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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6)
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布代理大总统的职权。同一天，冯、段联名任命倪嗣冲为南路讨逆军总司令，所有沪、杭、赣讨逆各军，均归倪节制指挥。
倪恬不知耻地解释他接受安徽巡抚和悬挂龙旗的理由，说他的防区和辫子军的防区接近，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军事行动，他有临机应变的必要。
讨逆战事从7日开始到12日结束，一共不到6天，中间还有4天的顿兵不进的时期。实际战争只有两次。
7月6日，两路讨逆军集中于卢沟桥，东路由廊坊开进黄村，在丰台的辫子军陷于腹背受敌中。辫子军破坏丰台铁路以阻止讨逆军前进。外交团根据辛丑条约，向伪外交部提出抗议（京津路行车不得中断），径派洋兵保护修路，并于7日在火车头上悬挂英国国旗，由洋兵保护恢复通车。很明显，京津路恢复通车，在客观上对讨逆军的军事有着很大的便利。
人们对辫子军当然表示憎恨，但对讨逆军也不表示同情。因为这次战争，双方都不站在正义的方面，只是一个骗局，一场丑恶不堪的捉迷藏。
在这次战争中，张勋采取了叫别人的军队打头阵而自己的军队留在后面督战的老一套战略。这个战略，只能在自己拥有强大机动部队的条件下才能采取，否则就有倒戈的危险。这一点张勋无暇顾及，因为他带五千辫子军到北京来，是用以威胁总统和国会的，他压根没有想到会有战事发生。现在既然弄到如此地步，只得铤而走险。7日，张勋派吴长植的一旅和田有望的一团开赴丰台应援，并派辫子军二营督后。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吴田两部兵士倒戈相向，驻南苑的第十一师李奎元旅和第十二师刘佩兰旅也都乘势动手，南苑飞机又飞往丰台，向辫子军的阵地投掷炸弹，并在清宫乾清殿、中正殿投下两弹，打死了一个人、一条狗。这样，辫子军就豕突狼奔地向后逃跑，讨逆军东西两路轻而易举地在丰台会师，原来站在张勋阵线内的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也在当天由南苑到丰台，与讨逆军会合。
逃回来的辫子军集结在安定门外，江朝宗下令关闭城门，不许败兵进城。张勋听了大怒，逼迫江开城放进辫子军。
这就是第一次的讨逆战争。这次战争，在丰台阵地上双方只有一小部分前哨发生了为时不久的接触，从火车仍然能够安全通过丰台，就可说明这种接触几乎不能算是作战，主要关键在于后方的北京驻军倒戈相向，就使辫子军溃退入城而无招架之力。由此可见，段所谓北京军警在张勋的暴力下无力抵抗的说法也是骗人的，张勋在北京的暴力只有五千辫子军，而北京驻军却有四师以上，此外还有宪兵、警察和航空兵员等武装力量。当张勋在天津威胁总统解散国会时，如果北京军警表示了保卫民主和尊重法纪的严正态度，张勋不可能做北京城的“主人”，而他也就不敢来做北京城的“主人”了。只是由于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以及其他一些北京军警长官，一心保全自己的地位权力，对张勋从不采取反抗的态度，因而助长了张勋的气焰，发动了复辟政变。
仅仅经过了一场小打，张勋的威风就大受挫折，复辟派惶惶然感到末日的到来。张勋致电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军阀，请求他们实践诺言，赞助复辟，停止进攻。电报说：“前荷诸公莅徐会议，首由张志帅、赵周帅、倪丹帅、李培帅及诸代表揭出复辟宗旨，坚盟要约，各归独立。故弟带队北上，临时通电，谆谆以达到会议主旨为言。弟之托任调人者，以未得京师根本之地。及弟至津京，犹未敢遽揭出本题，盖以布置未妥，未敢冒昧从事，故请解散国会，听李九组织内阁，并请各省取消独立，皆所以示天下不疑。及事机已熟，乃取迅雷不及掩耳之计，奏请皇上复位……乃诸公意存观望，复电多以事前未商为言。然徐州会议之要约，诸公岂忍寒盟……同属北派，何忍同室操戈……务恳飞速赞成，以践前约。”当然，这个电报是不会发生丝毫效力的。
8日上午，原驻北京城外的第一师第一旅张锡元部攻进了朝阳门。这一局势带来北京城内发生巷战的严重危机。因此，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匆忙跑去会见张旅长，声明北京各城门已由中立的步军统领接管，即请该军退出。张旅于正午退驻朝阳门外。原来张勋鉴于兵力单薄，将辫子军集结于天坛、紫禁城及南河沿住宅三个地点，并责成步军统领派兵防守各城门。由于这一布置，8日上午北京城出现了一种光怪陆离的现象：驻守内城的辫子军仍然是挂五爪黄龙旗，城外讨逆军挂的是五色旗，当中却有一个不挂旗的“中立区”，江朝宗仍用“九门提督”的伪职发出安民布告，但是既不称中华民国，又不称“大清帝国”，却在布告末尾标有两种不同日历。想当初，“辫子军”刚进北京时，一条辫子就是一张“特别通行证”，处处管用；乘车可以不买票，看戏可以不买票，买东西也可以不给钱，甚至强奸妇女还可以说是不犯法！随着政局的瞬息万变，辫子又成了逆军的标志，因此，“辫子军”溃败，辫子和烟枪也扔得满地皆是。
