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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泱泱中华应有新的升旗仪式
这些事情令李玉坤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从1949年的开国大典开始，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已经在风里雨里站了40多年。
4月23日下午，李鹏总理的指示传达下来，方案获准通过。
听到这个命令，国旗班上下都有些着急：“到哪里找这么多人去？”
1991年5月1日清晨，新的升降旗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也是国旗护卫队首次公开亮相。
新的升旗仪式自1991年5月1日诞生后，迎来了数以千万计的海内外群众。
人大代表李玉坤心潮澎湃
他叫李玉坤，是江苏如皋工艺丝毯总厂副厂长，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6年6月，李玉坤随省企业家代表团到美国学习考察时发现，在美国许多重要场所都悬挂着美国国旗。除了在重大的节日或庆典悬挂国旗外，美国的许多公共场所长年摆、挂着星条旗。他还了解到，在洛杉矶的“大学公园”小学，每个教室里都挂有国旗，而且该校每天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升旗时，学生把手放在胸前，口中念道：“我效忠于国旗和美利坚合众国。”
这些事情令李玉坤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想起了一位美籍华人回到如皋，在一家商店买了三面五星红旗，说是准备回到大洋彼岸后分送给他的三个子女，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根在中国。
回国后，他在当年的国庆节那天，在如皋街头竟没看到一面五星红旗。他深深地感到，国民的国旗意识太淡薄了。
这些事情，使李玉坤思潮起伏，强烈的爱国意识和人民代表的责任感，促使他奋笔疾书，写下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尽快制定张挂国旗具体方法的建议”，他向全国人大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强化爱国主义教育，恢复升降国旗仪式，借以唤起和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
他在建议中这样写道：“制作一面五星红旗的代价是有限的，而这在人们心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人民代表的建议，很快写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提案，有关领导非常重视。国旗的使用和仪式，引起了人们更深入的关注。
1990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国旗的法律《国旗法》颁布实施。
这部法律，对国旗的使用、升降、保护等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升挂国旗时，可以举行升旗仪式。举行升旗仪式时，在国旗升起过程中，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并可以奏国歌和唱国歌。
国家教委也专门发文要求在军队和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旗意识。
人民代表的呼声，《国旗法》的颁布实施，加快了改革天安门升降旗仪式的步伐。天安门警卫大队为了一个更加庄严的升降旗仪式的诞生，五易其稿。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也把改造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基座和改进国旗升降仪式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40多岁的旗杆该“离休”了
从1949年的开国大典开始，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已经在风里雨里站了40多年，这支旗杆的确有些累了，也有些老了，它该退下来好好“休息”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40多年来，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场东、西两侧高大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建起来了，广场中央修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街也得到了拓宽。天安门广场成为独一无二的大广场。
22米高的旧旗杆，站在宽阔的广场上，显得不够威武，不具震撼力。
1991年2月23日，修建新的国旗杆基座工程在天安门广场破土动工，改建工程由天安门管理委员会负责实施。
国旗班全体战士向老旗杆举行了告别仪式。
