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北平方式和平路！握手言和中南海(2)
两人各持己见，你一言我一语，会场变成了吵架场。傅作义气得浑身哆嗦，头涨心痛，但他明白这家伙是不好惹的，有靠山，有背景，再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傅作义把手一挥，宣布休会。
军事会议不欢而散。
傅作义越想越生气，这个总司令当得太窝囊了。他气愤地对身边几个亲信说：“想靠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来捆缚我的手脚，我是不干的！”
他有些后悔，当初就不应该出任这个总司令，就不应该进北平。他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辞职。
蒋介石自然不准，复电竭力慰勉挽留。
第2份辞职报告又递上去了。
蒋介石还是没当一回事。
紧接着，第3份辞职报告又来了。这时，蒋介石才感到问题的严重，觉得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了。他向傅作义表示：“你若能推荐一个像你一样的人才，作为你的替代，可以接受辞呈。”
傅作义当即回答说：“陈继承可以。他已经掌握了军事、人事、警备、舆论等各方面的大权，完全可以胜任有余。”
原来，傅作义连续3次请辞是陈继承一手造成的。蒋介石心里很矛盾，舍弃谁，都对自己不利。但从全国战局特别是华北地区情势来看，还只能靠傅作义这种人支撑局面。为了缓和矛盾，平定傅作义的情绪，蒋介石不得不撤掉陈继承。
这是反复思考、权衡利弊后的决定。蒋介石致电傅作义表示安抚，并让傅作义推荐人选，接替陈继承的职务。
傅作义也不客气，立即提名第16军副军长周体仁出任北平警备总司令，以示自己是出于“公心”，并无排斥“中央军”之意。蒋介石下令批准，风波才告平息。
这只是表面的、暂时的。
傅作义从此在内心里对蒋介石越来越失望，对“中央军”越来越存有戒心。他处处提防着蒋介石，并设法减少自己身边的羁绊。
在陈继承调离“华北剿总”后，傅作义又以坚决的态度，迫使蒋介石撤换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局长、军统特务马汉三和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温崇信等人，削弱了国民党在北平的特务势力。
1948年6月，蒋介石拟派亲信张彝鼎为“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遭到傅作义的婉言谢绝。蒋介石旋即又委派另一亲信赵仲容为政工处长，傅作义再次表示拒绝。为了防备蒋介石再派人来进行监视，傅作义主动电请蒋介石任命他的秘书长王克俊为政工处长。蒋介石明知傅作义在搞鬼，但有口难辩，只好默认这一既成事实。
7月5日，大批东北流亡学生涌入北平，得不到妥善安置，市参议会建议“集中军训”，实为变相抓兵，引起东北学生结队到市参议会大楼前请愿，砸了参议会的牌子。参议长许惠东不顾傅作义再三强调不许打人、不许携带枪支维持秩序的命令，擅自串通由青年军208师扩编的87军，对请愿学生进行武力镇压，结果造成学生死伤44人的流血事件。“七五惨案”激起北平市民的义愤，全国各地学生、各界群众也展开罢课、罢市等抗议活动。傅作义看问题闹大了，只好亲自出面接见学生代表，主动承担责任，指定专人做好善后工作，采取措施安置东北学生的衣食、求学问题，并答应惩办肇事者。
与此同时，傅作义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引咎辞职。蒋介石了解情况后，知道这起事件和学生的抗议活动是由87军和一些特务引起的，遂复电表示慰留，并同意傅作义采取必要措施。傅作义趁机把过分嚣张的“中央军”87军调离北平，派往唐山。
“七五惨案”对傅作义的震动很大，他痛心地说：“我是个军人，不懂政治，后方闹得这样糟，前方的仗怎么会打好？”
由于军事上连连失利，政治上不得民心，经济上重重困难，东北、华北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勒紧绞索拖援兵，偷袭未成蚀尽米
1948年7月，战争进入第3年。
国共双方经过整两年的厮杀，胜负虽还未见最后分晓，但胜利女神的光辉，已明显照向共产党、解放军方面。
此时，国共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1946年的3.4：1缩小为1.3：1，正规军对比为1.32：1.
