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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天安门城楼下的礼乐之神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晋察冀军区本没有军乐队。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向天安门前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清华的管乐队奏着《团结就是力量》走过天安门。
聂荣臻同志还是为此拨了旧人民币80亿元来建设军乐团。毛主席高呼：“军乐队万岁！”
1957年举行国庆庆典时，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对毛主席称赞军乐团说：“他们像生了根一样一动不动。”
组建联合军乐队
一支好的歌曲要达到感动和鼓舞人的效果，离不开乐队的演奏技能。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有如此感人的效果，除了歌曲本身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外，还与军乐队的素质和演奏水平分不开的。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
罗浪、王建中同志为正副总指挥。
说起这个军乐团的历史来，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晋察冀军区本没有军乐队。1947年开国大典的军乐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晋察冀军区并没有什么军乐队。1947年10月里，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罗瑞卿同志的指挥下，在保定南面的清风店、明月店一带聚歼了国民党第三军的主力及其军部，把该军军长罗历戎连同三军的军部和军乐队俘虏过来。这就是战史上有名的清风店战役。
当时担任军区抗敌剧社（进入北京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乐队队长的罗浪请示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对这个军乐队如何处理，意思是想留下来，不要遣散。
张致祥同意他的意见，请示聂荣臻同志同意后，要罗浪同志对该军乐队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争取全部留下来，再补充新的学员，进行训练后，编成解放军的军乐队，将来会有用场。
罗浪同志担任了这个军乐队的指挥。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晋察冀军区已成立了一个军乐队，那时条件艰苦，中西乐器混合使用，演奏一些革命歌曲改编的乐曲。到了1949年，乐队不过80人。
开国大典前一个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传达了组织联合军乐队的口头通知，由罗浪和王建中负责组织训练。
军乐队包括晋察冀军区军乐队约80人、华北人民文工团管乐队约20人，受阅部队军师两级军乐队约100人，共200人左右。
列队受阅联合军乐队约195人，排成横20人、纵10人的宽排面队形。由于乐器组成关系，最后一排低音乐器较大，所以不是20人。多余乐器演奏员为预备队员。
开国大典总指挥是聂荣臻代总长，副总指挥是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兼阅兵指挥部主任。开国大典群众游行总指挥是刘仁。
联合军乐队受双重领导。
毛泽东批示：以我为主
阅兵指挥部于9月初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各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除汇报部队训练情况外，碰到一个难题，即阅兵典礼乐曲问题。
当时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用旧军队阅兵的乐曲，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基本是德国、日本所采用的乐曲；
第二种意见是主张采用苏联乐曲，认为我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乐曲；
第三种意见是罗浪提出来的，主张利用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兵时所演奏的由解放军一些歌曲改编的乐曲。
一时意见难以集中。
杨成武司令员让罗浪写一个阅兵乐曲曲名及群众游行的乐曲曲名交阅兵指挥部。指挥部将三种意见上报总指挥，总指挥又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经毛主席批示“以我为主”，决定采用所报的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当时所报的曲目是：
（1）阅兵式奏《东方红》《军大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
（2）分列式为《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
（3）群众游行为《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
（4）烈士碑奠基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三遍《东方红》，以便让群众知道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其次，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奏三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曲终时，28响的礼炮刚刚响完，国旗正好升到杆顶，迎风飘扬。
然后，才举行阅兵式，军乐队演奏阅兵式乐曲。
