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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故宫门外的国旗护卫队驻地
屋外挨着筒子河，百年老河滋养出来的蚊子特别“能冲善战”。
王金耀说，就是这样的老屋，迎接了国旗班的七茬新兵。
国旗护卫队的正式名称应该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一总队第十四支队六中队”，是武警部队的一个连级单位。
时间长了，鸽子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他们有一首《国旗护卫队队歌》，战士们每次唱起它，总是满怀深情。
筒子河边的老营房
国旗护卫队的前身国旗班刚刚组建时，驻营地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个驻营地是从国旗护卫队成立时才正式由北京市有关部门划归使用的。
现任国旗护卫队队长的王金耀1988年入伍时，便到了当时的国旗班，他也是现在国旗护卫队中惟一经历过国旗班阶段的国旗卫士。
他仔细回忆了他所了解的当时国旗班驻地情况。
他说，当时国旗班的驻地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西北角，挨着筒子河，条件十分简陋。院内没有灯，战士们只能看到低矮的平房内微弱的灯光。房顶上长满了很高的茅草。简陋拥挤的屋子里被一个砖砌的火炉占去1/4的空间，四周的墙皮都已基本脱落。
低矮的门框使高大的战士不得不低头而入，睡在上铺的战士，一起身就会“顶天立地”。战士张健秋复员时，额头上还留着一条清晰的疤痕。这个高1.85米的北方汉子，每次进这低矮的小屋，都得“低三下四”。一天夜里下哨回驻地，迷迷糊糊直往里走，额头重重地撞在门框上，血流不止，伤口一共缝了七针。
四周的门窗玻璃也已破碎不全。战士们在屋里行动总是很小心，怕碰掉墙皮。地得天天扫，每天都能在屋里扫出一小堆土。那个巨大的火炉，并未因它的巨大而释放充足的热源，战士们几次欲将炉火调旺，可捅来捅去，火炉还是半死不活。
夏天也麻烦，每到雨季，墙角裂缝的地方就得贴上“预警纸”，纸一裂说明房子有危险。尤其是雨夜，警卫哨必须打着手电不停地围着老屋转，以防出现险情，半点不敢马虎，战士们睡觉也不敢脱衣服。
1985年的夏天，一场大雨后，老屋严重倾斜，工人文化宫迅速派来抢险队，在老屋后墙上斜着打上了六根粗圆木做支撑，老屋才没有倒下。
夏天屋里闷热，呆一会就大汗淋漓，而且只能摇扇子驱暑消汗。整个驻地只有一个小龙头，上厕所要走老远。
屋外挨着筒子河，百年老河滋养出来的蚊子特别“能冲善战”。每至傍晚便嗡嗡作响，逼着战士们往蚊帐中钻。那时经常能见到战士们的胳膊上有一溜红红的疙瘩。
王金耀说，就是这样的老屋，迎接了国旗班的七茬新兵。
驻地一共只有三个门
从北到南，护卫队驻地营房一共只有三个门。
最北边的门内是护卫队的荣誉室和连部办公室。走进挂有塑料门帘的门内，迎面更可看见墙上的部队介绍。一面巨大的国旗铺底，上面写着八个金色的大字“护卫国旗，重于生命”。荣誉室内陈列了这支部队组建、发展、壮大的过程，照片和文字资料把三面墙铺得满满的。荣誉室也兼作会议室。荣誉室里面还有两间房，一间是通讯员值班的，放有两张床，一张桌子，一部电台，一部电话；另一间是队长和指挥员办公和值班的地方。
从荣誉室出来沿走廊往南，便能看到一排四面大镜子，每天早上和傍晚，国旗护卫队员出去执行升降旗和护旗任务之前，都要在这里认真整理好服装。再往南，便进入第二个门，这是国旗护卫队一排（即一至四班）的营房，里面整齐地横放着20多张双层的行军床，床头是洗脸盆架。隔几张床就放有一个大木柜，那是战士们挂升降旗专用礼服用的。整个房间显得十分拥挤，但是挤而不乱，每张床上，都整齐地放着叠得像方砖似的被子，在床头放着战士们的帽子和武装带，所有的帽子和武装带都放在同一个位置，看上去整齐得像一条直线。
再往南，是第三个门，里面住的是国旗护卫队的二排（即六至九班），里面的景象与一排营房完全相同。
在一二排中间的走廊，安放着一面立式的敬意旗。敬意旗上方的房檐下，横挂一块白底黑字的匾额，上书“武警天安门警卫支队国旗护卫队”，二排外面的走廊外，架着四块宣传黑板，黑板上方是一块红色的匾额，上面刻着八个金色大字“护我国旗，壮我国威”。
在营房前的训练场上，安放着四副双杠，两副单杠。训练场中间有一棵百年柳树，上面悬挂着一根铁杆，那是升旗手训练打旗和甩旗的地方。在柳树下是一间简易房，是战士们洗漱的地方。
此外，国旗护卫队的五班单独驻扎在天安门后面西侧的一间平房内，在天安门城楼后面的小广场北端，有一个高高大大的铁皮棚子，那里存放着毛泽东、孙中山等人的画像，每天在广场上升起降落的国旗就放在这些画像的东边，那里有一个专门用来存放国旗的高大柜子。
另有一个炊事班驻在故宫西边的中山公园内，负责国旗卫士的每日三餐。
鸽子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
自从国旗班对社会开放后，不知有多少人到这小屋来过，从普通老百姓到市长，从士兵到将军，从一般干部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这儿如果没有人领路，很多人以为走错了地方，因为他们眼前的老屋与他们想象的相差太远，与战士们所从事的事业反差太大。
北京市无臂书法家刘京山，看完国旗班的驻地后，饱含激情，用嘴咬住笔写下了八个大字：“身居陋室，精忠报国！”现在老驻地没有了，但老国旗班战士身上那种“身居陋室，精忠报国”的精神在国旗护卫队战士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国旗护卫队的官兵们现在住在看似高大的东朝房内其实并不舒服，因为房子是古建筑，只能按现状居住，不能进行任何装饰或装修改造。冬天，高5米多的房子关不住风，古建筑的菱花窗变形走样的不少，无法关严，冷风便长驱直入。夏天这里湿气很重，地面上是湿的，墙皮上到处渗水珠。战士们住在里面又闷又热。
