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八、洗刷污名

　　保持名誉不受玷污必须遵循名誉的“义理”。“义理”是一系列的美德，在西方人看来，其间大有龃龉之处，但日本人却认为它们完全一致，因为它们是人之本分，并非因受惠而报偿。它们不属于“恩”的范畴。遵循“义理”的行为能使人名誉清白，它们不是对某人先前给予的特殊恩惠的报答。因此，“恰如其分”所要求的种种繁琐礼节、面对痛苦坚忍不拔、维护所从事的职业与行业的荣誉等等，皆属义理范畴。遵循名誉的义理也要求在遭到中伤与侮辱时采取行动，中伤使良好的名誉蒙尘，必须加以洗刷。或许必须对中伤者实施报复，或许必须自杀，在这两种极端手段间还有许多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对于有损名誉之事，是不能耸耸肩，一笑置之的。

　　我所谓的“名誉的义理”，日本人并没有独立的术语。他们只是简单地将其描述为“恩”的范畴之外的义理。这便是分类的根据。至于对社会的义理是一种回报善意的义务，对名誉的义理显然只包括复仇，这种分类法并非事实。在西方语言中，二者分属于感恩与复仇那样截然相反的范畴，而日本人显然对此并不认同。对别人的善意所做出的反应与受到侮辱与怨恨所做的反应，为什么不属于同一种品德呢？

　　在日本的确如此。一个品德高尚者对侮辱与恩惠有同样强烈的感受，对之施以回报都是美德。他不能如同我们那样将二者截然分开，视其一为冒犯，而另一为非冒犯。对他来说，冒犯仅仅是指“义理范围”外的行为。只要一个人维护义理，洗刷加诸自身的污名，他便没有冒犯之罪。只要侮辱、中伤或失败未被报复或消除，他们便会说，“世道不公”。一个品德高尚者必须恢复世界的平衡。报复是人类的美德，而非人性至恶。

　　然而，对名誉的义理和随之而来的存在于任何文化之中的所有的敌意与戒备，并非亚洲大陆特有的品德。它也不是我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属于东方品德。中国人并不如此，暹罗人不，印度人也不。中国人认为，所有这些对侮辱与诽谤的敏感是“小”人的特性——是道德意义上的小。不像在日本那样，这并非是他们理想中的高贵品质的一部分。一个人突然对他人施以暴力，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就算是为了回敬对方的侮辱，也仍然不合乎中国的伦理。中国人认为如此敏感颇为荒谬。在遭人中伤时，他们不去反击，也不会尽其所能，表现出自己高尚的一面，以证明诽谤毫无根据。

　　如果不把包含在其中的所有非侵略性的品德都加以考虑的话，就无法全面理解名誉的义理在日本的意义。复仇仅为必要时所要求的品德之一。义理也包括许多平和稳健的行为。对一个自尊的日本人来说，坚忍、克己也是名誉的义理的一部分。妇女在分娩时不可大叫，男人也应当超越痛苦与危险。当洪水侵袭日本人的村庄时，自尊的人都各自收集随身带的必要品去往高地，既不叫喊，也不东奔西跑，惊恐万状。当春分或秋分时的风雨转为飓风时，他们也同样能够自控。这种行为是日本人自尊的一部分，即使个人可能无法信守。在日本，这种自控的要求是“位高则任重”，因此，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高于对平民的要求，但是这种品格却是各阶层人遵守的定规。如果武士被要求去忍受身体上的极端痛苦，那么平民则必须毫无怨言地忍受持械武士的攻击。

　　关于武士坚忍品质的故事流传很广。他们不能屈服于饥饿，那只是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尽管饥肠辘辘，他们仍然得装出刚刚用过餐的样子：用牙签剔着牙。谚语有云：雏鸟哀啼以求食，武士只能剔牙。在过去的战争中，这变成了服役士兵的格言。他们绝不能屈服于痛苦。

