能指望那些有着许多穷人的国家的决策者们会认真对待全球经济的巨大变化,除了否认环境问题或者说他们的孩子会来弥补环境的问题之外,他们只能无所作为。但幸好这不是真的,这并不是真的。
我们有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来作例子,这些国家采取了合理的环境和能源措施,而他们的经济也发展得很好。美国的公司通过环境保护和新技术的应用获得了显著的效益――从小事做起,像更多地使用天然气,采用更好的照明和绝缘材料,使用发电站里的废热来加热、冷却和照明,即将广泛应用的电喷燃油发动机将会降低汽车污染的80%。
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上海可能是中国能源革命的中心,这场革命将会真正带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为治理污染的资源投入的减少,以及为照料因环境污染而患病的病人的资源投入的减少。
但我们必须做些努力来打破人们头脑中的固有观念,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惟一途径就是采取工业时期的能源使用模式。这不是事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在美国也仍然是个问题,我要求你们来带着个头。
所有证据都表明,如果你往回看我们国家的记录,一直回到1970年,你会发现每次美国采纳更高的环境标准,商界就会创造出新技术来达到这个要求,而且我们经济上确实取得了更快的发展,因此工作报酬也越来越高。我们应该为之共同奋斗。
我非常高兴的是,去年10月我们提出的能源和环境倡议已经开始有了具体的清洁能源和清洁空气的计划;明天我在桂林将对此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但我想借此机会要求你们所有人都试着改变原来的想法,因为作为美国总统我无权要求中国放慢经济发展的步子。我无权这样做。但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和我的国家的领导人,我有责任要求我们为我们的子孙能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存而共同努力。你们也一样。(掌声)
第四,你们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中国在巩固它的经济和金融体制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美国从80年代的存贷款危机中得到了一些严重的教训。目前的亚洲经济危机显示了虚弱的监督不完善的金融体制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我们想帮助中国避免类似的错误,这需要通过改善规章制度,欢迎国外竞争,培训银行的监督人员及雇员。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加一句,应增强更多的小型私营企业的贷款能力。
第五,正如你们所意识到的,中国的经济仍然充满着错综复杂的障碍。进一步开放市场对美国很重要,它购买了中国出口产品的1/3,反过来应该在中国市场获得公平的机会。对中国来说,发展经济时参加全球竞争是很重要的。在美国,如在中国一样,迅速的变化和它所带来的破坏使它开始转向自我保护,开始放慢速度。但对中国来说,和对美国一样,对未来的承诺存在于帮助我们的公民来面对全球经济的挑战,而不是否认它们或回避它们。
江主席和我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性上达成共识,但加入这个组织必须遵守一些严格的条款,世界其他国家都遵守的条款,才能从世界贸易组织中获利。当然,必须你们自己决定中国是否进行转变,但这些条款是清楚的,毫不含糊的。
我感到失望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我们会继续努力直到我们达成一个可行的商业协定。我还想强调一点,我肯定在座的每位国会议员都会同意,那就是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提供给中国永久性最惠国的待遇。
最后,中国必须不分国界地帮助世界迎接国际经济体制的挑战。我得说我非常感激中国在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稳定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通过直接资助,多边合作,参加国际经济机构等各种方式。朱总理和江主席告诉我中国决心在避免另一轮的货币贬值中作出努力,货币贬值不仅仅会对亚太地区也会对中国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我们两国在抵制国际金融体制的威胁中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使我充满信心的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来迎接所有这些挑战,但你们能帮我,因为我肯定你们知道――向中国同事解释在信息时代日益增长的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独断专行会带来怎样重要和确实的好处。
任何人都不能垄断真理,这不仅仅是个哲学问题。只要你看看是什么在驱动信息时代,你会发现是思想观念。几星期前艾伦?格林斯潘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当我访问他时他总是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笑声)――他说,事实上,经济学家测量的是一个国家总产量的物质的多少,以物质的多少来比较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他说过去的15年里,在美国的收入上升的同时,我们生产出的东西的多少几乎根本没有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财富是由思想观念创造的。
