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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为国旗卫士壮行
1996年6月2日，星期天。我的寻呼机突然响了。
当面容憔悴的陶维革离开北湖小学时，1800多名师生不约而同地为他唱起了《祝你平安》这首歌。
1995年12月29日晚，美丽的杭城以十二分的热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陶维革静静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便匆匆忙忙地从武警湖北总队的招待所出来，拦了一辆出租车。
大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凝聚众人心，国旗卫士播洒爱国情”的挽联。
“我想做点事情回报社会”
1995年国庆节，陶维革到北京了却“向国旗敬个礼”的夙愿后，深知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在那次赴家乡黄冈的路上，陶维革对陪伴的亲属说：“社会各界这样救助我，我很过意不去。我想自己应该做点事情回报社会，报答国旗。我没啥专长，但我升过、护过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我活一天，就要讲一天国旗。”
湖北省有关部门的领导到武汉协和医院探望他时，陶维革曾说过一番心里话：“这么多的关心，仿佛一股股爱的暖流，始终在我身上流淌。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名工人，我没为国家做多少贡献，没给单位创造多少价值。我生病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都关心我，原来部队的首长在百忙中专程来看我，这些使我感到党和咱们普通工人的心连在一起，各级领导的心中有我们普通百姓！以前，我觉得孔繁森同志在山东、在西藏，比较远，现在深切感到孔繁森同志就在我身边！”
他在给广州24中、26中、沙东中学的同学的回信中深情地说：
“当我收到同学们的慰问信和捐赠的慰问款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动得流泪了，我深深地被你们的那真切的情谊所感动。因为这些钱代表着一颗颗炽热的心！信中每一句都饱含着爱国主义的光芒！每一字都充满着对五星红旗的爱！这些充分表明，中华儿女的心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在五星红旗下，人间真情依然在！”
“此时此刻，我也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只是要对你们说，愿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愿爱国主义精神永存！因为是五星红旗使我们的心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
“我作为千千万万个退伍战士中的一员，当大家得知我的病情和我在生命垂危时的愿望后，自发地为我治病捐款，不断送来关心和问候，这些使我充分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反映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进一步增强了我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
“近来年，由于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虽然有所抬头，但这毕竟只占少数。而你们的行为表明，雷锋在中国不止一个，而是千千万万！有许许多多像你们这样的雷锋，就一定能抵御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失去市场。”
“今天，我虽然得了不治之症，现在虽然躺在病床上，但我只要看到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拉着一双双热情温暖的手，我就感到有无穷的信心和力量，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生存希望，我也将发扬国旗卫士的坚强精神，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直至最后的胜利，为五星红旗增光，为祖国做贡献，不辜负你们的殷切期望和深情厚爱！”
这些话，是陶维革的肺腑之言；这些话，是对人间真情的高度赞美；这些话，也是对五星红旗和伟大祖国的热情讴歌。
他经常对人们说：“患我这样重病的人绝非我一人，而是千千万万，但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把这么多的关心和问候都给予了我，主要是因为，国旗在大家心目中都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大家关心的是我，但崇拜的是国旗，热爱的是祖国，国旗和祖国是我们共同的热爱和崇拜！我们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面五星红旗！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国旗，就没有我的今天。”
他说出了他的深切体会，他也说出了我们的共同感觉。从这一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旗在我们心中”“祖国在我们心中”这些口号，既是抽象伟大的，也是具体生动的。