　　对名誉的义理也要求人过一种合乎身份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不遵从这种义理的话，他就无权获得尊重。这就意味着，在德川时代，人们必须遵守取缔奢侈令所规定的细则以作为他自尊的一部分，该细则实际上对吃穿住用等各个方面都有严苛的规定。让我们震惊的是，德川时代的法律竟然规定，一个等级的农夫只能为自己的孩子买某一种玩偶，而另一个等级的农夫则只能买另一种。在日本，变得富有是不名誉的，维持恰当的身份则是可喜的。甚至在今天，穷人和富人也都以等级制度的传统来确保其自尊。这种品德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除了保持恰当的身份外，对名誉的义理也要求服从许多约束。借贷人贷款时可以用自己名誉的义理发誓，二三十年前，“如果我还不起这笔钱的话，愿意当众受到嘲笑”，这样的话是很常见的。不过，就算无法偿还，他也不会像所说的那样成为笑柄，在日本并无公开嘲弄人的习惯。但无偿付能力的债务人可能会自杀以“洗刷自己的污名”。除夕时自杀者甚众，他们以此来挽回自己的名誉。

　　各个行业都受到对名誉的义理的约束。若因特殊情况，日本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普遍的指责，他们对自己的要求经常会显得很奇特。举例来说，因为教室失火而自杀的校长名单有长长的一列，事实上对失火一事他们毫无责任，仅仅因为这威胁到了悬挂在教室的天皇像。教师也常因冲入火海抢救这些画像而丧生。他们以死亡来显示自己如何看重名誉的义理和对天皇的“忠”。也有许多著名的故事，说有些人因为在公开宣喻天皇的教育或军事诏令时发生口误而自感有罪，从而以自杀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在位期间，某人无意间为自己的儿子取名“裕仁”——在日本，天皇的名字是从来不能宣诸于口的——他便会杀死儿子，然后自杀。

　　在日本，作为一个从业人员，对名誉的义理的要求也很严格，但它不必用美国人所理解的崇高的职业道德标准来维持。教师会说：“为了维护教师的名誉，我不能承认对此一无所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不知道一只蛙的种属，也得假装知道。如果他仅凭几年的学校学习来教授英语，他也不能承认有人能纠正他的错误。“教师之名誉的义理”便特指这种防御性的态度。对商人而言，名誉的义理指的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资产已近枯竭，他为公司所制定的计划已经失败。义理也要求外交人员不能承认自己策略的失败。所有义理的用法都将个人与其工作合二为一，任何对个人行为或能力的批评都会自然而然地变成对其本人的批评。

　　在日本，这种防御性心理根深蒂固，不当个人的面谈他所犯的工作错误被视为明智的表现——这也是一般的礼节。

　　若一个人在竞争中败北，这种敏感就会表现得尤为明显。所谓失败可能仅仅是另一个人获得了工作，或自己未能通过答辩考试。失败者因诸如此类的失败而“蒙羞”，尽管这种羞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促使人做出更大的努力，但在许多情况下也可能成为某种危险的压抑因素。它使人失去信心，变得忧郁或愤怒，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会妨碍他做进一步的努力。

　　孩提时代过去后，这种状况尤其明显。因为日本的孩子多视竞争为儿戏，并不过分在意。但对于青年与成年人来说，竞争会使人表现欠佳。某些人在独自工作时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错误减少，速度也能提高，但引入竞争对手后，却开始犯错误，工作速度也大大降低了。以自己而非别人的成绩为标准测试他们的进步时，他们做得最好。对此竞争态势下不尽如人意的情况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正确地给出了原因。当在工作中引入竞争时，人们会主要关注自己被击败的风险，从而影响工作。他们感到竞争犹如侵略一般激烈，这使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自己与侵略者的关系而非手头的工作。

　　日本人总有足够的机巧设法避免直接竞争。在日本的小学里，竞争被减少到美国人无法想像的程度。老师被要求教导每个孩子提高自己的成绩，而不让他们有机会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在小学阶段，没有让学生留级重读之事，所有同时进校的孩子也同时结业。小学孩子的成绩报告单是根据操行而非功课成绩排定的。可以想见，当真正的竞争状态无法避免时，比如在中学入学考试中，孩子们自然极度紧张。有些男孩在得知自己考试失败后便会自杀，这样的事情，所有的老师都曾经历过。

　　将直接竞争减少到最低的努力覆盖了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个建基于“恩”上的伦理体系中，竞争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为各阶层制定苛细规则的整个等级体系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直接竞争。家族体系也把竞争最小化，因为从制度上说，日本的父子间不像美国那样彼此竞争：他们或许可能相互指责，但不可能竞争。

