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克林顿访华谱新曲！江泽民迎宾开纪元(24)
所以我们的人民通常宁愿像中国人民一样，你知道――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只关注我们自己的事物，而不想卷入别的国家的事情，除非万不得已。但在近50年里，我们懂得了，只有与世界各国保持积极的关系，我们才能在国内取得成功――这是我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
问：现在，请允许我就这个问题再谈谈，总统先生。您提到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惟一剩下的超级大国，您在国内的政治中经常提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有时也在国际场合提到。依您的观点，今天的世界需要一个领袖吗，如果需要，美国应该怎样承担这个责任，为什么？
克林顿：我想简单的回答是，对，这个世界需要一个领袖，但并不是需要一个国家告诉别人该做什么。而是，让我们看看在亚洲没有发生的事。
如果你看看这个问题，波斯尼亚的内战，这个在波斯尼亚的可怕的问题。我们的军队和北约组织的军队，我们在欧洲的盟军一起进入波斯尼亚，制止了这场战争。因为我们是北约组织最大的成员国，如果我们不愿意起带头作用，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单独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人跟我们一起共同工作。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想方设法来中止南北朝鲜的僵局。但如果中国不愿和我们一起努力，我想我们是不可能重新开始四方会谈的，或者不可能有效地促使南北双方进行直接会谈。但因为我们能和中国一起努力，我们就会发挥更大的影响。
我来到这儿，来到中国，并且我说我们想成为你们的朋友；我们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我们一起讨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问题；我们共同致力于阻止买卖危险武器的工作；我们致力于环境工程的合作；并且我们知道我们存在分歧，我想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信仰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你想想看，这就是美国作为领袖该做的事。但美国要想做个成功的领袖，就要依赖于和中国的伙伴关系。
所以这和过去所说的世界领袖是不同的。过去只是看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可以向另一个国家下达一系列的指示，并且这些指示将会被执行。现在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你不得不变得更合作些，即使站在领导的角度，你也必须有同盟和与你共同工作的人。有时你必须坚持你所信仰的，如向波斯尼亚派驻士兵，或在种族隔离时期，中国和美国都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但大多时候如果你能找到与别的国家联合的方法，和他们一起工作，并使他们相信你正在做着正确的事情，你可以做得更多。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上有同盟是很重要的。
问：据我理解，总统先生，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我的意思是，依您看美国在世界上，在国际事物中，并非是在――如一些人所相信和指责的那样――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
克林顿：不，我们不是世界警察。但有时我们要做好准备去做一些别的国家不能或不愿做的事情。例如，近几年里，我们坚持对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直到他们放弃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计划，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我们进入波斯尼亚是正确的，帮助海地恢复民主也是正确的。
但大多数问题不能靠武力解决。并且大多数时候，既然我们提出了倡议，我们就应该努力在21世纪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到那时，我们要有能力解决新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到那时，我们要使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毒品交易以及从卢旺达到中东到北爱尔兰的种族战争减少到最少。
所以我想美国的作用，就是努力创造这样一个体系，不用等到问题的发生再解决问题――不再只是我们自己去做什么，或告诉别人去做什么。
问：好的，总统先生，让我们再回到您的这次访问上。现在您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七天的访问，您认为这次访问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什么？
克林顿：我想有几点。首先，在防止核扩散领域，我们达成一致决不用核武器对准对方，这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三个原因这很重要。
第一，它排除了误发核武器的可能性。第二，它是一个培养信心的重要方法。它是个象征，如果你想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它会使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放松一点。第三，自从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我们更坚信这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远离核武器，而不是走近它。所以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中国同意和我们一起工作来阻止技术向可能错误地使用它的国家转让，不提供对不安全核设施的帮助，如巴基斯坦的核设施。考虑加入世界性阻止危险技术扩散的组织，这很重要。
我们宣布要进一步为我们的能源和环境倡议作出努力。你知道，这也很重要。你们有些与空气污染导致第一号疾病长期相关的问题，主要水源被污染，地下水位下降等。我们必须找到发展经济同时保护环境的办法。所以这是――我向你们预言从现在起十年后人们将回顾现在并说这是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他们会同意继续为之努力。我们同意深化我们在科学技术上的合作，尽管我们已经在这点上取得了很多成就。我认为在所有领域这是很重要的。
