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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彷徨不定战与和，天津已成断魂渡（二）
确保海线筑城防，“固若金汤”欲逞强
新保安、张家口守军被歼后，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丧失殆尽。同时，解放军在南线取得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地区和中原地区。
平津国民党军的处境更加孤立！
西撤的希望成了泡影，从陆上南撤也不可能，现在就只剩下从海上南撤的道路了。
蒋介石着急，为平津40万大军南撤之事不断对傅作义施加压力。蒋系部队早有弃城南去的打算，驻塘沽的守军司令侯镜如已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军舰上，他的五个师随时准备从海上撤走。
此时，傅作义对用何种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仍迟疑不决，顾虑重重。他既不答复共产党、解放军方面提出的原则性意见，也不执行他自己提出的整编方案。
为此，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要求他们刻不容缓地解放塘沽、天津，切断蒋军撤逃之路，把北平城完全孤立起来。
接到军委的电报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立即进行研究部署。他们从战场实情出发，提出改变原定攻取塘沽的计划，建议首先集中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这一建议得到了军委和毛泽东的同意。
于是，刘亚楼率领五个纵队共34万余人，转兵包围天津，揭开了攻打天津的序幕。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它与上海、武汉、广州合称中国四大商埠。由于东临渤海，加之河流纵横，整个地势低洼，地形复杂，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市区东西窄、南北长，北面、西面较高，城南地形开阔。南、北两面都有高大坚固的建筑物，东、西两面多为坟地。城的中心地带有中原公司、海光寺等高大建筑物。这些难以改变的条件，使天津成为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
为了防守这一战略要地，国民党军统帅部早在1947年初就督令天津军政方面构筑永久工事，以防不测。
天津市长杜建时和62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林伟俦、十一战区司令部驻天津指挥所高级参谋夏蕃等开会研究，决定环绕市区修建城防工事。为了利用天津河流多的自然条件，他们划定南北长25里、东西宽10里，周围共84里一条蜂腰形的城防线。原本想将西边防线向西推出三里，以增大蜂腰处的防御纵深，但考虑到西面坟墓密集，如在坟区挖护城河、修碉堡，惟恐引起公愤，于是把城防西线仍划在西头监狱附近。
计划在城防线上构筑高四米、宽二米的一道土墙。墙外面挖一条宽十米、深三米的护城河，由内墙顶到河底高达七米。在三元村附近将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放南运河水进入护城河，并可在赵各庄、陈塘庄附近堵塞护城河通入海河，使西南郊区变成一片汪洋。
除护城河之外，城防工事还包括：以防御步兵进攻为标准构筑碉堡，重点方向每隔30米设一座，其他方向每隔50米设一座，共设大碉堡1000多个。每隔三四个碉堡装部电话，大碉堡足够一班兵力驻用。护城河内墙各大碉堡之间有交通壕、马路及散兵坑掩蔽部相连，便于人员、弹药、粮食等补给；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重点地段设有电网；城防四面只留八个门，设岗把守，检查行人和车辆，入夜后关门。
整个工程预计用九个月时间完成，4月初开工，年底竣工。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成立了以十一战区副司令上官云相为主任、以杜建时等人为副主任的“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其下设构筑、财务、监察等专门委员会。由天津市工务局负责测量城防线，确定城防工程各种图纸，分段投标雇工承包工程。由财政局向天津金融界、工商界、富绅等募集城防捐，最后筹集法币总额约800亿元。
至1947年底，城防工程基本完成，共用法币600多亿元。但是，杜建时等人在筹划构筑天津环城防御工事时，根本未想到天津会被围而成为一个孤立据点作战，总以为将来会作为主力作战的后方，用一部兵力防守就足够了。所以，城防工事是以一个军九个团的兵力配置位置而进行构筑的。
“华北剿总”成立后，傅作义注意到天津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决定派一员干将坐镇天津，于是想起在兰州任第八补给区司令的陈长捷。在傅的力邀保荐之下，蒋介石批准陈长捷出任天津市警备司令。
傅、陈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并在山西阎锡山的军队中多年相处，有浓厚的私人情谊。在以往作战中，陈长捷是以骠悍善战见称的，尤其在抗战初期的忻口战役中表现突出。
1948年6月初，陈长捷到职后，首先成立以他为首的阵地侦查小组，每天都亲自带领幕僚前往市郊详密察看地形和巡视城防工事。经一周调查了解，他认为天津已有的城防工事，范围太小，基础脆弱，目标显露，没有重点。由他主持，制定了新的城防工事构筑计划及图式表格，并仿效阎锡山在太原设防的样式，保留明碉弃而不用，大量修筑水泥暗堡。
根据陈长捷的城防工事构筑计划，在天津外围灰堆、宜兴埠、旧营盘、西营门外等地设置据点；西面由西营门经八里台到跑马场，北面由丁字沽经北火车站至东局子，确定为主阵地带；在城周围约90里的防线上构成10至20里的纵深阵地带，以各种明碉暗堡群为主体，深沟高垒；每个碉堡设置铁丝网三道，并以交通壕连接，壕内筑有掩体和射击位置，配备长短火力相互支援，形成密集交叉火力网；在城防阵地前层层埋设地雷，构成几十米宽的地雷带；将西营门内的居民迁走，并在院内屋里布置地雷、挂雷、炸弹、汽油，要能及时引爆，形成死亡区。
为了迅速完成这一加固城防工事的计划，陈长捷想出了分区招标承建的办法。划分出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四个施工区，各区由警备司令部派人负责监督。
当月，施工全面展开。三个月过后，增修的工事基本完成，使天津城防体系更加完善、工事更加坚固。
陈长捷视察了城防工事后，脸上浮现出得意而轻蔑的笑容。得意与轻蔑搅和在一起，竟使这位司令感到浑身轻飘飘。
他在军官会议上挺着胸脯说：“这样坚强的设堡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傅作义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到多少倍。涿州的防守三个月，创造战史上的伟迹，我们现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也必能坚持胜利。”
他走到墙边，用手指着城防图说：“天津城外有护城河，环城有铁丝网和电网，沿护城河有大型碉堡300多个，纵深有碉堡1000多个，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共军绝不会攻破。”
“天津城防固若金汤，确保无虞！”
陈长捷太得意了，说话连一点余地也不留。
在他看来，平津一体，在军事上要对傅作义负责到底，否则会影响华北的“政治问题”，他对傅作义惟命是从，深信“坚守就有办法”，坚决表示：“不嫌兵单，还恃阵固。坚持到粮尽弹竭！”
深夜急电惊睡梦，仓促筹划守城事
1948年12月12日的深夜，寒风瑟瑟。
在幽暗冷寂笼罩下的天津迪化道大和公园中，警备司令办公室里，亮着几盏昏暗灯泡。灯光下，陈长捷正和天津防守区副司令耿宗鼎谈论着战局。
耿宗鼎疑惑地说：“不是说华北将有大战吗？可是，傅总司令为何至今尚不让各部队安定下来，争取明春化冻前完成要点阵地网工事，反而急调大军西去，对摸不着的解放军作非必要的局部会战？”
“嗨！”陈长捷忧虑地说，“天津附近驻军被调一空，咱们手中只有二个护路旅和刚组建的警备旅。凭借这点兵力坚守天津，保持出海口，真是感到力不从心。”
稍停片刻，陈长捷接着说：“不过，东北共军一时半时不会入关。傅总司令在击败华北共军后，会把主力移至津、塘近海方面来的。咱们要对傅负责到底，搞好要点工事，做长期固守的准备。”
“可是……”耿宗鼎正要说什么，桌子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叮铃……”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这铃声响得很急促，不但刺耳，还饱含着凄厉的味儿，让人闻而心神不宁。
陈长捷从沙发上站起身，两步跨到桌子旁，抄起听筒：“什么，什么？！”他的耳朵刚刚靠近听筒，脸上的神色就一下子变了。
这是北平总部参谋长李世杰打来的电话。参谋长在电话中说：“据空军情报，有解放军一大纵队已到宝坻，向天津方向行动中。”
陈长捷呆怔了好几秒钟，急忙问：“总部有何指令？”
电话里传来李世杰的声音：“傅总司令传令叫你紧急布防。”
“布防？手中没兵，用什么布防！”解放军的行动出人意料，使陈长捷措手不及。
“急抓吧！现从丰台调62军即乘火车急运天津。”李世杰说。
陈长捷无可奈何地说：“好吧。”
他放下话筒，转身对耿宗鼎说：“走，到指挥室去。”
指挥室里，陈长捷眼睛盯着地图，心里犯着嘀咕：简直是神了！会是共军的主力部队吗？东北共军真的置种种困难于不顾贸然进兵了……可能，他们经常让人始料不及，要是这样就糟啦。共军的行动目标是什么地方，天津？塘沽？北平？从宝坻到天津只有百十里地，共军急行军明日上午就可赶到。想到这一点，他不禁感到后背阵阵发凉，心缩成了一团。他急忙下令全城戒严，所有部队进入戒备状态。随后，又抓起电话：“给我要杜市长。”
杜建时在睡梦中被人叫醒，当即觉得蹊跷，脑子里隐约现出一丝不祥的预感。他接罢电话，匆忙赶到警备司令部，一进指挥室便问：“共军有这么快吗？情报准不准？是先遣还是主力？”
陈长捷等人，有的强作姿态，貌似镇静，有的表里不一，举止失度。一个个都心急火燎，暗叫不妙。
陈长捷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指了指墙上的地图，说：“详细军情都在上面。”
杜建时转身朝着陈长捷手指的方向看去，正在往地图上作着标记的参谋连忙闪开，侍立一旁。天呐，这就是两军的对阵态势？代表共军师以上部队的红色箭头布满了宝坻、蓟县一带，粗略数数就有七八个之多！而“国军”呢，在天津市没有一个正规师，在外围也只有四个师和二个护路旅。
什么三至六个月时间？我早就估计到共军根本不会像傅作义、陈长捷预料的那样用兵，现在大军压境，如果一鼓作气打过来，该如何是好？事情都坏在轻敌上。
杜建时害怕了，心里又急又恨，暗中叫苦。他转身看着陈长捷，焦急地问：“天津空虚怎么办？”
陈长捷说：“我已采取了紧急措施，让警备部队加强市东北方向的防务，让城外部队回撤，一切进入戒备状态。”
停了一下，陈长捷又说：“现在最重要的是部队，没兵，什么也干不成。二个护路旅，我已两次命令他们立即向北仓、杨柳青集结，可至今没有接到他们行动的报告，不知怎么回事？还得请你这个当年的北宁线护路司令过问过问。”
“混蛋！”杜建时怒骂着对参谋说，“给二个护路旅旅长传我的命令，要他们马上率部到达指定防区，否则要他们的脑袋！”
杜建时在屋里边踱步边说：“天津这么大，二个护路旅也是杯水车薪。”
“你我联名致电傅总司令吧！”杜建时对陈长捷说：“建议总部放弃唐山、芦台、栾县，把该线的86军等部调到天津。”
陈长捷点头同意，镇静地说：“东北共军刚进关，不摸天津虚实，加之未经休整就远程行军，必然疲惫不堪，估计不会马上攻城……”
“算了吧！”杜建时挥手打断了陈长捷的话，用埋怨的口气说：“不要太乐观啦，如果不是对共军估计得过低，局势也不会这样被动。眼下再出差错，可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
杜建时看了看陈长捷，接着说：“我们还是对共军估计高些，把情况想得复杂点。为防止意外，还应该向傅总司令要求从北平郊区调些部队到天津来。”
陈长捷说：“总部已答应把62军和94军一个师划归咱们指挥。”
“报告！”机要参谋走进指挥室，“共军已在宝坻一带宿营，没有继续南进的迹象。”几乎在同一时间，电话铃也响了。陈长捷拿起话筒听着，面带悦色。他接完电话，对杜建时说：“总部跟我们掌握的情报基本一致，共军到达宝坻一带后停止不前。我们的建议被采纳，86军撤到天津，62军也从丰台乘火车东来了。”
杜建时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开始轻松地踱起步来。在屋里转了几个来回，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停步问陈长捷：“部队到天津后，如何部署呢？”
陈长捷坐在沙发上，喝了口茶，不紧不慢地说：“已有预定方案，不过还得商议一下。”天亮后，62军军长林伟俦率领二个师到达天津，另一个师因路被解放军切断而滞留北平。
15日，86军军长刘云瀚率部从芦台撤到天津。该军是由地方团队新近编成的部队，装备差，战斗力薄弱。
陈长捷根据傅作义“分区坚守”平津的整个部署，立即召集各军长、参谋长和市长等开会。
在会上，陈长捷首先指着地图介绍了华北一般情况，随后严肃地说：“天津防区周围90余里，以现有二个军兵力部署，每个据点可以配备一个连的兵力。”
他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守住天津，因为天津物资丰富，是我们防守的最有利条件。但天津过去所做的城防工事线，还需要全面加固。野战工事由各部队负责构筑，需要材料由警备司令部征用统一发给，需要征用民工由市府协同办理。”
陈长捷又说：“根据天津地形，我判断共军主攻方向必然从天津北面而来，因为那里没有河流，容易使用大兵团接近。现在大家共同研究一下如何防守及部署兵力。”
