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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 九一八震惊中外！一二九激荡天安门(1)
第一节 九一八震惊北平，爱国学生共声讨
青年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检查抵制日货情况，搜查卖日货的奸商。
与人民的爱国热情相反，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
当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东北肆意横行时，驻在北平的日军也蠢蠢欲动。
蒋介石采用“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
张学良在接见请愿学生时保证：“只要中央命令一到，我张学良立即出兵。我要卖国，你们谁都可以用枪打死我。”
蒋介石政府“对人民是无情的残杀，对帝国主义毫毛也不敢拔一根”。
南下示威运动没有能够掀起全民族抗日的高潮，却为以后的青年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九一八”事变及北平青年的反应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大营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又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攻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侵略与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野心。当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国内经济危机的加剧和由此产生的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侵略中国的欲望也更加强烈。日本反动政府企图通过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转移日本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依靠掠夺中国东北的丰富资源，医治国内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以摆脱它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为了寻找侵略的借口，日本军部曾在东北挑起多次摩擦和冲突。1931年7月，日本在吉林省长春市北郊的万宝山制造了屠杀中国农民和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8月，又利用日本参谋部军官中村和随员三人非法侵入大兴安岭地区进行间谍活动，被中国军队抓获处死的所谓中村事件，煽动战争狂热。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的丑行，中国人民早有察觉。万宝山事件发生以后，北平各界群众就曾举行反日大会，通电全国一致要求抗日，呼吁政府对日绝交。8月初，北平各界又组成绝交委员会，开展抵制日货活动。“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再一次震动了北平各界青年，抗日要求日益强烈。对此，中共北平市委迅速作出反应，及时通过了团结革命势力，发动群众，领导和参加各种反日团体，开展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决定。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各种抗日团体应运而生，工界的抗日救国会、邮工义勇队，学界的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市立小学救国会、东北留平学生反日会及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十人团等都先后成立。许多学校将学生会改为抗日救国会或反日会，以表达抗日决心。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通电指出：“为今之计，惟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作政府后盾。”23日，北平各界抗日团体在中山公园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大中小学学生皆臂缠“反日救国”字样的黑纱，神情异常悲愤。各校学生还在城内著名闹市、庙会进行抗日宣传。25日，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和教职员致电国民党政府，谴责政府和军队“一遇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26日，北平各界抗日救国会决定，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不准中国商号卖日货。尔后，青年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检查抵制日货情况，搜查卖日货的奸商。
与人民的爱国热情相反，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1928年5月，日本在济南肆意杀戮中国军民制造济南惨案时是这样，“九一八”事变前后仍是这样。“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先后在东北长春和大兴安岭地区寻衅，蒋介石又电示坐镇北平的东北边防司令官张学良：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又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把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主持“公理”和“调停”上。蒋介石以政府已经向国联提出“申诉”，等待国联公判为借口，拒绝出兵抗日。结果，在日本侵略军的突然袭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军不战而退。三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