国民党正规军在一线的兵力共174万人，被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战场上，其中大部分担负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的守备任务，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已寥寥无几。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上也陷入空前危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财政状况日益恶化，物价飞涨，货币大幅度贬值，地方实力派酝酿反蒋倒蒋，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副总统李宗仁竭力逼蒋下野……
美国人吃惊，向国内报告说：“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
蒋介石沮丧，向将领们哀叹道：“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
对国共双方来说，战争第3年都是最关键的一年。
双方都在召开会议，研究战况，商讨大计，部署行动。
8月3日至6日，国民党统帅部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该会作出决议：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同时组成若干个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的机动作战兵团，使解放军对主要城市“啃不烂”，对机动兵团“吃不掉”而陷于被动。这一重点防御战略，要“于东北在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在东北地区，“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达到钳制东北、华北解放军，屏障黄河以南之作战的目的。
9月8日至13日，共产党统帅部在河北召开政治局会议。该会提出了战略任务：建设一枝500万的军队，从1946年7月算起，总共用大约5年的时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会议还决定战争第3年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计划歼敌正规军115个旅（师）左右，并要求各野战军敢于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敢于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
一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已迫在眉睫。
从1948年9月起，解放军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西北战场上，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秋季攻势。
在东北、此时的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55万兵马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地区，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以钳制东北解放军于关外，并相机打通北宁路，若形势不利即撤往关内。而解放军已有100余万人，并解放了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还控制着95%的铁路线。
毛泽东看准了，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军力和经济力均已超过国民党，东北战局在全国5大战场中对解放军最有利，于是决定把战略决战的突破口选在东北，决心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予以各个歼灭。
在东北决战之前，毛泽东的方针是把卫立煌集团就地歼灭在东北境内，不使其撤入关内，同时坚决防止傅作义集团从华北出关作战。为了顺利解决东北问题，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首先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关闭进出东北的大门，同时决定华北野战军主力出击冀东、察绥，钳制傅作义集团，策应东北野战军的作战。
当时，蒋介石的方针是稳定东北，巩固华北。他曾一度考虑放弃沈阳、长春，打通北宁线，将卫立煌集团撤往锦州，进而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但怕这样做政治影响恶劣，不利于巩固华北，所以最后决定固守东北。为了确保关内外联系，蒋介石将东北、华北地区合并成一个战区，命令范汉杰集团派主力防守锦州、锦西，命令傅作义集团随时作好出关作战准备，并派兵防守承德地区以及唐山至昌黎一线，以便两集团相互衔接，相互支援。
毛泽东已有一盘好棋成竹在胸，蒋介石也打着如意算盘。
