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北平方式和平路！握手言和中南海(1)
第一节 “中兴功臣”意求和遣女密电共产党
一个阴云密布的天气，傅作义在张家口宣布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职。美国人吃惊，向国内报告说：“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毛泽东已有一盘好棋成竹在胸，蒋介石也打着如意算盘。蒋介石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招毒计：偷袭石家庄，直捣西柏坡。
不择吉日赴大任，无力无勇辞“厚礼”
1947年的岁末，国民党头号人物蒋介石颁下了一道出人意料的手令：“保定、张垣两绥靖公署，即行裁撤。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特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山西、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5省军队，统归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节制指挥。”
“总司令”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头衔，让人垂涎盈尺的宝座。但在华北战局越来越黯淡的情势下，蒋介石为何偏偏倚重傅作义，而不用近在咫尺且资历声望都在傅之上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太原绥署主任阎锡山以及原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呢？
李宗仁虽身居高位，但手中没有桂系主力部队，无所施展，且在如何对付共产党问题上与蒋介石存有异议。
阎锡山一直稳坐太原，经营山西，反共坚决，但几度向外发展均告失败，难以统顾大局。孙连仲在任职期间无所建树，反而丧师失地，险象重重，人心震动。他知难而退，主动建议由傅作义主持华北全局。
傅作义出当大任，乃是水到渠成的安排。他以坚守涿州、长城抗战而名震天下，在国共之战中又脱颖而出，克集宁，占张家口，被称为“中兴功臣”，在绥远“政绩斐然”。
当然，傅作义自己心里最清楚，蒋介石任命他当总司令，绝非对他的信任、器重，而迫于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才不得已把整个华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这个非嫡系但有实力的将军。他明知“总司令”是个搁在火山口的纸糊的高位，却无力去挣脱，也没有勇气推掉蒋介石的这份“礼物”。
12月5日，一个阴云密布的天气，傅作义在张家口宣布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职。没有中外记者采访，没有礼炮锣鼓声，没有阅兵游行，就职仪式再简单不过了。
本来，“华北剿总”的辖区还包括山西在内。傅作义因为阎锡山是他的老上司，不好发号施令，所以他力持谦退，职权行使一律不涉及山西。这样，阎锡山的太原绥署颇为独特地改名为“国防部太原指挥所”。
作为华北4省2市和60万大军之主，理应把总部设在北平，设在一个体面气派的地方。可是傅作义把总部留在张家口20多天，迟迟不肯迁往北平。在蒋介石再三电催下，他才于12月26日把总部挪到了北平。这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不想冒险，不想赔尽老本，另一方面又觉得已经拴在国民党的战车上，就只好听天由命，走一程看一程了。
但傅作义没有去城内，他把总部办公的地方选在了当年日本人在北平西郊修建的一所普通楼房里。据说，傅作义有个选择原则：无论是军政机关还是家属区，都要避开闹市。当时的北平内城为文化住宅区，前门以外的南城为工商业区，北平西郊为日本人开辟的“新市区”，北平人称之为“新北京”。傅曾对人说过他选定总部办公地点的理由，一是谢绝各种应酬，避免牵扯到若干纠纷之中，聚精会神于作战指挥；二是免得共产党渗透，保守军事机密；三是大都市里鱼龙混杂，官兵难免受到各种不良感染，腐蚀士气军风。
在人事安排方面，傅作义慎之又慎，颇费心计。他在绥察时，选用干部有个“三方”比例原则，即傅作义部队所属训练校所的毕业生为一方，长期随同作战的行伍干部为一方，国民党军校毕业生和外来干部为一方。各方人员大体都占三分之一，但师、旅级干部大多出自傅的老部下和相同资格的行伍。通常升调营一级干部都要由他亲自来决定，别人只能有考核、建议之权限。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职后，统辖的地盘大了，指挥的军队多了，用人的标准和考虑就不能与以前一样，必须兼顾到方方面面。