不久，在天安门广场屹立了42年的老旗杆被迁到中国革命博物馆西门外，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北京建筑设计院承担了天安门国旗基座及新旗杆的设计任务，高级工程师李国胜是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
他介绍了吊装新旗杆的情景――
4月15日，当最后一缕阳光在天安门红墙根消失的时候，两台重型吊车开始为广场吊装新国旗旗杆。新旗杆是首钢职工用四节无缝碳素钢管焊接而成的。总长32.6米（含埋入地下部分），重7吨。在旗杆表面喷涂防腐材料时，需要一边转动一边喷，才能保证厚薄均匀。为了让旗杆旋转起来，首钢工人还专门设计一套旋转机器设备。
首钢冶金机械厂负责铸造旗杆顶端的不锈钢圆球，他们派出几路人马，把铸造所需的30多种辅料一一配齐。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同样的圆球一共铸出七个，然后选出一个最好的装在旗杆顶部。正式吊装十分顺利，仅仅40分钟，旗杆就准确就位。
李国胜说，新旗杆无论在制作还是安装方面，其垂直度都远远高于设计标准。
新旧旗杆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改建后的国旗杆基座平面为三层，内层为边长各6米、高45厘米的正方形汉白玉平台，四周是80厘米高的汉白玉栏杆，四面各有2米宽出入通道。基座中心是30米高的银灰色国旗杆，顶端为黄色。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2米多宽的赭色花岗岩石带，象征“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5米宽的绿化带，绿草四季常青不衰，象征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国旗基座四周是56个金黄色铜制隔离墩连成的护栏，象征56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国旗下。
此外，修建新旗杆时还配套安装了先进的升降机电设备和同步播放国歌的扩音系统，改进了悬挂国旗的机关。
升降旗的按钮安装在旗杆上离地近1.5米的地方，平时用小铁门盖着，升降旗时打开。红钮升旗，绿钮降旗。旗绳上装了两个挂钩，可以很容易地将国旗挂上去并固定好。
国旗基座的正下方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地下室，从国旗杆基座内层东侧可以下到地下室，地下室里安装的就是保证每天国旗顺利升起的电机系统，一套工作，一套备用，以保障每天的仪式万无一失。平日没有乐队现场演奏时，升旗手按动升旗红钮后，国歌在国旗上升的时候同时奏响。细心的群众可能已注意到，在国旗基座的边上装有几台空调的室外机，不过那绝不是给国旗护卫队战士用的，装空调是为了调节地下室的空气，以保障升旗设备的正常运行。
1993年10月，天安门国旗基座边上又多了两个高科技的电子显示屏，那是北京航空大学电子工程系的专家们为方便群众观看国旗升降仪式而研制的。两台高1.2米、宽0.8米的电子显示屏各由近6万只发光管组成，其专门设计能保证在白天的强光环境中仍能清楚地看到显示的升降旗时间。专家们将北京天文台计算出的2000年之前北京地区的日出日落时间编程输入，以保证所显示时间的准确性。
最后是李鹏总理拍了板
庄严、大方、设备齐全的新旗杆落成了，这给担负升旗任务的武警战士带来了鼓舞，他们不用再从旗杆基座的栏杆上爬过去了，但这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为了与扩建后的国旗基座相协调，他们必须设计出一个更完美、更规范、更能表达亿万炎黄子孙心愿的升降旗仪式，编排出能真正与泱泱大国的历史文明相适应的国旗升降仪式。
早在国旗基座改建过程中，北京市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就多次邀请武警北京总队和天安门警卫支队的同志去观看新旗杆基座的模型，讨论如何编排一套更完美庄严的升降旗仪式。
天安门警卫大队为此五易其稿，设想了八套方案，最后选定一套由12人组成的队列。前面是擎旗手和两名护旗手，之后是带队警官一名，然后是八名排成两排的护卫士兵。警官佩带手枪，护旗手手握冲锋枪，护卫士兵则肩扛“五六”式步枪。为了体现国家的威严，要求每一个战士做每一个动作都要干净利索，不能拖泥带水，而且做每一个动作时，目光都要正视前方，不能有丝毫游移。
他们据此将队伍行进、升降旗动作拍成录像片，呈送各方面领导征求意见。
1991年4月9日，《关于天安门广场国旗举行新的升（降）旗仪式的请示报告》呈送给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很快给予了具体指示：
（1）平时升旗应由齐步改为正步；
（2）护旗队员应增加一点；
（3）军乐队队员再增多些。
根据这个意见，天安门警卫大队决定12人的升旗仪式扩编为36人。前面是擎旗手1名，护旗手2名，护旗手怀抱冲锋枪；领队警官1名，佩带手枪；护旗兵32名，肩扛“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成四列八排行进。
新的升降旗仪式分为节日和平日两套方案，平日升旗时，同步播放国歌的录音。每月逢旬的第一天和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升旗时，则由60名军乐队员随国旗护卫队一起从天安门城楼出发，护旗队迈步时，由军乐队行进演奏《歌唱祖国》乐曲，升旗时奏《义勇军进行曲》。
接着，关于新的国旗升降仪式的报告飞速呈送到中南海，日理万机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仔细审阅了这份饱含着千百万人热望的报告。