张勋鉴于局势严重，令伪外交部大臣梁敦彦央请各国公使出面调停，梁敦彦到日本公使馆的时候，还到黎的住所表示谢罪。
同时，讨逆军不拟进行攻城战争，据说为了保全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不使这座古城遭受军事破坏，拟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段所重视的并不是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是城内驻有各国公使和外交人员。帝国主义各国正是要段避免采取军事行动的。
8日，段派外交人员汪大燮、刘崇杰入城与各国公使接洽，请求其转达张勋，提出以下四项停战条件，取消帝制；解除辫子军武装；保全张勋生命；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同时，派军事人员傅良佐、曲同丰入城办理遣散辫子军的问题。根据第三个条件，段所说的“罪在张勋一人”的话，也被他自己取消了。
各国公使推荷兰公使为代表，将讨逆军条件转达伪外交部，并表示，承认张勋为国事犯而加以保护。张勋在军事压力外又加上外交压力，就知道大势已去，但他还想通过外交关系，率领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到徐州老巢。他命梁敦彦向荷兰公使表达了这个愿望。
同一天，张勋、雷震春、张镇芳都向溥仪提出辞表。溥仪批准解除他们的伪职，并发表伪谕，以徐世昌组织内阁，在徐世昌未到京以前，由王士珍代行阁务。这当然也是张勋自拉自唱的一套戏法。
当天张勋又发表通电说：“复辟一举，声应气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预其谋，东海（徐世昌）、河间（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列诸计划之一……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政，组织一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暂行经管。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
张勋闯了这场大祸，到兵临城下时，想以一走了事，把问题看得这样轻松，这也是从北洋派的创立者袁世凯那里学来的：以前袁的皇帝做不成，他就回转头来再做总统；张勋也正是因为包办复辟失败，就想退出北京，回到徐州做他原来的辫子军大帅。他把一切责任都卸给徐世昌和王士珍，也正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北洋派所推重的元老。他主观地认为：北洋军阀并不是真心反对复辟的，只是反对他所包办的复辟。如果换上徐世昌或者王士珍来“辅政”，可能反对复辟的人又转变而为赞成复辟的人。总之，不论维持“大清帝国”也好，恢复中华民国也好，都让徐世昌之流去干，他自己却仍然回到徐州，置身事外，以免首当其冲。
张勋一再打电话，一再派人到天津迎接徐到北京来“辅政”。显而易见，徐是不会在这样糟糕的局势下跳进火坑来的。信上说：“复辟一举，张少轩以卤莽灭裂行之。方事之殷，早知无济。现在外兵四逼，张军已不能支。目前第一要义，则为保卫圣躬，切不可再见外臣，致生意外……优待一事，自必继续有效。昌在外已屡设法转商前途，仍当竭力维持，以尽数年之心志。俟京中略为安宁，昌即来京，共图维系。”
同时，张勋的一个老朋友，也就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阮忠枢，曾函达徐世昌，请其尽力设法保全张勋的生命财产。信上说：“少轩质直忠勇，饶有血性，惟脑筋太简单，思想太旧……今铸此大错，其心可佩，其愚可悯……枢为大局计，为私交计，不得不痛哭乞援于钧座之前……务恳垂念二十余年师生之谊，故旧之情，为之设法保全生命财产……”
从9日起，北京城被讨逆军和近畿军四面包围；第一师在安定门、广渠门、朝阳门外，第十三师在西直门外，第十一师在永定门外，第三师、第二师之一部在彰仪门外，第十一、十二两师之另一部在南苑。