每天，战士们的训练与外面热闹的商业场面形成鲜明的反差。当来往的游客透过悬挂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到店铺后面一丝不苟地在训练军姿的护卫队战士，都会觉得眼前一亮。战士们在这样喧闹的环境中，似乎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到，只是专心地走着自己的正步。很多游客说，看国旗护卫队战士训练，应该列为故宫游览的一个景点，只是这个景点是完全免费的。
有人说，在现在的故宫游览区，国旗护卫队驻地是惟一僻静之处，整个驻地显得十分整洁。
不知是因为忍受不了游人的热闹和纷扰，还是它们对国旗卫士情有独钟，在战士训练间隙，常有一群洁白的鸽子翩翩飞落在这片训练场内，悄悄地与战士们对话。
时间长了，鸽子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战士们每天要换六次服装
国旗护卫队现在的编制是103人，其中警官7人，战士96人。除五班和炊事班外，其他战士分别编成两支可以独立执行升降旗任务的队伍，每一个月轮换一次。
国旗卫士每天的生活内容大致如下：早晨，提前起床的升旗部队战士到了训练场后，先对着镜子整理着装，然后开始40分钟的适应性训练。离升旗时间还有3分钟时，他们准时从天安门城楼的主门洞出发，去完成每天的神圣使命。任务完成后，升旗部队回驻地休息。
6时10分，起床哨响起。
20分钟后，其他战士开始为期30分钟的晨练。
7时，个人卫生和服装检查。
7时30分，早饭，食品是咸菜稀饭加馒头。
8时30分，开始上午操课，主要内容军姿训练。
12时，午饭，一般是炒土豆、白菜肉片、炒黄瓜和馒头。
12时40分至2时10分是午睡时间。
下午2时40分，操课，主要内容是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
下午5时30分，晚饭，是米汤加馒头，两个素菜。参加降旗部队战士提前40分钟做好准备，准时降下国旗，护卫回到驻地。
晚6时，读书读报或体育活动。
晚7时30分到8时30分为业余活动时间，一、三、五组织看电影或录像，二、四、六组织勤务研究等内容，星期日整理个人卫生。
晚9时，准时熄灯睡觉。
国旗护卫队的战士，每天要换六次衣服：每天凌晨，比当天升旗时间早一个小时，营地警卫哨兵便把升旗部队的战士从睡梦中叫醒。战士们起床洗漱后，穿上升国旗专用的礼服，从枪库中领出升降旗专用的礼宾枪。升完国旗回到驻地，他们要立即换下礼服，穿上与其他武警战士一样的常服。如果今天自己有站国旗哨的任务，战士又得换上值勤礼服。站哨回驻地后，又要换上常服。晚上降旗，再次穿上专用礼服，回来再换上士兵常服。
《国旗护卫队队歌》唱心声
以上对战士们日常生活的罗列，不难看出国旗护卫队战士的生活是琐碎和枯燥的。而十八九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这个年龄的青年，处在多梦季节，好动，喜欢探索和实践。但是，令笔者非常吃惊的是，不少当兵已一年多的战士告诉我，到北京后，除了天安门这片天地之外，他们没到过北京的任何其他地方。
为此，有人曾专门问护卫队现任指导员谢辉，请教他做思想工作的“秘方”，谢辉却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没有任何所谓的‘秘方’，护卫队的战士几乎不用做政治思想工作，他们个个都很懂事，知道自己肩负什么样的重任。”
在采访中，笔者仔细观察过许多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他们的手，一律有着厚厚的老茧，那是长期操枪在钢块上拍打出来的。他们的脸庞一律是黑黑的，看上去都比他们的实际年龄大得多，那是长期经受风霜雪雨洗礼的结果，他们的站、走、坐一律体现出一种军人的阳刚之美，显得十分大方、得体。
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的战士身上，理想被真正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他们每天精神抖擞地完成千篇一律的升降旗任务，并且从不失误，没有对国旗的深刻理解，没有对祖国的深沉感情，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们有一首《国旗护卫队队歌》，战士们每次唱起它，总是满怀深情――
迎着东方的晨曦，怀着赤诚的情意，
伴着庄严的乐曲，我们升起了国旗，
国旗，国旗，
高于一切。
我们向你敬礼，
时刻守卫在你的身旁。
你永远飘扬在我们心里。
迎着东方的晨曦，怀着赤诚的情意，
站在光荣的哨位，我们护卫着国旗，
国旗，国旗，
高于一切。
我们时刻铭记，
时刻守卫在你的身旁，你永远飘扬在我们心里，
你永远飘扬在我们心里，飘扬在我们心里。
前任擎旗手曲衍涛，护旗手王浩、王炳乾跟我交谈时曾认真地说：“我们这些人现在已经染上职业病，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到国旗或听到国歌奏响，都会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感到莫名的激动。说不出什么原因，那是一种很特别的感情。”
来自湖南舞阳县的护卫队员魏付彬也说：“国旗对我太重要了，我们都离不开它。”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在国旗护卫队驻地经常能看到不少战士眼圈红红的，那是每次战士们看到电视上我国运动员摘取金牌后，升国旗奏国歌时激动的。战士们表示，看到国旗升起在国际体育赛场上时，是他们最畅快的时候。
六位国旗卫士的自我介绍
