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克林顿访华谱新曲！江泽民迎宾开纪元(32)
――海事协商：双方将于1999年7月举行军事海事协商协议会议，防止海上意外事故发生。
――观察员交流：双方军队均将派军事人员观察另一方的军事训练演习。
人权对话：
――对话：高级官员将于1998年下半年恢复人权问题对话。
经济和商业：
――世界贸易组织：已取得某些进展，并定于7月20日举行更多的谈判。
――亚洲金融危机：双方将努力促进亚洲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美国欢迎中国作出的维持人民币稳定承诺。
――中国的改革计划：美国政府和商界将与中国一道努力完成住房、退休金体制和保险业的私有化。
能源与环境保护：
――煤炭利用：美国将协助中国减少造成严重污染的煤炭的大量使用。
法律领域合作：
――培训：双方将加强他们在法律领域的合作，并将于1999年11月举行法律保护宗教自由问题的专题讨论会。
――禁毒：华盛顿和北京互派禁毒官员驻于各自的大使馆。
民间交流：
――学习：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将扩大，学生交流将增加。
记得一位已故的中国领导人曾经说过，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对柬埔寨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开放，而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导致了日本和西欧的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此次克林顿访华可能在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开放上产生的滚雪球效应似乎已经开始显现。欧洲联盟已经表示要拓展与中国的联系。法国总理和英国首相也将在下半年陆续访问我国。由这次访问所产生的连锁效应无疑会把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中国进一步汇入人类的主流文明的努力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不同的未来
针对克林顿的访问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新加坡《联合早报》中的一篇题为“中国，你大胆地向前走”的署名文章以充满感慨的笔触这样写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的由盛而衰，首先是起因于封杀不同观点所导致的思想和智慧的枯竭，而后才归于外族入侵、自然灾害等其他原因。以狭隘、自私和短见的政治行为，阉割牺牲了整个民族的活力、进步、尊严和光荣，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大致命误区。其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自我摧残刻骨铭心，遗患至今……当中国首次在电视上向全国现场直播中国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联合记者招待会，让中美两国就政治体制、人权民主等方面的不同观念的争执悉数在普通中国人面前“曝光”时，海内外一切关怀热爱中国的人们都注意到了这史无前例的新鲜之举，并由此看到了21世纪新中国的一线曙光……中国古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中国此次对江克记者会电视直播在消息发布，问题准备，人员配合上也采取了一定的“调控”措施，以减轻事情可能的“负”效应。参照中国的历史国情，这样的作法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实际上，公众和社会对言论开放的反应也不过是个习惯的过程，在初始阶段反应可能会较热情敏感，待见得多了，听得多了，大家的反应就会趋于理智和平和。譬如此次中国领导层在看到中国社会对江克记者会反应较为平稳后，乃再接再厉，又安排向全国电视直播了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会。普遍认为，中美此番交手，克林顿因充分生动地传达了民主自由理念而在会上得分，江泽民则因开明果敢地允许信息自由流动而在会外得分，两人平分秋色……以上成功应给中国领导层一个重要启示，即中国除了要以法制国，以经济持国，以科教兴国外，还可以“化”润国。“化”指化解、平抚、中和之道。用渐进的、圆熟的、有宏观调控的“软着陆”方法，轻开民心，渐启民意，以“百炼钢化成绕指柔”之功化解漫长历史所积淀下来的偏激、成见、误解、仇恨、党派之怨、意识形态之争，最终达成古老文化成功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不乱而胜”的上之上境界。保守僵化死路一条，“休克疗法”绝不可取，中国要化解极端，在不偏离中国发展进步最高目标的前提下，大胆尝试，大胆创造，勇敢开启中国人自己的天路历程。
这番言论表明，克林顿总统的访问给中国造成的政治冲击是绝对不能低估的，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将会在今后几年中逐渐显现出来。这次访问给中国冲击最大的，应是现场实况转播的两国元首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中国人几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另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同的意见，而且双方既各持己见，又心平气和地“交锋”。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自己国家领导人的观点受到了公开的批评和挑战。
民主的本质之一就是给不同的声音以充分表达的机会，这种权利不能被压制、禁锢，而应被容忍、理解。若是有一天，中国人能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而不是外国的总统，在表达其与最高领导人不同的见解，而领导人居然能够像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一样，心平气和地加以对待，不同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中国大概就开始迈入民主政治的门槛了，走向了一个不同的未来。当中国领导人开始同意公开地与外国领导人讨论双方在一些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的分歧时，在中国领导人与中国公民之间进行这样谈论的日子大概也为时不远了。