　　对于某些可能使人怀疑某人是否为自己的名誉尽了“义理”的境况，日本人设定了种种礼节去避免使人受辱。这些因此而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内的境况远远不限于直接竞争。日本人认为，主人应该衣冠楚楚地以某种仪式欢迎客人。因此，若有人拜访农家，发现农夫身着工作服，便应该稍事等候，而农夫则在换上合适的衣服、安排好适当的礼仪前，要装出不知道有人前来拜访的样子。就算主人就在客人等候的房中更衣，情形也是一样。在他着装完成前，他似乎根本不在现场。在乡村地区，小伙子总在姑娘家人熟睡、且姑娘上床后才前去拜访。姑娘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他们的追求，但小伙子以毛巾蒙脸，以便被拒绝后的翌日无须感到羞愧。采取伪装并不是要防止姑娘认出他来，这纯粹是一种鸵鸟策略，是为了不必承认自己曾经受到羞辱。礼节也要求任何计划在确保成功前要尽可能地少为人知。媒人的职责之一是在缔结婚约前安排未来的新娘新郎见面。要尽量使这样的见面好像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因为如果在这一阶段介绍的目的就被公开，若婚约终止，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名誉就有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年轻的一对必须由父母一方或双方陪同，媒人则充作东道主，而他们在每年一度的菊花展或一个著名的公园或娱乐场所“不期而遇”，这便是最适当的安排。

　　通过这些和其他种种方式，日本人避开那些令人羞耻的失败场合。尽管他们强调洗刷污名的责任，但是在实际中，这种责任却引导他们以尽可能少受辱的方式来安排事情。这与太平洋诸岛的众多部落大相径庭，尽管那里同日本一样，洗刷名声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

　　日本人是礼貌的典范，这些显见的礼貌是一种标尺，借此可以衡量他们如何尽力去限制那些必须洗刷污名的情况。他们始终把侮辱所引起的愤恨作为获得成就的无与伦比的激励因素，但他们会限制引起这种激励的境况。它只在特定状况，或传统的消除侮辱的方式在压力下失效时才会发生。毫无疑问，对这种激励手段的使用，使日本获得了在远东的统治地位，并对它最近十多年对英美的战争政策颇有影响。

　　日本人的确礼貌周全，但美国人不应因此而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日本人将那些无足轻重的评论看得如此严重，实在令我们难以理解。一位日本艺术家，牧野吉夫，在他用英文写就，并在美国出版的自传中，极其生动地描写了他对自己视之为讥嘲的事情的正宗日本式反应。他写这本书时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成年时期，但他的感受依旧是那么强烈，好像他还生活在家乡爱知县的乡村一样。他是一个颇有身份的地主的小儿子，其家庭和睦，自己也备受宠爱。在他童年时代即将结束时，他的母亲去世，不久后，他的父亲也破产并卖掉了所有的财产以充抵债务，他的家境从此一落千丈。牧野吉夫身无分文，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的抱负之一就是学习英语，为此，他寄身于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充任看门人。直到十八岁，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附近几个乡镇，但他决心去美国。

　　我前去拜访一位我信任的传教士，告诉他我要去美国的想法，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有益的建议。令我失望的是，他惊呼道，“什么，你想去美国？”他的妻子当时也在房中，他们两个一起讥笑我。那一刻，我感到血全从头沉到了脚底！我在原地沉默地呆立了几秒钟，然后，连再见也没有说就回到了我的房子。我对自己说，“一切到此为止。”

　　第二天早晨我便离开了。现在我想写出理由。我一直相信，不真诚是这世界上最大的罪恶，而没有什么比讥笑更不真诚的了。

　　即使谋杀者我也能视其情节给予谅解，但对于讥笑却无从宽宥。因为，一个人若无有意的不真诚，便不能讥笑一个无辜的人。

　　让我给两个词下出自己的定义。谋杀者：戕害他人肉体的人。讥讽者：戕害他人灵魂和肉体的人。

　　灵魂和心灵远比肉体珍贵，因此，讥笑是最严重的罪行。的确，那位传教士和他的妻子想要戕害我的灵魂和心灵，我的心灵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它哭喊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第二天早晨，他便将所有的财产包在一个包袱里离开了。

