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梦回故苑八百春！太液水云皆典故(1)
第一节 元明清龙兴之地中南海几朝御苑
938年，辽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作为四个陪都之一，奠定了成为国都的基础。忽必烈即位后，郝经正式提出都燕的主张，理由是“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明代的紫禁城，这座帝王宫阙，现今保存得十分完整，至今屹立在北京城中心，巍峨壮丽，千姿百态，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它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作，堪称是世界建筑的瑰宝。
金世宗迁都燕京
当年，北京的先民们沿着黄土高坡向东迁移，越过峰峦起伏的太行山，蓦然发现了宽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于是便在其北端聚居生息起来。这里西北两面为连绵的崇山峻岭，东临渤海，南面则是可供农耕的开阔富庶的平原，具有温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由永定河、潮白河等构成发达的海河水系。山川环卫，形势雄伟，水甘土厚，物产丰富，的确是栖息生存的好地方。
传说在黄帝时代，黄帝部落就在涿鹿建立了都邑，黄帝的第三代继承者颛顼曾到“幽陵”祭祀。“幽陵”即幽州，是北京城的最早名称。从史书的记载中，可以得到比较确定的历史，2200多年前，即为战国时代燕国的国都蓟城。从前226年秦始皇灭燕，到唐末的1100多年间，蓟城虽降为幽州，但一直是北方中国区域性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并逐步发展为军事和交通的重镇。
938年，辽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作为四个陪都之一，奠定了成为国都的基础。
金天德三年（1151）三月，完颜亮下诏，以上京僻在一隅，令尚书右丞张浩、燕京留守刘！等仿北宋汴京宫室制度、城市规模及格局，扩建燕京（今北京）。次年，又下诏，决定迁都燕京。
为杜绝朝臣中为官不做事的弊端，完颜亮下诏，凡朝官中有称病不治事者，尚书省则令监察御史与太医一同前往诊治探视，若属作假者则一律处罚，直至治罪。
金贞元元年（1153），完颜亮正式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建大兴府；以汴京（今河南开封）为南京，以中京为北京。完颜亮迁都至燕京后，又调整朝臣官职，以司徒单恭为太保、领三省事，平章政事萧裕为右丞相兼中书令，右丞张浩、左丞张通古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张中孚为左丞，萧玉为右丞，枢密副使完颜昂为枢密使，工部尚书仆散师恭为枢密副使。
迁都燕京，使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极有利于金帝摆脱守旧势力的束缚和影响，推进改革的进行，尤其是对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以及金朝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燕京成为与南宋对峙的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
时间荏苒，光阴飞逝百年。统一中国的元朝统治者于1272年2月，终于将北京定为京都，从此北京跨入了它漫长历史中最辉煌的序章，由此开始，北京连续640余年成为元、明、清三代的都城，成为举世闻名的伟大城市。
但是，元、明定都北京的过程并不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举世闻名元大都
1215年，蒙古军占领金中都，改中都为燕京。将金朝府库所积，全部运往漠北。城市遭到很大破坏。
蒙古占领之初，燕京的秩序很不稳定，官吏残暴，盗贼充斥，使臣征索百端，燕民甚以为苦。太宗时，虽曾用耶律楚材的建议，一度使秩序有所好转，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忽必烈开府漠南时，燕京的地位开始有了变化的转机。潜邸的儒臣们鼓动忽必烈将治理的重点转入中原，甚至一些蒙古贵族将领也支持这一主张。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就主张以燕京为大汗驻跸之所（《元史？霸突鲁传》）。忽必烈即位后，郝经正式提出都燕的主张，理由是“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郝经《便宜新政》）。
在与阿里不哥争夺天下的斗争中，燕京起了重要作用。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曾企图将燕京作为他们控制汉地的据点，派遣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还在燕京周围地区大肆扩兵，准备阻挡忽必烈回军。忽必烈在当年年底赶回燕京，消除了阿里不哥的势力，控制了这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稳定了汉地的形势。忽必烈在燕京住了几个月，作了必要的布置和准备，1260年春，前往开平，纠集自己的拥护者举行了忽里勒台，建立了与阿里不哥对峙的大蒙古国政权，兄弟间爆发了争夺汗位的战争。忽必烈依靠汉人臣僚、汉军和部分蒙古贵族将领的支持，以燕地丰富的物质资源为后盾，战胜了阿里不哥，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为了控制漠北，他不能放弃开平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为了控制汉地，他同样也不能忽视燕京的作用。于是他把中央行政机构设在开平，在燕京设行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改开平为上都，而以燕京为陪都。第二年（至元元年，1264），在中书省臣的要求下，改燕京为中都。