国歌虽然于9月27日已经通过，但到9月30日才正式通知，因排练匆促，只用主调加空八度低音伴奏。
演奏哪些乐曲及其顺序解决了，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报话机一类设备，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上怎样通知罗浪开始奏《东方红》呢？
张致祥偶然看了一下城楼上的红旗，想了想，何不用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罗浪同志挥一挥，让他指挥奏乐。
这虽然是个落后的办法，但解决了问题。张致祥同罗浪约定就这么办。1955年以后，城楼上与军乐团的联系信号正式改为挥动小红旗。
当时训练时间比较紧，大约只有三周时间，最后一周要跟部队合练。各军乐队在乐总布胡同集中，在外交部街一个中学操场排练，每日还要到东单广场练分列式，最后跟部队合练是在黄寺华北炮兵司令部大院进行。
阅兵指挥有不少苏联顾问，每次合练后都提了不少意见，如军乐队的乐器不统一，他们建议要整新。
军乐队根据指挥部指示，把大小军鼓都喷成银白色，并且排列在第一排，这样就整齐划一，而且鼓音突出，便于徒步作分列式的部队听鼓点。
这种队形以后一直被保持下来，并为历届国庆大典阅兵时军乐队所采用。
9月30日下午，队员们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擦号、着装检查，准备好开国大典的演奏。
当天，军乐队派40人的乐队参加政协闭幕式及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哀乐由张则恭指挥。
10月1日，就要举行开国大典。当天早晨，队员们起得较晚，以便多休息一会儿，精神饱满地迎接伟大时刻的到来。
中午12时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1点钟集合列队，按规定检查着装及携带乐器，有阅兵指挥部参谋及保卫干事参加。
检查完毕，即由总领队和总指挥罗浪、副总指挥王建中率领，分两队，一队由张则恭分指挥带队，一队由张仁辅分指挥带队进入天安门，于下午2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完毕。
这时军乐队第一排紧靠电车道南轨道北侧、面对天安门，分指挥手执指挥红旗站于轨道前。
军乐队为开国大典壮威助兴
下午2点半以后，张致祥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毛主席拾级登楼处，看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一级级往上登。
总指挥手戴白手套，站于电车道北侧，面对天安门，注视天安门左侧第一旗杆下的典礼指挥张致祥。
2时50分，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张致祥立即朝着乐队挥动了红绸。
顿时，军乐队奏起第一支乐曲《东方红》。这是9月30日指定的欢迎曲。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向天安门前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下午3时，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始。”
当时气氛严肃、热烈又紧张。司仪只提“升旗”“鸣礼炮”，而没有宣布“奏国歌”。
罗浪指挥军乐队准备演奏，等待司仪发命令，但未听到声音。约半分钟后，按原来规定程序，他只好机动指挥奏起国歌。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时，全场欢呼。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后，军乐队奏《解放军进行曲》。
聂荣臻代总长由东三座门乘敞篷车开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由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两车相遇，乐声暂停。聂代总长报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
朱总司令回礼后，驱车由东而西检阅部队。
军乐队奏《军大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解放军军乐曲。阅兵式结束，朱总司令、聂代总长登上天安门，发表了继续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紧接着是分列式、徒步方队行进演奏《解放军进行曲》；骑兵部队行进演奏《骑兵进行曲》；炮兵部队行进演奏《炮兵进行曲》；坦克部队、飞行大队行进演奏《战车进行曲》和《航空员进行曲》。
最后，联合军乐队纵队向东，至东三座门列队击鼓向天安门前进。到敬礼线奏《解放军进行曲》，总领队行举手礼，副总指挥王建中执旗指挥。到西三座门奏乐毕，全部阅兵结束。
这时乐队由西三座门南侧以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军乐队位置为群众游行演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灯塔》《解放区的天》等。
等到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座门时，为了突出游行的学生，军乐队就停止了演奏。清华的管乐队奏着《团结就是力量》走过天安门。
这时，毛主席等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及观礼台上的观礼者观看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并频频向学生挥手致意。
群众游行结束后，天安门前红墙内外群众欢呼着涌向金水桥边，军乐队则演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乐曲以密集队形走向金水桥边，场面十分热烈，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
“甘当革命的吹鼓手”
开国大典之后，军乐队的演奏得到部队与社会上的好评，全体队员都感到很兴奋。