4月23日下午，李鹏总理的指示传达下来，方案获准通过。有关部门决定从1991年5月1日起启用新的升旗仪式。
国旗护卫队正式组建
新仪式启用之后不久，原天安门“国旗班”改编为武警天安门警卫支队国旗护卫队。
1991年4月19日，国旗班接到上级通知：12个人的规模仍然偏小，要扩编为36人。
听到这个命令，国旗班上下都有些着急：“到哪里找这么多人去？”
时任国旗护卫队指导员的谢辉回忆说：
掐指算起来，当时距“五一”节启用新仪式只有11天了。
紧张的挑选国旗护卫队队员的工作开始了。
说起来，现在的国旗护卫队战士真可算是“百里挑一”。
不仅要求身高都在1.78米以上，体重适中，容貌端正，具有高中文化程度，而且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过硬的军事本领。据了解，每年北京武警一总队招收的新兵万余名，经过层层筛选，只有30多人能进入国旗护卫队。
然而，当时国旗班只有12人，要在10天之内组建这个高标准的队伍，谈何容易？
天安门武警大队行动起来了，北京武警一总队也发动其他部队一起行动，选人工作一路绿灯，终于找到了符合条件的人选。
这时距即将来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不足一个星期。
护卫队开始了强化训练。训练的目标是行进的队伍要横看成行、纵观成列，动作仪容完全协调，做到臂幅一致，步幅一致，间距一致，目光一致，还要求32名护旗兵到国旗基座南侧一齐立定、转体、下枪、行持枪礼时必须动作一致，发出同一个声音。
而刚刚选来的战士有的站姿欠佳，有的双腿并不拢，有的两肩不平。
平时佩带惯了手枪，突然要把“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列队，而且3.7公斤重的枪在手中必须运用自如，干净利落，不能拖泥带水，每个动作都必须准确无误，枪身也不能颤动，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刚开始训练时，几乎次次失败，不是有人慢了，就是有人快了。
但战士们是勇敢顽强的。腿并不拢的战士把自己的腿绑在木板上，双肩不平的，背靠墙练站立，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训练是超负荷的，用谢辉的话说，“那时的训练近乎残酷”。
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训练，有几次甚至“连轴转”，以至于训练间歇，大家坐在原地休息时，几分钟的时间便能睡着，几天下来，战士们的脚踢肿了，手被枪托磨破了，体重也轻了。
最后，战士们才达到了近乎苛刻的要求，迎来了新仪式首次启用的盛典。
第一位国旗护卫队擎旗手王俊华也经历了近似残酷的站立训练。由于国旗护卫队刚刚组建，挑选护卫队战士的余地很小，只有身高1.93米的王俊华可以担负擎旗手这一重任。
1991年4月13日，王俊华开始接受站姿强化训练。因为时间很紧，5月1日就要实行新的升旗仪式，上级领导要求王俊华在36小时内达到标准。
4月14日晚上9时半，营地熄灯之后，王俊华悄悄地来到训练场上。他深知，作为最受人注目的国旗卫士擎旗手，一举一动都涉及到整个护卫队的形象，关系国旗的神圣和尊严，他必须训练达到最标准的军姿要求。
王俊华决心强化训练站功，争取站到天明。
他贴着画有水平线的墙根站立着。四周除了故宫城墙和树叶缝中洒漏的月影之外，显得空空荡荡，只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在吟唱着。
这位国旗卫士凭着对国旗的热爱整整站立了一个晚上，其间摔倒六次。当第二天早上战友们告知他已经站了八个小时之后，王俊华想迈步，但双腿已不能弯曲，他想扶着围墙，但垂得肿胀的手竟无法抬起来，最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就这样，原定36小时站立训练，王俊华只用了28小时就完成了。
为练好正步，王俊华背着十字形木架，以保证上体正直，衣领上别着大斗针，脖子稍歪一点，针就扎进皮肤，钻心的疼。两条腿上各捆一个2.5公斤重的沙袋，以保证在正常行进中踢腿如风……
最关键的是扛旗训练，旗杆长3.3米，重7.5公斤，一上肩就是进行训练60分钟。旗杆压着右肩，使他身体难以平衡，刚开始他连齐步都走得不太好，更不用说走正步了。
为了保证旗杆的稳固性，他用右手使劲攥住旗杆，一分钟、两分钟……每次训练之后，他的右肩都会磨出血泡，肩上出现血斑，握旗杆的手虎口半天张不开合不拢，因为手已经麻木得太久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国旗护卫队第一任擎旗手王俊华，终于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10万群众见证的庄严时刻
1991年5月1日清晨，新的升降旗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也是国旗护卫队首次公开亮相。
这天凌晨，首都上空的夜幕还未完全拉开，天安门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10多万群众在共同等待一个庄严的时刻，新的升国旗仪式即将举行。
国务委员罗干等国家领导人，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一早便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各界群众一起，静静等候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据悉，大约有10万名得知天安门升旗仪式改革消息的群众专门赶来目睹这一盛大的仪式。
