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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辫子大军入京城！复辟梦断天安门(11)
甩脱了宋庆，张勋长长地吐了一口鸟气。心里感到一阵畅快，即刻只身策马南归。好像这一来，他就可以抖落一身霉气，重新焕发生机似的。直到进了山海关，他才突然感到眼前一片茫然。原来，他凭着一时之愤，毅然辞职之际，竟丝毫没有考虑，离开了宋庆，他又该去投奔谁。现在，他又成了一名无依无靠的光杆参将。他又不好意思再去找老主人许振？的麻烦。想来想去，进退维谷。他牵着坐骑在长城脚下连兜了两日圈子，最后只得决定先进京去碰碰运气。他前番由湖北到辽东时，曾由张之洞介绍拜识了京师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兼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这位统领大人，就是现代许多小说戏剧电影中所传言的慈禧太后年轻时的情哥儿。他不久后直接参与绞杀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时，他担任的步军统领是一个官阶为从一品的重要职务。其基本职责相当于现代的“北京卫戍司令”加“公安局长”，另外他还兼了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之类的要职。这一职务，一般必须由满族大学士和亲王兼任。荣禄虽为满族贵胄，但当时并不是亲王，也不是大学士，他能获得这一职任，表明慈禧太后确实十分宠信他。他实际上是一位不挂衔的军机大臣，而且比一般的军机大臣说话还更顶用。张之洞介绍张勋去拜识了这位大老爷，实在是帮了他的大忙。
这阵子，张勋走投无路时，便又想起了这位只有一面之识的统领老爷。他进了京城，索性把战马鞍辔随身持囊一古脑儿卖个精光，再加上全年俸银，总算备了一份勉强拿得出手的礼物，就去拜见荣禄。名刺和礼单投进去，这位荣大人竟还记得他，把他召进去，讲话也挺客气。张勋便斗胆把他因在宋庆军中进言无门，得不到重用，而想别换一军效命的意思直说了出来。荣禄还真肯帮忙，只沉吟片刻，便决定让他随岑春暄前往山东去统领新募防军。这不仅又使张勋获得了一次领兵出阵的机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他第一次从一名当朝权贵手里直接得到差使。从此，他便可以不断地借机与这位大老爷发生接触。他已经出乎意外地把触须伸进了内廷之一角。这不能不使他大喜过望。他得到吩咐，忙不迭地跪下磕头谢恩。随后退出，恭候岑春暄邀见。
岑春暄是光绪初年云贵总督岑毓英的第三个儿子。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岑毓英为滇军统帅，与桂军总指挥潘鼎新为友邻，彼此相与甚洽。入越之前，潘鼎新还派张勋给岑毓英送过一封信。因而，张勋曾在云南督府面见过岑毓英。眨眼10年过去，如今其子岑春暄竟也入朝当上了太仆寺卿。这时，中日战争仍在进行之中。日军已攻占山东荣城，陷威海卫，又陷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山东方面形势紧张。山东巡抚李秉衡申文告急。正当朝廷议论该派谁去援救之际，岑春暄主动请求率师前往。原来这位岑公子本是受了父荫当上朝臣的，但他自负才能非凡，不甘给人一种吃祖宗饭的庸碌之辈的印象，此时正当年轻气盛，极想显显自己的实际能耐，以正视听，倒也不失为一位有志之士。军机大臣奕讠斤便真的荐他为钦差大臣，率新募防军紧急赴援。岑春暄于临行前又接荣禄通知，要他安排张勋为新幕防军统领，随他一同出发。岑春暄不敢怠慢，即行邀见。交谈中，张勋特意提起和他父亲岑毓英见过面的故事，岑春暄听了，果然大感亲切，两人关系竟一下子就拉得热乎起来。这样，岑春暄立时便由被动地接受张勋同行，变成了主动欢迎他的到来。张勋临场发挥的这点小聪明竟然大见成效，使他一见面就赢得了这位新上司的友谊。