正是出于协和方面的考虑，傅作义以张垣、保定两个绥署为基础，组建“华北剿总”司令部。在副总司令的名单上，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原保定绥署副主任上官云相和宋肯堂、原张垣绥署副主任冯钦哉、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原北平行辕副主任吴奇伟、天津警备总司令马法五以及后来从山西调来的郭宗汾。参谋长一职由李世杰担任，因为他原是察哈尔省军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5期，还上过国民党的陆军大学，既是老部下，又便于同国民党军中的老派新派打交道。原张垣绥署秘书长、他的亲信王克俊为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银行华北分行主任郑道儒充当秘书长，这是为了加强与国民党中央财经部门的联系的需要。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调职后，傅作义委派他的老同学，曾在晋绥抗战中表现突出的福建籍的陈长捷继任。
在省、市政权方面，察、绥两省已在傅作义的直接控制之下，热河省主席也当了副总司令，现就剩下河北省了。由于孙连仲辞去了河北省主席的职务，省政府改组，傅作义保举河北籍的楚溪春继任，新任省委及厅长均系河北知名之士。当时，楚在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手下当总参议和沈阳警备司令，与傅作义同是保定军校第5期的毕业生，并在抗战中并肩作战。而陈诚在保定军校第8期当学员时，楚恰好在陈的中队当队长，算是陈的教师。至于平、津两市的行政首长，因为暂时还有李宗仁当北平行辕主任，傅作义不便也不想去插手。
对辖区内的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傅作义虽然要求蒋介石充分授权，但实际上多限于行使作战指挥权，对高级将领没有更换过。
他的这种人事安排，让人觉得他在干实事，用人唯贤，不分地域，一视同仁，而不是利用职权，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不论旧部属、新袍泽，都愿服从他领导，为他效力。
作为总司令，傅作义最为关注的还要说是华北战局的情势。为掌握第一手情况，他带着少数随员，冒着严寒，跑天津，去涿县，上唐山，下保定……哪儿有部队，哪儿就有他的声音，就有他的脚印。
他给部属打气，他自己却感到底气不足起来。沿途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感到肩上担子具有怎样的分量，同时也隐约地预感到等待自己的将是由于大势所趋，个人力所不及而可能招致的难以收拾的局面。
涞水惨败做殉葬，总司令辞职起风波
1948年初，毛泽东指挥的解放军，在南线驰骋作战，完成了战略展开，在北线频繁反攻，收复了大片失地，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部署。
国民党蒋介石为解放军空前规模的攻势所震惊，连续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坚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命令说：
“对东北方面，持久消耗、打击匪军，使其战力不能成长；对华北方面，采取主动攻势，使东北、华北之匪陷于孤悬分离，截断其补给；在华中方面，为固我作战重心，首以建立封锁，阻止匪军继续扩大窜扰。”
根据这一决策，傅作义一面大量扩编保安团队，用其代替正规部队守备重要城镇和交通干线，一面把自己的嫡系部队第35军等部7个师，由张家口地区调到北平附近，并把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正规部队，编组成平绥、平汉和津浦3个机动兵团，用以对付解放军正规部队，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新战法，以确保对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的控制。
傅作义在作战室里精心运筹，想打个胜仗壮壮声威，一改孙连仲时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他在等待、寻觅机会……
