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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章 九一八震惊中外！一二九激荡天安门(5)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北平地下党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尽快把党的出版物和马克思主义书籍送到进步青年手中，1931年在保定成立了党的地下出版机构――北方人民出版社，并在北平设立分社。这个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印刷党的一些重要文献，重印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编印一些有关的介绍性的书刊。北方人民出版社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却出版了两套丛书，凡是比较通俗而又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可以半公开发行的，均列为《人民文化丛书》或《大众文化丛书》，而把马列著作、党的文件、决议列为《左翼文化丛书》。
2.组织青年开展读书活动
北方左翼文化运动与南方左翼文化运动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30年代的上海，聚集着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著名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他们通过大量的文学创作宣传革命，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罪恶，唤起青年的觉醒。而北平的左翼盟员则多数是大、中学校的学生或青年教师，也有部分教授、记者、医生、印刷工人和人力车夫。这些人发表过作品的不很多，所以在文坛上的影响也没有中国左联的老作家那么大。但是，由于北方左联中青年人较多，因而参加政治斗争的热情非常高，为了启发青年人的觉悟，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北平各学校中的左翼团体都组织了读书会，利用学校里藏书丰富的条件，引导青年学生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的文学作品。当时，在学校中流传的革命书籍主要有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如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进步学者的社会发展史讲义；苏联普罗文学的作品，如《拓荒者》、《母亲》、《铁流》；中国留苏学生或访苏记者归国后写的游记、观感，如瞿秋白的《新俄游记》、《赤都心史》等。这些书给读者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激发了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由于读书活动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因此，各大中学校普遍建立了读书会，如北大、师大、清华、燕大、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民国大学、汇文中学、北平师范学院、平大法商学院、师大女附中等校都先后成立了读书会。汇文中学读书会还在校党支部的领导下，办起了一个进行义务教育的汇文民众学校，吸收汇文的职工和市民群众学习，扩大了革命宣传。当时，在北平各校的读书会中，师范大学的Our读书会最为著名。Our读书会是20年代末，由一些在大革命失败后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成立这个读书会的目的既是为了学习革命理论，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也是为了寻找党的组织。因此，读书会一成立就创办了会刊《鏖尔》（Our的谐音）。由于刊物的政治色彩鲜明，刚出版一期就被政府查封、没收。接着，又改名《转换》，出版两期后再次被查封，遂又改名《转变》。Our读书会的活动引起了北平地下党的注意，1929年底，党派人与Our读书会取得联系，许多青年同志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或加入了党。以后，读书会的形式相继在其它学校发展起来，一些师大毕业生还把Our读书会的活动方式及组织形式带到了保定、河南等地。
读书会的教育性强，而且适合青年学生的特点，因此，各校的读书会逐渐形成了左翼文化团体和党团的外围组织，很多青年就是通过读革命书籍，认识到了救中国的惟一出路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很多人要求加入共产党和青年团，并在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
3.参加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中国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及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的论战。引起争论的原因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否发生变化。共产国际内部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他们的争论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影响。
大革命的失败，促使人们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重新加以探讨，其中主要是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都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为基础。对此，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六大”决议，都作了正确的回答，肯定了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取消派则认为蒋介石政权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已取得胜利，中国的封建关系已无足轻重，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经济中已占优势，甚至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对外主要是争取关税自主，对内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取消派还利用一些青年的幼稚、无知和偏激，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学校建立和发展组织，举办读书会，宣传、贩卖托派的理论。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围绕着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的关系、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中心是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正确一方的代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分析了自1840年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有最高的统治权，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封建的土地关系仍然在农村经济中占据着优势，而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整个中国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所以，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又决定了当前的革命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