忽必烈即位后，改变了太祖至蒙哥时期以漠北为统治中心的治国方针，开始逐步按汉制制定和完善官制，并大力经营都城。至元四年（1267），在中都东北建立新城。至元八年（1271），大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第二年（1272），命中都新城名为大都，于是大都成为京师，而上都降为陪都。统治中心的南移引起了部分守旧派贵族的不满，他们遣使责问说：“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忽必烈并未动摇，他遣使向他们解释，大都的建设仍旧按部就班地进行。
同上都一样，大都新城的建设也是逐步进行的。中统元年，“建两京殿宇，始置司以备工役”，所置祗应局，下设油漆局、书局、销金局、裱褙局等。二年，置修内司，“掌修建宫殿及大都造作等事”，下设大、小木局、泥厦局、车局、妆钉局、铜局、竹作局、绳局等；中统四年，色目人亦黑迭儿丁建议修治琼华岛。至元元年，又在修葺故宫建筑的基础上，决定大规模建设新宫殿。
当时，最先修建的是广寒殿。它是在金朝离宫广寒殿的废墟上建造的。第二年（至元二年），命工匠制作了巨大的酒瓮――渎山大玉海，置于广寒殿。以此为起点，琼华岛上的工程陆续展开。
在重建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工程的同时，忽必烈也着手准备相地另建新城。新城址选定在旧城东北。参与设计、建造的除刘秉忠外，尚有赵秉温、张柔、张宏略、段桢，蒙古人野速不花，渤海人高和色目人亦黑迭儿丁。河北曲阳石工杨琼对大都的兴建也作出了贡献。他家世代为石工。他本人从小就学习雕石工艺，能“自出新意，人莫能及”。他奉诏参与大都兴建工程，负责管理石匠。城郭宫殿的许多石雕，都出自他手，灵星门内金水河上的三座石桥（周桥），就是由他设计建造的。
至元四年正月丁未（1267年2月14日），新城正式破土动工。十三年（1276）完成，历时近10年。二十年（1283），城内的修建工程基本完成，元政府将旧城的衙门、商铺和税务机关迁入新城。二十一年（1284），建立了管理大都的机构留守司和大都路总管府。二十二年（1285），制定了旧城居民迁入新城的规定（《元史？世祖纪十三》），大规模的搬迁工作开始。
大都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围长约28600米。明营建北京城时，北墙南移，因此，大都城的北墙和东西墙的北段，均被废弃。现在，德胜门外尚保留有元代北墙的部分遗址。东、西两城的南段与明清两代北京城东、西墙一致，南墙约在今长安街南侧。城墙用夯土筑成，夯土中用“永定柱”（竖柱）和？木（横木）加固，基部宽24米，城墙的基宽与高和顶宽的比例是3：2：1.
全城共设十一门，东、西、南各三，而北面有二。东三门为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俗称广熙门）、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三门是文明门（今东单南，又称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朱彝尊《日下旧闻录》）。后世把崇文门也称作哈达门，实则崇文门在哈达门址之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城门（今西单南）；西三门是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学院路西端，俗称小西门）。十一门象征哪吒三头六臂两足：南三门为三头，东、西六门为六臂，北二门为两足。这可能是设计者刘秉忠的主意。刘秉忠既为僧，也崇道，还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三戊六壬遁甲之属”（《元史？刘秉忠传》），由他作出这种设计安排是很自然的。蒙古贵族对各种学说、各种思想能兼收并蓄，忽必烈对这一设计也是容易接受的。
大都城四角各有角楼，城外有护城河。
大都全城规则整齐，井然有序。它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城市中央的中心阁。中心阁西15步，有一座“方幅一亩”的中心台，台正南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四字，这就是大都城的中心所在。“在城市设计和建造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确的标志，这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举”。
中心阁在今北京城内鼓楼以北。中心阁和中心台之西就是当时的鼓楼，也叫齐政楼。鼓楼上有壶漏、鼓、角。壶漏是计时的仪器，钟鼓为报时的工具。
大都的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全城的街道都有统一的标准，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贵族、功臣主要住西城。当达官贵人们占据了合适的地方住定之后，才允许普通百姓作室。
元朝中央的统治机构中书省在丽正门内，千步廊东。枢密院在皇城东侧。御史台在文明门内、皇城以东不远的地方。
大都的管理机构大都路总管府和负责大都治安的警巡院，在全城中央，中心阁之东。全城有50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全城有两个商业区――市，一个在皇城之北，钟鼓楼周围地区；一个在皇城之西，紧靠海子的斜街。
