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周恩来魅力外交！克什米尔堪闹剧(4)
就在公布的全体会议临近结束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登上了讲台。他在说明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讲稿散发、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以后，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寻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陡然之间，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场鸦雀无声，屏息倾听。周恩来接着发挥了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命题：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针对一些代表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中国的误解作了解释。他说，在第二次大战后，新兴的亚非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宣布，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虽然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这篇不到5000字的即席讲话，找不到雄辩滔滔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一片谋求团结的赤诚。如果说发起会议的科伦坡国家在为亚非会议制定的目标中已经表达了要求大家越过歧异而寻找共同点的希望和祝愿的话，那么，周恩来则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求同存异的实例。
万隆会议的第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会顺利地转入秘密举行的3个小组委员会。然而在从4月20日开始的政治委员会，也就是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风波又起来了，根子还是先前那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实行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共处。双方相持不下，以致又有人得出了会议已不可能达成协议的结论。
终于，到了最后一天（4月23日），又是成为争论中心而又从不介入争论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讲话最中心的几句是：“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儿。”
障碍消除了。就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什么是和平共处的真谛？什么是求同存异的真谛？
这就是万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万隆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一个被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称之为“罕见的理性和尊严的会议”。通过大会、小组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会外交往，长期被隔绝和被分离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进行了接触，打开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许多人来时素昧平生，去时已成知交，许多人带着误解而来，带着友谊回去。周恩来总理同纳赛尔总统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例子。
万隆精神表现在会场内，也表现在会场外。
会议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会外新闻是，周恩来提出了同美国就解决台湾争端举行会谈的建议。
在4月19日的补充发言里，周恩来曾经提到：“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谋求解决的议案……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4月23日，周恩来在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举行的午餐会上，当着聚集在那里的8国代表团团长的面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用罗慕洛的话说：“这三句话的声明震动了会议。”云集万隆的各国记者都抢着发这条特大新闻。各国代表团团长也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会议期间发生的另外一条重要的会外新闻，是4月22日早晨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签署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解决了中印（尼）两国之间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且表示了中国愿意同一切有所谓“海外华人”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愿望。中国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会上某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对中国的误解与疑惧。
罗慕洛在1956年写的《万隆会议的意义》这本书中曾引用过希腊哲学家的一句名言：“历史就是哲学用以施教的实例”。万隆会议正是求同存异的智慧启示世人如何为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一个最好的实例。
在闭幕式上，亚非会议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是这样结束他的闭幕辞的：“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周恩来的魅力在万隆会议上再次为众人所倾倒，一位记者写道：“周需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开双手等着，而他们就会向他走来。”一位出席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一如既往，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我相信这个人。”
这种势头保持下来了。5月，周恩来声明中国愿意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8月，与美国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双方在解决朝鲜战争时间的相互不信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来访者开始几乎是不停地到中国来了，开始是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的来访，紧接着是柬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
不久，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外交喜结硕果。
最后的胜利
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代表团内部以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人，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周恩来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成、李两人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恩来的身后，情况复杂时，他们则干脆把周恩来包在中间。由于大使馆给他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他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4月24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来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8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恩来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从上午8点一直争到下午6点半（中午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6点35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9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和陈毅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5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恩来和陈毅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11点了。周恩来略微休息了一会，11点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点30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5点，周恩来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8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石奇达之助，10时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