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以及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党的理论工作者和进步教授大量翻译马恩原著。30年代被翻译并出版的马克思著作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哲学之贫困》《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资本论》第一卷、《战斗唯物论》《叛徒考茨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哲学底根本问题》《思想起源论》《财产之起源与进化》《辩证法的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入门》等等。北平文化界在同托派观点的斗争中，主要是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帮助青年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此，北平的进步教授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不仅着手于马恩原著的翻译工作，还在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以及举办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讲座。30年代，曾在北平各大学从事过进步学术活动的著名教授有马哲民、侯外庐、黄松龄、齐燕铭、李达、张友渔、杨秀峰、许德珩、吕振羽、吴承仕、范文澜等。他们大多是北平左翼教联的盟员，也有些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九一八”事变以后，教联常组织这些进步教授到各学校讲演，主要内容是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破除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这些在学术界有很高地位的进步学者，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威信，只要贴出举办讲座的海报或传出消息，课堂上总是挤得满满的，甚至连窗外、门外也挤满了听众。
与托派的论战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扩大了对共产党的革命纲领的宣传，许多进步学生通过这场论战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等问题。从自发的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
4.参加革命运动
北平各左翼团体不仅注重文学和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创作，尤其注重革命的运动，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活动，常常以左翼团体的名义发起。1931年，北方左联成立不久，适逢11月7日的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左联等群众团体联合发起，分别在清华、燕京、中国大学举行了公开的讲演会，纪念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盛大节日，赴会者十分踊跃，仅中国大学会场就有1400人，讲演的题目有《纪念十月与中国革命》《台湾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等。这些演讲热情地介绍了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愤怒地控诉了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行。讲演的“鼓动力量非常之大；听众极为动容，情绪极为高涨”。会上，共产党员公开散发传单，号召“纪念十月革命”“拥护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争取苏维埃中国的胜利”。这次国民党北平当局虽然派出侦缉队三四十人，但见此情形，慑于众怒难犯，未敢在会场上抓人。
1932年1月，胡也频、柔石等五位左联盟员在上海被捕，当时北平又风传鲁迅也被捕了。3月1日，由北方左联发起，联合社联、普罗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北大新兴文学研究会等团体，在法政大学一院召开了北平各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写满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打倒国民党”“准备武装暴动”“反对束缚青年的现有教育”等粉笔标语。大会决定成立北平全市鲁迅等被捕后援会，后援会在各学校及社会上展开了营救鲁迅的签名活动，一时间，在北平文化界造成了很大的声势。鲁迅被捕虽系误传，但由此而引起的斗争，仍给国民党北平当局以有力的打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中央关于满洲事变宣言》的号召下，北平左翼团体积极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他们组织了多种抗日团体，印发《反日宣传工作大纲》、《平民识字课本》和《青年读书会为满洲事件宣言》等材料，向各阶层民众宜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许多左翼盟员还参加了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运动。
1933年4月，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公葬李大钊活动中，各左翼团体都参加了祭奠，左联、社联的成员几乎全体参加并与北平文总等团体一起献了花圈和挽联。不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在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号召和组织下，北方左联的许多盟员，如潘漠华、王志文、李树芬、黄远征、金湛然、端木蕻良等，从北平前往张家口，参加了抗日同盟军。潘漠华和王志文还作为北平文总的代表，参加了华北民众御侮救亡会代表大会，并帮助起草了大会宣言等文件。左翼盟员在前线与日伪军、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有些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生命。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一部分经过战火考验的左翼盟员又回到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继续进行革命的文化活动。
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斗争