像布什总统在1989年初对中国的访问一样，克林顿总统的这次访问预示了中国新的政治活跃期的到来。这种活跃当然离不开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愿望在中国的搏动。究其原因，如同克林顿总统在此次中国之行的不同场合分别指出的：“对每一位国民的价值、尊严、潜力和自由的尊敬，是美国国力和成功的重要源泉。在这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经济增长和个人机遇都建立在观念的基础上。致力于为全人类提供开拓他们的全部潜能的机会，这对新中国的国力和成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个人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行使那些权利的人如此，而且对国家也是同样的重要。这些国家在21世纪的成功，有赖于个人的知识、创造力、自由交流与进取的精神。”
所以，克林顿总统相信，“……有远见、有勇气和想象力的领袖会发现办法，将中国放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保持下去。就算人们正身处改革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不会像我们一样认为这是一种道德上正确的选择，但他们能够认识到，这样做是利益使然，他们的国家将会由此更强大……如果要想避免这种激烈的动荡，就必须要有一些建设性的做法……要有一个常规的渠道让人民去表达不同的意见。”
承担世界责任
在克林顿抵达西安开始为期九天的中国之行后，中国方面为克林顿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和场面，国际许多大报均刊登了大幅照片配合报道。它们认为，中国为欢迎克林顿举行盛大的欢迎活动旨在向世界，尤其是向美国公众展示中国的形象，中国希望通过克林顿的访问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希望世界承认中国在外交和经济方面都发挥了一个世界大国的作用。
在北京之行前，克林顿政府有一个加强“对华接触”的政策，其战略核心之一是削减在完全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方面尚存的贸易壁垒，并在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框架问题上施加影响。到底是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克林顿政府长期犹豫的问题。在美国商界和实业界看来，美国在所以需要同中国保持接触，是因为中国迫切希望实现经济现代化，如果美国帮助中国实行这种过渡，美国的经济会从帮助培育世界最大市场中得到极大好处。与此同时，中国将看到政治上的自由怎样与经济上的成功相得益彰，并使之得到加强，而不是使之受到损害。
当然，中美贸易关系需要持续的、高层次的和建设性的商谈。但也有人对此抱怀疑态度。如美国《纽约邮报》刊登的里根执政时期的贸易副代表罗伯特？莱蒂格的一篇文章，认为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实没有经验方面的根据。在过去25年里，东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经常是在并非全面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四个亚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85年到1995年每年以5.5%到8.5%的速度增长。事实上，商业往往具有一种激励反对政治变革的强大力量。所以，认为增加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会解决政治紧张关系是愚蠢的。牢固的贸易关系不是和平关系的保障。贸易不是能解决所有紧张关系的魔杖，光是贸易不能浇灭相互敌对的火焰。实际上，繁荣往往造成冲突。美国政治家不能期望贸易在中国促进人权，也不能期望贸易确保中国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些问题必须由政治家来解决，而不是由企业家来解决。
克林顿总统是一位政治家。他在就任之初，曾经对中国的人权政策采取严厉的态度。但是从1994年开始采取了“对华接触政策”。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经济与安全方面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而在人权问题及其他问题上不采取对抗态度，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在克林顿总统动身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带着执着的希望，希望使北京的领导人在许多方面融入世界的主流，从核不扩散、经济贸易到进一步实现民主化。这次为期九天、涉及五个城市的访问所取得的成果，正如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所说：“希望美国人从各个角度看一看普通的中国社会。通过电视向美国人介绍活生生的中国，这是最好的外交。”这称得上是“活生生的现实主义”。
此次访问是美国总统自1989年布什总统访问北京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这也是克林顿对一个国家最长的一次访问。美方官员们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去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十天访问的回报。此次中国之行，有克林顿总统的随行人员，还包括由数架波音747飞机满载的数百名记者、内阁部长、白宫助手和其他政府官员。这次访问于6月25日在著名的兵马俑故乡古都西安开始，最后于7月3日在象征中国充满潜力和未来的香港结束，随后，“空军一号”飞机返回了华盛顿，克林顿同夫人希拉里和女儿切尔西一起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美国报纸积极评价克林顿的中国之行，各报普遍认为，克林顿对中国的九天访问在国内影响和对外政策方面对两位领导人都是有益的，帮助他们提高了在各自国家的形象。江泽民向世人展示了他作为一名“自信的权力继承人和高水平的政治家”的形象。江泽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成了邓小平去世后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一位能与克林顿这样的人平起平坐的政治家。如何评价此次克林顿访华，中美双方是否达到了各自的目的，世界舆论倾向于从用外交胜利的典型标志――签署的条约和达成的协定来衡量。