在护卫队采访时，我随机找了六位国旗卫士谈天说地，为的是真正了解作为一名普通青年的真实情况。为保持原味，这里实录他们自己的自我介绍：
1.陈朝英，身高1.84米，河北保定市人，出生于1971年，1990年3月份参军入伍。现任国旗护卫队副指导员。
我刚入伍当兵时，在仪仗队，负责外宾和首长检阅时的接待表演任务。1995年7月份军校毕业后，因工作需要，进入国旗护卫队。
1995年10月5日开始担任带队警官，时间约八个月。第一次带队参加升降旗的心情现在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说是颤抖，激动得让你浑身颤抖。总的来说，升降旗任务的确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但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心甘情愿的。之所以能够始终如一地对待这件事，是因为我们确实从心底里热爱国旗，我们为自己每天所做的事感到自豪。可以说，我们沾了国旗的光，但我们更要为祖国第一旗增光添彩。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件事至今不能忘怀，那是源自1996年7月4日《中国远洋报》和我们搞的一次活动。
那天凌晨4时51分。一位小姑娘和她的妈妈一起眼含着热泪，参加了我们的升旗仪式，母亲叫梁金芬，在无锡市民政局工作，她是原广州远洋运输公司“阿波罗”号海轮大副陆建森的妻子。小姑娘名叫陆吟海，是无锡市师范附小二年级学生。
1994年6月20日，陆建森外派所在的“阿波罗”号海轮在南非好望角附近海域遇难，36名中国海员全部牺牲。为了不让孩子过早承受失去父亲的打击，梁金芬没有把陆建森遇难的消息告诉小吟海。陆建森1994年5月在南中国海航行时给家里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等7月份我休假时，带吟海到北京看升国旗仪式……”
今年元月，小吟海给《中国远洋报》写了一封信说：“我爸爸在‘阿波罗’号海轮上当大副，他远航在南非，我很想念爸爸，盼着爸爸回来带我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
《中国远洋报》报社的同志们被小吟海的真情所感动，他们决定替陆建森同志实现遗愿。
那天，陆吟海似乎长大了许多，她和母亲一同来到我们国旗护卫队的驻地，向战士们献上了一条崭新的红领巾。
梁金芬流着眼泪对我说：“海员们把远洋船比喻成浮动的国土，船上每天也都升起五星红旗，国旗伴随着中国海员走天涯，是海员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神圣内容。”
这对母女的眼神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人民群众对国旗的深厚情感就是我们努力工作的源泉。中国只有一个北京，只有一个天安门，只有一面“祖国第一旗”，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护卫国旗。
2.冯新年，20岁，高中毕业，身高1.82米，来自安徽省宣州市卫东乡孙庄村上冯村，是农民的儿子。1995年12月12日应征入伍。
我入伍时原来是在别的中队，1996年3月28日，国旗护卫队队长陈杰到我们新兵连选兵，我单兵队列动作好，就被选上了。到北京10多个月了，我哪里也没有去过，每天都在广场这方寸土地之内训练、学习。
1996年5月31日，我第一次参加升旗仪式。扛上枪走进方队的时候，我激动得似乎心脏就要跳出胸膛。其实那个时候，头脑是一片空白，似乎什么都想，又好像什么都记不起来。在天安门城楼门洞内预备的时候，我只觉得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全身衣服好像被水浸泡着一样，浑身禁不住地发抖。跟着队伍，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到国旗杆下的。当国歌奏响，举行敬礼的时候，我想到了强盛伟大的祖国，想到了祖国的未来，想到了家乡的父母和亲人，想到了此刻的自我是多么的光荣，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父母都在家乡务农，姐姐是搞服装加工的个体户。他们知道我成为一名称职的国旗卫士后，都感到很自豪。母亲在信中对我说：“从电视里看你们走得真整齐，真威武，30多个人好像一个人一样！”得到父母的夸奖，我心里非常高兴。
3.付大平，1976年7月29日出生，中专学历，身高1.83米。家住吉林省松原市前廊炼油厂41号楼3单元103室。1995年12月18日应征入伍，次年3月26日被选入国旗护卫队。
从一名社会青年到一名合格的军人，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从一名普通军人到一名合格的国旗护卫队队员，我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这份光荣和自豪是我用泪水和汗水换来的，因为国旗护卫队的强化训练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来的。
我第一次执行降旗任务的时间是1996年6月5日。当天晚饭后回到驻地，排长通知我参加降旗仪式。我接过老同志递过来的升降旗专用礼服时，心中异常激动。穿戴整齐后，我对着镜子照了又照，生怕出差错。同时告诉自己，千万不能紧张出错。但一出天安门城楼，面对那么多凝望的眼神，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特别是在国旗杆下时，我的心中一片空白，自己好像不存在一样，持枪，敬礼和礼毕的动作都不知道是怎么做的。直到返回驻地，才算松了口气，心“扑扑”地直跳，汗水已湿透了衬衣。我愣愣地站在那里想了半天，直到班长喊我换衣服，方才从激动中缓过劲儿来。晚上给家里写信说：爸爸、妈妈，儿子终于真正加入到国旗护卫队了，我没有给你们丢脸。