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惊慌，反动政府一面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大肆宣扬地主阶级的封建文化，提倡尊孔读经，向青年灌输所谓“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对青年进行党化教育；另一方面则运用独裁手段对革命文化进行压制和摧残，实行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因此，革命文化只好在同反革命专制的斗争中求发展。这种“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表现在：
第一，国民党政府用反动的《出版法》，剥夺革命文学作品的出版自由。
1930年1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反动的《出版法》，对报纸、杂志、书籍及其它出版物的出版作出种种限制。规定：一切出版物均须交审，非经许可不得印刷或出版、发行，违反了《出版法》的规定就要处以罚款、扣压、停止发行和判刑等。“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要求抗日、要求民主的书刊、文章较多，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又制定了《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党及其不抵抗政策，要求民主和抗日，直至对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的，一律严予禁止。1934年6月，国民党中宣部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在付印前都必须将稿本送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不送审的要予以处分。经过检查的新闻，有的盖上“免登”的戳子，不准见报；有的只准局部发表，其内容早已面目全非；有的新闻则被改头换面，以假乱真。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书报检查机关，进步团体或出版社常常将原稿中革命或进步的内容删去，待同意印刷后再补上去。但是，一旦当局发现，仍要追究，甚至封闭出版机构，北方人民出版社就是因为出版马恩著作和进步书籍而被查封的。
第二，查禁进步书刊，阻塞发行渠道。国民党政府为了消灭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查禁进步刊物的通令、函件。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命令取缔各种小报、小册子。
1932年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文官处又致函行政院，要求查禁北平的进步刊物《认识》《火星》《大众文艺》《红旗》《北方青年》《反帝特刊》《大众周刊》《流星》《北平学生新闻》等十余种。1933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后，北平青年受到鼓舞，抗日呼声很高，进步刊物屡禁屡现。国民党政府极为恐慌，蒋介石派出嫡系部队控制北方局势，加紧对北平革命文化运动的镇压。同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查禁《北平文化》，又叫嚣要对左翼文化刊物“严加究办，以遏乱萌”。并对印刷厂、书店进行严格检查。这一年中被查禁的左翼文化刊物有《北平文化》《文化新闻》《今日》《华北青年》《科学新闻》《冰流》《文学杂志》《文艺月报》《世界文化讲座》等十余种。国民党当局还推行邮电检查制度，在北平各邮局都设立了检查员，发现邮递的左翼书刊即行扣留，追查逮捕作者、编辑人员，查封书店和印刷所。在国民党查禁的书目中，不仅内容带革命性的要查禁，甚至连封面印红字的、作者是俄国人的也不准发行。
国民党封锁革命文化的手段虽然毒辣，但是，进步刊物的发行始终没有停止。一种进步刊物被封禁了，换个刊名再出。当时，很多进步作品都采用伪装封面或用当时流行的消闲性小报的编排形式印刷，书店、邮局不能公开出售、邮寄，就拿到闹市区的小书摊上去卖。当时，北平最热闹的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等地都有这种小书摊，既卖新旧书籍、报刊杂志，又卖烟卷、火柴和邮票，国民党检查当局很难对付。
第三，逮捕、杀害革命文化战士。为了消灭革命文化队伍，国民党当局常常动用警察、特务监视、探查左翼盟员的活动，甚至组织流氓、暴徒袭击、捣毁进步的文化机构、报馆、书店，投寄匿名恐吓信，绑架和暗杀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人士。1931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活动者处以死刑，凡与革命运动发生联系或以文字、图画、演说等形式进行革命宣传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图画、演说的宣传并转告他人者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进步文化团体或集会或宣传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者，也要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一个极其野蛮的绞杀革命、扼杀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法西斯恐怖法。根据这个恐怖法，国民党当局肆意逮捕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1933年，北方左联负责人及其成员潘漠华、洪灵菲、刘尊祺、台静农、孙席珍、谷万川等先后被捕，有的还惨遭杀害。同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北方左联及其领导下的进步文化团体都遭到破坏。当时，仅报纸上公布的被捕者就达百人之多，至于那些被秘密绑架、杀害的，更不计其数。
反动当局除用以上手段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外，还用开书店，印刊物，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抵制革命文化。还有一批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的法西斯“文人”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来反对革命文学，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批法西斯“文人”，标榜自己是超然独立于社会阶级斗争之外的“第三种人”，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的陈词滥调。对此，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工作者用犀利的文字和辛辣的嘲讽予以回击。
1932年冬天，鲁迅从上海来北平探亲，北方左联成员谷万川、王志文等以北平师范大学文艺研究社的名义，邀请鲁迅到校讲演。11月27日，鲁迅在师大操场上，迎着狂风作了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闻讯而来的听众达2000余人。第二天，他又在中国大学作了《文艺与武力》的演说，加上在这之前的三次演讲，鲁迅在北平的短短七天里，结合北平和全国文坛的状况，共作了五次演讲，在北平引起很大轰动。这些演讲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与御用文人的腐朽堕落，指出用麻醉和武力都不可能消灭进步的、革命的文学。
在革命文化战士的深刻批判和广大人民的唾弃声中，那些反动文人即使在主子指挥刀的保护下，也由于在读者中没有市场，不得不偃旗息鼓了。
以笔讨伐，以文为战