来了。36名气宇轩昂的武警官兵，肩托钢枪，身着礼宾服，脚穿马靴，擎着共和国鲜艳的五星红旗，迈着雄健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的拱形大门准时走出。
擎旗手王俊华肩扛国旗居中，两侧是两名护旗手。那天的带队警官是谢辉，他率领32名护旗兵紧随其后。由60人组成的军乐队压阵。
在《歌唱祖国》旋律的伴奏下，队伍走下金水桥，迈着正步走向国旗基座，行举枪礼。5时14分，太阳的上边沿儿与地平线相遇的刹那间，升旗手分秒不差地按动电钮，2分07秒之后，国旗升至旗杆顶端。
在这个时刻，天安门广场一派庄严肃穆。人们深情地注视着飘扬的五星红旗，心潮随着军乐队奏起的《义勇军进行曲》起起伏伏。
这样的场面，这样的旋律，也许人们并不陌生，但置身在这样的氛围中，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不论是少数民族的兄弟，还是从国外归来的华侨；不分民族、不分职业、不分年龄的人们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在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中，找到一个共同的心灵交点――作为炎黄子孙的骄傲和自豪。
升旗仪式结束了，人们依旧沉浸在这神圣庄严、激动难忘的氛围中，久久不愿离去。笔者有幸结识了解放军某部的副政委李庆中，他对笔者说道：“我是第一次来北京，也是第一次看升旗，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时，好像听到祖国前进的脚步声，心里产生了一种催人奋进的使命感。”
家住安定门的57岁的张大娘由女儿陪着看完了升旗。她说：“我早就想来看看当年毛主席升起的五星红旗，今天愿望终于实现了。”
上午8时，阳光普照，天气晴朗。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仍然停留着一些恋恋不舍的观旗者。
笔者信步走到故宫门外的国旗护卫队驻地，见到了刚刚换装的带队警官谢辉。
谈到第一次带队升旗的感受时，他说：“我当时浑身直抖，又兴奋，又紧张，生怕‘砸锅’。”
新仪式表达了祖国的尊严
新的升旗仪式自1991年5月1日诞生后，迎来了数以千万计的海内外群众。天安门前国旗杆下这块地方，成了亿万龙的传人最神往的地方，好似麦加圣地对于穆斯林民族，玛旁雍措湖对于佛教信众，这里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惦记着的地方。据北京市旅游部门统计资料表明，到天安门广场看升降国旗，已经成为众多旅游团设计旅游日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每年约有300万的海内外群众前来观看五星红旗的升降仪式。
1993年10月1日，国旗护卫队更换了服装和设备。帽子换为武警校官大檐帽，帽檐上镶嵌银灰色金属橄榄枝花纹；上衣服装外沿领口镶嵌红色牙线，上衣与裤子的装饰线及武装带分别加宽；统一着马靴穿马裤；领队指挥员佩带指挥战刀；护旗队员一律使用特制的镀铬礼宾用枪。担负着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仪式奏乐任务的武警北京一总队军乐团也随之更换了服装。国旗卫士们的形象更加引人注目。目前这里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首都一个特殊景点，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誉。
长年在海外居住的易之老先生曾经撰文表达过他对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仪式的理解，他的话语说出了所有观旗的中国人的感受。他说：“一个夜尽之后的朦胧之晨，升国旗仪式能引来数十万之众，该是北京的绝世之最。在欧洲，王宫前、纪念碑下，传统悠久、并颇具观赏价值的换岗仪式，往往最吸引人，但为观景付出披星戴月、站上小半夜的代价，则从未听说过。因此，天安门这一现象本身带有中国特色。”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观赏效应”反映了中国社会总体上积极向上的心态，即对国家的未来抱有信心。尽管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人们普遍相信明天的生活会比今天的生活更好，整个社会面对希望。而从国旗护卫队战士挺拔向上的军姿和大方得体的仪式表演上，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种希望。
不少学者认为，国旗升降仪式的改革和国旗护卫队的组建激发了许多群众的爱国潜意识。人们对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高度热情，亦反映出社会与国家政治的契合。天安门广场和五星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统一的象征，群众能自发地到这里来观看升降旗仪式，也表明了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愿意在祖国的大家庭中荣辱与共。每天清晨，当国旗护卫队拥着国旗走出天安门城楼时，看升旗的黑压压一片人群犹如一幅巨大的浮雕，没有一点声响，但是从人们肃穆庄严的眼神中，却分明可以看到心在抖动，血在涌流，一种心潮澎湃的感情在流动。在这里，每个中国人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祖国。