当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东北肆意横行时，驻在北平的日军也蠢蠢欲动。10月1日，驻北平东交民巷的日军全副武装在东长安街御河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向北平人民炫耀武力。这更激起北平青年的极大愤慨。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抗日，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主张各界民众“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成立全国的反日运动联合会，作为全国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总机关”，“以群众的力量驱逐日军出境”，“打倒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28日，北平250多个团体在太和殿广场召开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一致要求身居北平的张学良抗日。张学良被群众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公开表示“决不卖国”。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定外交方针，认定日本为目前中国最大敌人”，实行“对日宣战”，在全国“厉行对日经济绝交”。大会还通过了“国内各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多项议案，表示了万众团结御侮的决心。会后，群众分三路游行示威。10月1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向南京政府提出九项抗日要求，主张主即对日宣战，反对妥协退让及签订任何秘密条约，并决定发行《学联周刊》和其他宣传品，加强抗日宣传。为了恢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的学生自动组织游击队，在西山练兵，向张学良要求发枪弹，奔赴抗日战场。师范大学等校的学生也组织了敢死队、青年义勇军和救护队。学生们还走上街头，为马占山等在东北坚持抗日的军队募捐。为了及时报道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师大、民大出版了《反日三日刊》，燕大、艺专等校出版了抗日壁报。此外，各校学生还在党团组织的发动下，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宣传队，在市内、郊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还有一些长途宣传队，不辞辛苦，沿着北宁、平绥、平津、平汉等铁路沿线的城乡，发动群众。当时，工学院学生宣传队30多人赴河北涿州一带；师大学生宣传队到石家庄、南口、唐山和平郊长辛店修理厂向工人散发《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告工友书》；东北留平学生抗日会则组织了赴绥远的宣传队；蒙藏学校组成蒙藏宣传队。北平各界群众在青年学生爱国行动的感染下，纷纷采取行动要求抗日，如商店抵制日货，甚至在街上焚烧日货；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报纸在头版头条介绍抗日军队战况，许多进步教授和著名学者也投入了反日浪潮，组织了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北平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广泛而迅速地开展起来。
但是，国民党政府却违反广大人民的意愿，继续实行反共卖国的反动政策。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下，一面与日本帝国主义寻求妥协，一面集中兵力继续“围剿”红军，妄图消灭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更是百般压制人民的抗日运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首先颁布了制止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的七项办法，要“学生一切行动应悉遵中央意旨”，“照常努力学习，不得罢课”。10月3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再次重申各校不得因抗日活动停课的“训令”。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更以“少数分子把持会务”实行反动工作为借口，命令解散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并“严缉该会少数分子”。同时，成立由国民党控制的所谓新学联。12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就北平师范大学抗日救国会派宣传队前往长辛店进行抗日宣传一事，致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铁道部，声称“北平师范大学抗日救国会宣传队传单及演讲内容，逾越抗日范围”，命令“该部转饬该校迅速查明，严加制止，以遏反动”。对于书刊、报章中的抗日言论，国民党政府也采取严厉禁止的措施。“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许多家报纸都开辟了宣传抗日的版面。10月开始，《北京晚报》在报纸的边框上，连续刊登了“国亡家破，迫在眉睫，国人若不奋起，良心安乎？”“武装同志们，掉转你们的枪口，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敌人是谁？”的标语，不久，国民党北平市当局即勒令《北京晚报》取消这两条标语。
国民党当局对北平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和破坏，激起了北平青年的无比义愤，为了扩大声势，进一步推动抗日反蒋运动，中共北平党、团市委于11月底，发动、领导了北平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南下示威运动。
南下示威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迅速作出决议：发动群众，组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在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各地青年的抗日救亡呼声日益高涨。9月下旬，上海、南京的爱国学生先后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请愿，抗议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投降政策，要求政府抗日。他们的正义行动使长期沉闷的首都南京第一次出现了爱国斗争的热潮。在这种众怒难犯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了欺骗全国民众和压制内部的异己势力，诡称“将率师北上抗日”。消息传出以后，南京和全国各地的学生立即发起“送蒋北上运动”。到11月25日，赴南京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已达两万多人，北平学生也参加了赴南京请愿运动。学生的行动得到各地工商界人士的直接配合和积极响应。