――美中首脑会谈在战略导弹互不瞄准对方和不扩散导弹技术等问题上取得成果。在这次首脑会谈中，两位领导人宣布：中美两国同意美中两国互不把各自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中国表示要积极研究参加限制有关导弹技术出口的问题。这从中国的一贯立场来看是对美国作出了让步。然而，中国收到的效果也是重大的，这就是让人强烈感到中国正在履行作为拥有核武器国家的责任。
――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总统表明了这样的意见：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台湾加入联合国。对中国方面来说，这是重大成果。
――在中国恢复政府级别的人权对话、包括联合海上演习在内的军事交流等问题上，中国方面同意了美国方面的建议。
――中国同意美国检查其出口给中国的高技术的“终极用途”，两国同意为确保任何一方不拥有生物武器而进行正式检查，中国同意为全面禁止杀伤性地雷而努力。
――关于南亚局势问题，两位领导人保证共同阻止该地区的“核升级”，并促进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和解，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等。
――两国还签订了价值30亿美元的合同（1997年10月江泽民访美时签订了价值42亿多美元的合同）。
――双方决定，美国将帮助中国发展住房市场、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险等。
――双方政府决定今年9月在北京举行一次双边会议，目的是促进贸易和美国企业在中国能源方面的投资。
――美国商务部长将在1999年初访问中国，以促进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
――中国和美国将重新开始1994年中断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对话，大部分分析家都认为，这是总统成功的访问，其影响可能比初步想象的更为深刻。
两国领导人未能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包括美国一些公司将美国的空间技术非法转让给中国，北京不愿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拆除贸易壁垒，以及中国继续拒绝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
如果从这些记录来衡量，这次首脑会谈突出表明，中美两国已就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这些全球范围的问题采取了协调行动，可以认为中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美两国由于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的历史性和解而建立了关系，当时中美的主要政治敌人是前苏联。当中国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和里根确立了所谓的“务实关系”。冷战结束和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美关系起初是冷落，后来是漂泊不定。
有人认为这段时期所表现的动摇，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不透明时代的产物。在美国有些人看来，中国是苏联解体后能够向美国的一极控制进行挑战的惟一超级大国，“中国威胁论”曾经在美国一度风行。而在中国看来，美国则是把欧美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惟一超级大国。由于李登辉访美以及1996年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局势，中美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然而即便如此，两国的经济关系仍然在发展。199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首次超过对日本的逆差。克林顿政府将人权问题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在经济方面，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市场是美国国家利益之所在。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投资和市场对于维持自己的高速增长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冷战结束后亚洲的安全保障来说，中国的建设性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如果不用签署的条约和达成的协定来衡量，而是以中国更加开放来评价克林顿访华，可能有另外的意义。首先，两国领导人至少成为有一定信任度的朋友。他们或许是国际政治中一对最奇特的对手，或者说最奇特的朋友，分别来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共产党大国。在中国的九天里，他们谈论共同喜欢的电影，共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就政治哲学思想进行辩论，客气地发表不同见解，又为他们的分歧开怀。在政治实践的舞台上，江泽民给了克林顿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让他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直接向中国人民发表谈话。新闻媒介对这件事的充分报道使“新中国”的形象首次深入美国千家万户。克林顿不是个新手，他当了六年总统，遭遇过各种外交和新闻攻击，是一个有天赋的演说家。他同江泽民主席进行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的辩论，是没有加以编辑的实况转播。