复辟派纷纷逃出北京。7月9日，奉天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在天津东车站被捕。同日，张镇芳、雷震春在丰台车站被查获。只有那个号称文圣的康有为善于化装，仍然扮作乡下老农人模样，偷偷逃过了沿途军警的监视哨。事实上，正由于讨逆军将帅并未把逮捕复辟派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京津路沿线军警也并不认真追缉，甚至有捕获后而又释放了的。例如：伪邮传部右侍郎陈毅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掉他的辫子，叫他具结“永不参加复辟”，大家就嬉皮笑脸地把他放走了。这说明讨逆军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儿戏的态度，外国报纸称讨逆战争为一种武装儿戏。
10日，王士珍、江朝宗劝告张勋接受解除武装的条件，张勋却用几句歌谣式的言词作为回答：“我不离兵，兵不离械。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他在这天又发表一个通电。痛斥北洋派人物背信弃义、出卖朋友。
11日，西报记者到南池子张宅会见了张勋。张勋的态度依然很镇静，他说复辟一举是执行北方各省督军的共同意见，冯国璋有亲笔信，段芝贵、徐树铮参加鼓动，段祺瑞不是不知内情。“我有他们的签名手折在此，我决不向他们投降！”
局势越来越明朗，他也似乎越来越明白了。于是，张勋要把各方赞成他复辟并签了名的那块黄绫子拿到手，当做一件降服对方的“宝贝”，紧关急要时亮出来。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宝物竟然找不到了。其实，他又晚了一步，这个宝物早被冯国璋用20万元现洋的高价从万绳木式手中买走了。但张勋仍不死心，一再追寻它的下落。殊不知，他本人伴随着那块黄绫子早已被人家一块出卖了。
张勋在兵败被围的时候，还有恃无恐地拒绝讨逆军关于解除武装的条件。一方面固然由于北京城外有外交团的关系，估计讨逆军存有“投鼠忌器”的顾忌，不敢用炮火进攻；另一方面也由于讨逆军将领大多是复辟运动的同谋者，他们做贼心虚，不可能对他采取严厉的处置。因此，从9日到11日，虽然通过外交团和王士珍等的多方努力，张勋仍然一口咬定要带辫子军回到徐州。
讨逆军外交人员汪大燮、刘崇杰鉴于和平解决的希望已经断绝，便去找外交团商谈攻城计划。外交团仍推领袖公使（荷兰公使）回答他们，讨逆军攻城战争从12日上午4时至晚12时为限，大炮只许实弹开放一发，此时只能放空炮威胁辫子军投降。
11日晚间，讨逆军决定了作战计划，以第一师进攻朝阳门，入城后继续向南河沿张宅进攻，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等师由永定、安庆两门进攻天坛，第三师由彰仪门进攻天坛及中华门。
12日拂晓，第三师进攻天坛，守天坛的辫子军3000人甫经接触，大部分就挂起五色旗来表示投降。一部分未投降的辫子军退往南池子张宅。接着，讨逆军东路由朝阳门攻进东单牌楼及东安市场，西路由宣武门向北到西华门，残余的辫子军被迫集中到南池子一隅之地。就在此时，讨逆军从宣武门城楼上发出的一颗炮弹打中了张宅，引起一片火光，张勋在两个荷兰人的保护下，坐上汽车，逃往荷兰使馆躲避。
这就是第二次讨逆战争。辫子军在这次战争中被击死的不到100人。在这次战争中，除军械外，还有剪掉了的辫子遗弃满地。
第二节 冯国璋：短命总统
冯国璋因有志在总统的野心，于是便想利用张勋来打倒黎元洪，为自己取而代之开辟道路。
段祺瑞说冯国璋有“钱癖”，并非无端攻讦之词，实有其事。
“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
北洋军阀集团就公开“分家”了，一派为皖系，一派为直系。
冯实在没办法了，亲自到王士珍家中，哀求说：“请你看老朋友的老脸，莫再弃我如遗。”
最后一招使冯国璋想起当年辫子军赶走了黎元洪，觉得今天胡子兵进关是赶自己来了，他越想越怕，不寒而栗，于是，态度渐渐软下来了。
冯国璋仍想再拼一场。
处心积虑求得总统宝座，与段斗法高唱“和平”统一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各方关于其退位的争执也就随之而云消雾散了。黎元洪当上了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黎元洪为了拉拢冯国璋，10月30日，国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选为副总统。冯国璋当上副总统之后，感到副总统的头衔固然荣耀，但不如地盘和军队重要，倘若没有地盘，没有军队，副总统的头衔连狗屁都不如。因此，他不放弃江苏，11月8日，在南京就任副总统，并兼任江苏督军。