　　如他自己所感觉的那样，传教士不相信一个不名一文的穷乡僻壤的男孩能去美国并成为艺术家，这“戕害”了他。他的名誉受到了玷污，他只能以实现目的的行动去洗刷。遭到传教士讥笑后，他别无选择，只能离开那里去美国以证明自己的能力。

　　“即使谋杀者我也能视其情节给予谅解，但对于讥笑者却无从宽宥。”对于诽谤，“忘却”是不合适的，唯一可能的反应是报复。牧野吉夫以到美国来洗刷自己的污名，但在日本的传统中，若受到侮辱或被击败，报复作为“善行”却占有很高的地位。冈仓由三郎在一本名为《日本的生活和思想》的书中，将报复与日本人的一个独特的习惯相比较：

　　日本人许多所谓的精神特性起源于他们对洁净的喜好以及相应的对污秽的厌恶。否则，请问，还能作何解释？我们实际上接受的教育使我们习惯于把对家庭的名誉或民族的自豪感的侮辱看作污秽与创伤，若不澄清或加以彻底洗刷，便无法洁净或愈合。你可以将在日本公私生活中所发生的复仇事件看作一个热爱洁净以至于形成洁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他继续说，因此，日本人便“过着干净而纯洁的生活，如同盛开的樱花般明丽绚烂”。所谓的“晨浴”，换句话说，便是洗去别人掷于你身上的污物。只要有一点污迹还沾在身上，你就不能算是个品德高尚的人。日本人并没有以这样的伦理去教育大家：除非自己认为受辱，否则就不算受辱。只有“自己的所作所为”才能玷污自己，他人的言行都无法玷污自己。

　　日本的传统不断地把这种复仇的“晨浴”理想展示于众，无数的事件与英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其中最流行的便是历史上的《四十七浪人的故事》。日本人能在教科书、剧院的演出、当代电影和通俗出版物中看到它们。它们已经成为日本当代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历史故事中的两个主题：在自己犯错误的时候报复正确的人、为自己受到诽谤而报复，即使诽谤者是自己的主君，是日本最负盛名的文学作品的普遍主题，而且被描写得多姿多彩。人们检视当代的传记、小说和发生的事件就会发现，很明显，无论日本人如何对传统故事中的复仇大加欣赏，但发生在当代生活中的报复却同西方国家一样罕见，甚至更为罕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对名誉的念念不忘有所减弱，而是说明，其对失败和诽谤的反应更趋于防御性而非攻击性。日本人对待羞辱仍像以前那样认真，但耻辱越来越让他们内敛而非勃然作色。在无法无天的明治时代，人们更容易为复仇而直接发起攻击。而在近代，由于法律和秩序的约束，兼之维持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愈发困难，报复也变得不动声色，或者深藏在自己心中了。

　　日本人在面对失败、诽谤和排斥时的脆弱使其容易自寻烦恼，而非使他人烦恼。日本小说再三描写到数十年来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在忧郁与狂怒的交替中迷失自我的困境。故事的主人公处于厌倦之中——厌倦生活、厌倦家庭、厌倦城市、厌倦乡村。但那并非因遥不可及的目标而产生的烦恼，对那些志存高远的人来说，与其心目中的宏大目标相比，一切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也并非现实与理想脱节所产生的厌倦，日本人有了目标，便能摆脱烦恼，一旦日本人梦想到伟大的使命，他们便摆脱了这些烦恼。无论目标多么遥远，他们都能完全地、决然地摆脱这些烦恼。他们这种独特的倦怠是这个易受创伤的民族的通病。

　　现代日本人对自己所采取的最极端的行为便是自杀。根据他们的信条，手段适宜的自杀，能洗刷污名、恢复名誉。推崇自杀的日本人认为自杀是一种值得尊重且目的明确的行为，在某些情形下，它是实现对名誉的义理的最值得敬重的程序。