北平学生和在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在赴南京请愿之前，曾多次向驻北平的张学良和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要求抗日，但未得到明确答复。学生们在极度愤怒中捣毁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11月11日，北京大学学生前往西城顺承王府张学良的私邸请愿，要求出兵抗日；11月25日，北平学联又组织朝大、师大、法大、北平师范学院、民大、艺专等校2000余学生到张学良私邸和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并请张学良援助正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张学良在接见请愿学生时保证：“只要中央命令一到，我张学良立即出兵。我要卖国，你们谁都可以用枪打死我。”说着，他掏出身上的手枪，“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至此，北平学生才知道，出兵抗日的决定权并不在张学良。于是决定直接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中央政府去请愿。
11月下旬，北平学生开始分批南下。25日，清华大学240多名学生集体南下。次日，民国学院学生400余人奔赴南京。28日，燕大190余名学生赴南京请愿。此时，南京的“送蒋北上运动”热潮正高。不料，12月初，国民党政府代表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这无异于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的合法性。这一行动再次引起爱国学生的强烈不满，各地学生遂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北平学生更痛感到东北被占后，下一步将是华北了，因此，要求南下示威的呼声也更加强烈。
为了加强对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运动的领导，中共北平党、团市委组织了示威团的领导核心――党团。12月1日，北大进步学生力排御用教授胡适、陶希圣的欺骗干扰，一支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南下示威队伍成立了，这个示威团共有230多人。学生们起草了《告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尖锐地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对人民是无情的残杀，对帝国主义毫毛也不敢拔一根”的丑恶面目，号召全国青年和学生立即组织起来，向南京政府示威。当天下午，北大南下示威团经过数小时的卧轨斗争，终于登上了开赴南京的列车。
3日，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刚一到达南京，国民党政府便如临大敌，一面派出官员对学生进行恫吓和利诱，一面以查出反动传单为名，扣压了北大示威团的《告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5日，北大示威团的南京街头举行示威时，被军警包围。军警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学生185人，这一事件，再一次向全国人民暴露了蒋介石率师北上抗日是假，欺骗和镇压爱国学生是真，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妥协投降的丑恶嘴脸，从而激起了爱国学生更加强烈的反抗。
12月4日，北平法商学院、工学院、艺术学院、辅仁大学、师大、铁道学院、农大、女子文理学院、艺文中学等校2000多名学生组成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准备从前门火车站乘车赴南京。北平公安局长亲自出马，命令北平铁路局拒绝载运学生南下，声称：“南京有密电，不准拨车。”各校学生据理力争，齐声高呼“不达目的誓不还校！”
双方正相持不下之际，从南京传来北大示威团遭殴打和逮捕的消息，群情更加激愤。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当即决定进行卧轨斗争。12月的北平，已是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学生们不畏严寒，分批卧轨，坚决不撤离车站。这种高涨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获得了北平各阶层群众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商会和市民群众给学生送去大批饼干、罐头和开水表示慰问，瑞蚨祥等商号送去成捆的新毛毯给卧轨的学生御寒。为了把斗争坚持到底，中共北平市委立刻派党团员到各校串联，动员、组织更多的积极分子往火车站参加卧轨斗争。结果，聚集在东车站要求南下的学生急剧地增加起来。
国民党政府见事态越闹越大，大有不可收拾之势，就一面把前门东车站员工撤到丰台车站开车，一面又调来大批军警包围东车站，胁迫学生返校。对此，示威团党团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一面派部分学生抢先占领丰台车站，一面派人到各校联络，组织支援。各校爱国学生闻讯，立即组织起来向国民党北平当局示威，捣毁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经过三天三夜的不懈斗争，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终于在铁路工人的支援下，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7日，4000多名示威学生登上了开赴南京的列车。
国民党当局的破坏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列车到达天津站后，国民党特务绑架了驾驶机车的工人，妄图阻止列车运行。但是，由于得到天津铁路工人的支援，列车继续南下。为了防止敌人再次绑架列车司机，示威团党团决定组织部分工科学生向工人学习驾驶技术。8日，列车到达济南，早已等候在车站的济南、青岛两市的示威学生与北平学生会师，队伍增至7000多人。
不料，车过济南以后，在讨论到南京后的斗争策略时，示威团内部发生了分歧。在国民党分子的煽动下，部分学生提出用请愿的方式敦促政府出兵抗日，而多数学生则坚持用示威的形式，迫使政府服从民意，出兵抗日。途中，各车厢的学生都在辩论。到蚌埠后，双方的意见仍然无法统一。于是，示威团主席团决定停车开全体大会表决。表决结果，南下示威团分裂为两队。一队是约5000余人的示威团，另一队是由2000多人组成的请愿团。
12月10日，南下示威团和南下请愿团到达南京。请愿团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安排住进了金陵大学，在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听了蒋介石的训话后，少数学生悄然返回北平。多数学生则通过请愿活动看到，用请愿的形式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又以北平学生请愿示威团的名义参加了全国学生的示威活动。