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刻，他曾前去调解，不见成效，溜之乎也。是时，张勋正在伺机复辟。冯国璋因有志在总统的野心，于是便想利用张勋来打倒黎元洪，为自己取而代之开辟道路。因此，他对张勋复辟活动的态度十分暧昧，甚至暗中还参与、支持，所以，复辟派认为“河间稳健，不能有所异同”。张勋也把他当成重要的合作者，在复辟之后的“伪命”中，各省督军都改授为巡抚，而只有他和陆荣廷与众不同，升为总督。然而，张勋刚刚宣布复辟，黎元洪下了台，他便趁反复辟力量兴起之机，也发表了反对复辟的通电，并于7月6日宣布代理大总统的职务。可见，他也和其他军阀一样，为了自己的利害得失，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安定、民族的存亡和百姓疾苦，更不讲什么原则和是非，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用的是权术，靠的是实力。当然，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一席之地，或得以生存，或得以高升。
张勋复辟失败后，北洋军阀内部的角逐并没有随之而停止或消失，只是政争的内容、形式、对手发生了变化而已。国务总理段祺瑞本性难移，非但不从“府院之争”酿成的一场复辟后祸中吸取教训，有所收敛，反而因又捞到了一块“再造共和”的招牌变得更加骄横，“脾气”有增无减。过去，黎元洪那样有“涵养”的人尚且被他气得火星乱冒，更何况这时的对手已不是赤手空拳的黎元洪，而是手中既有雄兵数万，又有“长江三督”那样强大的派系作后盾的冯国璋。比起黎元洪来，冯国璋的野心大得多，更非是甘居人下作“活动的盖印机器”之辈。加之，冯国璋与段祺瑞二人“面和心不和”由来已久。这样，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争斗就又重打鼓另开张了。
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不久，段祺瑞就先发制人，安排皖系干将倪嗣冲接任江苏督军，对他釜底抽薪。本来，冯国璋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优柔寡断，有时还糊涂得令人难以相信。不妨举一个例子，1917年8月23日，新任塞北关监督林摄到总统府来谢委，冯国璋懒洋洋地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林摄答：“我久住北京。”他又问：“你现在作什么事呢？”这位新任官又答：“塞北关监督发表不久。”接着，他问得更妙了：“谁叫你做的关监督的呢？”这位新任官答：“总统的任命。”这个大糊涂虫自己惊诧起来了，竟又连忙问道：“我几时放你做的关监督呢？”林摄回答：“明令发表已有数日。”他“哦”了一声，似乎有点明白过来了，说：“不错，有一天，我睡午觉，有人拿命令来请我盖印，大概就是那回事吧！”他如此糊涂，可是，在江苏督军由谁来接任的事情上，非但毫不糊涂，而且一点也不优柔寡断，断然拒绝了段祺瑞的安排。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由心腹李纯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保持了直系势力在长江中下游的稳定。
冯国璋看到，北洋政府为段祺瑞一手所把持，上上下下大都是其亲信，对此，他心中颇为不快，也不愿意进京去就职。可是，段祺瑞为了用他装潢门面，就派亲信靳云鹏去南京“请”他。靳云鹏向他大讲了一通“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道理，又说段总理这次组阁一定听冯四哥的话，还满口答应他将李纯调到江苏、十五和十六师仍旧归他统率等。一切说定后，他才答应进京就职。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冯国璋不但把住地盘死死不放，而且对钱财也是抓住不放的。7月18日，段祺瑞电催其北上就职，可是，他姗姗来迟。对此，外间传说颇多。有人说，真正的原因是一笔买卖绊住了脚，这笔卖卖是他与江苏著名缙绅张謇等勾结英商，借制药为名，将存在上海的1600余箱烟土，用民国元年的公债票1万万元买到手，然后转手高价售出，从中牟取暴利。段祺瑞听到这个消息，不以为然，微微一笑，慢条斯理地说：“我与冯旧交，此君有钱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环境论，我绝不能反对，因小失大，致伤感情。且系苏省官绅合办，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好装作聋聩。”