从1949年的开国大典开始，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已经在风里雨里站了40多年。
4月23日下午，李鹏总理的指示传达下来，方案获准通过。
听到这个命令，国旗班上下都有些着急：“到哪里找这么多人去？”
1991年5月1日清晨，新的升降旗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也是国旗护卫队首次公开亮相。
新的升旗仪式自1991年5月1日诞生后，迎来了数以千万计的海内外群众。
人大代表李玉坤心潮澎湃
他叫李玉坤，是江苏如皋工艺丝毯总厂副厂长，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6年6月，李玉坤随省企业家代表团到美国学习考察时发现，在美国许多重要场所都悬挂着美国国旗。除了在重大的节日或庆典悬挂国旗外，美国的许多公共场所长年摆、挂着星条旗。他还了解到，在洛杉矶的“大学公园”小学，每个教室里都挂有国旗，而且该校每天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升旗时，学生把手放在胸前，口中念道：“我效忠于国旗和美利坚合众国。”
这些事情令李玉坤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想起了一位美籍华人回到如皋，在一家商店买了三面五星红旗，说是准备回到大洋彼岸后分送给他的三个子女，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根在中国。
回国后，他在当年的国庆节那天，在如皋街头竟没看到一面五星红旗。他深深地感到，国民的国旗意识太淡薄了。
这些事情，使李玉坤思潮起伏，强烈的爱国意识和人民代表的责任感，促使他奋笔疾书，写下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尽快制定张挂国旗具体方法的建议”，他向全国人大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强化爱国主义教育，恢复升降国旗仪式，借以唤起和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
他在建议中这样写道：“制作一面五星红旗的代价是有限的，而这在人们心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人民代表的建议，很快写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提案，有关领导非常重视。国旗的使用和仪式，引起了人们更深入的关注。
1990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国旗的法律《国旗法》颁布实施。
这部法律，对国旗的使用、升降、保护等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升挂国旗时，可以举行升旗仪式。举行升旗仪式时，在国旗升起过程中，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并可以奏国歌和唱国歌。
国家教委也专门发文要求在军队和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旗意识。
人民代表的呼声，《国旗法》的颁布实施，加快了改革天安门升降旗仪式的步伐。天安门警卫大队为了一个更加庄严的升降旗仪式的诞生，五易其稿。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也把改造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基座和改进国旗升降仪式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40多岁的旗杆该“离休”了
从1949年的开国大典开始，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已经在风里雨里站了40多年，这支旗杆的确有些累了，也有些老了，它该退下来好好“休息”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40多年来，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场东、西两侧高大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建起来了，广场中央修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街也得到了拓宽。天安门广场成为独一无二的大广场。
22米高的旧旗杆，站在宽阔的广场上，显得不够威武，不具震撼力。
1991年2月23日，修建新的国旗杆基座工程在天安门广场破土动工，改建工程由天安门管理委员会负责实施。
国旗班全体战士向老旗杆举行了告别仪式。
不久，在天安门广场屹立了42年的老旗杆被迁到中国革命博物馆西门外，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北京建筑设计院承担了天安门国旗基座及新旗杆的设计任务，高级工程师李国胜是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