克林顿同江泽民的辩论不能与1959年尼克松副总统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争论他们对立的制度及其武器“厨房”的辩论相提并论。那是冷战时期的辩论，更准确地说，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表态。而克林顿和江泽民远远不是挥舞手中的武器，而是在宣布双方把核导弹的攻击目标不再对准对方达成协议之后进行辩论的。克林顿表现了老练的美国政治斗争的技巧，如同几天以后在上海同公民举行圆桌会谈，在上海电台直播室作嘉宾回答听众热线电话那样，他发表清晰明确的讲话，通常谈的是人权，向中国广大民众大力宣扬自由。同时，当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形象闪现在中国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支持江泽民主席实行改革。
这次记者招待会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寻常的一天。美国官员和专家赞扬江泽民主席对美国在人权方面的批评表现了一种乐于讨论的意愿。几天之后，6月29日，克林顿在上海向中国的年轻人展示了美国式的“电视民主”，这在中国是一个新事物。白宫官员说，克林顿和江泽民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讲究实际的关系。他们两人在极为敏感的问题，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政治犯问题上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但是，最后他们开怀大笑，并热烈握手。
中国表现出来的开放态度，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开放的态度意味着中国可以在非常广泛的问题上同美国对话，而且完全有可能与美国成为朋友，当然是“建设性战略伙伴”意义上的朋友。这样的开放态度也向美国表明，不必恐惧崛起的中国龙，中国这个“敌人”无非是美国政党为了国内政治需要而制造并夸大出来的。毫无疑问克林顿受到了考验。他明确地表达出他的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目标，而不是到中国去为第三季度争取生产定单。
随着中美共同努力建立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经济对话可以沿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了，政治对话也进入了新阶段。虽然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不一定会立即显现出来，中美两国在制定政策时，现在已常常能够考虑对方的战略意图，从这个意义来说，两国的战略关系将会得到加强。友好关系不是一种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损的游戏。加强中美合作，就是加速中国的开放、法制、自由和民主的最好方式。克林顿总统在西安说过这样一段话：要使美国和中国成为“对世界的将来负有特别责任的两个大国”。
对于中国来说，为了谋求经济发展需要使国有企业、金融和政府机构等三大改革取得成功。要使改革取得成功，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而且最重要的是与超级大国――美国建立稳定的关系。美国的经济合作与技术合作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起支撑作用，而是起保证作用。
――观察员交流：双方军队均将派军事人员观察另一方的军事训练演习。
人权对话：
――对话：高级官员将于1998年下半年恢复人权问题对话。
经济和商业：
――世界贸易组织：已取得某些进展，并定于7月20日举行更多的谈判。
――亚洲金融危机：双方将努力促进亚洲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美国欢迎中国作出的维持人民币稳定承诺。
――中国的改革计划：美国政府和商界将与中国一道努力完成住房、退休金体制和保险业的私有化。
能源与环境保护：
――煤炭利用：美国将协助中国减少造成严重污染的煤炭的大量使用。
法律领域合作：
――培训：双方将加强他们在法律领域的合作，并将于1999年11月举行法律保护宗教自由问题的专题讨论会。
――禁毒：华盛顿和北京互派禁毒官员驻于各自的大使馆。
民间交流：
――学习：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将扩大，学生交流将增加。
记得一位已故的中国领导人曾经说过，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对柬埔寨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开放，而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导致了日本和西欧的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此次克林顿访华可能在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开放上产生的滚雪球效应似乎已经开始显现。欧洲联盟已经表示要拓展与中国的联系。法国总理和英国首相也将在下半年陆续访问我国。由这次访问所产生的连锁效应无疑会把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中国进一步汇入人类的主流文明的努力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不同的未来
针对克林顿的访问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新加坡《联合早报》中的一篇题为“中国，你大胆地向前走”的署名文章以充满感慨的笔触这样写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的由盛而衰，首先是起因于封杀不同观点所导致的思想和智慧的枯竭，而后才归于外族入侵、自然灾害等其他原因。以狭隘、自私和短见的政治行为，阉割牺牲了整个民族的活力、进步、尊严和光荣，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大致命误区。其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自我摧残刻骨铭心，遗患至今……当中国首次在电视上向全国现场直播中国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联合记者招待会，让中美两国就政治体制、人权民主等方面的不同观念的争执悉数在普通中国人面前“曝光”时，海内外一切关怀热爱中国的人们都注意到了这史无前例的新鲜之举，并由此看到了21世纪新中国的一线曙光……中国古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中国此次对江克记者会电视直播在消息发布，问题准备，人员配合上也采取了一定的“调控”措施，以减轻事情可能的“负”效应。