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克林顿访华谱新曲！江泽民迎宾开纪元(30)
我们看见了一些积极措施。昨天，日本宣布新的且富有潜力的银行改革方案的细节，对此我们表示欢迎。泰国和韩国正在采取断然的措施来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持的改革方案。印度尼西亚有了新的机会加深其民主基础和应付其面临的经济挑战。感谢江主席和朱总理，中国采取抑制货币竞相贬值是一个非常英明的政策，因为货币贬值将会威胁到中国的、地区的甚至整个世界的经济。
你们自己的经济与亚洲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变动的压力。香港继续成为维持稳定的力量。由于有对待危机的强硬的政策，对规律的尊重，有强大的财政规定及监督系统并与所有国家合作，香港将帮助亚洲走出这段不稳定时期。这都归功于中国政府提供投资资金并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改革。
我相信最后一个教训就是政治自由。对人权的尊重和支持民选政府是正确的，这将成为21世纪世界稳定的最好保障。
今年春天，全世界都抱着极大兴趣看到勇敢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站起来反对腐败和破坏民族经济的政府政策。他们为了变革，为了有权利选举对他们负责的领导人而游行。仅仅在两个星期后，对民主和责任政府的广泛要求，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前途。
美国将站在人民和为世界民主自由潮流奋斗的人们一边。有些人担心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和反对者高昂的声音会分裂国家，有些国家因它们惨痛的历史而为不稳定担忧，认为民主会带来一个动荡的21世纪。然而，我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
为什么？民主深深植根于一个事实，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平等对待，有权利选举他们的领导人。没有哪个人或哪个团体会如此聪明地使用人民的权利来作出所有的决定。信息时代也为我们带来了对民主的其他争论，它给了我们一个基于信息的全球经济。大量的思想不仅给个人而且给整个国家带来了难以言表的发展和机会。在上海，当我会见12个优秀的中国企业家时，我又看见了在这个经济时代思想所创造的财富。
现在，在我看来，充满各种思想的社会在一个新的国家最有可能取得成功并保持稳定。但困难来到时，如果他们所做的仍然是重蹈历史的覆辙，就不可能摆脱困难。我认为敞开的争论和反传统的观念似乎能帮助国家更快地克服在发展中不可预见的各种困难。
让我问问你们，一年前，当你们庆祝香港从英国统治下回归中国，在领导者们的演说结束之后，每个人都在私下谈论什么？这样的制度行得通吗？“一国两制”行得通吗？我们是否能保留选举制度？新办法行吗？有多少人在角落里说：你知道，这可不是回归的好时机，因为在今后的一年里亚洲经济将会崩溃，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如何处理呢？我认为，当你无法预见将来，在麻烦出现时，你不得不使用全新的思考方式。社会环境越开放，一个国家对危机的反应就越快。我相信，这是绝顶重要的。
我也相信在每个社会都存在为不满提供发泄的渠道――因为没有完美无缺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经历――找到一种方法使每个人都有权利并且有成为社会一员的感觉。自由产生责任。没有一个开放、变化的21世纪，一个社会显然不会成功。
因此，我认为历史的力量将会带领所有充满变革观念的人民，包括亚洲人，带着他们努力工作创造的财产、智慧、教育，奔向更自由、更民主的社会。
对于我，我们必须带着这些教训走入新的世纪，在这转折、变革的时候，我们将加深美国与亚洲的伙伴关系。成功属于那些投资在他们人民积极的潜力方面的国家，而不是那些投资在武器方面并想毁灭其他国家的国家。开放的政府和法制对持久的繁荣是基本的保障。自由和民主是所有人与生俱有的权利，也是国家稳定和进步的最好保证。
现在，正如我所说，一年多以前，没有能预测今天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将会忍受什么。但是我相信香港将会度过这段时期，而且会帮助这个地区度过难关，因为我所提到的教训，也因为它们很久以来就是你们生活构成的部分。
许多年来，香港人享受到了在法律允许下组织公众游行的权利，43家报纸，700家刊物，给予责任政府以活力、争论、自由与开放。所有这一切都应该继续，整个世界都因你们5月选举的结果而印象深刻。结果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民主，是更快而不是更慢地走向政治自由。我期待着全体香港人实现完全充分的民主权利和责任的一天。
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宣誓，建立这样一个未来，一个把人民团结起来而不是分开的未来；法制、可预见、开放地行事的未来；发挥各自潜力、组织合众权威的未来。
我被告知这个雄伟的会议中心是以一只在一块填海创造的土地上飞翔的小鸟的形状所建成的。在全亚洲，在我们与亚洲的关系之中，这是令人鼓舞的香港的象征。两天前，香港庆祝了她回归中国一周年，明天我将回国庆祝美国成立220周年。
愿这块象征中国、中美及亚洲友谊的特别的地方，像给予这幢建筑物生机的小鸟一样飞翔。非常感谢！（掌声）