南下示威团拒绝了南京政府的“招待”，忍饥受冻，住进了中央大学。一到南京，示威团党团即与中共南京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有组织地让北平学生向南京各界群众宣传南下示威的目的，同时派出工作组与上海、芜湖等地的学生联络，号召各地学生同到南京举行总体示威。不久，各地学生陆续到达南京，经过各地学生代表讨论，一致推选北平学生担任示威总指挥。
14日，由各地学生组成的示威队伍前往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举行第一次练兵性示威。出乎学生们意料的是，外交部大门紧闭，房内空无一人。于是，示威队伍转入市区，向民众开展抗日宣传。
15日，示威团又集合1000多名学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当天，国民党中央大员正在举行临时会议，闻知学生前来示威，几个反动官僚探出头来对学生横加指责。被激怒的学生用石子砸碎了中央党部大门上的国民党党徽。接着，学生队伍又冲进二门外高呼口号。这时，国民党政府慌忙派代表陈铭枢、蔡元培与示威学生见面。学生们提出要求：撤换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压迫人民反日运动的几个反动家伙的职务。蔡元培答应调查后处理。在与陈铭枢的辩论中，爱国学生痛斥不抵抗政策就是卖国，并打了陈铭枢。混乱之中，忽听有人报告蒋介石从后门溜走了。于是，学生们边呼喊着“活捉蒋介石”的口号，边像潮水般的冲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时早有准备的军警从外面冲过来，学生与军警展开激烈搏斗。结果，13名学生被捕，一部分学生受伤。
第二天，国民党当局为了混淆视听，在《中央日报》上用红字大标题报道：“共匪千人攻打中央党部！手执红旗高呼反动口号！”并登出伪造的照片，为其镇压爱国学生制造口实。
12月17日，全国学生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联合总示威日到来了！上午9时，北平学生同南京、上海、济南、苏州等地的示威学生三万多人在中央大学整队集合，浩浩荡荡地来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大厦门前，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农工兵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红军对日宣战”“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武装保卫苏联”“拥护红军苏维埃”等口号，并散发传单。一些学生用砖头、石块击毁了大门上国民党的党徽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牌子、玻璃橱窗等。随后，示威队伍又向位于珍珠桥的《中央日报》馆开去。结果，反动当局再次施展空城计，《中央日报》馆内空无一人，学生们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冲进馆内将电话线割断，将经理室、会计室、广告股、村料股、发行股和印刷机器，全部捣毁。还将铅字、字模等抛入报馆后面的秦淮河里。这时，反动派再一次暴露出刽子手的嘴脸，充当马前卒的南京警备师二旅的士兵，手持刺刀、长枪、皮带，以密集的冲锋队形杀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口中还高喊着：杀！杀！一霎时，一场骇人听闻的惨案发生了。一名上海学生惨死于敌手后，尸体被抛入秦淮河中。第二天《世界日报》报道，这次惨案，还有20余人受伤，100多人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至此，国民党政府终于以赤裸裸的屠杀政策在全国人民面前撕下了爱国抗日的伪装。
青年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检查抵制日货情况，搜查卖日货的奸商。
与人民的爱国热情相反，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
当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东北肆意横行时，驻在北平的日军也蠢蠢欲动。
蒋介石采用“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
张学良在接见请愿学生时保证：“只要中央命令一到，我张学良立即出兵。我要卖国，你们谁都可以用枪打死我。”
蒋介石政府“对人民是无情的残杀，对帝国主义毫毛也不敢拔一根”。
南下示威运动没有能够掀起全民族抗日的高潮，却为以后的青年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九一八”事变及北平青年的反应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大营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又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攻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侵略与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野心。当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国内经济危机的加剧和由此产生的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侵略中国的欲望也更加强烈。日本反动政府企图通过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转移日本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依靠掠夺中国东北的丰富资源，医治国内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以摆脱它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
为了寻找侵略的借口，日本军部曾在东北挑起多次摩擦和冲突。1931年7月，日本在吉林省长春市北郊的万宝山制造了屠杀中国农民和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8月，又利用日本参谋部军官中村和随员三人非法侵入大兴安岭地区进行间谍活动，被中国军队抓获处死的所谓中村事件，煽动战争狂热。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的丑行，中国人民早有察觉。万宝山事件发生以后，北平各界群众就曾举行反日大会，通电全国一致要求抗日，呼吁政府对日绝交。8月初，北平各界又组成绝交委员会，开展抵制日货活动。“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再一次震动了北平各界青年，抗日要求日益强烈。对此，中共北平市委迅速作出反应，及时通过了团结革命势力，发动群众，领导和参加各种反日团体，开展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决定。