说实在的，有时也很想家，一次强化训练中间休息时，班长组织我们唱歌。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时，全队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其实那也不是哭，只有一种特别的情不自禁的感觉。虽然平时我们也经常唱这首歌，但那次是真正触动了心弦。
4.王健，身高1.83米，职高毕业，出生于1973年10月24日，1993年12月入伍，家住江苏省泰州市西花路57号103室。父亲王如山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厂长，母亲是工会主席。
我们其实也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是我们担负的任务比较特殊，我们是沾了国旗的光。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执行任务是1994年7月20日参加降旗。部队一出天安门城楼，看到广场上站满了人，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身上。刚喊“敬礼”的口令，大雨便倾盆而下，但我用视线的余光看到站着看降旗的群众没有一个走开的。雨水仿佛是圣水包围了我们的全身，我感到周身血液奔涌，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个时刻，我相信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还刮着大风，人都被吹得似乎无法站稳，但我们还是拼全力把动作做得规范、整齐。降完旗，观众就自发地鼓起掌来，那是平生听到过的最热烈的掌声。我们走上金水桥时，在天安门城楼门洞里避雨的群众全都跑出来，主动给我们让路……
从小国旗在我心中就很神圣，现在我能日夜陪伴它的左右，我感到无比光荣。
5.曲衍涛，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出生于1974年10月，身高1.85米，1993年12月入伍当兵，1996年12月刚退伍。是国旗护卫队的前任擎旗手，也是在每天的升降旗仪式中最受瞩目的那位护卫队队员。
我入伍前在烟台市工商银行牟平区支行工作，从小没有离开过父母。北京武警总队到烟台征兵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了名，没想到就通过了，当时全家还有点舍不得。
到北京后，我们先是在大兴县的训练基地接受新兵训练。那一阵很苦，我总觉得不适应。1994年3月13日，队长陈杰到训练基地选人，我很幸运地选上了。
到护卫队后，我和其他新兵一起开始接受专项强化训练。当时队长说了，训练不合格的，动作及各项要求达不到执行升降旗任务标准的，还要回到原来的支队去。我也曾担心自己动作不过硬再给退回到其他中队去，所以拼命给自己鼓劲，并经常偷偷地增加训练强度。
我的父母多次写信给我，说我很有出息，给全家人争光了，也给烟台争了光。
我觉得之所以我们能够每天保持高涨的热情，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鼓舞着我们。
记得1994年冬天，我担负一个凌晨2时至4时的国旗哨。那天气温是零下12，我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上哨时，广场上空无一人。2时半左右，从地下通道里出来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行李。我走过去对她说：“升旗还早着呢，你先到下面躲一躲。”她操着山西口音说：“不碍事，我就站在这儿等。”我们几次劝她，她都说没关系，还说就是要站个好位置，能看得清楚、看得全。我站完岗又回驻地睡了一小觉，7时多我们正步走到国旗杆下升旗时，我不自由主地用余光向她站的地方扫了一眼，果然，她像一尊雕塑那样站在那里，严肃地凝望着上升的国旗。孩子也醒了，在她的怀里睁着大眼睛。当时我的眼泪“刷”地涌了出来，以至于升旗完毕部队往回走时，我差点没反应过来。群众是这样的热爱国旗，作为能整天厮守在它身旁的我们，责任感也应该更强些。
我已经扛着这面国旗连续不断地执行了近2000次升降旗任务，现在回想起来，每天让我们那么早起床的精神动力，正是像那位妇女一样热切注视的目光。
6.王炳乾，出生于1977年7月20日，身高1.85米。家住河北省衡水市铁道北八里庄。现任国旗护卫队的两名护旗手之一。
我来自一个农民的家庭，父母亲都在家务农，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学。1994年12月入伍时，我想能看一眼升国旗一定是令人激动的事。没想到第二年3月25日，我居然被选进了国旗护卫队。当时新兵连的战友都羡慕死了，我也觉得特别荣幸。我把自己入选护卫队的消息告诉了我的几个哥儿们，他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开汽车，各行各业都有，但他们在写给我的信中，都表示非常羡慕我，说我的确很光荣，让我一定好好干。
我们三个排头兵与其他队员不一样，他们每日可以轮换执勤，但我们不行。我已经整整两年零两个月一天不落地执行升降旗任务了。不论心情如何，不论身体状况怎样，也不论天气好坏，每天昂首挺胸地进出天安门广场四次，是我一定要做好的事情。真正风雨无阻的滋味，我相信不是一般人品尝过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想，如果不是在国旗护卫队这样一个特殊的部队，我们可能早就顶不住了。