他介绍了吊装新旗杆的情景――
4月15日，当最后一缕阳光在天安门红墙根消失的时候，两台重型吊车开始为广场吊装新国旗旗杆。新旗杆是首钢职工用四节无缝碳素钢管焊接而成的。总长32.6米（含埋入地下部分），重7吨。在旗杆表面喷涂防腐材料时，需要一边转动一边喷，才能保证厚薄均匀。为了让旗杆旋转起来，首钢工人还专门设计一套旋转机器设备。
首钢冶金机械厂负责铸造旗杆顶端的不锈钢圆球，他们派出几路人马，把铸造所需的30多种辅料一一配齐。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同样的圆球一共铸出七个，然后选出一个最好的装在旗杆顶部。正式吊装十分顺利，仅仅40分钟，旗杆就准确就位。
李国胜说，新旗杆无论在制作还是安装方面，其垂直度都远远高于设计标准。
新旧旗杆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改建后的国旗杆基座平面为三层，内层为边长各6米、高45厘米的正方形汉白玉平台，四周是80厘米高的汉白玉栏杆，四面各有2米宽出入通道。基座中心是30米高的银灰色国旗杆，顶端为黄色。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2米多宽的赭色花岗岩石带，象征“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5米宽的绿化带，绿草四季常青不衰，象征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国旗基座四周是56个金黄色铜制隔离墩连成的护栏，象征56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国旗下。
此外，修建新旗杆时还配套安装了先进的升降机电设备和同步播放国歌的扩音系统，改进了悬挂国旗的机关。
升降旗的按钮安装在旗杆上离地近1.5米的地方，平时用小铁门盖着，升降旗时打开。红钮升旗，绿钮降旗。旗绳上装了两个挂钩，可以很容易地将国旗挂上去并固定好。
国旗基座的正下方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地下室，从国旗杆基座内层东侧可以下到地下室，地下室里安装的就是保证每天国旗顺利升起的电机系统，一套工作，一套备用，以保障每天的仪式万无一失。平日没有乐队现场演奏时，升旗手按动升旗红钮后，国歌在国旗上升的时候同时奏响。细心的群众可能已注意到，在国旗基座的边上装有几台空调的室外机，不过那绝不是给国旗护卫队战士用的，装空调是为了调节地下室的空气，以保障升旗设备的正常运行。
1993年10月，天安门国旗基座边上又多了两个高科技的电子显示屏，那是北京航空大学电子工程系的专家们为方便群众观看国旗升降仪式而研制的。两台高1.2米、宽0.8米的电子显示屏各由近6万只发光管组成，其专门设计能保证在白天的强光环境中仍能清楚地看到显示的升降旗时间。专家们将北京天文台计算出的2000年之前北京地区的日出日落时间编程输入，以保证所显示时间的准确性。
最后是李鹏总理拍了板
庄严、大方、设备齐全的新旗杆落成了，这给担负升旗任务的武警战士带来了鼓舞，他们不用再从旗杆基座的栏杆上爬过去了，但这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为了与扩建后的国旗基座相协调，他们必须设计出一个更完美、更规范、更能表达亿万炎黄子孙心愿的升降旗仪式，编排出能真正与泱泱大国的历史文明相适应的国旗升降仪式。
早在国旗基座改建过程中，北京市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就多次邀请武警北京总队和天安门警卫支队的同志去观看新旗杆基座的模型，讨论如何编排一套更完美庄严的升降旗仪式。
天安门警卫大队为此五易其稿，设想了八套方案，最后选定一套由12人组成的队列。前面是擎旗手和两名护旗手，之后是带队警官一名，然后是八名排成两排的护卫士兵。警官佩带手枪，护旗手手握冲锋枪，护卫士兵则肩扛“五六”式步枪。为了体现国家的威严，要求每一个战士做每一个动作都要干净利索，不能拖泥带水，而且做每一个动作时，目光都要正视前方，不能有丝毫游移。
他们据此将队伍行进、升降旗动作拍成录像片，呈送各方面领导征求意见。
1991年4月9日，《关于天安门广场国旗举行新的升（降）旗仪式的请示报告》呈送给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很快给予了具体指示：
（1）平时升旗应由齐步改为正步；
（2）护旗队员应增加一点；
（3）军乐队队员再增多些。
根据这个意见，天安门警卫大队决定12人的升旗仪式扩编为36人。前面是擎旗手1名，护旗手2名，护旗手怀抱冲锋枪；领队警官1名，佩带手枪；护旗兵32名，肩扛“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成四列八排行进。
新的升降旗仪式分为节日和平日两套方案，平日升旗时，同步播放国歌的录音。每月逢旬的第一天和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升旗时，则由60名军乐队员随国旗护卫队一起从天安门城楼出发，护旗队迈步时，由军乐队行进演奏《歌唱祖国》乐曲，升旗时奏《义勇军进行曲》。
接着，关于新的国旗升降仪式的报告飞速呈送到中南海，日理万机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仔细审阅了这份饱含着千百万人热望的报告。
4月23日下午，李鹏总理的指示传达下来，方案获准通过。有关部门决定从1991年5月1日起启用新的升旗仪式。
国旗护卫队正式组建