克林顿总统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1998年7月3日下午5时23分，香港君悦酒店，克林顿总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下午好！我知道大多数在这儿的美国记者如同我一样期待着7月4日返回祖国。但是我不想对这次旅行没有任何反应和不给你们任何机会提问的情况下就离开中国。
首先，我向陪同我访问并努力工作的人们表示感谢来开始我的讲话。他们是：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鲁宾部长，莎琳？巴尔舍夫斯基，戴利部长，格力克曼部长，珍尼特？耶伦，马克？吉尔让。我特别感谢全体白宫工作人员，他们为了准备这次旅行做了大量工作。同时特别感谢内阁部长们。我也向国会代表团，参议员阿卡卡，参议员洛克菲勒，参议员波克斯，国会众议员丁格尔和马基以及大使馆工作人员和领事们表示感谢。
在过去的一周内，我们在西安了解了中国辉煌的过去，在北京，我们见到现在的变革，在上海和香港，我们看见了它光辉的前景。我认为每个参加这次访问的人，都会赞叹在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变，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访问过一个村庄，他们在自由选举中挑选出自己领导人。我看到了移动电话和电脑，传递着世界上各种思想、信息及图像。我有机会通过全国电视直接和中国人民交谈，谈论为什么我们高度评价人权和个人自由。
我参加过在北京一所教堂里有2000人的礼拜。我在北京大学向中国未来的领导者讲了话。我也和那些致力改革法律、学术、商业以及艺术的人交谈过，以及在电台的谈话热线上同普通中国人谈过话。在上海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股票交易所，我目睹了一幢幢的摩天大厦。在桂林，我会见了环境专家，讨论了中国在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方面的挑战。现在香港，我结束了这次行程，我希望中国的未来从这里开始，即在法制之下，言论自由以及自由市场充分发展的地方。
显而易见，中国正在变化。但仍然存在着抵制这种变化的强大力量，其证据就是政府继续限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信仰自由。在访问的过程中，我设定的留待今后解决的许多问题之一，就是我们要如何以最有可能的积极方式对待这些问题。我认为答案很清楚：直接地、有力地、以尊重的态度同中国人谈论我们的价值观。
在过去的一周内，我不仅向中国领导人而且向中国人民谈到了我们的经验，谈到了民主是一种普遍的渴望，还谈到了我的信念：在21世纪，民主将在实践上和道德上仍然是正确的事业，可以带来更多的稳定和更大的进步。
同时，扩大我们同中国合作的领域也促进了我们的利益――如亚洲的稳定、核不扩散、法制、科学技术、与国际犯罪和毒品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我们两国的关系异常重要。我们做了艰苦工作，把两国的关系置于了一个坚实的、富有成果的基础之上。这有益于美国，有益于中国，有益于亚洲，也有益于世界。
现在我期望快些回去，在诸多方面努力促进：通过一项平衡的预算，为21世纪我们所需的教育和研究投资；扩大医疗保障，制定一个病人权利法案；进行竞选资金改革；保护我们的儿童不受烟草的危害。
现在，我很愿意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
问：总统先生，从您的随行人员到江泽民主席都一致认为，您这趟访问相当成功――我们在这儿有一个象征性的协议。我想知道，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当回到国会，您到底如何向您的批评者说明，您这次旅行达到了预期目的？谢谢。
克林顿：从实质上说，我认为我们增强了我们对地区安全的共同责任，我相信在以后几个月对香港、在今后两年对韩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对我们在南亚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做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作用。此外，我们在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上取得了实质上的进展，不仅在核武器互不瞄准方面，还包括别的方面。我们还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全面参与导弹技术控制体制。另外我们在法制方面也达成了协议，我认为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我认为这些法制的问题将会大大改变中国人民的生活，不仅可以规范商业交易活动。而且可以有助于人们解决日常的生活遇到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公正地充分地解决，就会触犯到自由。
我很高兴我们签订了科技等方面的协议，这些协议已经给中美两国产生了重大好处。我也很高兴我们和中国有了和平队的协议。而且我认为我们环境保护方面也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再重复一遍，中美两国对本国人们、对全世界人民都负有重大责任。