1996年6月2日，星期天。我的寻呼机突然响了。陶维革的哥哥呼我，陶维革的病情恶化。6月4日，又传来了坏消息，陶维革病危。根据报社领导的指示，我于6月5日上午赶往武汉看望，没想到，探望竟成了诀别。
“活一天，我就要讲一天国旗”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陶维革先后参加升旗活动，做辅导报告达21场次，听众超过5万人次。
他还通过邮寄“国旗讲稿”等方式宣传国旗知识，浙江大学、北大附中、湖北攸县一中、天津法政桥二小等单位都收到过他的“国旗讲稿”。在医院，经常有湖北省的中小学生前去探望。几乎每次，他都坐在病床上给他们讲国旗知识，向他们赠送国旗徽章。
针对不同的对象，他把《国旗讲稿》修改了八遍。
为了讲好国旗，他有时忙到晚上10时。为了不影响病友休息，他就到走廊去准备。
为了使讲稿内容更丰富，他每天购买报纸，增加一些新的内容。
为了讲得真切，他还请《湖北日报》的高级编辑以及黄冈中学的高级教师提意见。
武汉市图书馆馆长听了陶维革的报告，对其《国旗讲稿》大加赞赏：“真实的故事、真切的感受、朴素的语言、不朽的财富！”
也许是精神上的作用，加上“健白”“肝血宝”等药物已开始发挥作用，陶维革的身体虽然仍十分虚弱，但病情开始稳定。
1995年10月26日上午，他来到了地处武汉市商业中心的新安街小学，在这个商业气息浓郁的地方，他亲手帮孩子们升起了国旗。这是他离开北京五年后的第一次升旗，这也是他做的第一场报告，他给同学们讲了国旗的来历和意义，讲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升旗仪式。
10月30日，陶维革来到了武昌水果湖第二小学，也算是对同学们的回访。
他对同学们说：“你们是小朋友，但却是我的老朋友，我今天就是来看你们这些老朋友的，来感谢你们这些老朋友的……”
升旗仪式结束后，陶维革来到了安艺和宋永佳同学所在的班级。他说：“你们托我的事我替你们完成了，国旗护卫队的叔叔们还向你们问好。”
他把国旗护卫队赠给孩子们的礼物给了同学们，那是一条红领巾，上面别着55颗国旗徽章。红领巾上写着“热爱国旗，重于生命，好好学习，天天进步”的赠言。
1996年4月9日，陶维革冒雨来到武汉江汉区北湖小学，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病床宣讲国旗知识。小小的阶梯教室容纳不下众多的听众，1000多名没进教室的师生就站在走廊里听。
当面容憔悴的陶维革离开北湖小学时，1800多名师生不约而同地为他唱起了《祝你平安》这首歌。风雨中，陶维革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手握鲜花，热泪滚滚，在学校门口站了很久很久。
倡议：做一个爱国敬业的青年
1995年12月29日晚，美丽的杭城以十二分的热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国旗之子陶维革。
陶维革与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缘于一本叫做《文化娱乐》的杂志。受杭州市团委的邀请，我和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的记者赵涌也专程赶赴杭州。1995年10月，为纪念建国45周年，《文化娱乐》杂志社以特稿的形式刊登了一篇长篇通讯――《祖国第一哨》。以此为缘，杭州市决定邀请陶维革参加1996年的新年升旗仪式。
到杭州去也是陶维革的心愿：再次亲眼看看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也看看那些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际无私地关心自己、帮助自己的浙江亲人。
在陶维革病危期间，许许多多的浙江群众无私地奉献过自己的爱心，曾亲手治愈过“再障”的建德市老中医王领招给他寄去了秘方；绍兴乐清薛家弄7号的蒋天云委托杭州新闻广播电台寄去了100元人民币；再有浙江中医研究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魏克民教授，出差北京途中得知此事，连夜打电话到《人民日报》社，次日又到国旗护卫队打听陶维革的消息。10月29日，魏克民与武汉协和医院联系后，自费赶到武汉给陶维革会诊，还免费带去了服用200天的新药。
陶维革的到来，在杭州的青少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专门组织百名中小学生小旗手与陶维革座谈，同学们的话题一个接一个：“您第一次升国旗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您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无憾的感觉？”“当国旗给了您第二次生命的时候，你想过以怎样的方式报答社会吗？”……陶维革用朴素的话语一一做了回答之后，同学们又争先恐后地围上去，与他们心目中爱戴的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国旗卫士合影，请他签名留念。
元月1日，我向报社发回了报道：
1996年的第一个早晨，杭州市1000名各界青年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举行隆重的元旦升旗仪式，并向全国青年朋友发出了题为《做一个爱国敬业的青年》的倡议书。身染沉疴仍心系国旗的原国旗班战士陶维革也专程到杭州参加升旗仪式。
