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天安门-（二）

第92章 九州同忾讨国贼！英烈血沃天安门(4)

　　“鸣呼！天祸中国，强梁当道，国家将亡，必有异兆。堂堂首都，虎狼咆哮。济济英才，死于枪炮。国人咸悲，万邦腾笑。黄浦江头血正殷，都门又复杀人罪，这般地坼天崩象，试问生民何处去？诸君已死复何言，遗志未终我辈肩。准备满腔鲜热血，洗尽人间不白冤。一瓣心香恕不诚，半怀鲁酒请沾唇。幽冥路阻精神接，尚祈来飨复来临。”

　　继而是自由演讲。25岁的陈毅，慷慨激昂地痛斥段祺瑞丧权辱国，祸国殃民，号召青年们沿着先烈昭示的道路，完成先烈未完的事业。《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也先后跳上主席台，义愤填膺地抨击卖国政府。烈士亲属、挚友的发言，语极沉痛，催人泪下。最后，大会通过筹备“三一八”殉难烈士国葬典礼等三项提案。这次大会前后，北京各校、各团体分别为殉难烈士开了追悼会。

　　3月27日，北京各校、各团体及烈士家属代表40多人，在太平湖民国大学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三一八”烈士公葬筹备处，决定公葬在圆明园遗址。因为圆明园毁于英法联军，诸烈士毙于横暴军阀，将烈士遗体安葬在圆明园，用以激励青年们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完成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但是，由于反动军阀百般阻挠，直到发生惨案三年后（1929年），部分烈士的忠骨才得以在这里安葬。他们是陈时023、彭廷02、林孔唐、赵钟钰、江禹烈、周正铭、唐耀昆、范士融、韦杰三、李闽学、刘和珍、杨德群、谭季缄、黄克仁、李家珍、陈燮、刘葆彝、宋昭021、李行健、胡锡爵、沈幼衡、姚宗贤，共22人。墓地中央建了一座高达九米的大理石墓碑，墓碑四周刻有死难者姓名，至今碑文仍清晰可见。此外，北京十余所学校也都为本校烈士修建了纪念碑，其中北京大学、工业大学、女师大、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汇文学校等六所学校修建的纪念碑，至今保存完好。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三一八”运动虽然惨遭镇压，但烈士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使人民看清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激发了革命的斗志，形成了陷段政府于举国声讨的汪洋大海之势。

　　北京青年在宣传惨案真相、沉痛悼念战友的同时，揩干血迹，擦去泪水，又站到斗争的最前列。4月7日，北京学生总会联合京中各团体，成立了“三一八”惨案起诉委员会，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促其迅速逮捕段祺瑞等杀人凶犯。4月15日，学生会又发起成立了反奉诛段大会。斗争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并由北而南，迅速波及全国。

　　3月27日，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万头攒动，上海市民追悼北京烈士大会在此举行。国民党左派人士柳亚子和著名进步人士杨杏佛主持大会。杨杏佛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五卅’惨案是帝国主义对我国人的直接屠杀，此次京案，则为帝国主义者对我国人的间接的屠杀，其意义实在是一样的。我们今日追悼死难烈士，应一致团结，以打倒吾人之死敌――帝国主义及军阀。”会后，举行了气势磅礴的20万人大示威。4月2日，广州20万群众在广东大学举行广东各界声讨段祺瑞惨杀北京民众大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青年军人联合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州总商会、广州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为主席团，林祖涵主持大会。大会当场通过致全国同胞通电及要求国民政府出兵讨段请愿书。此外，绥远、察哈尔、甘肃、直隶、天津、山西、山东、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广西、云南、四川等地的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及在日本、美国等国的留学生和华侨，纷纷发表通电、宣言，举行集会、游行，声援北京人民的斗争，段祺瑞成了众矢之的。在全国人民一致声讨、特别是青年不屈不挠的斗争下，段政府的反动统治已摇摇欲坠。不久，段祺瑞及其同党响应奉军消灭国民军的阴谋败露，惊醒了妥协求安的国民军。4月9日，国民军通电全国，宣布段祺瑞罪状，指出：“3月18日，莘莘学子，前往请愿，纯系爱国热忱，乃竟开枪轰击，惨毙多命，较之‘五卅’惨案，伤重尤多。残忍性成，是非颠倒……”与此同时，派军队包围了段政府，改编了府卫队。日本公使馆急忙派人将段祺瑞接入东交民巷，庇护起来。4月14日，北京学生总会致函公使团，揭露其历来操纵中国军阀之阴谋，延长中国内乱之罪恶，严厉警告必须从速交出段祺瑞等杀人凶犯。4月15日，“三一八”惨案起诉委员会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催促其向公使馆交涉，引渡段祺瑞及其同案犯。在广大青年和民众的坚决斗争下，在各派军阀狗咬狗的矛盾冲突中，4月22日，段祺瑞被迫宣布下台，逃往天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下，不得不放弃《最后通牒》的无理要求，其联合侵略的计划宣告破产。

