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北平方式和平路！握手言和中南海(4)
王克俊认真听着总司令的讲话，既然傅作义已道出真实想法，他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便直截了当地说：“从目前局势看，‘戡乱’是不得人心的，是没有前途的。现在与抗日战争大不一样了，人心都倒向共产党，倒向了解放军。现在，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成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国共之战必将是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毛泽东才是国家民族勃兴希望之所在。”
傅作义半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听着。这时，他突然挥了一下右手说：“看来，目前必须当机立断，脱离国民党蒋介石，走咱们自己的路。”
紧接着，傅作义又问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王克俊建议道：“先秘密地给共产党、毛泽东发个要求和谈的电报，看看动静，再派代表接触。关于时机，最好等解放军围城之后，利用内外力量对付‘中央军’，才有可能实现整个部队走上人民的道路的目的。”
听了王克俊的意见，傅作义没有说话，又问道：“刘厚同从天津来了，你跟他谈过没有？”
王克俊回答说：“我还没有见到他。”
傅作义说：“这样，你明日就去找刘先生谈谈，听听他的看法，然后拟出一个与共产党言和电文给我。至于和谈时机，就照你说的办。”
沉默了片刻，傅作义握紧拳头，断然说：“我是准备冒着3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180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王克俊立即表示说：“我虽是个军内文人，但还深知‘士为知己者死’。我王克俊有一颗头，绝不畏艰难险阻，定要不辱使命地完成此事。”
傅作义走近王克俊，以关心的口气说：“你的行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王克俊站起身，郑重地说：“我相信，无论是军统、中统，还是其他反对此事的，不会有愿舍其性命而为蒋介石效力的。我会相机行事的，请您放心。”
傅作义满意地点点头，王克俊告辞离去，谈话就此结束。
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向共产党求和是傅作义在关键时刻的决定，是审时度势的结果，是在各种矛盾的掩盖下极其秘密地进行实际行动的开始。
10月31日，也就是傅作义找王克俊谈话的第2天，王克俊在“华北剿总”联谊处（高级招待所）与刘厚同见了面。
刘厚同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的教师，又是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以后多年的挚友，此时是“华北剿总”的高参，平常住在天津。傅作义对他十分敬重，推心置腹，每逢关键时刻，一般都找他商谈。这次，傅作义在面临抉择走什么道路的历史关头，又特意派人把刘老先生从天津接到北平，请他出谋划策。
王克俊问：“东北战局很糟糕，30万大军不战降共。不知刘老先生对此有何看法？”刘厚同不慌不忙地说：“此意中事，无足诧异。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国民党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领导者毁弃三大政策，以致与共产党不能协谋国事，共同治理。尤其是1946年冬政治协商会议破裂后，国民党日益趋向极端，掀起内战，相斫相杀，于兹3年，生灵尽遭涂炭，邑里悉成废墟。国民党已演至政治无能，经济破产，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国际诟厉，人心思变。本身既不能别开生面，适应历史，再不与中共停战言和，将见其政权之不为土崩，必为瓦解矣！”
王克俊认真听着刘厚同的谈话，对他的才华、坦率、眼光很钦佩。心想，难怪总司令对他十分敬重和信任，让自己专程找他商谈。既然刘先生毫不掩饰地说了他对时势的看法，王克俊也就没有顾虑的必要了，遂把傅作义的意图告诉了他。
刘厚同严肃地说：“宜生（傅作义字）既已决心走和平之途，就应该及早准备，取得主动。”
说到这里，刘厚同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接着以坚定而明朗的口气说：“我对和谈之事的意见有三：第一，不管三七二十一，由宜生发一起义通电，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行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第二，把平、津、察、绥、保等地划为和平区，按照中共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成由中共、宜生、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第三，宜生的察绥军先暂时改编为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俟全国解放后，悉交国家处理。”