援军到达济南，朝廷已决定对日乞和。接着，李鸿章出使日本，除了签订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马关条约》，使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之外，他本人还被日本黑龙会暴徒小山丰太郎捅了一刀，幸好未中要害，还让他厚着面皮活了下来。这一来，山东形势缓解，原来盼望援兵急得发跳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这阵子反而变得优哉悠哉起来，对于雄心勃勃赶来助战的钦差大臣也就隐隐地流露出几分似乎不大在乎的神色。这还不打紧，更叫岑春暄恼火的是，他在会见钦差大臣时，竟然不开中门，完全以接待晚辈的礼数相待，一见面，就亲热地拍着岑春暄的肩膀称之为“贤侄”。
原来这位李巡抚，就是当年中法战争时期接替潘鼎新继任署理广西巡抚的那位大老爷，张勋曾在广西和他见过面。他也曾在保荐张勋升官的奏折上签过名。他在广西任职期间也与云南的岑毓英有过交往。故此番与岑春暄见面，他便以父辈自居，而不把这位“贤侄”放在眼里。
然而，岑春暄虽然年轻官小（太仆卿的官阶通常为正三品，李秉衡此时为从一品），但他此番援鲁所持的身份是钦差大臣。钦差大臣是直属皇帝领导的临时性专职要员，到了地方上，即使官小，地位也与总督巡抚平等。照理，李秉衡应该执平级礼，开中门迎接。偏这位原本求人之援的巡抚大爷却大摆起高官和长辈的架子，这能不叫岑大钦差气炸了肺？但碍着李秉衡毕竟是老资格的面子，他又不便发作，只得忍着。
接下来，日本人宣布接受俄、德、法三国“劝告”，放弃辽东。山东实际上也已经解严。于是，岑春暄和张勋，以及由他们带来的新募援鲁军已无仗可打，无功可图。不仅如此，而且对他们的下一步置措问题，很快又引发了李、岑二人的明争暗斗。李秉衡想把这支军队抓在自己手里，竟劝说（实际上是命令）他的“贤侄”岑春暄率领他们去驻守烟台，这就进一步要把岑春暄当作自己的部属驱使了。如果说前一阶段，岑春暄因资历关系还不得不有意让他几分的话，那么，当这李老头儿欺人到了如此地步之际，他就不能不奋起反抗了。但是，他又想到，作为钦差大臣，他本人虽然完全有拒绝接受李巡抚指令的权力，但这支军队本来就是为加强山东防务而募集的，既然到了山东，自然没有再带回去的道理，然而，把自己辛苦募集的队伍白白交给这条无礼老狗，他岂能甘心？于是，他表面上装着他本人愿带队伍驻守烟台，只是钦命在身，他必须先回京销了差才能负命。李秉衡见他言之有理，而且他人去军留，就是一去不返，也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个张勋完全可以统领这支军队去为他效命。
谁知岑春暄一进北京，立即找到恭亲王奕讠斤，说是山东兵多粮足，本无须朝廷驰援。荣城、威海之失，完全是由于巡抚李秉衡临敌惊慌，举措失当所至。现在既然和议已成，留下大量冗兵空耗国家粮饷无益，不如就势把新募防军遣散，着李秉衡以山东原部恢复关防为宜。第二天陛见光绪帝销差时，他又把这意见重申了一遍。加上恭亲王附议，光绪帝便降旨遣散山东新募防军。李秉衡在济南接到朝旨，才知道他这位老谋深算的大老叔，这一回竟活活地栽在了那位小“贤侄”的手里。他不仅没有抓住这支军队，反而不得不忍痛从他的山东省银库中拿出一笔遣散费来，为他的“贤侄”代劳，去遣散那支数千人的队伍。如果队伍不解散，本来他还想留下张勋在他治下效几年劳，现在没有了队伍，张勋也就成为多余了。
结果，张勋便成了被岑春暄抛在山东的一名“弃儿”。队伍既被遣散，李秉衡又不想收留他，他就是一名散兵游勇。更要命的是，他前番在北京向荣禄进献见面礼时，已经耗尽了随身的全部积蓄，如今身上就只有赴山东期间领取的千儿八百两俸银。如不能很快找到实缺，他将会弹尽粮绝，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两名上司勾心斗角的牺牲品，心里不禁感到悲愤不已。愤激之下，他真想甩袖退出这狗咬人，人咬狗，嘈嚷嚷，乱纷纷的丑恶官场，一路南下，回到老家，夫妻双双开他妈的一家庐山云雾茶馆，兼卖五香茶叶蛋，图他个清闲自在！