由于陈长捷首先对主攻方向作出了明确判断，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沉默好一阵子，62军参谋长莫汉英拿出两张地图，建议研究防守方案。他提出两种方案：第一方案，将天津市分为二个防守区，即以海河为界划出南防守区和北防守区，市中心为核心阵地区；第二方案，将天津市分为三个防守区，以新开河至大直沽的海河为东北防守区，再由新开河至南开大学附近为西北防守区，又由南开大学附近至灰堆的海河边为南防守区，不守核心阵地区。
听了62军参谋长的方案，大家没有表态。
陈长捷叫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拿出天津防守兵力部署图，也是划分三个防守区，与62军的第二防守方案大致相同。随后，陈长捷宣布天津市分为三个防守区，并指定62军担任西北区防务，由林伟俦指挥；86军担任东北区防务，由刘云瀚指挥；94军的43师担任南部区防务，由陈长捷指挥；其余部队为预备队，驻在南开中学、耀华中学附近。
在外围，陈长捷命令86军以一个加强团固守东局子，62军以一个加强团固守宜兴埠，河北保安团踞守灰堆，二个护路旅集结在杨柳青、北仓附近，333师在杨村布防。
部署完毕后，陈长捷说：这样的兵力配置“如同蝎子尾巴一样，可以弯回来蜇人。”
最后，会议决定每天晚上七时在警备司令部开会，听取各部每天做工事和战况的报告。
十个正规师，连同地方保安、警备部队，总共13万人兵力，再加上河流障碍、深沟高垒、外围据点，还能守不住天津市？
陈长捷笑了。
有人提醒说，共军主攻方向可能会在天津城防的蜂腰处，整个阵势有受东西夹击而导致瓦解的危险。
他不以为然，坚持共军主攻方向在城防西北角、天津西站的判断。
他下令各部立即进入指定防区，抢修野战工事，备足粮弹。如果共军从谁的阵地突入市区，谁就要受到严办。
两位军长不敢怠慢。林伟俦在各师连以上军官会上说：“我们防守地区如果被突破，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会被杀头的。谁的防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随便向前冲锋，也不准向后撤退，我们只要守稳，与阵地共存亡。我们只有拼命地做工事，像拼命打仗一样去干，才能完成任务。”
刘云瀚召集所属军官训话：“我们防守阵地线太长，兵力太少，多加强一分工事，就等于增加兵力一样，多了一分把握。此番防守天津，任务很重，大家要齐心协力，临阵退缩者杀！”
各师、各团、各营迅速行动，挖交通壕、架铁丝网、拆民房、修碉堡、埋地雷、树木桩……
陈长捷不放心，派出参谋检查监督，他自己也到各防守区巡视。
一天，他来到西营门监狱附近的防守区，这儿走走，那儿瞧瞧。察看了大半天，他对62军67师师长李学正说：“扫清射界拆房子不够彻底。墙壁未拆，共军容易利用接近，所做工事不够坚固。86军在东北地区构筑的工事比较坚固，94军在南部拆房子也比较彻底。”
这分明是在责备62军，让62军向86军、94军学习。
接到李学正的报告，林伟俦立即命令全军连以上军官分批轮流到东北防区和南部防区观摩，要求各级军官亲临现场督促加强工事。
人手不够，就征用民工。每天晚上开会时由各部提出数量，按照就近征用的原则，由市警察局指定范围。每军指定分配四个行政区，规定每户每商店每天出一个民工，没有人力的商户则出钱雇人代替。每天由各行政区长指派各保长领队集合应征民工交给各军，没有任何报酬，连干粮、饮水也由民工自备。
20多天，征用民工10多万人，拆毁民房2000多间，城郊五里以内形成无人区，一批新的工事修好了。
陈长捷有了几分得意。他在晚上军官会上说：“天津物资丰富，要啥有啥，防守天津不成问题。”
他走到街上，脚步是轻快的，冻结的大地被他带钉的皮鞋踩得脆响。这些耀武扬威的工事，使他心中一直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陈长捷站在土墙上望着城外：一片空旷，有几处废墟还冒着黑烟，无人区！
突然，他的笑容消失，几乎是怒骂似的吼道：“护城河里的水太少，给我灌满！”
部队提高南运河的拦阻坝，使护城河水位保持在三米以上，同时在西南城防线外造成一片汪洋，水深及膝，泛滥延及几百米。
陈长捷想到共军将暴露在无人区、水淹区，更加轻松了。
市长座上老同学，欲劝守军弃天津
1948年12月18日，天空灰蒙蒙的。一架专机徐徐降落在天津机场上，国民党国防部副总参谋长李及兰、总统府参军罗泽凯、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依次走下飞机，钻进舷梯旁的黑色轿车，悄然离去。
他们是受蒋介石的指派，专程从南京来天津督查军务的。由于他们都是天津市长杜建时在陆军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且多年一起共事，私人交往甚密，所以杜派车把他们三人接到了自己的家中。
老同学见面，本应是件高兴的事，好好庆贺一番。可是，他们都乐不起来，眉心略皱，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寒暄了几句后，杜建时便直言不讳地说：“目前战局对国军越来越不利，华北让傅作义搞得一团糟，平津已到了非常时期。”
“对战局的看法，我们完全一致。”李及兰深沉地说。
杜建时生气地说：“傅作义这老家伙诡计多端，很会耍手腕。他嘴上说确保津塘，早日把总部移驻天津，并作了一些东移行动，可事实上全是骗人把戏。现在可好，他的嫡系部队全被共军围困在平绥线上，而且使天津、塘沽暴露于共军的直接围攻之中。”
罗泽凯吸了口烟，不紧不慢地说：“你别看傅作义土里土气的，他可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家伙，精细和谨慎得要命。否则，蒋委员长会如此重视他，让他当镇守半壁河山的统帅？在他的身上花这么大的功夫？”
“委员长的大事都让他这么犹豫不决地耽误了！”杜建时忧虑地说，“东北共军大举入关，天津已成了气息奄奄的孤岛。”
李及兰说：“傅作义为什么还不到天津来呢？蒋委员长有计划要他到天津来，把华北部队主力集中天津和塘沽，南调部队要多少船，就有多少船，是不成问题的。”
李及兰稍停片刻，同罗泽凯交换了一下眼色，对杜建时说：“蒋委员长派我们来就是跟你商量，将天津守军撤到塘沽，从海上运走，以加强华中力量。他说，要全力敦促傅作义南撤，绝对不能让傅作义投共。”
杜建时心想，当初委员长下令把“华北剿总”司令部迁到天津，傅作义都没有从命，现在要部队南撤谈何容易。但委员长的命令，只有执行，否则会吃苦头的。他强打精神说：“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突围。天津至塘沽之间有共军，但兵力不大，如立即行动，还是有望从海上南撤的。”
李及兰当即表示同意，说：“给你一个军方名义把天津守军带走。”
杜建时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把握带走部队。他沉吟了一阵，说：“事关重大，必须与陈长捷和二个军长商议一下。”
罗泽凯提醒说：“恐怕不易吧，陈长捷是傅的人，可不能再上他的当啦！”
李及兰点点头，说：“好吧，马上找陈长捷和二个军长来这里，看看他们的态度。”
于是，杜建时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一一打了电话，让他们速来杜家，与南京特使见面。
很快，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便先后乘车来到杜建时的家中。杜建时热情招待，并向几位老同学作了一一引见。
李及兰见人已到齐，开口说：“诸位镇守天津很是辛苦，蒋委员长特意派我们几个人来看望大家。”
“当然。”李及兰把话题一转说，“也想听听你们对华北战局的看法，商议一下今后如何行动。”
罗泽凯补充说：“现在形势很不乐观。徐蚌会战出师不利，华北受到东北共军和华北共军的联合夹击，且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因此，蒋委员长有放弃天津之意，把部队撤至塘沽，相机从海上南撤。”
原来如此！李及兰、罗泽凯、吴光朝的突然到来，使陈长捷感到很蹊跷。自从接了杜建时的电话，他一直都在揣摩这些人的真正来意。放弃天津，这不将北平置于死地吗？他的心猛地收紧了，杜建时在天津任军政要职多年，且与62军军长林伟俦是老朋友，与86军军长刘云瀚是陆军大学的同学，交往甚厚，而自己到天津才有半年时间。傅总司令不愿南撤，这个底早就交待过了。答应南撤，就是拆傅总司令的台，就是背叛傅总司令。该怎么对付这些人呢？陈长捷忐忑不安，额上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
陈长捷拿出军用地图，低头细看起来，心里却在琢磨如何表这个态。
杜建时说：“天津恐怕是守不住了，与其等死还不如南撤。”
林伟俦和刘云瀚小声商量了几句后说：“现在天津到塘沽的公路、铁路、水路都通行，可以立即行动到塘沽上船，大家分开走公路和铁路。”
此时，陈长捷抬头看了看李及兰等人，一字一板地说：“天津做了这么多碉堡工事是可以守的。如今军心民心浮动，如果部队一撤，整个天津就会大乱。”
几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陈长捷的脸上。陈长捷的表情毫无变化，犹如花岗石浮雕一样。
李及兰反问道：“依你之见，天津守军就不该撤了？”
陈长捷眼睛一瞪，淡然地说：“是撤是守关系华北全局，我怎敢胡说？傅先生是华北最高长官，我们行动还要请示他才能决定。如果说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把天津守军撤到塘沽去的意旨是完全正确的，但时机已不许可。这是因为，津塘间道路已被共军截断，天津西南据点灰堆陷于孤立，海河北路的东局子机场已受到不断袭扰，海河南侧通东大沽的路也被阻塞，现在只剩下靠近河边的一条路。假如十多万守军勉强突围，行动不一致，就会造成自相阻塞，重蹈东北大凌河转进的覆辙。”
罗泽凯讪笑了几声，用冷眼扫视了一下陈长捷，摊牌似的说：“要是部队官兵都愿到塘沽去，你将作何种打算？”
“是呀，如果真出现这种状况，你这个当司令的该怎么办？”李及兰附和着说。
“怎么办？”陈长捷不假思索地说，“违令者斩！”
李及兰、罗泽凯一时间不知所措，满脸尴尬。杜建时连忙怪笑着把话岔开：“陈司令不愧为跟随傅总司令多年的将才，胸有大局，对坚守天津很有一套办法。”
林伟俦、刘云瀚见陈长捷不同意南撤，同时也担心在转移中被共军歼灭，便不再坚持放弃天津。
陈长捷深知，在此用人之际，李及兰等人不敢对他怎么样，再说北平还有蒋系的20多万人马。不过，如果徐淮会战失败，蒋介石为了解救南京的威胁，还会要部队南撤。想到这儿，陈长捷口气和缓地说：“我陈长捷作为傅总司令的部属，不便表示什么，也不应单独采取行动，请诸位体恤卑职的难处。至于天津守军是否南撤，我这就请示傅总司令，也请李副总长跟塘沽防区的侯司令联系一下。只要决策定了，卑职坚决执行。”
陈长捷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开始给北平打电话了。傅作义在电话中没有任何明确表示，只是以“待考虑考虑”作答。陈长捷立刻领会到这个不指示就等于已有指示，那就是还作坚守打算。他对李及兰等人说：“傅总司令尚在考虑，我一切应为傅负责，不能擅自行动。”
李及兰等人没说话，只是相视苦笑几声。
沉默了好一会儿，李及兰叫杜建时给塘沽打电话，让侯镜如来天津商量南撤之事。没想到，侯镜如回电话说：“目前正在塘沽督促加紧做工事，事情很多，离不开塘沽。”
陈长捷见天色已晚，也没有继续商量下去的必要，便起身告辞。走到门厅时，他对出来送行的杜建时说：“只要我这个司令不被撤职，我就要为傅总司令负责到底。如果你们硬要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
陈长捷没走一会儿，林伟俦、刘云瀚也托辞一一离去，客厅死一般的沉寂。
半晌，杜建时才嘟囔地说：“这老家伙真够倔的，对傅作义如此死心塌地。别说，他还真能做得出。”
“做出什么？”李及兰迷惑地问。
杜建时把陈长捷临走时说的话转述一遍，以肯定的口气说：“如果把他逼急了，就极有可能做傅作义的牺牲品。”
李及兰冷笑道：“人各有志嘛。”
罗泽凯说：“他要是真不听蒋委员长的命令，一味地愚忠于傅作义，死何足惜？严重的问题是他会不会走到共党那儿。”
杜建时摇摇头，连说：“不会，不会。”
李及兰说：“那就不用管他。我们回去向蒋委员长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同时建议给你个军方名义，把62军、86军带走。反正他们跟你的关系不错，都会听你指挥的，撤走一点是一点。”
杜建时当即摆摆手说：“不，不能这么做，现在还没到那一步。陈长捷那样坚决，恐怕很难把部队带走。即使天津的十多万部队可以撤走。可北平的20多万人马怎么办？陈长捷真要走了极端，傅作义还能坐视不管？那个老滑头一急眼真要投向了共党，你拿他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
杜建时咽了一口唾沫，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接着说：“平津是一体，只要天津部队暂时不走，傅作义还会考虑南撤。一旦北平陷于孤立，就难说了。所以，现在为了稳住傅作义、陈长捷，在他们决定南撤之前，我们必须作出固守不撤的坚决姿态。”
李及兰心灰意冷地说：“也只好如此，但对傅作义要严密监视，对陈长捷也不能掉以轻心。”
“还有。”李及兰接着说，“要与信得过的军、师、旅长们经常交谈交谈，以便了解实情，控制住部队，必要时统一行动。”
罗泽凯对杜建时说：“你在作出固守姿态的同时，要派人着手准备海运黄金财宝，以防到时来不及办理。”
杜建时不时点点头，表示赞同。
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密商，杜建时与李及兰等人最后决定：暂守天津，设法督促甚至必要时要挟傅作义、陈长捷作出南撤的决策。
12月19日黎明，杜建时单独送李及兰、罗泽凯、吴光朝到机场。分手时，几位老同学都默默无语。杜建时看着南去的飞机渐渐消失，不免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
外围激战风猎猎，盘马弯弓待总攻
路弯弯曲曲，威武雄壮的队伍，顶风冒雪，裹着尘烟，向天津郊外挺进。
最先到达天津外围的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兵分三路，连续转战，把陈长捷精心布置的防守区戳得千疮百孔，像鱼网一般。
22师向杨村攻击前进，打响了8纵队入关第一仗。