听了刘厚同的意见，王克俊点点头说：“刘老先生，您的意见甚好。不过，第一条意见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办法，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复杂得多。何况‘中央军’比总司令的部队多10倍。搞不好的话，不但达不到北平千年文物古迹不受毁坏、人民财产不致涂炭的目的，甚至连傅先生的生命安全也难保证。我看，在发起义通电之前，是不是先给中共毛泽东主席发个电报，请他派代表来谈判，您看如何？”
刘厚同没有马上表态，思考了良久，才自言自语地说：“先给毛先生发电报联系，然后再谈，可以。”他看了一眼王克俊，缓慢地说：“这是一个办法。通过要求和谈，表示不愿再打内战，来稳住中共领导人和共军，特别是稳住东北共军，不使其急迫进关，我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与中共周旋，通过谈判解决华北问题。”
王克俊见刘厚同没有异议，接着说：“那我们共同草拟一个给毛先生的电报吧，再请总司令审阅。”
刘厚同表示同意，然后低头琢磨着怎么起草这个至关重要的第一份电报。
王克俊因已有准备，对电报的基本内容考虑了多时，遂用征询的口气说：“刘老先生，您看电报是否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表明要求和谈，不愿继续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报告总司令在北平能够控制的空、陆军数量；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做法，现在看来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刘厚同眯缝着双眼，一动不动地听着，待王克俊说完后，他思考片刻，用比较满意的口气说：“可以，具体措辞要好好斟酌，涵义要深，电文要尽量短些。”停了一下，又说：“平津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应设法通过他们发这个电报。”
王克俊与刘厚同商谈后，立即回去起草给毛泽东的电报，随后向傅作义汇报了他们商定的结果，并把拟好的电文交给了傅作义。
为了表示姿态，傅作义下令释放了一些所俘的解放军官兵，还说服“中央军”青训队放人。
与此同时，傅作义决定向自己直接指挥的师旅以上部队派驻政工人员，以便及时掌握部队状况。王克俊在具体交代任务时，要求这些政工人员认真了解所在部队的情况，任务包括：部队中官兵对时局的认识，部队中的官兵关系干部关系，部队官兵对傅总司令以及对总部有什么意见。而最终目的，是要摸清各部队到了关键时刻能否接受傅总司令的命令，可能会遇到什么障碍，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尽管傅作义已开始认真考虑和谈问题，打算举起义旗，但此时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还是两手准备，和谈也主要是为了保存实力，体面地解决华北问题，以实力派的身份参加联合政府。
处在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原各路解放军战略包围之中的傅作义集团，是守是撤？已经成为必须迅速抉择的头等大事了。
此时，傅作义指挥的华北国民党军总兵力约60万人，沿主要交通干线和战略要地部署。东面，分布在北宁线的山海关以内、秦皇岛、滦县、唐山、塘沽和天津、北平各点上；西面，分布在沿平绥线从北平到宣化、张家口之间各点上；南面，分布在平汉线北段的保定以北地区；北面，分布在承德以南至通县各点上。此外，还分布在归绥、大同等地。
还在东北决战之前，傅作义曾指令参谋长李世杰筹划制定华北作战方案。李世杰与梁述哉等几位副参谋长经过商讨，勉强提出了3案：第一，适时放弃热、察、冀，将全军转进绥远省境附近，以便控制西北，休养生息，尔后再战；第二，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各大城市，以一部分兵力暂时控制北平，将主力集中津、沽，而坚固守备之，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尔后行动自如；第三，必要时将原来察、绥军转退绥远省境，将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于津、沽，分别守备各地区，以便尔后行动。
上述作战预案第3案未公开提出，其余两案则分别征求了各兵团司令、军长的意见。这些头目一致认为，守备津、沽，可以确保海口，容易得到补给和增援，对尔后作战有利；而第1案绥远省境物资缺乏，地广人稀，运输补给困难，不便大军行动。傅作义看了3案后，只是提出第3案分割兵力，影响整体，别的没有说。总之，对下一步华北作战究竟怎么搞，傅作义尚处在犹豫之中，未作明确决定。
11月4日，傅作义奉蒋介石之召，乘坐一架美制“天雄”号座机飞往南京。他特意身着深绿色将军服，领章上佩戴着上将军衔，显得比平时威武了许多，但神情冷峻，沉默无语，显得心事重重。自“天雄”号从南苑机场一起飞，他就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他在想：
