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十三、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美国人很有理由为自己对投降后的日本所进行的管理感到骄傲。日本投降时最大的问题是应该对日本实行何种性质的管理。战胜国是应该利用现存的政府或天皇，还是对其进行清算，或是在美国军事政府官员的指挥下进行各市各镇的管理？国务院和海军部就此重大问题对麦克阿瑟将军进行了具体的指示，该指示获得了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力支持。日本国家的管理与重建工作由日本国民自己负责。

　　在美国，我们不断争论媾和条款宜严还是宜宽。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严与宽的问题。问题在于严的尺度应该既不多也不少，应该正好打破旧有的、具有侵略性的危险模式，建立新的目标。所采用的方法应根据民族的性格和国家传统的社会模式而定。在德国，普鲁士式的专制主义植根于家庭与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必须签订某些适合德国的媾和条款。而在日本，明智的和平政策却与此不同。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不是粗暴的专制主义。父亲对孩子尊重而喜爱，几乎所有的西方研究者都认为，这种情况在西方经验中是很罕见的。因为日本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与父亲间有某种真正的友谊，并公开地为父亲而自豪，所以，父亲只要改变一下语气，就能让孩子遵从自己的愿望。父亲对于孩子并不严厉，因此，青春期不是反抗父母权威的时期。

　　孩子通过幼年与父亲相处的经验而获得的这种态度变成了一种贯穿日本社会的模式。因为等级地位而最为人尊敬的人不一定专门自己行使特权，处于最高等级的官员也不一定行使实权。自天皇而下，背后都有谋士与隐蔽的力量在活动。如同西方人常说的，每件事情都“间接”完成。他们尽力使独裁的权威不暴露出来，使每个行为都摆出一种对象征性地位的效忠姿态。一般而言，这种象征性地位与实际权力是分离的。如果日本人感觉到了某种不加掩饰的权力，他们会视其为一种与其社会系统不相符合的剥削性的权力。

　　以这种方式看待社会的日本人面对剥削和不公会进行反抗，但他们不会采取革命的手段，不会打破社会组织。他们会丝毫不触及整个制度而进行最彻底的改革，如同明治时代一样。

　　在重塑一个和平国家时，日本人所能利用的真正的力量在于他们能就一个行动说，“它已经失败了，”然后将其精力投注于其他途径。日本人具有一种允许取舍的伦理。他们试图借战争获得“合适的地位”，但他们失败了。现在他们可以放弃这一方针了，因为他们所受的整个训练使他们习惯于在可能的情况下转变方向。

　　西方人注意到了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原则性的转变，并对此加以质疑。然而，在日本，无论是在处理私人关系还是国际关系方面，这种转变都是处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人认为，实施某一行动而未达到目标，这是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了，他就将其视为失败的目标加以抛弃，他们并不会执著于失败的目标。

　　在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美国管理机构认可了日本人这种选择新目标的能力。他们并未坚持以羞辱的方式阻止日本人的选择。按照西方的伦理，这样的做法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就西方伦理的原则来说，羞辱与惩罚是使有过失者认罪的行之有效的手段。认罪是其获得新生的第一步。如我们所知，日本人是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的。他们的伦理要求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一次错误的必然后果是使他相信此事是不应该做的。这种必然后果甚至可能是在一次劳民伤财的战争中被击败。但日本人未必会将由此引起的愤恨视为羞辱。在日本人的词典中，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是以诽谤、嘲笑、轻视、不敬、坚持使用耻辱性的象征来羞辱其他人或者国家的。当日本人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报复就被看作美德。无论西方的伦理如何谴责这些原则，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的成效完全依赖于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自我克制。

　　美国人的胜利再次改变了日本人的这种状况。最终的战败使日本人按照其惯有的生活态度放弃了他们以前孜孜以求的目标。日本人独特的伦理允许他们抹去账单上的一切积怨。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免了在清洗干净的账单上重新涂抹上羞辱的象征，而只是坚持了在日本人看来属于战败的“必然后果”的事情。这一招很奏效。

　　保留天皇制意义重大。对此事的处理也很巧妙。首先是天皇拜会麦克阿瑟将军，而非麦克阿瑟将军拜会天皇，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事件，其影响的巨大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据说麦克阿瑟将军建议天皇否定自己的神性，他抗议说，去除自己原本并不具备的东西会让他感到难堪。他说，日本人并不认为天皇是西方意义中的神，这是实情。但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力劝他说，西方人认为他自称为神，这不利于日本的国际声誉。天皇同意忍受否定此事带给自己的难堪。他在新年之际发表了声明，并要求将全世界报刊对他声明的评论翻译给他看。读完后，他致电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说自己很满意。显然，此前外国人并不了解内情，天皇为自己发表声明而颇感庆幸。

　　当然，无论所采用的政策如何得人心，管理一个战败国都是有难度的。不可避免的是，日本的粮食、住所和战后重建问题极为尖锐。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的职员来进行管理，这些问题至少会同样尖锐。

　　日本人将有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要走，但如果政府预算中不再考虑军备的话，他们还是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标准的。

　　任何欧洲或亚洲国家，如果在未来十年不再加强军备，都会比其他注重军备的国家更有潜在的优势，因为它可以将其财富用于建设健康繁荣的经济。

　　美国做不到——其他国家也做不到——用命令来创建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这种方法在任何一个被统治的国家中都从未奏效过。没有哪个人能对一个与自己习惯与设想完全不同的人发号施令，使其以自己设想的生活方式生活。立法的手段无法使日本人接受选举出来的人的权威，无法使他们无视他们的等级系统所确定的“适当的位置”。立法的手段也不能使他们接纳美国人所习惯的人与人之间自由轻松的关系，接纳美国人所不可或缺的独立，还有美国人必须自己选择同伴、职业、住房和应尽的义务的热情。但是，对于他们认为是必要的转变，日本人说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以来，他们的公职人员曾经说过，日本必须鼓励他们的男女国民过自己的生活，相信自己的良心。当然，他们没有这么说——但任何日本人都明白——他们对“耻辱”在日本的作用颇有怀疑，他们希望在国民中发展一种新的自由：一种不必担心“世人”批评与排斥的自由。

　　日本人将侵略战争看成一种“错误”和失败的事业，因此，他们向社会转变迈出了一大步。他们希望赎回自己在和平国家中受人尊敬的地位，这就得实现社会的和平。当前，日本人把军国主义看作熄灭了的灯。他们将密切注意是否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灯也都熄灭了。如果没有，他们将重新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以便大显身手。如果其他地方的灯也熄灭了，日本将会证明，它已经从帝国主义侵略计划并非是通往荣誉之路这一道理中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