杨村位于天津西北25公里处的平津铁路、公路干线上，是平津国民党军的重要通道，又是天津西北城防的门户。解放军要切断平津交通线、进攻天津，都必须控制这个要塞。
陈长捷派驻杨村的部队是新编333师二个团，师长为宋海潮。为了守住这个交通枢纽，宋海潮严密布防，督令各部抢筑防御工事，重点在火车站附近地区。
许是担心杨村守不住，而天津近郊防务空虚，陈长捷于12月19日中午电令宋海潮移师天津西郊韩柳墅。可是，这份电报直到下午3时才送到宋海潮的手中，原因是译电员吃过午饭外出了。宋海潮又气又急，立即命令各团迅速准备。当夜撤离杨村。
就在宋海潮率师部及一个团乘火车正要离开车站时，解放军22师某营赶到了。刹那间，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列车遭到围攻，官兵乱作一团。
宋海潮钻进车厢，组织官兵抢占有利地形，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扑。
双方在火车站展开激战，枪管红了，刺刀弯了。谁也难以在短时间里吃掉对方，出现了僵局。
天刚蒙蒙亮，解放军主力部队从四面八方冲向车站，很快将宋海潮部的阵地分割成数块，逐一攻取。
宋海潮见大势已去，结局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遂想出一个逃命的办法。他换上一身士兵服，躲在一个凹地处，看到解放军距他还有50米左右时，跳出土棱，向前跑了几步便扑倒在地，伸直四肢，一动不动，假装中弹身亡。解放军从他身旁越过，继续向纵深攻去。宋海潮得以侥幸逃脱，但他的师部及一个团兵力被歼。
解放军22师攻占杨村后，又于20日晨向天津近郊攻击，相继攻占了汉沟、北仓、南仓、天齐庙等据点。
东北8纵队的另一路部队24师，从武清出发，于12月21日清晨攻占白滩寺大桥。接着，某团进抵津西重镇杨柳青，击溃国民党军护路旅的1个团，俘虏500多人；当日中午，又进攻韩家墅，激战三个小时，歼灭国民党守军1300多人。当夜，24师主力由津南直插津东南交通要道白塘口，沿途横扫独流、静海等据点，俘国民党静海县县长以下2000多人。22日拂晓，解放军进占白塘口、双港一线，堵死了陈长捷部撤向大沽口的退路。
东北8纵队的第3路部队23师，进占小淀一带后向宜兴埠攻击前进。
宜兴埠位于天津东北城防外的2.5公里处，驻有国民党62军151师的一个加强团。这之前，他们对这个据点一直是死守不放。但北仓等地失守后，军长林伟俦感到这个据点过于突出，易受解放军摧毁破坏，决定将防守部队撤回城内，作为军的预备队。由于担心那里的工事为解放军所利用，作为进攻北站的前进阵地，他命令防守部队撤出时加以破坏。哪知驻守团长撤退时竟然纵火焚村，大火吞没了村庄、田野、树丛……上千户人家遭受损失，引起极大民愤。
12月20日晚，解放军23师进占宜兴埠，看到大火后的惨景，听到村民们的哭诉，无不义愤填膺，发誓要向国民党军讨还血债。
12月22日24时，东北8纵队主力开往津东军粮城，控制陈长捷部退向塘沽的必经之地。23师进至张贵庄、崔家码头、东西排地等地区，沿津塘公路两侧构筑坚固陈地，并作纵深配置；22师主力移至李明庄、南北程林等地区，确保23师右翼的安全；24师主力仍在白塘口、双港一线，确保23师左翼的安全；热河独立4师位于贯儿庄、赤碱滩。
12月27日晚，东北8纵队除23师原地不动外，22师北上杨村，24师西进杨柳青，准备歼灭北平国民党军向东突围的部队。
整整十天时间，东北8纵队在天津城郊连续转换作战任务，忽儿奔袭津北，忽儿进击津西，忽儿开赴津东，忽儿挥师津南，为分割平、津、塘和包围天津国民党军立了头功。
至12月底，参加攻打天津的五个纵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
在津西重镇杨柳青以东桑园的一间普通民房里，刘亚楼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部署天津战役。
他开门见山地说：“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华北部队已经解放了新保安、张家口，卡住了傅作义集团西窜归绥之路。我东北野战军先后解放了南口、丰台、唐山、军粮城，包围了北平，并切断了平津联系。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只要拿下天津，傅作义则陷入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也只能是绝境。天津之战在整个平津大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我们肩负的任务是十分光荣和艰巨的。”
接着，刘亚楼详细介绍了天津的地形和国民党守军兵力部署、工事配置等情况。他说：
“天津守敌共有10个师、13万人，除67师、151师外，有五个师均被我军歼灭过，有三个师是由保安团队改编的，战斗力不强，而且城防线长达90里，兵力不足，捉襟见肘。但是，天津地势低洼、河流纵横，加上敌人纵深防御堡垒化，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最后，刘亚楼信心十足地说：“我们以22个师、34万兵力的绝对优势实施强攻，是不难攻克的。我军攻打天津的作战方针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
各纵队接受了任务后，立即调整部署，兵临城下，熟悉地形，了解敌情，加紧准备。
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向城池步步逼近，陈长捷当然不会不预感到大难即将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其实，他早在20多天前就有了危机感，只不过此时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仿佛都在撕裂，眼前漆黑一片，自己马上就要被黑暗所吞没。
陈长捷下令进一步加强城防工事，增筑碉堡群，特别是城外据点要顽强固守，坚决挡住共军的推进。
也许他自己也明白这是最后的挣扎了，所以给各军、师发了一道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并规定“各级主官如果战死，也要预先指定继承人。”
陈长捷和他的部下要拼命了。
解放军继续向城防线靠近。
1949年1月3日，解放军开始拔除天津城外据点，为总攻扫清障碍。
在天津东郊，东北7纵队向东局子据点发起了攻击。
东局子离城垣约二公里，全镇南北长约一公里，东西宽约半公里，驻守有国民党86军的1个团，是天津东面城防的重要屏障。环镇筑有三米多高土墙，挖有三米多宽的壕沟，墙上有碉堡和铁丝网，墙内外布设地雷。东面地形开阔，西面背靠天津城垣，北端地形起伏，南端之万兴庄被守军夷为平地。
86军军长刘云瀚把东局子据点视为阻挡共军接近城防线的要害，认为能固守住该点，全线就都可保持稳定。他几乎天天都到东局子去巡视，督促加强阵地工事，并从主阵地增加支援炮火。
根据东局子地形和守军配置情况，解放军东北7纵队决定以一个团由南向北攻，另一个团由北向南攻，并以一部分兵力配置在东局子西南和西北。在战斗发起前，部队挖了两条长达800米的交通壕，频繁袭扰守军。1月6日晚，部队用偷袭方式拿下了东局子以南的义顺窑。
1月7日拂晓前，攻击部队进入指定阵地。原定攻击时间为7时30分开始，但由于雾大能见度差，延至11时30分开始攻击。炮兵首先开火，把围墙轰开缺口，炸毁掩体、碉堡，接着又向围墙内射击。随后，步兵投入冲锋，南北夹击。国民党守军负隅顽抗，组织反击，给解放军造成较大伤亡。解放军攻击受挫后，迅速察明情况，改变突击方向，集中火力，一举突入围墙缺口。激战至16时30分，解放军南北两面的突击部队胜利会合，歼灭守军1100人。
东局子据点失陷，使陈长捷和他的部队受到极大震动。他在被俘后说：“解放军同天津外围守军一接触，我的信心就失去了一半。在河东区，他们攻占了极为坚固的东局子营房据点，一个大团被消灭干净，只逃回来一个营长，还是半死的，被解放军的爆破筒震成哑巴，不能说话了。这使本来就疲软的86军闻风丧胆。”
拿下东局子后，东北7纵队乘胜攻击，先后拔除广东义地、浙江公墓、姜家窑等据点，为下一步攻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天津南郊，解放军东北9纵队向灰堆据点发起了攻击。
灰堆在天津东南角上，距城垣不到一公里，有独立的防御体系。环据点有一道壕沟，沿壕有铁丝网、鹿砦，筑有许多明碉暗堡群，在交通要道和容易接近的地方都布设了雷区，与天津东南城防形成犄角之势，可以相互支援。驻守有国民党保安团、保安支队约4000人，对解放军进攻天津形成很大威胁。
1月5日凌晨，解放军7纵队的攻击部队进入进攻出发地。某团利用夜色插到灰堆与天津城垣之间，天亮后发起强攻，一举夺取造纸厂。8时整，担任主攻的两个团在炮火掩护下，并肩突击，迅速转入巷战。解放军与国民党守军反复争夺，激烈拼杀。
在解放军的猛烈围攻下，国民党守军连续反扑，支撑不住后便向天津城内突围。与此同时，天津国民党军派兵出城增援。插至灰堆与天津城垣之间的解放军某团，顽强坚守造纸厂一带，打退了两面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冲击，保障了主攻部队的战斗。
苦战至13时，解放军攻克灰堆，活捉国民党军少将白英杰以下3200多人，扫除了攻城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在天津西郊，解放军东北2纵队向鲁西义地、安徽义地等据点发起了攻击。
鲁西义地和安徽义地位于南运河西侧，是天津西面城垣外的两个重要据点，南北各长250米，宽200米，各筑有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子母地堡群，并配置有各种火器。据点四周是堑壕，壕外设置鹿砦、绊马索和铁丝网，驻守有国民党62军67师的两个加强连。
1月9日下午，解放军东北2纵队4师某团兵分二路，分别对安徽义地和鲁西义地实施强行爆破。在炮兵、机枪火力掩护下，攻击部队从两侧突破，多路穿插，仅16分钟就拿下了安徽义地。而对鲁西义地的进攻受阻，部队伤亡较多。攻击部队及时调整部署，集中炮火摧毁地堡群。步兵冒着密集火力匍匐前进，炸掉一个个暗堡，冲入地堡拼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攻克碉堡36座，占领了鲁西义地。
国民党62军67师十分惊慌，连忙派兵出城进行反扑，企图夺回鲁西义地，但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于11日拂晓再次组织300多人扑向解放军阵地，并以炮火支援。解放军沉着应战，以一当十，拼死坚守。国民党军一度突入某班阵地，解放军奋力反击，刺刀见红，有的伤员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兵同归于尽，机枪手忍着伤痛猛烈射击，终于重新夺回阵地，牢牢地守住了鲁西义地。
与此同时，解放军东北2纵队其他部队相继拔掉了南运河西侧的三元村和北运河两侧的丁字沽、霍家嘴等据点。
在天津东北郊，解放军东北8纵队向范家堡据点发起了攻击。
范家堡在民权门外约600米处，有两条公路通往市区，由国民党86军26师的一个营把守。据点的防御工事纵深较大，由数个水泥碉堡群构成，每群的母堡与几个子堡以地下交通壕相连，旁边还有地下掩蔽部，碉堡群外则是多道铁丝网和雷区。
1月8日，东北8纵队24师以一个团兵力攻击范家堡据点。八时整，数十门野炮、迫击炮一齐开火，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地堡群中，铁丝网飞上天，明碉暗堡被炸塌，地雷被引爆。9时30分，攻击部队由东南、东北两个方向发起冲锋，突入据点内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枪战、肉搏战。激战至11时，解放军全部占领范家堡。随后，又击退国民党86军26师的多次反扑，巩固住了阵地。
1月10日17时，东北7纵队24师某团向范家堡左前方300米处的一个地堡群发起强攻。仅用40分钟，胜利结束战斗，歼灭国民党军86军26师的二个排。
1月12日16时30分，东北7纵队22师某团攻击天津城防铁路宿舍外的刘家场坊据点。经两小时激战，部队攻占据点大部，但因这里靠近城垣，遭到国民党军炮火轰击及阵地上暗火力点侧射，伤亡较大。20时，解放军撤出战斗，决定在总攻时再拔掉这个据点。
至1月13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参加攻打天津的五个纵队，在刘亚楼的统一部署下，分别拔除了各自当面主要攻击方向的重要据点，已推进到距城垣仅有一二百米的地方。
在攻城准备中，部队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通过天津西面南运河两则的水淹区。经过对河水的反复勘察，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最后终于在南运河上游独流和马厂附近找到了减河的水闸。水闸打开后，南运河的水经减河流入大海，切断了天津护城河的水源，解决了攻击天津时的大面积水患问题。
至此，解放军攻城准备已经就绪，各纵队盘马弯弓，只等发起总攻的号令了。
解放军劝降义正辞严，陈长捷顽固色厉内荏
天津外围的枪炮声，由远及近，由北面响到南面，由东面响到西面，震动着冻结的大地，震动着守城的官兵。
陈长捷估计解放军集中兵力进攻天津城渐已迫近，但解放军没能打下塘沽，攻打天津又谈何容易？天津守军比塘沽守军的人多，天津城防工事比塘沽工事坚固。塘沽能守住，天津也能守住。
他处心积虑地把天津变成了堡垒城。
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种挣扎，天津城犹如一叶破舟，即将被狂澜吞没。
城防线外的主要据点被解放军扫荡干净，没有一个碉堡群能坚守到24小时以上。尤其是城外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太要命了！怎么会呢？
那是陈长捷催着他的部队在城内和城墙上构筑工事的时候，解放军也在城外利用黑夜挖了起来。城里城外、城上城下的声音汇合在一起。
城外的交通壕继续向城垣延伸。
陈长捷惶惶不安。
有一天拂晓，西门城防线上进来一个身穿解放军服装的人，自称原是东北国民党新1军的连长，放下武器后伪装成士兵，混进共军部队当了炮兵。他乘黑夜混战时逃进市内，报告说共军高级司令部驻在距天津20多里远的杨柳青镇。