东北决战，蒋介石几次飞沈，临空指挥，海面视察，布置出路，增派援兵，把“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搞得一点职权也没有。东北丢失，全责在蒋。可事到如今，却令我以“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失陷重镇”罪，“着即扣留”卫立煌。
傅作义联系到此次的南京之行，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处境，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打算，不能不考虑对策……
“天雄”号在南京明故宫军用机场着陆，傅作义走下舷梯，与前来迎接的蒋介石儿子蒋纬国、国防部长何应钦握手，互致问候，随后一同乘车驶向城内的下榻处。
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国防部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主要研究东北失陷后如何在南北两线作战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国防部参谋长刘斐、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等等。
在会上，蒋介石不断给高级将领们打气，但会场上是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很多人认为，东北共军入关作战，华北行将不保，傅作义部将会重蹈卫立煌部的覆辙。
蒋介石鉴于南线徐蚌会战一触即发，为加强长江及江南防务，应付徐蚌作战，提出放弃平、津，委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的主张，要傅作义率部南撤。他的主张得到多数人的赞同，认为这样做可以收缩防线，集中兵力，划江而治，待机反攻。何应钦还对傅作义说：撤退华北部队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船只已经备足，随时听从傅将军的调令，你只要下一个命令就行了。
对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南撤主张，傅作义却另有主意。他思前想后，如果部队真要南撤了，自己并非蒋介石的嫡系，早晚会被蒋介石所吞并，几十年苦心经营的血本，为蒋介石一旦所占，实在不甘心；再说南京政府行将垮台，撤到江南，又会有什么作为，搞不好就成了蒋介石的殉葬人；蒋介石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如果追究华北失守的责任，自己岂不成了第二个卫立煌？于是，他以主战派的姿态出现，慷慨陈言，坚决主张留守华北。
傅作义说：东北失陷，华北吃紧，但对于华北战局还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办法，我相信扭转危局还是有希望的。南撤是不得已之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采取的。如果轻易把华北兵力撤至江南，再想收复华北就困难了。所以，固守华北是全局，退保江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听了傅作义一番堂而皇之的辞令，到会的人都哑然无语了。蒋介石一反原来主张，表示支持傅作义坚守华北。
蒋介石原想加强江南防务，以图保住半壁河山。由于东北卫立煌部的被歼和华东刘峙部的被围，能够南撤加强江南防务的也只有华北的傅作义部可以指望了。但是，要把华北近60万人马撤往江南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靠陆运，石家庄、济南及华东、中原大片地区处于共军控制之下，已无希望。只有靠海运，从天津、塘沽用船把华北军队南撤，但蒋介石根本没有那么多船只，惟一的办法是向美国求援。然而，美国考虑到它在华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主张坚守平津，不能轻易放弃华北。同时，蒋介石从自身利益着想，也不甘心丢失华北。而固守华北，既可阻挡东北共军入关，又可拖住华北共军南下，策应刘峙部在徐淮地区与共军决战，从而争取时间，以加强长江防线，在江南重整兵力。这样做，也使美国在华北的战略利益受到保护，从而得到美国的支持。
傅作义见蒋介石支持自己的意见，便自信地说：东北决战刚刚结束，共军需要休整补充，林彪起码需要3至6个月才能入关。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扩军20至50万人，与东北、华北两区共军总数相当，从而以1：1的兵力来加强平津防务。此外，在津塘之间构筑60公里长的弧形阵地，在平津之间建立碉堡群，迎战入关的东北共军。到时候，可战可走，立于主动地位。
蒋介石心中十分满意，高兴地说：好！好！我支持你扩军，我给你番号和装备。
说到这里，蒋介石停顿片刻，接着说：你固守华北，摊子不要铺得太大，要尽力收缩兵力，把主力集中在平津塘地区，以便在华北支撑不住时，能迅速从海上撤走。