然而，此后的事情并不那么顺利。
在组建军乐团之后，一些团员对专职演奏军乐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在旧社会，人们办红白喜事时总要找一支鼓吹队。在喜庆的日子里，为了活跃门庭；在送终老人之时为了给人们制造惜别和悲哀气氛，这支鼓吹队就吹出一些乐曲。这些演奏者，就被称为吹鼓手。
吹鼓手在旧社会是底层的行业之一，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是被人瞧不起的。
解放后，人们由于习惯势力、传统观念的束缚，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陈旧的观念。当罗浪在1951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兼总指挥时，他的老父亲来信时说：“老家的乡亲们说你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原来是个吹鼓手。”
军乐团的一些演奏员也看不起自己的工作，有的不敢把自己的职业告诉给家里人，而说是当技术兵；有的给家里写信时，信上的地址也不敢写军乐团，而由驻地老乡转交。
个别干部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军乐团工作，就多次写信要求孩子调离。
上述等等情况，都反映了旧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
然而在50年代每年的五一、国庆节都有在天安门前的欢庆活动，是少不了军乐团的演奏的。
为了更好地完成军乐团的光荣任务，总指挥罗浪提出了“甘当革命的吹鼓手”的口号。他向军乐队员们解释说：技术兵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在军乐团工作同样是为革命工作。自己看得起自己，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从长远观点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进行，这项工作一定会不断发展，社会将需要更多的乐队队员。
后来，不少队员复员后，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技能为社会服务。一些队员在学校里做了音乐教员，中央广播乐团还吸收了不少军乐团的团员。
在耐心说服教育的同时，总指挥罗浪提出把军乐当做一门艺术来看待，加强训练，提高队员的演奏水平，使之逐步为社会所接受。
毛泽东高呼：“军乐队万岁！”
军乐团的成长，离不开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心。而这种关心，正是鼓舞军乐工作者甘心做革命吹鼓手的最根本的动力。
早在1949年夏，晋察冀军区军乐队参加全国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时，为大会仪式进行了演奏。
大会休息时，毛主席走到军乐队前，与军乐队员一一握手。
所有队员都被毛主席这一举动感动得流泪。
1950年国庆一周年时，当联合军乐团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毛主席高呼：“军乐队万岁！”
队员们听了毛主席的话，鼓舞了全体军乐工作者。接着毛主席又为建设一支千人军乐团作了指示：
“我们国家这样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
1956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对文艺工作者发表讲话中指出：现在到机场、车站欢迎外宾，军乐队就很好。它是西洋的，也可以很好地演奏中国乐曲。
毛主席一系列的指示和讲话，体现了中央领导对军乐工作的关怀，也使军乐队员更加珍视自己的工作岗位，更加努力地训练。
周恩来总理也同样十分关心军乐团的工作。
凡是军乐团任务完成得好，总理总是亲自打电话鼓励军乐团的成员；如果任务完成得不理想，同样是亲自打电话询问，使大家亲切地感受到国家领导人对军乐工作的重视。
1951年，有关部门根据毛主席关于中国应有大型军乐团的指示，委派罗浪和王建中等人负责筹备一个千人乐团。
当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经费紧张。聂荣臻同志还是为此拨了旧人民币80亿元来建设军乐团。军乐队用40亿元向捷克斯洛伐克定购了1000件乐器，余下的40亿扩建了营房。乐器于1952年全部到齐，7月10日军乐团以晋察冀军区乐团为基础，扩编为1000人的大型军乐团。
1957年，全军军乐队大整编，军乐团留500人，其余500人分配到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五大军区，每年国庆节庆典时再抽调进京。
以后，每年国庆节前两个月，军乐团就要进行准备。首先分十个大队各自练习，最后合在一起。这属于基础训练。此外，还要配合阅兵部队进行训练。训练时要练习“站功”，经常是一站一个小时。
在演出前，为了保证良好的演奏状况，入场前的那顿饭只吃干面包、馒头，很少喝水。当然，典礼前十分钟可以去厕所方便一下。这时队员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管天安门广场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命令，不能动。
经过严格训练的队员，个个认真按照命令行动。演出时，既演奏了雄壮、威武的进行曲和旋律优美的舞曲，也表现出整齐的队形。
军乐团严格的纪律和高超的演出技巧，受到过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赞扬。
1957年举行国庆庆典时，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对毛主席称赞军乐团说：“他们像生了根一样一动不动。他们像地底下长出来的树一样，站得那么稳。只有像中国这样有纪律的人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此后，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布什，以及德国、奥地利等国总统访华时，都对中国的军乐团赞美有加。