陈长捷亲自找此人谈话，了解情况。当晚，陈长捷让耿宗鼎统一指挥远程炮兵向杨柳青至天津西门大道上所有村庄，进行日夜不停的袭扰射击，同时要求空军天津联络站请青岛基地派飞机轰炸杨柳青镇。
自从天津被围以后，陈长捷每天晚上八时都在警备司令部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的议程、内容都是固定不变的，先由各军、独立师主官汇报战况，然后拟定来日怎么办。与会者的心情和神态几乎也是固定的，每天进来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离开的时候都是忧心忡忡、疑虑重重。就连会上发言也似有固定模式，沉闷冷漠，偶尔吵吵嚷嚷。谁说到最后都忘不了来几句自我安慰壮胆的话，诸如“天津是水网低洼地带，挖二米就能见水”“明日一定要把共军赶出阵地”“一定夺回地堡群”“定会让共军有来无回”之类。
“有什么新情况？”陈长捷在一天晚上照例开门见山地问。
“西郊有情况，情况不妙……”一位姓旦的军参谋长皱着眉头说，声音不大，且流露出恐慌。
陈长捷不满地瞪了军参谋长一眼，以为这位军参谋长还是要汇报某地某处失守的情况，连忙说：“声音大一点，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要让共军的一时猖狂吓怕了嘛！他们在外围得手，有何值得大惊小怪？诸位不想想，我们在外围才有多点兵力？那是个别的失利，不足挂齿。”他说着摆了摆手，示意让军参谋长说下去。军参谋长窥视了一下陈长捷，见司令官一副轻松样子才放心。他干咳了一声，大声说道：“南运河的水没了，不，不是没有水，而是水位下降了，今天白天下去了将近半尺，照此下去……”
“怎么回事？”陈长捷急忙打断军参谋长的话。
军参谋长没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到会的军、师长们慌了，窃窃私语，会场立刻骚动起来。
陈长捷自言自语道：“不可能，怎么会呢？”
他沉思了好一阵子，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说：“那一带地势最低，水不往低处流还能流到哪儿？难道共军有本事在那一带戳了几个窟窿不成？放心吧，旦参谋长，只要把流入大海的闸门关牢，把运河的闸门开足，就不愁没有水。水位下降肯定是守闸官兵玩忽职守，又赶上海水退潮，要不就是出了什么小差错，回去仔细查查就行了，用不着心慌意乱的。”
陈长捷略作停顿，接着又问：“还有什么情况？”
没人说话，一个个都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眉头紧皱。
他们都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了：鱼网的活扣被共军攥着，收缩着，严重地威胁到每一个人。说不定某个早晨或某个晚上，活扣突然变成死结，谁也别想活着出来了。
也许陈长捷忘了，城外都已是解放军的天下，旦参谋长根本无法派人出城沿河查看情况。
也许出于无奈，陈长捷才说了上面那番话。他知道，在兵临城下的时候，13万守军之帅的一言一行意味着什么。
当然，不管怎么讲，陈长捷的镇静是表面的，多少是给部属们看的，实际上他的心灰得厉害，真怕共军断了护城河的水源，使南运河两侧那片汪洋致于枯竭，更怕天津的城墙被强风吹倒。
他只能硬着头皮顶，继续筹谋着加强城防工事的事。
有人说市内地下共党活动频繁，他立即下令实行交通管制，加派宪兵、警察站岗，到处检查行人，挨家挨户搜查；禁止市民放鞭炮和敲锣打鼓，停止娱乐场所的营业。入夜后，如果没有警备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就不准任何人马车辆通行，整个市区森严恐怖。
有人说市区夜间灯光太亮，他立即下令实施分区的灯火管制。又因夜间黑暗，怕共军接近城防不易发现，命令部队在阵地点燃煤油灯照明，在环城线的大型碉堡群上设置探照灯，在铁丝网上悬挂空罐头盒，一触即有音响，并分发给各军几十万条麻袋，以供随时抢修工事之用。
有人说共军政治宣传攻势很猛，他立即下令派人进行反宣传。一批男女政工人员携带扩音器到阵地前沿喊话，但解放军枪炮一打，就吓得不敢再喊了，纷纷逃回营地。
陈长捷明显感到他自己近来一天比一天忙起来了，什么事都得亲自抓仿佛才放心。但是，越是拼命地忙碌，他越觉得心慌。
急、愁，还有恨、怨，莫名其妙地搅和在一起。陈长捷突然感到自己不是陈长捷了。这会不会是一种不祥之兆？他说不清。
1949年1月6日拂晓，西郊城防线前的一个土堆上出现了一个解放军战士，他没拿武器，站在土堆上高声地叫喊道：“守军兄弟，我是解放军的通信员，给你们长官带来了信件，请让我进城。”
守城官兵在地堡里从枪口向外望着，没有开枪，也没有搭话。通信员又喊了一遍。过了好一阵子，地堡里才钻出一个人把通信员领走。此处由国民党62军负责防守，通信员被领到了军部。
军长林伟俦很严肃，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不速之客。通信员立正敬礼，恭恭敬敬地拿出一封信，向前走了几步，双手递了过去，并不紧不慢地说：“这是我军首长给贵军司令、军长的信。”
林伟俦接过信有几分紧张，手不由得哆嗦了两下。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他觉得这信有点儿不寻常，凶多吉少。他没有立刻拆信，而是叫勤务兵把送信的通信员领到军部会议室等候一下。
通信员离开房间后，林伟俦将信封一边“唰”的一声撕开，飞快地看完了信。一切都是在朦朦胧胧、半知半觉的状态中进行的。这是共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亲笔签名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和86军军长刘云瀚的劝降信。信很短，简明而准确地表达了写信人的思想意图。信上写道：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伟俦无法按捺心中的紧张，在屋里急促地踱起步来。这是不祥之兆，还是走向新路的开始？他简直不敢预测。突然，他停下脚步，好像有了主意，转身离开了军部。
林伟俦来到86军军部，见到刘云瀚后没有说话，只是把信递了过去。刘云瀚的表情是平静的，甚至还露出几分轻蔑的微笑，可是内心就大不相同了。共军的来信能说什么？是不是叫我们投降？共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能守得住吗？他心神不宁地把信纸展开，几乎是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信，然后又递回给林伟俦。
两位军长都没言语，只是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便一同带着信件去见陈长捷。
陈长捷读罢信，把信纸照着原样叠好装回信封，顺手往茶几上一丢，现出了不屑一顾的神情。其实，他的心里在打着冷战，共军让他和他的部队无条件投降！
陈长捷叫耿宗鼎打电话找来杜建时，几个人共同商量一下。
“给，你先看看这封信。”陈长捷一边说着一边把信递给刚进屋的杜建时。
杜建时很快看完了信，没有表态，因为信不是写给他的。他明白陈长捷找他来，是让他圆圆场。
沉默。谁也不肯带头作出具体主张，谁也不敢说出内心的实话。从这沉闷的气氛中可以感觉到积压在他们心头的忧虑是很多很重的。天津首先放下武器，会不会影响傅作义对整个华北问题的处理？放下武器后，共军会采取什么态度？会不会被处死？天津到处都有蒋介石的耳目，随时都有可能遭到不测。再说长江以南仍属蒋介石，将来时局还不知如何演变。可悲的是他们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
每个人都紧闭着嘴巴，脸上凝着一层霜。
杜建时的聪明就在于他知道屋里几个人以前彼此都不相识，不能信任，需要他沟通一下。于是，他首先打破这窒息人的沉默，把陈长捷请到另一房间里。
“司令，你有什么打算？”杜建时谦逊地问道。
陈长捷不假思索地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
接着，杜建时又请林、刘二位军长到另一房间内，问他们如何打算。
林伟俦说：“陈是司令，要他说话，我们不能领头。”
“是的。”刘云瀚问，“刚才陈司令对你如何表示？”
杜建时犹豫了片刻，小声说：“陈的意见是想等待北平和谈成功，一起行动。”
刘云瀚说：“那也可以。”
林伟俦说：“照陈司令的意见办吧。”
杜建时又问：“共军如果发动总攻，你们能顶多少时间？”
林伟俦想了想，说：“一个星期可能没问题。”
刘云瀚忧虑地说：“一个星期怕顶不了。”
杜建时心想，自己受蒋委员长培养多年，不能背叛他，但在此时此刻也不便出头。北平已在和谈，只好等待傅作义主持全局的动向了。可是，根据两位军长的估计，天津又守不了多长时间。怎么办？北平和谈进展如何？
想到这儿，杜建时建议陈长捷给北平总部打个电话，看看傅作义有什么指示。
陈长捷立即要通了电话，得到参谋长李世杰的回话，还是那句“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又是一阵子沉默。苦愁从每个人的心坎跃上了双眉。
林伟俦提醒了一句：“司令，对共军的这封信复不复？他们派来的通信员还在我的军部等候着呢！”
陈长捷抬起眼皮，看了看屋里的人，随后挥了一下手说：“复他们一封信吧，‘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陈长捷示意让耿宗鼎找来笔墨砚纸，并执笔写信。
陈长捷沉思了片刻，便一字一句地口述起来。耿宗鼎听一句写一句，很快一封信就写完了。
复信模棱两可，写道：“林彪、罗荣桓将军：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不是军人之职。如果共谋和平解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陈长捷看了一遍，没有作任何修改，就签了名。林伟俦、刘云瀚也跟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林伟俦赶回军部，把复信交给通信员，客气地说：“请你回去转告林、罗将军，就说信我们都看过了。这是复信，我们要说的话都在里面。”
其实，陈长捷是口上硬心里虚。杜市长、耿副司令及二位军长离开后，他便颓然闭上眼睛，深深地躺在沙发上，跟一摊肉泥一般。他还在考虑着该不该写那封回信，是不是有些措词不当？会不会招致什么后果？
当夜，陈长捷不知做了多少可怕的噩梦。每个梦都是险峻的世界，山路崎岖，危崖断层，黑洞洞的枪口，摧肝裂肺的炮声。他在梦里想着、怕着、盼着、恨着，见到了说不清道不白的那些事情。他还在做梦，摒弃不了徘徊和彷徨。
他想找一个没有火药味、嘈杂声的地方，好好清静一会儿，好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可是，哪儿有这个地方呢？
1月8日，陈长捷派人通过扩音喇叭向城外共军喊话，表示要派代表出城谈判。解放军回话同意。
1月9日，天津市商会会长毕鸣岐、参议员丁作韶等四人，打着白旗走出了和平门。在几名解放军战士的护送下，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大南河的地方。
解放军代表说：“天津守军如果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否则破城之日，将加倍惩罚。”
刘亚楼参谋长接见了陈长捷的谈判代表，对毕鸣岐等人严肃地说：“我军对天津已完成四面包围，总攻即将开始。但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我军很希望和平解放。只要守军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军将按计划攻城，首要分子必受严惩，并限守军在11月8时前放下武器。”
毕鸣岐等人回城去了。
陈长捷听了汇报后，又让耿宗鼎执笔起草了一封答复信。信中写道：“为了津市免于糜烂，可以商谈和平，要解放军派负责人员来商谈。至于守军放下武器，实有难处。”
1月10日上午，四位代表第二次出城，将答复信交给解放军代表，并要求宽限时日。
解放军以大局为重，体谅其难处，把守军放下武器的限期延至12月18日。
1月11日10时，四位代表第三次出城，言称：陈长捷基本同意放下武器，让出天津，但两位军长要求携带轻武器回南方。这实际上拒绝了解放军的条件，关闭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大门。
解放军的代表当即予以驳回，要其认清形势，立即放下武器，不要搞缓兵之计，拖延观望，并明确指出：我们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
四位代表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城了。
为了表示仁至义尽，解放军又于12日劝告来平津司令部谈判的傅方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守军最迟在13日12时前放下武器，并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4日攻城。
陈长捷有些沉不住气了，急忙打电话给北平总部。傅作义回话说：“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再坚持几天就有希望！”
陈长捷对傅作义死心塌地，惟命是从，发誓要与天津共存亡，一直坚持到最后一个殉职报国！
1月14日8时，陈长捷在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他声色俱厉地说：“大天津早已堡垒化，我们只要抱定必胜之信心，坚持战斗到底，守城之大业定能完成，共军必然溃退！”
他干咳了一声，提高嗓门接着说：“我们决不缴械投降，誓与天津共存亡！要加强战地军纪，准备巷战，效法斯大林格勒战术，逐屋抵抗，坚守三四个月！”
不知是陈长捷此番话讲得坚决，还是因为他威严的表情，在坐的一些军官马上被他征服，他们纷纷表示决心：“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坚决战斗到底！”“誓与阵地共存亡！”“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必要时把天津全部烧毁！”……