与会的高级将领静坐无语，有的点点头，有的低头沉思。傅作义在口头上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但心里十分清楚蒋介石的意图：放弃察绥，将察绥兵力东移平津，因为察绥无关蒋介石的大局。既然蒋介石没有直说放弃察绥，那么就有机可乘，可以把中央军部署在平津塘地区，而把自己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平张线上，以便平津支持不住时撤向绥远他赖以起家之地。
得到傅作义的许诺后，蒋介石严肃地说：我全力支持你。为了统筹华北的一切力量固守平津，我决定把华北地区的党、政、军大权全交给你一人。
傅作义心想，此前自己只管华北军事，现在局势危急了，蒋介石才把大权让出来，无非是想让自己为他卖命，阻挡共军南下。不过，权限扩大也是好事，可以主动些。于是，傅作义点了点头，表示接受此项任命和对蒋的信任的感激。
既然蒋介石都改变了原来主张，明确表态支持傅作义的意见，其他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于是会议不再谈华北军队南撤之事了。
11月5日，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单独召见傅作义，进行了长时间密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他俩最后确定了坚守平津，保住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为了表示对傅作义的信任和支持，蒋介石授权傅作义直接接受美国援助，并决定组建渤海舰队，在长山列岛建立海军据点，支援塘沽作战。傅作义向蒋介石多次表示，坚决执行南京会议的方针，回去后就立即采取措施。
当天夜里，随傅作义一起到南京开会的副参谋长梁述哉，向傅作义汇报说：“这两天我在这里看望了几位老同学、老朋友，他们都说：南京政府腐败不堪，完全丧失了民心，败局无可挽回。沈阳丢失后，内部乱作一团，许多人都作了逃往台湾的准备，明显呈现出垮台前夕的征兆。他们都劝我们早作打算，不要再为蒋介石做殉葬品了。”
傅作义认真地听着，没有任何表示。其实，他心里也清楚，国民党败象毕露，会议是一片悲观失望情绪，再依靠南京政府是不行了，应该早日寻找出路。
沉默了一会儿，傅作义说：“大政方针已定，明日上午还要开个大会，估计中午就会结束，你检查一下飞机的情况，会一散，我们马上飞回北平，这里不可久留！”
第二天，蒋介石在大会上宣布，在徐蚌地区采取攻势防御，集中刘峙等部70万大军与中原、华东共军进行决战，必要时放弃徐州，依托淮河作战。在华北地区收缩防线，集中兵力于北平、平津、塘沽，阻止东北共军入关，拖住华北共军南下，策应徐蚌会战，必要时撤退过江，加强江南防务。
当天午后，傅作义一行乘坐“天雄”号离开南京返回北平。
傅作义飞抵北平南苑机场后，没有回家，而是乘车直驶司令部。
在“华北剿总”司令部二楼小会议室，傅作义召集参谋长李世杰、副参谋长梁述哉、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和总参议张濯清开会，传达南京会议的决定，部署下一步行动。
傅作义说：“此次高级军事会议，专门研究了平津的防务问题，国防部提出的意见和蒋委员长的最后结论都与我们的计划差不多，也没作决定。”
傅作义半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听着。这时，他突然挥了一下右手说：“看来，目前必须当机立断，脱离国民党蒋介石，走咱们自己的路。”
紧接着，傅作义又问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王克俊建议道：“先秘密地给共产党、毛泽东发个要求和谈的电报，看看动静，再派代表接触。关于时机，最好等解放军围城之后，利用内外力量对付‘中央军’，才有可能实现整个部队走上人民的道路的目的。”
听了王克俊的意见，傅作义没有说话，又问道：“刘厚同从天津来了，你跟他谈过没有？”
王克俊回答说：“我还没有见到他。”
傅作义说：“这样，你明日就去找刘先生谈谈，听听他的看法，然后拟出一个与共产党言和电文给我。至于和谈时机，就照你说的办。”
沉默了片刻，傅作义握紧拳头，断然说：“我是准备冒着3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180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王克俊立即表示说：“我虽是个军内文人，但还深知‘士为知己者死’。我王克俊有一颗头，绝不畏艰难险阻，定要不辱使命地完成此事。”
傅作义走近王克俊，以关心的口气说：“你的行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王克俊站起身，郑重地说：“我相信，无论是军统、中统，还是其他反对此事的，不会有愿舍其性命而为蒋介石效力的。我会相机行事的，请您放心。”
傅作义满意地点点头，王克俊告辞离去，谈话就此结束。
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向共产党求和是傅作义在关键时刻的决定，是审时度势的结果，是在各种矛盾的掩盖下极其秘密地进行实际行动的开始。
10月31日，也就是傅作义找王克俊谈话的第2天，王克俊在“华北剿总”联谊处（高级招待所）与刘厚同见了面。
刘厚同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的教师，又是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以后多年的挚友，此时是“华北剿总”的高参，平常住在天津。傅作义对他十分敬重，推心置腹，每逢关键时刻，一般都找他商谈。这次，傅作义在面临抉择走什么道路的历史关头，又特意派人把刘老先生从天津接到北平，请他出谋划策。