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7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7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恩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7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15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恩来，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成元功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7天他共睡13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恩来对成元功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恩来的嘱托在成元功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他才告诉邓颖超。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
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尼赫鲁果然派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作为私人代表，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也接见了这位代表，并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5月9日和5月15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18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5月18日至6月1日，他们先后传讯了88人，其中拘留了19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8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键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6时30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3人遇救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5月18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遗憾。
台刊披露空难真相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发生40年以后，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张平宜专访了该案的主要当事人、当年曾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终于打破了台湾的“沉默”，首度揭开了尘封40年的情报黑幕，抖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周恩来的始末。
《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张平宜题为《专访谷正文谈筹划谋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该文说：
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人员获悉，周恩来将率中共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由于专机会在香港短暂停留加油，所以台湾特务，决定趁此炸机干掉周恩来。
当时，这件暗杀行动的两位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敌后部置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特务人员。
两人全盘计划是这样的：找人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放炸弹，时间一到，炸弹爆炸，自然什么都炸得灰飞烟灭，包括所有乘客及犯罪证据。
计划中，放炸弹的人将是关键人物。问题是谁将执行这个任务？找个陌生脸孔的国民党特务，恐怕混不过机场严密的检查，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查一阵过后，终于找到心目中理想人选――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他原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才20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位嗜赌如命的父亲。此外，小郑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少引人注意。
在港币60万的重赏下，小郑“勇敢”接下暗杀周恩来的危险任务。
计划大致确定后，周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来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因为本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一直不断在积极谋划暗杀周恩来的举动，但始终没有付诸实行，正好周斌成此时提出了炸毁周恩来的专机计划……
尽管毛人凤觉得计划可行，可是周、陈两人却不敢向毛人凤提起60万港币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毛反对，最后，两人决定央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请他出马为60万港币代为通融。
谷正文详听计划始末后立刻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共领导人，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我情报人员不太客气，抓到老是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太漂亮了，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谷正文并建议周、陈两人，最好前一天，能带小郑住旅馆，并将他的爸爸一起找来，免得小郑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0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着6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晚，台湾特务除了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4月11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工作人员例行检查。小郑的炸药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这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别做成牙膏模样，装进牙膏里，而简易的洗盥用具，机场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的。
就这样，小郑带着TNT成功闯关。
4月11日早晨，小郑负责3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来加油、作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打扫，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
失踪的小郑，是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里，随时等待飞往台湾。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小郑，其实挺精灵的，当初与台湾特务在研拟退路时，他就提出一套逃生计划，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港台间，最方便不过了。至于如何搭上便机，个子瘦小的小郑，决定缩在飞机的机轮间，因为一般人想不到那么狭小的空间，竟能藏人。
当天，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小郑也顺利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以后，倒是发生了一段意外的插曲，差点叫小郑曝了光……
那就是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在小郑躲进去后不久就起飞了（这一说法与本书307页有异，但原文如此――编者注），不久，从启德机场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由于飞机降落后，突然跳下一个人，当场引起一阵骚动。
飞机上跳下一个人，当时保安司令部在机场设有一个联合检查处，由一位姓赵的上校统筹管理。他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吓得鸡飞狗跳，一通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中饭的谷正文在获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带了两个人，坐吉普车直到机场接人。