大都的水道分为两个系统，一条是金水河，为宫苑用水。一条是高梁河、海子、通惠河，为漕运系统。城内还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南北主干大街两旁的排水渠，是用石条砌成的阴渠，宽1米，深1.65米，有的地方覆盖有石条。其排水方向则与城市自北向南的地形坡度一致。
大都的皇城在城市的中央地区。它的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
皇城三面临水，南面有门称灵星，它南与丽正门相对。两门间是宫廷广场。广场两侧有长约700步的千步廊。
将宫廷广场置于皇城南而不是沿袭前此广场在宫城正门之南的布局，在建筑设计上是一大突破，它加强了从大都城正门到宫门正门之间在建筑上的层次和序列，从而使宫阙的布置更加突出，门禁更加森严。
皇城北墙东北段和东墙外有通惠河，西墙和北墙西段为金水河。金水河在西墙南端入皇城，在灵星门北数十步，河上有石桥三座，称周桥。桥身雕有龙凤祥云，桥周遍植杨柳。
皇城内围绕着中心太液池有三大建筑群：宫城、隆福宫和兴圣宫，以外还有御苑。
宫城在皇城的东部，呈长方形，有南三、东西北各一共六门。南门正中者为崇天，左为星拱，右为云从；东门为东华，西门为西华，北门为厚载。宫城东、西墙与今故宫东、西墙相近。北墙当今北海少年宫前。
宫城内的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北面以延春阁为主。大明殿、延春阁与紧靠延春阁的清宁宫，成一直线，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
大明殿又称长朝殿，建成于至元十年（1273），是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大明殿内，设有“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座”（柯九思《宫词》）。元朝与历代不同的是凡遇大典，帝后同登御榻，接受朝拜。这是蒙古族的传统，元代的皇后可以参与政事的处理。皇帝死后，常常由皇后暂理朝政。
御榻前，陈列着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酒瓮和乐器。在宫殿中陈列酒瓮，也是元朝特有的规矩，除大明殿外，其它宫殿也有，如广寒殿的渎山大玉海。
大明殿后为延春阁，阁下称延春堂，是举行佛、道等宗教仪式和宴会的地方。大明殿和延春阁的后面都有寝殿。延春阁后为清宁宫。宫城后墙的厚载门上也有高阁，其上可表演歌舞。
宫城北为御苑，种植花木，以供观赏；还有用以劝农的“熟地”。
宫城西为玉液池。池中满栽芙蓉，有龙船可供游戏。池中有两小岛，南者为瀛洲，即今团城的所在，上有仪天殿，也称圆殿。北面者为琼华，至元八年改称万岁山。山上有大都城建设最早的广寒殿。
太液池西有两组大的建筑群，南面者为隆福宫，北面者为兴圣宫。隆福宫为皇太子的居处，也称太子宫或东宫。主要建筑是天光殿。后来，因皇太后居此，遂改名隆福。兴圣宫的主要建筑是兴圣殿。殿后有延华阁，东、西鹿殿，畏吾儿殿和其它附属建筑。兴圣宫内有专门收藏图书的奎章阁（后更名为宣文阁）。
元代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结构是以汉族传统为主的，但同时也吸收了我国各兄弟民族在建筑方面的一些特点，在技术、结构、材料以及建筑装饰方面都有一些创造。
新城建成后，原来的燕京城就被称为旧城。因为新城在北，故新城也称北城，旧城则称南城。大多数居民迁入新城，旧城逐渐衰落。但南城有许多名胜古迹，是游览的好地方。故大都居民岁时游观，仍以旧城为盛。大都西郊外，有著名的风景区西山。
朱棣思念“龙兴之地”
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应天府登上了帝位。在全国形势大体稳定之后，立即开始准备迁都北平。明初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的分离，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弊病。朱棣本身兴起于北平，他深知，倘若不将全国政治中心北移，北平的军事优势必然会造成新的军事势力，像他一样威胁中央的安全。
其实，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考虑建都北平的问题。《长安客话》载：“皇祖既克元都，置北平布政司，亲策问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比南京何如？’翰林修撰鲍频谓：‘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南京兴王之地，不必改图。’遂都南京。”鲍频所谓北平“地气已尽”，显然没有什么道理，但江淮为朱元璋军事力量之集中地区，确实是明初定都南京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北方军事活动的不断加强，北平越来越显示出它对于全国的重要地位，所以一直到朱元璋晚年仍在考虑迁都北京的问题。他说：“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而且当时太子刚死，太祖心情颓沮，迁都之意遂罢。所以，明成祖迁都北京，只不过是继承了朱元璋的遗愿。