新仪式启用之后不久，原天安门“国旗班”改编为武警天安门警卫支队国旗护卫队。
1991年4月19日，国旗班接到上级通知：12个人的规模仍然偏小，要扩编为36人。
听到这个命令，国旗班上下都有些着急：“到哪里找这么多人去？”
时任国旗护卫队指导员的谢辉回忆说：
掐指算起来，当时距“五一”节启用新仪式只有11天了。
紧张的挑选国旗护卫队队员的工作开始了。
说起来，现在的国旗护卫队战士真可算是“百里挑一”。
不仅要求身高都在1.78米以上，体重适中，容貌端正，具有高中文化程度，而且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过硬的军事本领。据了解，每年北京武警一总队招收的新兵万余名，经过层层筛选，只有30多人能进入国旗护卫队。
然而，当时国旗班只有12人，要在10天之内组建这个高标准的队伍，谈何容易？
天安门武警大队行动起来了，北京武警一总队也发动其他部队一起行动，选人工作一路绿灯，终于找到了符合条件的人选。
这时距即将来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不足一个星期。
护卫队开始了强化训练。训练的目标是行进的队伍要横看成行、纵观成列，动作仪容完全协调，做到臂幅一致，步幅一致，间距一致，目光一致，还要求32名护旗兵到国旗基座南侧一齐立定、转体、下枪、行持枪礼时必须动作一致，发出同一个声音。
而刚刚选来的战士有的站姿欠佳，有的双腿并不拢，有的两肩不平。
平时佩带惯了手枪，突然要把“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列队，而且3.7公斤重的枪在手中必须运用自如，干净利落，不能拖泥带水，每个动作都必须准确无误，枪身也不能颤动，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刚开始训练时，几乎次次失败，不是有人慢了，就是有人快了。
但战士们是勇敢顽强的。腿并不拢的战士把自己的腿绑在木板上，双肩不平的，背靠墙练站立，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训练是超负荷的，用谢辉的话说，“那时的训练近乎残酷”。
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训练，有几次甚至“连轴转”，以至于训练间歇，大家坐在原地休息时，几分钟的时间便能睡着，几天下来，战士们的脚踢肿了，手被枪托磨破了，体重也轻了。
最后，战士们才达到了近乎苛刻的要求，迎来了新仪式首次启用的盛典。
第一位国旗护卫队擎旗手王俊华也经历了近似残酷的站立训练。由于国旗护卫队刚刚组建，挑选护卫队战士的余地很小，只有身高1.93米的王俊华可以担负擎旗手这一重任。
1991年4月13日，王俊华开始接受站姿强化训练。因为时间很紧，5月1日就要实行新的升旗仪式，上级领导要求王俊华在36小时内达到标准。
4月14日晚上9时半，营地熄灯之后，王俊华悄悄地来到训练场上。他深知，作为最受人注目的国旗卫士擎旗手，一举一动都涉及到整个护卫队的形象，关系国旗的神圣和尊严，他必须训练达到最标准的军姿要求。
王俊华决心强化训练站功，争取站到天明。
他贴着画有水平线的墙根站立着。四周除了故宫城墙和树叶缝中洒漏的月影之外，显得空空荡荡，只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在吟唱着。
这位国旗卫士凭着对国旗的热爱整整站立了一个晚上，其间摔倒六次。当第二天早上战友们告知他已经站了八个小时之后，王俊华想迈步，但双腿已不能弯曲，他想扶着围墙，但垂得肿胀的手竟无法抬起来，最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就这样，原定36小时站立训练，王俊华只用了28小时就完成了。
为练好正步，王俊华背着十字形木架，以保证上体正直，衣领上别着大斗针，脖子稍歪一点，针就扎进皮肤，钻心的疼。两条腿上各捆一个2.5公斤重的沙袋，以保证在正常行进中踢腿如风……
最关键的是扛旗训练，旗杆长3.3米，重7.5公斤，一上肩就是进行训练60分钟。旗杆压着右肩，使他身体难以平衡，刚开始他连齐步都走得不太好，更不用说走正步了。
为了保证旗杆的稳固性，他用右手使劲攥住旗杆，一分钟、两分钟……每次训练之后，他的右肩都会磨出血泡，肩上出现血斑，握旗杆的手虎口半天张不开合不拢，因为手已经麻木得太久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国旗护卫队第一任擎旗手王俊华，终于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10万群众见证的庄严时刻
1991年5月1日清晨，新的升降旗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也是国旗护卫队首次公开亮相。
这天凌晨，首都上空的夜幕还未完全拉开，天安门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10多万群众在共同等待一个庄严的时刻，新的升国旗仪式即将举行。
国务委员罗干等国家领导人，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一早便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各界群众一起，静静等候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据悉，大约有10万名得知天安门升旗仪式改革消息的群众专门赶来目睹这一盛大的仪式。