王克俊问：“东北战局很糟糕，30万大军不战降共。不知刘老先生对此有何看法？”刘厚同不慌不忙地说：“此意中事，无足诧异。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国民党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领导者毁弃三大政策，以致与共产党不能协谋国事，共同治理。尤其是1946年冬政治协商会议破裂后，国民党日益趋向极端，掀起内战，相斫相杀，于兹3年，生灵尽遭涂炭，邑里悉成废墟。国民党已演至政治无能，经济破产，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国际诟厉，人心思变。本身既不能别开生面，适应历史，再不与中共停战言和，将见其政权之不为土崩，必为瓦解矣！”
王克俊认真听着刘厚同的谈话，对他的才华、坦率、眼光很钦佩。心想，难怪总司令对他十分敬重和信任，让自己专程找他商谈。既然刘先生毫不掩饰地说了他对时势的看法，王克俊也就没有顾虑的必要了，遂把傅作义的意图告诉了他。
刘厚同严肃地说：“宜生（傅作义字）既已决心走和平之途，就应该及早准备，取得主动。”
说到这里，刘厚同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接着以坚定而明朗的口气说：“我对和谈之事的意见有三：第一，不管三七二十一，由宜生发一起义通电，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行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第二，把平、津、察、绥、保等地划为和平区，按照中共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成由中共、宜生、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第三，宜生的察绥军先暂时改编为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俟全国解放后，悉交国家处理。”
听了刘厚同的意见，王克俊点点头说：“刘老先生，您的意见甚好。不过，第一条意见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办法，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复杂得多。何况‘中央军’比总司令的部队多10倍。搞不好的话，不但达不到北平千年文物古迹不受毁坏、人民财产不致涂炭的目的，甚至连傅先生的生命安全也难保证。我看，在发起义通电之前，是不是先给中共毛泽东主席发个电报，请他派代表来谈判，您看如何？”
刘厚同没有马上表态，思考了良久，才自言自语地说：“先给毛先生发电报联系，然后再谈，可以。”他看了一眼王克俊，缓慢地说：“这是一个办法。通过要求和谈，表示不愿再打内战，来稳住中共领导人和共军，特别是稳住东北共军，不使其急迫进关，我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与中共周旋，通过谈判解决华北问题。”
王克俊见刘厚同没有异议，接着说：“那我们共同草拟一个给毛先生的电报吧，再请总司令审阅。”
刘厚同表示同意，然后低头琢磨着怎么起草这个至关重要的第一份电报。
王克俊因已有准备，对电报的基本内容考虑了多时，遂用征询的口气说：“刘老先生，您看电报是否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表明要求和谈，不愿继续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报告总司令在北平能够控制的空、陆军数量；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做法，现在看来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刘厚同眯缝着双眼，一动不动地听着，待王克俊说完后，他思考片刻，用比较满意的口气说：“可以，具体措辞要好好斟酌，涵义要深，电文要尽量短些。”停了一下，又说：“平津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应设法通过他们发这个电报。”
王克俊与刘厚同商谈后，立即回去起草给毛泽东的电报，随后向傅作义汇报了他们商定的结果，并把拟好的电文交给了傅作义。
为了表示姿态，傅作义下令释放了一些所俘的解放军官兵，还说服“中央军”青训队放人。
与此同时，傅作义决定向自己直接指挥的师旅以上部队派驻政工人员，以便及时掌握部队状况。王克俊在具体交代任务时，要求这些政工人员认真了解所在部队的情况，任务包括：部队中官兵对时局的认识，部队中的官兵关系干部关系，部队官兵对傅总司令以及对总部有什么意见。而最终目的，是要摸清各部队到了关键时刻能否接受傅总司令的命令，可能会遇到什么障碍，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尽管傅作义已开始认真考虑和谈问题，打算举起义旗，但此时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还是两手准备，和谈也主要是为了保存实力，体面地解决华北问题，以实力派的身份参加联合政府。