王金耀说，就是这样的老屋，迎接了国旗班的七茬新兵。
国旗护卫队的正式名称应该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一总队第十四支队六中队”，是武警部队的一个连级单位。
时间长了，鸽子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他们有一首《国旗护卫队队歌》，战士们每次唱起它，总是满怀深情。
筒子河边的老营房
国旗护卫队的前身国旗班刚刚组建时，驻营地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个驻营地是从国旗护卫队成立时才正式由北京市有关部门划归使用的。
现任国旗护卫队队长的王金耀1988年入伍时，便到了当时的国旗班，他也是现在国旗护卫队中惟一经历过国旗班阶段的国旗卫士。
他仔细回忆了他所了解的当时国旗班驻地情况。
他说，当时国旗班的驻地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西北角，挨着筒子河，条件十分简陋。院内没有灯，战士们只能看到低矮的平房内微弱的灯光。房顶上长满了很高的茅草。简陋拥挤的屋子里被一个砖砌的火炉占去1/4的空间，四周的墙皮都已基本脱落。
低矮的门框使高大的战士不得不低头而入，睡在上铺的战士，一起身就会“顶天立地”。战士张健秋复员时，额头上还留着一条清晰的疤痕。这个高1.85米的北方汉子，每次进这低矮的小屋，都得“低三下四”。一天夜里下哨回驻地，迷迷糊糊直往里走，额头重重地撞在门框上，血流不止，伤口一共缝了七针。
四周的门窗玻璃也已破碎不全。战士们在屋里行动总是很小心，怕碰掉墙皮。地得天天扫，每天都能在屋里扫出一小堆土。那个巨大的火炉，并未因它的巨大而释放充足的热源，战士们几次欲将炉火调旺，可捅来捅去，火炉还是半死不活。
夏天也麻烦，每到雨季，墙角裂缝的地方就得贴上“预警纸”，纸一裂说明房子有危险。尤其是雨夜，警卫哨必须打着手电不停地围着老屋转，以防出现险情，半点不敢马虎，战士们睡觉也不敢脱衣服。
1985年的夏天，一场大雨后，老屋严重倾斜，工人文化宫迅速派来抢险队，在老屋后墙上斜着打上了六根粗圆木做支撑，老屋才没有倒下。
夏天屋里闷热，呆一会就大汗淋漓，而且只能摇扇子驱暑消汗。整个驻地只有一个小龙头，上厕所要走老远。
屋外挨着筒子河，百年老河滋养出来的蚊子特别“能冲善战”。每至傍晚便嗡嗡作响，逼着战士们往蚊帐中钻。那时经常能见到战士们的胳膊上有一溜红红的疙瘩。
王金耀说，就是这样的老屋，迎接了国旗班的七茬新兵。
驻地一共只有三个门
从北到南，护卫队驻地营房一共只有三个门。
最北边的门内是护卫队的荣誉室和连部办公室。走进挂有塑料门帘的门内，迎面更可看见墙上的部队介绍。一面巨大的国旗铺底，上面写着八个金色的大字“护卫国旗，重于生命”。荣誉室内陈列了这支部队组建、发展、壮大的过程，照片和文字资料把三面墙铺得满满的。荣誉室也兼作会议室。荣誉室里面还有两间房，一间是通讯员值班的，放有两张床，一张桌子，一部电台，一部电话；另一间是队长和指挥员办公和值班的地方。
从荣誉室出来沿走廊往南，便能看到一排四面大镜子，每天早上和傍晚，国旗护卫队员出去执行升降旗和护旗任务之前，都要在这里认真整理好服装。再往南，便进入第二个门，这是国旗护卫队一排（即一至四班）的营房，里面整齐地横放着20多张双层的行军床，床头是洗脸盆架。隔几张床就放有一个大木柜，那是战士们挂升降旗专用礼服用的。整个房间显得十分拥挤，但是挤而不乱，每张床上，都整齐地放着叠得像方砖似的被子，在床头放着战士们的帽子和武装带，所有的帽子和武装带都放在同一个位置，看上去整齐得像一条直线。
再往南，是第三个门，里面住的是国旗护卫队的二排（即六至九班），里面的景象与一排营房完全相同。
在一二排中间的走廊，安放着一面立式的敬意旗。敬意旗上方的房檐下，横挂一块白底黑字的匾额，上书“武警天安门警卫支队国旗护卫队”，二排外面的走廊外，架着四块宣传黑板，黑板上方是一块红色的匾额，上面刻着八个金色大字“护我国旗，壮我国威”。
在营房前的训练场上，安放着四副双杠，两副单杠。训练场中间有一棵百年柳树，上面悬挂着一根铁杆，那是升旗手训练打旗和甩旗的地方。在柳树下是一间简易房，是战士们洗漱的地方。
此外，国旗护卫队的五班单独驻扎在天安门后面西侧的一间平房内，在天安门城楼后面的小广场北端，有一个高高大大的铁皮棚子，那里存放着毛泽东、孙中山等人的画像，每天在广场上升起降落的国旗就放在这些画像的东边，那里有一个专门用来存放国旗的高大柜子。
另有一个炊事班驻在故宫西边的中山公园内，负责国旗卫士的每日三餐。
鸽子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
自从国旗班对社会开放后，不知有多少人到这小屋来过，从普通老百姓到市长，从士兵到将军，从一般干部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这儿如果没有人领路，很多人以为走错了地方，因为他们眼前的老屋与他们想象的相差太远，与战士们所从事的事业反差太大。
北京市无臂书法家刘京山，看完国旗班的驻地后，饱含激情，用嘴咬住笔写下了八个大字：“身居陋室，精忠报国！”现在老驻地没有了，但老国旗班战士身上那种“身居陋室，精忠报国”的精神在国旗护卫队战士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国旗护卫队的官兵们现在住在看似高大的东朝房内其实并不舒服，因为房子是古建筑，只能按现状居住，不能进行任何装饰或装修改造。冬天，高5米多的房子关不住风，古建筑的菱花窗变形走样的不少，无法关严，冷风便长驱直入。夏天这里湿气很重，地面上是湿的，墙皮上到处渗水珠。战士们住在里面又闷又热。