1948年1月，蒋介石召傅作义到沈阳参加军事会议，研究对付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的策略。奉蒋之命，“华北剿总”集中暂编第3军和蒋介石嫡系第16军、第94军，由孙兰峰、李文指挥南下保定，寻求解放军主力作战，并以第35军为机动力量，随时准备支援，其目的是为了配合东北战场作战。
当孙、李统领3个军到达保定以北的北河店、固城一带时，天气已晚，遂安营休息。不料，半夜枪声大作，暂3军一部遭到了解放军袭击，损失约1个营的兵力。战斗持续到黎明，孙、李正准备集中主力决战时，解放军却主动撤走，不知去向。他们判断为解放军主力向南撤退而继续南进，殊不知解放军已回师北上涞水、高碑店地区。
傅作义接到华北解放军主力在保定以北地区活动的报告后，认为“以主力对主力”作战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便命令他的王牌军第35军军长鲁英麟，率领这支机动部队，迅速赶往保北涞水、高碑店一带，其余部队在保定迎战解放军。
鲁英麟不敢怠慢，立即率领新32师沿平汉铁路南下，并电令101师从定兴北上，会同新32师驰援涞水守军。
1月11日晚，求胜心切的新32师进驻高碑店。次日一早，大队人马直奔涞水。但此时天不作美，浓雾弥漫，十几米之外便看不清道路，汽车只好开灯行驶。一路上，不时遭到解放军的袭击，鲁英麟判为小股共军所为，不以为然，继续率部前进。当到达拒马河边时，鲁英麟下令停止前进，并在桥头堡附近的几间草屋内设立临时指挥所。他深知解放军作战一向神出鬼没，怕河对岸有埋伏，遂派新32师师长李铭鼎率2个团过河探路。他的预感还真准，新32师刚一过桥，就同解放军一部交上了火。但是，当发现交手的解放军仅有1个营兵力时，李铭鼎便狂妄起来，指挥部队猛追且战且退的解放军，恨不得一口吃掉这个营。傍晚时分，李铭鼎率部进驻一个名叫庄町的村子里。
夜幕降临以后，鲁英麟深怕过河部队遭袭击，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地位。于是，他用电话命令李铭鼎率部撤回拒马河以东，准备明日再战。可李铭鼎自以为兵多装备好，战斗发展顺利，不同意后撤。鲁英麟虽然感到解放军有诱歼的可能，但附近尚未发现解放军大部队，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听任新32师2个团在庄町村宿营。
庄町村不大，一下子来了几千名官兵和上百辆汽车，顿时拥挤不堪。入夜后，解放军分散游击，一会儿这里打几枪，一会儿那里放一炮，搅得李铭鼎心烦意乱，一夜不得安宁。天快亮时，突然枪声大作，村内人喊马嘶，一个参谋慌慌张张地跑进师部报告说：解放军大部队已把村子围起来了！
原来，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第9旅早已在拒马河一带布下了陷阱，而纵队主力星夜兼程，从涞水城外赶到庄町，准备围歼傅作义的王牌军。
李铭鼎听到报告后，顿时感到情况不妙，急忙呼叫军部，要求鲁英麟派兵火速增援，同时命令所部迅速突围。
此时的鲁英麟已自身难保，因为他的军部也同时受到解放军的攻击，阵势大乱。留在拒马河以东担负保护军部的新32师1个团仓促迎战，战力不支，纷纷逃遁。鲁英麟在混乱中找了匹好马，带领少数随从人员，快马加鞭脱离了战场，奔向高碑店去了。
新32师师部及2个团拼命顽抗，几次突围均遭失败。13日上午9时许，师长李铭鼎纠集残部再次突围，但解放军里三层外三层，就是冲不出去。在激战中，李铭鼎被击毙，两个团长段吉祥身负重伤，安立道下落不明，新32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
从定兴乘汽车北上的第35军101师，得知新32师在庄町村被围后，急忙前往增援。但该师刚过拒马河，就遭到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第2纵队的阻击，一个营长被击毙，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向高洛、吴村一带。
傅作义闻悉第35军主力在涞水城东拒马河一带遭到解放军围攻后，立即电令在满城、易县地区担负搜索任务的暂编第3军（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率部驰援，命令第35军暂编17师从北平郊区南下增援。两路援军在途中都遭到解放军的阻击、拦击，进展缓慢，暂编第3军在定兴附近与溃退的101师相遇，暂编17师则被阻在高碑店附近的松林店。
逃到高碑店的鲁英麟，由于丧师辱命，情绪十分低落。他不吃不喝，也不睡觉，只是在屋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有时坐在椅子上发呆，有时玩弄着手枪，嘴上还念叨着：“总司令起家的35军，断送在我手上了！”