仔细考察起来，永乐帝迁都北平是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需要；既有国家的要求，也有朱棣个人的利害；既有社会的动因，亦有客观自然环境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第一，封建社会后期，全国民族斗争、民族融合和军事形势的大趋势，以及明代军事斗争的特殊环境，决定北京成为最理想的政治中心。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代建都与民族融合的大趋势都有关系。汉代定都长安，一则因关中富庶；二则因西北地区匈奴、突厥民族强悍所致。所以，到了唐代，虽然经济中心仍然在关中，但已开始向江淮转移，仍以长安为都城，称西京；而以洛阳为陪都，称东京。唐代以后，契丹、女真、蒙古相继崛起，民族斗争和民族大融合的重点，明显地转移到北方和东北方，特别是以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为中心。于是辽代以南京为陪都，金代以燕为中都，元代以燕为大都。从汉族的传统观念讲，都城定在北京是偏于北方，且远离经济中心，而就全国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而言，则是整个中华民族走向最后全面统一的必然趋势。北方民族建都燕地，固然与其草原、山林根据地有关。汉族政权，在北方民族不断崛起的情况下，不考虑控扼广大的北方地区，也很难保全自己的势力。所以，永乐迁都，乃是民族斗争形势之必然。后来，永乐帝屡度阴山，扫除蒙古残余势力，而有明一代与蒙古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这种事实本身证明，迁都的决定是正确的。
第二，与北平“金汤之固”的地理形胜有关。
北平背靠燕山，南瞰中原，左环沧海，右依太行，一向称为易守难攻之地。北平周围由西南而东北，有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山海关等要隘，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保障京师安全。再从全国地理环境而论，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曾概括北京形势说：“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这种大风水观，即使用现代地理理论分析，亦不无道理。北京南控中原、北制朔漠，出山海关控制东北大平原。在中华大地上，在上古、中古或各为方国，或言华夏，自然以黄河为中枢。而当整个中华民族大汇合、大交融的形势到来之后，幽燕之地，成为民族融合的枢纽，也形成统帅全国的枢纽，就愈显示出其巨大的地理优势。
第三，明代迁都北京有历史因果关系。
唐代以前，幽燕一向称为边塞之地。自五代以来，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辽、金、元三代经营，已使燕京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城市，在这里聚集过大量的文化人才和政治人才。北京自辽以来，在全国的地位不断递升，使它取得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是一个都城所必备的条件。北京最大的缺点，就是距当时的经济中心太远，物资比较贫乏。然而，东北地区，自唐代建渤海国开始，又经辽、金、元三代的开发，早已成为富庶的农业区；山后诸州的渔盐之利，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它的经济缺陷。特别是著名大运河的修通和海运的大兴，使这一地区得到河海漕运之便。所以，历史的发展，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促使北京继续承担统领全国的重任。
第四，与朱棣本人的早期活动和“靖难功臣”们的心态和强烈要求有关。
朱棣起自北平，其巨大的影响和军事实力，自然在北方。建文帝从幼生活在南京，并在南京继位，有一定势力。朱棣夺位后，虽然当时仍以南京为都，但对他的夺位之举，受到南京不少遗臣的非议，也有死党妄图卷土重来。与南京比较，北平曾是自己的根据地，有大批的嫡系和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更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另外，朱棣登位后，朝廷重臣自然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大多是北平三卫的宿将和靖难功臣。封丘福为淇国公，朱能为成国公，张武等13人为侯，徐祥等11人为伯。这些人多是原北平都司属下将校，尤以燕山三护卫将校为主。这些文臣宿将，久居燕地，跟随燕王多次出征蒙古有功，在燕地多有恒产定业，又有妻儿亲朋，不愿搬到南京，因而当然支持迁都北平。所以，当朱棣提出迁都的意见，很快得到这些人的竭力支持和拥护。他们说北平是“龙兴之地”，或说是燕王的发祥之地，都城自然应该回到“龙兴之地”。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永乐帝迁都北平，已成必行之事。所以，朱棣登基仅5个月后，便接受礼部尚书李至刚的建议，决定南都北迁。
迁都的准备工作
虽然说北平具备作为都城的种种条件，但明朝在南京建都已30多年，迁都毕竟是一件涉及全国的大事，确非易举。所以，成祖朱棣在与他的谋臣们正式宣布迁都前，作了各种精心准备。
首先，提高北平的政治地位，作为升为正式首都的前奏。永乐元年初，诏以北平改称北京，设北京留守行后军督府、行部、国子监，改北平府为应天府。三月，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于保定。这样，就改变了北平仅是重要军镇的地位和性质，加强了政治功能。
其次，恢复幽燕的经济，充实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劳动力。自元末以前，北方战争频仍，灾害不断，使这一地区田园荒芜，人烟稀少，经济凋敝。明朝建国后，这里又是进一步扫清蒙古残余势力、进军大漠的前哨阵地。长期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虽然早在洪武年间，徐达等通过垦荒、屯田，力图恢复北平经济，但不久又“靖难”起兵，使该地区重被战火，所以经济恢复一直比较缓慢，这种状况与都城的需要很不相称。为解决这个问题，朱棣采取的主要办法是，一移民充实劳动力；二减租赈灾，尽量给予北平地区以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