在法制建设中，我们愿意和中国人民一起工作，建立正确的法律程序来处理随着经济私有化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这对中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好处，因此，对美国人民也有好处。例如，我夫人遇到，那一天，我想是在北京――
问：北京大学？
克林顿：对，她对我讲了一个案例。由于在住房上有问题，一个与丈夫已经离婚的妇女提出起诉，他们有一个孩子，虽然他们已经离婚，却没有从原来的家里搬出来，因为那个屋子是丈夫单位分配的。
所以随着社会的变化将要作出各种各样的相应的法律上的变化。并且我认为，如果我们一起努力的话，我们会找到办法来加强我们的自由和稳定。这些是重要的。
最后，我认为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到我们拥有共同的未来，是最大的成就。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江主席和我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在即将到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将被看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我认为他召开它，以及让它出现在全国的电视上的事实是非常重要的。
问：我想中美两国人民都欣赏这样的做法。
克林顿：我也这么想。所以我认为这次访问成果颇丰。
问：总统先生，您提到了几个领域的成就――如不用核弹对准对方，科学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增进了解。在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中，你们俩也都意识到中美两国存在着分歧。简而言之，你们既同意共识的达成，也同意分歧的存在。
现在，依您看，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这两个国家既有共识又有分歧，他们该怎样发展他们的关系呢？世界对两个大国来说是否太小了？
克林顿：并非如此。首先，在每种关系之间，在每个商业伙伴之间，在每个家庭里，每个企业里，都会有共识和分歧。我敢肯定对你的电视台，你们也持有相同和不同的意见，那么你需要做的是表明你的同意，然后也表明你的不同意见，然后说，我们打算如何处理这些，并且不断努力在鸿沟之间建起桥梁。
我们的主要分歧在贸易上，在一些贸易条款上，还有人权问题上――我们怎么定义人权，中国怎么定义人权，我们会由于不同的定义有不同的做法。但如果你回想三年前的情况，你就会发现在这两个领域我们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如果你回到五年前，我们在核武器扩散问题上也有很多分歧，现在大多数分歧已经消除了。
所以在过去的五年半里，中美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我想对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说，这个世界对两个大国来说并不太小。是的，这是个小世界，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会使我们都更负责――对我们自己的人民怀有更大的责任感，对我们彼此的伙伴关系，对世界上别的国家增强责任感。
问：总统先生，您提到中美两国存在某些领域的分歧，您认为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有没有帮助您理解为什么中国是它现在的样子？
克林顿：绝对有帮助，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也希望这次来中国的访问，能帮助中国人民理解为什么美国是现在这个样子。
问：总统先生，我们注意到您的女儿，切尔西，陪同您到了北京及所有您访问的城市，尤其是您在北京大学作演讲时，她也出现在那儿。
克林顿：是的。
问：在您的演讲中，您寄予了中美两国的年轻一代很高的希望。我们想知道切尔西是否――切尔西有没有跟您提起在与中国大学生交往过程中，她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
克林顿：啊，是的，她非常想来中国，她很想参加这次访问。为了能来这儿，她及时地完成了大学的功课。她非常喜欢外出，结识年轻的中国朋友，看四周发生的事情。就在昨天，她告诉我她认为上海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以及她多么希望能在我们走后继续留在这儿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去，只是为了对它再多了解一点。
我以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年轻人来到上海，都会因它感到激动，会激动地看到年轻的中国人是多么急切地想为自己创造好的生活，急切地想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有更多的了解。在这些年轻人中对知识的渴望，对提高做事能力的渴望实在是令人惊奇。他们产生的能量是惊人的，这使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问：最后一个问题，总统先生，您认为在峰会上与江主席面对面的交谈比通过越洋的热线电话交谈要舒服些吗？
克林顿：是的，总是好些，我认为面对面的交谈总是要好些。但我也相信，一旦你熟识了某个人，你会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很舒服――你知道，江主席和我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这让我们能共同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以至于热线会变得非常有用。
如果我们彼此陌生，热线就不会这么有用了，它只会让人难堪。但当产生了某个问题，某个和核试验有关的问题时――我不想等到来了中国，再和江主席讨论怎样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作出反应，那么我就给他打热线电话。因为我们已经会晤过几次――他曾对美国作过非常成功的访问――我们觉得热线非常非常重要，非常有用。所以我认为电话是重要的，网络是重要的，所有的通讯工具都可能是好的，但没有一样可以代替面对面的交流。
记者：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个和您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机会。谢谢您。
克林顿：谢谢。
第六节 上海：繁荣与自由同行（3）
繁荣的中国――全世界的期待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课题之一，是实行稳定两国经济关系的新战略。而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削减在全面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方面尚存的贸易壁垒，并在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主流框架问题上施加影响。