我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辩论这些有歧见的议题，我认为这件事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可以说，很多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说，他们从某种角度来认为，中国主席和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公开的讨论，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中国的人权前景产生重大影响，以前香港的任何事件都比不了。
我也坦白地说，我们在贸易上没有取得我所期望的进展，但是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中国想加入世贸组织，他们也想在开放市场上负起责任，想降低关税，允许更多投资。但可以理解的是，既然他们要致力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为此就要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他们想有一个进入世贸组织的时间表，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吸纳那些从国有企业下岗的劳动力。
我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回国后，如何集思广益，制定一两项计划，推进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进程。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问：总统先生，您是否和江泽民主席达成了您说过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何谓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您说过中国不公平地限制了美国商业，那么，对这样的国家您又是如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呢？
克林顿：一方面而言，我认为，中国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我们不能完全地、公平地进入其市场的国家。我们和日本也有贸易逆差，尽管日本是我们及其他一些国家非常密切的盟友。所以，即使没有完美的关系，也可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我考虑的是――首先请各位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在一个稳定的、正在进步的亚洲有着深远的利益。我们在同世界最大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方面有着深远的利益。在那些地区如果没有这种伙伴关系，很多问题就难以解决――我是指印度次大陆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我们面临的环境挑战，这都是些例子。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利益是很清楚的，而且我还认为我们（和中国）做得很好，正在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不断地确定并开诚布公地对待我们的分歧，而这些分歧恰恰又是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
问：总统先生，在您与江泽民主席举行的记者会上，他提到过你曾向他提出筹集竞选资金的问题。您能否告诉我们，您到底对他讲过些什么话？还有，江泽民主席还说过，中国就此做过调查，政治献金完全是空穴来风。您这样说是否暗指，江泽民可能会同（美国）司法部和国会合作进行调查？
克林顿：我可以这样说，他的着眼点在一个――用我的话说，一个狭窄的、但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上，在我看，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这里所提出的那个造成混乱的问题：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是否曾对（美国）总统竞选甚至议员竞选批准或参与了输送资金，以致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指控。他（江泽民主席）说，中国政府已经调查过，对此他非常肯定，我也相信他，即他从来没有下过命令，也没有批准或授权过这类事情。他还说他找不到任何证据证实有政府官员这样做过。
他还说，他不能肯定是否有人追求商业利益曾做过这种事。他并没有说有人这样做，也没有说他知道有人这样做。我想把这一点说清楚，他只说了他关心的是政府部门的行为。我告诉他，对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我还告诉他，如果有人与他（江泽民主席）――也就是中国政府联系，提出合理的要求，如果中国政府能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他们有满意的结果，对此我会非常感谢。因为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问：总统先生，在访问大陆之前的一段时间，美国国会曾就强制堕胎举行过轰动一时的听证――各种指责，据说在中国仍然存在强制堕胎。您是否专门向江泽民主席提出过强制堕胎问题？如果你提出过，针对这些指责，他对你是如何回答的？