处在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原各路解放军战略包围之中的傅作义集团，是守是撤？已经成为必须迅速抉择的头等大事了。
此时，傅作义指挥的华北国民党军总兵力约60万人，沿主要交通干线和战略要地部署。东面，分布在北宁线的山海关以内、秦皇岛、滦县、唐山、塘沽和天津、北平各点上；西面，分布在沿平绥线从北平到宣化、张家口之间各点上；南面，分布在平汉线北段的保定以北地区；北面，分布在承德以南至通县各点上。此外，还分布在归绥、大同等地。
还在东北决战之前，傅作义曾指令参谋长李世杰筹划制定华北作战方案。李世杰与梁述哉等几位副参谋长经过商讨，勉强提出了3案：第一，适时放弃热、察、冀，将全军转进绥远省境附近，以便控制西北，休养生息，尔后再战；第二，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各大城市，以一部分兵力暂时控制北平，将主力集中津、沽，而坚固守备之，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尔后行动自如；第三，必要时将原来察、绥军转退绥远省境，将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于津、沽，分别守备各地区，以便尔后行动。
上述作战预案第3案未公开提出，其余两案则分别征求了各兵团司令、军长的意见。这些头目一致认为，守备津、沽，可以确保海口，容易得到补给和增援，对尔后作战有利；而第1案绥远省境物资缺乏，地广人稀，运输补给困难，不便大军行动。傅作义看了3案后，只是提出第3案分割兵力，影响整体，别的没有说。总之，对下一步华北作战究竟怎么搞，傅作义尚处在犹豫之中，未作明确决定。
11月4日，傅作义奉蒋介石之召，乘坐一架美制“天雄”号座机飞往南京。他特意身着深绿色将军服，领章上佩戴着上将军衔，显得比平时威武了许多，但神情冷峻，沉默无语，显得心事重重。自“天雄”号从南苑机场一起飞，他就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他在想：
东北决战，蒋介石几次飞沈，临空指挥，海面视察，布置出路，增派援兵，把“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搞得一点职权也没有。东北丢失，全责在蒋。可事到如今，却令我以“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失陷重镇”罪，“着即扣留”卫立煌。
傅作义联系到此次的南京之行，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处境，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打算，不能不考虑对策……
“天雄”号在南京明故宫军用机场着陆，傅作义走下舷梯，与前来迎接的蒋介石儿子蒋纬国、国防部长何应钦握手，互致问候，随后一同乘车驶向城内的下榻处。
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国防部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主要研究东北失陷后如何在南北两线作战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国防部参谋长刘斐、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等等。
在会上，蒋介石不断给高级将领们打气，但会场上是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很多人认为，东北共军入关作战，华北行将不保，傅作义部将会重蹈卫立煌部的覆辙。
蒋介石鉴于南线徐蚌会战一触即发，为加强长江及江南防务，应付徐蚌作战，提出放弃平、津，委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的主张，要傅作义率部南撤。他的主张得到多数人的赞同，认为这样做可以收缩防线，集中兵力，划江而治，待机反攻。何应钦还对傅作义说：撤退华北部队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船只已经备足，随时听从傅将军的调令，你只要下一个命令就行了。
对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南撤主张，傅作义却另有主意。他思前想后，如果部队真要南撤了，自己并非蒋介石的嫡系，早晚会被蒋介石所吞并，几十年苦心经营的血本，为蒋介石一旦所占，实在不甘心；再说南京政府行将垮台，撤到江南，又会有什么作为，搞不好就成了蒋介石的殉葬人；蒋介石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如果追究华北失守的责任，自己岂不成了第二个卫立煌？于是，他以主战派的姿态出现，慷慨陈言，坚决主张留守华北。