到机场时，赵姓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小郑，一直嚷嚷，即使从飞机上“跳”下来，还是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最重要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小郑绝对不能曝光，否则功亏一篑。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然而根据谷正文了解，后来，这位无辜的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从机场接过小郑后，便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一下。
事实上，也在此时，台湾接获消息，周恩来可能没有登上那班飞机，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临时改变注意，外界对此纷纷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道，只能说他命大。”
后来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登上那班致命的飞机呢？据事后了解，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度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万隆开会，因此，才幸运逃过一劫。
载着中共代表团3人、中共5名记者、1名波兰记者、1名奥地利记者、1名越南工作人员，一共11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时间是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只有3名印尼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在海上漂流几个钟头后，奇迹似地获救。
根据谷正文表示，蒋介石事前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第二天，毛人凤才亲自向他报告，并对周恩来幸免于难深表遗憾。不料，蒋介石听完后，非但没有生气，还觉得给大陆一个下马威，挫挫士气，感觉不错，因此签下好大一笔奖金――美金9000元，犒赏有功人员。
而台湾对于万隆会议前夕发生这种敏感新闻，也一反常态，3家晚报均以不太显著的版面处理空难的消息。《中央日报》第二天更是只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内容交待了事。
虽然台湾当局始终低调处理这件空难，不过由于罹难人员包括5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及中共压力下，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厉风行展开一连串调查审问一干人等，连小郑点头之交的朋友，几乎无一幸免，纷纷被抓去严刑拷打，希望逼出小郑的下落，及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
打了又打，问不出一个所以然，不顾中共的抗议，香港政府只得放人，只起诉了本名周驹的小郑一人。问题是光知道凶手是小郑，可是人海茫茫，到哪里才能将小郑逮捕归案？
另一方面，在台湾保安单位严加保护下，小郑一切平安，其父在情治人员安排下，也在案情曝光前，安全偷渡去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名换姓，如今已在台湾落地生根。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尽管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谷正文却说，最大的收获是，的确让香港政府吓了一跳。因为事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曾与港督达成了口头协议，对于台湾特务，香港可以破坏组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特务一马，则台湾特务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港币假钞。
蒙上神秘面纱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已经事过境迁40年，周、陈两人也先后在前年、去年离开人世。谷正文指出，如今他站出来，坦承是台湾当局主谋放的炸弹，当局可能会觉得某种程度的难堪。不过今年85岁的谷正文还是忍不住要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周刊最近介绍，谷正文生于1910年，原籍山西汾阳。在抗战以前，谷正文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已是国民党特务（即所谓“职业学生”）。他后来还担任“华北特种工作组”的组长，专门执行破坏中共组织及暗杀中共干部或亲共人物的任务。他是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的大特务。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后，谷正文随军统局迁往台湾。到了台湾，30多岁的谷正文继续干他的本行，担任情报机关的“侦防组”组长长达17年之久。后来，他又升任“情报局督察室”主任。
不久前，中华航空公司一架运输机在台湾境内坠毁，引起各方面议论。退休多年的谷正文也发表一番高论，大胆假设华航这架飞机可能是“人为蓄意破坏”。此言一出，引得华航高层人员的不满和追究。
陡然之间，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场鸦雀无声，屏息倾听。周恩来接着发挥了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命题：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针对一些代表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中国的误解作了解释。他说，在第二次大战后，新兴的亚非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宣布，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虽然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这篇不到5000字的即席讲话，找不到雄辩滔滔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一片谋求团结的赤诚。如果说发起会议的科伦坡国家在为亚非会议制定的目标中已经表达了要求大家越过歧异而寻找共同点的希望和祝愿的话，那么，周恩来则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求同存异的实例。
万隆会议的第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会顺利地转入秘密举行的3个小组委员会。然而在从4月20日开始的政治委员会，也就是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风波又起来了，根子还是先前那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实行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共处。双方相持不下，以致又有人得出了会议已不可能达成协议的结论。
终于，到了最后一天（4月23日），又是成为争论中心而又从不介入争论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讲话最中心的几句是：“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儿。”
障碍消除了。就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什么是和平共处的真谛？什么是求同存异的真谛？
这就是万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万隆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一个被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称之为“罕见的理性和尊严的会议”。通过大会、小组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会外交往，长期被隔绝和被分离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进行了接触，打开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许多人来时素昧平生，去时已成知交，许多人带着误解而来，带着友谊回去。周恩来总理同纳赛尔总统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例子。
万隆精神表现在会场内，也表现在会场外。
会议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会外新闻是，周恩来提出了同美国就解决台湾争端举行会谈的建议。
在4月19日的补充发言里，周恩来曾经提到：“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谋求解决的议案……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4月23日，周恩来在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举行的午餐会上，当着聚集在那里的8国代表团团长的面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用罗慕洛的话说：“这三句话的声明震动了会议。”云集万隆的各国记者都抢着发这条特大新闻。各国代表团团长也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会议期间发生的另外一条重要的会外新闻，是4月22日早晨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签署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解决了中印（尼）两国之间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且表示了中国愿意同一切有所谓“海外华人”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愿望。中国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会上某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对中国的误解与疑惧。