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各种抗日团体应运而生，工界的抗日救国会、邮工义勇队，学界的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市立小学救国会、东北留平学生反日会及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十人团等都先后成立。许多学校将学生会改为抗日救国会或反日会，以表达抗日决心。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通电指出：“为今之计，惟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作政府后盾。”23日，北平各界抗日团体在中山公园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大中小学学生皆臂缠“反日救国”字样的黑纱，神情异常悲愤。各校学生还在城内著名闹市、庙会进行抗日宣传。25日，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和教职员致电国民党政府，谴责政府和军队“一遇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26日，北平各界抗日救国会决定，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不准中国商号卖日货。尔后，青年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检查抵制日货情况，搜查卖日货的奸商。
与人民的爱国热情相反，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1928年5月，日本在济南肆意杀戮中国军民制造济南惨案时是这样，“九一八”事变前后仍是这样。“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先后在东北长春和大兴安岭地区寻衅，蒋介石又电示坐镇北平的东北边防司令官张学良：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又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把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主持“公理”和“调停”上。蒋介石以政府已经向国联提出“申诉”，等待国联公判为借口，拒绝出兵抗日。结果，在日本侵略军的突然袭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军不战而退。三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
当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东北肆意横行时，驻在北平的日军也蠢蠢欲动。10月1日，驻北平东交民巷的日军全副武装在东长安街御河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向北平人民炫耀武力。这更激起北平青年的极大愤慨。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抗日，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主张各界民众“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成立全国的反日运动联合会，作为全国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总机关”，“以群众的力量驱逐日军出境”，“打倒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28日，北平250多个团体在太和殿广场召开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一致要求身居北平的张学良抗日。张学良被群众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公开表示“决不卖国”。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定外交方针，认定日本为目前中国最大敌人”，实行“对日宣战”，在全国“厉行对日经济绝交”。大会还通过了“国内各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多项议案，表示了万众团结御侮的决心。会后，群众分三路游行示威。10月1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向南京政府提出九项抗日要求，主张主即对日宣战，反对妥协退让及签订任何秘密条约，并决定发行《学联周刊》和其他宣传品，加强抗日宣传。为了恢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的学生自动组织游击队，在西山练兵，向张学良要求发枪弹，奔赴抗日战场。师范大学等校的学生也组织了敢死队、青年义勇军和救护队。学生们还走上街头，为马占山等在东北坚持抗日的军队募捐。为了及时报道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师大、民大出版了《反日三日刊》，燕大、艺专等校出版了抗日壁报。此外，各校学生还在党团组织的发动下，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宣传队，在市内、郊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还有一些长途宣传队，不辞辛苦，沿着北宁、平绥、平津、平汉等铁路沿线的城乡，发动群众。当时，工学院学生宣传队30多人赴河北涿州一带；师大学生宣传队到石家庄、南口、唐山和平郊长辛店修理厂向工人散发《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告工友书》；东北留平学生抗日会则组织了赴绥远的宣传队；蒙藏学校组成蒙藏宣传队。北平各界群众在青年学生爱国行动的感染下，纷纷采取行动要求抗日，如商店抵制日货，甚至在街上焚烧日货；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报纸在头版头条介绍抗日军队战况，许多进步教授和著名学者也投入了反日浪潮，组织了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北平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广泛而迅速地开展起来。