倡议书说，陶维革同志是我们千千万万普通青年中的一员，从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我们都可以做到爱国和敬业的和谐统一。对祖国忠诚和为国家奉献一切是一个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而爱岗尽责的敬业品德也正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动体现。
倡议书要求全体青年在新的一年里要努力让爱国主义成为自己内化于心的一种观念，真正把“祖国至上、国旗至上”的信仰作为一种美德加以彰扬。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岗位，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都应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要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发扬助人不图报、奉献不索求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正气，鞭挞丑恶，为改良社会风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杭州市团委书记王海超在谈到这次发倡议的目的时说，一段时期以来，在部分青年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有所抬头，个别青年精神空虚，不思进取，纪律松弛，作风散漫。这些现象让每一个正直的青年感到忧虑。他说：“杭州市各界青年要与全国青年朋友一道，在新年中心存祖国之‘大我’，岗位学习、岗位成才、岗位奉献，在我国‘九五’规划第一年中建功立业。”
那些天，杭州的不少青少年心里想着这样一件事，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来报答这个社会？我们决心用自己的行动表达自己的决心：爱国，敬业，做好事，不留名！
“维革，我来看你了”
陶维革病危的消息引起了报社领导的高度关注。一直关心并指导这组报道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同志说：“应该去，只要是为国家、为国旗做出过贡献的人，人们都不能忘记他。”副总编辑张虎生也指示要尽快赶去武汉，并表示可以继续报道此事。
1996年6月5日下午1时，我终于赶到了湖北武汉协和医院血液科病房。同我一起到达武汉的，还有武警北京一总队宣传处的耿大建副处长和天安门警卫支队的领导。
陶维革静静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我握住他的手，轻声呼唤：“维革，我来看你了。”他的手心还是温热的，但我知道，他已听不到任何声音，因为颅内出血已导致他的大脑死亡，仅靠仪器维持呼吸和心跳。
病房内外来了好多人，显得有些嘈杂。湖北的主要新闻媒介都赶到了现场，我记得有电视台和电台的记者采访我。还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人，大家都在准备着自己要做的事。生与死，就是那么现实地摆在人们面前，说实话，这还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此临近一位生命垂危的人，1993年春节前夕，家父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我都因故未能回家见最后一面。
29岁，的确是太年轻。应该是一切刚刚走上正轨，刚刚可以为自己一生的理想做点什么的时候，怎么能就这样把他带走呢？
事实是无情的。下午2时20分，陶维革那颗对国旗充满深情的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他的哥哥陶维号从他上衣左口袋里掏出一枚国旗徽章（他曾说过，“这里离心最近”），放到他的右手中，因为他的这只手曾无数次紧握过扛在肩上的五星红旗。
我抑制着悲痛，抱起他那不满两岁的孩子，陪着他的妻子夏荣军走出病房。我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夏荣军哽咽着说：“叫陶凌霄，是维革起的，寓意是五星红旗永远凌空飘扬，直入云霄。他希望儿子长大后也能成为升旗手。”
医生们告诉我，陶维革的血小板和血色素一直很低，不到正常人的1/3.在这种情况下，稍微剧烈一点儿的运动就可能导致死亡。4月6日，他以病弱之躯，在医院参与抢救一名因病重想跳楼自杀的病友，医生说，他后来的颅内出血，与这次救人行动有一定的关系。
灵车来了。
我和耿处长他们不忍再呆下去，悄悄地离开了病房。出了医院，我们沿着马路走了很长一段，我的心中感到异常的失落。江城武汉的街头依旧是车水马龙，没有人注意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刚刚与一位29岁的青年诀别。人们为着自己的目的来去匆匆。
晚上6时，我给报社发了消息《“国旗卫士”陶维革病逝》：
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原国旗班战士陶维革因再一次颅内严重出血，经医生全力抢救无效，于今天下午2时20分离开了人世。
陶维革今年29岁，原是武警部队天安门国旗班的一名战士。在国旗班，为维护祖国的尊严，他曾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十二指肠穿孔的剧痛，坚持站完两小时的岗。退役后陶维革不幸身染重病，一度病危。
去年年初，他在病危之时仍心系五星红旗，并写信给本报，表达了他对国旗朴素真挚的热爱。本报去年3月24日报道后，引起了全国众多新闻媒介的关注，他的爱国敬业精神也感染了社会各界群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曾为其捐赠药品，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也曾为陶维革捐款。