13日晚，鲁英麟接到傅作义让他率部返回北平的电话后，连忙将该军残部收容起来。第二天一早，他无精打采地站在车站的月台上，看到部属个个垂头丧气，联想到此番南下作战损兵折将，处处被动挨打，不禁长叹了一口气。他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对不起总司令，精神完全崩溃了。他趁随从人员不注意的一刹那，像个疯子似地躲进一节空车厢里，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前胸连开两枪。当参谋、侍卫们跑进车厢时，鲁英麟已经躺在血泊之中了。
第35军主力在涞水惨败，少将师长李铭鼎阵亡，中将军长鲁英麟自杀，对傅作义真是沉重的一击，在傅部各军中也产生了很大震动。傅作义自带兵以来，军师长自杀、阵亡还是第一次。再加上鲁英麟是他在保定军校同期同学，抗战时期的参谋长，他闻讯后一连几天无心办公，大发脾气，还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过几次。
涞水一役，使傅作义明显感到自己的部队已被牢牢地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并成了殉葬品。自己被召到东北开会，自己的主力部队又被指派南犯，结果受到重创。据报，暂编第3军一部在保定以北姚村镇附近受到解放军攻击时，激战一夜，左翼相距仅1公里的“中央军”第16军竟按兵不动，连个火力支援都没有，致使自己的部队孤军奋战，损失约1个营的兵力。当第35军主力在涞水苦战时，“中央军”第94军、第16军都不积极行动，在旁边作“壁上观”。
其实，傅作义从就任总司令的那一天起，就有受人利用、受人掣肘、受人牵制的感觉。只不过，随着事态的发展，他的这种感觉更加重了，使他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无法容忍。
“华北剿总”的战斗序列中有4个兵团，其中3个兵团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对这3个兵团，傅作义只有指挥权而没有人事、后勤、补给等权。就是指挥权的行使，也时常受到限制，没有真正的实权。
蒋介石虽然当众面谕“中央军”各将领切实接受傅总司令的节制指挥，并派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到各军驻地传达此项命令，但暗中又让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到北平传口谕说：“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继承）教师的。”
陈继承在国民党军中有很大影响，黄埔军校成立时便在该校工作，后任教育长，与国民党军将校关系很密切，此时又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他利用“中央军”各部有关人事调动、兵员补充、物资补给等事宜由其转承上报的机会，从多方牵制傅作义的指挥权，自恃是蒋介石所派的“监军”。
傅作义不愿意受人牵制，不愿意做蒋介石的殉葬人，不愿意做图有虚名的总司令。
蒋傅矛盾终于爆发了。
1948年2月，傅作义主持召开“华北剿总”的会议，研究军事工作问题。
他说：“作为总司令，我有权调遣和使用整个战斗序列的部队。”
这个纯属常识性的问题一提出，使不少与会将领有点发愣，很不理解。难道总司令无权调动部队，还是总司令在开玩笑？不了解真相的将领，怎会知道总司令的苦衷和此时此刻的心情？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提出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不料想，还真有人敢拆总司令的台。傅作义的话音刚一落，陈继承就公然表示反对。他说“对‘中央军’的调动必须通过我，像青年军208师这样的部队，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使用。另外，总部直属部队的行动，我也有权过问。”
陈继承说这话时，指手画脚，骄横跋扈，根本不把总司令放在眼里。对于他的做法，连“中央军”的李文、石觉等高级将领都感到有些过分，很不自在。
显然，傅作义对陈继承的态度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权力枉加限制，更不能允许副总司令凌驾于总司令之上。他当即以严肃的口气对陈继承说：
“我是总司令，有权指挥任何部队，不需要副总司令来过问，也用不着监督！”
他说话时很激动，本来泛红的脸膛一下子变得发紫了。
陈继承岂肯让步，提高噪门说：