倪恬不知耻地解释他接受安徽巡抚和悬挂龙旗的理由，说他的防区和辫子军的防区接近，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军事行动，他有临机应变的必要。
讨逆战事从7日开始到12日结束，一共不到6天，中间还有4天的顿兵不进的时期。实际战争只有两次。
7月6日，两路讨逆军集中于卢沟桥，东路由廊坊开进黄村，在丰台的辫子军陷于腹背受敌中。辫子军破坏丰台铁路以阻止讨逆军前进。外交团根据辛丑条约，向伪外交部提出抗议（京津路行车不得中断），径派洋兵保护修路，并于7日在火车头上悬挂英国国旗，由洋兵保护恢复通车。很明显，京津路恢复通车，在客观上对讨逆军的军事有着很大的便利。
人们对辫子军当然表示憎恨，但对讨逆军也不表示同情。因为这次战争，双方都不站在正义的方面，只是一个骗局，一场丑恶不堪的捉迷藏。
在这次战争中，张勋采取了叫别人的军队打头阵而自己的军队留在后面督战的老一套战略。这个战略，只能在自己拥有强大机动部队的条件下才能采取，否则就有倒戈的危险。这一点张勋无暇顾及，因为他带五千辫子军到北京来，是用以威胁总统和国会的，他压根没有想到会有战事发生。现在既然弄到如此地步，只得铤而走险。7日，张勋派吴长植的一旅和田有望的一团开赴丰台应援，并派辫子军二营督后。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吴田两部兵士倒戈相向，驻南苑的第十一师李奎元旅和第十二师刘佩兰旅也都乘势动手，南苑飞机又飞往丰台，向辫子军的阵地投掷炸弹，并在清宫乾清殿、中正殿投下两弹，打死了一个人、一条狗。这样，辫子军就豕突狼奔地向后逃跑，讨逆军东西两路轻而易举地在丰台会师，原来站在张勋阵线内的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也在当天由南苑到丰台，与讨逆军会合。
逃回来的辫子军集结在安定门外，江朝宗下令关闭城门，不许败兵进城。张勋听了大怒，逼迫江开城放进辫子军。
这就是第一次的讨逆战争。这次战争，在丰台阵地上双方只有一小部分前哨发生了为时不久的接触，从火车仍然能够安全通过丰台，就可说明这种接触几乎不能算是作战，主要关键在于后方的北京驻军倒戈相向，就使辫子军溃退入城而无招架之力。由此可见，段所谓北京军警在张勋的暴力下无力抵抗的说法也是骗人的，张勋在北京的暴力只有五千辫子军，而北京驻军却有四师以上，此外还有宪兵、警察和航空兵员等武装力量。当张勋在天津威胁总统解散国会时，如果北京军警表示了保卫民主和尊重法纪的严正态度，张勋不可能做北京城的“主人”，而他也就不敢来做北京城的“主人”了。只是由于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以及其他一些北京军警长官，一心保全自己的地位权力，对张勋从不采取反抗的态度，因而助长了张勋的气焰，发动了复辟政变。
仅仅经过了一场小打，张勋的威风就大受挫折，复辟派惶惶然感到末日的到来。张勋致电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军阀，请求他们实践诺言，赞助复辟，停止进攻。电报说：“前荷诸公莅徐会议，首由张志帅、赵周帅、倪丹帅、李培帅及诸代表揭出复辟宗旨，坚盟要约，各归独立。故弟带队北上，临时通电，谆谆以达到会议主旨为言。弟之托任调人者，以未得京师根本之地。及弟至津京，犹未敢遽揭出本题，盖以布置未妥，未敢冒昧从事，故请解散国会，听李九组织内阁，并请各省取消独立，皆所以示天下不疑。及事机已熟，乃取迅雷不及掩耳之计，奏请皇上复位……乃诸公意存观望，复电多以事前未商为言。然徐州会议之要约，诸公岂忍寒盟……同属北派，何忍同室操戈……务恳飞速赞成，以践前约。”当然，这个电报是不会发生丝毫效力的。
8日上午，原驻北京城外的第一师第一旅张锡元部攻进了朝阳门。这一局势带来北京城内发生巷战的严重危机。因此，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匆忙跑去会见张旅长，声明北京各城门已由中立的步军统领接管，即请该军退出。张旅于正午退驻朝阳门外。原来张勋鉴于兵力单薄，将辫子军集结于天坛、紫禁城及南河沿住宅三个地点，并责成步军统领派兵防守各城门。由于这一布置，8日上午北京城出现了一种光怪陆离的现象：驻守内城的辫子军仍然是挂五爪黄龙旗，城外讨逆军挂的是五色旗，当中却有一个不挂旗的“中立区”，江朝宗仍用“九门提督”的伪职发出安民布告，但是既不称中华民国，又不称“大清帝国”，却在布告末尾标有两种不同日历。想当初，“辫子军”刚进北京时，一条辫子就是一张“特别通行证”，处处管用；乘车可以不买票，看戏可以不买票，买东西也可以不给钱，甚至强奸妇女还可以说是不犯法！随着政局的瞬息万变，辫子又成了逆军的标志，因此，“辫子军”溃败，辫子和烟枪也扔得满地皆是。