尽管连续在江海南北颠簸了3年多，数易其主而未建寸功，把个张勋急得瞪眼跳脚，有时甚至灰心丧气，但终究，他还是没有回家去开夫妻小店卖五香茶叶蛋。他兜着可怜巴巴的几个月薪饷，硬着头皮又回到了北京。再也没有足够的银两去置办礼品了，他只好光着身子去拜见荣禄。
这时候，中国传统的军事体制正处在一场重大变革的关节点上。甲午一战，芝麻绿豆大的小日本直打得堂堂大清帝国鼻青脸肿。当时人们从军事角度检讨，大都认为清军的腐败无能，充分表明了中国军事体制的落后（尽管这时候各地清军已陆续使用了一些西式武器）。因而，要求改革军事体制（即“用西法练兵”）的呼声空前高涨。光绪皇帝受到舆论的鼓动，也发布上谕说，“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是“自强救时第一要义”，并指定督办军务处负责改练新军。
督办军务处名义上是恭亲王奕讠斤为首，庆亲王奕？为副，李鸿藻、翁同龠禾、荣禄、长麟协同办理。但恭亲王奕讠斤年老管不了具体；庆亲王奕？昏庸无能，除了贪赃枉法之外屁事不懂；李鸿藻、翁同龠禾、长麟等人无实际军权，因而，荣禄便成了这场军制改革的关键性人物，有关改练新军的实际工作都由他具体经办。当一身霉气的张勋又一次跪在他的跟前时，他正好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他要推荐袁世凯去负责督练新军。于是，他叫张勋先去休息几个月，等练军方案报皇帝批准后，再派他去袁世凯手下带练新军。张勋不便说明自己已穷困无卿，只得唯唯退出，回到旅舍一想，既然日后要到那袁世凯的门下去当差，何不趁早去拜访他一下呢？
袁世凯，字慰亭，正是日后著名的窃国大盗――以武力攫取中华民国大总统高位后又想当“洪宪皇帝”的那位角色。他于1895年出生在河南项城县。1881年投山东吴长庆军。1882年，他随吴军入朝鲜帮助朝鲜国王平息“内乱”，并抵制日本渗透。他在朝鲜一呆12年，由于表现突出，受到李鸿章的器重，迭经提拔至驻朝代表，直到甲午中日大战前夕，他才托病内逃，并借着舆论普倡改练新军的机会，请人捉刀代写了一部兵书，到处散发，以显示他的军事才能。他还广泛交结荣禄、李鸿藻等当朝权贵和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请他们向朝廷推荐他主持督办练兵事宜。一时间，弄得王公大臣们人人都说“袁世凯通晓戎机，才堪大用”，于是，他便成了督练新军的最佳候选人。这时候的袁世凯，正式的官职是浙江温处道的三品道员。张勋的官阶是从三品，彼此相差不大，而且张勋还比袁世凯大7岁，当兵也早了两年，从资历上讲，张勋还略为老一点，如果张勋也有袁世凯的才能和其他条件的话，那么，说不定他还真可以在荣禄面前跟他比试比试。然而，事实上，他不能不承认，除了资历之外，他再也没有任何一点东西可以跟这位一代奸雄相提并论。
首先，袁世凯出身名门望族，他的叔祖父袁三甲是道光年间的进士，累官至漕运总督；他的伯父袁保恒也是进士，累官至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他的生父袁保中是河南项城的地方土霸王；他从小过继给叔父袁保庆为嗣子，袁保庆为江南巡盐道道台；他的另一叔父袁保龄也当上了内阁中书。他一家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关系。他完全是朝里有人好做官。而张勋出身卑微，官场上两眼一抹黑。要不是有个老主人许振？介绍他到这里那里谋点差事，他根本就别指望走到仕途上来。
其次，袁世凯从小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虽然先生的最终评语是“文章尚不入门”，而且曾经两试不第，但他也确曾“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并能写出几首八韵歪诗；他还自幼跟随嗣父、伯父和叔父遍游上海、南京、扬州、济南、北京等大口岸、大都市。这种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熏陶，以及见多识广的经历，使他具备了较好的文化素养和官场风度，有利于他广交各界名流和延揽各方面人才。而张勋自小放牛做贼，养成了粗野习气，加上文化底子薄，知识面窄，使他的活动范围很难扩展到行伍之外，甚至一出武行就要出洋相、闹笑话。