“只要我在位一天，就不会放弃自己的职权！”
一个阴云密布的天气，傅作义在张家口宣布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职。美国人吃惊，向国内报告说：“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毛泽东已有一盘好棋成竹在胸，蒋介石也打着如意算盘。蒋介石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招毒计：偷袭石家庄，直捣西柏坡。
不择吉日赴大任，无力无勇辞“厚礼”
1947年的岁末，国民党头号人物蒋介石颁下了一道出人意料的手令：“保定、张垣两绥靖公署，即行裁撤。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特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山西、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5省军队，统归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节制指挥。”
“总司令”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头衔，让人垂涎盈尺的宝座。但在华北战局越来越黯淡的情势下，蒋介石为何偏偏倚重傅作义，而不用近在咫尺且资历声望都在傅之上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太原绥署主任阎锡山以及原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呢？
李宗仁虽身居高位，但手中没有桂系主力部队，无所施展，且在如何对付共产党问题上与蒋介石存有异议。
阎锡山一直稳坐太原，经营山西，反共坚决，但几度向外发展均告失败，难以统顾大局。孙连仲在任职期间无所建树，反而丧师失地，险象重重，人心震动。他知难而退，主动建议由傅作义主持华北全局。
傅作义出当大任，乃是水到渠成的安排。他以坚守涿州、长城抗战而名震天下，在国共之战中又脱颖而出，克集宁，占张家口，被称为“中兴功臣”，在绥远“政绩斐然”。
当然，傅作义自己心里最清楚，蒋介石任命他当总司令，绝非对他的信任、器重，而迫于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才不得已把整个华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这个非嫡系但有实力的将军。他明知“总司令”是个搁在火山口的纸糊的高位，却无力去挣脱，也没有勇气推掉蒋介石的这份“礼物”。
12月5日，一个阴云密布的天气，傅作义在张家口宣布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职。没有中外记者采访，没有礼炮锣鼓声，没有阅兵游行，就职仪式再简单不过了。
本来，“华北剿总”的辖区还包括山西在内。傅作义因为阎锡山是他的老上司，不好发号施令，所以他力持谦退，职权行使一律不涉及山西。这样，阎锡山的太原绥署颇为独特地改名为“国防部太原指挥所”。
作为华北4省2市和60万大军之主，理应把总部设在北平，设在一个体面气派的地方。可是傅作义把总部留在张家口20多天，迟迟不肯迁往北平。在蒋介石再三电催下，他才于12月26日把总部挪到了北平。这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不想冒险，不想赔尽老本，另一方面又觉得已经拴在国民党的战车上，就只好听天由命，走一程看一程了。
但傅作义没有去城内，他把总部办公的地方选在了当年日本人在北平西郊修建的一所普通楼房里。据说，傅作义有个选择原则：无论是军政机关还是家属区，都要避开闹市。当时的北平内城为文化住宅区，前门以外的南城为工商业区，北平西郊为日本人开辟的“新市区”，北平人称之为“新北京”。傅曾对人说过他选定总部办公地点的理由，一是谢绝各种应酬，避免牵扯到若干纠纷之中，聚精会神于作战指挥；二是免得共产党渗透，保守军事机密；三是大都市里鱼龙混杂，官兵难免受到各种不良感染，腐蚀士气军风。
在人事安排方面，傅作义慎之又慎，颇费心计。他在绥察时，选用干部有个“三方”比例原则，即傅作义部队所属训练校所的毕业生为一方，长期随同作战的行伍干部为一方，国民党军校毕业生和外来干部为一方。各方人员大体都占三分之一，但师、旅级干部大多出自傅的老部下和相同资格的行伍。通常升调营一级干部都要由他亲自来决定，别人只能有考核、建议之权限。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职后，统辖的地盘大了，指挥的军队多了，用人的标准和考虑就不能与以前一样，必须兼顾到方方面面。