1948年8月3日，毛泽东电召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到西柏坡，面授配合东北作战的事宜。
9月5日，杨成武率第3兵团和北岳军区部队由易县、涞源地区出发，开始向绥远进军。途经山西朔县、代县地区时，与李井泉率领的晋绥军区第8纵队会师。随后，杨、李率部跨过长城，进入绥远境内。
为了掩护杨成武兵团进军绥远，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指挥华北第2兵团于9月8日向平古路南段和北平以北山区积极活动，至24日歼敌3000余人，吸引了傅作义集团第35军、暂编第3军和第16军共10个师于自己周围。
在绥远，杨成武、李井泉部夜行昼宿，不畏饥寒，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每战必作精心准备，在艰苦的条件下屡挫傅作义部队。至9月27日，连克丰镇、凉城、和林、清水河、集宁等城，歼敌5000余人，控制了绥东、绥南的广大地区，并包围了归绥。
杨成武、李井泉部西进绥远，杨得志、罗瑞卿部对北平以北山区、平古路南段的威胁，使傅作义感到震惊，深恐自己的老窝被端，连美国人也大叫：“这是一个‘绞杀性的进攻’！”
这时，东北解放军已对北宁路展开攻势，并对锦州形成包围态势。蒋介石立即意识到解放军意在割裂关内外联系，急忙电催傅作义由华北派兵增援锦州。可是，绥远频频告急，傅作义怎肯置自己的后院大火于不顾而去为他人扑火？他严令张家口、北平的嫡系部队第35军、暂编第4军、新编骑兵第4师等共10个师，星夜驰援绥远。9月28日，先头部队进抵集宁东北的马连滩、台基庙、玫瑰营地区。
在这种情况上，杨得志、罗瑞卿指挥华北第2兵团乘机向平绥铁路北平至张家口段沿线发动攻势，相继攻占一些重镇。
傅作义担心防备空虚的张家口落入解放军之手，又急忙把刚去绥东的第35军、新编骑兵第4师东调张家口、宣化地区。与此同时，命令第16军主力由平承铁路增援平绥铁路东段，暂编第3军也由西向东开进，企图东西对进，恢复平张铁路的交通。
在傅作义增援绥远部队主力回援后，杨成武兵团于10月12日开始向绥西、绥北横扫，先后攻占陶林、武川、固阳、包头等城镇，至10月底已解放了绥西、绥北广大地区。
解放军华北第2、第3兵团东西呼应，配合作战，使傅作义集团腹背受敌。傅作义一会儿西援，一会儿东调，把部队搞得疲于奔命。虽说“华北剿总”兵力有60万人之众，蒋介石一直想调傅作义集团主力出关增援，但傅作义集团却被华北解放军死死地拖住，根本无法派重兵增援东北。
1948年10月中旬，锦州攻克，长春解放，给东北国民党军以致命打击。坐镇北平的蒋介石哀叹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如何挽救东北战场的败局，稳定一下军心呢？蒋介石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招毒计：偷袭石家庄，直捣西柏坡。
为此，蒋介石在圆恩寺行邸多次召见傅作义，密谋偷袭计划。
蒋介石认为，东北解放军主力在辽西，华北解放军主力在太原、绥远、察北以冀东等地，而冀中一带兵力空虚，如果组织一支奇袭兵团，进击石家庄及其附近的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西柏坡，将会一夜之间扭转不利战局。即便未达到预期目的，也可打乱共产党的战略部署。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决策，傅作义口头上大加赞赏，心里却打着自己的算盘。这样做既可解太原、绥远之危，又可借机拒绝派兵出关作战，还可树立自己的声望。但转念一想，共产党也不是好对付的，解放军一向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搞不好可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想到这里，傅作义提出步骑联合行动，步兵从“中央军”中调，骑兵从他的部队中抽。
蒋介石听后，连称这是“锦囊妙计”！同时强调行动要注意两点：一是绝对保密，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二是把爆破队带上，把石家庄的重要设施全部炸掉。
傅作义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制定偷袭计划，物色人选，布置任务。
紧张的备战活动开始了，不明真相的官兵纷纷猜测，有的说要驰援太原，有的说要打石家庄，有的说要在山海关和解放军决一高低……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感到不久会有一场恶仗。
10月21日，傅作义亲自用电话传来了政工处上校副处长由竹生。这位副处长来到总部会议室门前时，正遇副参谋长郑长海从里面走出来，并说：“总司令等你哩。”由竹生进屋后，傅作义立即把一位军官介绍给他说：“这是第94军军长郑挺锋。”然后又把他介绍给郑挺锋说：“他是政工处副处长，他对地方熟悉，对各部队都熟悉，随你一块去有事情叫他办就行。”郑军长点头称是，并与由副处长商定23日下午在涿县相见，说完就告辞走了。
傅作义让由竹生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