新保安、张家口守军被歼后，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丧失殆尽。同时，解放军在南线取得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地区和中原地区。
平津国民党军的处境更加孤立！
西撤的希望成了泡影，从陆上南撤也不可能，现在就只剩下从海上南撤的道路了。
蒋介石着急，为平津40万大军南撤之事不断对傅作义施加压力。蒋系部队早有弃城南去的打算，驻塘沽的守军司令侯镜如已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军舰上，他的五个师随时准备从海上撤走。
此时，傅作义对用何种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仍迟疑不决，顾虑重重。他既不答复共产党、解放军方面提出的原则性意见，也不执行他自己提出的整编方案。
为此，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要求他们刻不容缓地解放塘沽、天津，切断蒋军撤逃之路，把北平城完全孤立起来。
接到军委的电报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立即进行研究部署。他们从战场实情出发，提出改变原定攻取塘沽的计划，建议首先集中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这一建议得到了军委和毛泽东的同意。
于是，刘亚楼率领五个纵队共34万余人，转兵包围天津，揭开了攻打天津的序幕。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它与上海、武汉、广州合称中国四大商埠。由于东临渤海，加之河流纵横，整个地势低洼，地形复杂，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市区东西窄、南北长，北面、西面较高，城南地形开阔。南、北两面都有高大坚固的建筑物，东、西两面多为坟地。城的中心地带有中原公司、海光寺等高大建筑物。这些难以改变的条件，使天津成为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
为了防守这一战略要地，国民党军统帅部早在1947年初就督令天津军政方面构筑永久工事，以防不测。
天津市长杜建时和62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林伟俦、十一战区司令部驻天津指挥所高级参谋夏蕃等开会研究，决定环绕市区修建城防工事。为了利用天津河流多的自然条件，他们划定南北长25里、东西宽10里，周围共84里一条蜂腰形的城防线。原本想将西边防线向西推出三里，以增大蜂腰处的防御纵深，但考虑到西面坟墓密集，如在坟区挖护城河、修碉堡，惟恐引起公愤，于是把城防西线仍划在西头监狱附近。
计划在城防线上构筑高四米、宽二米的一道土墙。墙外面挖一条宽十米、深三米的护城河，由内墙顶到河底高达七米。在三元村附近将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放南运河水进入护城河，并可在赵各庄、陈塘庄附近堵塞护城河通入海河，使西南郊区变成一片汪洋。
除护城河之外，城防工事还包括：以防御步兵进攻为标准构筑碉堡，重点方向每隔30米设一座，其他方向每隔50米设一座，共设大碉堡1000多个。每隔三四个碉堡装部电话，大碉堡足够一班兵力驻用。护城河内墙各大碉堡之间有交通壕、马路及散兵坑掩蔽部相连，便于人员、弹药、粮食等补给；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重点地段设有电网；城防四面只留八个门，设岗把守，检查行人和车辆，入夜后关门。
整个工程预计用九个月时间完成，4月初开工，年底竣工。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成立了以十一战区副司令上官云相为主任、以杜建时等人为副主任的“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其下设构筑、财务、监察等专门委员会。由天津市工务局负责测量城防线，确定城防工程各种图纸，分段投标雇工承包工程。由财政局向天津金融界、工商界、富绅等募集城防捐，最后筹集法币总额约800亿元。
至1947年底，城防工程基本完成，共用法币600多亿元。但是，杜建时等人在筹划构筑天津环城防御工事时，根本未想到天津会被围而成为一个孤立据点作战，总以为将来会作为主力作战的后方，用一部兵力防守就足够了。所以，城防工事是以一个军九个团的兵力配置位置而进行构筑的。
“华北剿总”成立后，傅作义注意到天津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决定派一员干将坐镇天津，于是想起在兰州任第八补给区司令的陈长捷。在傅的力邀保荐之下，蒋介石批准陈长捷出任天津市警备司令。
傅、陈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并在山西阎锡山的军队中多年相处，有浓厚的私人情谊。在以往作战中，陈长捷是以骠悍善战见称的，尤其在抗战初期的忻口战役中表现突出。
1948年6月初，陈长捷到职后，首先成立以他为首的阵地侦查小组，每天都亲自带领幕僚前往市郊详密察看地形和巡视城防工事。经一周调查了解，他认为天津已有的城防工事，范围太小，基础脆弱，目标显露，没有重点。由他主持，制定了新的城防工事构筑计划及图式表格，并仿效阎锡山在太原设防的样式，保留明碉弃而不用，大量修筑水泥暗堡。
根据陈长捷的城防工事构筑计划，在天津外围灰堆、宜兴埠、旧营盘、西营门外等地设置据点；西面由西营门经八里台到跑马场，北面由丁字沽经北火车站至东局子，确定为主阵地带；在城周围约90里的防线上构成10至20里的纵深阵地带，以各种明碉暗堡群为主体，深沟高垒；每个碉堡设置铁丝网三道，并以交通壕连接，壕内筑有掩体和射击位置，配备长短火力相互支援，形成密集交叉火力网；在城防阵地前层层埋设地雷，构成几十米宽的地雷带；将西营门内的居民迁走，并在院内屋里布置地雷、挂雷、炸弹、汽油，要能及时引爆，形成死亡区。
为了迅速完成这一加固城防工事的计划，陈长捷想出了分区招标承建的办法。划分出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四个施工区，各区由警备司令部派人负责监督。
当月，施工全面展开。三个月过后，增修的工事基本完成，使天津城防体系更加完善、工事更加坚固。
陈长捷视察了城防工事后，脸上浮现出得意而轻蔑的笑容。得意与轻蔑搅和在一起，竟使这位司令感到浑身轻飘飘。
他在军官会议上挺着胸脯说：“这样坚强的设堡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傅作义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到多少倍。涿州的防守三个月，创造战史上的伟迹，我们现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也必能坚持胜利。”
他走到墙边，用手指着城防图说：“天津城外有护城河，环城有铁丝网和电网，沿护城河有大型碉堡300多个，纵深有碉堡1000多个，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共军绝不会攻破。”
“天津城防固若金汤，确保无虞！”
陈长捷太得意了，说话连一点余地也不留。
在他看来，平津一体，在军事上要对傅作义负责到底，否则会影响华北的“政治问题”，他对傅作义惟命是从，深信“坚守就有办法”，坚决表示：“不嫌兵单，还恃阵固。坚持到粮尽弹竭！”
深夜急电惊睡梦，仓促筹划守城事
1948年12月12日的深夜，寒风瑟瑟。
在幽暗冷寂笼罩下的天津迪化道大和公园中，警备司令办公室里，亮着几盏昏暗灯泡。灯光下，陈长捷正和天津防守区副司令耿宗鼎谈论着战局。
耿宗鼎疑惑地说：“不是说华北将有大战吗？可是，傅总司令为何至今尚不让各部队安定下来，争取明春化冻前完成要点阵地网工事，反而急调大军西去，对摸不着的解放军作非必要的局部会战？”
“嗨！”陈长捷忧虑地说，“天津附近驻军被调一空，咱们手中只有二个护路旅和刚组建的警备旅。凭借这点兵力坚守天津，保持出海口，真是感到力不从心。”
稍停片刻，陈长捷接着说：“不过，东北共军一时半时不会入关。傅总司令在击败华北共军后，会把主力移至津、塘近海方面来的。咱们要对傅负责到底，搞好要点工事，做长期固守的准备。”
“可是……”耿宗鼎正要说什么，桌子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叮铃……”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这铃声响得很急促，不但刺耳，还饱含着凄厉的味儿，让人闻而心神不宁。
陈长捷从沙发上站起身，两步跨到桌子旁，抄起听筒：“什么，什么？！”他的耳朵刚刚靠近听筒，脸上的神色就一下子变了。
这是北平总部参谋长李世杰打来的电话。参谋长在电话中说：“据空军情报，有解放军一大纵队已到宝坻，向天津方向行动中。”
陈长捷呆怔了好几秒钟，急忙问：“总部有何指令？”
电话里传来李世杰的声音：“傅总司令传令叫你紧急布防。”
“布防？手中没兵，用什么布防！”解放军的行动出人意料，使陈长捷措手不及。
“急抓吧！现从丰台调62军即乘火车急运天津。”李世杰说。
陈长捷无可奈何地说：“好吧。”
他放下话筒，转身对耿宗鼎说：“走，到指挥室去。”
指挥室里，陈长捷眼睛盯着地图，心里犯着嘀咕：简直是神了！会是共军的主力部队吗？东北共军真的置种种困难于不顾贸然进兵了……可能，他们经常让人始料不及，要是这样就糟啦。共军的行动目标是什么地方，天津？塘沽？北平？从宝坻到天津只有百十里地，共军急行军明日上午就可赶到。想到这一点，他不禁感到后背阵阵发凉，心缩成了一团。他急忙下令全城戒严，所有部队进入戒备状态。随后，又抓起电话：“给我要杜市长。”
杜建时在睡梦中被人叫醒，当即觉得蹊跷，脑子里隐约现出一丝不祥的预感。他接罢电话，匆忙赶到警备司令部，一进指挥室便问：“共军有这么快吗？情报准不准？是先遣还是主力？”
陈长捷等人，有的强作姿态，貌似镇静，有的表里不一，举止失度。一个个都心急火燎，暗叫不妙。
陈长捷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指了指墙上的地图，说：“详细军情都在上面。”
杜建时转身朝着陈长捷手指的方向看去，正在往地图上作着标记的参谋连忙闪开，侍立一旁。天呐，这就是两军的对阵态势？代表共军师以上部队的红色箭头布满了宝坻、蓟县一带，粗略数数就有七八个之多！而“国军”呢，在天津市没有一个正规师，在外围也只有四个师和二个护路旅。
什么三至六个月时间？我早就估计到共军根本不会像傅作义、陈长捷预料的那样用兵，现在大军压境，如果一鼓作气打过来，该如何是好？事情都坏在轻敌上。
杜建时害怕了，心里又急又恨，暗中叫苦。他转身看着陈长捷，焦急地问：“天津空虚怎么办？”
陈长捷说：“我已采取了紧急措施，让警备部队加强市东北方向的防务，让城外部队回撤，一切进入戒备状态。”
停了一下，陈长捷又说：“现在最重要的是部队，没兵，什么也干不成。二个护路旅，我已两次命令他们立即向北仓、杨柳青集结，可至今没有接到他们行动的报告，不知怎么回事？还得请你这个当年的北宁线护路司令过问过问。”
“混蛋！”杜建时怒骂着对参谋说，“给二个护路旅旅长传我的命令，要他们马上率部到达指定防区，否则要他们的脑袋！”
杜建时在屋里边踱步边说：“天津这么大，二个护路旅也是杯水车薪。”
“你我联名致电傅总司令吧！”杜建时对陈长捷说：“建议总部放弃唐山、芦台、栾县，把该线的86军等部调到天津。”
陈长捷点头同意，镇静地说：“东北共军刚进关，不摸天津虚实，加之未经休整就远程行军，必然疲惫不堪，估计不会马上攻城……”
“算了吧！”杜建时挥手打断了陈长捷的话，用埋怨的口气说：“不要太乐观啦，如果不是对共军估计得过低，局势也不会这样被动。眼下再出差错，可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
杜建时看了看陈长捷，接着说：“我们还是对共军估计高些，把情况想得复杂点。为防止意外，还应该向傅总司令要求从北平郊区调些部队到天津来。”
陈长捷说：“总部已答应把62军和94军一个师划归咱们指挥。”
“报告！”机要参谋走进指挥室，“共军已在宝坻一带宿营，没有继续南进的迹象。”几乎在同一时间，电话铃也响了。陈长捷拿起话筒听着，面带悦色。他接完电话，对杜建时说：“总部跟我们掌握的情报基本一致，共军到达宝坻一带后停止不前。我们的建议被采纳，86军撤到天津，62军也从丰台乘火车东来了。”
杜建时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开始轻松地踱起步来。在屋里转了几个来回，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停步问陈长捷：“部队到天津后，如何部署呢？”
陈长捷坐在沙发上，喝了口茶，不紧不慢地说：“已有预定方案，不过还得商议一下。”天亮后，62军军长林伟俦率领二个师到达天津，另一个师因路被解放军切断而滞留北平。
15日，86军军长刘云瀚率部从芦台撤到天津。该军是由地方团队新近编成的部队，装备差，战斗力薄弱。
陈长捷根据傅作义“分区坚守”平津的整个部署，立即召集各军长、参谋长和市长等开会。
在会上，陈长捷首先指着地图介绍了华北一般情况，随后严肃地说：“天津防区周围90余里，以现有二个军兵力部署，每个据点可以配备一个连的兵力。”
他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守住天津，因为天津物资丰富，是我们防守的最有利条件。但天津过去所做的城防工事线，还需要全面加固。野战工事由各部队负责构筑，需要材料由警备司令部征用统一发给，需要征用民工由市府协同办理。”
陈长捷又说：“根据天津地形，我判断共军主攻方向必然从天津北面而来，因为那里没有河流，容易使用大兵团接近。现在大家共同研究一下如何防守及部署兵力。”
由于陈长捷首先对主攻方向作出了明确判断，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沉默好一阵子，62军参谋长莫汉英拿出两张地图，建议研究防守方案。他提出两种方案：第一方案，将天津市分为二个防守区，即以海河为界划出南防守区和北防守区，市中心为核心阵地区；第二方案，将天津市分为三个防守区，以新开河至大直沽的海河为东北防守区，再由新开河至南开大学附近为西北防守区，又由南开大学附近至灰堆的海河边为南防守区，不守核心阵地区。