正是出于协和方面的考虑，傅作义以张垣、保定两个绥署为基础，组建“华北剿总”司令部。在副总司令的名单上，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原保定绥署副主任上官云相和宋肯堂、原张垣绥署副主任冯钦哉、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原北平行辕副主任吴奇伟、天津警备总司令马法五以及后来从山西调来的郭宗汾。参谋长一职由李世杰担任，因为他原是察哈尔省军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5期，还上过国民党的陆军大学，既是老部下，又便于同国民党军中的老派新派打交道。原张垣绥署秘书长、他的亲信王克俊为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银行华北分行主任郑道儒充当秘书长，这是为了加强与国民党中央财经部门的联系的需要。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调职后，傅作义委派他的老同学，曾在晋绥抗战中表现突出的福建籍的陈长捷继任。
在省、市政权方面，察、绥两省已在傅作义的直接控制之下，热河省主席也当了副总司令，现就剩下河北省了。由于孙连仲辞去了河北省主席的职务，省政府改组，傅作义保举河北籍的楚溪春继任，新任省委及厅长均系河北知名之士。当时，楚在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手下当总参议和沈阳警备司令，与傅作义同是保定军校第5期的毕业生，并在抗战中并肩作战。而陈诚在保定军校第8期当学员时，楚恰好在陈的中队当队长，算是陈的教师。至于平、津两市的行政首长，因为暂时还有李宗仁当北平行辕主任，傅作义不便也不想去插手。
对辖区内的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傅作义虽然要求蒋介石充分授权，但实际上多限于行使作战指挥权，对高级将领没有更换过。
他的这种人事安排，让人觉得他在干实事，用人唯贤，不分地域，一视同仁，而不是利用职权，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不论旧部属、新袍泽，都愿服从他领导，为他效力。
作为总司令，傅作义最为关注的还要说是华北战局的情势。为掌握第一手情况，他带着少数随员，冒着严寒，跑天津，去涿县，上唐山，下保定……哪儿有部队，哪儿就有他的声音，就有他的脚印。
他给部属打气，他自己却感到底气不足起来。沿途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感到肩上担子具有怎样的分量，同时也隐约地预感到等待自己的将是由于大势所趋，个人力所不及而可能招致的难以收拾的局面。
涞水惨败做殉葬，总司令辞职起风波
1948年初，毛泽东指挥的解放军，在南线驰骋作战，完成了战略展开，在北线频繁反攻，收复了大片失地，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部署。
国民党蒋介石为解放军空前规模的攻势所震惊，连续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坚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命令说：
“对东北方面，持久消耗、打击匪军，使其战力不能成长；对华北方面，采取主动攻势，使东北、华北之匪陷于孤悬分离，截断其补给；在华中方面，为固我作战重心，首以建立封锁，阻止匪军继续扩大窜扰。”
根据这一决策，傅作义一面大量扩编保安团队，用其代替正规部队守备重要城镇和交通干线，一面把自己的嫡系部队第35军等部7个师，由张家口地区调到北平附近，并把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正规部队，编组成平绥、平汉和津浦3个机动兵团，用以对付解放军正规部队，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新战法，以确保对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的控制。
傅作义在作战室里精心运筹，想打个胜仗壮壮声威，一改孙连仲时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他在等待、寻觅机会……