北平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北平青年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段。北平的左翼文化运动，作为一种宣传、教育青年的有力武器而紧密地配合了党领导的政治斗争，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北平的左翼文化运动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形势下，冲破了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开辟了斗争的第二战场，打乱了敌人后方的统治秩序，牵制了敌人的注意力，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第二，在革命文化活动中，左翼盟员运用小说、散文、杂文、评论、戏剧、歌曲、集会等形式，广泛宣传抗日爱国的思想，宣传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全中国的狼子野心，揭露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政策的危害；号召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共同挽救民族危机。这些宣传活动，为革命高潮的出现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第三，众多左翼文化团体的建立，团结、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又在一定意义上掩护了共产党和青年团，保护了革命斗争的骨干。同时，左翼文化团体的大量工作，也提高了青年进步活动的组织程度，保证了党对群众斗争的把握和领导。因此，左翼文化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为革命高潮的出现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四，左翼文化运动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帮助青年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提高了进步青年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加速了青年政治上的成熟。另外，广大革命青年在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和左翼团体的组织工作中学到了从事实际工作的经验，经受了斗争的锻炼。因此，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又为革命高潮的出现提供了干部方面的准备。
北平左翼文化运动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由于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北平的左翼文化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色彩。例如，忽视了左翼文化团体的性质，不了解这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所应有的广泛性和群众性的特点，而实行了关门主义，把一些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青年排斥于左翼团体之外，把左联、社联等搞成了圈子过于狭小、色彩过于鲜明的政治团体。在斗争方式上，北平左翼文化团体过多地采取了不足以反映文化团体特点的直接行动，上街游行、写标语、举行飞行集会等等，暴露了革命力量，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使左翼团体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甚至被完全打入地下。在左翼团体内部，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倾向斗争，使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当时，有些同志主张左联盟员主要应该是运用文艺这个武器，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宣传，而不是搞飞行集会和专门写过左的粉笔标语口号。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这些既适应客观形势又符合革命需要的很有见地的意见，反倒被戴上“文化至上主义”的帽子加以批判。
2.组织青年开展读书活动
北方左翼文化运动与南方左翼文化运动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30年代的上海，聚集着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著名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他们通过大量的文学创作宣传革命，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罪恶，唤起青年的觉醒。而北平的左翼盟员则多数是大、中学校的学生或青年教师，也有部分教授、记者、医生、印刷工人和人力车夫。这些人发表过作品的不很多，所以在文坛上的影响也没有中国左联的老作家那么大。但是，由于北方左联中青年人较多，因而参加政治斗争的热情非常高，为了启发青年人的觉悟，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北平各学校中的左翼团体都组织了读书会，利用学校里藏书丰富的条件，引导青年学生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的文学作品。当时，在学校中流传的革命书籍主要有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如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进步学者的社会发展史讲义；苏联普罗文学的作品，如《拓荒者》、《母亲》、《铁流》；中国留苏学生或访苏记者归国后写的游记、观感，如瞿秋白的《新俄游记》、《赤都心史》等。这些书给读者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激发了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由于读书活动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因此，各大中学校普遍建立了读书会，如北大、师大、清华、燕大、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民国大学、汇文中学、北平师范学院、平大法商学院、师大女附中等校都先后成立了读书会。汇文中学读书会还在校党支部的领导下，办起了一个进行义务教育的汇文民众学校，吸收汇文的职工和市民群众学习，扩大了革命宣传。当时，在北平各校的读书会中，师范大学的Our读书会最为著名。Our读书会是20年代末，由一些在大革命失败后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成立这个读书会的目的既是为了学习革命理论，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也是为了寻找党的组织。因此，读书会一成立就创办了会刊《鏖尔》（Our的谐音）。由于刊物的政治色彩鲜明，刚出版一期就被政府查封、没收。接着，又改名《转换》，出版两期后再次被查封，遂又改名《转变》。Our读书会的活动引起了北平地下党的注意，1929年底，党派人与Our读书会取得联系，许多青年同志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或加入了党。以后，读书会的形式相继在其它学校发展起来，一些师大毕业生还把Our读书会的活动方式及组织形式带到了保定、河南等地。