克林顿：他们的说法是一样的。他们说强制堕胎不是中国的政策，而是违反中国政策的做法。我的看法是，如果这些报道是准确的，说明对首都之外发生的事情，对发出政令、传递政令到执行政令之间的过程，其监控可能是不充分的。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访问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要补充一句，这个问题最初是第一夫人在两年前以强烈的方式提出的，当时她到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我非常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会有所进步，也希望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有进展。那些报告这些问题的人能够告诉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确实的进步。
问：您跟江主席提出过此事吗？
克林顿：我和江泽民简单地谈起过此事，但他们的说法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说，这并不是政策；这一点他们讲得很明确。但我也讲得非常清楚：这种事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不过，我也说过，我相信如果事实上执行政策与北京公布的政策有差别的话，我们会在几星期几个月后看到事情有所改善。我希望是这样。
问：总统先生，您在中国的时候，科索沃省的种族清洗似乎仍在继续。您和国务卿曾严肃地与米洛舍维奇总统谈过停止种族清洗，但事实上并没停止。您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事态，还是事实上干脆等着米洛舍维奇摊牌。
克林顿：不，我觉得这样说不准确。我想说，首先，我认为形势严峻。但我仍然坚信，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解决它的惟一办法是各方坐在一起进行谈判和对话。我认为贝尔格莱德应负主要责任。但其他各方，如果哪一天或哪一星期在军事前线打了胜仗，就不愿意进行会谈了。所以我认为这是各方都应认真对待的事。
自从开始这次访问，我几乎每天都察看科索沃的形势，并和我们的同盟一起强烈支持继续执行北约的计划，而且继续坚持一个清楚的、毫不含糊的观点，即我们并不排除、我们也不应该排除其他的选择。并且我希望这也是我们欧洲盟友的立场。
问：当北约在作安排部署的时候，每天都有人死亡。
克林顿：是每天都死人，唐纳德森先生，冲突正在继续；双方都卷入其中。到底是谁愿意进行谈判，谁不愿意，并不清楚。我们正在尽力解决这些问题。
问：几分钟前您谈到在中国抵制变革的势力很强大，您真的相信中国会有民主吗？
克林顿：是的，我相信。我相信他们能有民主，还相信他们一定会有。我愿意看到，现任主席和现任总理很明显地致力于改革，他们领导的现任政府驾驭改革的浪潮，把中国整个带进21世纪，基本上消除那些阻碍。我相信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定的。
非常公正地说，尽管我非常高度评价我和我的国家在这儿起到的作用，但对中国而言，最好不要有外国的进入来推动人权和民主的事业。
问：总统先生，美国的政策过去致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通过协商和解。但是台湾有些人认为，您认可了“三不”政策，从而美国政府就丧失了某些必不可少的讨价还价的砝码。您在意这个问题吗？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认为需要公开宣示“三不”政策，而台湾的人一直在说这样做会使事情更难办？
还有，请原谅我再提一个简短的问题――回过头看，美国过去六年里的中国政策一直游移不定，而在1992年您对乔治？布什的批评却非常严厉，甚至有针对他个人的言词，对此你是否有过后悔遗憾的心情？
克林顿：先来回答台湾的问题。首先，我认为台湾方面有不同看法。昨天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说，美国一向坚持不以任何方式损害台湾和台湾权益的责任。我也公开声明，因为公开问到我关于台湾的问题，我认为我的公开谈话在那种情况下是恰如其分的，而且我并没有宣布任何政策的改变。事实上，美国一向不支持台湾独立，而且台湾的政策也是不支持台湾独立。
我相信我的作法是对的，简明地向双方澄清了我们的政策并没有改变。我们政策的实质内容中国政府是同意的。我想台湾领导人愿意听到的是，我们支持海峡两岸的对话，我们认为进行这种对话应该是和平的，循序渐进的。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政府的意愿和承诺。
所以，我不曾打算，或者说我认为我不曾打算以任何方式和手段改变我们的立场。我肯定不会这样做。
问：但你说过……
克林顿：噢，对不起，我忘了（前一个问题）。好吧，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些过程。我想在那种时候――可能你保存有很好的记录，知道到底说了什么，没说什么――我非常突出地体会到，对于九年前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件，美国谴责的立场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毫不含糊的。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有一条清楚的道路――不是孤立中国人，而是试图既坚持我们既有的立场，又在实质上拓宽我们的政策。