每天，战士们的训练与外面热闹的商业场面形成鲜明的反差。当来往的游客透过悬挂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到店铺后面一丝不苟地在训练军姿的护卫队战士，都会觉得眼前一亮。战士们在这样喧闹的环境中，似乎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到，只是专心地走着自己的正步。很多游客说，看国旗护卫队战士训练，应该列为故宫游览的一个景点，只是这个景点是完全免费的。
有人说，在现在的故宫游览区，国旗护卫队驻地是惟一僻静之处，整个驻地显得十分整洁。
不知是因为忍受不了游人的热闹和纷扰，还是它们对国旗卫士情有独钟，在战士训练间隙，常有一群洁白的鸽子翩翩飞落在这片训练场内，悄悄地与战士们对话。
时间长了，鸽子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战士们每天要换六次服装
国旗护卫队现在的编制是103人，其中警官7人，战士96人。除五班和炊事班外，其他战士分别编成两支可以独立执行升降旗任务的队伍，每一个月轮换一次。
国旗卫士每天的生活内容大致如下：早晨，提前起床的升旗部队战士到了训练场后，先对着镜子整理着装，然后开始40分钟的适应性训练。离升旗时间还有3分钟时，他们准时从天安门城楼的主门洞出发，去完成每天的神圣使命。任务完成后，升旗部队回驻地休息。
6时10分，起床哨响起。
20分钟后，其他战士开始为期30分钟的晨练。
7时，个人卫生和服装检查。
7时30分，早饭，食品是咸菜稀饭加馒头。
8时30分，开始上午操课，主要内容军姿训练。
12时，午饭，一般是炒土豆、白菜肉片、炒黄瓜和馒头。
12时40分至2时10分是午睡时间。
下午2时40分，操课，主要内容是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
下午5时30分，晚饭，是米汤加馒头，两个素菜。参加降旗部队战士提前40分钟做好准备，准时降下国旗，护卫回到驻地。
晚6时，读书读报或体育活动。
晚7时30分到8时30分为业余活动时间，一、三、五组织看电影或录像，二、四、六组织勤务研究等内容，星期日整理个人卫生。
晚9时，准时熄灯睡觉。
国旗护卫队的战士，每天要换六次衣服：每天凌晨，比当天升旗时间早一个小时，营地警卫哨兵便把升旗部队的战士从睡梦中叫醒。战士们起床洗漱后，穿上升国旗专用的礼服，从枪库中领出升降旗专用的礼宾枪。升完国旗回到驻地，他们要立即换下礼服，穿上与其他武警战士一样的常服。如果今天自己有站国旗哨的任务，战士又得换上值勤礼服。站哨回驻地后，又要换上常服。晚上降旗，再次穿上专用礼服，回来再换上士兵常服。
《国旗护卫队队歌》唱心声
以上对战士们日常生活的罗列，不难看出国旗护卫队战士的生活是琐碎和枯燥的。而十八九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这个年龄的青年，处在多梦季节，好动，喜欢探索和实践。但是，令笔者非常吃惊的是，不少当兵已一年多的战士告诉我，到北京后，除了天安门这片天地之外，他们没到过北京的任何其他地方。
为此，有人曾专门问护卫队现任指导员谢辉，请教他做思想工作的“秘方”，谢辉却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没有任何所谓的‘秘方’，护卫队的战士几乎不用做政治思想工作，他们个个都很懂事，知道自己肩负什么样的重任。”
在采访中，笔者仔细观察过许多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他们的手，一律有着厚厚的老茧，那是长期操枪在钢块上拍打出来的。他们的脸庞一律是黑黑的，看上去都比他们的实际年龄大得多，那是长期经受风霜雪雨洗礼的结果，他们的站、走、坐一律体现出一种军人的阳刚之美，显得十分大方、得体。
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的战士身上，理想被真正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他们每天精神抖擞地完成千篇一律的升降旗任务，并且从不失误，没有对国旗的深刻理解，没有对祖国的深沉感情，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们有一首《国旗护卫队队歌》，战士们每次唱起它，总是满怀深情――
迎着东方的晨曦，怀着赤诚的情意，
伴着庄严的乐曲，我们升起了国旗，
国旗，国旗，
高于一切。
我们向你敬礼，
时刻守卫在你的身旁。
你永远飘扬在我们心里。
迎着东方的晨曦，怀着赤诚的情意，
站在光荣的哨位，我们护卫着国旗，
国旗，国旗，
高于一切。
我们时刻铭记，
时刻守卫在你的身旁，你永远飘扬在我们心里，
你永远飘扬在我们心里，飘扬在我们心里。
前任擎旗手曲衍涛，护旗手王浩、王炳乾跟我交谈时曾认真地说：“我们这些人现在已经染上职业病，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到国旗或听到国歌奏响，都会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感到莫名的激动。说不出什么原因，那是一种很特别的感情。”
来自湖南舞阳县的护卫队员魏付彬也说：“国旗对我太重要了，我们都离不开它。”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在国旗护卫队驻地经常能看到不少战士眼圈红红的，那是每次战士们看到电视上我国运动员摘取金牌后，升国旗奏国歌时激动的。战士们表示，看到国旗升起在国际体育赛场上时，是他们最畅快的时候。
六位国旗卫士的自我介绍
在护卫队采访时，我随机找了六位国旗卫士谈天说地，为的是真正了解作为一名普通青年的真实情况。为保持原味，这里实录他们自己的自我介绍：