　　“三一八”烈士的鲜血，粉碎了人们对封建军阀的最后一丝幻想，普遍认识到要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单靠请愿是不行的，必须用革命武装，抗击反革命武装。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旗帜之下，助成他们北伐使命”。3月下旬，北京学生总会在《致全国民众宣告》中，呼吁广东政府北伐，以救北方民众于水火之中。4月2日，广东各界声讨段祺瑞惨杀北京民众大会通过了《呈请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书》。4月18日，黄埔军校发表通电，说现已枕戈待旦，请国民政府乘机北伐。总之，要求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出兵北伐，消灭一切反动军阀，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三一八”烈士用鲜血谱写出了北伐战争的前奏曲。

　　秘密状态下的斗争

　　正当形势开始向有利于革命方向发展的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和盘踞直隶的奉系军阀李景林、盘踞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合组的直鲁联军，联合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晋军，分五路从三个方向朝集中在北京的国民军扑来。国民军为保存实力，主动撤离北京，经南口激战后，退守西北。4月22日，奉、直、直鲁联军闯进北京。因张作霖、吴佩孚在夺取北京政权问题上各不相让，先成立了一个形式上的“摄政”内阁。奉、直、直鲁联军一进北京，就到处张贴告示：“凡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4月26日，《京报》报馆被封，主笔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罪被判处死刑。三个月后《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也被杀害。当时北京流传着一句谚语：“萍水相逢百日间”，宣泄出群众对反动军阀屠杀进步报人以扼杀正义舆论的愤懑。奉直军阀还以扑灭赤化为名，搜查各大学，对有进步倾向的学生和教职员，均视为有赤化嫌疑，其中被列名通缉者达400人之多，陈毅、辛焕文等都榜上有名。国家主义派等反动团体，也赶紧组织起什么“反赤大同盟”“国民制赤会”等，猖狂地向革命势力进攻。奉、直、直鲁联军在疯狂反赤的同时，奸淫抢掠、草菅人命，无恶不作。整个北京，笼罩着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

　　在这种形势下，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暂告停息，团的活动转入秘密状态。团地委很难找到接头地点，地方大会不能开，大一点儿的支部会也无法举行。团地委下设的经济斗争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儿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团北方区委与北方一些地方团组织的联系一度中断，与团中央的联系减少，区委机关办公地点一迁再迁，联系代号一变再变，原订4月在北京举行的区代表会，也被迫取消。根据形势的变化，团组织按照党的统一部署，及时调整了工作方针，将一批在北京已经暴露、无法立足的团干部转移出京，充实、加强全国各地的革命工作。例如，原团地委书记卓恺泽和团北方区委书记萧子目章先后转到团中央工作；团地委组织部负责人邓鹤皋和团北方区委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尹才一，同时被派往大连分任党和团的地委书记。一批党的青年干部也被派了出去，例如，陈毅、黄道、邵式平等南方籍同志，被派回原籍，作为当地的革命火种；王一飞被派往张家口地区任军委书记；陈日新、辛焕文、王布仁、舒传贤、许国英、赵晋之等更多的干部和青年，被选派或主动要求到黄埔军校学习，准备参加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

　　黄埔军官学校创办于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是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的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自1924年5月至1927年，共办了六期。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是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中坚力量。“三一八”惨案以前，北京地方团根据党的指示，曾选派优秀团员和青年投考黄埔军校。1925年秋，黄埔四期招生时，北京还设立了招生点，以利于北京青年报考。“三一八”惨案后，更多的团员、青年懂得了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到黄埔去！”一时成为进步青年的普遍要求。鉴于报考青年骤增，黄埔军校又在长沙等四个地方设立了分校，仍不能满足青年的要求，以致著名青年领袖恽代英不得不在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劝慰青年参加革命并非一定报考黄埔军校。自第一期始，历届黄埔军校学生中，几乎都有从北京去的。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当时全国最大的军阀是直系和奉系，直系分为两支，一为吴佩孚，一为孙传芳，至次年4月，北伐军基本消灭了吴、孙两支军阀，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伸展到长江流域，赤色旗帜飘扬半个中国。在整个北伐战争中，黄埔军校学生英勇善战，从北京去的不少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北伐战争中牺牲的罗群烈士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在军校学习期间，他常说：“来黄埔的目的在于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人民，苟能如愿以偿，则虽粉身碎骨，亦不足惜。宁为主义而牺牲，不为安逸而逃生！”刘作仁烈士，北京大学旁听生，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投笔从戎。毕业后任二十师六十团连党代表，后调任五十八团营指导员。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再三请缨，均未批准。跟随总司令部到长沙后，才被派往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处服务。南昌之战，他亲临前线指挥，不幸饮弹阵亡。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原已退守西北的冯玉祥部国民军，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也于1926年9月17日于绥远省五原誓师，然后东出潼关，进攻河南，与北伐军相呼应。北京大批青年学生和团员，接受团组织的派遣，到冯玉祥军队服役，做出了很大贡献。