你们自己的经济与亚洲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变动的压力。香港继续成为维持稳定的力量。由于有对待危机的强硬的政策，对规律的尊重，有强大的财政规定及监督系统并与所有国家合作，香港将帮助亚洲走出这段不稳定时期。这都归功于中国政府提供投资资金并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改革。
我相信最后一个教训就是政治自由。对人权的尊重和支持民选政府是正确的，这将成为21世纪世界稳定的最好保障。
今年春天，全世界都抱着极大兴趣看到勇敢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站起来反对腐败和破坏民族经济的政府政策。他们为了变革，为了有权利选举对他们负责的领导人而游行。仅仅在两个星期后，对民主和责任政府的广泛要求，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前途。
美国将站在人民和为世界民主自由潮流奋斗的人们一边。有些人担心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和反对者高昂的声音会分裂国家，有些国家因它们惨痛的历史而为不稳定担忧，认为民主会带来一个动荡的21世纪。然而，我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
为什么？民主深深植根于一个事实，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平等对待，有权利选举他们的领导人。没有哪个人或哪个团体会如此聪明地使用人民的权利来作出所有的决定。信息时代也为我们带来了对民主的其他争论，它给了我们一个基于信息的全球经济。大量的思想不仅给个人而且给整个国家带来了难以言表的发展和机会。在上海，当我会见12个优秀的中国企业家时，我又看见了在这个经济时代思想所创造的财富。
现在，在我看来，充满各种思想的社会在一个新的国家最有可能取得成功并保持稳定。但困难来到时，如果他们所做的仍然是重蹈历史的覆辙，就不可能摆脱困难。我认为敞开的争论和反传统的观念似乎能帮助国家更快地克服在发展中不可预见的各种困难。
让我问问你们，一年前，当你们庆祝香港从英国统治下回归中国，在领导者们的演说结束之后，每个人都在私下谈论什么？这样的制度行得通吗？“一国两制”行得通吗？我们是否能保留选举制度？新办法行吗？有多少人在角落里说：你知道，这可不是回归的好时机，因为在今后的一年里亚洲经济将会崩溃，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如何处理呢？我认为，当你无法预见将来，在麻烦出现时，你不得不使用全新的思考方式。社会环境越开放，一个国家对危机的反应就越快。我相信，这是绝顶重要的。
我也相信在每个社会都存在为不满提供发泄的渠道――因为没有完美无缺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经历――找到一种方法使每个人都有权利并且有成为社会一员的感觉。自由产生责任。没有一个开放、变化的21世纪，一个社会显然不会成功。
因此，我认为历史的力量将会带领所有充满变革观念的人民，包括亚洲人，带着他们努力工作创造的财产、智慧、教育，奔向更自由、更民主的社会。
对于我，我们必须带着这些教训走入新的世纪，在这转折、变革的时候，我们将加深美国与亚洲的伙伴关系。成功属于那些投资在他们人民积极的潜力方面的国家，而不是那些投资在武器方面并想毁灭其他国家的国家。开放的政府和法制对持久的繁荣是基本的保障。自由和民主是所有人与生俱有的权利，也是国家稳定和进步的最好保证。
现在，正如我所说，一年多以前，没有能预测今天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将会忍受什么。但是我相信香港将会度过这段时期，而且会帮助这个地区度过难关，因为我所提到的教训，也因为它们很久以来就是你们生活构成的部分。
许多年来，香港人享受到了在法律允许下组织公众游行的权利，43家报纸，700家刊物，给予责任政府以活力、争论、自由与开放。所有这一切都应该继续，整个世界都因你们5月选举的结果而印象深刻。结果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民主，是更快而不是更慢地走向政治自由。我期待着全体香港人实现完全充分的民主权利和责任的一天。
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宣誓，建立这样一个未来，一个把人民团结起来而不是分开的未来；法制、可预见、开放地行事的未来；发挥各自潜力、组织合众权威的未来。
我被告知这个雄伟的会议中心是以一只在一块填海创造的土地上飞翔的小鸟的形状所建成的。在全亚洲，在我们与亚洲的关系之中，这是令人鼓舞的香港的象征。两天前，香港庆祝了她回归中国一周年，明天我将回国庆祝美国成立220周年。
愿这块象征中国、中美及亚洲友谊的特别的地方，像给予这幢建筑物生机的小鸟一样飞翔。非常感谢！（掌声）
克林顿总统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1998年7月3日下午5时23分，香港君悦酒店，克林顿总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下午好！我知道大多数在这儿的美国记者如同我一样期待着7月4日返回祖国。但是我不想对这次旅行没有任何反应和不给你们任何机会提问的情况下就离开中国。