“目前，太原已被华北解放军包围，形势十分严重。冀中地区共方没有野战军。总部决定，调第94军的3个师为主力，再配上第101军刘化南的第32师，并已电调在包头的新编骑兵4师及骑兵第2师鄂友三部配合，袭击石家庄市。如步兵顺利到达滹沱河，即命骑兵进袭平山县西柏坡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并派由美式武器装备的国防部驻华北的新式技术大队队长杜长城同去。另外，再调10个‘人民服务队’（该队是国民党政工局训练的青年学生，每队16人，每人配一枝卡宾枪，专门监视部队活动，兼做一些地方工作），归你指挥。如果能进入石家庄市，你以兼市长身份找几个在地方有名望的人及教会、学校联合向全国发出‘拥护国民党政府、感谢蒋总统’的通电。在石家庄市最多住上三五日，把军用物资抢运回来，不能装载运输的，以及坚固的城防工事，叫杜长城派人彻底破坏。对俘获的军政人员，不准打骂杀害，一律优待。”
傅作义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掌握住：绝对不能使军队受到损失，打不打石家庄是次要的，要保证军队能随时撤回。我已向郑军长介绍了你的情况，遇到情况多找他商量，万不可冒险前进，并要随时以电报请示。”
最后，傅作义说：“克俊还有些事要你办，你去见见他。”
由竹生来到政工处长王克俊的办公室时，王克俊停下手头公务，站起身，迎上去说：“你来的正好。”随后，他向由竹生交代3项任务：一是把平山县天主教神父吴稚阁等人从北平送过保定；二是把经理处蔡科长带上，因为蔡给部队筹备了大量金圆券和解放区使用的边币。到解放区后，公平买卖，老百姓愿意要边币，即付边币，愿要金圆券，就给金圆券；三是把已训练好的俘虏五六人带到徐水县，放他们回家。
在谈话中，王克俊明确告诉由竹生说：“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决不能贸然进入石家庄。要密切监视部队行动，保证任务完成。”
傅作义、王克俊还召见了政工处上校督察员王越，命他随同“援晋兵团”行动，并充当一线联络官。在10月22日王越向王克俊请示具体任务时，王克俊首先说：
“目前中央军在东北失利，形势吃紧，对我们威胁很大。我们要抓住这个紧要关头，出奇制胜，打开局面。我们这次要出奇兵，要运用我部成功的掏心战术。”
王克俊停了停，接着说：“这次咱们打的是‘援晋兵团’的旗号，但这是对外的提法，我们并不是要打到山西去，而是叫共产党摸不着我们的意图……”
王克俊振振有词，但一字未提具体任务，使王督察员越听越摸不着头脑，急切地问：“我去的任务是什么？请处长明示。”
王克俊严肃地说：“给你挑选30名政工队员，随郑挺锋部出发。具体任务另给你说。”
王越见此，便不问了，告辞而去。
第二天下午，王越接到通知便急忙来到王克俊的办公室。由于王克俊未到，他只好在室外等候。没过一会儿，傅作义、王克俊迎面走来，并把他带入一个门口挂着“止步”小牌的日式平房里。
王克俊抢先几步走到一面墙壁跟前，用手把墙上的白布挂帘拉开，露出一幅大的军用地图，图上有几个小纸旗，在北平的位置上插着一个大头针，上面拴有几根白线。王克俊捏着一根白线顺图转动，边转边说：“这里有共军的指挥所，是刚到的。”“聂荣臻的指挥部还在这里，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对这架电台活动的监视。”随后，又捏着另一根白线转动了几下，并用手指按住线头说：“这是共产党的总部，位置一直没有移动，这是准确的。”
傅作义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
好奇的王越向前走近了一步，看到线头所指的地方是平山县附近的西柏坡。
军事会议不欢而散。
傅作义越想越生气，这个总司令当得太窝囊了。他气愤地对身边几个亲信说：“想靠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来捆缚我的手脚，我是不干的！”
他有些后悔，当初就不应该出任这个总司令，就不应该进北平。他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辞职。
蒋介石自然不准，复电竭力慰勉挽留。
第2份辞职报告又递上去了。
蒋介石还是没当一回事。
紧接着，第3份辞职报告又来了。这时，蒋介石才感到问题的严重，觉得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了。他向傅作义表示：“你若能推荐一个像你一样的人才，作为你的替代，可以接受辞呈。”
傅作义当即回答说：“陈继承可以。他已经掌握了军事、人事、警备、舆论等各方面的大权，完全可以胜任有余。”
原来，傅作义连续3次请辞是陈继承一手造成的。蒋介石心里很矛盾，舍弃谁，都对自己不利。但从全国战局特别是华北地区情势来看，还只能靠傅作义这种人支撑局面。为了缓和矛盾，平定傅作义的情绪，蒋介石不得不撤掉陈继承。
这是反复思考、权衡利弊后的决定。蒋介石致电傅作义表示安抚，并让傅作义推荐人选，接替陈继承的职务。
傅作义也不客气，立即提名第16军副军长周体仁出任北平警备总司令，以示自己是出于“公心”，并无排斥“中央军”之意。蒋介石下令批准，风波才告平息。
这只是表面的、暂时的。
傅作义从此在内心里对蒋介石越来越失望，对“中央军”越来越存有戒心。他处处提防着蒋介石，并设法减少自己身边的羁绊。
在陈继承调离“华北剿总”后，傅作义又以坚决的态度，迫使蒋介石撤换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局长、军统特务马汉三和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温崇信等人，削弱了国民党在北平的特务势力。