其三，袁世凯志怀高远，抱负宏大，野心勃勃。他有通观全局，统驭八方的能力和手腕，为人凶残狠毒，阴险狡诈，是一名旷世枭雄。而张勋少无大志，中年开窍，也只是当了守备想当都司，当了游击想当参将，从不敢超越现实作非分之望。而且他缺乏全局统驭能力和政治家手腕，只配率军冲锋为一俾将。
其四，袁世凯有门路，有金钱，可以钻营投机，轻巧取胜。而张勋却必须完全靠自己下笨功夫拼命苦干才有可能获取点滴之功。
因此，尽管他和袁世凯都是行伍出身，但袁世凯能进入文官序列，而他却永远只能搬弄两把板斧；袁世凯不仅提拔得比他快，而且通过种种关系和手法闹得名满京师，而张勋却还是一条默默无闻的可怜虫。这样，督练新军的差事便历史性地落到了袁世凯的头上，而绝不可能掉到张勋手里，对于这一切，张勋是完全心悦诚服的。因此，当荣禄叫他到一名资历地位和自己相当的人手下去当差时，张勋心里并没有感到什么压抑。相反，他乐意跟随这位手腕通天的同辈去闯开一片新天地。
此时，袁世凯正住在他的临时寓所法华寺，静候朝廷的正式差委，当他见到一名笨头笨脑的江西老表来访时，脸上难免浮上几丝瞧不起的神色，直到听见这笨家伙自我介绍说，他竟然也是在荣禄门下恭候新差的人物，他才忙不迭地堆起笑脸，叫茶让坐。彼此交谈起来，他才进一步了解到，原来这个满脸老实忠厚相的江西笨蛋，不仅是一位久经战场的老资格参将，而且颇懂得一些西方军事常识和洋枪洋炮基本战术（他还亲自组织实施过集群炮战），还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两人越谈越入巷，彼此呼为知音。临别，袁世凯还特意搬出他那部请人代笔的兵书，工工整整地签上赠言，谦虚地“敬请指教！”
袁世凯这套“礼贤下士”的手法，当时就把张勋感动得眼眶发潮，忙不迭地打躬作揖，满口称谢。这样，张勋便成了最早来到袁世凯门下报到的一名新军督练官，而且早在袁的新军督练机构远未成立之先。他这一脚模仿显然是走对了。最起码，他得以不慌不忙地用一个特写镜头把自己的形象推到了袁世凯的眼前，使袁世凯先入为主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否则，袁世凯的口袋里本来已揣着一长串的用人名单，张勋若趁着后来的热闹场面，跟着别人一齐涌到袁的跟前，袁世凯能不能仔细瞧上他一眼还难说呢！
当年12月8日，光绪皇帝终于在督办军务处关于举荐袁世凯督练新军的奏折上明确批复说：“温处首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筹奏派，即着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着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于是，袁世凯得以走马上任，正式走上了他的篡夺全国军、政大权的诡谲之途。
练兵地点选在天津东南约35公里处的新农镇。因为这个镇子是天津与大沽口之间的一个小兵站，所以后来世称袁世凯练兵处为小站。接练的部队为早先就驻扎在小站练习洋操的所谓“定武军”。定武军是李鸿章接受他的德籍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于1894年底招募的一支新式陆军，共编为10营，计有步兵3000人，炮兵1000人，骑兵250人，工兵500人，共为4750人，由德国军官沙尔等为教习，练习德国陆军操典。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知道“立正”“稍息”，知道走齐步、正步、列方阵，而且有兵种分工的正规部队。
张勋随同袁世凯一道到达小站。初时，建制未定，袁世凯先给了他一顶“头等先锋官”的帽子，实际上就是叫他负责清理整顿营房、营具，安排官舍、兵舍以及各种办公用房等等前期事务工作，有点类似今天所说的“打前站”，与他在辽东宋庆军中担任的“先锋马队官”的性质完全不同。他干得十分卖力，各项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种种安排既得体而又周全。第一炮就使袁世凯满意得连称漂亮。后来前站打完，正式编制定下来，那先锋官的使命即告完成，于是改任他为工兵备补营统带兼行营中军。