读书会的教育性强，而且适合青年学生的特点，因此，各校的读书会逐渐形成了左翼文化团体和党团的外围组织，很多青年就是通过读革命书籍，认识到了救中国的惟一出路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很多人要求加入共产党和青年团，并在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
3.参加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中国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及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的论战。引起争论的原因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否发生变化。共产国际内部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他们的争论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影响。
大革命的失败，促使人们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重新加以探讨，其中主要是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都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为基础。对此，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六大”决议，都作了正确的回答，肯定了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取消派则认为蒋介石政权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已取得胜利，中国的封建关系已无足轻重，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经济中已占优势，甚至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对外主要是争取关税自主，对内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取消派还利用一些青年的幼稚、无知和偏激，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学校建立和发展组织，举办读书会，宣传、贩卖托派的理论。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围绕着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的关系、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中心是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正确一方的代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分析了自1840年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有最高的统治权，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封建的土地关系仍然在农村经济中占据着优势，而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整个中国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所以，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又决定了当前的革命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
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以及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党的理论工作者和进步教授大量翻译马恩原著。30年代被翻译并出版的马克思著作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哲学之贫困》《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资本论》第一卷、《战斗唯物论》《叛徒考茨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哲学底根本问题》《思想起源论》《财产之起源与进化》《辩证法的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入门》等等。北平文化界在同托派观点的斗争中，主要是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帮助青年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此，北平的进步教授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不仅着手于马恩原著的翻译工作，还在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以及举办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讲座。30年代，曾在北平各大学从事过进步学术活动的著名教授有马哲民、侯外庐、黄松龄、齐燕铭、李达、张友渔、杨秀峰、许德珩、吕振羽、吴承仕、范文澜等。他们大多是北平左翼教联的盟员，也有些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九一八”事变以后，教联常组织这些进步教授到各学校讲演，主要内容是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破除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这些在学术界有很高地位的进步学者，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威信，只要贴出举办讲座的海报或传出消息，课堂上总是挤得满满的，甚至连窗外、门外也挤满了听众。
与托派的论战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扩大了对共产党的革命纲领的宣传，许多进步学生通过这场论战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等问题。从自发的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
4.参加革命运动
北平各左翼团体不仅注重文学和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创作，尤其注重革命的运动，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活动，常常以左翼团体的名义发起。1931年，北方左联成立不久，适逢11月7日的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左联等群众团体联合发起，分别在清华、燕京、中国大学举行了公开的讲演会，纪念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盛大节日，赴会者十分踊跃，仅中国大学会场就有1400人，讲演的题目有《纪念十月与中国革命》《台湾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等。这些演讲热情地介绍了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愤怒地控诉了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行。讲演的“鼓动力量非常之大；听众极为动容，情绪极为高涨”。会上，共产党员公开散发传单，号召“纪念十月革命”“拥护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争取苏维埃中国的胜利”。这次国民党北平当局虽然派出侦缉队三四十人，但见此情形，慑于众怒难犯，未敢在会场上抓人。