1948年6月，蒋介石拟派亲信张彝鼎为“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遭到傅作义的婉言谢绝。蒋介石旋即又委派另一亲信赵仲容为政工处长，傅作义再次表示拒绝。为了防备蒋介石再派人来进行监视，傅作义主动电请蒋介石任命他的秘书长王克俊为政工处长。蒋介石明知傅作义在搞鬼，但有口难辩，只好默认这一既成事实。
7月5日，大批东北流亡学生涌入北平，得不到妥善安置，市参议会建议“集中军训”，实为变相抓兵，引起东北学生结队到市参议会大楼前请愿，砸了参议会的牌子。参议长许惠东不顾傅作义再三强调不许打人、不许携带枪支维持秩序的命令，擅自串通由青年军208师扩编的87军，对请愿学生进行武力镇压，结果造成学生死伤44人的流血事件。“七五惨案”激起北平市民的义愤，全国各地学生、各界群众也展开罢课、罢市等抗议活动。傅作义看问题闹大了，只好亲自出面接见学生代表，主动承担责任，指定专人做好善后工作，采取措施安置东北学生的衣食、求学问题，并答应惩办肇事者。
与此同时，傅作义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引咎辞职。蒋介石了解情况后，知道这起事件和学生的抗议活动是由87军和一些特务引起的，遂复电表示慰留，并同意傅作义采取必要措施。傅作义趁机把过分嚣张的“中央军”87军调离北平，派往唐山。
“七五惨案”对傅作义的震动很大，他痛心地说：“我是个军人，不懂政治，后方闹得这样糟，前方的仗怎么会打好？”
由于军事上连连失利，政治上不得民心，经济上重重困难，东北、华北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勒紧绞索拖援兵，偷袭未成蚀尽米
1948年7月，战争进入第3年。
国共双方经过整两年的厮杀，胜负虽还未见最后分晓，但胜利女神的光辉，已明显照向共产党、解放军方面。
此时，国共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1946年的3.4：1缩小为1.3：1，正规军对比为1.32：1.
国民党正规军在一线的兵力共174万人，被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战场上，其中大部分担负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的守备任务，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已寥寥无几。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上也陷入空前危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财政状况日益恶化，物价飞涨，货币大幅度贬值，地方实力派酝酿反蒋倒蒋，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副总统李宗仁竭力逼蒋下野……
美国人吃惊，向国内报告说：“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
蒋介石沮丧，向将领们哀叹道：“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
对国共双方来说，战争第3年都是最关键的一年。
双方都在召开会议，研究战况，商讨大计，部署行动。
8月3日至6日，国民党统帅部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该会作出决议：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同时组成若干个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的机动作战兵团，使解放军对主要城市“啃不烂”，对机动兵团“吃不掉”而陷于被动。这一重点防御战略，要“于东北在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在东北地区，“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达到钳制东北、华北解放军，屏障黄河以南之作战的目的。
9月8日至13日，共产党统帅部在河北召开政治局会议。该会提出了战略任务：建设一枝500万的军队，从1946年7月算起，总共用大约5年的时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会议还决定战争第3年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计划歼敌正规军115个旅（师）左右，并要求各野战军敢于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敢于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
一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已迫在眉睫。
从1948年9月起，解放军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西北战场上，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秋季攻势。