938年，辽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作为四个陪都之一，奠定了成为国都的基础。忽必烈即位后，郝经正式提出都燕的主张，理由是“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明代的紫禁城，这座帝王宫阙，现今保存得十分完整，至今屹立在北京城中心，巍峨壮丽，千姿百态，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它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作，堪称是世界建筑的瑰宝。
金世宗迁都燕京
当年，北京的先民们沿着黄土高坡向东迁移，越过峰峦起伏的太行山，蓦然发现了宽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于是便在其北端聚居生息起来。这里西北两面为连绵的崇山峻岭，东临渤海，南面则是可供农耕的开阔富庶的平原，具有温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由永定河、潮白河等构成发达的海河水系。山川环卫，形势雄伟，水甘土厚，物产丰富，的确是栖息生存的好地方。
传说在黄帝时代，黄帝部落就在涿鹿建立了都邑，黄帝的第三代继承者颛顼曾到“幽陵”祭祀。“幽陵”即幽州，是北京城的最早名称。从史书的记载中，可以得到比较确定的历史，2200多年前，即为战国时代燕国的国都蓟城。从前226年秦始皇灭燕，到唐末的1100多年间，蓟城虽降为幽州，但一直是北方中国区域性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并逐步发展为军事和交通的重镇。
938年，辽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作为四个陪都之一，奠定了成为国都的基础。
金天德三年（1151）三月，完颜亮下诏，以上京僻在一隅，令尚书右丞张浩、燕京留守刘！等仿北宋汴京宫室制度、城市规模及格局，扩建燕京（今北京）。次年，又下诏，决定迁都燕京。
为杜绝朝臣中为官不做事的弊端，完颜亮下诏，凡朝官中有称病不治事者，尚书省则令监察御史与太医一同前往诊治探视，若属作假者则一律处罚，直至治罪。
金贞元元年（1153），完颜亮正式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建大兴府；以汴京（今河南开封）为南京，以中京为北京。完颜亮迁都至燕京后，又调整朝臣官职，以司徒单恭为太保、领三省事，平章政事萧裕为右丞相兼中书令，右丞张浩、左丞张通古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张中孚为左丞，萧玉为右丞，枢密副使完颜昂为枢密使，工部尚书仆散师恭为枢密副使。
迁都燕京，使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极有利于金帝摆脱守旧势力的束缚和影响，推进改革的进行，尤其是对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以及金朝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燕京成为与南宋对峙的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
时间荏苒，光阴飞逝百年。统一中国的元朝统治者于1272年2月，终于将北京定为京都，从此北京跨入了它漫长历史中最辉煌的序章，由此开始，北京连续640余年成为元、明、清三代的都城，成为举世闻名的伟大城市。
但是，元、明定都北京的过程并不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举世闻名元大都
1215年，蒙古军占领金中都，改中都为燕京。将金朝府库所积，全部运往漠北。城市遭到很大破坏。
蒙古占领之初，燕京的秩序很不稳定，官吏残暴，盗贼充斥，使臣征索百端，燕民甚以为苦。太宗时，虽曾用耶律楚材的建议，一度使秩序有所好转，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忽必烈开府漠南时，燕京的地位开始有了变化的转机。潜邸的儒臣们鼓动忽必烈将治理的重点转入中原，甚至一些蒙古贵族将领也支持这一主张。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就主张以燕京为大汗驻跸之所（《元史？霸突鲁传》）。忽必烈即位后，郝经正式提出都燕的主张，理由是“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郝经《便宜新政》）。
在与阿里不哥争夺天下的斗争中，燕京起了重要作用。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曾企图将燕京作为他们控制汉地的据点，派遣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还在燕京周围地区大肆扩兵，准备阻挡忽必烈回军。忽必烈在当年年底赶回燕京，消除了阿里不哥的势力，控制了这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稳定了汉地的形势。忽必烈在燕京住了几个月，作了必要的布置和准备，1260年春，前往开平，纠集自己的拥护者举行了忽里勒台，建立了与阿里不哥对峙的大蒙古国政权，兄弟间爆发了争夺汗位的战争。忽必烈依靠汉人臣僚、汉军和部分蒙古贵族将领的支持，以燕地丰富的物质资源为后盾，战胜了阿里不哥，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为了控制漠北，他不能放弃开平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为了控制汉地，他同样也不能忽视燕京的作用。于是他把中央行政机构设在开平，在燕京设行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改开平为上都，而以燕京为陪都。第二年（至元元年，1264），在中书省臣的要求下，改燕京为中都。