张勋鉴于局势严重，令伪外交部大臣梁敦彦央请各国公使出面调停，梁敦彦到日本公使馆的时候，还到黎的住所表示谢罪。
同时，讨逆军不拟进行攻城战争，据说为了保全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不使这座古城遭受军事破坏，拟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段所重视的并不是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是城内驻有各国公使和外交人员。帝国主义各国正是要段避免采取军事行动的。
8日，段派外交人员汪大燮、刘崇杰入城与各国公使接洽，请求其转达张勋，提出以下四项停战条件，取消帝制；解除辫子军武装；保全张勋生命；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同时，派军事人员傅良佐、曲同丰入城办理遣散辫子军的问题。根据第三个条件，段所说的“罪在张勋一人”的话，也被他自己取消了。
各国公使推荷兰公使为代表，将讨逆军条件转达伪外交部，并表示，承认张勋为国事犯而加以保护。张勋在军事压力外又加上外交压力，就知道大势已去，但他还想通过外交关系，率领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到徐州老巢。他命梁敦彦向荷兰公使表达了这个愿望。
同一天，张勋、雷震春、张镇芳都向溥仪提出辞表。溥仪批准解除他们的伪职，并发表伪谕，以徐世昌组织内阁，在徐世昌未到京以前，由王士珍代行阁务。这当然也是张勋自拉自唱的一套戏法。
当天张勋又发表通电说：“复辟一举，声应气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预其谋，东海（徐世昌）、河间（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列诸计划之一……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政，组织一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暂行经管。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
张勋闯了这场大祸，到兵临城下时，想以一走了事，把问题看得这样轻松，这也是从北洋派的创立者袁世凯那里学来的：以前袁的皇帝做不成，他就回转头来再做总统；张勋也正是因为包办复辟失败，就想退出北京，回到徐州做他原来的辫子军大帅。他把一切责任都卸给徐世昌和王士珍，也正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北洋派所推重的元老。他主观地认为：北洋军阀并不是真心反对复辟的，只是反对他所包办的复辟。如果换上徐世昌或者王士珍来“辅政”，可能反对复辟的人又转变而为赞成复辟的人。总之，不论维持“大清帝国”也好，恢复中华民国也好，都让徐世昌之流去干，他自己却仍然回到徐州，置身事外，以免首当其冲。
张勋一再打电话，一再派人到天津迎接徐到北京来“辅政”。显而易见，徐是不会在这样糟糕的局势下跳进火坑来的。信上说：“复辟一举，张少轩以卤莽灭裂行之。方事之殷，早知无济。现在外兵四逼，张军已不能支。目前第一要义，则为保卫圣躬，切不可再见外臣，致生意外……优待一事，自必继续有效。昌在外已屡设法转商前途，仍当竭力维持，以尽数年之心志。俟京中略为安宁，昌即来京，共图维系。”
同时，张勋的一个老朋友，也就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阮忠枢，曾函达徐世昌，请其尽力设法保全张勋的生命财产。信上说：“少轩质直忠勇，饶有血性，惟脑筋太简单，思想太旧……今铸此大错，其心可佩，其愚可悯……枢为大局计，为私交计，不得不痛哭乞援于钧座之前……务恳垂念二十余年师生之谊，故旧之情，为之设法保全生命财产……”
从9日起，北京城被讨逆军和近畿军四面包围；第一师在安定门、广渠门、朝阳门外，第十三师在西直门外，第十一师在永定门外，第三师、第二师之一部在彰仪门外，第十一、十二两师之另一部在南苑。