1.陈朝英，身高1.84米，河北保定市人，出生于1971年，1990年3月份参军入伍。现任国旗护卫队副指导员。
我刚入伍当兵时，在仪仗队，负责外宾和首长检阅时的接待表演任务。1995年7月份军校毕业后，因工作需要，进入国旗护卫队。
1995年10月5日开始担任带队警官，时间约八个月。第一次带队参加升降旗的心情现在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说是颤抖，激动得让你浑身颤抖。总的来说，升降旗任务的确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但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心甘情愿的。之所以能够始终如一地对待这件事，是因为我们确实从心底里热爱国旗，我们为自己每天所做的事感到自豪。可以说，我们沾了国旗的光，但我们更要为祖国第一旗增光添彩。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件事至今不能忘怀，那是源自1996年7月4日《中国远洋报》和我们搞的一次活动。
那天凌晨4时51分。一位小姑娘和她的妈妈一起眼含着热泪，参加了我们的升旗仪式，母亲叫梁金芬，在无锡市民政局工作，她是原广州远洋运输公司“阿波罗”号海轮大副陆建森的妻子。小姑娘名叫陆吟海，是无锡市师范附小二年级学生。
1994年6月20日，陆建森外派所在的“阿波罗”号海轮在南非好望角附近海域遇难，36名中国海员全部牺牲。为了不让孩子过早承受失去父亲的打击，梁金芬没有把陆建森遇难的消息告诉小吟海。陆建森1994年5月在南中国海航行时给家里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等7月份我休假时，带吟海到北京看升国旗仪式……”
今年元月，小吟海给《中国远洋报》写了一封信说：“我爸爸在‘阿波罗’号海轮上当大副，他远航在南非，我很想念爸爸，盼着爸爸回来带我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
《中国远洋报》报社的同志们被小吟海的真情所感动，他们决定替陆建森同志实现遗愿。
那天，陆吟海似乎长大了许多，她和母亲一同来到我们国旗护卫队的驻地，向战士们献上了一条崭新的红领巾。
梁金芬流着眼泪对我说：“海员们把远洋船比喻成浮动的国土，船上每天也都升起五星红旗，国旗伴随着中国海员走天涯，是海员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神圣内容。”
这对母女的眼神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人民群众对国旗的深厚情感就是我们努力工作的源泉。中国只有一个北京，只有一个天安门，只有一面“祖国第一旗”，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护卫国旗。
2.冯新年，20岁，高中毕业，身高1.82米，来自安徽省宣州市卫东乡孙庄村上冯村，是农民的儿子。1995年12月12日应征入伍。
我入伍时原来是在别的中队，1996年3月28日，国旗护卫队队长陈杰到我们新兵连选兵，我单兵队列动作好，就被选上了。到北京10多个月了，我哪里也没有去过，每天都在广场这方寸土地之内训练、学习。
1996年5月31日，我第一次参加升旗仪式。扛上枪走进方队的时候，我激动得似乎心脏就要跳出胸膛。其实那个时候，头脑是一片空白，似乎什么都想，又好像什么都记不起来。在天安门城楼门洞内预备的时候，我只觉得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全身衣服好像被水浸泡着一样，浑身禁不住地发抖。跟着队伍，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到国旗杆下的。当国歌奏响，举行敬礼的时候，我想到了强盛伟大的祖国，想到了祖国的未来，想到了家乡的父母和亲人，想到了此刻的自我是多么的光荣，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父母都在家乡务农，姐姐是搞服装加工的个体户。他们知道我成为一名称职的国旗卫士后，都感到很自豪。母亲在信中对我说：“从电视里看你们走得真整齐，真威武，30多个人好像一个人一样！”得到父母的夸奖，我心里非常高兴。
3.付大平，1976年7月29日出生，中专学历，身高1.83米。家住吉林省松原市前廊炼油厂41号楼3单元103室。1995年12月18日应征入伍，次年3月26日被选入国旗护卫队。
从一名社会青年到一名合格的军人，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从一名普通军人到一名合格的国旗护卫队队员，我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这份光荣和自豪是我用泪水和汗水换来的，因为国旗护卫队的强化训练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来的。
我第一次执行降旗任务的时间是1996年6月5日。当天晚饭后回到驻地，排长通知我参加降旗仪式。我接过老同志递过来的升降旗专用礼服时，心中异常激动。穿戴整齐后，我对着镜子照了又照，生怕出差错。同时告诉自己，千万不能紧张出错。但一出天安门城楼，面对那么多凝望的眼神，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特别是在国旗杆下时，我的心中一片空白，自己好像不存在一样，持枪，敬礼和礼毕的动作都不知道是怎么做的。直到返回驻地，才算松了口气，心“扑扑”地直跳，汗水已湿透了衬衣。我愣愣地站在那里想了半天，直到班长喊我换衣服，方才从激动中缓过劲儿来。晚上给家里写信说：爸爸、妈妈，儿子终于真正加入到国旗护卫队了，我没有给你们丢脸。