据了解，在重病期间，陶维革曾多次到学校、部队等场所向群众讲解国旗知识。他生前曾表示：“只要能活一天，就要讲一天国旗。”
此消息经修改后于次日在《人民日报》一版见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联播中摘播了这一消息。
为国旗卫士壮行
等到一切事务处理完毕，已是晚上10时多。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便匆匆忙忙地从武警湖北总队的招待所出来，拦了一辆出租车。
“什么地方能买到鲜花？”我问司机。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司机咕哝了一句。
我上了车说：“咱们一起找找吧。”
车子在武昌区域内转了一圈，可能的确是因为太晚了，或者说是我的心还不够诚，没有发现一家鲜花店。
6月6日上午，武汉汉口殡仪馆最大的追悼大厅，也没能容纳下向一位普通的退伍武警战士遗体告别的人们。国旗卫士陶维革不平凡的经历震撼了千万人的心，他的离去也牵动无数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
大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凝聚众人心，国旗卫士播洒爱国情”的挽联。
近千名各界人士陆续赶来为他送行。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有稚气未脱的少年，有武汉市各界的崇敬者，有远道而来的战友。
陶维革身着橄榄绿便军装，左胸佩带32枚金光闪闪的国旗徽章和国徽徽章，身上覆盖着一面他曾深深眷恋的五星红旗，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
追悼大厅两旁，摆满了社会各界敬献的花圈，落款单位有：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上海文汇报、广州友人潘励志、北京好友郭海燕、黄冈市政府、武汉市委宣传部、杭州市委宣传部……全国各地的人们以这种传统方式表达了对这位普通的退伍战士的深切哀悼。
我没有放弃昨夜的想法。在汉口殡仪馆外面，有好几家卖花圈和祭品的小店，我挨家问了，回答都是只有纸花，没有鲜花。我不死心，又去问殡仪馆的值班人员，终于有人告诉我，在追悼大厅的后面有一间卖鲜花的小店。
我在那里选了10朵鲜花，总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只是那两种花我都叫不出名字，且有点蔫，希望维革不会介意。之后，我把花扎在一起，放到了陶维革的灵柩前。5朵红花代表他所热爱的国旗颜色，5朵黄花代表国旗上的5颗星，以此寄托我和我的同事对这位国旗卫士的哀思。
年仅29岁的陶维革带着对国旗的深深眷恋走了，但我相信，他对五星红旗，对祖国的一片真情会永驻人间。
当面容憔悴的陶维革离开北湖小学时，1800多名师生不约而同地为他唱起了《祝你平安》这首歌。
1995年12月29日晚，美丽的杭城以十二分的热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陶维革静静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便匆匆忙忙地从武警湖北总队的招待所出来，拦了一辆出租车。
大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凝聚众人心，国旗卫士播洒爱国情”的挽联。
“我想做点事情回报社会”
1995年国庆节，陶维革到北京了却“向国旗敬个礼”的夙愿后，深知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在那次赴家乡黄冈的路上，陶维革对陪伴的亲属说：“社会各界这样救助我，我很过意不去。我想自己应该做点事情回报社会，报答国旗。我没啥专长，但我升过、护过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我活一天，就要讲一天国旗。”
湖北省有关部门的领导到武汉协和医院探望他时，陶维革曾说过一番心里话：“这么多的关心，仿佛一股股爱的暖流，始终在我身上流淌。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名工人，我没为国家做多少贡献，没给单位创造多少价值。我生病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都关心我，原来部队的首长在百忙中专程来看我，这些使我感到党和咱们普通工人的心连在一起，各级领导的心中有我们普通百姓！以前，我觉得孔繁森同志在山东、在西藏，比较远，现在深切感到孔繁森同志就在我身边！”
他在给广州24中、26中、沙东中学的同学的回信中深情地说：
“当我收到同学们的慰问信和捐赠的慰问款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动得流泪了，我深深地被你们的那真切的情谊所感动。因为这些钱代表着一颗颗炽热的心！信中每一句都饱含着爱国主义的光芒！每一字都充满着对五星红旗的爱！这些充分表明，中华儿女的心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在五星红旗下，人间真情依然在！”
“此时此刻，我也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只是要对你们说，愿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愿爱国主义精神永存！因为是五星红旗使我们的心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