忽必烈即位后，改变了太祖至蒙哥时期以漠北为统治中心的治国方针，开始逐步按汉制制定和完善官制，并大力经营都城。至元四年（1267），在中都东北建立新城。至元八年（1271），大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第二年（1272），命中都新城名为大都，于是大都成为京师，而上都降为陪都。统治中心的南移引起了部分守旧派贵族的不满，他们遣使责问说：“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忽必烈并未动摇，他遣使向他们解释，大都的建设仍旧按部就班地进行。
同上都一样，大都新城的建设也是逐步进行的。中统元年，“建两京殿宇，始置司以备工役”，所置祗应局，下设油漆局、书局、销金局、裱褙局等。二年，置修内司，“掌修建宫殿及大都造作等事”，下设大、小木局、泥厦局、车局、妆钉局、铜局、竹作局、绳局等；中统四年，色目人亦黑迭儿丁建议修治琼华岛。至元元年，又在修葺故宫建筑的基础上，决定大规模建设新宫殿。
当时，最先修建的是广寒殿。它是在金朝离宫广寒殿的废墟上建造的。第二年（至元二年），命工匠制作了巨大的酒瓮――渎山大玉海，置于广寒殿。以此为起点，琼华岛上的工程陆续展开。
在重建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工程的同时，忽必烈也着手准备相地另建新城。新城址选定在旧城东北。参与设计、建造的除刘秉忠外，尚有赵秉温、张柔、张宏略、段桢，蒙古人野速不花，渤海人高和色目人亦黑迭儿丁。河北曲阳石工杨琼对大都的兴建也作出了贡献。他家世代为石工。他本人从小就学习雕石工艺，能“自出新意，人莫能及”。他奉诏参与大都兴建工程，负责管理石匠。城郭宫殿的许多石雕，都出自他手，灵星门内金水河上的三座石桥（周桥），就是由他设计建造的。
至元四年正月丁未（1267年2月14日），新城正式破土动工。十三年（1276）完成，历时近10年。二十年（1283），城内的修建工程基本完成，元政府将旧城的衙门、商铺和税务机关迁入新城。二十一年（1284），建立了管理大都的机构留守司和大都路总管府。二十二年（1285），制定了旧城居民迁入新城的规定（《元史？世祖纪十三》），大规模的搬迁工作开始。
大都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围长约28600米。明营建北京城时，北墙南移，因此，大都城的北墙和东西墙的北段，均被废弃。现在，德胜门外尚保留有元代北墙的部分遗址。东、西两城的南段与明清两代北京城东、西墙一致，南墙约在今长安街南侧。城墙用夯土筑成，夯土中用“永定柱”（竖柱）和？木（横木）加固，基部宽24米，城墙的基宽与高和顶宽的比例是3：2：1.
全城共设十一门，东、西、南各三，而北面有二。东三门为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俗称广熙门）、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三门是文明门（今东单南，又称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朱彝尊《日下旧闻录》）。后世把崇文门也称作哈达门，实则崇文门在哈达门址之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城门（今西单南）；西三门是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学院路西端，俗称小西门）。十一门象征哪吒三头六臂两足：南三门为三头，东、西六门为六臂，北二门为两足。这可能是设计者刘秉忠的主意。刘秉忠既为僧，也崇道，还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三戊六壬遁甲之属”（《元史？刘秉忠传》），由他作出这种设计安排是很自然的。蒙古贵族对各种学说、各种思想能兼收并蓄，忽必烈对这一设计也是容易接受的。
大都城四角各有角楼，城外有护城河。
大都全城规则整齐，井然有序。它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城市中央的中心阁。中心阁西15步，有一座“方幅一亩”的中心台，台正南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四字，这就是大都城的中心所在。“在城市设计和建造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确的标志，这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举”。
中心阁在今北京城内鼓楼以北。中心阁和中心台之西就是当时的鼓楼，也叫齐政楼。鼓楼上有壶漏、鼓、角。壶漏是计时的仪器，钟鼓为报时的工具。
大都的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全城的街道都有统一的标准，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贵族、功臣主要住西城。当达官贵人们占据了合适的地方住定之后，才允许普通百姓作室。
元朝中央的统治机构中书省在丽正门内，千步廊东。枢密院在皇城东侧。御史台在文明门内、皇城以东不远的地方。
大都的管理机构大都路总管府和负责大都治安的警巡院，在全城中央，中心阁之东。全城有50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全城有两个商业区――市，一个在皇城之北，钟鼓楼周围地区；一个在皇城之西，紧靠海子的斜街。