听了62军参谋长的方案，大家没有表态。
陈长捷叫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拿出天津防守兵力部署图，也是划分三个防守区，与62军的第二防守方案大致相同。随后，陈长捷宣布天津市分为三个防守区，并指定62军担任西北区防务，由林伟俦指挥；86军担任东北区防务，由刘云瀚指挥；94军的43师担任南部区防务，由陈长捷指挥；其余部队为预备队，驻在南开中学、耀华中学附近。
在外围，陈长捷命令86军以一个加强团固守东局子，62军以一个加强团固守宜兴埠，河北保安团踞守灰堆，二个护路旅集结在杨柳青、北仓附近，333师在杨村布防。
部署完毕后，陈长捷说：这样的兵力配置“如同蝎子尾巴一样，可以弯回来蜇人。”
最后，会议决定每天晚上七时在警备司令部开会，听取各部每天做工事和战况的报告。
十个正规师，连同地方保安、警备部队，总共13万人兵力，再加上河流障碍、深沟高垒、外围据点，还能守不住天津市？
陈长捷笑了。
有人提醒说，共军主攻方向可能会在天津城防的蜂腰处，整个阵势有受东西夹击而导致瓦解的危险。
他不以为然，坚持共军主攻方向在城防西北角、天津西站的判断。
他下令各部立即进入指定防区，抢修野战工事，备足粮弹。如果共军从谁的阵地突入市区，谁就要受到严办。
两位军长不敢怠慢。林伟俦在各师连以上军官会上说：“我们防守地区如果被突破，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会被杀头的。谁的防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随便向前冲锋，也不准向后撤退，我们只要守稳，与阵地共存亡。我们只有拼命地做工事，像拼命打仗一样去干，才能完成任务。”
刘云瀚召集所属军官训话：“我们防守阵地线太长，兵力太少，多加强一分工事，就等于增加兵力一样，多了一分把握。此番防守天津，任务很重，大家要齐心协力，临阵退缩者杀！”
各师、各团、各营迅速行动，挖交通壕、架铁丝网、拆民房、修碉堡、埋地雷、树木桩……
陈长捷不放心，派出参谋检查监督，他自己也到各防守区巡视。
一天，他来到西营门监狱附近的防守区，这儿走走，那儿瞧瞧。察看了大半天，他对62军67师师长李学正说：“扫清射界拆房子不够彻底。墙壁未拆，共军容易利用接近，所做工事不够坚固。86军在东北地区构筑的工事比较坚固，94军在南部拆房子也比较彻底。”
这分明是在责备62军，让62军向86军、94军学习。
接到李学正的报告，林伟俦立即命令全军连以上军官分批轮流到东北防区和南部防区观摩，要求各级军官亲临现场督促加强工事。
人手不够，就征用民工。每天晚上开会时由各部提出数量，按照就近征用的原则，由市警察局指定范围。每军指定分配四个行政区，规定每户每商店每天出一个民工，没有人力的商户则出钱雇人代替。每天由各行政区长指派各保长领队集合应征民工交给各军，没有任何报酬，连干粮、饮水也由民工自备。
20多天，征用民工10多万人，拆毁民房2000多间，城郊五里以内形成无人区，一批新的工事修好了。
陈长捷有了几分得意。他在晚上军官会上说：“天津物资丰富，要啥有啥，防守天津不成问题。”
他走到街上，脚步是轻快的，冻结的大地被他带钉的皮鞋踩得脆响。这些耀武扬威的工事，使他心中一直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陈长捷站在土墙上望着城外：一片空旷，有几处废墟还冒着黑烟，无人区！
突然，他的笑容消失，几乎是怒骂似的吼道：“护城河里的水太少，给我灌满！”
部队提高南运河的拦阻坝，使护城河水位保持在三米以上，同时在西南城防线外造成一片汪洋，水深及膝，泛滥延及几百米。
陈长捷想到共军将暴露在无人区、水淹区，更加轻松了。
市长座上老同学，欲劝守军弃天津
1948年12月18日，天空灰蒙蒙的。一架专机徐徐降落在天津机场上，国民党国防部副总参谋长李及兰、总统府参军罗泽凯、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依次走下飞机，钻进舷梯旁的黑色轿车，悄然离去。
他们是受蒋介石的指派，专程从南京来天津督查军务的。由于他们都是天津市长杜建时在陆军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且多年一起共事，私人交往甚密，所以杜派车把他们三人接到了自己的家中。
老同学见面，本应是件高兴的事，好好庆贺一番。可是，他们都乐不起来，眉心略皱，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寒暄了几句后，杜建时便直言不讳地说：“目前战局对国军越来越不利，华北让傅作义搞得一团糟，平津已到了非常时期。”
“对战局的看法，我们完全一致。”李及兰深沉地说。
杜建时生气地说：“傅作义这老家伙诡计多端，很会耍手腕。他嘴上说确保津塘，早日把总部移驻天津，并作了一些东移行动，可事实上全是骗人把戏。现在可好，他的嫡系部队全被共军围困在平绥线上，而且使天津、塘沽暴露于共军的直接围攻之中。”
罗泽凯吸了口烟，不紧不慢地说：“你别看傅作义土里土气的，他可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家伙，精细和谨慎得要命。否则，蒋委员长会如此重视他，让他当镇守半壁河山的统帅？在他的身上花这么大的功夫？”
“委员长的大事都让他这么犹豫不决地耽误了！”杜建时忧虑地说，“东北共军大举入关，天津已成了气息奄奄的孤岛。”
李及兰说：“傅作义为什么还不到天津来呢？蒋委员长有计划要他到天津来，把华北部队主力集中天津和塘沽，南调部队要多少船，就有多少船，是不成问题的。”
李及兰稍停片刻，同罗泽凯交换了一下眼色，对杜建时说：“蒋委员长派我们来就是跟你商量，将天津守军撤到塘沽，从海上运走，以加强华中力量。他说，要全力敦促傅作义南撤，绝对不能让傅作义投共。”
杜建时心想，当初委员长下令把“华北剿总”司令部迁到天津，傅作义都没有从命，现在要部队南撤谈何容易。但委员长的命令，只有执行，否则会吃苦头的。他强打精神说：“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突围。天津至塘沽之间有共军，但兵力不大，如立即行动，还是有望从海上南撤的。”
李及兰当即表示同意，说：“给你一个军方名义把天津守军带走。”
杜建时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把握带走部队。他沉吟了一阵，说：“事关重大，必须与陈长捷和二个军长商议一下。”
罗泽凯提醒说：“恐怕不易吧，陈长捷是傅的人，可不能再上他的当啦！”
李及兰点点头，说：“好吧，马上找陈长捷和二个军长来这里，看看他们的态度。”
于是，杜建时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一一打了电话，让他们速来杜家，与南京特使见面。
很快，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便先后乘车来到杜建时的家中。杜建时热情招待，并向几位老同学作了一一引见。
李及兰见人已到齐，开口说：“诸位镇守天津很是辛苦，蒋委员长特意派我们几个人来看望大家。”
“当然。”李及兰把话题一转说，“也想听听你们对华北战局的看法，商议一下今后如何行动。”
罗泽凯补充说：“现在形势很不乐观。徐蚌会战出师不利，华北受到东北共军和华北共军的联合夹击，且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因此，蒋委员长有放弃天津之意，把部队撤至塘沽，相机从海上南撤。”
原来如此！李及兰、罗泽凯、吴光朝的突然到来，使陈长捷感到很蹊跷。自从接了杜建时的电话，他一直都在揣摩这些人的真正来意。放弃天津，这不将北平置于死地吗？他的心猛地收紧了，杜建时在天津任军政要职多年，且与62军军长林伟俦是老朋友，与86军军长刘云瀚是陆军大学的同学，交往甚厚，而自己到天津才有半年时间。傅总司令不愿南撤，这个底早就交待过了。答应南撤，就是拆傅总司令的台，就是背叛傅总司令。该怎么对付这些人呢？陈长捷忐忑不安，额上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
陈长捷拿出军用地图，低头细看起来，心里却在琢磨如何表这个态。
杜建时说：“天津恐怕是守不住了，与其等死还不如南撤。”
林伟俦和刘云瀚小声商量了几句后说：“现在天津到塘沽的公路、铁路、水路都通行，可以立即行动到塘沽上船，大家分开走公路和铁路。”
此时，陈长捷抬头看了看李及兰等人，一字一板地说：“天津做了这么多碉堡工事是可以守的。如今军心民心浮动，如果部队一撤，整个天津就会大乱。”
几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陈长捷的脸上。陈长捷的表情毫无变化，犹如花岗石浮雕一样。
李及兰反问道：“依你之见，天津守军就不该撤了？”
陈长捷眼睛一瞪，淡然地说：“是撤是守关系华北全局，我怎敢胡说？傅先生是华北最高长官，我们行动还要请示他才能决定。如果说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把天津守军撤到塘沽去的意旨是完全正确的，但时机已不许可。这是因为，津塘间道路已被共军截断，天津西南据点灰堆陷于孤立，海河北路的东局子机场已受到不断袭扰，海河南侧通东大沽的路也被阻塞，现在只剩下靠近河边的一条路。假如十多万守军勉强突围，行动不一致，就会造成自相阻塞，重蹈东北大凌河转进的覆辙。”
罗泽凯讪笑了几声，用冷眼扫视了一下陈长捷，摊牌似的说：“要是部队官兵都愿到塘沽去，你将作何种打算？”
“是呀，如果真出现这种状况，你这个当司令的该怎么办？”李及兰附和着说。
“怎么办？”陈长捷不假思索地说，“违令者斩！”
李及兰、罗泽凯一时间不知所措，满脸尴尬。杜建时连忙怪笑着把话岔开：“陈司令不愧为跟随傅总司令多年的将才，胸有大局，对坚守天津很有一套办法。”
林伟俦、刘云瀚见陈长捷不同意南撤，同时也担心在转移中被共军歼灭，便不再坚持放弃天津。
陈长捷深知，在此用人之际，李及兰等人不敢对他怎么样，再说北平还有蒋系的20多万人马。不过，如果徐淮会战失败，蒋介石为了解救南京的威胁，还会要部队南撤。想到这儿，陈长捷口气和缓地说：“我陈长捷作为傅总司令的部属，不便表示什么，也不应单独采取行动，请诸位体恤卑职的难处。至于天津守军是否南撤，我这就请示傅总司令，也请李副总长跟塘沽防区的侯司令联系一下。只要决策定了，卑职坚决执行。”
陈长捷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开始给北平打电话了。傅作义在电话中没有任何明确表示，只是以“待考虑考虑”作答。陈长捷立刻领会到这个不指示就等于已有指示，那就是还作坚守打算。他对李及兰等人说：“傅总司令尚在考虑，我一切应为傅负责，不能擅自行动。”
李及兰等人没说话，只是相视苦笑几声。
沉默了好一会儿，李及兰叫杜建时给塘沽打电话，让侯镜如来天津商量南撤之事。没想到，侯镜如回电话说：“目前正在塘沽督促加紧做工事，事情很多，离不开塘沽。”
陈长捷见天色已晚，也没有继续商量下去的必要，便起身告辞。走到门厅时，他对出来送行的杜建时说：“只要我这个司令不被撤职，我就要为傅总司令负责到底。如果你们硬要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
陈长捷没走一会儿，林伟俦、刘云瀚也托辞一一离去，客厅死一般的沉寂。
半晌，杜建时才嘟囔地说：“这老家伙真够倔的，对傅作义如此死心塌地。别说，他还真能做得出。”
“做出什么？”李及兰迷惑地问。
杜建时把陈长捷临走时说的话转述一遍，以肯定的口气说：“如果把他逼急了，就极有可能做傅作义的牺牲品。”
李及兰冷笑道：“人各有志嘛。”
罗泽凯说：“他要是真不听蒋委员长的命令，一味地愚忠于傅作义，死何足惜？严重的问题是他会不会走到共党那儿。”
杜建时摇摇头，连说：“不会，不会。”
李及兰说：“那就不用管他。我们回去向蒋委员长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同时建议给你个军方名义，把62军、86军带走。反正他们跟你的关系不错，都会听你指挥的，撤走一点是一点。”
杜建时当即摆摆手说：“不，不能这么做，现在还没到那一步。陈长捷那样坚决，恐怕很难把部队带走。即使天津的十多万部队可以撤走。可北平的20多万人马怎么办？陈长捷真要走了极端，傅作义还能坐视不管？那个老滑头一急眼真要投向了共党，你拿他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
杜建时咽了一口唾沫，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接着说：“平津是一体，只要天津部队暂时不走，傅作义还会考虑南撤。一旦北平陷于孤立，就难说了。所以，现在为了稳住傅作义、陈长捷，在他们决定南撤之前，我们必须作出固守不撤的坚决姿态。”
李及兰心灰意冷地说：“也只好如此，但对傅作义要严密监视，对陈长捷也不能掉以轻心。”
“还有。”李及兰接着说，“要与信得过的军、师、旅长们经常交谈交谈，以便了解实情，控制住部队，必要时统一行动。”
罗泽凯对杜建时说：“你在作出固守姿态的同时，要派人着手准备海运黄金财宝，以防到时来不及办理。”
杜建时不时点点头，表示赞同。
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密商，杜建时与李及兰等人最后决定：暂守天津，设法督促甚至必要时要挟傅作义、陈长捷作出南撤的决策。
12月19日黎明，杜建时单独送李及兰、罗泽凯、吴光朝到机场。分手时，几位老同学都默默无语。杜建时看着南去的飞机渐渐消失，不免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
外围激战风猎猎，盘马弯弓待总攻
路弯弯曲曲，威武雄壮的队伍，顶风冒雪，裹着尘烟，向天津郊外挺进。
最先到达天津外围的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兵分三路，连续转战，把陈长捷精心布置的防守区戳得千疮百孔，像鱼网一般。
22师向杨村攻击前进，打响了8纵队入关第一仗。
杨村位于天津西北25公里处的平津铁路、公路干线上，是平津国民党军的重要通道，又是天津西北城防的门户。解放军要切断平津交通线、进攻天津，都必须控制这个要塞。