首先，我向陪同我访问并努力工作的人们表示感谢来开始我的讲话。他们是：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鲁宾部长，莎琳？巴尔舍夫斯基，戴利部长，格力克曼部长，珍尼特？耶伦，马克？吉尔让。我特别感谢全体白宫工作人员，他们为了准备这次旅行做了大量工作。同时特别感谢内阁部长们。我也向国会代表团，参议员阿卡卡，参议员洛克菲勒，参议员波克斯，国会众议员丁格尔和马基以及大使馆工作人员和领事们表示感谢。
在过去的一周内，我们在西安了解了中国辉煌的过去，在北京，我们见到现在的变革，在上海和香港，我们看见了它光辉的前景。我认为每个参加这次访问的人，都会赞叹在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变，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访问过一个村庄，他们在自由选举中挑选出自己领导人。我看到了移动电话和电脑，传递着世界上各种思想、信息及图像。我有机会通过全国电视直接和中国人民交谈，谈论为什么我们高度评价人权和个人自由。
我参加过在北京一所教堂里有2000人的礼拜。我在北京大学向中国未来的领导者讲了话。我也和那些致力改革法律、学术、商业以及艺术的人交谈过，以及在电台的谈话热线上同普通中国人谈过话。在上海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股票交易所，我目睹了一幢幢的摩天大厦。在桂林，我会见了环境专家，讨论了中国在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方面的挑战。现在香港，我结束了这次行程，我希望中国的未来从这里开始，即在法制之下，言论自由以及自由市场充分发展的地方。
显而易见，中国正在变化。但仍然存在着抵制这种变化的强大力量，其证据就是政府继续限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信仰自由。在访问的过程中，我设定的留待今后解决的许多问题之一，就是我们要如何以最有可能的积极方式对待这些问题。我认为答案很清楚：直接地、有力地、以尊重的态度同中国人谈论我们的价值观。
在过去的一周内，我不仅向中国领导人而且向中国人民谈到了我们的经验，谈到了民主是一种普遍的渴望，还谈到了我的信念：在21世纪，民主将在实践上和道德上仍然是正确的事业，可以带来更多的稳定和更大的进步。
同时，扩大我们同中国合作的领域也促进了我们的利益――如亚洲的稳定、核不扩散、法制、科学技术、与国际犯罪和毒品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我们两国的关系异常重要。我们做了艰苦工作，把两国的关系置于了一个坚实的、富有成果的基础之上。这有益于美国，有益于中国，有益于亚洲，也有益于世界。
现在我期望快些回去，在诸多方面努力促进：通过一项平衡的预算，为21世纪我们所需的教育和研究投资；扩大医疗保障，制定一个病人权利法案；进行竞选资金改革；保护我们的儿童不受烟草的危害。
现在，我很愿意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
问：总统先生，从您的随行人员到江泽民主席都一致认为，您这趟访问相当成功――我们在这儿有一个象征性的协议。我想知道，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当回到国会，您到底如何向您的批评者说明，您这次旅行达到了预期目的？谢谢。
克林顿：从实质上说，我认为我们增强了我们对地区安全的共同责任，我相信在以后几个月对香港、在今后两年对韩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对我们在南亚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做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作用。此外，我们在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上取得了实质上的进展，不仅在核武器互不瞄准方面，还包括别的方面。我们还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全面参与导弹技术控制体制。另外我们在法制方面也达成了协议，我认为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我认为这些法制的问题将会大大改变中国人民的生活，不仅可以规范商业交易活动。而且可以有助于人们解决日常的生活遇到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公正地充分地解决，就会触犯到自由。
我很高兴我们签订了科技等方面的协议，这些协议已经给中美两国产生了重大好处。我也很高兴我们和中国有了和平队的协议。而且我认为我们环境保护方面也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再重复一遍，中美两国对本国人们、对全世界人民都负有重大责任。
我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辩论这些有歧见的议题，我认为这件事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可以说，很多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说，他们从某种角度来认为，中国主席和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公开的讨论，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中国的人权前景产生重大影响，以前香港的任何事件都比不了。