复辟派纷纷逃出北京。7月9日，奉天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在天津东车站被捕。同日，张镇芳、雷震春在丰台车站被查获。只有那个号称文圣的康有为善于化装，仍然扮作乡下老农人模样，偷偷逃过了沿途军警的监视哨。事实上，正由于讨逆军将帅并未把逮捕复辟派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京津路沿线军警也并不认真追缉，甚至有捕获后而又释放了的。例如：伪邮传部右侍郎陈毅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掉他的辫子，叫他具结“永不参加复辟”，大家就嬉皮笑脸地把他放走了。这说明讨逆军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儿戏的态度，外国报纸称讨逆战争为一种武装儿戏。
10日，王士珍、江朝宗劝告张勋接受解除武装的条件，张勋却用几句歌谣式的言词作为回答：“我不离兵，兵不离械。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他在这天又发表一个通电。痛斥北洋派人物背信弃义、出卖朋友。
11日，西报记者到南池子张宅会见了张勋。张勋的态度依然很镇静，他说复辟一举是执行北方各省督军的共同意见，冯国璋有亲笔信，段芝贵、徐树铮参加鼓动，段祺瑞不是不知内情。“我有他们的签名手折在此，我决不向他们投降！”
局势越来越明朗，他也似乎越来越明白了。于是，张勋要把各方赞成他复辟并签了名的那块黄绫子拿到手，当做一件降服对方的“宝贝”，紧关急要时亮出来。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宝物竟然找不到了。其实，他又晚了一步，这个宝物早被冯国璋用20万元现洋的高价从万绳木式手中买走了。但张勋仍不死心，一再追寻它的下落。殊不知，他本人伴随着那块黄绫子早已被人家一块出卖了。
张勋在兵败被围的时候，还有恃无恐地拒绝讨逆军关于解除武装的条件。一方面固然由于北京城外有外交团的关系，估计讨逆军存有“投鼠忌器”的顾忌，不敢用炮火进攻；另一方面也由于讨逆军将领大多是复辟运动的同谋者，他们做贼心虚，不可能对他采取严厉的处置。因此，从9日到11日，虽然通过外交团和王士珍等的多方努力，张勋仍然一口咬定要带辫子军回到徐州。
讨逆军外交人员汪大燮、刘崇杰鉴于和平解决的希望已经断绝，便去找外交团商谈攻城计划。外交团仍推领袖公使（荷兰公使）回答他们，讨逆军攻城战争从12日上午4时至晚12时为限，大炮只许实弹开放一发，此时只能放空炮威胁辫子军投降。
11日晚间，讨逆军决定了作战计划，以第一师进攻朝阳门，入城后继续向南河沿张宅进攻，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等师由永定、安庆两门进攻天坛，第三师由彰仪门进攻天坛及中华门。
12日拂晓，第三师进攻天坛，守天坛的辫子军3000人甫经接触，大部分就挂起五色旗来表示投降。一部分未投降的辫子军退往南池子张宅。接着，讨逆军东路由朝阳门攻进东单牌楼及东安市场，西路由宣武门向北到西华门，残余的辫子军被迫集中到南池子一隅之地。就在此时，讨逆军从宣武门城楼上发出的一颗炮弹打中了张宅，引起一片火光，张勋在两个荷兰人的保护下，坐上汽车，逃往荷兰使馆躲避。
这就是第二次讨逆战争。辫子军在这次战争中被击死的不到100人。在这次战争中，除军械外，还有剪掉了的辫子遗弃满地。
第二节 冯国璋：短命总统
冯国璋因有志在总统的野心，于是便想利用张勋来打倒黎元洪，为自己取而代之开辟道路。
段祺瑞说冯国璋有“钱癖”，并非无端攻讦之词，实有其事。
“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
北洋军阀集团就公开“分家”了，一派为皖系，一派为直系。
冯实在没办法了，亲自到王士珍家中，哀求说：“请你看老朋友的老脸，莫再弃我如遗。”
最后一招使冯国璋想起当年辫子军赶走了黎元洪，觉得今天胡子兵进关是赶自己来了，他越想越怕，不寒而栗，于是，态度渐渐软下来了。
冯国璋仍想再拼一场。
处心积虑求得总统宝座，与段斗法高唱“和平”统一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各方关于其退位的争执也就随之而云消雾散了。黎元洪当上了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黎元洪为了拉拢冯国璋，10月30日，国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选为副总统。冯国璋当上副总统之后，感到副总统的头衔固然荣耀，但不如地盘和军队重要，倘若没有地盘，没有军队，副总统的头衔连狗屁都不如。因此，他不放弃江苏，11月8日，在南京就任副总统，并兼任江苏督军。