经济问题在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究竟是什么位置，是理解两国关系发展走向的一条重要线索。围绕克林顿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出现的一系列疑团，触及到问题的本质，美国到底是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克林顿总统在就任之初，曾经对中国的人权政策采取严厉的态度。但是从1994年开始，美国采取了“对华接触政策”。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经济与安全方面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而在人权问题及其他问题上不采取对抗态度，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来，美国那些批评中国人权政策的议员，每年都提出停止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但是，每次都没有获得所需票数的支持。从最近几年的投票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国会中那些支持限制给中国以优惠待遇的种种尝试的势力，正在逐步缩小。最明显的原因是，取消最惠国待遇将会打击美中两国的经济。据调查，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就会提高到44%，这不仅会对中国和香港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也会使美国进口中国商品时的费用提高30%以上。
总而言之，可以预料，这对美国的进口无疑是一个残酷打击。另外，取消最惠国待遇还会导致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产品增征关税。这可能使从事向中国出口的美国商人蒙受更大的损失。
美国在对华关系中，贸易扩大与对华投资的扩大，使实用主义政治随之抬头。这表明多数美国国民的生活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进入90年代以后，两国的双边贸易和美国对华投资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双边贸易由1989年的178亿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753亿美元，而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的累计额（按合同计算），从1989年的39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401亿美元，大约增加了九倍。从贸易额来看，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对象国；从进口来说中国占第四位；从出口来说，中国占第十三位。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在不断增大。据美方统计，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额，从1989年的62亿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497亿美元。
这种经济关系的扩大很可能成为两国发生新摩擦的原因。贸易不均衡是很可能发展成为政治问题的，特别是在可能引发美国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克林顿政府的确受到来自美国商界和企业界的压力。
一个具体的呼吁就是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作为完全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措施。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取消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的讨论，美国国会中正达成共识，认为这种一年一度的讨论是毫无意义的，并提出了给予中国以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法案。克林顿总统在上海之行中也郑重承诺说，他将尽其所能，鼓励美中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并说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就在他动身来华之前，众院筹款委员会一致通过给予中国正常的贸易待遇――贸易最惠国待遇。他希望国会的其他机构也将尽快批准这一议案。如果不能继续延长最惠国待遇将中断两国的经济关系，美国就不能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获益。
支持延长中国贸易地位的立场得到了更有力的证据。其理由是，中国是惟一能够带领东亚摆脱该地区数十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货币危机已经使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陷入灾难，它们的邻国也遭受了重大的连带破坏。
在亚洲危机期间，中国成了一支稳定力量，现在依然是该地区经济复苏的关键。即使不给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也并不能切断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而只能使美国孤立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外。如果美国中断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对中国产品设置壁垒，没有哪个亚洲国家会跟着走，因为它们在经济上太脆弱，不可能不受中国的影响。欧洲国家也会无视美国的行动而继续同中国签订合同。其结果将使美国公司在世界最大的市场上处于严重的竞争劣势。最终整个美国经济将会受到损失，而不仅仅是“大公司”受到损失。
中国现在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者，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疏远，双方都会在政治上收到不良的后果，因为孤立通常会导致极化。疏远也不能提供多少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美国《商业日报》7月的一期，刊登了美国伊斯曼？柯达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乔治？费希尔的一篇题为《不要忽略中国》文章，作者指出，最惠国贸易地位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最惠”。它是美国对除了极少数国家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实行的关税待遇。美国为了履行贸易法中的一项现已过时的、方向错误的条款而继续在每年春天将它同中国的关系置于危险之中，这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都有可能造成非常重大的损害。