　　当对名誉的义理受到威胁时就转而针对自己，这种趋向日益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付诸于极端的行动，例如自杀。转向自我的攻击仅仅产生沮丧与厌倦，这种典型的日本式厌倦在知识界极为盛行。这种情绪在这一特定阶层蔓延是有其充分的社会学原因的：知识分子过剩，且其在等级中所处的地位颇不稳固，只有极少一部分知识分子能实现自身的抱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当局担心他们具有“危险思想”，对其颇为疑惧，所以知识分子的处境尤为艰难。日本知识分子通常满怀怨恨地将自己所受的挫折归因于西化所带来的混乱，但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典型的日本式情绪波动是从强烈的奉献精神一变而为强烈的厌倦情绪。众多知识分子所承受的精神重创是传统的日本式的。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以传统的方式自我救赎：他们怀着国家主义信念，再次将攻击的锋芒从针对自我而转向外部。极权主义者从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中重新“发现了自我”，他们借此改善了自己的恶劣心境，重新感受到内心滋生的新的巨大力量。在人际关系中，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他们相信，作为一个征服国，他们可以做到。

　　既然战争的结果已经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厌倦情绪就再次成为日本人巨大的心理威胁。无论其意图如何，他们都无法轻松应对这种威胁。“再也没有炸弹了，”一个在东京的日本人说，“放松的感觉的确很美妙。但是战争结束了，生活也失去了目的。人人都感到茫然，做起事来心不在焉。我是这样，我妻子也是这样，大家都像医院里的病人。大家对自己做的事情都很迟钝，也很迷茫。大家都在抱怨政府的战争善后与救济工作进行得太缓慢，我觉得原因在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和我们一样，陷入了同样的情绪之中。”

　　在奋进与完全原地踏步的厌倦中摇摆不定是日本人的天性。当前日本人主要关注维护一个战败国的名誉，他们认为可以用友好的姿态来达到这一点。必然的，很多人认为要实现这一目的，最安全的方式无疑是恭顺。再稍进一步，他们便会认为努力会令人生疑，还是原地踏步较为稳妥。这样，厌倦情绪便蔓延开来。

　　然而，日本人绝不情愿懒散。“让自己从倦怠中觉醒”、“让别人从倦怠中觉醒”这样号召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口号在日本很常见。即使在战时，他们的播音员也时时将其挂在嘴上。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同消极无为作斗争。1946年春，日本报纸不断讨论着“全世界都注视着我们”，他们却仍未清理战后的废墟，公共设施仍未有效运行，这令日本的名誉蒙尘。他们抱怨那些夜间聚集在火车站睡觉、使得美国人窥见他们窘境的无家可归者的懒散。这种对良好名声的呼吁，日本人是很能理解的。他们也希望作为一个国家未来能尽最大的努力在联合国工作，以获得一个受尊重的位置。他们将再次为名誉而工作，只是换了一个新方向。如果将来大国之间能维持和平，日本将沿着这条自尊之路走下去。

　　因为对荣誉的追求是日本人恒定不变的目标，获得他人的尊重对日本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达此目的所使用的手段是根据环境的要求可拿起亦可弃置的工具。如果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会改变他们的态度，转向新的方向。除了极少数顽固分子，日本人不认为有必要针对美国占领军进行抵抗运动或组织地下反抗。对他们来说，坚守旧规则并无道德上的必要性。从最初的几个月开始，美国人就可以只身一人乘坐拥挤的火车安全地抵达这个国家的任何偏僻的角落，并受到以前的国家主义官员彬彬有礼的欢迎。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仇杀。当我们的吉普车穿过乡村时，站在路边的孩子们会大喊“你好！”“再见！”母亲们握住因为太小而无法自己挥手的婴孩的手向我们致意。

　　日本人是从另一方面得出其侵略依据的。他们极其需要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他们看到大国依靠军事力量赢得了尊重，便如法炮制。由于其能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得不采取比希律王更为残暴的手段。巨大的努力终归失败，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终究不是获得名誉之路。义理总是同等地意味着侵略手段的使用或相互尊重的惯例，因此，失败的日本人便从前者转向后者，很显然，他们并无对自己施加精神暴力的意识，其目标仍然是他们的好名声。这种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誉的义理的光明面。

　　对西方人来说，了解义理对日本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比以往更为重要。义理是各阶层的普遍美德。如同其他的义务与规则一样，在日本，义理为社会各阶层所需要，且随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而逐渐“加重”，至少日本人认为武士阶层要承担更重的义理。一位非日本籍的观察家可能会认为义理对大多数的普通人要求更高，因为普通人似乎较少因遵从义理而获益。对于日本人来说，在自己所处的圈子里受到尊敬，这便是最好的报偿。“不懂义理的人”仍然是一个“可怜的不幸者”，将受到他的朋友们的耻笑和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