罗慕洛在1956年写的《万隆会议的意义》这本书中曾引用过希腊哲学家的一句名言：“历史就是哲学用以施教的实例”。万隆会议正是求同存异的智慧启示世人如何为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一个最好的实例。
在闭幕式上，亚非会议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是这样结束他的闭幕辞的：“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周恩来的魅力在万隆会议上再次为众人所倾倒，一位记者写道：“周需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开双手等着，而他们就会向他走来。”一位出席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一如既往，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我相信这个人。”
这种势头保持下来了。5月，周恩来声明中国愿意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8月，与美国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双方在解决朝鲜战争时间的相互不信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来访者开始几乎是不停地到中国来了，开始是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的来访，紧接着是柬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
不久，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外交喜结硕果。
最后的胜利
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代表团内部以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人，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周恩来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成、李两人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恩来的身后，情况复杂时，他们则干脆把周恩来包在中间。由于大使馆给他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他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4月24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来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8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恩来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从上午8点一直争到下午6点半（中午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6点35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9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和陈毅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5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恩来和陈毅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11点了。周恩来略微休息了一会，11点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点30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5点，周恩来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8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石奇达之助，10时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
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7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7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恩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7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15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恩来，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成元功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7天他共睡13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恩来对成元功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恩来的嘱托在成元功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他才告诉邓颖超。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
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尼赫鲁果然派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作为私人代表，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也接见了这位代表，并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5月9日和5月15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18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5月18日至6月1日，他们先后传讯了88人，其中拘留了19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8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键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6时30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3人遇救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5月18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遗憾。
台刊披露空难真相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发生40年以后，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张平宜专访了该案的主要当事人、当年曾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终于打破了台湾的“沉默”，首度揭开了尘封40年的情报黑幕，抖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周恩来的始末。
《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张平宜题为《专访谷正文谈筹划谋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该文说：
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人员获悉，周恩来将率中共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由于专机会在香港短暂停留加油，所以台湾特务，决定趁此炸机干掉周恩来。
当时，这件暗杀行动的两位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敌后部置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特务人员。
两人全盘计划是这样的：找人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放炸弹，时间一到，炸弹爆炸，自然什么都炸得灰飞烟灭，包括所有乘客及犯罪证据。
计划中，放炸弹的人将是关键人物。问题是谁将执行这个任务？找个陌生脸孔的国民党特务，恐怕混不过机场严密的检查，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查一阵过后，终于找到心目中理想人选――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他原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才20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位嗜赌如命的父亲。此外，小郑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少引人注意。