参照中国的历史国情，这样的作法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实际上，公众和社会对言论开放的反应也不过是个习惯的过程，在初始阶段反应可能会较热情敏感，待见得多了，听得多了，大家的反应就会趋于理智和平和。譬如此次中国领导层在看到中国社会对江克记者会反应较为平稳后，乃再接再厉，又安排向全国电视直播了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会。普遍认为，中美此番交手，克林顿因充分生动地传达了民主自由理念而在会上得分，江泽民则因开明果敢地允许信息自由流动而在会外得分，两人平分秋色……以上成功应给中国领导层一个重要启示，即中国除了要以法制国，以经济持国，以科教兴国外，还可以“化”润国。“化”指化解、平抚、中和之道。用渐进的、圆熟的、有宏观调控的“软着陆”方法，轻开民心，渐启民意，以“百炼钢化成绕指柔”之功化解漫长历史所积淀下来的偏激、成见、误解、仇恨、党派之怨、意识形态之争，最终达成古老文化成功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不乱而胜”的上之上境界。保守僵化死路一条，“休克疗法”绝不可取，中国要化解极端，在不偏离中国发展进步最高目标的前提下，大胆尝试，大胆创造，勇敢开启中国人自己的天路历程。
这番言论表明，克林顿总统的访问给中国造成的政治冲击是绝对不能低估的，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将会在今后几年中逐渐显现出来。这次访问给中国冲击最大的，应是现场实况转播的两国元首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中国人几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另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同的意见，而且双方既各持己见，又心平气和地“交锋”。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自己国家领导人的观点受到了公开的批评和挑战。
民主的本质之一就是给不同的声音以充分表达的机会，这种权利不能被压制、禁锢，而应被容忍、理解。若是有一天，中国人能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而不是外国的总统，在表达其与最高领导人不同的见解，而领导人居然能够像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一样，心平气和地加以对待，不同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中国大概就开始迈入民主政治的门槛了，走向了一个不同的未来。当中国领导人开始同意公开地与外国领导人讨论双方在一些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的分歧时，在中国领导人与中国公民之间进行这样谈论的日子大概也为时不远了。
像布什总统在1989年初对中国的访问一样，克林顿总统的这次访问预示了中国新的政治活跃期的到来。这种活跃当然离不开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愿望在中国的搏动。究其原因，如同克林顿总统在此次中国之行的不同场合分别指出的：“对每一位国民的价值、尊严、潜力和自由的尊敬，是美国国力和成功的重要源泉。在这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经济增长和个人机遇都建立在观念的基础上。致力于为全人类提供开拓他们的全部潜能的机会，这对新中国的国力和成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个人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行使那些权利的人如此，而且对国家也是同样的重要。这些国家在21世纪的成功，有赖于个人的知识、创造力、自由交流与进取的精神。”
所以，克林顿总统相信，“……有远见、有勇气和想象力的领袖会发现办法，将中国放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保持下去。就算人们正身处改革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不会像我们一样认为这是一种道德上正确的选择，但他们能够认识到，这样做是利益使然，他们的国家将会由此更强大……如果要想避免这种激烈的动荡，就必须要有一些建设性的做法……要有一个常规的渠道让人民去表达不同的意见。”
承担世界责任
在克林顿抵达西安开始为期九天的中国之行后，中国方面为克林顿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和场面，国际许多大报均刊登了大幅照片配合报道。它们认为，中国为欢迎克林顿举行盛大的欢迎活动旨在向世界，尤其是向美国公众展示中国的形象，中国希望通过克林顿的访问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希望世界承认中国在外交和经济方面都发挥了一个世界大国的作用。
在北京之行前，克林顿政府有一个加强“对华接触”的政策，其战略核心之一是削减在完全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方面尚存的贸易壁垒，并在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框架问题上施加影响。到底是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克林顿政府长期犹豫的问题。在美国商界和实业界看来，美国在所以需要同中国保持接触，是因为中国迫切希望实现经济现代化，如果美国帮助中国实行这种过渡，美国的经济会从帮助培育世界最大市场中得到极大好处。与此同时，中国将看到政治上的自由怎样与经济上的成功相得益彰，并使之得到加强，而不是使之受到损害。