袁世凯小站班底（亦即后来的北洋军阀班底）的核心成员名单，除张勋之外，其余所有的人都是袁世凯的家兵家将、晚辈门生或袁世凯先人的部属。总之，他们全是李鸿章淮军体系中与袁世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批最亲信的人（袁世凯本人也是淮军出身）。因而，当时世谓袁的新军为淮军残孽。惟有张勋既不是来自淮军体系，也不属袁世凯的家兵和门生。他是在袁世凯的用人原则之外惟一被安排进核心班底的一个非自己人。显然，这中间既有荣禄推荐的原因，也表明袁世凯确实喜欢上了他的军事才能和那份忠厚老实、勤奋刻苦的笨劲头。
大开眼界习西艺，琼玉糟糠皆安置
这阵子，张勋走投无路时，便又想起了这位只有一面之识的统领老爷。他进了京城，索性把战马鞍辔随身持囊一古脑儿卖个精光，再加上全年俸银，总算备了一份勉强拿得出手的礼物，就去拜见荣禄。名刺和礼单投进去，这位荣大人竟还记得他，把他召进去，讲话也挺客气。张勋便斗胆把他因在宋庆军中进言无门，得不到重用，而想别换一军效命的意思直说了出来。荣禄还真肯帮忙，只沉吟片刻，便决定让他随岑春暄前往山东去统领新募防军。这不仅又使张勋获得了一次领兵出阵的机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他第一次从一名当朝权贵手里直接得到差使。从此，他便可以不断地借机与这位大老爷发生接触。他已经出乎意外地把触须伸进了内廷之一角。这不能不使他大喜过望。他得到吩咐，忙不迭地跪下磕头谢恩。随后退出，恭候岑春暄邀见。
岑春暄是光绪初年云贵总督岑毓英的第三个儿子。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岑毓英为滇军统帅，与桂军总指挥潘鼎新为友邻，彼此相与甚洽。入越之前，潘鼎新还派张勋给岑毓英送过一封信。因而，张勋曾在云南督府面见过岑毓英。眨眼10年过去，如今其子岑春暄竟也入朝当上了太仆寺卿。这时，中日战争仍在进行之中。日军已攻占山东荣城，陷威海卫，又陷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山东方面形势紧张。山东巡抚李秉衡申文告急。正当朝廷议论该派谁去援救之际，岑春暄主动请求率师前往。原来这位岑公子本是受了父荫当上朝臣的，但他自负才能非凡，不甘给人一种吃祖宗饭的庸碌之辈的印象，此时正当年轻气盛，极想显显自己的实际能耐，以正视听，倒也不失为一位有志之士。军机大臣奕讠斤便真的荐他为钦差大臣，率新募防军紧急赴援。岑春暄于临行前又接荣禄通知，要他安排张勋为新幕防军统领，随他一同出发。岑春暄不敢怠慢，即行邀见。交谈中，张勋特意提起和他父亲岑毓英见过面的故事，岑春暄听了，果然大感亲切，两人关系竟一下子就拉得热乎起来。这样，岑春暄立时便由被动地接受张勋同行，变成了主动欢迎他的到来。张勋临场发挥的这点小聪明竟然大见成效，使他一见面就赢得了这位新上司的友谊。
援军到达济南，朝廷已决定对日乞和。接着，李鸿章出使日本，除了签订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马关条约》，使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之外，他本人还被日本黑龙会暴徒小山丰太郎捅了一刀，幸好未中要害，还让他厚着面皮活了下来。这一来，山东形势缓解，原来盼望援兵急得发跳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这阵子反而变得优哉悠哉起来，对于雄心勃勃赶来助战的钦差大臣也就隐隐地流露出几分似乎不大在乎的神色。这还不打紧，更叫岑春暄恼火的是，他在会见钦差大臣时，竟然不开中门，完全以接待晚辈的礼数相待，一见面，就亲热地拍着岑春暄的肩膀称之为“贤侄”。
原来这位李巡抚，就是当年中法战争时期接替潘鼎新继任署理广西巡抚的那位大老爷，张勋曾在广西和他见过面。他也曾在保荐张勋升官的奏折上签过名。他在广西任职期间也与云南的岑毓英有过交往。故此番与岑春暄见面，他便以父辈自居，而不把这位“贤侄”放在眼里。