在港币60万的重赏下，小郑“勇敢”接下暗杀周恩来的危险任务。
计划大致确定后，周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来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因为本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一直不断在积极谋划暗杀周恩来的举动，但始终没有付诸实行，正好周斌成此时提出了炸毁周恩来的专机计划……
尽管毛人凤觉得计划可行，可是周、陈两人却不敢向毛人凤提起60万港币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毛反对，最后，两人决定央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请他出马为60万港币代为通融。
谷正文详听计划始末后立刻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共领导人，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我情报人员不太客气，抓到老是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太漂亮了，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谷正文并建议周、陈两人，最好前一天，能带小郑住旅馆，并将他的爸爸一起找来，免得小郑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0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着6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晚，台湾特务除了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4月11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工作人员例行检查。小郑的炸药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这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别做成牙膏模样，装进牙膏里，而简易的洗盥用具，机场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的。
就这样，小郑带着TNT成功闯关。
4月11日早晨，小郑负责3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来加油、作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打扫，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
失踪的小郑，是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里，随时等待飞往台湾。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小郑，其实挺精灵的，当初与台湾特务在研拟退路时，他就提出一套逃生计划，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港台间，最方便不过了。至于如何搭上便机，个子瘦小的小郑，决定缩在飞机的机轮间，因为一般人想不到那么狭小的空间，竟能藏人。
当天，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小郑也顺利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以后，倒是发生了一段意外的插曲，差点叫小郑曝了光……
那就是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在小郑躲进去后不久就起飞了（这一说法与本书307页有异，但原文如此――编者注），不久，从启德机场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由于飞机降落后，突然跳下一个人，当场引起一阵骚动。
飞机上跳下一个人，当时保安司令部在机场设有一个联合检查处，由一位姓赵的上校统筹管理。他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吓得鸡飞狗跳，一通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中饭的谷正文在获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带了两个人，坐吉普车直到机场接人。
到机场时，赵姓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小郑，一直嚷嚷，即使从飞机上“跳”下来，还是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最重要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小郑绝对不能曝光，否则功亏一篑。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然而根据谷正文了解，后来，这位无辜的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从机场接过小郑后，便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一下。
事实上，也在此时，台湾接获消息，周恩来可能没有登上那班飞机，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临时改变注意，外界对此纷纷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道，只能说他命大。”
后来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登上那班致命的飞机呢？据事后了解，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度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万隆开会，因此，才幸运逃过一劫。
载着中共代表团3人、中共5名记者、1名波兰记者、1名奥地利记者、1名越南工作人员，一共11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时间是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只有3名印尼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在海上漂流几个钟头后，奇迹似地获救。
根据谷正文表示，蒋介石事前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第二天，毛人凤才亲自向他报告，并对周恩来幸免于难深表遗憾。不料，蒋介石听完后，非但没有生气，还觉得给大陆一个下马威，挫挫士气，感觉不错，因此签下好大一笔奖金――美金9000元，犒赏有功人员。
而台湾对于万隆会议前夕发生这种敏感新闻，也一反常态，3家晚报均以不太显著的版面处理空难的消息。《中央日报》第二天更是只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内容交待了事。
虽然台湾当局始终低调处理这件空难，不过由于罹难人员包括5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及中共压力下，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厉风行展开一连串调查审问一干人等，连小郑点头之交的朋友，几乎无一幸免，纷纷被抓去严刑拷打，希望逼出小郑的下落，及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
打了又打，问不出一个所以然，不顾中共的抗议，香港政府只得放人，只起诉了本名周驹的小郑一人。问题是光知道凶手是小郑，可是人海茫茫，到哪里才能将小郑逮捕归案？
另一方面，在台湾保安单位严加保护下，小郑一切平安，其父在情治人员安排下，也在案情曝光前，安全偷渡去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名换姓，如今已在台湾落地生根。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尽管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谷正文却说，最大的收获是，的确让香港政府吓了一跳。因为事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曾与港督达成了口头协议，对于台湾特务，香港可以破坏组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特务一马，则台湾特务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港币假钞。
蒙上神秘面纱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已经事过境迁40年，周、陈两人也先后在前年、去年离开人世。谷正文指出，如今他站出来，坦承是台湾当局主谋放的炸弹，当局可能会觉得某种程度的难堪。不过今年85岁的谷正文还是忍不住要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周刊最近介绍，谷正文生于1910年，原籍山西汾阳。在抗战以前，谷正文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已是国民党特务（即所谓“职业学生”）。他后来还担任“华北特种工作组”的组长，专门执行破坏中共组织及暗杀中共干部或亲共人物的任务。他是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的大特务。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后，谷正文随军统局迁往台湾。到了台湾，30多岁的谷正文继续干他的本行，担任情报机关的“侦防组”组长长达17年之久。后来，他又升任“情报局督察室”主任。
不久前，中华航空公司一架运输机在台湾境内坠毁，引起各方面议论。退休多年的谷正文也发表一番高论，大胆假设华航这架飞机可能是“人为蓄意破坏”。此言一出，引得华航高层人员的不满和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