在东北、此时的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55万兵马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地区，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以钳制东北解放军于关外，并相机打通北宁路，若形势不利即撤往关内。而解放军已有100余万人，并解放了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还控制着95%的铁路线。
毛泽东看准了，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军力和经济力均已超过国民党，东北战局在全国5大战场中对解放军最有利，于是决定把战略决战的突破口选在东北，决心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予以各个歼灭。
在东北决战之前，毛泽东的方针是把卫立煌集团就地歼灭在东北境内，不使其撤入关内，同时坚决防止傅作义集团从华北出关作战。为了顺利解决东北问题，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首先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关闭进出东北的大门，同时决定华北野战军主力出击冀东、察绥，钳制傅作义集团，策应东北野战军的作战。
当时，蒋介石的方针是稳定东北，巩固华北。他曾一度考虑放弃沈阳、长春，打通北宁线，将卫立煌集团撤往锦州，进而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但怕这样做政治影响恶劣，不利于巩固华北，所以最后决定固守东北。为了确保关内外联系，蒋介石将东北、华北地区合并成一个战区，命令范汉杰集团派主力防守锦州、锦西，命令傅作义集团随时作好出关作战准备，并派兵防守承德地区以及唐山至昌黎一线，以便两集团相互衔接，相互支援。
毛泽东已有一盘好棋成竹在胸，蒋介石也打着如意算盘。
1948年8月3日，毛泽东电召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到西柏坡，面授配合东北作战的事宜。
9月5日，杨成武率第3兵团和北岳军区部队由易县、涞源地区出发，开始向绥远进军。途经山西朔县、代县地区时，与李井泉率领的晋绥军区第8纵队会师。随后，杨、李率部跨过长城，进入绥远境内。
为了掩护杨成武兵团进军绥远，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指挥华北第2兵团于9月8日向平古路南段和北平以北山区积极活动，至24日歼敌3000余人，吸引了傅作义集团第35军、暂编第3军和第16军共10个师于自己周围。
在绥远，杨成武、李井泉部夜行昼宿，不畏饥寒，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每战必作精心准备，在艰苦的条件下屡挫傅作义部队。至9月27日，连克丰镇、凉城、和林、清水河、集宁等城，歼敌5000余人，控制了绥东、绥南的广大地区，并包围了归绥。
杨成武、李井泉部西进绥远，杨得志、罗瑞卿部对北平以北山区、平古路南段的威胁，使傅作义感到震惊，深恐自己的老窝被端，连美国人也大叫：“这是一个‘绞杀性的进攻’！”
这时，东北解放军已对北宁路展开攻势，并对锦州形成包围态势。蒋介石立即意识到解放军意在割裂关内外联系，急忙电催傅作义由华北派兵增援锦州。可是，绥远频频告急，傅作义怎肯置自己的后院大火于不顾而去为他人扑火？他严令张家口、北平的嫡系部队第35军、暂编第4军、新编骑兵第4师等共10个师，星夜驰援绥远。9月28日，先头部队进抵集宁东北的马连滩、台基庙、玫瑰营地区。
在这种情况上，杨得志、罗瑞卿指挥华北第2兵团乘机向平绥铁路北平至张家口段沿线发动攻势，相继攻占一些重镇。
傅作义担心防备空虚的张家口落入解放军之手，又急忙把刚去绥东的第35军、新编骑兵第4师东调张家口、宣化地区。与此同时，命令第16军主力由平承铁路增援平绥铁路东段，暂编第3军也由西向东开进，企图东西对进，恢复平张铁路的交通。
在傅作义增援绥远部队主力回援后，杨成武兵团于10月12日开始向绥西、绥北横扫，先后攻占陶林、武川、固阳、包头等城镇，至10月底已解放了绥西、绥北广大地区。
解放军华北第2、第3兵团东西呼应，配合作战，使傅作义集团腹背受敌。傅作义一会儿西援，一会儿东调，把部队搞得疲于奔命。虽说“华北剿总”兵力有60万人之众，蒋介石一直想调傅作义集团主力出关增援，但傅作义集团却被华北解放军死死地拖住，根本无法派重兵增援东北。
1948年10月中旬，锦州攻克，长春解放，给东北国民党军以致命打击。坐镇北平的蒋介石哀叹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如何挽救东北战场的败局，稳定一下军心呢？蒋介石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招毒计：偷袭石家庄，直捣西柏坡。
为此，蒋介石在圆恩寺行邸多次召见傅作义，密谋偷袭计划。
蒋介石认为，东北解放军主力在辽西，华北解放军主力在太原、绥远、察北以冀东等地，而冀中一带兵力空虚，如果组织一支奇袭兵团，进击石家庄及其附近的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西柏坡，将会一夜之间扭转不利战局。即便未达到预期目的，也可打乱共产党的战略部署。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决策，傅作义口头上大加赞赏，心里却打着自己的算盘。这样做既可解太原、绥远之危，又可借机拒绝派兵出关作战，还可树立自己的声望。但转念一想，共产党也不是好对付的，解放军一向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搞不好可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想到这里，傅作义提出步骑联合行动，步兵从“中央军”中调，骑兵从他的部队中抽。