大都的水道分为两个系统，一条是金水河，为宫苑用水。一条是高梁河、海子、通惠河，为漕运系统。城内还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南北主干大街两旁的排水渠，是用石条砌成的阴渠，宽1米，深1.65米，有的地方覆盖有石条。其排水方向则与城市自北向南的地形坡度一致。
大都的皇城在城市的中央地区。它的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
皇城三面临水，南面有门称灵星，它南与丽正门相对。两门间是宫廷广场。广场两侧有长约700步的千步廊。
将宫廷广场置于皇城南而不是沿袭前此广场在宫城正门之南的布局，在建筑设计上是一大突破，它加强了从大都城正门到宫门正门之间在建筑上的层次和序列，从而使宫阙的布置更加突出，门禁更加森严。
皇城北墙东北段和东墙外有通惠河，西墙和北墙西段为金水河。金水河在西墙南端入皇城，在灵星门北数十步，河上有石桥三座，称周桥。桥身雕有龙凤祥云，桥周遍植杨柳。
皇城内围绕着中心太液池有三大建筑群：宫城、隆福宫和兴圣宫，以外还有御苑。
宫城在皇城的东部，呈长方形，有南三、东西北各一共六门。南门正中者为崇天，左为星拱，右为云从；东门为东华，西门为西华，北门为厚载。宫城东、西墙与今故宫东、西墙相近。北墙当今北海少年宫前。
宫城内的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北面以延春阁为主。大明殿、延春阁与紧靠延春阁的清宁宫，成一直线，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
大明殿又称长朝殿，建成于至元十年（1273），是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大明殿内，设有“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座”（柯九思《宫词》）。元朝与历代不同的是凡遇大典，帝后同登御榻，接受朝拜。这是蒙古族的传统，元代的皇后可以参与政事的处理。皇帝死后，常常由皇后暂理朝政。
御榻前，陈列着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酒瓮和乐器。在宫殿中陈列酒瓮，也是元朝特有的规矩，除大明殿外，其它宫殿也有，如广寒殿的渎山大玉海。
大明殿后为延春阁，阁下称延春堂，是举行佛、道等宗教仪式和宴会的地方。大明殿和延春阁的后面都有寝殿。延春阁后为清宁宫。宫城后墙的厚载门上也有高阁，其上可表演歌舞。
宫城北为御苑，种植花木，以供观赏；还有用以劝农的“熟地”。
宫城西为玉液池。池中满栽芙蓉，有龙船可供游戏。池中有两小岛，南者为瀛洲，即今团城的所在，上有仪天殿，也称圆殿。北面者为琼华，至元八年改称万岁山。山上有大都城建设最早的广寒殿。
太液池西有两组大的建筑群，南面者为隆福宫，北面者为兴圣宫。隆福宫为皇太子的居处，也称太子宫或东宫。主要建筑是天光殿。后来，因皇太后居此，遂改名隆福。兴圣宫的主要建筑是兴圣殿。殿后有延华阁，东、西鹿殿，畏吾儿殿和其它附属建筑。兴圣宫内有专门收藏图书的奎章阁（后更名为宣文阁）。
元代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结构是以汉族传统为主的，但同时也吸收了我国各兄弟民族在建筑方面的一些特点，在技术、结构、材料以及建筑装饰方面都有一些创造。
新城建成后，原来的燕京城就被称为旧城。因为新城在北，故新城也称北城，旧城则称南城。大多数居民迁入新城，旧城逐渐衰落。但南城有许多名胜古迹，是游览的好地方。故大都居民岁时游观，仍以旧城为盛。大都西郊外，有著名的风景区西山。
朱棣思念“龙兴之地”
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应天府登上了帝位。在全国形势大体稳定之后，立即开始准备迁都北平。明初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的分离，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弊病。朱棣本身兴起于北平，他深知，倘若不将全国政治中心北移，北平的军事优势必然会造成新的军事势力，像他一样威胁中央的安全。
其实，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考虑建都北平的问题。《长安客话》载：“皇祖既克元都，置北平布政司，亲策问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比南京何如？’翰林修撰鲍频谓：‘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南京兴王之地，不必改图。’遂都南京。”鲍频所谓北平“地气已尽”，显然没有什么道理，但江淮为朱元璋军事力量之集中地区，确实是明初定都南京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北方军事活动的不断加强，北平越来越显示出它对于全国的重要地位，所以一直到朱元璋晚年仍在考虑迁都北京的问题。他说：“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而且当时太子刚死，太祖心情颓沮，迁都之意遂罢。所以，明成祖迁都北京，只不过是继承了朱元璋的遗愿。