陈长捷派驻杨村的部队是新编333师二个团，师长为宋海潮。为了守住这个交通枢纽，宋海潮严密布防，督令各部抢筑防御工事，重点在火车站附近地区。
许是担心杨村守不住，而天津近郊防务空虚，陈长捷于12月19日中午电令宋海潮移师天津西郊韩柳墅。可是，这份电报直到下午3时才送到宋海潮的手中，原因是译电员吃过午饭外出了。宋海潮又气又急，立即命令各团迅速准备。当夜撤离杨村。
就在宋海潮率师部及一个团乘火车正要离开车站时，解放军22师某营赶到了。刹那间，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列车遭到围攻，官兵乱作一团。
宋海潮钻进车厢，组织官兵抢占有利地形，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扑。
双方在火车站展开激战，枪管红了，刺刀弯了。谁也难以在短时间里吃掉对方，出现了僵局。
天刚蒙蒙亮，解放军主力部队从四面八方冲向车站，很快将宋海潮部的阵地分割成数块，逐一攻取。
宋海潮见大势已去，结局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遂想出一个逃命的办法。他换上一身士兵服，躲在一个凹地处，看到解放军距他还有50米左右时，跳出土棱，向前跑了几步便扑倒在地，伸直四肢，一动不动，假装中弹身亡。解放军从他身旁越过，继续向纵深攻去。宋海潮得以侥幸逃脱，但他的师部及一个团兵力被歼。
解放军22师攻占杨村后，又于20日晨向天津近郊攻击，相继攻占了汉沟、北仓、南仓、天齐庙等据点。
东北8纵队的另一路部队24师，从武清出发，于12月21日清晨攻占白滩寺大桥。接着，某团进抵津西重镇杨柳青，击溃国民党军护路旅的1个团，俘虏500多人；当日中午，又进攻韩家墅，激战三个小时，歼灭国民党守军1300多人。当夜，24师主力由津南直插津东南交通要道白塘口，沿途横扫独流、静海等据点，俘国民党静海县县长以下2000多人。22日拂晓，解放军进占白塘口、双港一线，堵死了陈长捷部撤向大沽口的退路。
东北8纵队的第3路部队23师，进占小淀一带后向宜兴埠攻击前进。
宜兴埠位于天津东北城防外的2.5公里处，驻有国民党62军151师的一个加强团。这之前，他们对这个据点一直是死守不放。但北仓等地失守后，军长林伟俦感到这个据点过于突出，易受解放军摧毁破坏，决定将防守部队撤回城内，作为军的预备队。由于担心那里的工事为解放军所利用，作为进攻北站的前进阵地，他命令防守部队撤出时加以破坏。哪知驻守团长撤退时竟然纵火焚村，大火吞没了村庄、田野、树丛……上千户人家遭受损失，引起极大民愤。
12月20日晚，解放军23师进占宜兴埠，看到大火后的惨景，听到村民们的哭诉，无不义愤填膺，发誓要向国民党军讨还血债。
12月22日24时，东北8纵队主力开往津东军粮城，控制陈长捷部退向塘沽的必经之地。23师进至张贵庄、崔家码头、东西排地等地区，沿津塘公路两侧构筑坚固陈地，并作纵深配置；22师主力移至李明庄、南北程林等地区，确保23师右翼的安全；24师主力仍在白塘口、双港一线，确保23师左翼的安全；热河独立4师位于贯儿庄、赤碱滩。
12月27日晚，东北8纵队除23师原地不动外，22师北上杨村，24师西进杨柳青，准备歼灭北平国民党军向东突围的部队。
整整十天时间，东北8纵队在天津城郊连续转换作战任务，忽儿奔袭津北，忽儿进击津西，忽儿开赴津东，忽儿挥师津南，为分割平、津、塘和包围天津国民党军立了头功。
至12月底，参加攻打天津的五个纵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
在津西重镇杨柳青以东桑园的一间普通民房里，刘亚楼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部署天津战役。
他开门见山地说：“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华北部队已经解放了新保安、张家口，卡住了傅作义集团西窜归绥之路。我东北野战军先后解放了南口、丰台、唐山、军粮城，包围了北平，并切断了平津联系。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只要拿下天津，傅作义则陷入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也只能是绝境。天津之战在整个平津大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我们肩负的任务是十分光荣和艰巨的。”
接着，刘亚楼详细介绍了天津的地形和国民党守军兵力部署、工事配置等情况。他说：
“天津守敌共有10个师、13万人，除67师、151师外，有五个师均被我军歼灭过，有三个师是由保安团队改编的，战斗力不强，而且城防线长达90里，兵力不足，捉襟见肘。但是，天津地势低洼、河流纵横，加上敌人纵深防御堡垒化，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最后，刘亚楼信心十足地说：“我们以22个师、34万兵力的绝对优势实施强攻，是不难攻克的。我军攻打天津的作战方针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
各纵队接受了任务后，立即调整部署，兵临城下，熟悉地形，了解敌情，加紧准备。
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向城池步步逼近，陈长捷当然不会不预感到大难即将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其实，他早在20多天前就有了危机感，只不过此时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仿佛都在撕裂，眼前漆黑一片，自己马上就要被黑暗所吞没。
陈长捷下令进一步加强城防工事，增筑碉堡群，特别是城外据点要顽强固守，坚决挡住共军的推进。
也许他自己也明白这是最后的挣扎了，所以给各军、师发了一道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并规定“各级主官如果战死，也要预先指定继承人。”
陈长捷和他的部下要拼命了。
解放军继续向城防线靠近。
1949年1月3日，解放军开始拔除天津城外据点，为总攻扫清障碍。
在天津东郊，东北7纵队向东局子据点发起了攻击。
东局子离城垣约二公里，全镇南北长约一公里，东西宽约半公里，驻守有国民党86军的1个团，是天津东面城防的重要屏障。环镇筑有三米多高土墙，挖有三米多宽的壕沟，墙上有碉堡和铁丝网，墙内外布设地雷。东面地形开阔，西面背靠天津城垣，北端地形起伏，南端之万兴庄被守军夷为平地。
86军军长刘云瀚把东局子据点视为阻挡共军接近城防线的要害，认为能固守住该点，全线就都可保持稳定。他几乎天天都到东局子去巡视，督促加强阵地工事，并从主阵地增加支援炮火。
根据东局子地形和守军配置情况，解放军东北7纵队决定以一个团由南向北攻，另一个团由北向南攻，并以一部分兵力配置在东局子西南和西北。在战斗发起前，部队挖了两条长达800米的交通壕，频繁袭扰守军。1月6日晚，部队用偷袭方式拿下了东局子以南的义顺窑。
1月7日拂晓前，攻击部队进入指定阵地。原定攻击时间为7时30分开始，但由于雾大能见度差，延至11时30分开始攻击。炮兵首先开火，把围墙轰开缺口，炸毁掩体、碉堡，接着又向围墙内射击。随后，步兵投入冲锋，南北夹击。国民党守军负隅顽抗，组织反击，给解放军造成较大伤亡。解放军攻击受挫后，迅速察明情况，改变突击方向，集中火力，一举突入围墙缺口。激战至16时30分，解放军南北两面的突击部队胜利会合，歼灭守军1100人。
东局子据点失陷，使陈长捷和他的部队受到极大震动。他在被俘后说：“解放军同天津外围守军一接触，我的信心就失去了一半。在河东区，他们攻占了极为坚固的东局子营房据点，一个大团被消灭干净，只逃回来一个营长，还是半死的，被解放军的爆破筒震成哑巴，不能说话了。这使本来就疲软的86军闻风丧胆。”
拿下东局子后，东北7纵队乘胜攻击，先后拔除广东义地、浙江公墓、姜家窑等据点，为下一步攻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天津南郊，解放军东北9纵队向灰堆据点发起了攻击。
灰堆在天津东南角上，距城垣不到一公里，有独立的防御体系。环据点有一道壕沟，沿壕有铁丝网、鹿砦，筑有许多明碉暗堡群，在交通要道和容易接近的地方都布设了雷区，与天津东南城防形成犄角之势，可以相互支援。驻守有国民党保安团、保安支队约4000人，对解放军进攻天津形成很大威胁。
1月5日凌晨，解放军7纵队的攻击部队进入进攻出发地。某团利用夜色插到灰堆与天津城垣之间，天亮后发起强攻，一举夺取造纸厂。8时整，担任主攻的两个团在炮火掩护下，并肩突击，迅速转入巷战。解放军与国民党守军反复争夺，激烈拼杀。
在解放军的猛烈围攻下，国民党守军连续反扑，支撑不住后便向天津城内突围。与此同时，天津国民党军派兵出城增援。插至灰堆与天津城垣之间的解放军某团，顽强坚守造纸厂一带，打退了两面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冲击，保障了主攻部队的战斗。
苦战至13时，解放军攻克灰堆，活捉国民党军少将白英杰以下3200多人，扫除了攻城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在天津西郊，解放军东北2纵队向鲁西义地、安徽义地等据点发起了攻击。
鲁西义地和安徽义地位于南运河西侧，是天津西面城垣外的两个重要据点，南北各长250米，宽200米，各筑有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子母地堡群，并配置有各种火器。据点四周是堑壕，壕外设置鹿砦、绊马索和铁丝网，驻守有国民党62军67师的两个加强连。
1月9日下午，解放军东北2纵队4师某团兵分二路，分别对安徽义地和鲁西义地实施强行爆破。在炮兵、机枪火力掩护下，攻击部队从两侧突破，多路穿插，仅16分钟就拿下了安徽义地。而对鲁西义地的进攻受阻，部队伤亡较多。攻击部队及时调整部署，集中炮火摧毁地堡群。步兵冒着密集火力匍匐前进，炸掉一个个暗堡，冲入地堡拼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攻克碉堡36座，占领了鲁西义地。
国民党62军67师十分惊慌，连忙派兵出城进行反扑，企图夺回鲁西义地，但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于11日拂晓再次组织300多人扑向解放军阵地，并以炮火支援。解放军沉着应战，以一当十，拼死坚守。国民党军一度突入某班阵地，解放军奋力反击，刺刀见红，有的伤员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兵同归于尽，机枪手忍着伤痛猛烈射击，终于重新夺回阵地，牢牢地守住了鲁西义地。
与此同时，解放军东北2纵队其他部队相继拔掉了南运河西侧的三元村和北运河两侧的丁字沽、霍家嘴等据点。
在天津东北郊，解放军东北8纵队向范家堡据点发起了攻击。
范家堡在民权门外约600米处，有两条公路通往市区，由国民党86军26师的一个营把守。据点的防御工事纵深较大，由数个水泥碉堡群构成，每群的母堡与几个子堡以地下交通壕相连，旁边还有地下掩蔽部，碉堡群外则是多道铁丝网和雷区。
1月8日，东北8纵队24师以一个团兵力攻击范家堡据点。八时整，数十门野炮、迫击炮一齐开火，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地堡群中，铁丝网飞上天，明碉暗堡被炸塌，地雷被引爆。9时30分，攻击部队由东南、东北两个方向发起冲锋，突入据点内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枪战、肉搏战。激战至11时，解放军全部占领范家堡。随后，又击退国民党86军26师的多次反扑，巩固住了阵地。
1月10日17时，东北7纵队24师某团向范家堡左前方300米处的一个地堡群发起强攻。仅用40分钟，胜利结束战斗，歼灭国民党军86军26师的二个排。
1月12日16时30分，东北7纵队22师某团攻击天津城防铁路宿舍外的刘家场坊据点。经两小时激战，部队攻占据点大部，但因这里靠近城垣，遭到国民党军炮火轰击及阵地上暗火力点侧射，伤亡较大。20时，解放军撤出战斗，决定在总攻时再拔掉这个据点。
至1月13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参加攻打天津的五个纵队，在刘亚楼的统一部署下，分别拔除了各自当面主要攻击方向的重要据点，已推进到距城垣仅有一二百米的地方。
在攻城准备中，部队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通过天津西面南运河两则的水淹区。经过对河水的反复勘察，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最后终于在南运河上游独流和马厂附近找到了减河的水闸。水闸打开后，南运河的水经减河流入大海，切断了天津护城河的水源，解决了攻击天津时的大面积水患问题。
至此，解放军攻城准备已经就绪，各纵队盘马弯弓，只等发起总攻的号令了。
解放军劝降义正辞严，陈长捷顽固色厉内荏
天津外围的枪炮声，由远及近，由北面响到南面，由东面响到西面，震动着冻结的大地，震动着守城的官兵。
陈长捷估计解放军集中兵力进攻天津城渐已迫近，但解放军没能打下塘沽，攻打天津又谈何容易？天津守军比塘沽守军的人多，天津城防工事比塘沽工事坚固。塘沽能守住，天津也能守住。
他处心积虑地把天津变成了堡垒城。
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种挣扎，天津城犹如一叶破舟，即将被狂澜吞没。
城防线外的主要据点被解放军扫荡干净，没有一个碉堡群能坚守到24小时以上。尤其是城外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太要命了！怎么会呢？
那是陈长捷催着他的部队在城内和城墙上构筑工事的时候，解放军也在城外利用黑夜挖了起来。城里城外、城上城下的声音汇合在一起。
城外的交通壕继续向城垣延伸。
陈长捷惶惶不安。
有一天拂晓，西门城防线上进来一个身穿解放军服装的人，自称原是东北国民党新1军的连长，放下武器后伪装成士兵，混进共军部队当了炮兵。他乘黑夜混战时逃进市内，报告说共军高级司令部驻在距天津20多里远的杨柳青镇。
陈长捷亲自找此人谈话，了解情况。当晚，陈长捷让耿宗鼎统一指挥远程炮兵向杨柳青至天津西门大道上所有村庄，进行日夜不停的袭扰射击，同时要求空军天津联络站请青岛基地派飞机轰炸杨柳青镇。