当然，中美贸易关系需要持续的、高层次的和建设性的商谈。但也有人对此抱怀疑态度。如美国《纽约邮报》刊登的里根执政时期的贸易副代表罗伯特？莱蒂格的一篇文章，认为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实没有经验方面的根据。在过去25年里，东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经常是在并非全面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四个亚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85年到1995年每年以5.5%到8.5%的速度增长。事实上，商业往往具有一种激励反对政治变革的强大力量。所以，认为增加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会解决政治紧张关系是愚蠢的。牢固的贸易关系不是和平关系的保障。贸易不是能解决所有紧张关系的魔杖，光是贸易不能浇灭相互敌对的火焰。实际上，繁荣往往造成冲突。美国政治家不能期望贸易在中国促进人权，也不能期望贸易确保中国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些问题必须由政治家来解决，而不是由企业家来解决。
克林顿总统是一位政治家。他在就任之初，曾经对中国的人权政策采取严厉的态度。但是从1994年开始采取了“对华接触政策”。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经济与安全方面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而在人权问题及其他问题上不采取对抗态度，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在克林顿总统动身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带着执着的希望，希望使北京的领导人在许多方面融入世界的主流，从核不扩散、经济贸易到进一步实现民主化。这次为期九天、涉及五个城市的访问所取得的成果，正如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所说：“希望美国人从各个角度看一看普通的中国社会。通过电视向美国人介绍活生生的中国，这是最好的外交。”这称得上是“活生生的现实主义”。
此次访问是美国总统自1989年布什总统访问北京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这也是克林顿对一个国家最长的一次访问。美方官员们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去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十天访问的回报。此次中国之行，有克林顿总统的随行人员，还包括由数架波音747飞机满载的数百名记者、内阁部长、白宫助手和其他政府官员。这次访问于6月25日在著名的兵马俑故乡古都西安开始，最后于7月3日在象征中国充满潜力和未来的香港结束，随后，“空军一号”飞机返回了华盛顿，克林顿同夫人希拉里和女儿切尔西一起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美国报纸积极评价克林顿的中国之行，各报普遍认为，克林顿对中国的九天访问在国内影响和对外政策方面对两位领导人都是有益的，帮助他们提高了在各自国家的形象。江泽民向世人展示了他作为一名“自信的权力继承人和高水平的政治家”的形象。江泽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成了邓小平去世后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一位能与克林顿这样的人平起平坐的政治家。如何评价此次克林顿访华，中美双方是否达到了各自的目的，世界舆论倾向于从用外交胜利的典型标志――签署的条约和达成的协定来衡量。
――美中首脑会谈在战略导弹互不瞄准对方和不扩散导弹技术等问题上取得成果。在这次首脑会谈中，两位领导人宣布：中美两国同意美中两国互不把各自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中国表示要积极研究参加限制有关导弹技术出口的问题。这从中国的一贯立场来看是对美国作出了让步。然而，中国收到的效果也是重大的，这就是让人强烈感到中国正在履行作为拥有核武器国家的责任。
――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总统表明了这样的意见：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台湾加入联合国。对中国方面来说，这是重大成果。
――在中国恢复政府级别的人权对话、包括联合海上演习在内的军事交流等问题上，中国方面同意了美国方面的建议。
――中国同意美国检查其出口给中国的高技术的“终极用途”，两国同意为确保任何一方不拥有生物武器而进行正式检查，中国同意为全面禁止杀伤性地雷而努力。
――关于南亚局势问题，两位领导人保证共同阻止该地区的“核升级”，并促进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和解，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等。
――两国还签订了价值30亿美元的合同（1997年10月江泽民访美时签订了价值42亿多美元的合同）。
――双方决定，美国将帮助中国发展住房市场、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险等。
――双方政府决定今年9月在北京举行一次双边会议，目的是促进贸易和美国企业在中国能源方面的投资。
――美国商务部长将在1999年初访问中国，以促进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
――中国和美国将重新开始1994年中断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对话，大部分分析家都认为，这是总统成功的访问，其影响可能比初步想象的更为深刻。
两国领导人未能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包括美国一些公司将美国的空间技术非法转让给中国，北京不愿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拆除贸易壁垒，以及中国继续拒绝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
如果从这些记录来衡量，这次首脑会谈突出表明，中美两国已就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这些全球范围的问题采取了协调行动，可以认为中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美两国由于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的历史性和解而建立了关系，当时中美的主要政治敌人是前苏联。当中国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和里根确立了所谓的“务实关系”。冷战结束和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美关系起初是冷落，后来是漂泊不定。