然而，岑春暄虽然年轻官小（太仆卿的官阶通常为正三品，李秉衡此时为从一品），但他此番援鲁所持的身份是钦差大臣。钦差大臣是直属皇帝领导的临时性专职要员，到了地方上，即使官小，地位也与总督巡抚平等。照理，李秉衡应该执平级礼，开中门迎接。偏这位原本求人之援的巡抚大爷却大摆起高官和长辈的架子，这能不叫岑大钦差气炸了肺？但碍着李秉衡毕竟是老资格的面子，他又不便发作，只得忍着。
接下来，日本人宣布接受俄、德、法三国“劝告”，放弃辽东。山东实际上也已经解严。于是，岑春暄和张勋，以及由他们带来的新募援鲁军已无仗可打，无功可图。不仅如此，而且对他们的下一步置措问题，很快又引发了李、岑二人的明争暗斗。李秉衡想把这支军队抓在自己手里，竟劝说（实际上是命令）他的“贤侄”岑春暄率领他们去驻守烟台，这就进一步要把岑春暄当作自己的部属驱使了。如果说前一阶段，岑春暄因资历关系还不得不有意让他几分的话，那么，当这李老头儿欺人到了如此地步之际，他就不能不奋起反抗了。但是，他又想到，作为钦差大臣，他本人虽然完全有拒绝接受李巡抚指令的权力，但这支军队本来就是为加强山东防务而募集的，既然到了山东，自然没有再带回去的道理，然而，把自己辛苦募集的队伍白白交给这条无礼老狗，他岂能甘心？于是，他表面上装着他本人愿带队伍驻守烟台，只是钦命在身，他必须先回京销了差才能负命。李秉衡见他言之有理，而且他人去军留，就是一去不返，也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个张勋完全可以统领这支军队去为他效命。
谁知岑春暄一进北京，立即找到恭亲王奕讠斤，说是山东兵多粮足，本无须朝廷驰援。荣城、威海之失，完全是由于巡抚李秉衡临敌惊慌，举措失当所至。现在既然和议已成，留下大量冗兵空耗国家粮饷无益，不如就势把新募防军遣散，着李秉衡以山东原部恢复关防为宜。第二天陛见光绪帝销差时，他又把这意见重申了一遍。加上恭亲王附议，光绪帝便降旨遣散山东新募防军。李秉衡在济南接到朝旨，才知道他这位老谋深算的大老叔，这一回竟活活地栽在了那位小“贤侄”的手里。他不仅没有抓住这支军队，反而不得不忍痛从他的山东省银库中拿出一笔遣散费来，为他的“贤侄”代劳，去遣散那支数千人的队伍。如果队伍不解散，本来他还想留下张勋在他治下效几年劳，现在没有了队伍，张勋也就成为多余了。
结果，张勋便成了被岑春暄抛在山东的一名“弃儿”。队伍既被遣散，李秉衡又不想收留他，他就是一名散兵游勇。更要命的是，他前番在北京向荣禄进献见面礼时，已经耗尽了随身的全部积蓄，如今身上就只有赴山东期间领取的千儿八百两俸银。如不能很快找到实缺，他将会弹尽粮绝，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两名上司勾心斗角的牺牲品，心里不禁感到悲愤不已。愤激之下，他真想甩袖退出这狗咬人，人咬狗，嘈嚷嚷，乱纷纷的丑恶官场，一路南下，回到老家，夫妻双双开他妈的一家庐山云雾茶馆，兼卖五香茶叶蛋，图他个清闲自在！
尽管连续在江海南北颠簸了3年多，数易其主而未建寸功，把个张勋急得瞪眼跳脚，有时甚至灰心丧气，但终究，他还是没有回家去开夫妻小店卖五香茶叶蛋。他兜着可怜巴巴的几个月薪饷，硬着头皮又回到了北京。再也没有足够的银两去置办礼品了，他只好光着身子去拜见荣禄。
这时候，中国传统的军事体制正处在一场重大变革的关节点上。甲午一战，芝麻绿豆大的小日本直打得堂堂大清帝国鼻青脸肿。当时人们从军事角度检讨，大都认为清军的腐败无能，充分表明了中国军事体制的落后（尽管这时候各地清军已陆续使用了一些西式武器）。因而，要求改革军事体制（即“用西法练兵”）的呼声空前高涨。光绪皇帝受到舆论的鼓动，也发布上谕说，“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是“自强救时第一要义”，并指定督办军务处负责改练新军。