军乐团的出访，也产生了轰动的效果，许多国家称中国军乐团是“最好的”“最受欢迎的”。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晋察冀军区本没有军乐队。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向天安门前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清华的管乐队奏着《团结就是力量》走过天安门。
聂荣臻同志还是为此拨了旧人民币80亿元来建设军乐团。毛主席高呼：“军乐队万岁！”
1957年举行国庆庆典时，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对毛主席称赞军乐团说：“他们像生了根一样一动不动。”
组建联合军乐队
一支好的歌曲要达到感动和鼓舞人的效果，离不开乐队的演奏技能。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有如此感人的效果，除了歌曲本身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外，还与军乐队的素质和演奏水平分不开的。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
罗浪、王建中同志为正副总指挥。
说起这个军乐团的历史来，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晋察冀军区本没有军乐队。1947年开国大典的军乐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晋察冀军区并没有什么军乐队。1947年10月里，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罗瑞卿同志的指挥下，在保定南面的清风店、明月店一带聚歼了国民党第三军的主力及其军部，把该军军长罗历戎连同三军的军部和军乐队俘虏过来。这就是战史上有名的清风店战役。
当时担任军区抗敌剧社（进入北京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乐队队长的罗浪请示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对这个军乐队如何处理，意思是想留下来，不要遣散。
张致祥同意他的意见，请示聂荣臻同志同意后，要罗浪同志对该军乐队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争取全部留下来，再补充新的学员，进行训练后，编成解放军的军乐队，将来会有用场。
罗浪同志担任了这个军乐队的指挥。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晋察冀军区已成立了一个军乐队，那时条件艰苦，中西乐器混合使用，演奏一些革命歌曲改编的乐曲。到了1949年，乐队不过80人。
开国大典前一个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传达了组织联合军乐队的口头通知，由罗浪和王建中负责组织训练。
军乐队包括晋察冀军区军乐队约80人、华北人民文工团管乐队约20人，受阅部队军师两级军乐队约100人，共200人左右。
列队受阅联合军乐队约195人，排成横20人、纵10人的宽排面队形。由于乐器组成关系，最后一排低音乐器较大，所以不是20人。多余乐器演奏员为预备队员。
开国大典总指挥是聂荣臻代总长，副总指挥是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兼阅兵指挥部主任。开国大典群众游行总指挥是刘仁。
联合军乐队受双重领导。
毛泽东批示：以我为主
阅兵指挥部于9月初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各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除汇报部队训练情况外，碰到一个难题，即阅兵典礼乐曲问题。
当时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用旧军队阅兵的乐曲，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基本是德国、日本所采用的乐曲；
第二种意见是主张采用苏联乐曲，认为我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乐曲；
第三种意见是罗浪提出来的，主张利用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兵时所演奏的由解放军一些歌曲改编的乐曲。
一时意见难以集中。
杨成武司令员让罗浪写一个阅兵乐曲曲名及群众游行的乐曲曲名交阅兵指挥部。指挥部将三种意见上报总指挥，总指挥又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经毛主席批示“以我为主”，决定采用所报的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当时所报的曲目是：
（1）阅兵式奏《东方红》《军大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
（2）分列式为《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
（3）群众游行为《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
（4）烈士碑奠基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三遍《东方红》，以便让群众知道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其次，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奏三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曲终时，28响的礼炮刚刚响完，国旗正好升到杆顶，迎风飘扬。
然后，才举行阅兵式，军乐队演奏阅兵式乐曲。
国歌虽然于9月27日已经通过，但到9月30日才正式通知，因排练匆促，只用主调加空八度低音伴奏。