1932年1月，胡也频、柔石等五位左联盟员在上海被捕，当时北平又风传鲁迅也被捕了。3月1日，由北方左联发起，联合社联、普罗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北大新兴文学研究会等团体，在法政大学一院召开了北平各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写满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打倒国民党”“准备武装暴动”“反对束缚青年的现有教育”等粉笔标语。大会决定成立北平全市鲁迅等被捕后援会，后援会在各学校及社会上展开了营救鲁迅的签名活动，一时间，在北平文化界造成了很大的声势。鲁迅被捕虽系误传，但由此而引起的斗争，仍给国民党北平当局以有力的打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中央关于满洲事变宣言》的号召下，北平左翼团体积极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他们组织了多种抗日团体，印发《反日宣传工作大纲》、《平民识字课本》和《青年读书会为满洲事件宣言》等材料，向各阶层民众宜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许多左翼盟员还参加了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运动。
1933年4月，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公葬李大钊活动中，各左翼团体都参加了祭奠，左联、社联的成员几乎全体参加并与北平文总等团体一起献了花圈和挽联。不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在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号召和组织下，北方左联的许多盟员，如潘漠华、王志文、李树芬、黄远征、金湛然、端木蕻良等，从北平前往张家口，参加了抗日同盟军。潘漠华和王志文还作为北平文总的代表，参加了华北民众御侮救亡会代表大会，并帮助起草了大会宣言等文件。左翼盟员在前线与日伪军、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有些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生命。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一部分经过战火考验的左翼盟员又回到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继续进行革命的文化活动。
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斗争
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惊慌，反动政府一面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大肆宣扬地主阶级的封建文化，提倡尊孔读经，向青年灌输所谓“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对青年进行党化教育；另一方面则运用独裁手段对革命文化进行压制和摧残，实行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因此，革命文化只好在同反革命专制的斗争中求发展。这种“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表现在：
第一，国民党政府用反动的《出版法》，剥夺革命文学作品的出版自由。
1930年1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反动的《出版法》，对报纸、杂志、书籍及其它出版物的出版作出种种限制。规定：一切出版物均须交审，非经许可不得印刷或出版、发行，违反了《出版法》的规定就要处以罚款、扣压、停止发行和判刑等。“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要求抗日、要求民主的书刊、文章较多，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又制定了《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党及其不抵抗政策，要求民主和抗日，直至对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的，一律严予禁止。1934年6月，国民党中宣部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在付印前都必须将稿本送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不送审的要予以处分。经过检查的新闻，有的盖上“免登”的戳子，不准见报；有的只准局部发表，其内容早已面目全非；有的新闻则被改头换面，以假乱真。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书报检查机关，进步团体或出版社常常将原稿中革命或进步的内容删去，待同意印刷后再补上去。但是，一旦当局发现，仍要追究，甚至封闭出版机构，北方人民出版社就是因为出版马恩著作和进步书籍而被查封的。
第二，查禁进步书刊，阻塞发行渠道。国民党政府为了消灭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查禁进步刊物的通令、函件。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命令取缔各种小报、小册子。
1932年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文官处又致函行政院，要求查禁北平的进步刊物《认识》《火星》《大众文艺》《红旗》《北方青年》《反帝特刊》《大众周刊》《流星》《北平学生新闻》等十余种。1933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后，北平青年受到鼓舞，抗日呼声很高，进步刊物屡禁屡现。国民党政府极为恐慌，蒋介石派出嫡系部队控制北方局势，加紧对北平革命文化运动的镇压。同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查禁《北平文化》，又叫嚣要对左翼文化刊物“严加究办，以遏乱萌”。并对印刷厂、书店进行严格检查。这一年中被查禁的左翼文化刊物有《北平文化》《文化新闻》《今日》《华北青年》《科学新闻》《冰流》《文学杂志》《文艺月报》《世界文化讲座》等十余种。国民党当局还推行邮电检查制度，在北平各邮局都设立了检查员，发现邮递的左翼书刊即行扣留，追查逮捕作者、编辑人员，查封书店和印刷所。在国民党查禁的书目中，不仅内容带革命性的要查禁，甚至连封面印红字的、作者是俄国人的也不准发行。
国民党封锁革命文化的手段虽然毒辣，但是，进步刊物的发行始终没有停止。一种进步刊物被封禁了，换个刊名再出。当时，很多进步作品都采用伪装封面或用当时流行的消闲性小报的编排形式印刷，书店、邮局不能公开出售、邮寄，就拿到闹市区的小书摊上去卖。当时，北平最热闹的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等地都有这种小书摊，既卖新旧书籍、报刊杂志，又卖烟卷、火柴和邮票，国民党检查当局很难对付。