蒋介石听后，连称这是“锦囊妙计”！同时强调行动要注意两点：一是绝对保密，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二是把爆破队带上，把石家庄的重要设施全部炸掉。
傅作义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制定偷袭计划，物色人选，布置任务。
紧张的备战活动开始了，不明真相的官兵纷纷猜测，有的说要驰援太原，有的说要打石家庄，有的说要在山海关和解放军决一高低……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感到不久会有一场恶仗。
10月21日，傅作义亲自用电话传来了政工处上校副处长由竹生。这位副处长来到总部会议室门前时，正遇副参谋长郑长海从里面走出来，并说：“总司令等你哩。”由竹生进屋后，傅作义立即把一位军官介绍给他说：“这是第94军军长郑挺锋。”然后又把他介绍给郑挺锋说：“他是政工处副处长，他对地方熟悉，对各部队都熟悉，随你一块去有事情叫他办就行。”郑军长点头称是，并与由副处长商定23日下午在涿县相见，说完就告辞走了。
傅作义让由竹生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
“目前，太原已被华北解放军包围，形势十分严重。冀中地区共方没有野战军。总部决定，调第94军的3个师为主力，再配上第101军刘化南的第32师，并已电调在包头的新编骑兵4师及骑兵第2师鄂友三部配合，袭击石家庄市。如步兵顺利到达滹沱河，即命骑兵进袭平山县西柏坡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并派由美式武器装备的国防部驻华北的新式技术大队队长杜长城同去。另外，再调10个‘人民服务队’（该队是国民党政工局训练的青年学生，每队16人，每人配一枝卡宾枪，专门监视部队活动，兼做一些地方工作），归你指挥。如果能进入石家庄市，你以兼市长身份找几个在地方有名望的人及教会、学校联合向全国发出‘拥护国民党政府、感谢蒋总统’的通电。在石家庄市最多住上三五日，把军用物资抢运回来，不能装载运输的，以及坚固的城防工事，叫杜长城派人彻底破坏。对俘获的军政人员，不准打骂杀害，一律优待。”
傅作义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掌握住：绝对不能使军队受到损失，打不打石家庄是次要的，要保证军队能随时撤回。我已向郑军长介绍了你的情况，遇到情况多找他商量，万不可冒险前进，并要随时以电报请示。”
最后，傅作义说：“克俊还有些事要你办，你去见见他。”
由竹生来到政工处长王克俊的办公室时，王克俊停下手头公务，站起身，迎上去说：“你来的正好。”随后，他向由竹生交代3项任务：一是把平山县天主教神父吴稚阁等人从北平送过保定；二是把经理处蔡科长带上，因为蔡给部队筹备了大量金圆券和解放区使用的边币。到解放区后，公平买卖，老百姓愿意要边币，即付边币，愿要金圆券，就给金圆券；三是把已训练好的俘虏五六人带到徐水县，放他们回家。
在谈话中，王克俊明确告诉由竹生说：“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决不能贸然进入石家庄。要密切监视部队行动，保证任务完成。”
傅作义、王克俊还召见了政工处上校督察员王越，命他随同“援晋兵团”行动，并充当一线联络官。在10月22日王越向王克俊请示具体任务时，王克俊首先说：
“目前中央军在东北失利，形势吃紧，对我们威胁很大。我们要抓住这个紧要关头，出奇制胜，打开局面。我们这次要出奇兵，要运用我部成功的掏心战术。”
王克俊停了停，接着说：“这次咱们打的是‘援晋兵团’的旗号，但这是对外的提法，我们并不是要打到山西去，而是叫共产党摸不着我们的意图……”
王克俊振振有词，但一字未提具体任务，使王督察员越听越摸不着头脑，急切地问：“我去的任务是什么？请处长明示。”
王克俊严肃地说：“给你挑选30名政工队员，随郑挺锋部出发。具体任务另给你说。”
王越见此，便不问了，告辞而去。
第二天下午，王越接到通知便急忙来到王克俊的办公室。由于王克俊未到，他只好在室外等候。没过一会儿，傅作义、王克俊迎面走来，并把他带入一个门口挂着“止步”小牌的日式平房里。
王克俊抢先几步走到一面墙壁跟前，用手把墙上的白布挂帘拉开，露出一幅大的军用地图，图上有几个小纸旗，在北平的位置上插着一个大头针，上面拴有几根白线。王克俊捏着一根白线顺图转动，边转边说：“这里有共军的指挥所，是刚到的。”“聂荣臻的指挥部还在这里，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对这架电台活动的监视。”随后，又捏着另一根白线转动了几下，并用手指按住线头说：“这是共产党的总部，位置一直没有移动，这是准确的。”
傅作义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
好奇的王越向前走近了一步，看到线头所指的地方是平山县附近的西柏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