“我作为千千万万个退伍战士中的一员，当大家得知我的病情和我在生命垂危时的愿望后，自发地为我治病捐款，不断送来关心和问候，这些使我充分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反映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进一步增强了我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
“近来年，由于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虽然有所抬头，但这毕竟只占少数。而你们的行为表明，雷锋在中国不止一个，而是千千万万！有许许多多像你们这样的雷锋，就一定能抵御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失去市场。”
“今天，我虽然得了不治之症，现在虽然躺在病床上，但我只要看到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拉着一双双热情温暖的手，我就感到有无穷的信心和力量，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生存希望，我也将发扬国旗卫士的坚强精神，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直至最后的胜利，为五星红旗增光，为祖国做贡献，不辜负你们的殷切期望和深情厚爱！”
这些话，是陶维革的肺腑之言；这些话，是对人间真情的高度赞美；这些话，也是对五星红旗和伟大祖国的热情讴歌。
他经常对人们说：“患我这样重病的人绝非我一人，而是千千万万，但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把这么多的关心和问候都给予了我，主要是因为，国旗在大家心目中都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大家关心的是我，但崇拜的是国旗，热爱的是祖国，国旗和祖国是我们共同的热爱和崇拜！我们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面五星红旗！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国旗，就没有我的今天。”
他说出了他的深切体会，他也说出了我们的共同感觉。从这一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旗在我们心中”“祖国在我们心中”这些口号，既是抽象伟大的，也是具体生动的。
1996年6月2日，星期天。我的寻呼机突然响了。陶维革的哥哥呼我，陶维革的病情恶化。6月4日，又传来了坏消息，陶维革病危。根据报社领导的指示，我于6月5日上午赶往武汉看望，没想到，探望竟成了诀别。
“活一天，我就要讲一天国旗”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陶维革先后参加升旗活动，做辅导报告达21场次，听众超过5万人次。
他还通过邮寄“国旗讲稿”等方式宣传国旗知识，浙江大学、北大附中、湖北攸县一中、天津法政桥二小等单位都收到过他的“国旗讲稿”。在医院，经常有湖北省的中小学生前去探望。几乎每次，他都坐在病床上给他们讲国旗知识，向他们赠送国旗徽章。
针对不同的对象，他把《国旗讲稿》修改了八遍。
为了讲好国旗，他有时忙到晚上10时。为了不影响病友休息，他就到走廊去准备。
为了使讲稿内容更丰富，他每天购买报纸，增加一些新的内容。
为了讲得真切，他还请《湖北日报》的高级编辑以及黄冈中学的高级教师提意见。
武汉市图书馆馆长听了陶维革的报告，对其《国旗讲稿》大加赞赏：“真实的故事、真切的感受、朴素的语言、不朽的财富！”
也许是精神上的作用，加上“健白”“肝血宝”等药物已开始发挥作用，陶维革的身体虽然仍十分虚弱，但病情开始稳定。
1995年10月26日上午，他来到了地处武汉市商业中心的新安街小学，在这个商业气息浓郁的地方，他亲手帮孩子们升起了国旗。这是他离开北京五年后的第一次升旗，这也是他做的第一场报告，他给同学们讲了国旗的来历和意义，讲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升旗仪式。
10月30日，陶维革来到了武昌水果湖第二小学，也算是对同学们的回访。
他对同学们说：“你们是小朋友，但却是我的老朋友，我今天就是来看你们这些老朋友的，来感谢你们这些老朋友的……”
升旗仪式结束后，陶维革来到了安艺和宋永佳同学所在的班级。他说：“你们托我的事我替你们完成了，国旗护卫队的叔叔们还向你们问好。”
他把国旗护卫队赠给孩子们的礼物给了同学们，那是一条红领巾，上面别着55颗国旗徽章。红领巾上写着“热爱国旗，重于生命，好好学习，天天进步”的赠言。
1996年4月9日，陶维革冒雨来到武汉江汉区北湖小学，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病床宣讲国旗知识。小小的阶梯教室容纳不下众多的听众，1000多名没进教室的师生就站在走廊里听。
当面容憔悴的陶维革离开北湖小学时，1800多名师生不约而同地为他唱起了《祝你平安》这首歌。风雨中，陶维革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手握鲜花，热泪滚滚，在学校门口站了很久很久。
倡议：做一个爱国敬业的青年
1995年12月29日晚，美丽的杭城以十二分的热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国旗之子陶维革。