1948年1月，蒋介石召傅作义到沈阳参加军事会议，研究对付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的策略。奉蒋之命，“华北剿总”集中暂编第3军和蒋介石嫡系第16军、第94军，由孙兰峰、李文指挥南下保定，寻求解放军主力作战，并以第35军为机动力量，随时准备支援，其目的是为了配合东北战场作战。
当孙、李统领3个军到达保定以北的北河店、固城一带时，天气已晚，遂安营休息。不料，半夜枪声大作，暂3军一部遭到了解放军袭击，损失约1个营的兵力。战斗持续到黎明，孙、李正准备集中主力决战时，解放军却主动撤走，不知去向。他们判断为解放军主力向南撤退而继续南进，殊不知解放军已回师北上涞水、高碑店地区。
傅作义接到华北解放军主力在保定以北地区活动的报告后，认为“以主力对主力”作战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便命令他的王牌军第35军军长鲁英麟，率领这支机动部队，迅速赶往保北涞水、高碑店一带，其余部队在保定迎战解放军。
鲁英麟不敢怠慢，立即率领新32师沿平汉铁路南下，并电令101师从定兴北上，会同新32师驰援涞水守军。
1月11日晚，求胜心切的新32师进驻高碑店。次日一早，大队人马直奔涞水。但此时天不作美，浓雾弥漫，十几米之外便看不清道路，汽车只好开灯行驶。一路上，不时遭到解放军的袭击，鲁英麟判为小股共军所为，不以为然，继续率部前进。当到达拒马河边时，鲁英麟下令停止前进，并在桥头堡附近的几间草屋内设立临时指挥所。他深知解放军作战一向神出鬼没，怕河对岸有埋伏，遂派新32师师长李铭鼎率2个团过河探路。他的预感还真准，新32师刚一过桥，就同解放军一部交上了火。但是，当发现交手的解放军仅有1个营兵力时，李铭鼎便狂妄起来，指挥部队猛追且战且退的解放军，恨不得一口吃掉这个营。傍晚时分，李铭鼎率部进驻一个名叫庄町的村子里。
夜幕降临以后，鲁英麟深怕过河部队遭袭击，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地位。于是，他用电话命令李铭鼎率部撤回拒马河以东，准备明日再战。可李铭鼎自以为兵多装备好，战斗发展顺利，不同意后撤。鲁英麟虽然感到解放军有诱歼的可能，但附近尚未发现解放军大部队，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听任新32师2个团在庄町村宿营。
庄町村不大，一下子来了几千名官兵和上百辆汽车，顿时拥挤不堪。入夜后，解放军分散游击，一会儿这里打几枪，一会儿那里放一炮，搅得李铭鼎心烦意乱，一夜不得安宁。天快亮时，突然枪声大作，村内人喊马嘶，一个参谋慌慌张张地跑进师部报告说：解放军大部队已把村子围起来了！
原来，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第9旅早已在拒马河一带布下了陷阱，而纵队主力星夜兼程，从涞水城外赶到庄町，准备围歼傅作义的王牌军。
李铭鼎听到报告后，顿时感到情况不妙，急忙呼叫军部，要求鲁英麟派兵火速增援，同时命令所部迅速突围。
此时的鲁英麟已自身难保，因为他的军部也同时受到解放军的攻击，阵势大乱。留在拒马河以东担负保护军部的新32师1个团仓促迎战，战力不支，纷纷逃遁。鲁英麟在混乱中找了匹好马，带领少数随从人员，快马加鞭脱离了战场，奔向高碑店去了。
新32师师部及2个团拼命顽抗，几次突围均遭失败。13日上午9时许，师长李铭鼎纠集残部再次突围，但解放军里三层外三层，就是冲不出去。在激战中，李铭鼎被击毙，两个团长段吉祥身负重伤，安立道下落不明，新32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
从定兴乘汽车北上的第35军101师，得知新32师在庄町村被围后，急忙前往增援。但该师刚过拒马河，就遭到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第2纵队的阻击，一个营长被击毙，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向高洛、吴村一带。
傅作义闻悉第35军主力在涞水城东拒马河一带遭到解放军围攻后，立即电令在满城、易县地区担负搜索任务的暂编第3军（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率部驰援，命令第35军暂编17师从北平郊区南下增援。两路援军在途中都遭到解放军的阻击、拦击，进展缓慢，暂编第3军在定兴附近与溃退的101师相遇，暂编17师则被阻在高碑店附近的松林店。
逃到高碑店的鲁英麟，由于丧师辱命，情绪十分低落。他不吃不喝，也不睡觉，只是在屋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有时坐在椅子上发呆，有时玩弄着手枪，嘴上还念叨着：“总司令起家的35军，断送在我手上了！”