督办军务处名义上是恭亲王奕讠斤为首，庆亲王奕？为副，李鸿藻、翁同龠禾、荣禄、长麟协同办理。但恭亲王奕讠斤年老管不了具体；庆亲王奕？昏庸无能，除了贪赃枉法之外屁事不懂；李鸿藻、翁同龠禾、长麟等人无实际军权，因而，荣禄便成了这场军制改革的关键性人物，有关改练新军的实际工作都由他具体经办。当一身霉气的张勋又一次跪在他的跟前时，他正好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他要推荐袁世凯去负责督练新军。于是，他叫张勋先去休息几个月，等练军方案报皇帝批准后，再派他去袁世凯手下带练新军。张勋不便说明自己已穷困无卿，只得唯唯退出，回到旅舍一想，既然日后要到那袁世凯的门下去当差，何不趁早去拜访他一下呢？
袁世凯，字慰亭，正是日后著名的窃国大盗――以武力攫取中华民国大总统高位后又想当“洪宪皇帝”的那位角色。他于1895年出生在河南项城县。1881年投山东吴长庆军。1882年，他随吴军入朝鲜帮助朝鲜国王平息“内乱”，并抵制日本渗透。他在朝鲜一呆12年，由于表现突出，受到李鸿章的器重，迭经提拔至驻朝代表，直到甲午中日大战前夕，他才托病内逃，并借着舆论普倡改练新军的机会，请人捉刀代写了一部兵书，到处散发，以显示他的军事才能。他还广泛交结荣禄、李鸿藻等当朝权贵和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请他们向朝廷推荐他主持督办练兵事宜。一时间，弄得王公大臣们人人都说“袁世凯通晓戎机，才堪大用”，于是，他便成了督练新军的最佳候选人。这时候的袁世凯，正式的官职是浙江温处道的三品道员。张勋的官阶是从三品，彼此相差不大，而且张勋还比袁世凯大7岁，当兵也早了两年，从资历上讲，张勋还略为老一点，如果张勋也有袁世凯的才能和其他条件的话，那么，说不定他还真可以在荣禄面前跟他比试比试。然而，事实上，他不能不承认，除了资历之外，他再也没有任何一点东西可以跟这位一代奸雄相提并论。
首先，袁世凯出身名门望族，他的叔祖父袁三甲是道光年间的进士，累官至漕运总督；他的伯父袁保恒也是进士，累官至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他的生父袁保中是河南项城的地方土霸王；他从小过继给叔父袁保庆为嗣子，袁保庆为江南巡盐道道台；他的另一叔父袁保龄也当上了内阁中书。他一家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关系。他完全是朝里有人好做官。而张勋出身卑微，官场上两眼一抹黑。要不是有个老主人许振？介绍他到这里那里谋点差事，他根本就别指望走到仕途上来。
其次，袁世凯从小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虽然先生的最终评语是“文章尚不入门”，而且曾经两试不第，但他也确曾“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并能写出几首八韵歪诗；他还自幼跟随嗣父、伯父和叔父遍游上海、南京、扬州、济南、北京等大口岸、大都市。这种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熏陶，以及见多识广的经历，使他具备了较好的文化素养和官场风度，有利于他广交各界名流和延揽各方面人才。而张勋自小放牛做贼，养成了粗野习气，加上文化底子薄，知识面窄，使他的活动范围很难扩展到行伍之外，甚至一出武行就要出洋相、闹笑话。
其三，袁世凯志怀高远，抱负宏大，野心勃勃。他有通观全局，统驭八方的能力和手腕，为人凶残狠毒，阴险狡诈，是一名旷世枭雄。而张勋少无大志，中年开窍，也只是当了守备想当都司，当了游击想当参将，从不敢超越现实作非分之望。而且他缺乏全局统驭能力和政治家手腕，只配率军冲锋为一俾将。
其四，袁世凯有门路，有金钱，可以钻营投机，轻巧取胜。而张勋却必须完全靠自己下笨功夫拼命苦干才有可能获取点滴之功。
因此，尽管他和袁世凯都是行伍出身，但袁世凯能进入文官序列，而他却永远只能搬弄两把板斧；袁世凯不仅提拔得比他快，而且通过种种关系和手法闹得名满京师，而张勋却还是一条默默无闻的可怜虫。这样，督练新军的差事便历史性地落到了袁世凯的头上，而绝不可能掉到张勋手里，对于这一切，张勋是完全心悦诚服的。因此，当荣禄叫他到一名资历地位和自己相当的人手下去当差时，张勋心里并没有感到什么压抑。相反，他乐意跟随这位手腕通天的同辈去闯开一片新天地。