仔细考察起来，永乐帝迁都北平是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需要；既有国家的要求，也有朱棣个人的利害；既有社会的动因，亦有客观自然环境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第一，封建社会后期，全国民族斗争、民族融合和军事形势的大趋势，以及明代军事斗争的特殊环境，决定北京成为最理想的政治中心。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代建都与民族融合的大趋势都有关系。汉代定都长安，一则因关中富庶；二则因西北地区匈奴、突厥民族强悍所致。所以，到了唐代，虽然经济中心仍然在关中，但已开始向江淮转移，仍以长安为都城，称西京；而以洛阳为陪都，称东京。唐代以后，契丹、女真、蒙古相继崛起，民族斗争和民族大融合的重点，明显地转移到北方和东北方，特别是以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为中心。于是辽代以南京为陪都，金代以燕为中都，元代以燕为大都。从汉族的传统观念讲，都城定在北京是偏于北方，且远离经济中心，而就全国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而言，则是整个中华民族走向最后全面统一的必然趋势。北方民族建都燕地，固然与其草原、山林根据地有关。汉族政权，在北方民族不断崛起的情况下，不考虑控扼广大的北方地区，也很难保全自己的势力。所以，永乐迁都，乃是民族斗争形势之必然。后来，永乐帝屡度阴山，扫除蒙古残余势力，而有明一代与蒙古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这种事实本身证明，迁都的决定是正确的。
第二，与北平“金汤之固”的地理形胜有关。
北平背靠燕山，南瞰中原，左环沧海，右依太行，一向称为易守难攻之地。北平周围由西南而东北，有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山海关等要隘，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保障京师安全。再从全国地理环境而论，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曾概括北京形势说：“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这种大风水观，即使用现代地理理论分析，亦不无道理。北京南控中原、北制朔漠，出山海关控制东北大平原。在中华大地上，在上古、中古或各为方国，或言华夏，自然以黄河为中枢。而当整个中华民族大汇合、大交融的形势到来之后，幽燕之地，成为民族融合的枢纽，也形成统帅全国的枢纽，就愈显示出其巨大的地理优势。
第三，明代迁都北京有历史因果关系。
唐代以前，幽燕一向称为边塞之地。自五代以来，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辽、金、元三代经营，已使燕京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城市，在这里聚集过大量的文化人才和政治人才。北京自辽以来，在全国的地位不断递升，使它取得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是一个都城所必备的条件。北京最大的缺点，就是距当时的经济中心太远，物资比较贫乏。然而，东北地区，自唐代建渤海国开始，又经辽、金、元三代的开发，早已成为富庶的农业区；山后诸州的渔盐之利，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它的经济缺陷。特别是著名大运河的修通和海运的大兴，使这一地区得到河海漕运之便。所以，历史的发展，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促使北京继续承担统领全国的重任。
第四，与朱棣本人的早期活动和“靖难功臣”们的心态和强烈要求有关。
朱棣起自北平，其巨大的影响和军事实力，自然在北方。建文帝从幼生活在南京，并在南京继位，有一定势力。朱棣夺位后，虽然当时仍以南京为都，但对他的夺位之举，受到南京不少遗臣的非议，也有死党妄图卷土重来。与南京比较，北平曾是自己的根据地，有大批的嫡系和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更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另外，朱棣登位后，朝廷重臣自然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大多是北平三卫的宿将和靖难功臣。封丘福为淇国公，朱能为成国公，张武等13人为侯，徐祥等11人为伯。这些人多是原北平都司属下将校，尤以燕山三护卫将校为主。这些文臣宿将，久居燕地，跟随燕王多次出征蒙古有功，在燕地多有恒产定业，又有妻儿亲朋，不愿搬到南京，因而当然支持迁都北平。所以，当朱棣提出迁都的意见，很快得到这些人的竭力支持和拥护。他们说北平是“龙兴之地”，或说是燕王的发祥之地，都城自然应该回到“龙兴之地”。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永乐帝迁都北平，已成必行之事。所以，朱棣登基仅5个月后，便接受礼部尚书李至刚的建议，决定南都北迁。
迁都的准备工作
虽然说北平具备作为都城的种种条件，但明朝在南京建都已30多年，迁都毕竟是一件涉及全国的大事，确非易举。所以，成祖朱棣在与他的谋臣们正式宣布迁都前，作了各种精心准备。
首先，提高北平的政治地位，作为升为正式首都的前奏。永乐元年初，诏以北平改称北京，设北京留守行后军督府、行部、国子监，改北平府为应天府。三月，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于保定。这样，就改变了北平仅是重要军镇的地位和性质，加强了政治功能。
其次，恢复幽燕的经济，充实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劳动力。自元末以前，北方战争频仍，灾害不断，使这一地区田园荒芜，人烟稀少，经济凋敝。明朝建国后，这里又是进一步扫清蒙古残余势力、进军大漠的前哨阵地。长期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虽然早在洪武年间，徐达等通过垦荒、屯田，力图恢复北平经济，但不久又“靖难”起兵，使该地区重被战火，所以经济恢复一直比较缓慢，这种状况与都城的需要很不相称。为解决这个问题，朱棣采取的主要办法是，一移民充实劳动力；二减租赈灾，尽量给予北平地区以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