有人认为这段时期所表现的动摇，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不透明时代的产物。在美国有些人看来，中国是苏联解体后能够向美国的一极控制进行挑战的惟一超级大国，“中国威胁论”曾经在美国一度风行。而在中国看来，美国则是把欧美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惟一超级大国。由于李登辉访美以及1996年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局势，中美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然而即便如此，两国的经济关系仍然在发展。199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首次超过对日本的逆差。克林顿政府将人权问题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在经济方面，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市场是美国国家利益之所在。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投资和市场对于维持自己的高速增长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冷战结束后亚洲的安全保障来说，中国的建设性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如果不用签署的条约和达成的协定来衡量，而是以中国更加开放来评价克林顿访华，可能有另外的意义。首先，两国领导人至少成为有一定信任度的朋友。他们或许是国际政治中一对最奇特的对手，或者说最奇特的朋友，分别来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共产党大国。在中国的九天里，他们谈论共同喜欢的电影，共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就政治哲学思想进行辩论，客气地发表不同见解，又为他们的分歧开怀。在政治实践的舞台上，江泽民给了克林顿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让他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直接向中国人民发表谈话。新闻媒介对这件事的充分报道使“新中国”的形象首次深入美国千家万户。克林顿不是个新手，他当了六年总统，遭遇过各种外交和新闻攻击，是一个有天赋的演说家。他同江泽民主席进行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的辩论，是没有加以编辑的实况转播。
克林顿同江泽民的辩论不能与1959年尼克松副总统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争论他们对立的制度及其武器“厨房”的辩论相提并论。那是冷战时期的辩论，更准确地说，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表态。而克林顿和江泽民远远不是挥舞手中的武器，而是在宣布双方把核导弹的攻击目标不再对准对方达成协议之后进行辩论的。克林顿表现了老练的美国政治斗争的技巧，如同几天以后在上海同公民举行圆桌会谈，在上海电台直播室作嘉宾回答听众热线电话那样，他发表清晰明确的讲话，通常谈的是人权，向中国广大民众大力宣扬自由。同时，当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形象闪现在中国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支持江泽民主席实行改革。
这次记者招待会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寻常的一天。美国官员和专家赞扬江泽民主席对美国在人权方面的批评表现了一种乐于讨论的意愿。几天之后，6月29日，克林顿在上海向中国的年轻人展示了美国式的“电视民主”，这在中国是一个新事物。白宫官员说，克林顿和江泽民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讲究实际的关系。他们两人在极为敏感的问题，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政治犯问题上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但是，最后他们开怀大笑，并热烈握手。
中国表现出来的开放态度，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开放的态度意味着中国可以在非常广泛的问题上同美国对话，而且完全有可能与美国成为朋友，当然是“建设性战略伙伴”意义上的朋友。这样的开放态度也向美国表明，不必恐惧崛起的中国龙，中国这个“敌人”无非是美国政党为了国内政治需要而制造并夸大出来的。毫无疑问克林顿受到了考验。他明确地表达出他的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目标，而不是到中国去为第三季度争取生产定单。
随着中美共同努力建立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经济对话可以沿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了，政治对话也进入了新阶段。虽然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不一定会立即显现出来，中美两国在制定政策时，现在已常常能够考虑对方的战略意图，从这个意义来说，两国的战略关系将会得到加强。友好关系不是一种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损的游戏。加强中美合作，就是加速中国的开放、法制、自由和民主的最好方式。克林顿总统在西安说过这样一段话：要使美国和中国成为“对世界的将来负有特别责任的两个大国”。
对于中国来说，为了谋求经济发展需要使国有企业、金融和政府机构等三大改革取得成功。要使改革取得成功，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而且最重要的是与超级大国――美国建立稳定的关系。美国的经济合作与技术合作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起支撑作用，而是起保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