此时，袁世凯正住在他的临时寓所法华寺，静候朝廷的正式差委，当他见到一名笨头笨脑的江西老表来访时，脸上难免浮上几丝瞧不起的神色，直到听见这笨家伙自我介绍说，他竟然也是在荣禄门下恭候新差的人物，他才忙不迭地堆起笑脸，叫茶让坐。彼此交谈起来，他才进一步了解到，原来这个满脸老实忠厚相的江西笨蛋，不仅是一位久经战场的老资格参将，而且颇懂得一些西方军事常识和洋枪洋炮基本战术（他还亲自组织实施过集群炮战），还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两人越谈越入巷，彼此呼为知音。临别，袁世凯还特意搬出他那部请人代笔的兵书，工工整整地签上赠言，谦虚地“敬请指教！”
袁世凯这套“礼贤下士”的手法，当时就把张勋感动得眼眶发潮，忙不迭地打躬作揖，满口称谢。这样，张勋便成了最早来到袁世凯门下报到的一名新军督练官，而且早在袁的新军督练机构远未成立之先。他这一脚模仿显然是走对了。最起码，他得以不慌不忙地用一个特写镜头把自己的形象推到了袁世凯的眼前，使袁世凯先入为主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否则，袁世凯的口袋里本来已揣着一长串的用人名单，张勋若趁着后来的热闹场面，跟着别人一齐涌到袁的跟前，袁世凯能不能仔细瞧上他一眼还难说呢！
当年12月8日，光绪皇帝终于在督办军务处关于举荐袁世凯督练新军的奏折上明确批复说：“温处首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筹奏派，即着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着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于是，袁世凯得以走马上任，正式走上了他的篡夺全国军、政大权的诡谲之途。
练兵地点选在天津东南约35公里处的新农镇。因为这个镇子是天津与大沽口之间的一个小兵站，所以后来世称袁世凯练兵处为小站。接练的部队为早先就驻扎在小站练习洋操的所谓“定武军”。定武军是李鸿章接受他的德籍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于1894年底招募的一支新式陆军，共编为10营，计有步兵3000人，炮兵1000人，骑兵250人，工兵500人，共为4750人，由德国军官沙尔等为教习，练习德国陆军操典。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知道“立正”“稍息”，知道走齐步、正步、列方阵，而且有兵种分工的正规部队。
张勋随同袁世凯一道到达小站。初时，建制未定，袁世凯先给了他一顶“头等先锋官”的帽子，实际上就是叫他负责清理整顿营房、营具，安排官舍、兵舍以及各种办公用房等等前期事务工作，有点类似今天所说的“打前站”，与他在辽东宋庆军中担任的“先锋马队官”的性质完全不同。他干得十分卖力，各项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种种安排既得体而又周全。第一炮就使袁世凯满意得连称漂亮。后来前站打完，正式编制定下来，那先锋官的使命即告完成，于是改任他为工兵备补营统带兼行营中军。
袁世凯小站班底（亦即后来的北洋军阀班底）的核心成员名单，除张勋之外，其余所有的人都是袁世凯的家兵家将、晚辈门生或袁世凯先人的部属。总之，他们全是李鸿章淮军体系中与袁世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批最亲信的人（袁世凯本人也是淮军出身）。因而，当时世谓袁的新军为淮军残孽。惟有张勋既不是来自淮军体系，也不属袁世凯的家兵和门生。他是在袁世凯的用人原则之外惟一被安排进核心班底的一个非自己人。显然，这中间既有荣禄推荐的原因，也表明袁世凯确实喜欢上了他的军事才能和那份忠厚老实、勤奋刻苦的笨劲头。
大开眼界习西艺，琼玉糟糠皆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