我也坦白地说，我们在贸易上没有取得我所期望的进展，但是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中国想加入世贸组织，他们也想在开放市场上负起责任，想降低关税，允许更多投资。但可以理解的是，既然他们要致力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为此就要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他们想有一个进入世贸组织的时间表，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吸纳那些从国有企业下岗的劳动力。
我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回国后，如何集思广益，制定一两项计划，推进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进程。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问：总统先生，您是否和江泽民主席达成了您说过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何谓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您说过中国不公平地限制了美国商业，那么，对这样的国家您又是如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呢？
克林顿：一方面而言，我认为，中国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我们不能完全地、公平地进入其市场的国家。我们和日本也有贸易逆差，尽管日本是我们及其他一些国家非常密切的盟友。所以，即使没有完美的关系，也可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我考虑的是――首先请各位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在一个稳定的、正在进步的亚洲有着深远的利益。我们在同世界最大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方面有着深远的利益。在那些地区如果没有这种伙伴关系，很多问题就难以解决――我是指印度次大陆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我们面临的环境挑战，这都是些例子。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利益是很清楚的，而且我还认为我们（和中国）做得很好，正在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不断地确定并开诚布公地对待我们的分歧，而这些分歧恰恰又是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
问：总统先生，在您与江泽民主席举行的记者会上，他提到过你曾向他提出筹集竞选资金的问题。您能否告诉我们，您到底对他讲过些什么话？还有，江泽民主席还说过，中国就此做过调查，政治献金完全是空穴来风。您这样说是否暗指，江泽民可能会同（美国）司法部和国会合作进行调查？
克林顿：我可以这样说，他的着眼点在一个――用我的话说，一个狭窄的、但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上，在我看，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这里所提出的那个造成混乱的问题：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是否曾对（美国）总统竞选甚至议员竞选批准或参与了输送资金，以致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指控。他（江泽民主席）说，中国政府已经调查过，对此他非常肯定，我也相信他，即他从来没有下过命令，也没有批准或授权过这类事情。他还说他找不到任何证据证实有政府官员这样做过。
他还说，他不能肯定是否有人追求商业利益曾做过这种事。他并没有说有人这样做，也没有说他知道有人这样做。我想把这一点说清楚，他只说了他关心的是政府部门的行为。我告诉他，对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我还告诉他，如果有人与他（江泽民主席）――也就是中国政府联系，提出合理的要求，如果中国政府能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他们有满意的结果，对此我会非常感谢。因为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问：总统先生，在访问大陆之前的一段时间，美国国会曾就强制堕胎举行过轰动一时的听证――各种指责，据说在中国仍然存在强制堕胎。您是否专门向江泽民主席提出过强制堕胎问题？如果你提出过，针对这些指责，他对你是如何回答的？