来了。36名气宇轩昂的武警官兵，肩托钢枪，身着礼宾服，脚穿马靴，擎着共和国鲜艳的五星红旗，迈着雄健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的拱形大门准时走出。
擎旗手王俊华肩扛国旗居中，两侧是两名护旗手。那天的带队警官是谢辉，他率领32名护旗兵紧随其后。由60人组成的军乐队压阵。
在《歌唱祖国》旋律的伴奏下，队伍走下金水桥，迈着正步走向国旗基座，行举枪礼。5时14分，太阳的上边沿儿与地平线相遇的刹那间，升旗手分秒不差地按动电钮，2分07秒之后，国旗升至旗杆顶端。
在这个时刻，天安门广场一派庄严肃穆。人们深情地注视着飘扬的五星红旗，心潮随着军乐队奏起的《义勇军进行曲》起起伏伏。
这样的场面，这样的旋律，也许人们并不陌生，但置身在这样的氛围中，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不论是少数民族的兄弟，还是从国外归来的华侨；不分民族、不分职业、不分年龄的人们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在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中，找到一个共同的心灵交点――作为炎黄子孙的骄傲和自豪。
升旗仪式结束了，人们依旧沉浸在这神圣庄严、激动难忘的氛围中，久久不愿离去。笔者有幸结识了解放军某部的副政委李庆中，他对笔者说道：“我是第一次来北京，也是第一次看升旗，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时，好像听到祖国前进的脚步声，心里产生了一种催人奋进的使命感。”
家住安定门的57岁的张大娘由女儿陪着看完了升旗。她说：“我早就想来看看当年毛主席升起的五星红旗，今天愿望终于实现了。”
上午8时，阳光普照，天气晴朗。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仍然停留着一些恋恋不舍的观旗者。
笔者信步走到故宫门外的国旗护卫队驻地，见到了刚刚换装的带队警官谢辉。
谈到第一次带队升旗的感受时，他说：“我当时浑身直抖，又兴奋，又紧张，生怕‘砸锅’。”
新仪式表达了祖国的尊严
新的升旗仪式自1991年5月1日诞生后，迎来了数以千万计的海内外群众。天安门前国旗杆下这块地方，成了亿万龙的传人最神往的地方，好似麦加圣地对于穆斯林民族，玛旁雍措湖对于佛教信众，这里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惦记着的地方。据北京市旅游部门统计资料表明，到天安门广场看升降国旗，已经成为众多旅游团设计旅游日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每年约有300万的海内外群众前来观看五星红旗的升降仪式。
1993年10月1日，国旗护卫队更换了服装和设备。帽子换为武警校官大檐帽，帽檐上镶嵌银灰色金属橄榄枝花纹；上衣服装外沿领口镶嵌红色牙线，上衣与裤子的装饰线及武装带分别加宽；统一着马靴穿马裤；领队指挥员佩带指挥战刀；护旗队员一律使用特制的镀铬礼宾用枪。担负着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仪式奏乐任务的武警北京一总队军乐团也随之更换了服装。国旗卫士们的形象更加引人注目。目前这里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首都一个特殊景点，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誉。
长年在海外居住的易之老先生曾经撰文表达过他对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仪式的理解，他的话语说出了所有观旗的中国人的感受。他说：“一个夜尽之后的朦胧之晨，升国旗仪式能引来数十万之众，该是北京的绝世之最。在欧洲，王宫前、纪念碑下，传统悠久、并颇具观赏价值的换岗仪式，往往最吸引人，但为观景付出披星戴月、站上小半夜的代价，则从未听说过。因此，天安门这一现象本身带有中国特色。”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观赏效应”反映了中国社会总体上积极向上的心态，即对国家的未来抱有信心。尽管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人们普遍相信明天的生活会比今天的生活更好，整个社会面对希望。而从国旗护卫队战士挺拔向上的军姿和大方得体的仪式表演上，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种希望。
不少学者认为，国旗升降仪式的改革和国旗护卫队的组建激发了许多群众的爱国潜意识。人们对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高度热情，亦反映出社会与国家政治的契合。天安门广场和五星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统一的象征，群众能自发地到这里来观看升降旗仪式，也表明了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愿意在祖国的大家庭中荣辱与共。每天清晨，当国旗护卫队拥着国旗走出天安门城楼时，看升旗的黑压压一片人群犹如一幅巨大的浮雕，没有一点声响，但是从人们肃穆庄严的眼神中，却分明可以看到心在抖动，血在涌流，一种心潮澎湃的感情在流动。在这里，每个中国人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