第三，逮捕、杀害革命文化战士。为了消灭革命文化队伍，国民党当局常常动用警察、特务监视、探查左翼盟员的活动，甚至组织流氓、暴徒袭击、捣毁进步的文化机构、报馆、书店，投寄匿名恐吓信，绑架和暗杀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人士。1931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活动者处以死刑，凡与革命运动发生联系或以文字、图画、演说等形式进行革命宣传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图画、演说的宣传并转告他人者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进步文化团体或集会或宣传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者，也要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一个极其野蛮的绞杀革命、扼杀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法西斯恐怖法。根据这个恐怖法，国民党当局肆意逮捕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1933年，北方左联负责人及其成员潘漠华、洪灵菲、刘尊祺、台静农、孙席珍、谷万川等先后被捕，有的还惨遭杀害。同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北方左联及其领导下的进步文化团体都遭到破坏。当时，仅报纸上公布的被捕者就达百人之多，至于那些被秘密绑架、杀害的，更不计其数。
反动当局除用以上手段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外，还用开书店，印刊物，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抵制革命文化。还有一批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的法西斯“文人”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来反对革命文学，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批法西斯“文人”，标榜自己是超然独立于社会阶级斗争之外的“第三种人”，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的陈词滥调。对此，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工作者用犀利的文字和辛辣的嘲讽予以回击。
1932年冬天，鲁迅从上海来北平探亲，北方左联成员谷万川、王志文等以北平师范大学文艺研究社的名义，邀请鲁迅到校讲演。11月27日，鲁迅在师大操场上，迎着狂风作了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闻讯而来的听众达2000余人。第二天，他又在中国大学作了《文艺与武力》的演说，加上在这之前的三次演讲，鲁迅在北平的短短七天里，结合北平和全国文坛的状况，共作了五次演讲，在北平引起很大轰动。这些演讲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与御用文人的腐朽堕落，指出用麻醉和武力都不可能消灭进步的、革命的文学。
在革命文化战士的深刻批判和广大人民的唾弃声中，那些反动文人即使在主子指挥刀的保护下，也由于在读者中没有市场，不得不偃旗息鼓了。
以笔讨伐，以文为战
北平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北平青年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段。北平的左翼文化运动，作为一种宣传、教育青年的有力武器而紧密地配合了党领导的政治斗争，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北平的左翼文化运动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形势下，冲破了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开辟了斗争的第二战场，打乱了敌人后方的统治秩序，牵制了敌人的注意力，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第二，在革命文化活动中，左翼盟员运用小说、散文、杂文、评论、戏剧、歌曲、集会等形式，广泛宣传抗日爱国的思想，宣传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全中国的狼子野心，揭露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政策的危害；号召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共同挽救民族危机。这些宣传活动，为革命高潮的出现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第三，众多左翼文化团体的建立，团结、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又在一定意义上掩护了共产党和青年团，保护了革命斗争的骨干。同时，左翼文化团体的大量工作，也提高了青年进步活动的组织程度，保证了党对群众斗争的把握和领导。因此，左翼文化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为革命高潮的出现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四，左翼文化运动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帮助青年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提高了进步青年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加速了青年政治上的成熟。另外，广大革命青年在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和左翼团体的组织工作中学到了从事实际工作的经验，经受了斗争的锻炼。因此，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又为革命高潮的出现提供了干部方面的准备。
北平左翼文化运动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由于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北平的左翼文化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色彩。例如，忽视了左翼文化团体的性质，不了解这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所应有的广泛性和群众性的特点，而实行了关门主义，把一些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青年排斥于左翼团体之外，把左联、社联等搞成了圈子过于狭小、色彩过于鲜明的政治团体。在斗争方式上，北平左翼文化团体过多地采取了不足以反映文化团体特点的直接行动，上街游行、写标语、举行飞行集会等等，暴露了革命力量，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使左翼团体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甚至被完全打入地下。在左翼团体内部，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倾向斗争，使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当时，有些同志主张左联盟员主要应该是运用文艺这个武器，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宣传，而不是搞飞行集会和专门写过左的粉笔标语口号。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这些既适应客观形势又符合革命需要的很有见地的意见，反倒被戴上“文化至上主义”的帽子加以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