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不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全部，当然更不是政治关系的全部。在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问题而进行的辩论，虽然有1989年的因素，但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更大的问题相关。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是给予所有加盟国以最惠国待遇，因此美国进行的将中国视为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讨论，必然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密切相关。这一问题也许更具有实质性，也是中美两国长期磨擦的焦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遵守世贸组织的主要规则和秩序，通过国际市场公平竞争。但是，遵守世贸组织的主要规则和秩序不能是一句空话，关键在于是否有制度上的保证，如产权制度、关税、信息的透明度、法制等等。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是仍然有人认为还仍然不能切实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最近，有些美国人士主张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在世界经济的框架之内，在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下，中美的经济关系将会对美国更为有利。可以在解决多边争端时能确立稳定的美中贸易。由于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克林顿的一次访问，是不可能解决美中之间的分歧，以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达成共识，即使提出主要课题的要点和拟定加盟的日程表也是困难的。
实际上，克林顿政府所关注的，当然集中在实行稳定两国经济关系的新战略上，但这个新战略不如说是加强“对华接触”政策的一部分。正如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所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增长的世界经济力量，美国政策应把这一事实考虑在内。仅就与美国的经济关系而言，1997年美中之间的双向贸易，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达到了750亿美元。美国的在华投资，根据中国外经贸部的统计，累积价值达到174亿美元。到2000年，估计双向贸易会超过1000亿大关，投资额会超过250亿美元。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而且美国是仅次于台湾、香港的最大投资者。
在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这一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经济关系，对美国存在着几个真实的挑战。
问：现在，请允许我就这个问题再谈谈，总统先生。您提到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惟一剩下的超级大国，您在国内的政治中经常提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有时也在国际场合提到。依您的观点，今天的世界需要一个领袖吗，如果需要，美国应该怎样承担这个责任，为什么？
克林顿：我想简单的回答是，对，这个世界需要一个领袖，但并不是需要一个国家告诉别人该做什么。而是，让我们看看在亚洲没有发生的事。
如果你看看这个问题，波斯尼亚的内战，这个在波斯尼亚的可怕的问题。我们的军队和北约组织的军队，我们在欧洲的盟军一起进入波斯尼亚，制止了这场战争。因为我们是北约组织最大的成员国，如果我们不愿意起带头作用，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单独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人跟我们一起共同工作。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想方设法来中止南北朝鲜的僵局。但如果中国不愿和我们一起努力，我想我们是不可能重新开始四方会谈的，或者不可能有效地促使南北双方进行直接会谈。但因为我们能和中国一起努力，我们就会发挥更大的影响。
我来到这儿，来到中国，并且我说我们想成为你们的朋友；我们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我们一起讨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问题；我们共同致力于阻止买卖危险武器的工作；我们致力于环境工程的合作；并且我们知道我们存在分歧，我想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信仰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你想想看，这就是美国作为领袖该做的事。但美国要想做个成功的领袖，就要依赖于和中国的伙伴关系。
所以这和过去所说的世界领袖是不同的。过去只是看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可以向另一个国家下达一系列的指示，并且这些指示将会被执行。现在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你不得不变得更合作些，即使站在领导的角度，你也必须有同盟和与你共同工作的人。有时你必须坚持你所信仰的，如向波斯尼亚派驻士兵，或在种族隔离时期，中国和美国都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但大多时候如果你能找到与别的国家联合的方法，和他们一起工作，并使他们相信你正在做着正确的事情，你可以做得更多。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上有同盟是很重要的。
问：据我理解，总统先生，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我的意思是，依您看美国在世界上，在国际事物中，并非是在――如一些人所相信和指责的那样――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