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刻，他曾前去调解，不见成效，溜之乎也。是时，张勋正在伺机复辟。冯国璋因有志在总统的野心，于是便想利用张勋来打倒黎元洪，为自己取而代之开辟道路。因此，他对张勋复辟活动的态度十分暧昧，甚至暗中还参与、支持，所以，复辟派认为“河间稳健，不能有所异同”。张勋也把他当成重要的合作者，在复辟之后的“伪命”中，各省督军都改授为巡抚，而只有他和陆荣廷与众不同，升为总督。然而，张勋刚刚宣布复辟，黎元洪下了台，他便趁反复辟力量兴起之机，也发表了反对复辟的通电，并于7月6日宣布代理大总统的职务。可见，他也和其他军阀一样，为了自己的利害得失，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安定、民族的存亡和百姓疾苦，更不讲什么原则和是非，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用的是权术，靠的是实力。当然，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一席之地，或得以生存，或得以高升。
张勋复辟失败后，北洋军阀内部的角逐并没有随之而停止或消失，只是政争的内容、形式、对手发生了变化而已。国务总理段祺瑞本性难移，非但不从“府院之争”酿成的一场复辟后祸中吸取教训，有所收敛，反而因又捞到了一块“再造共和”的招牌变得更加骄横，“脾气”有增无减。过去，黎元洪那样有“涵养”的人尚且被他气得火星乱冒，更何况这时的对手已不是赤手空拳的黎元洪，而是手中既有雄兵数万，又有“长江三督”那样强大的派系作后盾的冯国璋。比起黎元洪来，冯国璋的野心大得多，更非是甘居人下作“活动的盖印机器”之辈。加之，冯国璋与段祺瑞二人“面和心不和”由来已久。这样，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争斗就又重打鼓另开张了。
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不久，段祺瑞就先发制人，安排皖系干将倪嗣冲接任江苏督军，对他釜底抽薪。本来，冯国璋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优柔寡断，有时还糊涂得令人难以相信。不妨举一个例子，1917年8月23日，新任塞北关监督林摄到总统府来谢委，冯国璋懒洋洋地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林摄答：“我久住北京。”他又问：“你现在作什么事呢？”这位新任官又答：“塞北关监督发表不久。”接着，他问得更妙了：“谁叫你做的关监督的呢？”这位新任官答：“总统的任命。”这个大糊涂虫自己惊诧起来了，竟又连忙问道：“我几时放你做的关监督呢？”林摄回答：“明令发表已有数日。”他“哦”了一声，似乎有点明白过来了，说：“不错，有一天，我睡午觉，有人拿命令来请我盖印，大概就是那回事吧！”他如此糊涂，可是，在江苏督军由谁来接任的事情上，非但毫不糊涂，而且一点也不优柔寡断，断然拒绝了段祺瑞的安排。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由心腹李纯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保持了直系势力在长江中下游的稳定。
冯国璋看到，北洋政府为段祺瑞一手所把持，上上下下大都是其亲信，对此，他心中颇为不快，也不愿意进京去就职。可是，段祺瑞为了用他装潢门面，就派亲信靳云鹏去南京“请”他。靳云鹏向他大讲了一通“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道理，又说段总理这次组阁一定听冯四哥的话，还满口答应他将李纯调到江苏、十五和十六师仍旧归他统率等。一切说定后，他才答应进京就职。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冯国璋不但把住地盘死死不放，而且对钱财也是抓住不放的。7月18日，段祺瑞电催其北上就职，可是，他姗姗来迟。对此，外间传说颇多。有人说，真正的原因是一笔买卖绊住了脚，这笔卖卖是他与江苏著名缙绅张謇等勾结英商，借制药为名，将存在上海的1600余箱烟土，用民国元年的公债票1万万元买到手，然后转手高价售出，从中牟取暴利。段祺瑞听到这个消息，不以为然，微微一笑，慢条斯理地说：“我与冯旧交，此君有钱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环境论，我绝不能反对，因小失大，致伤感情。且系苏省官绅合办，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好装作聋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