陶维革与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缘于一本叫做《文化娱乐》的杂志。受杭州市团委的邀请，我和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的记者赵涌也专程赶赴杭州。1995年10月，为纪念建国45周年，《文化娱乐》杂志社以特稿的形式刊登了一篇长篇通讯――《祖国第一哨》。以此为缘，杭州市决定邀请陶维革参加1996年的新年升旗仪式。
到杭州去也是陶维革的心愿：再次亲眼看看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也看看那些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际无私地关心自己、帮助自己的浙江亲人。
在陶维革病危期间，许许多多的浙江群众无私地奉献过自己的爱心，曾亲手治愈过“再障”的建德市老中医王领招给他寄去了秘方；绍兴乐清薛家弄7号的蒋天云委托杭州新闻广播电台寄去了100元人民币；再有浙江中医研究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魏克民教授，出差北京途中得知此事，连夜打电话到《人民日报》社，次日又到国旗护卫队打听陶维革的消息。10月29日，魏克民与武汉协和医院联系后，自费赶到武汉给陶维革会诊，还免费带去了服用200天的新药。
陶维革的到来，在杭州的青少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专门组织百名中小学生小旗手与陶维革座谈，同学们的话题一个接一个：“您第一次升国旗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您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无憾的感觉？”“当国旗给了您第二次生命的时候，你想过以怎样的方式报答社会吗？”……陶维革用朴素的话语一一做了回答之后，同学们又争先恐后地围上去，与他们心目中爱戴的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国旗卫士合影，请他签名留念。
元月1日，我向报社发回了报道：
1996年的第一个早晨，杭州市1000名各界青年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举行隆重的元旦升旗仪式，并向全国青年朋友发出了题为《做一个爱国敬业的青年》的倡议书。身染沉疴仍心系国旗的原国旗班战士陶维革也专程到杭州参加升旗仪式。
倡议书说，陶维革同志是我们千千万万普通青年中的一员，从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我们都可以做到爱国和敬业的和谐统一。对祖国忠诚和为国家奉献一切是一个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而爱岗尽责的敬业品德也正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动体现。
倡议书要求全体青年在新的一年里要努力让爱国主义成为自己内化于心的一种观念，真正把“祖国至上、国旗至上”的信仰作为一种美德加以彰扬。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岗位，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都应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要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发扬助人不图报、奉献不索求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正气，鞭挞丑恶，为改良社会风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杭州市团委书记王海超在谈到这次发倡议的目的时说，一段时期以来，在部分青年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有所抬头，个别青年精神空虚，不思进取，纪律松弛，作风散漫。这些现象让每一个正直的青年感到忧虑。他说：“杭州市各界青年要与全国青年朋友一道，在新年中心存祖国之‘大我’，岗位学习、岗位成才、岗位奉献，在我国‘九五’规划第一年中建功立业。”
那些天，杭州的不少青少年心里想着这样一件事，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来报答这个社会？我们决心用自己的行动表达自己的决心：爱国，敬业，做好事，不留名！
“维革，我来看你了”
陶维革病危的消息引起了报社领导的高度关注。一直关心并指导这组报道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同志说：“应该去，只要是为国家、为国旗做出过贡献的人，人们都不能忘记他。”副总编辑张虎生也指示要尽快赶去武汉，并表示可以继续报道此事。
1996年6月5日下午1时，我终于赶到了湖北武汉协和医院血液科病房。同我一起到达武汉的，还有武警北京一总队宣传处的耿大建副处长和天安门警卫支队的领导。
陶维革静静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我握住他的手，轻声呼唤：“维革，我来看你了。”他的手心还是温热的，但我知道，他已听不到任何声音，因为颅内出血已导致他的大脑死亡，仅靠仪器维持呼吸和心跳。