克林顿：不，我们不是世界警察。但有时我们要做好准备去做一些别的国家不能或不愿做的事情。例如，近几年里，我们坚持对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直到他们放弃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计划，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我们进入波斯尼亚是正确的，帮助海地恢复民主也是正确的。
但大多数问题不能靠武力解决。并且大多数时候，既然我们提出了倡议，我们就应该努力在21世纪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到那时，我们要有能力解决新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到那时，我们要使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毒品交易以及从卢旺达到中东到北爱尔兰的种族战争减少到最少。
所以我想美国的作用，就是努力创造这样一个体系，不用等到问题的发生再解决问题――不再只是我们自己去做什么，或告诉别人去做什么。
问：好的，总统先生，让我们再回到您的这次访问上。现在您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七天的访问，您认为这次访问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什么？
克林顿：我想有几点。首先，在防止核扩散领域，我们达成一致决不用核武器对准对方，这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三个原因这很重要。
第一，它排除了误发核武器的可能性。第二，它是一个培养信心的重要方法。它是个象征，如果你想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它会使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放松一点。第三，自从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我们更坚信这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远离核武器，而不是走近它。所以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中国同意和我们一起工作来阻止技术向可能错误地使用它的国家转让，不提供对不安全核设施的帮助，如巴基斯坦的核设施。考虑加入世界性阻止危险技术扩散的组织，这很重要。
我们宣布要进一步为我们的能源和环境倡议作出努力。你知道，这也很重要。你们有些与空气污染导致第一号疾病长期相关的问题，主要水源被污染，地下水位下降等。我们必须找到发展经济同时保护环境的办法。所以这是――我向你们预言从现在起十年后人们将回顾现在并说这是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他们会同意继续为之努力。我们同意深化我们在科学技术上的合作，尽管我们已经在这点上取得了很多成就。我认为在所有领域这是很重要的。
在法制建设中，我们愿意和中国人民一起工作，建立正确的法律程序来处理随着经济私有化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这对中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好处，因此，对美国人民也有好处。例如，我夫人遇到，那一天，我想是在北京――
问：北京大学？
克林顿：对，她对我讲了一个案例。由于在住房上有问题，一个与丈夫已经离婚的妇女提出起诉，他们有一个孩子，虽然他们已经离婚，却没有从原来的家里搬出来，因为那个屋子是丈夫单位分配的。
所以随着社会的变化将要作出各种各样的相应的法律上的变化。并且我认为，如果我们一起努力的话，我们会找到办法来加强我们的自由和稳定。这些是重要的。
最后，我认为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到我们拥有共同的未来，是最大的成就。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江主席和我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在即将到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将被看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我认为他召开它，以及让它出现在全国的电视上的事实是非常重要的。
问：我想中美两国人民都欣赏这样的做法。
克林顿：我也这么想。所以我认为这次访问成果颇丰。
问：总统先生，您提到了几个领域的成就――如不用核弹对准对方，科学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增进了解。在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中，你们俩也都意识到中美两国存在着分歧。简而言之，你们既同意共识的达成，也同意分歧的存在。
现在，依您看，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这两个国家既有共识又有分歧，他们该怎样发展他们的关系呢？世界对两个大国来说是否太小了？
克林顿：并非如此。首先，在每种关系之间，在每个商业伙伴之间，在每个家庭里，每个企业里，都会有共识和分歧。我敢肯定对你的电视台，你们也持有相同和不同的意见，那么你需要做的是表明你的同意，然后也表明你的不同意见，然后说，我们打算如何处理这些，并且不断努力在鸿沟之间建起桥梁。
我们的主要分歧在贸易上，在一些贸易条款上，还有人权问题上――我们怎么定义人权，中国怎么定义人权，我们会由于不同的定义有不同的做法。但如果你回想三年前的情况，你就会发现在这两个领域我们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如果你回到五年前，我们在核武器扩散问题上也有很多分歧，现在大多数分歧已经消除了。
所以在过去的五年半里，中美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我想对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说，这个世界对两个大国来说并不太小。是的，这是个小世界，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会使我们都更负责――对我们自己的人民怀有更大的责任感，对我们彼此的伙伴关系，对世界上别的国家增强责任感。
问：总统先生，您提到中美两国存在某些领域的分歧，您认为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有没有帮助您理解为什么中国是它现在的样子？
克林顿：绝对有帮助，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也希望这次来中国的访问，能帮助中国人民理解为什么美国是现在这个样子。
问：总统先生，我们注意到您的女儿，切尔西，陪同您到了北京及所有您访问的城市，尤其是您在北京大学作演讲时，她也出现在那儿。
克林顿：是的。