但是，国民党政府却违反广大人民的意愿，继续实行反共卖国的反动政策。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下，一面与日本帝国主义寻求妥协，一面集中兵力继续“围剿”红军，妄图消灭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更是百般压制人民的抗日运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首先颁布了制止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的七项办法，要“学生一切行动应悉遵中央意旨”，“照常努力学习，不得罢课”。10月3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再次重申各校不得因抗日活动停课的“训令”。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更以“少数分子把持会务”实行反动工作为借口，命令解散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并“严缉该会少数分子”。同时，成立由国民党控制的所谓新学联。12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就北平师范大学抗日救国会派宣传队前往长辛店进行抗日宣传一事，致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铁道部，声称“北平师范大学抗日救国会宣传队传单及演讲内容，逾越抗日范围”，命令“该部转饬该校迅速查明，严加制止，以遏反动”。对于书刊、报章中的抗日言论，国民党政府也采取严厉禁止的措施。“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许多家报纸都开辟了宣传抗日的版面。10月开始，《北京晚报》在报纸的边框上，连续刊登了“国亡家破，迫在眉睫，国人若不奋起，良心安乎？”“武装同志们，掉转你们的枪口，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敌人是谁？”的标语，不久，国民党北平市当局即勒令《北京晚报》取消这两条标语。
国民党当局对北平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和破坏，激起了北平青年的无比义愤，为了扩大声势，进一步推动抗日反蒋运动，中共北平党、团市委于11月底，发动、领导了北平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南下示威运动。
南下示威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迅速作出决议：发动群众，组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在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各地青年的抗日救亡呼声日益高涨。9月下旬，上海、南京的爱国学生先后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请愿，抗议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投降政策，要求政府抗日。他们的正义行动使长期沉闷的首都南京第一次出现了爱国斗争的热潮。在这种众怒难犯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了欺骗全国民众和压制内部的异己势力，诡称“将率师北上抗日”。消息传出以后，南京和全国各地的学生立即发起“送蒋北上运动”。到11月25日，赴南京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已达两万多人，北平学生也参加了赴南京请愿运动。学生的行动得到各地工商界人士的直接配合和积极响应。
北平学生和在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在赴南京请愿之前，曾多次向驻北平的张学良和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要求抗日，但未得到明确答复。学生们在极度愤怒中捣毁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11月11日，北京大学学生前往西城顺承王府张学良的私邸请愿，要求出兵抗日；11月25日，北平学联又组织朝大、师大、法大、北平师范学院、民大、艺专等校2000余学生到张学良私邸和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并请张学良援助正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张学良在接见请愿学生时保证：“只要中央命令一到，我张学良立即出兵。我要卖国，你们谁都可以用枪打死我。”说着，他掏出身上的手枪，“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至此，北平学生才知道，出兵抗日的决定权并不在张学良。于是决定直接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中央政府去请愿。
11月下旬，北平学生开始分批南下。25日，清华大学240多名学生集体南下。次日，民国学院学生400余人奔赴南京。28日，燕大190余名学生赴南京请愿。此时，南京的“送蒋北上运动”热潮正高。不料，12月初，国民党政府代表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这无异于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的合法性。这一行动再次引起爱国学生的强烈不满，各地学生遂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北平学生更痛感到东北被占后，下一步将是华北了，因此，要求南下示威的呼声也更加强烈。
为了加强对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运动的领导，中共北平党、团市委组织了示威团的领导核心――党团。12月1日，北大进步学生力排御用教授胡适、陶希圣的欺骗干扰，一支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南下示威队伍成立了，这个示威团共有230多人。学生们起草了《告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尖锐地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对人民是无情的残杀，对帝国主义毫毛也不敢拔一根”的丑恶面目，号召全国青年和学生立即组织起来，向南京政府示威。当天下午，北大南下示威团经过数小时的卧轨斗争，终于登上了开赴南京的列车。
3日，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刚一到达南京，国民党政府便如临大敌，一面派出官员对学生进行恫吓和利诱，一面以查出反动传单为名，扣压了北大示威团的《告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5日，北大示威团的南京街头举行示威时，被军警包围。军警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学生185人，这一事件，再一次向全国人民暴露了蒋介石率师北上抗日是假，欺骗和镇压爱国学生是真，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妥协投降的丑恶嘴脸，从而激起了爱国学生更加强烈的反抗。
12月4日，北平法商学院、工学院、艺术学院、辅仁大学、师大、铁道学院、农大、女子文理学院、艺文中学等校2000多名学生组成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准备从前门火车站乘车赴南京。北平公安局长亲自出马，命令北平铁路局拒绝载运学生南下，声称：“南京有密电，不准拨车。”各校学生据理力争，齐声高呼“不达目的誓不还校！”