演奏哪些乐曲及其顺序解决了，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报话机一类设备，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上怎样通知罗浪开始奏《东方红》呢？
张致祥偶然看了一下城楼上的红旗，想了想，何不用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罗浪同志挥一挥，让他指挥奏乐。
这虽然是个落后的办法，但解决了问题。张致祥同罗浪约定就这么办。1955年以后，城楼上与军乐团的联系信号正式改为挥动小红旗。
当时训练时间比较紧，大约只有三周时间，最后一周要跟部队合练。各军乐队在乐总布胡同集中，在外交部街一个中学操场排练，每日还要到东单广场练分列式，最后跟部队合练是在黄寺华北炮兵司令部大院进行。
阅兵指挥有不少苏联顾问，每次合练后都提了不少意见，如军乐队的乐器不统一，他们建议要整新。
军乐队根据指挥部指示，把大小军鼓都喷成银白色，并且排列在第一排，这样就整齐划一，而且鼓音突出，便于徒步作分列式的部队听鼓点。
这种队形以后一直被保持下来，并为历届国庆大典阅兵时军乐队所采用。
9月30日下午，队员们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擦号、着装检查，准备好开国大典的演奏。
当天，军乐队派40人的乐队参加政协闭幕式及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哀乐由张则恭指挥。
10月1日，就要举行开国大典。当天早晨，队员们起得较晚，以便多休息一会儿，精神饱满地迎接伟大时刻的到来。
中午12时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1点钟集合列队，按规定检查着装及携带乐器，有阅兵指挥部参谋及保卫干事参加。
检查完毕，即由总领队和总指挥罗浪、副总指挥王建中率领，分两队，一队由张则恭分指挥带队，一队由张仁辅分指挥带队进入天安门，于下午2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完毕。
这时军乐队第一排紧靠电车道南轨道北侧、面对天安门，分指挥手执指挥红旗站于轨道前。
军乐队为开国大典壮威助兴
下午2点半以后，张致祥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毛主席拾级登楼处，看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一级级往上登。
总指挥手戴白手套，站于电车道北侧，面对天安门，注视天安门左侧第一旗杆下的典礼指挥张致祥。
2时50分，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张致祥立即朝着乐队挥动了红绸。
顿时，军乐队奏起第一支乐曲《东方红》。这是9月30日指定的欢迎曲。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向天安门前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下午3时，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始。”
当时气氛严肃、热烈又紧张。司仪只提“升旗”“鸣礼炮”，而没有宣布“奏国歌”。
罗浪指挥军乐队准备演奏，等待司仪发命令，但未听到声音。约半分钟后，按原来规定程序，他只好机动指挥奏起国歌。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时，全场欢呼。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后，军乐队奏《解放军进行曲》。
聂荣臻代总长由东三座门乘敞篷车开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由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两车相遇，乐声暂停。聂代总长报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
朱总司令回礼后，驱车由东而西检阅部队。
军乐队奏《军大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解放军军乐曲。阅兵式结束，朱总司令、聂代总长登上天安门，发表了继续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紧接着是分列式、徒步方队行进演奏《解放军进行曲》；骑兵部队行进演奏《骑兵进行曲》；炮兵部队行进演奏《炮兵进行曲》；坦克部队、飞行大队行进演奏《战车进行曲》和《航空员进行曲》。
最后，联合军乐队纵队向东，至东三座门列队击鼓向天安门前进。到敬礼线奏《解放军进行曲》，总领队行举手礼，副总指挥王建中执旗指挥。到西三座门奏乐毕，全部阅兵结束。
这时乐队由西三座门南侧以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军乐队位置为群众游行演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灯塔》《解放区的天》等。
等到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座门时，为了突出游行的学生，军乐队就停止了演奏。清华的管乐队奏着《团结就是力量》走过天安门。
这时，毛主席等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及观礼台上的观礼者观看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并频频向学生挥手致意。
群众游行结束后，天安门前红墙内外群众欢呼着涌向金水桥边，军乐队则演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乐曲以密集队形走向金水桥边，场面十分热烈，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
“甘当革命的吹鼓手”
开国大典之后，军乐队的演奏得到部队与社会上的好评，全体队员都感到很兴奋。
然而，此后的事情并不那么顺利。