这将在世界各地逐渐变成事实。在那样的世界里我们都必须重视人们思考、谈话、开发和争论的能力,但它是最后惟一的会真正帮助中国人民发挥其最大潜力的能力。他们应该有机会,在经过了这么多奋斗和努力后,发挥他们的潜力并看到他们的祖国发挥它的潜力。(掌声)
我相信回国后向美国的同事和朋友们解释我们与中国之间的约定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人确实对我是否该进行这次访问怀有疑问,他们提出了一些我认为是老一套的意见,这些意见只会完全彻底地减少这次访问的效果。
对美国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走遍世界到处宣扬任何人都不能垄断真理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也不能。(掌声)我们现在作为世界上惟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加上我们全部的经济实力,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影响力最大化,但我们只能通过伸出合作之手。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表现得强悍。
我们大部分的进步都是通过很多人共同努力取得的,这需要我们努力去增进理解、交流,并且靠我们赞成的价值观念来生活。
所以我希望你们做好这两样,我希望你们能给这些任务带来生气和承诺。我希望你们在我们所说的本职工作上能取得巨大成功,因为为了帮助中美两国在21世纪发挥它们最大的潜力,我们有许多事要做。但最重要的是要成功,我相信我们会成功。
克林顿总统对上海金汇花园小区乔迁新居者、建筑者和银行职员的讲话
1998年7月1日下午3时47分,克林顿总统对上海金汇花园小区乔迁新居者、建筑者和银行职员发表了亲切的讲话:
非常感谢你们,周副市长,王副检查官,房地产开发商古才新,国会成员拜访过的唐家,以及余夫人和她的家人,我曾被十分友好地带到她家,谢谢所有在座的人。非常荣幸今天能到此。
我首先想感谢民乐团为我们演奏了如此动听的音乐,谢谢你们。(掌声)我想对所有乔迁新居的人说恭喜,恭喜,恭喜(中文)――恭喜你们。(掌声)
20多年前,我买了第一所房子。我之所以买那栋房子是因为我的女朋友喜欢它。一天我们驾车经过那所房子――它很小――她说,我非常喜欢那所房子。于是我发现那房子不贵,我就买了下来。然后我对女朋友说,我买了你喜欢的房子,现在你不得不嫁给我了。(笑声)于是她就嫁给了我。所以我希望你们的新房将会带给你们23年前我所有的快乐。(掌声)我和你们当地的官员,尚慕杰大使,李大使及国会成员前来,是为了强调房屋所有权对未来的中国人民及国家的繁荣昌盛的重要性。从余夫人的话中你们可以了解到拥有自己的房子是家庭自豪感的来源,是对家人辛勤工作的报答。而整个中国会受益于越来越多的房产主,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更强大的经济,更牢固的家庭。当然,当人们拥有自己的房子时,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新的工作,而不用再担心会失去住房保障。我们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房产主对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更具责任感。
在美国,我们曾努力地工作,要扩大我们拥有住房的梦,目前,65%的美国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记录――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中。这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我知道更多的房屋拥有权也将会使中国更强大。由于我们想支持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我十分自豪地宣布,今天我们正在建立一个中美住房建设委员会,来推进新的技术和节能材料,为大家建造能买得起的坚固的住房。(掌声)
我们的商业部将会派美国人到中国来,研究如何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民居住宅资助体系――从加强财产权到发展更强大的按揭市场。这会帮助更多的中国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
我决心建立起一个更牢固的中美伙伴关系和更好的中美友谊,这些关系将实际使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变化。(掌声)
恭喜你们乔迁新居,祝贺你们为家人创建的更光明的未来。非常感谢。(掌声)让我们来感谢今天的好天气,让我们可以顺利地进行今天的活动。(掌声)
克林顿总统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
1998年7月1日晚上6时30分,上海证券交易所。克林顿总统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
问:总统先生,我们十分荣幸有此机会与您交谈,现在您在中国的访问已经进行了一半,我想您对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请问您了解到了一些什么。我们注意到您访问中国选择西安作为第一站,您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第一次访华的时候决定首先到西安吗?