双方正相持不下之际，从南京传来北大示威团遭殴打和逮捕的消息，群情更加激愤。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当即决定进行卧轨斗争。12月的北平，已是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学生们不畏严寒，分批卧轨，坚决不撤离车站。这种高涨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获得了北平各阶层群众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商会和市民群众给学生送去大批饼干、罐头和开水表示慰问，瑞蚨祥等商号送去成捆的新毛毯给卧轨的学生御寒。为了把斗争坚持到底，中共北平市委立刻派党团员到各校串联，动员、组织更多的积极分子往火车站参加卧轨斗争。结果，聚集在东车站要求南下的学生急剧地增加起来。
国民党政府见事态越闹越大，大有不可收拾之势，就一面把前门东车站员工撤到丰台车站开车，一面又调来大批军警包围东车站，胁迫学生返校。对此，示威团党团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一面派部分学生抢先占领丰台车站，一面派人到各校联络，组织支援。各校爱国学生闻讯，立即组织起来向国民党北平当局示威，捣毁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经过三天三夜的不懈斗争，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终于在铁路工人的支援下，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7日，4000多名示威学生登上了开赴南京的列车。
国民党当局的破坏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列车到达天津站后，国民党特务绑架了驾驶机车的工人，妄图阻止列车运行。但是，由于得到天津铁路工人的支援，列车继续南下。为了防止敌人再次绑架列车司机，示威团党团决定组织部分工科学生向工人学习驾驶技术。8日，列车到达济南，早已等候在车站的济南、青岛两市的示威学生与北平学生会师，队伍增至7000多人。
不料，车过济南以后，在讨论到南京后的斗争策略时，示威团内部发生了分歧。在国民党分子的煽动下，部分学生提出用请愿的方式敦促政府出兵抗日，而多数学生则坚持用示威的形式，迫使政府服从民意，出兵抗日。途中，各车厢的学生都在辩论。到蚌埠后，双方的意见仍然无法统一。于是，示威团主席团决定停车开全体大会表决。表决结果，南下示威团分裂为两队。一队是约5000余人的示威团，另一队是由2000多人组成的请愿团。
12月10日，南下示威团和南下请愿团到达南京。请愿团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安排住进了金陵大学，在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听了蒋介石的训话后，少数学生悄然返回北平。多数学生则通过请愿活动看到，用请愿的形式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又以北平学生请愿示威团的名义参加了全国学生的示威活动。
南下示威团拒绝了南京政府的“招待”，忍饥受冻，住进了中央大学。一到南京，示威团党团即与中共南京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有组织地让北平学生向南京各界群众宣传南下示威的目的，同时派出工作组与上海、芜湖等地的学生联络，号召各地学生同到南京举行总体示威。不久，各地学生陆续到达南京，经过各地学生代表讨论，一致推选北平学生担任示威总指挥。
14日，由各地学生组成的示威队伍前往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举行第一次练兵性示威。出乎学生们意料的是，外交部大门紧闭，房内空无一人。于是，示威队伍转入市区，向民众开展抗日宣传。
15日，示威团又集合1000多名学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当天，国民党中央大员正在举行临时会议，闻知学生前来示威，几个反动官僚探出头来对学生横加指责。被激怒的学生用石子砸碎了中央党部大门上的国民党党徽。接着，学生队伍又冲进二门外高呼口号。这时，国民党政府慌忙派代表陈铭枢、蔡元培与示威学生见面。学生们提出要求：撤换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压迫人民反日运动的几个反动家伙的职务。蔡元培答应调查后处理。在与陈铭枢的辩论中，爱国学生痛斥不抵抗政策就是卖国，并打了陈铭枢。混乱之中，忽听有人报告蒋介石从后门溜走了。于是，学生们边呼喊着“活捉蒋介石”的口号，边像潮水般的冲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时早有准备的军警从外面冲过来，学生与军警展开激烈搏斗。结果，13名学生被捕，一部分学生受伤。
第二天，国民党当局为了混淆视听，在《中央日报》上用红字大标题报道：“共匪千人攻打中央党部！手执红旗高呼反动口号！”并登出伪造的照片，为其镇压爱国学生制造口实。
12月17日，全国学生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联合总示威日到来了！上午9时，北平学生同南京、上海、济南、苏州等地的示威学生三万多人在中央大学整队集合，浩浩荡荡地来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大厦门前，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农工兵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红军对日宣战”“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武装保卫苏联”“拥护红军苏维埃”等口号，并散发传单。一些学生用砖头、石块击毁了大门上国民党的党徽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牌子、玻璃橱窗等。随后，示威队伍又向位于珍珠桥的《中央日报》馆开去。结果，反动当局再次施展空城计，《中央日报》馆内空无一人，学生们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冲进馆内将电话线割断，将经理室、会计室、广告股、村料股、发行股和印刷机器，全部捣毁。还将铅字、字模等抛入报馆后面的秦淮河里。这时，反动派再一次暴露出刽子手的嘴脸，充当马前卒的南京警备师二旅的士兵，手持刺刀、长枪、皮带，以密集的冲锋队形杀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口中还高喊着：杀！杀！一霎时，一场骇人听闻的惨案发生了。一名上海学生惨死于敌手后，尸体被抛入秦淮河中。第二天《世界日报》报道，这次惨案，还有20余人受伤，100多人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至此，国民党政府终于以赤裸裸的屠杀政策在全国人民面前撕下了爱国抗日的伪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