　　北京地方团一方面输送大批团干部和团员青年支援北伐战争和全国各地的革命工作，一方面集中力量进行内部整顿和组织发展，各级团的会议渐渐恢复，并注意对团员的教育和训练，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高了团员的思想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由团员参加编辑的秘密刊物也恢复发行，如北京大学的《新生》《下层》，师范大学的《新华》，农业大学的《农光》，法政大学的《新社会》，燕京大学的《努力青年》，艺术专门学校的《烈火》《街头之塔》，中国大学的《协进》等。这些刊物流传很广，深刻揭露了奉直军阀的反动本质，促进了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结果，奉直军阀心劳日拙，事与愿违，他们的反赤运动反而促进了赤化教育运动，“从此以后，一般群众知道赤化就是‘不扰民，真爱民’，反赤就是烧、杀、奸、掠、军用票。所以，他们日思赤之再来，并深信唯赤可以使他们自救”。就连一向被视为贵族学校的清华大学，学生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时最时髦之新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而在最近清华中，均已‘崭然露头角’。”因此，团组织不但没有被军阀的反赤运动削弱，反而进一步壮大起来。1926年5月底，北京团员总数就发展到441人，比4月份增加了65人。团支部达39个，其中大学支部15个，工人支部11个，中学支部11个，其它支部2个。由于团员增多，团地委增加了部委一级组织（相当于现在的区、县级团委）。部委是地委和支部间的枢纽，其主要职责是考察、训练团员和指导所属支部的工作。根据团员分布情况，北京团地委共设了东城、西城、南城三个部委。部委成员均由候补地委委员担任，以便通过地委会议，了解地委工作精神。

　　为了帮助党扩大组织，团中央规定：年过20岁的团员全部介绍入党（仍可兼团员）；年过23岁的团员，全部脱离团组织；不到20岁，但较精干的团员，也可加入共产党。这样，团地委将一大批团员输送到党内，使党的队伍迅速扩大。至1927年初，北京的党组织达50个支部，796名党员。

　　“三一八”惨案后，以左派面貌出现的北京国民党新右派的活动猖獗起来。它以戴季陶主义为理论武器，以“举起左手驱逐共产派，举起右手打倒反动派”为工作原则，进而提出反共、反阶级斗争的口号，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因为新右派曾激烈地反对过老右派，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曾一度为其蒙蔽，于是新右派成立了所谓中山主义大同盟，鼎盛时居然达到500余人。很显然，不战胜新右派，北京国共合作的局面就难以维持，国民革命任务的完成就要受到影响。因此，“三一八”惨案以后，北京团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协助党同新右派进行斗争。当时，共产党北京地委开展国共合作的机构是国民运动委员会，团地委书记唐从周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经党、团组织研究，确定了联合国民党左派共同向新右派进攻的正确策略。根据这一策略原则，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一起积极活动，于同年9月将实践社、新军社、四川革命青年社、新滇社、琼崖协进社、琼岛魂社、中山学社、革新社、新中学会等九个青年左派团体联合起来，组成左派联席会议（简称左联），使之成为国民党左派团体的核心。党、团组织不失时机地领导左联举起反对新右派的旗帜，通过国民党的各种会议和印刷宣传品等方式，揭露戴季陶主义的反动本质，撕下新右派的假左派面具，展示其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嘴脸。原为新右派所蒙蔽的大部分青年，纷纷猛醒倒戈，加入左联。中山主义大同盟因内外交困，不久便自行瓦解。接着，在1927年1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三次改选中，团组织根据党提出的将“党（国民党）权交给左派”的口号，在青年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结果大获全胜，市党部九个执行委员中，新右派只占一席。北京17个国民党区党部的改选中，新右派也遭到惨败，51个委员中，一个新右派分子也没有。这时，国民党员也从“三一八”时的2200人，发展到4300余人。

　　革命先烈慨然赴死，反帝烈火燃遍中华

　　李大钊在“三一八”请愿时，走在最前面。以致头部和双手负伤，并曾一度被捕，因回答机警得脱后，仍然不顾危险，镇静地指挥群众撤退。赵世炎、陈乔年也勇敢地领导了这场斗争，陈乔年也负了伤。由于共产党人与群众同生共死，所以群众事后并无怨言，反而与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志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斗争。

　　“三一八”当晚，李大钊立即召开党和团的会议，布置如何慰问伤者，追悼死者，如何揭露段祺瑞的凶残，把斗争进行到底。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当天即发出指令，颠倒黑白，胡说李大钊等“假借共产学会，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今又“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申报》1926年3月21日）。段祺瑞的无耻诬陷，立即引起社会舆论的谴责。“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鲁迅痛斥了刽子手，他满怀义愤，写了许多精彩的杂文，悼念革命者，揭露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