病房内外来了好多人，显得有些嘈杂。湖北的主要新闻媒介都赶到了现场，我记得有电视台和电台的记者采访我。还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人，大家都在准备着自己要做的事。生与死，就是那么现实地摆在人们面前，说实话，这还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此临近一位生命垂危的人，1993年春节前夕，家父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我都因故未能回家见最后一面。
29岁，的确是太年轻。应该是一切刚刚走上正轨，刚刚可以为自己一生的理想做点什么的时候，怎么能就这样把他带走呢？
事实是无情的。下午2时20分，陶维革那颗对国旗充满深情的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他的哥哥陶维号从他上衣左口袋里掏出一枚国旗徽章（他曾说过，“这里离心最近”），放到他的右手中，因为他的这只手曾无数次紧握过扛在肩上的五星红旗。
我抑制着悲痛，抱起他那不满两岁的孩子，陪着他的妻子夏荣军走出病房。我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夏荣军哽咽着说：“叫陶凌霄，是维革起的，寓意是五星红旗永远凌空飘扬，直入云霄。他希望儿子长大后也能成为升旗手。”
医生们告诉我，陶维革的血小板和血色素一直很低，不到正常人的1/3.在这种情况下，稍微剧烈一点儿的运动就可能导致死亡。4月6日，他以病弱之躯，在医院参与抢救一名因病重想跳楼自杀的病友，医生说，他后来的颅内出血，与这次救人行动有一定的关系。
灵车来了。
我和耿处长他们不忍再呆下去，悄悄地离开了病房。出了医院，我们沿着马路走了很长一段，我的心中感到异常的失落。江城武汉的街头依旧是车水马龙，没有人注意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刚刚与一位29岁的青年诀别。人们为着自己的目的来去匆匆。
晚上6时，我给报社发了消息《“国旗卫士”陶维革病逝》：
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原国旗班战士陶维革因再一次颅内严重出血，经医生全力抢救无效，于今天下午2时20分离开了人世。
陶维革今年29岁，原是武警部队天安门国旗班的一名战士。在国旗班，为维护祖国的尊严，他曾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十二指肠穿孔的剧痛，坚持站完两小时的岗。退役后陶维革不幸身染重病，一度病危。
去年年初，他在病危之时仍心系五星红旗，并写信给本报，表达了他对国旗朴素真挚的热爱。本报去年3月24日报道后，引起了全国众多新闻媒介的关注，他的爱国敬业精神也感染了社会各界群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曾为其捐赠药品，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也曾为陶维革捐款。
据了解，在重病期间，陶维革曾多次到学校、部队等场所向群众讲解国旗知识。他生前曾表示：“只要能活一天，就要讲一天国旗。”
此消息经修改后于次日在《人民日报》一版见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联播中摘播了这一消息。
为国旗卫士壮行
等到一切事务处理完毕，已是晚上10时多。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便匆匆忙忙地从武警湖北总队的招待所出来，拦了一辆出租车。
“什么地方能买到鲜花？”我问司机。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司机咕哝了一句。
我上了车说：“咱们一起找找吧。”
车子在武昌区域内转了一圈，可能的确是因为太晚了，或者说是我的心还不够诚，没有发现一家鲜花店。
6月6日上午，武汉汉口殡仪馆最大的追悼大厅，也没能容纳下向一位普通的退伍武警战士遗体告别的人们。国旗卫士陶维革不平凡的经历震撼了千万人的心，他的离去也牵动无数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
大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凝聚众人心，国旗卫士播洒爱国情”的挽联。
近千名各界人士陆续赶来为他送行。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有稚气未脱的少年，有武汉市各界的崇敬者，有远道而来的战友。
陶维革身着橄榄绿便军装，左胸佩带32枚金光闪闪的国旗徽章和国徽徽章，身上覆盖着一面他曾深深眷恋的五星红旗，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
追悼大厅两旁，摆满了社会各界敬献的花圈，落款单位有：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上海文汇报、广州友人潘励志、北京好友郭海燕、黄冈市政府、武汉市委宣传部、杭州市委宣传部……全国各地的人们以这种传统方式表达了对这位普通的退伍战士的深切哀悼。
我没有放弃昨夜的想法。在汉口殡仪馆外面，有好几家卖花圈和祭品的小店，我挨家问了，回答都是只有纸花，没有鲜花。我不死心，又去问殡仪馆的值班人员，终于有人告诉我，在追悼大厅的后面有一间卖鲜花的小店。
我在那里选了10朵鲜花，总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只是那两种花我都叫不出名字，且有点蔫，希望维革不会介意。之后，我把花扎在一起，放到了陶维革的灵柩前。5朵红花代表他所热爱的国旗颜色，5朵黄花代表国旗上的5颗星，以此寄托我和我的同事对这位国旗卫士的哀思。
年仅29岁的陶维革带着对国旗的深深眷恋走了，但我相信，他对五星红旗，对祖国的一片真情会永驻人间。