说实在的，有时也很想家，一次强化训练中间休息时，班长组织我们唱歌。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时，全队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其实那也不是哭，只有一种特别的情不自禁的感觉。虽然平时我们也经常唱这首歌，但那次是真正触动了心弦。
4.王健，身高1.83米，职高毕业，出生于1973年10月24日，1993年12月入伍，家住江苏省泰州市西花路57号103室。父亲王如山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厂长，母亲是工会主席。
我们其实也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是我们担负的任务比较特殊，我们是沾了国旗的光。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执行任务是1994年7月20日参加降旗。部队一出天安门城楼，看到广场上站满了人，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身上。刚喊“敬礼”的口令，大雨便倾盆而下，但我用视线的余光看到站着看降旗的群众没有一个走开的。雨水仿佛是圣水包围了我们的全身，我感到周身血液奔涌，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个时刻，我相信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还刮着大风，人都被吹得似乎无法站稳，但我们还是拼全力把动作做得规范、整齐。降完旗，观众就自发地鼓起掌来，那是平生听到过的最热烈的掌声。我们走上金水桥时，在天安门城楼门洞里避雨的群众全都跑出来，主动给我们让路……
从小国旗在我心中就很神圣，现在我能日夜陪伴它的左右，我感到无比光荣。
5.曲衍涛，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出生于1974年10月，身高1.85米，1993年12月入伍当兵，1996年12月刚退伍。是国旗护卫队的前任擎旗手，也是在每天的升降旗仪式中最受瞩目的那位护卫队队员。
我入伍前在烟台市工商银行牟平区支行工作，从小没有离开过父母。北京武警总队到烟台征兵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了名，没想到就通过了，当时全家还有点舍不得。
到北京后，我们先是在大兴县的训练基地接受新兵训练。那一阵很苦，我总觉得不适应。1994年3月13日，队长陈杰到训练基地选人，我很幸运地选上了。
到护卫队后，我和其他新兵一起开始接受专项强化训练。当时队长说了，训练不合格的，动作及各项要求达不到执行升降旗任务标准的，还要回到原来的支队去。我也曾担心自己动作不过硬再给退回到其他中队去，所以拼命给自己鼓劲，并经常偷偷地增加训练强度。
我的父母多次写信给我，说我很有出息，给全家人争光了，也给烟台争了光。
我觉得之所以我们能够每天保持高涨的热情，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鼓舞着我们。
记得1994年冬天，我担负一个凌晨2时至4时的国旗哨。那天气温是零下12，我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上哨时，广场上空无一人。2时半左右，从地下通道里出来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行李。我走过去对她说：“升旗还早着呢，你先到下面躲一躲。”她操着山西口音说：“不碍事，我就站在这儿等。”我们几次劝她，她都说没关系，还说就是要站个好位置，能看得清楚、看得全。我站完岗又回驻地睡了一小觉，7时多我们正步走到国旗杆下升旗时，我不自由主地用余光向她站的地方扫了一眼，果然，她像一尊雕塑那样站在那里，严肃地凝望着上升的国旗。孩子也醒了，在她的怀里睁着大眼睛。当时我的眼泪“刷”地涌了出来，以至于升旗完毕部队往回走时，我差点没反应过来。群众是这样的热爱国旗，作为能整天厮守在它身旁的我们，责任感也应该更强些。
我已经扛着这面国旗连续不断地执行了近2000次升降旗任务，现在回想起来，每天让我们那么早起床的精神动力，正是像那位妇女一样热切注视的目光。
6.王炳乾，出生于1977年7月20日，身高1.85米。家住河北省衡水市铁道北八里庄。现任国旗护卫队的两名护旗手之一。
我来自一个农民的家庭，父母亲都在家务农，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学。1994年12月入伍时，我想能看一眼升国旗一定是令人激动的事。没想到第二年3月25日，我居然被选进了国旗护卫队。当时新兵连的战友都羡慕死了，我也觉得特别荣幸。我把自己入选护卫队的消息告诉了我的几个哥儿们，他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开汽车，各行各业都有，但他们在写给我的信中，都表示非常羡慕我，说我的确很光荣，让我一定好好干。
我们三个排头兵与其他队员不一样，他们每日可以轮换执勤，但我们不行。我已经整整两年零两个月一天不落地执行升降旗任务了。不论心情如何，不论身体状况怎样，也不论天气好坏，每天昂首挺胸地进出天安门广场四次，是我一定要做好的事情。真正风雨无阻的滋味，我相信不是一般人品尝过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想，如果不是在国旗护卫队这样一个特殊的部队，我们可能早就顶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