傅作义说：东北失陷，华北吃紧，但对于华北战局还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办法，我相信扭转危局还是有希望的。南撤是不得已之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采取的。如果轻易把华北兵力撤至江南，再想收复华北就困难了。所以，固守华北是全局，退保江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听了傅作义一番堂而皇之的辞令，到会的人都哑然无语了。蒋介石一反原来主张，表示支持傅作义坚守华北。
蒋介石原想加强江南防务，以图保住半壁河山。由于东北卫立煌部的被歼和华东刘峙部的被围，能够南撤加强江南防务的也只有华北的傅作义部可以指望了。但是，要把华北近60万人马撤往江南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靠陆运，石家庄、济南及华东、中原大片地区处于共军控制之下，已无希望。只有靠海运，从天津、塘沽用船把华北军队南撤，但蒋介石根本没有那么多船只，惟一的办法是向美国求援。然而，美国考虑到它在华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主张坚守平津，不能轻易放弃华北。同时，蒋介石从自身利益着想，也不甘心丢失华北。而固守华北，既可阻挡东北共军入关，又可拖住华北共军南下，策应刘峙部在徐淮地区与共军决战，从而争取时间，以加强长江防线，在江南重整兵力。这样做，也使美国在华北的战略利益受到保护，从而得到美国的支持。
傅作义见蒋介石支持自己的意见，便自信地说：东北决战刚刚结束，共军需要休整补充，林彪起码需要3至6个月才能入关。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扩军20至50万人，与东北、华北两区共军总数相当，从而以1：1的兵力来加强平津防务。此外，在津塘之间构筑60公里长的弧形阵地，在平津之间建立碉堡群，迎战入关的东北共军。到时候，可战可走，立于主动地位。
蒋介石心中十分满意，高兴地说：好！好！我支持你扩军，我给你番号和装备。
说到这里，蒋介石停顿片刻，接着说：你固守华北，摊子不要铺得太大，要尽力收缩兵力，把主力集中在平津塘地区，以便在华北支撑不住时，能迅速从海上撤走。
与会的高级将领静坐无语，有的点点头，有的低头沉思。傅作义在口头上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但心里十分清楚蒋介石的意图：放弃察绥，将察绥兵力东移平津，因为察绥无关蒋介石的大局。既然蒋介石没有直说放弃察绥，那么就有机可乘，可以把中央军部署在平津塘地区，而把自己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平张线上，以便平津支持不住时撤向绥远他赖以起家之地。
得到傅作义的许诺后，蒋介石严肃地说：我全力支持你。为了统筹华北的一切力量固守平津，我决定把华北地区的党、政、军大权全交给你一人。
傅作义心想，此前自己只管华北军事，现在局势危急了，蒋介石才把大权让出来，无非是想让自己为他卖命，阻挡共军南下。不过，权限扩大也是好事，可以主动些。于是，傅作义点了点头，表示接受此项任命和对蒋的信任的感激。
既然蒋介石都改变了原来主张，明确表态支持傅作义的意见，其他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于是会议不再谈华北军队南撤之事了。
11月5日，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单独召见傅作义，进行了长时间密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他俩最后确定了坚守平津，保住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为了表示对傅作义的信任和支持，蒋介石授权傅作义直接接受美国援助，并决定组建渤海舰队，在长山列岛建立海军据点，支援塘沽作战。傅作义向蒋介石多次表示，坚决执行南京会议的方针，回去后就立即采取措施。
当天夜里，随傅作义一起到南京开会的副参谋长梁述哉，向傅作义汇报说：“这两天我在这里看望了几位老同学、老朋友，他们都说：南京政府腐败不堪，完全丧失了民心，败局无可挽回。沈阳丢失后，内部乱作一团，许多人都作了逃往台湾的准备，明显呈现出垮台前夕的征兆。他们都劝我们早作打算，不要再为蒋介石做殉葬品了。”
傅作义认真地听着，没有任何表示。其实，他心里也清楚，国民党败象毕露，会议是一片悲观失望情绪，再依靠南京政府是不行了，应该早日寻找出路。
沉默了一会儿，傅作义说：“大政方针已定，明日上午还要开个大会，估计中午就会结束，你检查一下飞机的情况，会一散，我们马上飞回北平，这里不可久留！”
第二天，蒋介石在大会上宣布，在徐蚌地区采取攻势防御，集中刘峙等部70万大军与中原、华东共军进行决战，必要时放弃徐州，依托淮河作战。在华北地区收缩防线，集中兵力于北平、平津、塘沽，阻止东北共军入关，拖住华北共军南下，策应徐蚌会战，必要时撤退过江，加强江南防务。
当天午后，傅作义一行乘坐“天雄”号离开南京返回北平。
傅作义飞抵北平南苑机场后，没有回家，而是乘车直驶司令部。
在“华北剿总”司令部二楼小会议室，傅作义召集参谋长李世杰、副参谋长梁述哉、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和总参议张濯清开会，传达南京会议的决定，部署下一步行动。
傅作义说：“此次高级军事会议，专门研究了平津的防务问题，国防部提出的意见和蒋委员长的最后结论都与我们的计划差不多，也没作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