克林顿:我想由一个代表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民的传统形象的地方开始。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因为我认为如果你了解一个人的历史,则对你了解这个人的现在和将来很有帮助。
我这样做还因为我知道美国人民希望如此。对我来说这次访问的一个重大目的是让美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美国。这就是我为什么首先到达西安的原因。
问:总统先生,说到西安,我想起您在西安飞机场的讲话中引用了一本中国古代哲学书《礼记》里的话。经过了几天在中国的观察,依您看,东西方哲学仍有不同吗?如果不同,这两种哲学怎样能在当今世界共存呢?
克林顿:我认为是不同的。西方哲学大概是更彻底的个人主义的。并且大多数西方哲学都是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传统为根源的,或某种唯物主义的传统。但,我认为归根结底,东西方哲学的最好部分都企图寻找人生和人性的真谛,并企图找到更充分地实践这个真谛的生活方式。所以我想如果去深究它们的不同,我们就能从东方哲学中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中国大概也能从西方哲学中学到些东西,因为这样会帮助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世界,并得到比较全面的看法。
问:您多次提到通过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那么,总统先生,您能记得您第一次知道或听说到中国的情景吗?我的意思是,例如,是通过一本书还是电影或别的什么方式?
克林顿:我想想,我记得――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开始读――我父母,他们为我弄了一套百科全书,从字母A到Z,讲的是世界各地,那时我还是个小孩――还没有电脑,你知道。
问:中国是字母C。(笑声)
克林顿:我记得那时我看了世界地图,读了有关中国的内容。我大概,不太清楚,大概八九岁吧。我被读到的内容迷住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到这儿来看看。
问:现在,总统先生,您已经在中国了――这是您在中国的第七天,在过去的七天里,您同各行各业的人交谈过;您和许多不同的人就广泛的论题讨论过。中国在您的印象中和您八九岁时妈妈第一次给您那张地图时有什么不同吗?
克林顿:哦,当然不同。
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克林顿:那时候我了解甚少,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我想人们首先会注意到它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和它对世界的开放,换句话说是学习――获取信息。
你知道,今天早晨我去了“网吧”,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在那儿上网,浏览世界各地的信息――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
我认为人们在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方面有了真正的发展。收入增加了,人们对教育和工作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自由去旅行。国营企业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合作经营和私营的企业发展起来了。在决定当地的领导是谁和政策是怎样的方面,老百姓有了更多的发言权。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有了真正的走向开放和自由的发展,很显然,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我希望这种发展将会继续下去,我相信这是正确的――道义上正确,我认为对中国也有好处。
问:有什么令您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吗?除了这一点。
克林顿:我没觉得有什么意外,我想――是的,我感到过意外――有两件事。首先,我没想到,当我到达中国时,我和江主席的整个记者招待会和我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会在电视上现场直播。另外,就是昨天,在这儿,在上海我主持了广播电台的听众热线谈话节目。我没有料到,能有这种和中国人民开诚布公进行全面交流的机会。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江主席决定让新闻记者招待会被转播,以及所有其他的决定。我认为这样很好,对中国领导人也很好。我觉得,昨天在广播电台,上海市长和我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我认为让人们参与决策的制订和进行这样的讨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正在考虑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可能是美国的问题,也可能是中国的问题――你怎么能保证所有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好的工作?你怎么来解决住房问题,如果人们不再有跟工作相关的住房保障,而另一方面上海又有一些公寓空着,你似乎很难将两者协调起来?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通常我们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当人们知道政府愿意听取他们的看法时,感觉会好些,而且通过集体的讨论可能会找到答案。所以我认为整个民主的进程,在事物瞬息万变的现代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问:总统先生,很显然,您对今天的中国作了相当深入的观察。您提到了许多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国营企业的改革等等。那么,您认为谁的工作更艰巨些呢,如果一定要做个比较的话,您的还是江泽民主席的?
克林顿:哦,我不知道。我认为他面对着许多美国人在本土无法想象的巨大挑战。可能我的工作中惟一更难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有了这样一个暂时的角色――不会是永久的――成为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我也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处理国内的困难和问题,然后还要让美国人民支持我们做一些维护世界的和平、繁荣和稳定的力量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