13日晚，鲁英麟接到傅作义让他率部返回北平的电话后，连忙将该军残部收容起来。第二天一早，他无精打采地站在车站的月台上，看到部属个个垂头丧气，联想到此番南下作战损兵折将，处处被动挨打，不禁长叹了一口气。他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对不起总司令，精神完全崩溃了。他趁随从人员不注意的一刹那，像个疯子似地躲进一节空车厢里，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前胸连开两枪。当参谋、侍卫们跑进车厢时，鲁英麟已经躺在血泊之中了。
第35军主力在涞水惨败，少将师长李铭鼎阵亡，中将军长鲁英麟自杀，对傅作义真是沉重的一击，在傅部各军中也产生了很大震动。傅作义自带兵以来，军师长自杀、阵亡还是第一次。再加上鲁英麟是他在保定军校同期同学，抗战时期的参谋长，他闻讯后一连几天无心办公，大发脾气，还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过几次。
涞水一役，使傅作义明显感到自己的部队已被牢牢地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并成了殉葬品。自己被召到东北开会，自己的主力部队又被指派南犯，结果受到重创。据报，暂编第3军一部在保定以北姚村镇附近受到解放军攻击时，激战一夜，左翼相距仅1公里的“中央军”第16军竟按兵不动，连个火力支援都没有，致使自己的部队孤军奋战，损失约1个营的兵力。当第35军主力在涞水苦战时，“中央军”第94军、第16军都不积极行动，在旁边作“壁上观”。
其实，傅作义从就任总司令的那一天起，就有受人利用、受人掣肘、受人牵制的感觉。只不过，随着事态的发展，他的这种感觉更加重了，使他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无法容忍。
“华北剿总”的战斗序列中有4个兵团，其中3个兵团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对这3个兵团，傅作义只有指挥权而没有人事、后勤、补给等权。就是指挥权的行使，也时常受到限制，没有真正的实权。
蒋介石虽然当众面谕“中央军”各将领切实接受傅总司令的节制指挥，并派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到各军驻地传达此项命令，但暗中又让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到北平传口谕说：“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继承）教师的。”
陈继承在国民党军中有很大影响，黄埔军校成立时便在该校工作，后任教育长，与国民党军将校关系很密切，此时又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他利用“中央军”各部有关人事调动、兵员补充、物资补给等事宜由其转承上报的机会，从多方牵制傅作义的指挥权，自恃是蒋介石所派的“监军”。
傅作义不愿意受人牵制，不愿意做蒋介石的殉葬人，不愿意做图有虚名的总司令。
蒋傅矛盾终于爆发了。
1948年2月，傅作义主持召开“华北剿总”的会议，研究军事工作问题。
他说：“作为总司令，我有权调遣和使用整个战斗序列的部队。”
这个纯属常识性的问题一提出，使不少与会将领有点发愣，很不理解。难道总司令无权调动部队，还是总司令在开玩笑？不了解真相的将领，怎会知道总司令的苦衷和此时此刻的心情？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提出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不料想，还真有人敢拆总司令的台。傅作义的话音刚一落，陈继承就公然表示反对。他说“对‘中央军’的调动必须通过我，像青年军208师这样的部队，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使用。另外，总部直属部队的行动，我也有权过问。”
陈继承说这话时，指手画脚，骄横跋扈，根本不把总司令放在眼里。对于他的做法，连“中央军”的李文、石觉等高级将领都感到有些过分，很不自在。
显然，傅作义对陈继承的态度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权力枉加限制，更不能允许副总司令凌驾于总司令之上。他当即以严肃的口气对陈继承说：
“我是总司令，有权指挥任何部队，不需要副总司令来过问，也用不着监督！”
他说话时很激动，本来泛红的脸膛一下子变得发紫了。
陈继承岂肯让步，提高噪门说：
“只要我在位一天，就不会放弃自己的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