问：在您的演讲中，您寄予了中美两国的年轻一代很高的希望。我们想知道切尔西是否――切尔西有没有跟您提起在与中国大学生交往过程中，她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
克林顿：啊，是的，她非常想来中国，她很想参加这次访问。为了能来这儿，她及时地完成了大学的功课。她非常喜欢外出，结识年轻的中国朋友，看四周发生的事情。就在昨天，她告诉我她认为上海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以及她多么希望能在我们走后继续留在这儿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去，只是为了对它再多了解一点。
我以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年轻人来到上海，都会因它感到激动，会激动地看到年轻的中国人是多么急切地想为自己创造好的生活，急切地想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有更多的了解。在这些年轻人中对知识的渴望，对提高做事能力的渴望实在是令人惊奇。他们产生的能量是惊人的，这使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问：最后一个问题，总统先生，您认为在峰会上与江主席面对面的交谈比通过越洋的热线电话交谈要舒服些吗？
克林顿：是的，总是好些，我认为面对面的交谈总是要好些。但我也相信，一旦你熟识了某个人，你会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很舒服――你知道，江主席和我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这让我们能共同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以至于热线会变得非常有用。
如果我们彼此陌生，热线就不会这么有用了，它只会让人难堪。但当产生了某个问题，某个和核试验有关的问题时――我不想等到来了中国，再和江主席讨论怎样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作出反应，那么我就给他打热线电话。因为我们已经会晤过几次――他曾对美国作过非常成功的访问――我们觉得热线非常非常重要，非常有用。所以我认为电话是重要的，网络是重要的，所有的通讯工具都可能是好的，但没有一样可以代替面对面的交流。
记者：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个和您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机会。谢谢您。
克林顿：谢谢。
第六节 上海：繁荣与自由同行（3）
繁荣的中国――全世界的期待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课题之一，是实行稳定两国经济关系的新战略。而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削减在全面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方面尚存的贸易壁垒，并在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主流框架问题上施加影响。
经济问题在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究竟是什么位置，是理解两国关系发展走向的一条重要线索。围绕克林顿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出现的一系列疑团，触及到问题的本质，美国到底是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克林顿总统在就任之初，曾经对中国的人权政策采取严厉的态度。但是从1994年开始，美国采取了“对华接触政策”。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经济与安全方面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而在人权问题及其他问题上不采取对抗态度，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来，美国那些批评中国人权政策的议员，每年都提出停止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但是，每次都没有获得所需票数的支持。从最近几年的投票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国会中那些支持限制给中国以优惠待遇的种种尝试的势力，正在逐步缩小。最明显的原因是，取消最惠国待遇将会打击美中两国的经济。据调查，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就会提高到44%，这不仅会对中国和香港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也会使美国进口中国商品时的费用提高30%以上。
总而言之，可以预料，这对美国的进口无疑是一个残酷打击。另外，取消最惠国待遇还会导致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产品增征关税。这可能使从事向中国出口的美国商人蒙受更大的损失。
美国在对华关系中，贸易扩大与对华投资的扩大，使实用主义政治随之抬头。这表明多数美国国民的生活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进入90年代以后，两国的双边贸易和美国对华投资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双边贸易由1989年的178亿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753亿美元，而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的累计额（按合同计算），从1989年的39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401亿美元，大约增加了九倍。从贸易额来看，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对象国；从进口来说中国占第四位；从出口来说，中国占第十三位。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在不断增大。据美方统计，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额，从1989年的62亿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497亿美元。
这种经济关系的扩大很可能成为两国发生新摩擦的原因。贸易不均衡是很可能发展成为政治问题的，特别是在可能引发美国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克林顿政府的确受到来自美国商界和企业界的压力。