自从天津被围以后，陈长捷每天晚上八时都在警备司令部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的议程、内容都是固定不变的，先由各军、独立师主官汇报战况，然后拟定来日怎么办。与会者的心情和神态几乎也是固定的，每天进来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离开的时候都是忧心忡忡、疑虑重重。就连会上发言也似有固定模式，沉闷冷漠，偶尔吵吵嚷嚷。谁说到最后都忘不了来几句自我安慰壮胆的话，诸如“天津是水网低洼地带，挖二米就能见水”“明日一定要把共军赶出阵地”“一定夺回地堡群”“定会让共军有来无回”之类。
“有什么新情况？”陈长捷在一天晚上照例开门见山地问。
“西郊有情况，情况不妙……”一位姓旦的军参谋长皱着眉头说，声音不大，且流露出恐慌。
陈长捷不满地瞪了军参谋长一眼，以为这位军参谋长还是要汇报某地某处失守的情况，连忙说：“声音大一点，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要让共军的一时猖狂吓怕了嘛！他们在外围得手，有何值得大惊小怪？诸位不想想，我们在外围才有多点兵力？那是个别的失利，不足挂齿。”他说着摆了摆手，示意让军参谋长说下去。军参谋长窥视了一下陈长捷，见司令官一副轻松样子才放心。他干咳了一声，大声说道：“南运河的水没了，不，不是没有水，而是水位下降了，今天白天下去了将近半尺，照此下去……”
“怎么回事？”陈长捷急忙打断军参谋长的话。
军参谋长没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到会的军、师长们慌了，窃窃私语，会场立刻骚动起来。
陈长捷自言自语道：“不可能，怎么会呢？”
他沉思了好一阵子，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说：“那一带地势最低，水不往低处流还能流到哪儿？难道共军有本事在那一带戳了几个窟窿不成？放心吧，旦参谋长，只要把流入大海的闸门关牢，把运河的闸门开足，就不愁没有水。水位下降肯定是守闸官兵玩忽职守，又赶上海水退潮，要不就是出了什么小差错，回去仔细查查就行了，用不着心慌意乱的。”
陈长捷略作停顿，接着又问：“还有什么情况？”
没人说话，一个个都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眉头紧皱。
他们都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了：鱼网的活扣被共军攥着，收缩着，严重地威胁到每一个人。说不定某个早晨或某个晚上，活扣突然变成死结，谁也别想活着出来了。
也许陈长捷忘了，城外都已是解放军的天下，旦参谋长根本无法派人出城沿河查看情况。
也许出于无奈，陈长捷才说了上面那番话。他知道，在兵临城下的时候，13万守军之帅的一言一行意味着什么。
当然，不管怎么讲，陈长捷的镇静是表面的，多少是给部属们看的，实际上他的心灰得厉害，真怕共军断了护城河的水源，使南运河两侧那片汪洋致于枯竭，更怕天津的城墙被强风吹倒。
他只能硬着头皮顶，继续筹谋着加强城防工事的事。
有人说市内地下共党活动频繁，他立即下令实行交通管制，加派宪兵、警察站岗，到处检查行人，挨家挨户搜查；禁止市民放鞭炮和敲锣打鼓，停止娱乐场所的营业。入夜后，如果没有警备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就不准任何人马车辆通行，整个市区森严恐怖。
有人说市区夜间灯光太亮，他立即下令实施分区的灯火管制。又因夜间黑暗，怕共军接近城防不易发现，命令部队在阵地点燃煤油灯照明，在环城线的大型碉堡群上设置探照灯，在铁丝网上悬挂空罐头盒，一触即有音响，并分发给各军几十万条麻袋，以供随时抢修工事之用。
有人说共军政治宣传攻势很猛，他立即下令派人进行反宣传。一批男女政工人员携带扩音器到阵地前沿喊话，但解放军枪炮一打，就吓得不敢再喊了，纷纷逃回营地。
陈长捷明显感到他自己近来一天比一天忙起来了，什么事都得亲自抓仿佛才放心。但是，越是拼命地忙碌，他越觉得心慌。
急、愁，还有恨、怨，莫名其妙地搅和在一起。陈长捷突然感到自己不是陈长捷了。这会不会是一种不祥之兆？他说不清。
1949年1月6日拂晓，西郊城防线前的一个土堆上出现了一个解放军战士，他没拿武器，站在土堆上高声地叫喊道：“守军兄弟，我是解放军的通信员，给你们长官带来了信件，请让我进城。”
守城官兵在地堡里从枪口向外望着，没有开枪，也没有搭话。通信员又喊了一遍。过了好一阵子，地堡里才钻出一个人把通信员领走。此处由国民党62军负责防守，通信员被领到了军部。
军长林伟俦很严肃，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不速之客。通信员立正敬礼，恭恭敬敬地拿出一封信，向前走了几步，双手递了过去，并不紧不慢地说：“这是我军首长给贵军司令、军长的信。”
林伟俦接过信有几分紧张，手不由得哆嗦了两下。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他觉得这信有点儿不寻常，凶多吉少。他没有立刻拆信，而是叫勤务兵把送信的通信员领到军部会议室等候一下。
通信员离开房间后，林伟俦将信封一边“唰”的一声撕开，飞快地看完了信。一切都是在朦朦胧胧、半知半觉的状态中进行的。这是共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亲笔签名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和86军军长刘云瀚的劝降信。信很短，简明而准确地表达了写信人的思想意图。信上写道：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伟俦无法按捺心中的紧张，在屋里急促地踱起步来。这是不祥之兆，还是走向新路的开始？他简直不敢预测。突然，他停下脚步，好像有了主意，转身离开了军部。
林伟俦来到86军军部，见到刘云瀚后没有说话，只是把信递了过去。刘云瀚的表情是平静的，甚至还露出几分轻蔑的微笑，可是内心就大不相同了。共军的来信能说什么？是不是叫我们投降？共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能守得住吗？他心神不宁地把信纸展开，几乎是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信，然后又递回给林伟俦。
两位军长都没言语，只是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便一同带着信件去见陈长捷。
陈长捷读罢信，把信纸照着原样叠好装回信封，顺手往茶几上一丢，现出了不屑一顾的神情。其实，他的心里在打着冷战，共军让他和他的部队无条件投降！
陈长捷叫耿宗鼎打电话找来杜建时，几个人共同商量一下。
“给，你先看看这封信。”陈长捷一边说着一边把信递给刚进屋的杜建时。
杜建时很快看完了信，没有表态，因为信不是写给他的。他明白陈长捷找他来，是让他圆圆场。
沉默。谁也不肯带头作出具体主张，谁也不敢说出内心的实话。从这沉闷的气氛中可以感觉到积压在他们心头的忧虑是很多很重的。天津首先放下武器，会不会影响傅作义对整个华北问题的处理？放下武器后，共军会采取什么态度？会不会被处死？天津到处都有蒋介石的耳目，随时都有可能遭到不测。再说长江以南仍属蒋介石，将来时局还不知如何演变。可悲的是他们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
每个人都紧闭着嘴巴，脸上凝着一层霜。
杜建时的聪明就在于他知道屋里几个人以前彼此都不相识，不能信任，需要他沟通一下。于是，他首先打破这窒息人的沉默，把陈长捷请到另一房间里。
“司令，你有什么打算？”杜建时谦逊地问道。
陈长捷不假思索地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
接着，杜建时又请林、刘二位军长到另一房间内，问他们如何打算。
林伟俦说：“陈是司令，要他说话，我们不能领头。”
“是的。”刘云瀚问，“刚才陈司令对你如何表示？”
杜建时犹豫了片刻，小声说：“陈的意见是想等待北平和谈成功，一起行动。”
刘云瀚说：“那也可以。”
林伟俦说：“照陈司令的意见办吧。”
杜建时又问：“共军如果发动总攻，你们能顶多少时间？”
林伟俦想了想，说：“一个星期可能没问题。”
刘云瀚忧虑地说：“一个星期怕顶不了。”
杜建时心想，自己受蒋委员长培养多年，不能背叛他，但在此时此刻也不便出头。北平已在和谈，只好等待傅作义主持全局的动向了。可是，根据两位军长的估计，天津又守不了多长时间。怎么办？北平和谈进展如何？
想到这儿，杜建时建议陈长捷给北平总部打个电话，看看傅作义有什么指示。
陈长捷立即要通了电话，得到参谋长李世杰的回话，还是那句“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又是一阵子沉默。苦愁从每个人的心坎跃上了双眉。
林伟俦提醒了一句：“司令，对共军的这封信复不复？他们派来的通信员还在我的军部等候着呢！”
陈长捷抬起眼皮，看了看屋里的人，随后挥了一下手说：“复他们一封信吧，‘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陈长捷示意让耿宗鼎找来笔墨砚纸，并执笔写信。
陈长捷沉思了片刻，便一字一句地口述起来。耿宗鼎听一句写一句，很快一封信就写完了。
复信模棱两可，写道：“林彪、罗荣桓将军：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不是军人之职。如果共谋和平解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陈长捷看了一遍，没有作任何修改，就签了名。林伟俦、刘云瀚也跟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林伟俦赶回军部，把复信交给通信员，客气地说：“请你回去转告林、罗将军，就说信我们都看过了。这是复信，我们要说的话都在里面。”
其实，陈长捷是口上硬心里虚。杜市长、耿副司令及二位军长离开后，他便颓然闭上眼睛，深深地躺在沙发上，跟一摊肉泥一般。他还在考虑着该不该写那封回信，是不是有些措词不当？会不会招致什么后果？
当夜，陈长捷不知做了多少可怕的噩梦。每个梦都是险峻的世界，山路崎岖，危崖断层，黑洞洞的枪口，摧肝裂肺的炮声。他在梦里想着、怕着、盼着、恨着，见到了说不清道不白的那些事情。他还在做梦，摒弃不了徘徊和彷徨。
他想找一个没有火药味、嘈杂声的地方，好好清静一会儿，好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可是，哪儿有这个地方呢？
1月8日，陈长捷派人通过扩音喇叭向城外共军喊话，表示要派代表出城谈判。解放军回话同意。
1月9日，天津市商会会长毕鸣岐、参议员丁作韶等四人，打着白旗走出了和平门。在几名解放军战士的护送下，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大南河的地方。
解放军代表说：“天津守军如果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否则破城之日，将加倍惩罚。”
刘亚楼参谋长接见了陈长捷的谈判代表，对毕鸣岐等人严肃地说：“我军对天津已完成四面包围，总攻即将开始。但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我军很希望和平解放。只要守军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军将按计划攻城，首要分子必受严惩，并限守军在11月8时前放下武器。”
毕鸣岐等人回城去了。
陈长捷听了汇报后，又让耿宗鼎执笔起草了一封答复信。信中写道：“为了津市免于糜烂，可以商谈和平，要解放军派负责人员来商谈。至于守军放下武器，实有难处。”
1月10日上午，四位代表第二次出城，将答复信交给解放军代表，并要求宽限时日。
解放军以大局为重，体谅其难处，把守军放下武器的限期延至12月18日。
1月11日10时，四位代表第三次出城，言称：陈长捷基本同意放下武器，让出天津，但两位军长要求携带轻武器回南方。这实际上拒绝了解放军的条件，关闭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大门。
解放军的代表当即予以驳回，要其认清形势，立即放下武器，不要搞缓兵之计，拖延观望，并明确指出：我们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
四位代表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城了。
为了表示仁至义尽，解放军又于12日劝告来平津司令部谈判的傅方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守军最迟在13日12时前放下武器，并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4日攻城。
陈长捷有些沉不住气了，急忙打电话给北平总部。傅作义回话说：“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再坚持几天就有希望！”
陈长捷对傅作义死心塌地，惟命是从，发誓要与天津共存亡，一直坚持到最后一个殉职报国！
1月14日8时，陈长捷在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他声色俱厉地说：“大天津早已堡垒化，我们只要抱定必胜之信心，坚持战斗到底，守城之大业定能完成，共军必然溃退！”
他干咳了一声，提高嗓门接着说：“我们决不缴械投降，誓与天津共存亡！要加强战地军纪，准备巷战，效法斯大林格勒战术，逐屋抵抗，坚守三四个月！”
不知是陈长捷此番话讲得坚决，还是因为他威严的表情，在坐的一些军官马上被他征服，他们纷纷表示决心：“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坚决战斗到底！”“誓与阵地共存亡！”“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必要时把天津全部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