克林顿：他们的说法是一样的。他们说强制堕胎不是中国的政策，而是违反中国政策的做法。我的看法是，如果这些报道是准确的，说明对首都之外发生的事情，对发出政令、传递政令到执行政令之间的过程，其监控可能是不充分的。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访问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要补充一句，这个问题最初是第一夫人在两年前以强烈的方式提出的，当时她到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我非常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会有所进步，也希望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有进展。那些报告这些问题的人能够告诉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确实的进步。
问：您跟江主席提出过此事吗？
克林顿：我和江泽民简单地谈起过此事，但他们的说法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说，这并不是政策；这一点他们讲得很明确。但我也讲得非常清楚：这种事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不过，我也说过，我相信如果事实上执行政策与北京公布的政策有差别的话，我们会在几星期几个月后看到事情有所改善。我希望是这样。
问：总统先生，您在中国的时候，科索沃省的种族清洗似乎仍在继续。您和国务卿曾严肃地与米洛舍维奇总统谈过停止种族清洗，但事实上并没停止。您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事态，还是事实上干脆等着米洛舍维奇摊牌。
克林顿：不，我觉得这样说不准确。我想说，首先，我认为形势严峻。但我仍然坚信，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解决它的惟一办法是各方坐在一起进行谈判和对话。我认为贝尔格莱德应负主要责任。但其他各方，如果哪一天或哪一星期在军事前线打了胜仗，就不愿意进行会谈了。所以我认为这是各方都应认真对待的事。
自从开始这次访问，我几乎每天都察看科索沃的形势，并和我们的同盟一起强烈支持继续执行北约的计划，而且继续坚持一个清楚的、毫不含糊的观点，即我们并不排除、我们也不应该排除其他的选择。并且我希望这也是我们欧洲盟友的立场。
问：当北约在作安排部署的时候，每天都有人死亡。
克林顿：是每天都死人，唐纳德森先生，冲突正在继续；双方都卷入其中。到底是谁愿意进行谈判，谁不愿意，并不清楚。我们正在尽力解决这些问题。
问：几分钟前您谈到在中国抵制变革的势力很强大，您真的相信中国会有民主吗？
克林顿：是的，我相信。我相信他们能有民主，还相信他们一定会有。我愿意看到，现任主席和现任总理很明显地致力于改革，他们领导的现任政府驾驭改革的浪潮，把中国整个带进21世纪，基本上消除那些阻碍。我相信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定的。
非常公正地说，尽管我非常高度评价我和我的国家在这儿起到的作用，但对中国而言，最好不要有外国的进入来推动人权和民主的事业。
问：总统先生，美国的政策过去致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通过协商和解。但是台湾有些人认为，您认可了“三不”政策，从而美国政府就丧失了某些必不可少的讨价还价的砝码。您在意这个问题吗？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认为需要公开宣示“三不”政策，而台湾的人一直在说这样做会使事情更难办？
还有，请原谅我再提一个简短的问题――回过头看，美国过去六年里的中国政策一直游移不定，而在1992年您对乔治？布什的批评却非常严厉，甚至有针对他个人的言词，对此你是否有过后悔遗憾的心情？
克林顿：先来回答台湾的问题。首先，我认为台湾方面有不同看法。昨天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说，美国一向坚持不以任何方式损害台湾和台湾权益的责任。我也公开声明，因为公开问到我关于台湾的问题，我认为我的公开谈话在那种情况下是恰如其分的，而且我并没有宣布任何政策的改变。事实上，美国一向不支持台湾独立，而且台湾的政策也是不支持台湾独立。
我相信我的作法是对的，简明地向双方澄清了我们的政策并没有改变。我们政策的实质内容中国政府是同意的。我想台湾领导人愿意听到的是，我们支持海峡两岸的对话，我们认为进行这种对话应该是和平的，循序渐进的。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政府的意愿和承诺。
所以，我不曾打算，或者说我认为我不曾打算以任何方式和手段改变我们的立场。我肯定不会这样做。
问：但你说过……
克林顿：噢，对不起，我忘了（前一个问题）。好吧，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些过程。我想在那种时候――可能你保存有很好的记录，知道到底说了什么，没说什么――我非常突出地体会到，对于九年前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件，美国谴责的立场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毫不含糊的。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有一条清楚的道路――不是孤立中国人，而是试图既坚持我们既有的立场，又在实质上拓宽我们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