一个具体的呼吁就是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作为完全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措施。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取消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的讨论，美国国会中正达成共识，认为这种一年一度的讨论是毫无意义的，并提出了给予中国以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法案。克林顿总统在上海之行中也郑重承诺说，他将尽其所能，鼓励美中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并说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就在他动身来华之前，众院筹款委员会一致通过给予中国正常的贸易待遇――贸易最惠国待遇。他希望国会的其他机构也将尽快批准这一议案。如果不能继续延长最惠国待遇将中断两国的经济关系，美国就不能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获益。
支持延长中国贸易地位的立场得到了更有力的证据。其理由是，中国是惟一能够带领东亚摆脱该地区数十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货币危机已经使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陷入灾难，它们的邻国也遭受了重大的连带破坏。
在亚洲危机期间，中国成了一支稳定力量，现在依然是该地区经济复苏的关键。即使不给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也并不能切断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而只能使美国孤立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外。如果美国中断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对中国产品设置壁垒，没有哪个亚洲国家会跟着走，因为它们在经济上太脆弱，不可能不受中国的影响。欧洲国家也会无视美国的行动而继续同中国签订合同。其结果将使美国公司在世界最大的市场上处于严重的竞争劣势。最终整个美国经济将会受到损失，而不仅仅是“大公司”受到损失。
中国现在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者，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疏远，双方都会在政治上收到不良的后果，因为孤立通常会导致极化。疏远也不能提供多少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美国《商业日报》7月的一期，刊登了美国伊斯曼？柯达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乔治？费希尔的一篇题为《不要忽略中国》文章，作者指出，最惠国贸易地位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最惠”。它是美国对除了极少数国家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实行的关税待遇。美国为了履行贸易法中的一项现已过时的、方向错误的条款而继续在每年春天将它同中国的关系置于危险之中，这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都有可能造成非常重大的损害。
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不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全部，当然更不是政治关系的全部。在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问题而进行的辩论，虽然有1989年的因素，但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更大的问题相关。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是给予所有加盟国以最惠国待遇，因此美国进行的将中国视为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讨论，必然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密切相关。这一问题也许更具有实质性，也是中美两国长期磨擦的焦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遵守世贸组织的主要规则和秩序，通过国际市场公平竞争。但是，遵守世贸组织的主要规则和秩序不能是一句空话，关键在于是否有制度上的保证，如产权制度、关税、信息的透明度、法制等等。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是仍然有人认为还仍然不能切实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最近，有些美国人士主张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在世界经济的框架之内，在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下，中美的经济关系将会对美国更为有利。可以在解决多边争端时能确立稳定的美中贸易。由于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克林顿的一次访问，是不可能解决美中之间的分歧，以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达成共识，即使提出主要课题的要点和拟定加盟的日程表也是困难的。
实际上，克林顿政府所关注的，当然集中在实行稳定两国经济关系的新战略上，但这个新战略不如说是加强“对华接触”政策的一部分。正如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所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增长的世界经济力量，美国政策应把这一事实考虑在内。仅就与美国的经济关系而言，1997年美中之间的双向贸易，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达到了750亿美元。美国的在华投资，根据中国外经贸部的统计，累积价值达到174亿美元。到2000年，估计双向贸易会超过1000亿大关，投资额会超过250亿美元。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而且美国是仅次于台湾、香港的最大投资者。
在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这一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经济关系，对美国存在着几个真实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