在组建军乐团之后，一些团员对专职演奏军乐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在旧社会，人们办红白喜事时总要找一支鼓吹队。在喜庆的日子里，为了活跃门庭；在送终老人之时为了给人们制造惜别和悲哀气氛，这支鼓吹队就吹出一些乐曲。这些演奏者，就被称为吹鼓手。
吹鼓手在旧社会是底层的行业之一，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是被人瞧不起的。
解放后，人们由于习惯势力、传统观念的束缚，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陈旧的观念。当罗浪在1951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兼总指挥时，他的老父亲来信时说：“老家的乡亲们说你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原来是个吹鼓手。”
军乐团的一些演奏员也看不起自己的工作，有的不敢把自己的职业告诉给家里人，而说是当技术兵；有的给家里写信时，信上的地址也不敢写军乐团，而由驻地老乡转交。
个别干部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军乐团工作，就多次写信要求孩子调离。
上述等等情况，都反映了旧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
然而在50年代每年的五一、国庆节都有在天安门前的欢庆活动，是少不了军乐团的演奏的。
为了更好地完成军乐团的光荣任务，总指挥罗浪提出了“甘当革命的吹鼓手”的口号。他向军乐队员们解释说：技术兵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在军乐团工作同样是为革命工作。自己看得起自己，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从长远观点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进行，这项工作一定会不断发展，社会将需要更多的乐队队员。
后来，不少队员复员后，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技能为社会服务。一些队员在学校里做了音乐教员，中央广播乐团还吸收了不少军乐团的团员。
在耐心说服教育的同时，总指挥罗浪提出把军乐当做一门艺术来看待，加强训练，提高队员的演奏水平，使之逐步为社会所接受。
毛泽东高呼：“军乐队万岁！”
军乐团的成长，离不开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心。而这种关心，正是鼓舞军乐工作者甘心做革命吹鼓手的最根本的动力。
早在1949年夏，晋察冀军区军乐队参加全国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时，为大会仪式进行了演奏。
大会休息时，毛主席走到军乐队前，与军乐队员一一握手。
所有队员都被毛主席这一举动感动得流泪。
1950年国庆一周年时，当联合军乐团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毛主席高呼：“军乐队万岁！”
队员们听了毛主席的话，鼓舞了全体军乐工作者。接着毛主席又为建设一支千人军乐团作了指示：
“我们国家这样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
1956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对文艺工作者发表讲话中指出：现在到机场、车站欢迎外宾，军乐队就很好。它是西洋的，也可以很好地演奏中国乐曲。
毛主席一系列的指示和讲话，体现了中央领导对军乐工作的关怀，也使军乐队员更加珍视自己的工作岗位，更加努力地训练。
周恩来总理也同样十分关心军乐团的工作。
凡是军乐团任务完成得好，总理总是亲自打电话鼓励军乐团的成员；如果任务完成得不理想，同样是亲自打电话询问，使大家亲切地感受到国家领导人对军乐工作的重视。
1951年，有关部门根据毛主席关于中国应有大型军乐团的指示，委派罗浪和王建中等人负责筹备一个千人乐团。
当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经费紧张。聂荣臻同志还是为此拨了旧人民币80亿元来建设军乐团。军乐队用40亿元向捷克斯洛伐克定购了1000件乐器，余下的40亿扩建了营房。乐器于1952年全部到齐，7月10日军乐团以晋察冀军区乐团为基础，扩编为1000人的大型军乐团。
1957年，全军军乐队大整编，军乐团留500人，其余500人分配到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五大军区，每年国庆节庆典时再抽调进京。
以后，每年国庆节前两个月，军乐团就要进行准备。首先分十个大队各自练习，最后合在一起。这属于基础训练。此外，还要配合阅兵部队进行训练。训练时要练习“站功”，经常是一站一个小时。
在演出前，为了保证良好的演奏状况，入场前的那顿饭只吃干面包、馒头，很少喝水。当然，典礼前十分钟可以去厕所方便一下。这时队员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管天安门广场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命令，不能动。
经过严格训练的队员，个个认真按照命令行动。演出时，既演奏了雄壮、威武的进行曲和旋律优美的舞曲，也表现出整齐的队形。
军乐团严格的纪律和高超的演出技巧，受到过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赞扬。
1957年举行国庆庆典时，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对毛主席称赞军乐团说：“他们像生了根一样一动不动。他们像地底下长出来的树一样，站得那么稳。只有像中国这样有纪律的人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此后，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布什，以及德国、奥地利等国总统访华时，都对中国的军乐团赞美有加。
军乐团的出访，也产生了轰动的效果，许多国家称中国军乐团是“最好的”“最受欢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